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劳拉·拉法格
勒-佩勒
1892年3月14日于伦敦
亲爱的劳拉： 我面前放着一大堆你寄来的信，这些信我几乎不敢看，一看就感到惭愧。但你想象不出，有多少事缠住我，又有多少形形色色的人打扰我，折磨我，使我厌烦不堪，等等。我最理想的工作时间（1月至4月），都消耗在一些琐事上了，连一分钟也抽不出来看看第三卷 ［注：《资本论》。——编者注］，而我本想在复活节以前把该书整理工作大大向前推进一步，以摆脱其停滞状态。一切都落空了。从现在起直到复活节周，我的时间全排满了（4月10日以前倍倍尔要来我这里呆两个星期，在这以前我还要到赖德去看彭普斯，因为她碰到许多倒霉的事。派尔希患了流感和肺炎，现在又因胸膜炎卧床不起）。如果我要利用5月和6月去整理第三卷，我就要作出重大的努力，下决心不给任何人回信，不为任何人做任何工作。
然而，这一切都算了吧，你是不会有兴趣听我唠叨的。在巴黎办日报已有希望，我很高兴。这可以使世界其他地区遭到的许多挫折得到补偿。诚然，除了我们自己招惹来的以外，我们党遭受的挫折越来越少了。我们有很出色的同盟者。年轻的威廉夸耀自己的同盟者——上帝，说自创世以来，上帝就作了这样的安排，把一切都归功于普鲁士王朝的、尤其是年轻的威廉的无上光荣。但这个可怜虫却没有发现，他 对于我们，比之上帝对于他来说，无论过去还是将来都是一个好得不知多少的同盟者，而且即使威廉发现了这一点，他也无能为力，因为这是他的本性！
我在《年鉴》 ［注：《工人党年鉴》。——编者注］和《新时代》上发表的文章 ［注：弗·恩格斯《德国的社会主义》。——编者注］，现已译成意大利文（载于《社会评论》，这使我同这个头脑糊涂、大名鼎鼎的博维奥发生了争吵 ［注：见本卷第273—274页。——编者注］）、罗马尼亚文（《社会评论》）、波兰文（《黎明》）和英文（纽约的《人民报》）。
我们刚从海格特回来（下午三点三十分），墓地的情况很糟，到处都是烂泥，我们走了一趟，脚上沾了足有半公担的泥。杜西（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曾在墓上栽了一棵小柏树，有一棵老球状蕃红花现已盛开。莫特勒从位于苏黎世湖乌福瑙岛上的乌尔利希·冯·胡登墓地带回来的常春藤枝条，原先栽在我们阳台上，在可怜的尼米安葬之后，我们把它移植到她的坟上，长得最好的部分去年夏天被折断了，现在留下的部分生长良好，并坚实地扎下了根，以后这种亵渎行为就不可能再发生了。
这里，我们也在忙于五一节的筹备工作。美丽的阴谋网在按照比妮萝布的方法织了又拆，拆了又织。争取八小时工作日委员会[267]（爱德华、杜西及其朋友）本想首先行动，但是工联理事会[73]，这个旧工联的反动残余，却赶到他们前面去了。现在，工联理事会和社会民主联盟[9]暂时是朋友，共同反对其他一切人。目前，它们之间没有竞争，双方都希望使一切“局外人”保持缄默。所以，当争取八小时工作日委员会建议同去年一样和工联理事会采取联合行动时，就遭到了坚决拒绝。这样，争取八小时工作日委员会就在理事会还没有来得及考虑这个问题之前 占用了公园 ［注：海德公园（并见本卷第291页）。——编者注］，并再次建议工联理事会共同行动，又遭到傲慢的拒绝。后来，这 两个组织都向首都激进联盟（激进俱乐部[259]联盟）建议联合行动。首都激进联盟决定做 中间人，但在任何情况下都 和争取八小时工作日委员会共同采取行动，因为这个运动是这个委员会发动起来的。这样一来，工联理事会和社会民主联盟就象往常一样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使自己进退维谷：他们要么让步，要么单独组织示威游行，承担分裂的责任。不管别人采取什么行动， 我们的示威游行无论如何是肯定会成功的。
海德门越来越蠢。他对德国人的盲目仇恨使他不得不支持柏林的“独立派”[189]，并把同一群不满分子一起被赶出这里的德国共产主义俱乐部（我们的老“协会”[161]）的、显然是拿德国大使馆津贴的坏蛋和流氓吉勒斯作为他的德国参谋长。这样，海德门现在连他曾经得到的来自外国的那点微弱的支持也失去了。在德国，过去总还在某种程度上考虑他至少是英国社会主义者一个 派别的领袖的地位，现在他连这点资格也丧失了。在法国，他的朋友布鲁斯之流竟堕落到这样的地步，连海德门自己也不得不反对他们将要召开的代表大会所要提出的“卫生”纲领。[268]多么需要一阵强劲的革命之风，把这群可怜虫从地面上一扫而光，——而这是一定会来的，尽管来得很慢很慢，如同这些“该死的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人”（马克思对英国人的称呼）所做的一切事情一样，但一旦来到，就是 靠得住的。
我本想给保尔附上几句话——我收到了一封他从马赛寄来的信——但就要吃午饭了，我怕信写到一半就要搁笔。我担心他和格朗热之流新结成的同盟不会使他满意。首先，这些人投靠布朗热就证明他们完全靠不住，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得到，他们一有机会就会背叛我们。第二，保尔说，我们应当在布朗热播种的地方收获果实。完全正确，但要象以前对付可能派[30]那样， 集合群众，踢开首领。这些首领后面没有群众，他们本身都是一些极不受欢迎的伙伴。第三，他们是用 欺骗手段钻进议院的，下次选举时自然要被赶走。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朋友信赖了一些不可靠的人。第四，至于 对外政策，这些人是 极顽固的沙文主义者（否则他们就不可能当选），如果保尔和他的朋友同他们联合组成一个党，那么时机一到他们就可能落选，被赶走，或者被迫分裂。但愿我错了，但就怕是没有错。这些人投靠布朗热是一种不可宽恕的背叛，我宁愿要瓦扬，也不愿要这些家伙——我确实曾经认为他们使自己成为不受欢迎的人是一件好事。
路易莎一有时间就会给你写信。近一个星期来，她一直不舒服，现在刚刚好一些。明天我要到里士满去看看老哈尼，因为他的气管炎又犯了，风湿性痛风又恶化了。另外，你要我为纪念3月18日向巴黎人说点什么[269]，我实在不知道写些什么好！以后再说吧！
永远爱你的 弗·恩·
路易莎向你衷心问好。
[9]恩格斯指的是斯·门德尔森同他妻子出席了社会民主联盟一个分部的会议，1891年1月3日《正义报》第364号对此有一篇报道，标题是《门德尔森在伦敦》。
社会民主联盟——英国的社会主义组织，成立于1884年8月。这个组织联合了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者，主要是知识分子中的社会主义者。以执行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政策的海德门为首的改良主义分子长期把持了联盟的领导。加入到联盟里的一小批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爱·马克思-艾威林、爱·艾威林、汤·曼等人），与海德门的路线相反，为建立同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密切联系而斗争。1884年秋天联盟发生分裂，左翼组成了独立的组织——社会主义同盟；在此以后，机会主义者在联盟里的影响加强了。但是，在群众的革命情绪影响之下，即使在九十年代，联盟内部仍在继续产生不满机会主义领导的革命分子。1907年，在工人运动高涨的情况下，联盟改组为社会民主党。该党在1911年同独立工党（见注339）左派合并，命名为英国社会党。它的部分成员后来参加了英国共产党的创建。——第10、25、29、33、45、61、73、92、98、130、252、254、291、302、309、327、371、395、399、409、418、423、435、443、472、475、511页。
[30]恩格斯指的是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各种派别。
茹·盖得（因此又有盖得派之称）和保·拉法格领导的马克思派，以1879年成立的工人党为代表。一开始，这一派的队伍中就进行着尖锐的思想斗争，因而使党于1882年在圣亚田代表大会上分裂为盖得派和可能派（即布鲁斯派）。盖得派仍保留工人党的名称。党以在马克思参与制定、并于1880年在哈佛尔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为依据来进行活动。盖得派依靠的是法国大工业中心的无产阶级、巴黎的一部分无产阶级，主要是大工厂的无产阶级。党的基本任务之一是为争取广大工人群众而斗争。八十至九十年代，工人党在向法国无产阶级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党的机关报《社会主义者报》在这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马克思派积极参加了工会运动并领导了无产阶级的罢工斗争。由于保·拉法格参加竞选，党进行了大量宣传活动，拉法格在1891年被选入众议院，这是法国社会主义者的重大成就。法国工人党为了加强社会主义者的国际联系，为了揭露法国资产阶级共和国对外政策的侵略本质，特别是1891—1893年的法俄联盟，做了很多工作。
但是，党的领导人并不总是执行彻底的马克思主义政策，他们有时也犯了机会主义性质的错误，例如，九十年代在农民问题上。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止一次地批评他们，帮助他们制定工人运动的正确路线。
布鲁斯派，即可能派——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别，以布鲁斯、马隆等人为首；他们在1882年造成法国工人党的分裂，并成立新党“法国社会主义革命工人党”。这个派别的领袖们反对革命的策略，他们宣布改良主义的原则，即只争取“可能”（《possible》）争得的东西，因此有“可能派”之称。在九十年代，可能派不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见注33），他们在相当程度上已丧失影响。1902年，可能派的多数参加了饶勒斯创建的改良主义的法国社会党。——第19、29、44、45、62、68、70、74、90、94、98、101、117、121、135、140、150、154、174、207、209、260、266、278、287、290、303、325、345、409、448、452、462、501、541、554、570、572页。
[73]工联伦敦理事会是于1860年5月在伦敦各工联代表会议上成立的。它的成员是代表工人贵族的最大的工联的领袖们。在六十年代前半期它曾领导英国工人反对干涉美国、维护波兰和意大利的历次行动，稍后又领导了他们争取工联合法化的运动。九十年代初期，伦敦理事会主要是把旧工联联合了起来；它对已开展起来的、建立新工联和争取八小时工作日的运动持反对态度。但是，在群众运动的压力下，该理事会被迫参加了九十年代的历次五一节示威游行。后来，特别是在十九世纪末，该理事会成了自由工联主义的堡垒，并抵制社会主义思想进入英国工人运动。——第56、61、73、92、242、291、302、309、327、570页。
[161]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是卡·沙佩尔、约·莫尔和正义者同盟的其他活动家于1840年建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后，在协会里起领导作用的是同盟的地方支部。1847年和1849—185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参加了协会的活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派同宗派主义冒险主义少数派（维利希—沙佩尔集团）之间的斗争中，协会中大部分会员站在少数派一边，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许多拥护者于1850年9月17日退出了协会。从五十年代末起，马克思和恩格斯重新参加了该协会的活动。第一国际成立之后，协会（弗·列斯纳是协会的领导人之一）就加入了国际工人协会。伦敦教育协会一直存在到1918年为英国政府所封闭。——第149、184、210、228、231、252、254、263、302、423、456、522页。
[189]指在爱尔福特代表大会（见注166）上被开除出党的“青年派”首领威纳尔和维耳德贝尔格于1891年10月20日在柏林召开的会议。反对派的首领们利用不支持反对派的柏林代表还在参加代表大会的时机，力图取得柏林组织的支持，并谴责代表大会的决议。当代表大会的代表获悉反对派的活动以后（从柏林给爱尔福特发去了电报，并在大会上宣读），柏林代表团的成员写信给柏林，抗议在代表大会结束前讨论大会的各项决议。由梅茨内尔签署的这封信，载于1891年10月21日《前进报》第246号，标题为《致柏林的党内同志们！》（《An die Parteigenossen Berlins！》）。
1891年11月8日，柏林反对派召集了新的会议，会上组成“独立社会党人联盟”。其机关报是《社会党人报》，1891年至1899年出版。——第184、302、309、439、455、474、490、500、501、510页。
[259]十九世纪下半叶英国的激进俱乐部是这样一些组织，其成员主要是工人，而领导者一般都是自由资产阶级的人物。这些俱乐部在英国无产阶级中间有一定的影响。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由于英国工人运动高涨，这种俱乐部就更多了，而且社会主义思想在俱乐部的参加者中间得到了广泛的传播。——第291、302、309页。
[267]指争取八小时工作日同盟（见注76）。——第302、309、570页。
[268]恩格斯指的是定于1892年7月在巴黎举行的可能派（见注30）代表大会。代表大会的日程主要是讨论市镇机关和社会卫生的问题。——第——303页。
[269]1892年3月18日，恩格斯写了《巴黎公社二十一周年给法国工人的贺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331—332页），载于《社会主义者报》1892年3月26日第79号。——第304页。
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
彼得堡
1892年3月15日于伦敦
阁下： 我几乎不好意思来答复你去年11月12日和21日的亲切而有趣的来信了。可是，我一直忙得不可开交，而在煤气灯下写东西对我的眼睛仍然十分有害（在其他场合，我的眼睛还相当管用），这样，工作繁忙以及我们这里冬季日短可以作为请你原谅的理由。
你们国家目前的确正处于一个十分重要的时期，这个时期的全部意义是怎样估计也不会过分的。你的来信使我感到，你认为这一次歉收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是1861年以来俄国走上的经济发展道路的一个必然结果。据我在远方所能作出的判断，我也是这样看的。从1861年起，俄国开始以同一个大民族相称的规模发展现代工业。人们早就确信：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使用蒸汽发动机的机器工业，自己不能满足（哪怕是大部分）自身对工业品的需要，那末，它现在在各文明民族中就不可能占据应有的地位。俄国也就是从这个信念出发开始行动的，而且是以巨大的努力行动的。它筑起一道保护关税的高墙，是十分自然的，因为英国的竞争迫使几乎所有大国都实行了这种政策，连在 贸易几乎完全自由的情况下成功地发展了 大工业的德国，仅仅为了加速俾斯麦曾称之为“百万富翁的培植”过程，也加入了这个大合唱，成了保护关税派。既然德国没有任何必要都走上了这条道路，那末，俄国一旦决定了新的工业发展方针，就 有必要这样做，还有谁能责备它呢？
目前你们国家的情况，我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同路易十四统治时期法国的情况相似。在法国，也是通过柯尔培尔的保护关税制为工场手工业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二三十年以后人们才清楚，在当时的条件下，本国的工场手工业只有靠牺牲农民的利益才能建立起来。农民的自然经济被破坏，为货币经济所排挤。国内市场建立了起来，同时，至少在一定时间内又几乎完全被破坏，其原因在于这个过程的本身和经济必然性赖以实现的从未有过的力量的作用，还在于对钱和人的需求增加，这是采取征兵办法建立常备军的结果，正如现今因实行普鲁士普遍义务兵役制引起对钱和人的需求增加一样。当最后有一两年歉收的时候，全国就呈现出布阿吉尔贝尔和沃邦元帅所描述的普遍困苦景况 ［注：比·布阿吉尔贝尔《法国的零售商业》；塞·沃邦《王国什一税草案》。——编者注］。
但是，这里有一个重大区别：老的“工场手工业”同现代的“大工业”之间的区别，这种区别（在对农民，即对拥有自己的生产资料的小农业生产者的影响方面）同1680年的旧式滑膛燧发枪和1892年的7．5毫米新式弹仓式步枪之间的区别是一样的。其次，1680年，小农业还是一种常见的生产方式，而大地产只是个别的，尽管 不断增加，但总还是个别的。今天，大规模使用机器耕种土地已成了一种常规，而且日益成了唯一可行的农业生产方式。所以，看来农民在今天是注定要灭亡的。
你不妨回忆一下我们的作者在关于茹柯夫斯基的信中所说的话 ［注：卡·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编者注］：如果俄国继续沿着1861年走上的道路走下去，俄国的农民公社就必然要灭亡。我看，正是现在开始出现这种情况。看来，这样的时刻日益接近，——至少在某些地区是这样——那时，俄国农民生活的全部陈旧社会结构，象西欧以前出现过的情况那样，对个体农民来说不但会失去其价值，而且会成为束缚他们的枷锁。恐怕我们将不得不把公社看作是对过去的一种梦幻，将来不得不考虑到会出现一个资本主义的俄国。毫无疑问，这样就会失去一个大好机会，但对经济事实是无可奈何的。最有意思的是，在俄国，正是那些喋喋不休地断言俄国的原始结构同腐朽的西方的结构相比具有不可比拟的优越性的人们，正在竭尽全力来破坏这些原始结构，代之以腐朽的西方的结构！
可是，如果俄国的农民注定要变成无产者——工业无产者或农业无产者，那末，看来地主也是注定要灭亡的。据我所知，这个阶级所负的债务几乎比农民还要重，他们不得不逐步变卖自己的地产。在这两个阶级之间看来正在插入一个新的土地占有者阶级——农村富农和城市资产者，他们可能是俄国未来的土地贵族之父吧？？
由于去年的歉收，这一切都清楚了。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歉收的原因纯粹是社会性的。至于说到无林化，那末，它和农民的破产一样，是资产阶级社会存在的重要条件之一。欧洲没有一个“文明”国家没有出现过无林化。美国 ［注：在美国，我四年前亲自看到过这种情况。[270]在那里，人们拚命在减弱它的影响，纠正已犯的错误。（恩格斯加的注）]，无疑俄国也一样，目前正在发生无林化。因此，我看无林化实质上既是社会因素，也是社会后果。同时，它又往往被有关方面用来推卸对经济挫折应负的罪责，推到一种似乎谁都不能负责的原因上去。
我看，歉收只不过使以前处于潜伏状态的东西表面化罢了。但歉收把进行中的过程大大加快了。今年春播时，农民将比去年秋播时虚弱得多，他们只好在更加不利的条件下恢复自己的力量。一个满身是债、没有牲口的穷苦人，即使在他不必离乡背井而能度过冬季的那些地区里，他又能有什么办法呢？因此，我觉得需要好几年才能完全克服这次灾荒所带来的后果，而一旦做到这一点，俄国就将完全变成另外一个国家，甚至不同于1891年1月1日的状况。想到所有这一切归根到底必将有利于人类的进步事业，使我们暂且可以感到自慰。
去年秋天，我曾寄给你一本小册子：《家庭的起源》第四版。我是挂号寄去的，信封上写了我的地址。既然没有退回，谅你已经收到。
你给我寄来的许多报刊杂志——门得列耶夫的著作［注：德·伊·门得列耶夫《关税税则》。——编者注］特别有趣——已收到，十分感谢。但很遗憾，我现在很忙，没有时间好好看它。如果我告诉你，从新年到现在（这通常是我最安静的时期）我一分钟都抽不出来搞第三卷［注：《资本论》。——编者注］，那你就可以想象，我手头的紧急工作多到什么程度。
你的祝贺已及时转给巴黎。
[271]
致衷心的问候。
永远是你的 派·怀·罗舍
［注：恩格斯的化名。——编者注］
我们的共同朋友［注：格·亚·洛帕廷。——编者注］有什么消息吗？
[270]1888年8—9月，恩格斯同爱·艾威林、爱·马克思-艾威林和卡·肖莱马一起去美国和加拿大旅行。恩格斯对这次旅行的印象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534－536页。——第308页。
[271]因保·拉法格当选为众议院议员，丹尼尔逊在1891年11月12（24）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请他向保·拉法格转致祝贺。——第3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