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
彼得堡
1891年10月29—31日［于伦敦］
阁下： 你9月21日的信寄到这里时，我正在苏格兰和爱尔兰旅行[130]；直到今天，才有暇复信。
你1月20日的来信确已遗失，对此我倍感遗憾：首先是因为信中那些有趣的材料，隔这样久才看到，其次是因为，这样一来，又得麻烦你为我重写一遍。非常感激！
俾斯麦所说的那种“百万富翁的培植”，看来，在你们国家确实正在飞速进行。你们的官方统计所提供的利润数字，目前在英国、法国和德国的纺织厂里简直是闻所未闻的。平均利润达到百分之十、百分之十五，最高百分之二十，而在异常繁荣的年头达到百分之二十五至三十，在此地已经算是 厚利了。只是在现代工业的幼年时期，某些拥有最精良、最新式的机器的企业，由于它们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要比当时的社会必要劳动少得多，才能保证这样的利润率。如今，只有利用某项新发明进行投机得手的企业，才能获取这样的利润，而这种企业也不过是百里逢一的，其余的绝大多数要遭到彻底的失败。
今天，只有一个国家能够在主要工业部门有这样的，或接近于这样的利润，这就是美利坚合众国。在那里，国内战争以后实行的保护关税率和目前实行的麦金利关税率[192]导致了这样的结果，那里的利润必然是而且也确实是巨大的。这种情况完全取决于随时可修改的税率立法，而这一事实就足以防止任何较大量的 外国资本投入这些工业部门（所谓的大量，是同投入这些部门的本国资本比较而言），从而也就杜绝了竞争和利润下降的主要根源。
你描述了现代工业的扩展在人民大众生活中所引起的变化，即 为生产者的直接消费而进行生产的家庭工业的消灭以及随之而来的那种为包买资本家进行生产的家庭工业的逐渐消灭，使我清晰地回想起我们的作者所写的关于《国内市场的形成》那一章[193]，也使我回想起中欧、西欧大部分地区在1820至1840年间出现的情景。当然，这种变化在你们那里引起的结果稍有不同。法国和德国的农民私有者是富有生命力的：他们还要在高利贷者手里辗转挣扎两三代，才会最终卖掉自己的土地和房屋，至少在现代工业尚未扩及的地方是如此。在德国，农民由于从事种种家庭手工业，例如制作烟斗、玩具、篮子等，才没有陷于绝境，而且这还是为资本家进行生产的。他们认为耕作自己小块土地之余的空闲时间是没有价值的，所以把用额外劳动挣得的每一戈比都看作纯收益。因此，在德国，这种手工业的报酬低到了极点，其产品价格也便宜到难以置信的程度。
你们那里存在着必须加以克服的公社的阻力（尽管我觉得这种阻力在同现代资本主义的不断斗争中必然大大减弱），其次，正如你在5月1日的信中所说的，你们那里还有向大土地所有者租种土地的做法；这使土地所有者能获得剩余价值，同时也使农民得以 作为农民继续勉强维持生存；至于富农，依我看，一般说来，也是宁肯把农民作为 剥削对象紧紧抓住，而不愿一下子让他们倾家荡产，把他们的土地据为己有。由此我得出的结论是，俄国的农民在那些还不需要他们作为工人进入工厂或城市的地方，生命力也是很强的，同样要在生死线上长期顽强地挣扎。
年轻的俄国资产阶级获得的巨额利润，以及你如此出色地阐明的这种利润对好的年成（收成）的依赖关系，说明了许多否则便很不清楚的现象。例如，我应当怎样理解今晨在伦敦一家报纸的敖德萨通讯中读到的一种说法：俄国的商业阶级看来醉心于这样的想法，即战争是唯一真正的万应灵药，它能使俄国一切工业部门摆脱目前遇到的日益加剧的萧条和不受信任状态。如果我不知道靠关税率人为造成的工业是完全依赖于国内市场和农业区的收成的，——因为这种工业的产品的唯一购买者的购买力取决于其收成的好坏，——我怎么能理解和解释上面的说法呢！这个市场既然在缩小，那末，在幼稚的人们看来，还有什么比通过胜利的战争来扩大市场更为天经地义的呢？
你们那里，收成好并 不意味着谷物价格的必然下降，你对这种似乎矛盾的现象所作的说明，很有意思。如果我们对各国的和各文明阶段的实际经济关系加以研究，便可看出，十八世纪那些唯理主义的概括，谬误和浅陋到何等惊人的地步，——譬如说，那个善良的老亚当·斯密就把爱丁堡和洛蒂昂各郡的情况当作普天下的一般情况！可是，普希金已经知道了这一点：
……当它有天然物产的时候，为什么不需要黄金。
父亲不能理解他，
还是拿土地做抵押。
［注：引自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编者注］
忠实于你的 派·怀·罗舍
［注：恩格斯的化名。——编者注］
下星期一，我又要着手第三卷 ［注：《资本论》。——编者注］的工作了，但愿能一气完成，不再中断。
因为有事耽搁，这封信直到今天，10月31日才写完。
[130]1891年夏、秋两季，恩格斯由于过度劳累，不止一次地中断工作，离开伦敦。6月26日至8月24日（有间断），他同肖莱马和哈尼在赖德（威特岛）休养，住在他内侄女玛·艾·罗舍家里；后来，约从9月8日至23日，恩格斯同玛·艾·罗舍和路·考茨基在爱尔兰和苏格兰旅行。——第117、119、122、135、142、144、149、163、193、247、427页。
[192]麦金利保护关税率（麦金利是美国共和党的首领之一），1890年实行。这一税率是为垄断组织服务的，它大大提高了输入美国的工业品的进口税，结果造成了日用品价格的上涨和工人阶级状况的恶化。恩格斯在《美国的总统选举》一文中对这一税率作了评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388—391页）。——第194页。
[193]指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24章第5节。——第194页。
致保尔·拉法格
勒-佩勒
1891年10月31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法格： 路易莎和我，为上星期日 ［注：10月25日。——编者注］的选举结果，向你表示衷心祝贺。“这是壮观的”，而且这是“作战”。[194]不错，有四千四百名选民弃权和受蒙蔽，然而，要使德帕斯的票数超过你而被通过 ［注：俏皮话：德帕斯这个姓的原文是《Depasse》，同“超过”（dépasser）、“通过”（passer）的发音相近。——编者注］（噢，双关语！腹泻时才会这样通畅，但愿这次也能通过！），就得把这些弃权者中的三千一百多人联合在你的竞选对手周围。这是前所未有的！你的成就简直令人陶醉。总之，八天后我们将为你的最后胜利干杯，——不过明天我们也决不会把你忘掉。
我从劳拉和你寄来的报纸上发现，政府的激进化报刊最终不得不报道你们的选举。《时报》的胡言乱语，只会有利于你。冰层既已破开，无论这些先生们说些什么，对你只会有益无损。连《正义报》的勇士佩尔坦也迫不得已替你讲话。
你如当选，议院将面临一个新的难题：是否把赞成释放你的问题付诸表决？
众议院的激进派中，以米勒兰、奥韦拉克、莫罗为一方，以支持克列孟梭的多数为另一方，正酝酿着一场新的分裂，这是怎么回事呢？你提到同前一部分人建立联盟的可能性。[195]但他们能同你们一道走多远呢？据我所知，众议院中那些名义上被认为是“社会主义者”的激进派，迄今只不过是蒲鲁东主义的残余而已，而且他们这些蒲鲁东主义的残余，公开反对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我看，同这些甚至在原则上也不承认这一点的人，不可能实行联合，不可能建立统一的 派别。换句话说，我认为同他们建立比较短暂的联盟是允许的，但不能实行联合。不过，既然看来有了一些新的进展，——对此我还不清楚，——我得等你提供情况，然后才能发表意见。事实上，假如众议院中的激进派开始转向我们，这当然不坏，——多么好的征兆呵！
劳拉和你觉得我的文章 ［注：弗·恩格斯《德国的社会主义》。——编者注］很好并具有现实意义，我很高兴，但《年鉴》 ［注：《工人党年鉴》。——编者注］的另一些人——阿尔吉里阿德斯们及其一伙会说些什么呢。我总觉得，自己无力满足这些普天下之友先生们的愿望，我为他们撰写的预约文章全然不是他们所希望的。要是同贝努瓦·马隆先生和巴黎社会主义的其他泰斗们那些词藻华丽的作品放在一起，这篇文章几乎是无法接受的。一开始，我就对劳拉说过，在当前情况下，我不得不写一些使许多人不愉快的东西，既然她想要，我就依从了。我很清楚，《社会主义者报》将会毫不迟疑地刊用此文，而《年鉴》则是另一回事了。但不管怎样，我们将发表这篇东西，而且，看来它会引起喧嚣。
在爱尔福特一切都很顺利。[166]反对派的那些蠢驴在全党的代表们面前表明，他们确实是丝毫不值得同情的蠢驴和懦夫。这些人若不是糊涂虫，便是隐蔽的无政府主义者，或者是警探。昨晚在柏林举行了集会，代表们要在会上做报告；反对派先生们谅已被击溃。另一方面，福尔马尔不仅在爱尔福特被迫后退，而且在慕尼黑[196]，当他向自己的选举者发表讲话，而这些选举者否决了他提出的决议案时，这种后退就更加明显。在该决议案中，福尔马尔没有直接攻击爱尔福特针对他通过的各项决定，而企图塞进一些反映了他在几次反动讲话中所坚持的观点的词句。福尔马尔不得不自己提出新的决议案：无条件地服从爱尔福特的各项决定。这个决议案被一致通过。情况正象倍倍尔在给我的信中所说的那样，凡是退党或被开除出党的人，都要成为政治僵尸[197]，而福尔马尔先生对此是一清二楚的，所以没有采取势必会使自己落到同样下场的行动。尽管如此，他仍然是我们党内最危险的阴谋家。
总之，在德国，事情在前进中，你们那里很快也会走上轨道。我们或许能够避免一场战争，而由于我们不慌不忙、有条不紊，这可能给法国人以机会猛冲向前，再次超越我们。“世纪末”将是不错的，它可能胜过1793年。
你们的资产者和俄国人是何等的愚蠢啊！如果战争爆发，谁占优势，将取决于拥有海军和海上霸权的英国，——这些先生们竟然在埃及问题上触怒英国，把英国推向德国人的怀抱！
向劳拉问好。那份维也纳妇女的报纸尚未出版，想来是因为经费不足。
你的 弗·恩·
[166]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于1891年10月14日至21日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有二百五十八名。
这次代表大会以前，党的革命核心反对大肆活动的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分子的思想斗争已经激化，这些分子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造成了严重的党内危机。
巴伐利亚社会民主党人的首领福尔马尔的演说，成了在会议和报刊上对纲领性和策略性问题进行激烈争论的导火线。福尔马尔企图使党离开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硬要党接受机会主义的改良主义策略（见注135）。
所谓的“青年派”——1890年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形成的小资产阶级的半无政府主义反对派，利用福尔马尔的演说，再次向党发动进攻（1891年夏、秋两季）。“青年派”的支柱是柏林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因此又名柏林反对派。“青年派”的主要核心是由那些以党的理论家和领导者自居的大学生、年轻的文学家组成的。其主要首领是保·恩斯特、汉·弥勒、保·康普夫麦尔、布·维勒、卡·维耳德贝尔格、威·威纳尔等人。“青年派”忽视在非常法废除后党的活动条件发生的变化，否认利用合法斗争形式的必要性，反对社会民主党参加议会选举和利用议会的讲坛，蛊惑人心地指责党及其执行委员会维护小资产阶级利益，奉行机会主义，破坏党的民主。柏林反对派的首领特别攻击党的领导人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青年派”的言行带有宗派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的性质，对党的统一也是巨大的危险。爱尔福特代表大会面临着的极为重大的任务，是克服党内危机、巩固德国党的队伍。
代表大会讨论了下列问题：党的执行委员会的总结报告、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的活动、党的策略、新纲领草案、组织问题。
代表大会前的思想斗争也在大会上继续进行，特别是围绕着党的策略问题。奥·倍倍尔就这一问题作了报告。倍倍尔在自己的报告和发言中，以及其他在大会上发言的代表（首先是辛格尔、李卜克内西、费舍）给“左”的和右的机会主义分子以坚决反击。大会的多数代表赞同倍倍尔提出的关于党的策略的决议。决议着重指出：工人运动的主要目的是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而达到这一目的绝不是意外的巧合，而是在群众中坚持不渝地进行工作和巧妙地运用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一切途径和手段的结果。决议指出：德国党是斗争的党，它坚持过去的革命策略。福尔马尔及其支持者陷于孤立，不得不实行退却。大会通过了关于把“青年派”首领威纳尔和维耳德贝尔格开除出党的决议，因为他们进行了给党带来危害的分裂和诽谤活动；柏林反对派一些积极活动的成员自动宣布脱离党，闭幕前即离开了大会。
大会一项极重要的决议是通过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新纲领。威·李卜克内西在大会上作了关于纲领的报告。
爱尔福特纲领比哥达纲领前进了一大步，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它摒弃了拉萨尔派的改良主义教条；纲领科学地论证了资本主义制度灭亡和被社会主义制度取代的必然性，并指出：为了对社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无产阶级必须夺取政权。
此外，纲领也有严重的缺点，其中最主要的是没有提到无产阶级专政是对社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手段这一原理。纲领也没有提出推翻君主制、建立民主共和国、改造德国国家制度等要求。在这方面，恩格斯在《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中对纲领最初草案提出的意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263—280页），也适用于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通过的纲领。
爱尔福特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德国工人运动中的地位的确立。——第154、169、173、177、179、182、188、192、198、203、215、217、233、270、455页。
[194]恩格斯在这里是套用据说是法国将军博斯凯的一句话（见注111）。——第196页。
[195]保·拉法格在1891年10月24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说，如果他被选进众议院，他打算在众议院里组织一个有社会主义者和一些拥护他为候选人的激进派参加的六十至八十人的统一的派别。恩格斯在这封信以及后来的一些信中，向拉法格指出他这个想法是错误的。——第197页。
[196]1891年10月26日在慕尼黑举行的社会民主党人会议上，福尔马尔作了关于爱尔福特代表大会的报告，他对代表大会关于把某些“青年派”首领开除出党的决定（见注166）表示遗憾。会议就他的报告一致通过一项决议：会议赞同代表大会关于党的策略的决定，并建议所有党员在自己的活动中遵循此决定。——第198、210、215页。
[197]恩格斯在这里引用的是倍倍尔1891年10月29日信里的话。——第198页。
致康拉德·施米特
苏黎世
1891年11月1日于伦敦
亲爱的施米特： 首先祝贺你订婚，并希望不久的将来祝贺你新婚之喜。这一决定性的日子何时到来，望告知，我们好为你的健康和你年轻的新娘的健康干杯，今天午餐时，暂为你干一杯波尔图酒，作为开端。
同时，祝贺你同古滕塔格签订了合同。这篇东西值得下一番功夫，但需要时间。[198]下星期，我要着手第三卷 ［注：《资本论》。——编者注］（正因为如此，我才这样迅速地给你复信，我要在此以前把该写的信都写完），并打算一气完成这项工作，不再中断。这样你还可以把这一必不可少的总结部分也包括在内。
不读黑格尔的著作，当然不行，而且还需要时间来消化。先读《哲学全书》的《小逻辑》，是很好的办法。可是，你要采用《全集》第六卷，而不要采用罗生克兰茨编的单行本（1845年版），因为前者引自《讲演录》的解释性的补充要多得多，尽管恒宁格这个蠢驴自己对这些补充也往往全然不懂。
在导言中你会看到，首先是第26节等批判沃尔弗对莱布尼茨的修改（ 历史意义上的形而上学），其次是第37节等批判英、法经验主义，再其次是第40节及以下各节批判康德，最后是第61节批判雅科比神秘主义。在第一篇（《存在论》）中，你无须在《存在》和《无》上花费过多的时间；《质》的最后几节，以及《量》和《度》，就好得多了。但是，主要部分是《本质论》：揭示了抽象的对立是站不住脚的，人们刚想抓住一个方面，它就悄悄地转化为另一个方面，如此等等。你随时可以通过一些具体的例子弄清这一点。譬如，你作为未婚夫，会在自己和你的未婚妻身上看到同一和差异的不可分离的鲜明例证。根本无法判明：性爱的欢娱，是来自差异中的同一呢，还是来自同一中的差异？在这里，如果抛开差异（这里指的是性别）或同一（两者都属于人类），那你还剩下什么呢？我记得，正是同一和差异的这种不可分离，最初是怎样折磨我的，尽管我们每前进一步都不能不碰到这个问题。
然而，千万不要象巴尔特先生那样读黑格尔的著作，就是在黑格尔的著作中寻找作为他建立体系的杠杆的那些谬误的推论和牵强附会之处。这纯粹是小学生做作业。更为重要的是：从不正确的形式和人为的联系中找出正确的和天才的东西。例如，从一个范畴过渡到另一个范畴，或者从一个对立面过渡到另一个对立面，几乎总是随意的，经常是通过俏皮的说法表述的，比如，肯定和否定（第120节）二者“灭亡了”，黑格尔就可以转到“根据” ［注：“灭亡”的原文是《Zu Grunde gehen》而《Grund》有“根据”的意思。——编者注］的范畴上去。在这方面思考过多，简直是浪费时间。
由于黑格尔的每一个范畴都是哲学史上的一个阶段（他在多数情况下也指出这种阶段），所以你最好把《哲学史讲演录》（最天才的著作之一）拿来作一比较。建议你读一读《美学》，作为消遣。只要你稍微读进去，就会赞叹不已。
黑格尔的辩证法之所以是颠倒的，是因为辩证法在黑格尔看来应当是“思想的自我发展”，因而事物的辩证法只是它的反光。而实际上，我们头脑中的辩证法只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进行的、并服从于辩证形式的现实发展的反映。
即使把马克思的从商品到资本的发展同黑格尔的从存在到本质的发展作一比较，你也会看到一种绝妙的对照：一方面是具体的发展，正如现实中所发生的那样；而另一方面是抽象的结构，在其中非常天才的思想以及有些地方是极其重要的转化，如质和量的互相转化，被说成一种概念向另一种概念的表面上的自我发展。这类例子，还可以举出一打来。
高贵的沃尔弗把他著作 ［注：尤·沃尔弗《马克思的平均利润率的谜》。——编者注］的单行本寄给了我。但我还没有看，尽管有一位匿名的“敬仰者”问我 ［注：见本卷第153页。——编者注］，是否打算给这个家伙“一个耳光”。跟这样的教授算账，总会有时间的。
党代表大会开得很好。[166]为了对付“反对派”而花费这么多的时间，这于事丝毫无损；就让市侩们尽情地高兴去吧，但这在党内却产生了良好的作用。
布鲁塞尔代表大会[77]以后，倍倍尔和阿德勒来此住了几天。我们都很愉快。伯恩施坦为拉萨尔全集撰写的那篇很好的序言，即将用英文出版。
[190]
希望你第一次开课时有很多学生听课。
向你致最好的问候。
你的 弗·恩格斯
考茨基夫人也向你和你的未婚妻衷心祝贺。
[77]第二次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于1891年8月16—22日在布鲁塞尔举行。出席代表大会的有来自欧洲许多国家和美国的三百三十七名代表。就其组成来看，这基本上是一次马克思派的代表大会。可能派（见注30）的首领们要把大会的召开控制在自己手里的企图遭到了失败，因而没有出席。大会以多数票通过了一项决定，不许来到代表大会的无政府主义者参加代表大会的工作。英国工联的代表出席了代表大会，恩格斯认为这是一件极好的事情。美国代表中间，除了社会主义者外，还有美国工会组织的代表。
代表大会的议程有关于劳工保护法、关于罢工和抵制、关于军国主义、关于庆祝五一节等问题。
关于第一个问题的决议中，号召全世界工人把自己的力量联合起来，反对资本家的统治，在工人有政治权利的地方，应当利用这些权利，使自己摆脱雇佣奴隶的地位。在关于罢工和抵制的决议中，代表大会建议工人采用这些斗争手段。这一决议特别强调了工会组织对工人的绝对必要性。
代表大会的中心问题是关于工人阶级对军国主义的态度问题。在李卜克内西和瓦扬就这个问题所做的报告以及李卜克内西提出的决议案中，包含了这样一些论点：军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只有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才能彻底铲除军国主义和导致各国人民之间的和平，真正主张和平的政党是社会主义者的党。但是，决议案中没有明确规定反对战争威胁的具体任务和斗争手段。
荷兰代表、第二国际中半无政府主义者的头子多·纽文胡斯反对李卜克内西的决议案。他提出了另一个决议案，根据这个决议案，每当发生战争的时候，各国社会主义者都应当号召本国人民起来举行总罢工。纽文胡斯的无政府主义空谈没有得到代表大会的支持。绝大多数代表投票赞成威·李卜克内西提出的决议案。
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决议对国际工人运动具有重大意义。恩格斯把代表大会的结果看作“马克思主义者在原则上和策略上的胜利”。——第62、68、71、77、121、124、132—135、137、141、144—146、149、163、204页。
[166]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于1891年10月14日至21日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有二百五十八名。
这次代表大会以前，党的革命核心反对大肆活动的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分子的思想斗争已经激化，这些分子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造成了严重的党内危机。
巴伐利亚社会民主党人的首领福尔马尔的演说，成了在会议和报刊上对纲领性和策略性问题进行激烈争论的导火线。福尔马尔企图使党离开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硬要党接受机会主义的改良主义策略（见注135）。
所谓的“青年派”——1890年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形成的小资产阶级的半无政府主义反对派，利用福尔马尔的演说，再次向党发动进攻（1891年夏、秋两季）。“青年派”的支柱是柏林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因此又名柏林反对派。“青年派”的主要核心是由那些以党的理论家和领导者自居的大学生、年轻的文学家组成的。其主要首领是保·恩斯特、汉·弥勒、保·康普夫麦尔、布·维勒、卡·维耳德贝尔格、威·威纳尔等人。“青年派”忽视在非常法废除后党的活动条件发生的变化，否认利用合法斗争形式的必要性，反对社会民主党参加议会选举和利用议会的讲坛，蛊惑人心地指责党及其执行委员会维护小资产阶级利益，奉行机会主义，破坏党的民主。柏林反对派的首领特别攻击党的领导人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青年派”的言行带有宗派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的性质，对党的统一也是巨大的危险。爱尔福特代表大会面临着的极为重大的任务，是克服党内危机、巩固德国党的队伍。
代表大会讨论了下列问题：党的执行委员会的总结报告、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的活动、党的策略、新纲领草案、组织问题。
代表大会前的思想斗争也在大会上继续进行，特别是围绕着党的策略问题。奥·倍倍尔就这一问题作了报告。倍倍尔在自己的报告和发言中，以及其他在大会上发言的代表（首先是辛格尔、李卜克内西、费舍）给“左”的和右的机会主义分子以坚决反击。大会的多数代表赞同倍倍尔提出的关于党的策略的决议。决议着重指出：工人运动的主要目的是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而达到这一目的绝不是意外的巧合，而是在群众中坚持不渝地进行工作和巧妙地运用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一切途径和手段的结果。决议指出：德国党是斗争的党，它坚持过去的革命策略。福尔马尔及其支持者陷于孤立，不得不实行退却。大会通过了关于把“青年派”首领威纳尔和维耳德贝尔格开除出党的决议，因为他们进行了给党带来危害的分裂和诽谤活动；柏林反对派一些积极活动的成员自动宣布脱离党，闭幕前即离开了大会。
大会一项极重要的决议是通过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新纲领。威·李卜克内西在大会上作了关于纲领的报告。
爱尔福特纲领比哥达纲领前进了一大步，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它摒弃了拉萨尔派的改良主义教条；纲领科学地论证了资本主义制度灭亡和被社会主义制度取代的必然性，并指出：为了对社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无产阶级必须夺取政权。
此外，纲领也有严重的缺点，其中最主要的是没有提到无产阶级专政是对社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手段这一原理。纲领也没有提出推翻君主制、建立民主共和国、改造德国国家制度等要求。在这方面，恩格斯在《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中对纲领最初草案提出的意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263—280页），也适用于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通过的纲领。
爱尔福特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德国工人运动中的地位的确立。——第154、169、173、177、179、182、188、192、198、203、215、217、233、270、455页。
[190]关于这里所列举的恩格斯一些著作的版本即将出版的通告，载于1891—1892年《新时代》第2卷第9期第283页。
这里提到的伯恩施坦为拉萨尔全集（见注56）撰写的序言的英文本，是爱·马克思-艾威林翻译的，于1893年以《社会改革家斐迪南·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 as a social reformer》）为题出版。——第189、204页。
[198]在1891年10月25日的信中，康·施米特告诉恩格斯，他打算写一篇东西，题为《卡尔·马克思，他的学说及对科学的态度》。这篇著作看来没有写成。——第201页。
致劳拉·拉法格
勒-佩勒
1891年11月9日于伦敦
亲爱的劳拉： 胜利了！尽管《每日新闻》把胜利的消息塞在一个偏僻的角落里，塞在通常用来填补版面的简讯中间，但还是 告诉了我们：保尔击败了德帕斯（此人现在最好把自己姓氏中的字母α——那么多双关语就是由此而来的——改成e），超过约一千四百张选票。可见，我们昨天两次干杯（波尔图酒和克拉列特酒）还是起了作用。总之，成绩是不小的。但是，取得胜利的方式，也许比胜利本身更为重要，它使一次普通的补选变成了其影响无法估量的、重大的政治事件。保尔完全可以把他的孔斯旦看做社会主义的无意的帮手，这个帮手并不亚于普鲁士国王；而且在孔斯旦和俾斯麦之间，正如过去在俾斯麦和路易·波拿巴之间那样，确实有着相似之处：他们都具有平庸的商人和投机者那种目光短浅的机敏和愚蠢的权术，他们追求一定的目的，却错误地估计前因后果，因而结果适得其反。
无论如何，孔斯旦的愚蠢行为不仅使保尔当选，——他的当选将大大 推动社会主义在整个法国的传播，——而且使当年在卡德街[95]为支持内阁，反对布朗热主义而建立的联盟遭到削弱。我不认为，大部分 克列孟梭激进派分子现在就会离开内阁，他们还被牢牢地控制着。但是，往日那种安然无虑之感，自从就 罗什提出的质问进行辩论之后，已不再存在了。[199]某些最坚定的人士，如米勒兰等人，几乎不可能留在政府联盟之内了。这一事实以及某些人的个人野心和内阁 内部的钩心斗角都足以引起变动，而每个变动都会削弱沙皇和法国沙文主义者之间的联系，因而有利于和平。顺便说一下，俄国政府在布朗热身上花了几百万之后，现在又不得不在击败了布朗热的那些人身上再花几百万，这是多么大的历史讽刺呵！
这是一个令人欢欣鼓舞的时刻。你使我能够通过巴黎报刊观察事态的种种变化，非常感激。这个兰克已经成了一头多么可鄙、多么无能的政治蠢驴。这个家伙想必在为发财而奔忙！
我把几行幽默的贺词直接寄给了保尔，——为的是让狱吏先生一读。如果他没收了，我再给你抄送一份。但我希望，而且相信，议员先生将会受到更大的尊重。
我很想知道，孔斯旦和议院如今将怎样行事。他们若是企图把保尔继续扣留在圣珀拉惹，对他们将会更加不利。
我觉得，克罗弗德老太婆的话并不怎么错，她说，现内阁的力量在于它能够对外显示法俄的 一致；这一情况使得激进派[31]担心议院被解散。如果 内部的争论最终导致内阁的垮台（这是很可能的），而且是利用另一次诸如上上星期六 ［注：10月31日。——编者注］那样的毫无把握的胜利，一切就会发生变化。第一，一旦政府的不稳再度明显地表现出来，同俄国的一致将成为幻影；第二，假如内阁发生分裂，分离出来的任何一派，都将把这种一致归功于自己；第三，最后一点，内阁分裂后，谁也无法预言，经改组的内阁会是个什么样子，它又能维持多久。
近来，我又比较经常翻阅克列孟梭的《正义报》了，并且觉得反布朗热主义的联盟是基于这样的想法：只有一个办法能够铲除目前或未来的任何布朗热的立足点，就是不惜任何代价同俄国结合， 然后加速发动复仇战争。这是我从《正义报》那“我们将比布朗热更爱国！”的调子中能得出的唯一结论。毫无疑问，这个计划可以使他们都满意：同德国算账，重新把法国提高到首要强国的地位（俄国可能允许他们造成这样的外观，其条件是法国要让俄国在实际上居首要地位），然后，而不是在此以前，再来调解共和党内部的争吵。假如不是这样，那末，无论是激进派的言论，还是他们的行动，我都无法理解。即使他们是些蠢人，但任何愚蠢总还有个限度，至少在疯人院外面是如此。
路易莎也想写几句，就此结束。祝好。
永远是你的 弗·恩·
［路·考茨基的附笔］
亲爱的劳拉：我感到十分自豪，我对《M．P．》[174]两个字母所下的定义最终证明是对的，尽管在此以前你一直是对的，而且在状况改变之前，你还是对的。关于《M．P．》（照你的含义）当选的短讯，登在《富孀被害》简讯下面；这是将军发现的，我没有想到，一个社会主义者当选的消息，要在资产者感兴趣的东西下面去找……［注：附笔结尾残损。——编者注］
[31]激进派——八十至九十年代法国的一个议会党团。它是从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机会主义派”，即“甘必大派”）的政党中分裂出来的，继续坚持事实上已被共和派抛弃了的一系列资产阶级民主要求：废除参议院，政教分离，实施累进所得税，等等。为了把大批选民吸引到自己方面来，激进派也要求限制工作日、颁发残废者抚恤金和实行其他一些具有社会经济性质的措施。克列孟梭是激进派的首领。1901年，激进派在组织上形成为一个主要是代表中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第19、205、208、214、239、249、278、536、556、561页。
[95]恩格斯把“保卫人权和公民权同盟”形象地称为卡德街（Cadet）（该同盟座落在巴黎的这条街上）。这个同盟是激进派（见注31）和温和共和派为了反对共同的危险——布朗热主义，在1888年5月建立的。后来可能派（见注30）也加入了该同盟。——第77、205页。
[174]M．P．是Member of Parliament（议员）的惯用缩写。由于保·拉法格被提名为众议院议员候选人，路·考茨基称他为M．P．，即议员。劳·拉法格在1891年10月16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对此诙谐地说：在法国，M．P．表示membre de Pélagie——珀拉惹的成员，即被监禁在圣珀拉惹监狱里的人，指在那里坐牢的保·拉法格。——第166、191、206页。
[199]1891年10月31日，众议院讨论罗什要求政府对拖延释放狱中的拉法格，从而使拉法格无法为自己进行竞选一事作出解释的质问。就此问题对政府进行抨击的，还有米勒兰和克列孟梭。激进派投票反对政府提出的转入例行议程的提案。保皇派弃权。表决结果是政府的提案只获得了微弱的多数。——第205、208页。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柏林
1891年11月9—10日于伦敦
亲爱的奥古斯特： 10月29日的来信和寄来的一些材料，以及10月30日的明信片，均已收到[200]，谢谢。
总之，拉法格取得了胜利。[201]这是一桩大事：第一，因为它对法国将产生直接的影响，而这个影响看来会是很大的；第二，因为在这件事上 所有的社会主义党团，包括可能派[30]在内，的确是共同行动的，尽管有时是勉强的！第三，因为孔斯旦先生以那种不亚于俾斯麦的愚蠢的狡猾和横暴，把一次普通的补选变成了动摇内阁的全国性重要行动。
内阁曾经有两个主要的支点：第一，对共同的危险——布朗热——取得胜利；第二，示威性地炫耀同俄国的密切关系。另外，还有第三，在九月大演习中成功地——至少在一般人看来是这样——显示了法国业已恢复的军事力量。政府借助这三点，迫使极左派给它以支持：所有的“共和派”形成了一个多数，反对一切保皇派、布朗热派，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反对社会主义者。由于孔斯旦违反1869年以来的惯例，拒不释放拉法格，剥夺他为自己竞选的可能。激进派对此是不能容忍的。于是便出现了10月31日因罗什的质问而展开的大辩论[199]，以及内阁获得的皮洛士式的胜利——二百四十票赞成，一百六十票反对，但一百七十名 保皇派弃权。可见，反对内阁的票数实际上形成多数，超过对方九十票。激进派[31]的离去意味着内阁的倒台，只要保皇派想要它倒台并同激进派联合投票的话。当然，这次投票以后，激进派的惊慌并不亚于内阁，特别是内阁以解散相威胁，并向激进派暗示，选民对内阁将比对现议院更有好感——这是十分可能的。总之，孔斯旦的行径向“共和派”一帮表明，促使他们联合的那个敌人消失之后，使他们不可救药地四分五裂的内部问题依然存在。裂痕已经出现，要弥合是不可能的，而现在孔斯旦继续把拉法格扣留在圣珀拉惹，从而践踏了共和制的一切尊严，情况也就更加尖锐。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我预料内阁将由于激进派的离去而迅速倒台，相反地，激进派在并非出自本意地获得一些胜利之后，还会屡次三番感到懊悔，并请求政府宽恕。而在内阁本身，弗雷西讷和利鲍为一方，孔斯旦和鲁维埃为另一方，进行着公开的角逐，再来一次这样没有把握的表决，就可能使这种角逐演成危机，并引起分裂，从而导致阁员的更替，再度造成内阁不稳的局面。这就意味着，俄国对法国的亲善将会冷淡下来，因为沙皇需要一个 稳定的法国政府；最终，这可能导致在局势发生变化的情况下进行新的选举，其结果也会迥然不同。
当李卜克内西在《前进报》上兴高采烈地谈论法国没有沙文主义时，巴黎报刊（我在选举活动期间一直在密切注意着它们），特别是克列孟梭的《正义报》（李卜克内西想必每天也在阅读），使我确信，“共和派”的反布朗热主义的联盟（机会主义派、激进派、可能派[30]）有一个心照不宣的基础，即政府在爱国主义方面要胜过这个布朗热，同俄国结盟，向全世界显示军队的战斗力，挥舞刀枪，如果这样做引起复仇战争，就振奋地、愉快地进行之，换句话说，就有可能更直截了当地挑起复仇战争，这是所有法国资产者的宿愿。正如1849年的和1871年的共和国是最容易把保皇派团结起来的一种形式，复仇战争也是必然会把 所有共和派，即 资产阶级共和派联合起来的一个中心点，——要知道，工人们被认为只是投票的畜生，——的确，这是在争得共和国并加以巩固之后，这种联合能够借以实现的唯一的一点。复仇是布朗热主义成功的秘诀，——那末，让我们也来宣告复仇吧！收复亚尔萨斯—洛林！如果你把布朗热以前和布朗热时期的《正义报》同目前的《正义报》作一比较，未必会得出其他的结论。不过，这同李卜克内西的原则是相违背的。他说什么，法国 不可能有强烈的沙文主义思潮，这是同永恒的原则相矛盾的，因而是不能成立的。在事态进一步发展的情况下，《前进报》的这种政策可能要使你们付出高昂的代价，你们将因自己这位政治领导人在对外事务上的色盲症而受到损失。不知道希尔施现在对这个问题有何想法，他以前对法国时而也有过一些离奇的观点，不过，同他大概是可以谈通的。
11月10日
总之，拉法格被释放了。他只是在众议院开会期间获得自由，可是，甚至迈耶尔·奥佩尔·冯·布洛维茨也不相信，在会议结束后拉法格还得重回珀拉惹。这是孔斯旦的又一次失败。他和追随他的机会主义派原想继续把拉法格扣留在狱中，但他们确信，激进派和保皇派组成一个 反对政府的多数之后，可能作出释放拉法格的决定，于是这些先生们不得不作出让步。这样，极左派不得不两度同政府分手。不过，谁看不到政府和机会主义派无耻地利用自己的统治地位来使个人发财致富，谁看不到大批激进派与此有牵连，并且有 利害关系，而这些人只是在等待时机，当 自己有足够力量时，就掌握权柄，并提取目前落到机会主义派手中的乳脂，谁看不到这些，谁就根本无法理解法国议会的整个政策。
法国政府由于愤怒而落到了何等愚蠢的地步：利尔举行复选的前几天，在 富尔米进行了征兵，有三十名年轻士兵被编入驻扎在莫贝日的第一百四十五团的一个营， 这个营在5月1日那天在富尔米曾向他们这样一些人开了枪[113]；5月1日被这个营枪杀的 玛丽·布龙多的兄弟，也是这三十个青年之一！这可能使人有置身普鲁士之感。《前进报》对这一切竟然一无所知！
你们在柏林取得的胜利[200]，以及福尔马尔在慕尼黑遭到的十分明显的、对他来说极为懊恼的失败[196]，使我们非常高兴。我想，你们在一定期间将可避免发生新的分裂和由此引起的清洗，而且在此期间，党将壮大起来，以致反对派的 此种方法可能根本无法再使用。但是，假如这个由好闹纠纷的人组成的集团将在被允许的范围内活动，你们是否会感到更满意一些呢？这当然还是个问题。
苏黎世事件[202]再一次表明，那些在国外的团体对你们是多么大的负担。你们能不能借此机会对这群人来一个彻底的清算呢？《前进报》出色地痛斥了汉斯·弥勒，但这并没有使你们摆脱国外那些蠢人肆意对你们进行的责难。此地的协会[161]和吉勒斯的情况也是如此。如果你们对吉勒斯的声明 ［注：见本卷第184页。——编者注］不 公开表态，说明此地的协会同党处于怎样的关系，而只是在私人通信中表示抗议，那是无济于事的。只要你们保持沉默， 这里就会把这群人做的种种蠢事的责任直接推到你们头上，而从协会过去的历史来看，这样做也完全是有道理的。
施托尔佩—劳恩堡的情况，以及《前进报》上你那篇完全可以反映我的看法的、关于这一问题的文章，使我们十分高兴。[203]的确，易北河以东地区的雇农（犹如英国的雇农），实际上大都还处于农奴的地位，在他们尚未受到进步党人[160]的预备教育之前，我们不可能通过直接的宣传给他们以很大影响。进步党人的义务就在于为我们准备基础，而且他们是会卓有成效地做到这点的。因此，如果说在柏林，进步党人由于他们的软弱无力，对我们党来说，可以列入反动的一帮，那末在农村，他们目前还绝不是处于这样的地位。诚然，这种状况不会持续很久了。
帝国国会的任期延长五年，看来仍旧是无法实现的。假如继续施加压力，多数将发生分化，政府就 只得采取解散帝国国会的手段，因为别无其他出路。要是发生战争，那就更是如此。就在今冬，你们将亲自看到一些有趣的事件。
我高兴地获悉，在有技术素养的人们中间，现已对我们表现出如此的好感。不过，通过本身就是资产者的法国共和派的例子，我在1848年和1870—1871年就已十分清晰地看到，在危急关头，这样的盟友及同情者不可能同我们一道走得很远，而且还要和他们一起大出其丑。因此，为了大工业和大农业经济的社会化这样的大事，我希望有可能在几年之内更仔细地观察一下这些先生们的本事和毅力。这不仅可以使我们避免摩擦，而且可以在关键时刻防止一场否则就必然要遭到的彻底失败。即使不这样，也会出现许多重大的过失；要知道，这是难以避免的。你自己就说，在愿意效力的人们中间，有不少人的奢望多于其才干和知识；我也不会忘记辛格尔在谈农涅时向我叙述的那些大学生的情况，他们由于惧怕考试而向社会民主党靠拢。但是， 他们向我们靠拢这个事实本身，却是事态日益成熟的标志。
俄国的饥荒真是骇人听闻。在辛比尔斯克，举行暴动的饥民每人被鞭笞五百下而死去。在南方，秋播作物或因干旱根本不能下种，或因严寒过早到来而冻死。可见，明年仍然是灾年。我觉得，俄国人大大抑制了自己的热情（吉尔斯的米兰之行），并且稍稍约束了冲得太远的法国人， 正因为如此，沙皇竟然认为可途经德国而不拜会年轻的威廉[204]，须知，这对陛下是莫大的侮辱。一旦法国内阁不稳，你会看到，沙皇将变得何等爱好和平，——当然，他不会停止在东方和中亚的掠夺行径。
索耳斯贝里昨晚向西蒂区的蠢驴和骗子们宣称，和平的前景没有一丝乌云。这可能是个不良的预兆，1870年外交大臣格兰维耳在战争爆发之前两周就讲过同样的话。
法国在9月间举行的、有四个军团参加的演习，纯系讹诈。查理·迪耳克爵士——他在破坏夫妻信义方面，是帕涅尔的同行，尽管其理由有所不同，——用兴高采烈的、亲法的笔调描述了这次演习，但他的文章却证明，许多东西根本不行，而有些东西自1870年以来从未变更。尤其是军官不中用。大规模的动员开始以后，会暴露出更多的缺陷。
路易莎向你问好。
你的 弗·恩格斯
巴黎的银行家们对俄国公债[167]无论如何也消化不了。它的市价比发行价格下跌了百分之四，于是这些人不得不 在这里大批抛售其他有价证券和股票，以便在巴黎能够再把公债额的百分之二十付给俄国人。 ［注：恩格斯的这段附言，写在此信页边的空白处。——编者注］
[30]恩格斯指的是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各种派别。
茹·盖得（因此又有盖得派之称）和保·拉法格领导的马克思派，以1879年成立的工人党为代表。一开始，这一派的队伍中就进行着尖锐的思想斗争，因而使党于1882年在圣亚田代表大会上分裂为盖得派和可能派（即布鲁斯派）。盖得派仍保留工人党的名称。党以在马克思参与制定、并于1880年在哈佛尔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为依据来进行活动。盖得派依靠的是法国大工业中心的无产阶级、巴黎的一部分无产阶级，主要是大工厂的无产阶级。党的基本任务之一是为争取广大工人群众而斗争。八十至九十年代，工人党在向法国无产阶级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党的机关报《社会主义者报》在这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马克思派积极参加了工会运动并领导了无产阶级的罢工斗争。由于保·拉法格参加竞选，党进行了大量宣传活动，拉法格在1891年被选入众议院，这是法国社会主义者的重大成就。法国工人党为了加强社会主义者的国际联系，为了揭露法国资产阶级共和国对外政策的侵略本质，特别是1891—1893年的法俄联盟，做了很多工作。
但是，党的领导人并不总是执行彻底的马克思主义政策，他们有时也犯了机会主义性质的错误，例如，九十年代在农民问题上。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止一次地批评他们，帮助他们制定工人运动的正确路线。
布鲁斯派，即可能派——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别，以布鲁斯、马隆等人为首；他们在1882年造成法国工人党的分裂，并成立新党“法国社会主义革命工人党”。这个派别的领袖们反对革命的策略，他们宣布改良主义的原则，即只争取“可能”（《possible》）争得的东西，因此有“可能派”之称。在九十年代，可能派不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见注33），他们在相当程度上已丧失影响。1902年，可能派的多数参加了饶勒斯创建的改良主义的法国社会党。——第19、29、44、45、62、68、70、74、90、94、98、101、117、121、135、140、150、154、174、207、209、260、266、278、287、290、303、325、345、409、448、452、462、501、541、554、570、572页。
[31]激进派——八十至九十年代法国的一个议会党团。它是从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机会主义派”，即“甘必大派”）的政党中分裂出来的，继续坚持事实上已被共和派抛弃了的一系列资产阶级民主要求：废除参议院，政教分离，实施累进所得税，等等。为了把大批选民吸引到自己方面来，激进派也要求限制工作日、颁发残废者抚恤金和实行其他一些具有社会经济性质的措施。克列孟梭是激进派的首领。1901年，激进派在组织上形成为一个主要是代表中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第19、205、208、214、239、249、278、536、556、561页。
[113]指富尔米市（法国诺尔省）1891年五一节示威游行时发生的开枪事件。为了抗议逮捕示威游行者，人们聚集在市政厅前举行了新的和平示威，要求释放被捕人员。当时，未发警告就向示威游行者开枪射击，结果三十人受伤，十人死亡，其中有妇女和儿童。
关于富尔米市发生向示威群众开枪事件后对社会党人的迫害，见注140。——第99、210、214页。
[160]进步党人是1861年6月成立的普鲁士资产阶级进步党的成员。进步党要求在普鲁士领导下统一德国，召开全德议会，建立对众议院负责的强有力的自由派内阁。1866年从进步党中分裂出来右翼，它投降俾斯麦，并组织了民族自由党（见注248）。与民族自由党不同，进步党在1871年德国完成统一以后，继续宣布自己是反对党，但是这种反对态度纯粹是一纸声明。由于害怕工人阶级和仇视社会主义运动，进步党在半专制的德国的条件下容忍了普鲁士容克的统治。1884年，进步党人同由民族自由党分裂出来的左翼合并成为德国自由思想党（见注112）。——第149、211页。
[161]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是卡·沙佩尔、约·莫尔和正义者同盟的其他活动家于1840年建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后，在协会里起领导作用的是同盟的地方支部。1847年和1849—185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参加了协会的活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派同宗派主义冒险主义少数派（维利希—沙佩尔集团）之间的斗争中，协会中大部分会员站在少数派一边，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许多拥护者于1850年9月17日退出了协会。从五十年代末起，马克思和恩格斯重新参加了该协会的活动。第一国际成立之后，协会（弗·列斯纳是协会的领导人之一）就加入了国际工人协会。伦敦教育协会一直存在到1918年为英国政府所封闭。——第149、184、210、228、231、252、254、263、302、423、456、522页。
[167]恩格斯在这封信里分析了载于1891年9月27日《前进报》第226号上的奥·倍倍尔的文章《俄国公债》（《Die russische Anleihe》）。这篇文章是针对俄国于1891年9月在法国签订的利息为百分之三的公债而写的，倍倍尔把它称为军事公债。
公债额为五亿法郎（即一亿二千五百万金卢布），初期推销颇为顺利。但是，由于1891年俄国发生饥荒，经济状况恶化，其有价证券在欧洲交易所的价格猛跌，这笔公债只推销了约九千六百万卢布。——第154、213、220、225、367页。
[196]1891年10月26日在慕尼黑举行的社会民主党人会议上，福尔马尔作了关于爱尔福特代表大会的报告，他对代表大会关于把某些“青年派”首领开除出党的决定（见注166）表示遗憾。会议就他的报告一致通过一项决议：会议赞同代表大会关于党的策略的决定，并建议所有党员在自己的活动中遵循此决定。——第198、210、215页。
[199]1891年10月31日，众议院讨论罗什要求政府对拖延释放狱中的拉法格，从而使拉法格无法为自己进行竞选一事作出解释的质问。就此问题对政府进行抨击的，还有米勒兰和克列孟梭。激进派投票反对政府提出的转入例行议程的提案。保皇派弃权。表决结果是政府的提案只获得了微弱的多数。——第205、208页。
[200]奥·倍倍尔在他1891年10月29和30日的信中告诉恩格斯，柏林和其他城市召开了社会民主党人会议，这些会议都赞成爱尔福特党代表大会（见注166）的各项决议。——第207、210页。
[201]1891年11月8日在利尔举行的第二轮选举中，保·拉法格获得六千四百七十票，击败了政府候选人德帕斯，后者得到五千一百七十五票。由于拉法格当选为议员，政府被迫把他释放出狱。——第207、223、238页。
[202]1891年10月31日，侨居苏黎世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举行了公开会议，会上通过了一项决议（根据汉斯·弥勒的建议），表示不同意爱尔福特代表大会关于把“青年派”的首领开除出党的决定（见注166），并希望下届党代表大会撤销该决定。1891年11月5日《前进报》第259号在报道这次大会时强调指出，出席爱尔福特代表大会的人，比侨居国外的汉斯·弥勒更有资格评论党的事情。——第210页。
[203]指施托尔佩—劳恩堡（下波美拉尼亚）选区1891年10月28日举行的选举。奥·倍倍尔在他载于1891年11月1日《前进报》第256号的《施托尔佩—劳恩堡的帝国国会选举（《Die Reichstagswahl in Stolp-Lauenburg》）一文中，对该区选举作了分析。自由思想党（见注112）的议员在该区选举中获胜，而1867年以来，这里一直是保守党人当选。倍倍尔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事实，表明反动势力在农村地区的影响削弱。——第211页。
[204]1891年秋，俄国外交大臣尼·卡·吉尔斯作环游欧洲的外交旅行期间也访问了米兰，1891年10月12—13日，他在那里同意大利国王翁伯托一世和首相鲁迪尼举行了会谈。欧洲新闻界认为，吉尔斯企图争取意大利退出三国同盟（见注168）。
1891年10月底，亚历山大三世从丹麦归国途中访问了德国的但泽港，并访问了柏林，但回避同德国皇帝会晤。他引人注目地回避拜会威廉二世（虽然在报上已宣布）一事，被欧洲新闻界，特别是英国新闻界看作是俄德两国关系紧张的证明。——第212、225页。
致奥斯卡尔·海德费尔德
利物浦
［草稿］
1891年11月12日［于伦敦］
先生： ……你信中提到的票据[205]，我仍然保存着。但现在已没有任何价值，因为保险单早已失效，——其原因是德朗克先生没有缴纳他应缴的保险费。应于1877年11月缴的第一笔款，我已缴付，当时以为他会还我，但当我向他索取时，他却根本不予答复。从此，我连他的地址也无法获悉，尽管我在曼彻斯特的委托人曾千方百计地寻找他。既然如此，况且应缴纳的保险费及其利息，连同最初代付款项的利息，显然已超过可按此保险单获取的款数，我只好听任保险单作废。
根据你告诉我的情况，我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使他没有抵押保险单，结果也还是一样。 ［注：这封信的开头和结尾部分残缺。——编者注］
[205]奥·海德费尔德在1891年11月11日的信里把恩·德朗克去世的消息告诉了恩格斯，并查询德朗克投保人寿保险以及将该保险单给恩格斯作抵押的情况（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4卷第199、200、203—204、206—207、290、334—335、337页）。——第213页。
出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