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柏林
1892年12月22日于伦敦
亲爱的奥古斯特: 不久以前,我们荣幸地见到了由牛津赴巴黎途中路过此地的监察官卡托一博尼埃。我向他说明:(1)他用最后通牒的办法无助于相互了解;(2)德国党最好是把自己的现金和存款保存下来,以备帝国国会可能解散和重新选举时用,而不要把这些钱化在五一罢工上,——这大概给他留下了一定的印象。此人对法国人和德国人来说实在是一种不幸,因为他是他们之间的必然的中介人,可是,盖得看来却只愿意用他。然而他由于在牛津的孤独生活和无所事事而激发起来的热情,连同他要进行活动的强烈欲望,只会引起争吵而不会促成共同行动。而在欧洲当前的形势下,德国人和法国人共同一致行动恰恰是当务之急。
帝国国会会议速记记录已收到,十分感谢,你关于军事问题的长篇演说,我只能在今晚阅读,我很喜欢你关于海因茨法律的发言[456]。在卖淫现象不能完全消灭以前,我认为我们最首要的义务是使妓女摆脱一切特殊法律的束缚。在英国这里,现在就摆脱了这种束缚,至少大体上是这样;没有任何“风纪警察”,没有实行任何监督或卫生检查,不过警察的权力至今还是很大的,因为开妓院要受到法律制裁,而妓女住在里面接客的任何一所房子,都可当做妓院处理。但只是在个别情况下才采取这个办法,尽管如此,妓女还是经常遭到警察的卑鄙敲诈。这种相对的不受警察侮辱性束缚的自由,使妓女大体上能够保持一定程度的独立和自尊心,而这在大陆上几乎是不可能的。她们把自己的境况看成一种不可避免的不幸,既然已经遭到这种不幸,她们也就不得不忍受这种不幸,但这决不应该损害她们的人格,也不应该损害她们的尊严;她们一旦有机会抛弃这个行业,她们就会竭力利用这个机会,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成功的。曼彻斯特曾有成群的青年人——资产者或职员——和这种妓女同居,其中很多人是合法婚姻,并且生活得至少是象资产者和自己的妻子一样的和睦。即使有时某个妓女开始酗酒,这和在这里也经常酗酒的资产者妇女没有任何区别。有些这样结了婚的并迁居到无须担心会遇到“老相识”的其他城市去的妓女,出入于尊贵的资产阶级社交界,甚至出入于乡绅(此地的地主)之间,——谁也没有发现她们身上有任何不体面的东西。
我认为,在探讨这个问题时,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作为现存社会制度牺牲品的妓女本身的利益,并尽可能地使她们不致遭受贫困,至少不要象在整个大陆上那样,利用强制的手段,通过法律和警察的卑鄙行径而使她们完全堕落。在这里,在驻有卫戍部队的一些城市,也曾经试行过监督和卫生检查,但都没有持续很久;为反对这些措施而进行的宣传,是维护社会风纪者的唯一功绩。
卫生检查完全是无稽之谈。哪里搞这种检查,那里的梅毒和淋病就多起来。我确信,警察局医生们使用的医疗器具在性病的蔓延上起了很大作用,他们未必会花费时间和劳力为这些器具进行消毒。应该为妓女们举办有关性病的免费讲习班,这样,她们大部分人就会自己注意起来。布拉施科给我们寄来了一篇关于卫生监督的文章 [注:阿·布拉施科《现代的卖淫》。——编者注],其中也不得不承认,这种监督是完全无用的;如果他从自己的前提出发作出彻底的结论,他就应该要求完全停止对卖淫进行追究并使妓女不受剥削,但这在德国看来纯粹是空想。
但愿用克奈普疗法进行治疗将给狄茨带来好处。至少纳佐说,那个狂僧把他的病完全治好了。就我听到的有关这种疗法的情况看,此法对于那些在城市过着单调的事务性生活而变得死板僵化的人们来说,生活方式的完全改变和被迫做些户外活动会给他们带来某些好处,不过由于病情不同,有时也会带来害处。这和“水疗”相类似:在大多数情况下,发生作用的不是矿泉水,而是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的改变和严格的饮食制度。不过,一般你说的是对的:在我们同志中有不少这样的人,他们认为自己的职责就是热衷于每种新出世的“主义”,沉醉于每个属于资产阶级和官僚阶层的心怀不满的搬弄是非之徒和每一个未经公认的天才诗人和艺术家。因为把自己打扮成一切被迫害者和被压迫者的保护人,从每一种“主义”里发现受到凶恶的资本主义世界制度压抑的救世学说,是件很愉快的事。这恰恰是人们利用和运用他 没有研究过的东西的最妙的方法。已经升天的《人民国家报》在这方面闹的笑话真是太多了!
巴拿马事件[432]发展得越来越精彩了。这件事的演变,象在法国经常发生的事情一样,有很强烈的戏剧性。每分钟都使人觉得,仿佛把这件事掩盖起来的努力眼看就要成功了,但突然它又在根本没有料到的地方冒了出来,而且比任何时候都更厉害;现在的情况是这样,任何掩盖都已无济于事了。起初曾想通过法院把这件事掩盖起来,但由于出现了新的揭发材料又不得不成立调查委员会;后来曾经试图使这个委员会陷于瘫痪,但这个尝试只成功了一半,而且这也仅仅是由于对这个案件重新进行了更加认真审理的缘故。而现在,揭发和追究众议员和参议员的新材料如雪片飞来。事情正在发展,还远远没有结束。站在幕后的是:(1)孔斯旦,他知道他扮演的角色已经演完,并想进行报复;(2)罗什弗尔和布朗热派,他们知道的也很多;(3)奥尔良派,他们想利用这整个喜剧试图进行复辟。这些人知道的很多,而且大多数人可以拿出材料来证明。假如没有别的办法可想,沙尔·德·累塞普斯和鲁维埃将会把尽量多的人牵连进去,以此进行报复。路特希尔德把情况讲得很清楚:
“我需要君主制,我可以把它一劳永逸地买下来;共和制要我付的代价太大,因为每隔几年我就得收买一批饿鬼。”
布朗热这头蠢驴如果没有自杀的话,他现在为实现君主制可以付出任何代价!现在倒是他的好时候了,因此,如果有人试图寻找第二个布朗热,我不会感到惊奇。幸亏这并不那么容易。君主制也不走运。右派曾一致投票赞成发行巴拿马彩票[457],更坏的是,他们还为发行这种彩票在农村进行宣传,把小资产者和农民拉了进来。在这上面失去的十七亿法郎,几乎全是 普通老百姓的这类 积蓄(据说上当的在八十万人以上),因而激起了极大的愤怒,起初对巴拿马丑闻兴高采烈的右派(教权派、保皇派)现在也胆怯地退却了。
如何结局是很明显的:归根到底 对我们有利。但是,在意外事件总是层出不穷的法国,会经过哪些中间阶段是很难预料的。不管怎样,在我们的人最终出现在前台以前,会发生许多事情。只要巴黎爆发革命,社会党人就会上台,因为在巴黎, 每一次革命都会象巴黎公社那样,其本身必然是社会主义的。但巴黎比起外省来波动得并不那么厉害,这是好的。巴黎在很大程度上是冷漠的,这是因为分散的、不明事态的、有爱国心的工人(因为他们感到巴黎 已经不再是世界的政治中心,他们认为这是不公平的)看不到有任何出路。如果丑剧继续发展下去,就可能发生总统危机(卡诺同许多肮脏勾当都有牵连,至少是 包庇者),而且,无论如何明年议院要进行新的选举。此外,巴黎的许多市镇参议会也将进行新的选举。因此在这里,各种合法的出路俯拾即是。另一方面,由于对军队是否可靠没有把握(普遍义务兵役制还刚开始实行,不象在普鲁士那样习以为常),也就不可能发生政变,同时,由于群众没有武装(他们现在已经不能象过去那样,从国民自卫军那里取得枪枝和弹药了),也不可能举行起义;因此,危机很可能和平解决。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以便有时间摘取巴拿马事件的果实:对于暴力干预不会发生,有了信心,对于酝酿一场席卷全国的风潮,有了时间。在外省,马克思派几乎没有竞争对手,在巴黎,一切都很顺利,布朗基派、阿列曼派[33]和布鲁斯派[30]在相互消耗对方的力量。
无论如何,法国的 国内发展现在又有了头等重要的意义,并将很快表明人们对自己面临的任务能胜任到什么程度。我应当说,我是十分相信他们能够应付这些巨大危机的。这并不是说,他们将立即取得辉煌胜利,——可能还会有一些极讨厌的、暂时的反动插曲——但他们最终将会光荣地完成这个任务。事态发展得过于迅速也不是我们所希望的。我们也还需要有发展的时间。
下面谈的切勿外传。第三卷 [注:《资本论》。——编者注]基本上已经完成。最难的一篇中的一些困难地方已经解决。不过,在最后两篇没有结束以前,关于完成这本书的确切日期我还不好说。总会遇到一些困难的地方需要花时间去解决。但彼岸已经在望;最难的最费时间的地方已经解决,这一次我一定要完成。你来这里时,我全都拿给你看。
不管怎样,你来时最好取道加来,从斯图加特出发,取道加来不见得比取道奥斯坦德远,也许还近些。
衷心问候你、你的夫人 [注:尤莉娅·倍倍尔。——编者注]和孩子们。并祝节日愉快!再见。
你的 弗·恩·
[30]恩格斯指的是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各种派别。
茹·盖得(因此又有盖得派之称)和保·拉法格领导的马克思派,以1879年成立的工人党为代表。一开始,这一派的队伍中就进行着尖锐的思想斗争,因而使党于1882年在圣亚田代表大会上分裂为盖得派和可能派(即布鲁斯派)。盖得派仍保留工人党的名称。党以在马克思参与制定、并于1880年在哈佛尔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为依据来进行活动。盖得派依靠的是法国大工业中心的无产阶级、巴黎的一部分无产阶级,主要是大工厂的无产阶级。党的基本任务之一是为争取广大工人群众而斗争。八十至九十年代,工人党在向法国无产阶级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党的机关报《社会主义者报》在这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马克思派积极参加了工会运动并领导了无产阶级的罢工斗争。由于保·拉法格参加竞选,党进行了大量宣传活动,拉法格在1891年被选入众议院,这是法国社会主义者的重大成就。法国工人党为了加强社会主义者的国际联系,为了揭露法国资产阶级共和国对外政策的侵略本质,特别是1891—1893年的法俄联盟,做了很多工作。
但是,党的领导人并不总是执行彻底的马克思主义政策,他们有时也犯了机会主义性质的错误,例如,九十年代在农民问题上。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止一次地批评他们,帮助他们制定工人运动的正确路线。
布鲁斯派,即可能派——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别,以布鲁斯、马隆等人为首;他们在1882年造成法国工人党的分裂,并成立新党“法国社会主义革命工人党”。这个派别的领袖们反对革命的策略,他们宣布改良主义的原则,即只争取“可能”(《possible》)争得的东西,因此有“可能派”之称。在九十年代,可能派不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见注33),他们在相当程度上已丧失影响。1902年,可能派的多数参加了饶勒斯创建的改良主义的法国社会党。——第19、29、44、45、62、68、70、74、90、94、98、101、117、121、135、140、150、154、174、207、209、260、266、278、287、290、303、325、345、409、448、452、462、501、541、554、570、572页。
[33]恩格斯把阿列曼派——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让·阿列曼的追随者——称为反布鲁斯派。由于可能派(见注30)发生分裂,阿列曼派在1890年10月9—15日夏特罗代表大会上成立了自己的组织,并命名为“工人社会革命党”。阿列曼派仍然坚持可能派那一整套思想的和策略的立场,不同的是阿列曼派重视在工会(工团)中的宣传活动,认为工会(工团)是组织工人的主要形式。阿列曼派宣布经济总罢工是斗争的主要手段。阿列曼派同可能派一样,也反对统一的集中的党,他们极力坚持自治原则,对夺取市镇参议会的席位极为重视。——第19、62、70、74、90、97、98、174、323、345、462、474、493、554、556页。
[432]巴拿马丑闻是巴拿马运河股份公司通过收买法国国家活动家、官员和报刊而制造的一个骗局。巴拿马运河股份公司是根据工程师和实业家斐·累塞普斯的倡议,为了开凿经过巴拿马地峡的运河于1879年在法国成立的。1888年底,这家公司垮台,引起了大批小股东的破产和无数企业的倒闭。后来,到1892年才发现,该公司为了掩盖它的真实财政状况和滥用所筹集的资金曾广泛采用收买和贿赂手段,法国前内阁总理弗雷西讷、鲁维埃、弗洛凯和其他身居要职的官员都接受过这种贿赂。巴拿马运河公司的案件被资产阶级司法机关悄悄了结了,被判罪的只限于一些次要人物,以及公司的领导人累塞普斯。“巴拿马”一词就成了表示大骗局的普通名词。——第520、527、529、530、531、533、539、542、543、547、548、552、556、561页。
[456]1892年12月13日倍倍尔在帝国国会发表了长篇演说,批评了政府的新军事法案(见注442)。
海因茨法律是1891—1892年对靠妓女为生的海因茨提出诉讼而得名的;此人被控犯有谋杀和撬锁盗窃罪。这个案件成为颁布禁止卖淫的法律的一个借口。海因茨法律规定,对撮合通奸、靠妓女为生和散布诲淫文学等行为要加重惩罚;该法律于1891年提交帝国国会,经过长期讨论后,于1900年才通过。
倍倍尔参加了海因茨法案的讨论,于1892年12月15日在帝国国会发表演说,揭露了关于禁止卖淫的资产阶级法律的伪善性。——第550页。
[457]1888年巴拿马运河公司(见注432)在被收买的议员的帮助下,获准发行有奖债券,公然违反法国关于禁止抽彩的法律。——第553、562页。
致卡尔·考茨基
斯图加特
1892年12月24日于伦敦
亲爱的男爵: 我已劝说奥古斯特渡过拉芒什海峡作一次哪怕是几天的冬季旅行,我相信他会同意的。这样的话,劳驾托他把马克思的原来的手稿[458]连同你可能已经整理好的那部分带给我,因为他肯定要路过斯图加特。以后还有什么事,我们有机会再说。既然现在完全有把握期望第三卷 [注:《资本论》。——编者注]的漫长的胎儿期终于要结束了,所以对我说来,重要的是掌握第四卷的材料。
详情将在近日给你复信时再谈。谨祝节日愉快,并致衷心的问候。
你的 弗·恩格斯
[458]指《资本论》第四卷——《剩余价值理论》的第一稿也是唯一的一份原稿的部分手稿。1889—1890年,恩格斯把这部分手稿交给考茨基辨认。恩格斯指望通过这样的方式取得别人的帮助,以便进行付排手稿的准备工作,同时培养一些能识别并在将来能出版马克思手稿的研究工作者。
恩格斯打算把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作为《资本论》第四卷出版的意图没有来得及实现。——第555页。
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柏林
1892年12月28日于伦敦
亲爱的李卜克内西: 向你、你的夫人 [注:娜塔利亚·李卜克内西。——编者注]和孩子们祝贺新年!
至于法国人的情况,在一个多星期以前我就要拉法格注意,时机到了。但也可能他们不愿意过早地消耗自己的弹药。第一,巴拿马事件[432]还刚刚在开始,重要的揭发将在新年之后,从法律上来看,暂时还 没有证实任何一个现任议员有重大问题;可是到1月份,激进派[31]将和保皇派一样,完全陷入窘境,那时再谈这件事效果要大得多。第二,在议院里,除马克思派外,还有布朗基派、阿列曼派[33]和克吕泽烈式的狂人,更不用说还有混进我们中间的那些完全腐化了的拉希兹和提夫里埃式的人物,社会主义议会党团成分复杂,别人是很容易对付它的。现在人们正在试图找到共同行动的基础,看来很可能成功,假如是这样,那很快就可以采取某种行动。
我谈这些,仅仅是作为可能的理由来说明我们的人的沉默。
我们已经被迫同博尼埃的狂热进行了长期的斗争。他借五月事件[430]猛烈地攻击我们。我引用过你在《前进报》上的声明 [注:威·李卜克内西《关于宣传旅行的报告。马赛之行》。——编者注],说你在马赛时曾把德国人在庆祝1893年五一节问题上的态度事前告诉过法国人,而法国人对这一说明感到满意。
这就使他们没有任何抱怨的权利。后来我告诉他,既然巴黎有巴拿马事件,柏林有军事问题[442],再加上普遍的工业危机,也许我们在五一节应当采取更好的行动,而不示威游行。我想,这一点,他在巴黎总该会理解的。这个人有最好的意愿,但是,如果真想积极参加三个国家的工人运动,那就不应当住在牛津。
衷心问候你们大家。
你的 弗·恩·
[路·考茨基的附笔]
亲爱的娜塔利亚夫人:你允许我赞同将军的信和祝愿吗?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你是会同意的。我向你、你亲爱的丈夫和孩子们衷心地祝贺新年。
致衷心的问候。
你的 路易莎·考茨基
[31]激进派——八十至九十年代法国的一个议会党团。它是从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机会主义派”,即“甘必大派”)的政党中分裂出来的,继续坚持事实上已被共和派抛弃了的一系列资产阶级民主要求:废除参议院,政教分离,实施累进所得税,等等。为了把大批选民吸引到自己方面来,激进派也要求限制工作日、颁发残废者抚恤金和实行其他一些具有社会经济性质的措施。克列孟梭是激进派的首领。1901年,激进派在组织上形成为一个主要是代表中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第19、205、208、214、239、249、278、536、556、561页。
[33]恩格斯把阿列曼派——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让·阿列曼的追随者——称为反布鲁斯派。由于可能派(见注30)发生分裂,阿列曼派在1890年10月9—15日夏特罗代表大会上成立了自己的组织,并命名为“工人社会革命党”。阿列曼派仍然坚持可能派那一整套思想的和策略的立场,不同的是阿列曼派重视在工会(工团)中的宣传活动,认为工会(工团)是组织工人的主要形式。阿列曼派宣布经济总罢工是斗争的主要手段。阿列曼派同可能派一样,也反对统一的集中的党,他们极力坚持自治原则,对夺取市镇参议会的席位极为重视。——第19、62、70、74、90、97、98、174、323、345、462、474、493、554、556页。
[430]1891年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见注77)上,德国代表投票赞成主张5月1日那一天凡是可行的地方都停止工作以庆祝五一节的决议。但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柏林代表大会(见注388)通过了一项决议,决定晚上庆祝1893年的五一节,因为那一天不能停工。
威·李卜克内西作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在马赛出席了法国工人党代表大会(见注378)。——第518、521、532、540、546、556页。
[432]巴拿马丑闻是巴拿马运河股份公司通过收买法国国家活动家、官员和报刊而制造的一个骗局。巴拿马运河股份公司是根据工程师和实业家斐·累塞普斯的倡议,为了开凿经过巴拿马地峡的运河于1879年在法国成立的。1888年底,这家公司垮台,引起了大批小股东的破产和无数企业的倒闭。后来,到1892年才发现,该公司为了掩盖它的真实财政状况和滥用所筹集的资金曾广泛采用收买和贿赂手段,法国前内阁总理弗雷西讷、鲁维埃、弗洛凯和其他身居要职的官员都接受过这种贿赂。巴拿马运河公司的案件被资产阶级司法机关悄悄了结了,被判罪的只限于一些次要人物,以及公司的领导人累塞普斯。“巴拿马”一词就成了表示大骗局的普通名词。——第520、527、529、530、531、533、539、542、543、547、548、552、556、561页。
[442]指大规模扩充德国军队的军事法案。巨额补充拨款引起了广大居民的不满;甚至还激起了某些资产阶级政党也反对这个法案,因而在1893年5月,这个法案被帝国国会的多数否决。但是,1893年7月,帝国国会被解散并进行改选后,帝国国会就批准了类似的军事法案。——第530、531、533、547、557、562页。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布根
1892年12月31日于伦敦
亲爱的左尔格: 在旧的一年结束之前,再给你写几行。你11月18日和12月16日的来信已收到,非常感谢。9月间寄给你的一包书收到了没有?内有:新版的《工人阶级状况》和艾威林译的、并有我写的导言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科学的社会主义》 [注:弗·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英文版。——编者注]。如果没有收到,我再用挂号寄一次。
在这里,在古老的欧洲,比你们那个还没有能摆脱少年时代的“年轻的”国家,倒是更活跃一些。在这样一个从未经历过封建主义、一开始就在资产阶级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年轻的国家里,资产阶级的偏见在工人阶级中也那样根深蒂固,这是令人奇怪的,虽然这也是十分自然的。美国工人正因为反抗了还披着封建外衣的宗主国,便以为传统的资产阶级经济天然就是,而且任何时候都是先进的、优越的、无与伦比的。同在新英格兰完全一样,清教主义这一整个殖民地产生的根源,也正因为如此而成了地方爱国主义的传统的、继承下来的、几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无论美国人在那里多么神气和执拗,也不能把他们那个确实宏伟的未来象期票一样贴现;他们必须等到支付日期,正 因为他们的未来是如此远大,他们现在主要的是要为这个未来进行准备;而这一工作正如在每一个年轻的国家里那样,首先是物质方面的,它会造成人们思想上某种程度的落后,使人们留恋同新民族的形成相联系的传统。盎格鲁撒克逊种族——这些可恶的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人,马克思总是这样称呼他们——本来就脑筋迟钝,而他们在欧洲和美洲的历史(经济上的成就和政治上的主要是和平的发展),使他们的这一特点变本加厉。在这里,只有发生重大事变,才能有所帮助;如果目前在国有土地差不多已经转为私有的情况下,还能在不太狂暴的关税政策下扩展工业,并夺取国外市场,那末,你们那里的一切也就好办了。阶级斗争在英国这里也是在大工业的 发展时期比较剧烈,而恰好是在英国工业无可争辩地在世界上占统治地位的时候沉寂下去的。在德国也是随着1850年开始的大工业的发展出现了社会主义运动的高涨,美国的情况大概也不会有什么两样。 日益发展的工业使一切传统的关系革命化,而这种革命化又促使头脑革命化。
此外,美国人早就向欧洲世界证明,资产阶级共和国就是资本主义生意人的共和国;在那里,政治同其他一切一样,只不过是一种买卖;法国人通过巴拿马丑闻[432]也终于在本国范围内开始领悟这个道理,那里当权的资产阶级政治家早就懂得了这一点,并且不声不响地在付诸行动。而那些立宪君主国无须过分夸耀自己的道德,它们个个都有自己的小巴拿马:英国有建筑公司丑闻,其中有一个“解放者公司”,把小存户从八百万英镑的存款中彻底“解放了”;德国有巴雷丑闻和勒韦的犹太枪丑闻(这证明,有一个普鲁士军官仍在偷窃,不过是零星地干的——这是他唯一有节制的表现);意大利有罗马银行[459],它已经可以和真正的巴拿马媲美了,它贿赂了约一百五十名众议员和参议员;我听说,关于这件事的文件不久将在瑞士发表。希望施留特尔注意报纸上有关罗马银行的一切消息。而在神圣的罗斯,有古老俄罗斯公爵称号的美舍尔斯基,由于在俄国对揭发出的巴拿马事件无动于衷而大动肝火,他认为这只能说明俄国的道德已经被法国的榜样败坏了,而且“我们自己家里不止有一个巴拿马”。
但是,巴拿马事件毕竟是资产阶级共和国结局的开始,而且很快会使我们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整个机会主义集团以及激进集团[31]的大部分人已名誉扫地,政府极力要暗中了结这件丑事,但这是枉费心机;确凿的证据已经掌握在这样一些人的手中,这些人 渴望推翻当前的统治者,即:(1)奥尔良王朝;(2)孔斯旦部长,已被赶下台,并由于丑恶的过去被揭露而声名狼藉;(3)罗什弗尔和布朗热派;(4)科尼利乌斯·海尔茨,他本人同各种诈骗案有极密切的关系,他躲到伦敦显然只是为了自己摆脱此事,而使别人牵连进去。他们这些人都掌握关于盗窃集团的极为充分的罪证,但是现在却存而不用,首先是免得一下子把弹药打光,其次是为了使政府,还有 司法部门完全陷于窘境。这对我们只会有利,这样可以让越来越多的新材料充分涌现出来,导致群情激愤,使统治者更加不知所措。此外,这样一来,这些丑闻本身和对丑闻的揭露,在议院势必解散和新选举到来之前,就有可能影响到国家的边远地区;这里需要的是这种选举 不过早地举行。
十分明显,事态越来越接近这样一种时刻,到那时,我们的人在法国将成为国家唯一可能的领导者。只是希望这一时刻不要来得太快;在法国,我们的人远没有成熟到夺取政权的程度。然而,目前的情况是:这个间隔时期要包括哪些间隔阶段,完全无法预料。老共和党已丢尽了脸,保皇派和教权派曾大量出售巴拿马彩票[457],因而处境也十分尴尬。布朗热这头蠢驴如果不自杀,现在就会成为左右局势的人物。我很想知道,法国历史上那种由来已久的未被认识的逻辑这次是不是也会发生作用。意外的事将是层出不穷的。但愿不要在某一间歇时刻,情况尚未弄清,就有哪位将军出来夺取政权,并挑起战争;这是唯一的危险。
在德国,党正在不断地、不可遏止地稳步前进。到处都取得了一些小的成绩,这说明在继续发展。如果军事法案[442]基本上通过,那就会又有成批不满意的人靠拢我们;如果该法案遭到否决,帝国国会解散,并准备进行新的选举,那我们至少可以得到五十个席位;这样一来,在发生冲突的情况下,我们常常可以获得决定性的优势。不管怎样,这场斗争即使在法国爆发,——这是很可能的,那也只能在德国进行到底。好在第三卷 [注:《资本论》。——编者注]现在终于要整理完了。至于是哪一天,确实无法肯定。不平静的时代就要到来,浪涛已开始日益汹涌澎湃。
我和考茨基夫人衷心祝贺你和你的夫人 [注:卡塔琳娜·左尔格。——编者注]新年好。
你的 弗·恩格斯
[31]激进派——八十至九十年代法国的一个议会党团。它是从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机会主义派”,即“甘必大派”)的政党中分裂出来的,继续坚持事实上已被共和派抛弃了的一系列资产阶级民主要求:废除参议院,政教分离,实施累进所得税,等等。为了把大批选民吸引到自己方面来,激进派也要求限制工作日、颁发残废者抚恤金和实行其他一些具有社会经济性质的措施。克列孟梭是激进派的首领。1901年,激进派在组织上形成为一个主要是代表中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第19、205、208、214、239、249、278、536、556、561页。
[432]巴拿马丑闻是巴拿马运河股份公司通过收买法国国家活动家、官员和报刊而制造的一个骗局。巴拿马运河股份公司是根据工程师和实业家斐·累塞普斯的倡议,为了开凿经过巴拿马地峡的运河于1879年在法国成立的。1888年底,这家公司垮台,引起了大批小股东的破产和无数企业的倒闭。后来,到1892年才发现,该公司为了掩盖它的真实财政状况和滥用所筹集的资金曾广泛采用收买和贿赂手段,法国前内阁总理弗雷西讷、鲁维埃、弗洛凯和其他身居要职的官员都接受过这种贿赂。巴拿马运河公司的案件被资产阶级司法机关悄悄了结了,被判罪的只限于一些次要人物,以及公司的领导人累塞普斯。“巴拿马”一词就成了表示大骗局的普通名词。——第520、527、529、530、531、533、539、542、543、547、548、552、556、561页。
[442]指大规模扩充德国军队的军事法案。巨额补充拨款引起了广大居民的不满;甚至还激起了某些资产阶级政党也反对这个法案,因而在1893年5月,这个法案被帝国国会的多数否决。但是,1893年7月,帝国国会被解散并进行改选后,帝国国会就批准了类似的军事法案。——第530、531、533、547、557、562页。
[457]1888年巴拿马运河公司(见注432)在被收买的议员的帮助下,获准发行有奖债券,公然违反法国关于禁止抽彩的法律。——第553、562页。
[459]恩格斯在《关于意大利的巴拿马》一文中,揭露了罗马银行的黑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418—426页)。——第561页。
致卡尔·亨克尔
[460]
苏黎世
[1892年底于伦敦]
……蒸汽之歌 [注:爱·米德《蒸汽王》。——编者注]……所描述的虽然是以往的、但也是德国经历过的工人运动的初期阶段……
[460]恩格斯的这封信没有找到。这里所引用的词句是作为对英国工人诗人爱·波·米德的一首诗《蒸汽王》的注释而发表的。这首诗载于革命诗歌集《自由书》(《Buch der Freiheit》),1893年12月在柏林出版。亨克尔受德国社会民主党帝国国会党团的委托,为了准备这本书的出版,曾于1892年11月2日请求恩格斯为这本诗歌集推荐一些诗歌,并请他把信件分别转寄给英国进步诗人阿·查·斯温伯恩和威·莫利斯。看来,恩格斯对亨克尔这个请求采取了赞许的态度。这个诗歌集除了斯温伯恩、莫利斯、歌德、海涅、席勒、拜伦、普希金、雷列也夫、涅克拉索夫、米茨凯维奇以及十八至十九世纪的其他进步诗人和革命诗人的诗篇之外,还收集了恩格斯翻译的《蒸汽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472—473页)和古代丹麦民歌《提德曼老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37—39页)。——第563页。
附录1.
威·梭恩和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致赛米尔·龚帕斯
[461]
纽约
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煤气工人和杂工全国工会
办公地址——东区巴尔金路144号
主席: 威·华金生
财务委员: 威·拜福特
总书记: 威·梭恩
副书记: 威·海·华德
1891年1月25日[于伦敦]
致赛米尔·龚帕斯先生并转美国劳工联合会
亲爱的同志: 不久前,当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七十寿辰之际,倍倍尔、李卜克内西和辛格尔三同志曾来这里访问,在此期间,他们会见了煤气工人和杂工工会[47]的代表(该工会拥有近十万男女工人,属于七十多种职业),还会见了另一些工会和团体的代表,并会见了约翰·白恩士、议员肯宁安-格莱安和其他人。在这次聚会时多数人有一个共同的看法:在各国工人党之间建立紧密而有组织的联系的时刻已经到来。最迫切的问题是防止把“不正当劳动”从一个国家移往另一国家,即防止资本家为了降低工资水平或延长工作日,或者为了两者兼而得之,把工人(这些工人不熟悉该国阶级斗争情况)输入本国。在每个国家指派一名国际联络书记,同其他国家负责这种事务的书记保持联系,是防止这种现象的最行之有效的办法。这样,一旦某一国家内资本家和工人发生冲突,应当立即把此事通知其他各国负责国际联络的工人书记,他们的任务是竭力防止从本国输出工人,不正当地取代发生冲突的国家中进行罢工的工人和因同盟歇业而被大批解雇的工人。目前,这无疑是应当解决的最迫切的问题,而可以预料,这种协议将会大大促进各国工人在一切问题上交换意见,随着日月的推移,这对工人运动来说,越来越必需了。
如果你们的组织同意煤气工人和杂工工会的观点,你能否立即赐复,并告知被指定参加这项重要工作的书记的姓名?
致兄弟般的敬礼。
威·梭恩(总书记)
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
(受执行委员会的委托)
[47]煤气工人和杂工工会——英国工人运动史上第一个非熟练工人的工联,是1889年3月底至4月初在八十至九十年代罢工运动高涨的条件下产生的。爱·马克思-艾威林和爱·艾威林在组织和领导这个工会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个工会提出了规定八小时工作日的要求。没有多久,它就在广大工人各个阶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一年中,参加该工会的煤气工人就有十万人之多。这个工会积极参与了组织著名的1889年伦敦码头工人的罢工(见注74)。由于这一罢工和该工会活动的结果,产生了英国工人运动史上第二个非熟练工人的大的联合组织——码头工人工会,该工会在组织其他群众性新工联方面,在争取规定八小时工作日的斗争中,在筹备和安排九十年代的英国工人五一节示威游行方面,也起了显著的作用。
由于在煤气工人中积极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和国际主义思想,首先是爱·马克思-艾威林进行了这样的工作,煤气工人给予爱尔兰的工人运动以巨大的影响,并成了爱尔兰一些群众性工联的发起者;参加这些工联的还有农业工人。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煤气工人和杂工全国工会(该工会的全称)同其他国家的工人组织保持着联系,其领导人爱·马克思-艾威林和威廉·梭恩作为该工会的代表,出席了1891年在布鲁塞尔举行的第二次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见注77)。——第30、44、74、106、130、136、217、231、286、327、567、570页。
[461]这封信是写给当时美国工人最大的群众组织之一——美国劳工联合会(见注20)的。此信反映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恩格斯的领导下,为争取国际工人运动的统一而进行斗争的情况。类似的信件还分别寄给了其他国家。信中提出的关于设立国际联络书记的建议得到了广泛的响应;1891年3月26日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给龚帕斯的信中谈到了这一情况,并开列了十个国家指派的书记的名字。——第567页。
附录2.
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致保尔·拉法格
勒-佩勒
1892年4月15日于[伦敦]西中央区法院巷65号
亲爱的保尔: 前几天,我们给你寄去一份《纪事报》 [注:《每日纪事报》。——编者注],其中有一个声明是关于阿道夫·斯密斯和法国工人派代表参加将在海德公园举行的示威游行[290]的。本周,在《工人时报》(尽管我相信你可以按期收到报纸,但还是再给你寄去一份)上你会在“伦敦简讯”栏内(据我预料)读到几篇有关此事的报道,无论如何你会看到署名“奥托利克斯”——即《工人时报》编辑伯吉斯——的报道。在现在这个时候,这篇简讯的后果,比你所能想象的要大得多,令人烦恼得多,趁那些极不愉快的麻烦尚未到来之前,你 务必在《纪事报》和《工人时报》上就此事写点东西。当然是要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以阿道夫先生为代言人的那些组织,如我们所怀疑的那样,是属于可能派的。
你还记得,两年以前,我们不顾他们的拚命反抗, 迫使他们同意举行示威游行[462],你来到这里,并在示威游行筹备委员会的讲台上讲了话。你还记得,你们的党去年又接到我们的邀请,你们那封说明不能派代表的原因的信,曾在示威游行时当众宣读。在整个这一时期,工联伦敦理事会[73]同现在一样,和海德门先生、英国的可能派共同行动,拒绝同“外国人”取得任何一致。请不要忘记一个极为重要的事实:希普顿之流所要求的在法律上规定八小时工作日,这并不是 我们所要求的在法律上规定八小时工作日。 他们追求在法律上规定八小时工作日,只是 为了使额外的时间获得较高的报酬。
有鉴于此,一贯支持整个巴黎纲领[463]的我们的委员会[267],尤其是那个最强有力的组织(不仅在我们委员会所属各组织中,而且在所有新工联[343]中,它都是最强有力的)——煤气工人和杂工工会[47],对《纪事报》上发表的侮辱性言论甚为恼火和惊异。梭恩星期三跑到我们这里来说:这使他倍感惊奇,因为他的工会早在国际书记处开始考虑此事以前,就同法国工人党[30]通过信;他很想知道,为什么他们现在受到侮辱。而这只不过是很多事件之一。你的沉默带来了多么不良的后果,我无法对你说。
昨天,我就这个问题同将军谈了很久(爱德华的喉咙痛得厉害),我们两人都一致认为,你作为党的国际联络书记, 应当在《纪事报》上写几句。至于为什么耽搁下来,你很容易说清楚,因为你去会见自己的选民了,并去过一趟富尔米。你应该这样写:阿·斯密斯先生只代表可能派[30]说话(如果情况确实如此的话),可能派是一个反动的党派(它代表什么,你是知道的);工人党参加了争取在法律上规定八小时工作日委员会组织的第一次示威游行,虽然它现在不能派出自己的代表,但同去年一样,它和该委员会是完全一致的;而且(我们 大家希望)你们党今年将派代表到我们的讲台上来。可能派派 两名代表。你们肯定可以派一名。德尔克律兹能来吗?从加来抵达这里,花费 很少。你们还可以把博尼埃派来。这两个人(我知道你是 不能来的)定能抵过其他人。
无论如何,亲爱的保尔,你 必须在《纪事报》上写篇简评(如果由劳拉来写,那就更好了!),并复制一份寄送《工人时报》, 必要时补充 一些细节。但要 立即着手去做。
你的 杜西
为什么你 不说服你们的玻璃工人参加国际玻璃工人联合会呢?真可惜,他们没有参加,况且每人的会费只有四便士(八个苏!) 一年!!
[30]恩格斯指的是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各种派别。
茹·盖得(因此又有盖得派之称)和保·拉法格领导的马克思派,以1879年成立的工人党为代表。一开始,这一派的队伍中就进行着尖锐的思想斗争,因而使党于1882年在圣亚田代表大会上分裂为盖得派和可能派(即布鲁斯派)。盖得派仍保留工人党的名称。党以在马克思参与制定、并于1880年在哈佛尔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为依据来进行活动。盖得派依靠的是法国大工业中心的无产阶级、巴黎的一部分无产阶级,主要是大工厂的无产阶级。党的基本任务之一是为争取广大工人群众而斗争。八十至九十年代,工人党在向法国无产阶级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党的机关报《社会主义者报》在这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马克思派积极参加了工会运动并领导了无产阶级的罢工斗争。由于保·拉法格参加竞选,党进行了大量宣传活动,拉法格在1891年被选入众议院,这是法国社会主义者的重大成就。法国工人党为了加强社会主义者的国际联系,为了揭露法国资产阶级共和国对外政策的侵略本质,特别是1891—1893年的法俄联盟,做了很多工作。
但是,党的领导人并不总是执行彻底的马克思主义政策,他们有时也犯了机会主义性质的错误,例如,九十年代在农民问题上。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止一次地批评他们,帮助他们制定工人运动的正确路线。
布鲁斯派,即可能派——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别,以布鲁斯、马隆等人为首;他们在1882年造成法国工人党的分裂,并成立新党“法国社会主义革命工人党”。这个派别的领袖们反对革命的策略,他们宣布改良主义的原则,即只争取“可能”(《possible》)争得的东西,因此有“可能派”之称。在九十年代,可能派不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见注33),他们在相当程度上已丧失影响。1902年,可能派的多数参加了饶勒斯创建的改良主义的法国社会党。——第19、29、44、45、62、68、70、74、90、94、98、101、117、121、135、140、150、154、174、207、209、260、266、278、287、290、303、325、345、409、448、452、462、501、541、554、570、572页。
[47]煤气工人和杂工工会——英国工人运动史上第一个非熟练工人的工联,是1889年3月底至4月初在八十至九十年代罢工运动高涨的条件下产生的。爱·马克思-艾威林和爱·艾威林在组织和领导这个工会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个工会提出了规定八小时工作日的要求。没有多久,它就在广大工人各个阶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一年中,参加该工会的煤气工人就有十万人之多。这个工会积极参与了组织著名的1889年伦敦码头工人的罢工(见注74)。由于这一罢工和该工会活动的结果,产生了英国工人运动史上第二个非熟练工人的大的联合组织——码头工人工会,该工会在组织其他群众性新工联方面,在争取规定八小时工作日的斗争中,在筹备和安排九十年代的英国工人五一节示威游行方面,也起了显著的作用。
由于在煤气工人中积极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和国际主义思想,首先是爱·马克思-艾威林进行了这样的工作,煤气工人给予爱尔兰的工人运动以巨大的影响,并成了爱尔兰一些群众性工联的发起者;参加这些工联的还有农业工人。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煤气工人和杂工全国工会(该工会的全称)同其他国家的工人组织保持着联系,其领导人爱·马克思-艾威林和威廉·梭恩作为该工会的代表,出席了1891年在布鲁塞尔举行的第二次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见注77)。——第30、44、74、106、130、136、217、231、286、327、567、570页。
[73]工联伦敦理事会是于1860年5月在伦敦各工联代表会议上成立的。它的成员是代表工人贵族的最大的工联的领袖们。在六十年代前半期它曾领导英国工人反对干涉美国、维护波兰和意大利的历次行动,稍后又领导了他们争取工联合法化的运动。九十年代初期,伦敦理事会主要是把旧工联联合了起来;它对已开展起来的、建立新工联和争取八小时工作日的运动持反对态度。但是,在群众运动的压力下,该理事会被迫参加了九十年代的历次五一节示威游行。后来,特别是在十九世纪末,该理事会成了自由工联主义的堡垒,并抵制社会主义思想进入英国工人运动。——第56、61、73、92、242、291、302、309、327、570页。
[267]指争取八小时工作日同盟(见注76)。——第302、309、570页。
[290]阿·斯密斯在载于1892年4月11日《每日纪事报》的给希普顿的信中,谈到他在巴黎就派代表去伦敦参加五一节示威游行的问题同可能派(见注30)领袖商谈的情况。这次示威游行是工联理事会(见注73)组织的,目的是使它具有国际性,使英国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争取八小时工作日同盟(见注76)威信扫地。——第326、569、572页。
[343]指主要是把英国的非熟练工人联合起来的新工联运动。新工联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国内工人运动高涨时期,在英国工人状况由于1883—1886年的经济危机和英国工业垄断地位的丧失而日益恶化的影响下开始产生的。新工联的特点是具有战斗的进攻的精神(它们常常在罢工中产生),加入新工联的是无产阶级中一向置身于工人运动外的广大群众。受到恩格斯直接帮助的英国社会主义者在新工联的形成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恩格斯在《伦敦的5月4日》和《〈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英国版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70和324—325页)两篇著作中,对新工联主义进行了评述。——第391、395、447、450、457、570页。
[462]指1890年伦敦的五一节示威游行。恩格斯在《伦敦的5月4日》一文中描写了这次示威游行的情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69—76页)。——第569页。
[463]指1889年在巴黎召开的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就国际工人立法问题提出的要求(见注41)。这些要求的最主要点是:在法律上规定八小时工作日,取消夜工,禁止使用不满十四岁的童工,禁止使用女工从事有害健康的生产等等。——第570页。
附录3.
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致劳拉·拉法格
勒-佩勒
1892年4月22日[于伦敦]
亲爱的劳拉: 现将可怜的阿道夫 [注:阿道夫·斯密斯。——编者注]对保尔那封绝妙信件的答复寄给你。我在将军这里写信,因为就此事给你们写信以前,我想知道他的意见。他同意我的看法,应当通过某种方式予以答复,如果你能说服保尔这样做的话。当然,我知道他很忙,然而你可以相信,在这种场合,答复 确实是必要的,但不要冗长。
然而,是谁派的拉维呢?是 布鲁斯派[30],或者象斯密斯[290]所写的,是 联合委员会?这是两回事。只要有几个能证明工人党实际力量的事例,就可以在此间博得良好的印象;总之,我相信,5月1日的选举[258]一定会显示出我们的实际力量。
你要敦促保尔写,或者最好由你 自己写,正如我过去在信中说过的。(我们都已认出你在《纪事报》那篇文章中的“锐利的笔锋”。)
这封信刚好能赶上邮班。
将军、路易莎和我向你问好。
你的 杜西
[30]恩格斯指的是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各种派别。
茹·盖得(因此又有盖得派之称)和保·拉法格领导的马克思派,以1879年成立的工人党为代表。一开始,这一派的队伍中就进行着尖锐的思想斗争,因而使党于1882年在圣亚田代表大会上分裂为盖得派和可能派(即布鲁斯派)。盖得派仍保留工人党的名称。党以在马克思参与制定、并于1880年在哈佛尔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为依据来进行活动。盖得派依靠的是法国大工业中心的无产阶级、巴黎的一部分无产阶级,主要是大工厂的无产阶级。党的基本任务之一是为争取广大工人群众而斗争。八十至九十年代,工人党在向法国无产阶级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党的机关报《社会主义者报》在这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马克思派积极参加了工会运动并领导了无产阶级的罢工斗争。由于保·拉法格参加竞选,党进行了大量宣传活动,拉法格在1891年被选入众议院,这是法国社会主义者的重大成就。法国工人党为了加强社会主义者的国际联系,为了揭露法国资产阶级共和国对外政策的侵略本质,特别是1891—1893年的法俄联盟,做了很多工作。
但是,党的领导人并不总是执行彻底的马克思主义政策,他们有时也犯了机会主义性质的错误,例如,九十年代在农民问题上。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止一次地批评他们,帮助他们制定工人运动的正确路线。
布鲁斯派,即可能派——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别,以布鲁斯、马隆等人为首;他们在1882年造成法国工人党的分裂,并成立新党“法国社会主义革命工人党”。这个派别的领袖们反对革命的策略,他们宣布改良主义的原则,即只争取“可能”(《possible》)争得的东西,因此有“可能派”之称。在九十年代,可能派不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见注33),他们在相当程度上已丧失影响。1902年,可能派的多数参加了饶勒斯创建的改良主义的法国社会党。——第19、29、44、45、62、68、70、74、90、94、98、101、117、121、135、140、150、154、174、207、209、260、266、278、287、290、303、325、345、409、448、452、462、501、541、554、570、572页。
[258]在1892年5月1日的市镇选举中,法国工人党得了十万多张选票,取得了很大胜利。——第290、315、328、334、336、435、572页。
[290]阿·斯密斯在载于1892年4月11日《每日纪事报》的给希普顿的信中,谈到他在巴黎就派代表去伦敦参加五一节示威游行的问题同可能派(见注30)领袖商谈的情况。这次示威游行是工联理事会(见注73)组织的,目的是使它具有国际性,使英国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争取八小时工作日同盟(见注76)威信扫地。——第326、569、572页。
附录4.
致某人
[464]
[1892年12月底于伦敦]
向一八九三年致敬!
希望和欢乐与它一起重新来临。
愿它始终快乐光明,
这一祝愿来自最忠实于你的人。
弗·恩·
[464]这封信是一首诙谐诗,作者不详。恩格斯的签名是用铅笔写的。——第572页。
致劳拉·拉法格这是最后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