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布根

1892年3月5日于伦敦

亲爱的左尔格：你1月15日、22日和29日的来信，2月2日、4日和13日的明信片以及载有关于安娜［注：斯·帕德列夫斯基。——编者注］的简讯的几份报纸，都收到了。她显然是由于那种风行一时的夸大狂病而葬送了自己。真奇怪，这种人就象加特曼等人那样，只能做一件事——好事、坏事或无足轻重的事，而事情既已做了，正象肖莱马说的，“就再也不能对他们有什么指望了”。

你最近发表在《新时代》上的那篇文章［注：弗·阿·左尔格《美国币制改革拥护者的纲领》。——编者注］，很遗憾，我还没有时间看，但我是一定要看的，因为只有在你的帮助下，我才能了解美国运动的发展，而不致被引入歧途。

各种各样的工作和琐事使我忙得不可开交。你看看我经常收到的那一大堆报纸吧，有德国的、法国的、意大利的、西班牙的、波兰的、俄国的、丹麦的、美国的、英国的，有时还有罗马尼亚的，这些报纸我至少得浏览一下，以便了解运动的情况。同时，还有几篇有份量的东西，要占去我剩下的全部时间。再加上通信！我这里积压的信件需要一周的时间才能处理完。何况还得完成第三卷［注：《资本论》。——编者注］。真不得了。但没有关系，我可以对付。只是如果以后我回信有所迟延的话，你们也要有足够的耐心。

在法国，事情进行得很顺利。拉法格用自己的议员津贴和免费火车票正在作利尔到土鲁斯的全国旅行和演说，成绩很大。所有其他社会主义党团都被我们这一派挤到后面去了。就是在巴黎，可能派[30]也由于内部的纠纷和我们的积极活动而愈益失势。我们的人又在考虑办一份每天出版的党的机关报；现在办成的可能性比以前要大。孔斯旦被赶出内政部是件大好事。这个家伙曾想用暴力行动挑起开枪射击，而这对我们是毫无好处的。因为我们的示威游行和全法国的市镇选举[258]都在5月1日这一天，所以任何一个不象孔斯旦那样利用一时的效果投机的部长都不敢开枪。

这里，原先的争吵还在继续，但事情还是在进展，完全是盎格鲁撒克逊式的，虽然缓慢，但是扎实。一切事情总是表现为某些小冲突，这些冲突在其结果未见分晓时，无法扼要地加以综述。目前的事情是庆祝五一节的问题。我们为一方，我们的对手，工联理事会[73]（老朽的工联）和社会民主联盟[9]为另一方。这两个去年还是相互为敌的组织，却不得不联合起来反对我们，这也是个成绩。海德公园在我们的手里。现实占有，败一胜九。事情将会如何发展，以后自见分晓。煤气工人、许多小工联以及激进俱乐部[259]（几乎都是由工人组成）看来会站在我们这一边。今后怎样，且看将来。

现在，谈谈德国的事。那里，事情进展得很顺利，真是再好也没有了，不过我们可能很快会遭到相当沉重的打击。小威廉一开始就是“古老家族的末代子孙” ［注：歌德《伊菲姬尼亚在塔夫利达》。——编者注］的最好标本，他比任何人都善于葬送王朝和君主政体。但是他现在已疯狂到了极点，夸大狂弄得他坐卧不宁。幸运的是，如此渴望成为最高法律的君主意志[248]今天反对我们，而明天又反对自由党人，因为他刚刚发现一切灾祸都是自由党人造成的，而我们只不过是他们的追随者——这是僧侣提示他的。现在他以侮辱陛下为由对《科伦日报》进行迫害[260]，他不把俯首听命的德国市侩逼成反对派是决不会罢休的。我们还能期待更好的结果吗？一个月以前，当施杜姆在帝国国会大放厥词[253]时，还可以考虑制订一个新的反社会党人法案，但现在已经不行了，因为威廉对资产阶级比对所有的社会民主党人更为愤恨，这是由于资产阶级对他的僧侣主义的国民学校的法令[261]持反对态度，他宁可不打扰我们，也不愿向他们作任何让步。因为他在国会的最大的反对派正是那些资产阶级政党，而不是我们在帝国国会的三十五名议员——况且在普鲁士议院根本就没有我们的议员。然而，我们也可能面临一场激战，但是，如果国王把自己跟资产阶级的关系和跟工人的关系同时都搞坏了，那就太好了！大臣们都是二三流的人物；卡普里维是一个仪表威武的武士，但他不能胜任其职，而米凯尔也不会因为日益深陷泥坑而变得聪明些。总之，情况要是这样继续下去，危机很快就会到来。在普鲁士和普鲁士德意志帝国决不能象在巴伐利亚那样，年复一年地容忍一个疯狂的君主［注：路德维希二世。——编者注］；如果不久就为小威廉建造一所专用的疯人院，我是不会感到意外的。到那时就该实行摄政了，而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

关于俄国和高级政治问题，我对自己发表在《新时代》上的文章［注：弗·恩格斯《德国的社会主义》。——编者注］没有什么可补充的。

艾威林向你衷心问好，他正好在这里。杜西正在普利茅斯进行鼓动。路易莎要附上几句话。衷心问候你的夫人［注：卡塔琳娜·左尔格。——编者注］，祝你们健康。

你的　弗·恩·

[9]恩格斯指的是斯·门德尔森同他妻子出席了社会民主联盟一个分部的会议，1891年1月3日《正义报》第364号对此有一篇报道，标题是《门德尔森在伦敦》。

社会民主联盟——英国的社会主义组织，成立于1884年8月。这个组织联合了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者，主要是知识分子中的社会主义者。以执行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政策的海德门为首的改良主义分子长期把持了联盟的领导。加入到联盟里的一小批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爱·马克思-艾威林、爱·艾威林、汤·曼等人），与海德门的路线相反，为建立同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密切联系而斗争。1884年秋天联盟发生分裂，左翼组成了独立的组织——社会主义同盟；在此以后，机会主义者在联盟里的影响加强了。但是，在群众的革命情绪影响之下，即使在九十年代，联盟内部仍在继续产生不满机会主义领导的革命分子。1907年，在工人运动高涨的情况下，联盟改组为社会民主党。该党在1911年同独立工党（见注339）左派合并，命名为英国社会党。它的部分成员后来参加了英国共产党的创建。——第10、25、29、33、45、61、73、92、98、130、252、254、291、302、309、327、371、395、399、409、418、423、435、443、472、475、511页。

[30]恩格斯指的是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各种派别。

茹·盖得（因此又有盖得派之称）和保·拉法格领导的马克思派，以1879年成立的工人党为代表。一开始，这一派的队伍中就进行着尖锐的思想斗争，因而使党于1882年在圣亚田代表大会上分裂为盖得派和可能派（即布鲁斯派）。盖得派仍保留工人党的名称。党以在马克思参与制定、并于1880年在哈佛尔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为依据来进行活动。盖得派依靠的是法国大工业中心的无产阶级、巴黎的一部分无产阶级，主要是大工厂的无产阶级。党的基本任务之一是为争取广大工人群众而斗争。八十至九十年代，工人党在向法国无产阶级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党的机关报《社会主义者报》在这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马克思派积极参加了工会运动并领导了无产阶级的罢工斗争。由于保·拉法格参加竞选，党进行了大量宣传活动，拉法格在1891年被选入众议院，这是法国社会主义者的重大成就。法国工人党为了加强社会主义者的国际联系，为了揭露法国资产阶级共和国对外政策的侵略本质，特别是1891—1893年的法俄联盟，做了很多工作。

但是，党的领导人并不总是执行彻底的马克思主义政策，他们有时也犯了机会主义性质的错误，例如，九十年代在农民问题上。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止一次地批评他们，帮助他们制定工人运动的正确路线。

布鲁斯派，即可能派——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别，以布鲁斯、马隆等人为首；他们在1882年造成法国工人党的分裂，并成立新党“法国社会主义革命工人党”。这个派别的领袖们反对革命的策略，他们宣布改良主义的原则，即只争取“可能”（《possible》）争得的东西，因此有“可能派”之称。在九十年代，可能派不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见注33），他们在相当程度上已丧失影响。1902年，可能派的多数参加了饶勒斯创建的改良主义的法国社会党。——第19、29、44、45、62、68、70、74、90、94、98、101、117、121、135、140、150、154、174、207、209、260、266、278、287、290、303、325、345、409、448、452、462、501、541、554、570、572页。

[73]工联伦敦理事会是于1860年5月在伦敦各工联代表会议上成立的。它的成员是代表工人贵族的最大的工联的领袖们。在六十年代前半期它曾领导英国工人反对干涉美国、维护波兰和意大利的历次行动，稍后又领导了他们争取工联合法化的运动。九十年代初期，伦敦理事会主要是把旧工联联合了起来；它对已开展起来的、建立新工联和争取八小时工作日的运动持反对态度。但是，在群众运动的压力下，该理事会被迫参加了九十年代的历次五一节示威游行。后来，特别是在十九世纪末，该理事会成了自由工联主义的堡垒，并抵制社会主义思想进入英国工人运动。——第56、61、73、92、242、291、302、309、327、570页。

[248]看来恩格斯是指威廉二世于1891年秋在慕尼黑逗留期间发生的一件事。皇帝去市政厅时，在留言簿上写了一句拉丁成语：“君主意志——最高法律”（《regis　voluntas—suprema　lex》）。后来，这个典故就经常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出版物借用。

民族自由党　是德国资产阶级、而主要是普鲁士资产阶级的政党，于1866年秋由于资产阶级的进步党（见注160）的分裂而成立。民族自由党为了满足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而放弃了这个阶级争取政治统治的要求，其主要目标是把德意志各邦统一于普鲁士的领导之下；它的政策反映了德国自由资产阶级对俾斯麦的投降。在德国统一以后，民族自由党彻底形成为大资产阶级、而其中主要是工业巨头的政党。民族自由党的对内政策愈来愈具有效忠君主的性质，因此民族自由党实际上放弃了它从前提出的自由主义的要求。——第280、281、291、293、431页。

[253]1892年2月12日，德国大工业家、保守党人施杜姆在帝国国会会议上激烈攻击德国社会民主党，指控它准备用暴力推翻君主制，违反誓约，宣扬自由恋爱等等。倍倍尔在答辩中指出施杜姆的演说是个挑衅，目的是要制定新的反社会党人法，他还说明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政策。——第284、291页。

[258]在1892年5月1日的市镇选举中，法国工人党得了十万多张选票，取得了很大胜利。——第290、315、328、334、336、435、572页。

[259]十九世纪下半叶英国的激进俱乐部是这样一些组织，其成员主要是工人，而领导者一般都是自由资产阶级的人物。这些俱乐部在英国无产阶级中间有一定的影响。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由于英国工人运动高涨，这种俱乐部就更多了，而且社会主义思想在俱乐部的参加者中间得到了广泛的传播。——第291、302、309页。

[260]1892年3月2日，柏林宣布就《科伦日报》“侮辱陛下”罪对该报进行起诉。威廉二世在1892年2月24日勃兰登堡邦议会每年一度的例行宴会上发表了一篇演说，激烈地攻击了他的政府政策的反对者和“批评者”，《科伦日报》因刊登一篇文章对皇帝的这篇演说提出批评意见而被提交法庭审判。德国和欧洲的舆论界认为，对《科伦日报》的迫害以及接着对德国其他报纸提出控诉并加以没收，是帝国当局采取公开以警察手段进行镇压的开始。——第291页。

[261]1892年1月底，普鲁士政府向邦议会提出了关于小学的新法令草案。这一法令草案规定，所有普通小学改为宗教学校，新建的学校只能作为宗教学校来办，对整个小学教育的监督由僧侣负责。为了中央党（见注250）的利益而提出的这一法令草案受到自由党的激烈批评，从而使普鲁士内阁于1892年3月倒台。新的普鲁士政府收回了这一法令草案。——第292、293页。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柏林

1892年3月8日于伦敦

亲爱的奥古斯特：你的议会活动纪念日[262]过得这么愉快，我们都很高兴。至于祝词，我的确寄去过一份草稿[233]，是他们要我写的，我自己觉得写得相当平淡，因为我当时必须考虑到三十五名党团成员的特殊愿望，但是我并不了解他们的这种愿望，而且他们大部分人我也不认识。后来，关于这份草稿及其下落，我就再也没有听到什么了。登在今天《社会主义者报》上的法国人的贺词[263]写得较为坦率。

李卜克内西被赶出了德勒斯顿蛤蟆坑。[264]这些庸人既然气量这么狭小，也就未必能指望他们不这样做。借口总是找得到的。这些蠢驴的报复心算是得到了一点自我满足，可是这并没有给他们带来任何好处。此外，《前进报》最近确实办得好多了。

柏林的骚动已经过去，而我们的人丝毫没有参与[257]，我很高兴。小规模的开枪射击本来随时都可能发生，如果发生了，就足以给我们带来种种麻烦。如果柏林发生射击，民族自由党人[248]就会兴高采烈地投票赞成关于国民学校的法令[261]，并一定会把某些人［注：威廉二世。——编者注］的变化无常的愤怒引向我们。对于正在逐步组成的反动的一帮[179]，我们现在还不能很好地加以利用，当我们自己还无法能动地创造历史时，我们所希望的是历史的发展不致停顿，为此，就需要资产阶级政党之间相互倾轧。就这一点来说，当前的制度是异常可贵的——它在为我们创造这些条件。如果射击开始得过早，就是说，在那些老党还没有真正相互闹得不可开交以前就开始，那就会使他们彼此和解，并结成统一战线来反对我们。这是象二乘二等于四一样肯定的。但是，如果在我们变得比现在几乎强大一倍时发生这种情况，那就不会对我们造成危害。不过，即使现在发生这种情况，独裁制度反正也要想方设法使我们的敌人相互争斗起来。但好就是好。现在事情进行得非常顺利，我们只能希望今后一切都不受阻碍地继续下去。

当然，失业工人的问题来年可能还要严重。保护关税制所造成的后果同自由贸易完全一样：一些国家市场上商品滞销；而且几乎普遍如此，只是这里不如你们那里那么严重罢了。就是在1867年以来发生过两三次不大的潜在危机的英国，现在看来终于又在酝酿着一场严重的危机。近两三年来，棉花获得大丰收（年产九百多万包），其价格下降到1846年危机最严重时期的水平，并对生产造成巨大压力，因此，此地的工厂主由于美国种植场主的生产过剩而不得不过剩地生产！于是，他们就不断地赔钱，因为在原料价格下跌的情况下，他们用原来较贵的棉花生产出来的产品，拿到市场上就不值钱了。这也是德国和亚尔萨斯的纺织厂主惊惶呼叫的原因之一；但他们在帝国国会里对此却默不作声。这里其它工业部门的情况略好一些；铁路的收入和工业品的输出近十五个月来大大减少了，因此，这里的情况今冬也可能再度恶化。大陆上实行保护关税制的国家的情况，未必会有所好转，贸易条约可能带来某些短暂的缓和，但一年之内都会再次化为乌有。如果今冬在巴黎、柏林、维也纳、罗马、马德里以更大的规模再次发生同样的动荡，而伦敦和纽约也有此反应的话，情况可能会变得更加严重。但在这种情况下，好在至少巴黎和伦敦地方参议会的人最清楚不过地懂得，他们依赖于工人选民，所以他们不会极力反对那些现在已经可以实行的要求，如在公共工程就业，缩短工作日，按照工会要求规定工资水准等等，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使群众免受那些坏得多的社会主义—— 真社会主义——的邪说异端影响的唯一的和最好的手段。我们可以看看，根据阶级的和有资格限制的选举权选出来的柏林和维也纳的地方参议会，那时是否也将出于不得已而跟他们走。

昨天的《旗帜报》登了一则彼得堡来的电讯：威廉在勃兰登堡议会发表演说之后，一位先生要他注意，在他预言的“光荣”大道上，毕竟有俄国对立着。据说威廉回答道：《I　shall　pulverize　Russia》；他可能是说：“我要把俄国研成粉末”。舒瓦洛夫知道了这事，并肯定完全属实之后，向他的皇帝呈报了。后来，亚历山大碰到一个机会就找到施魏尼茨，要他转告说：“告诉你的皇帝，如果他又要想把俄国研成粉末的话，我乐于派出五十万士兵越过国境到他那里去。”

星期六［注：3月5日。——编者注］俄国在伦敦这里获得了一次胜利，不过这一胜利已经不会给它带来好处。在郡参议会（伦敦这里的郡参议会就是其它地方的地方参议会）选举中，自由党人取得了简直是辉煌的胜利。新的议会选举之后，将由格莱斯顿执政，现在已经没有疑问了，虽然过去一般说来是有疑问的。而格莱斯顿是一个狂热的亲俄派，是反土耳其和反奥地利的；他上台可能成为亚历山大发动战争的新的推动力，因为他上台可能意味着英国将保持善意的中立，同时也意味着英国对意大利施加压力，使意大利也保持中立。不过，只要谁也不作蠢事的话，饥馑及其引起的内部冲突（可以设想俄国将会发生这种冲突），会使紧张局势得到缓和，但是，蠢事在俄国边界的两侧又随时都可能发生。

不过，对英国国内生活来说，自由党人的胜利是十分有益的。保守党人只有当迪斯累里这样的人充当首领时，才多少有些价值，因为他能欺骗全党，使它做一些恰好同自己的实际愿望相反的事情。当前的首领们则不过是一些蠢驴和纨袴子弟，他们竟让党的地方领导人，也就是那些蠢人中最蠢的人去制定党的纲领。况且，他们执政六年以来已经精疲力尽。需要换换班了，全部滑稽剧的真正含义归根结底就在这里。

据爱德说，梅林曾写信告诉他，无论是《新时代》、《前进报》，还是党的其它报刊，都根本没有理睬他的《反李希特尔》［注：弗·梅林《欧根·李希特尔先生的〈当代人肖像〉。弗兰茨·梅林的回答》。——编者注］，这是不能原谅的，他想脱离一切政治，等等。我懂得，一个对文学家手法习以为常的作者——我这样说不是一种指责，因为在资产阶级报界，甚至在纯文学领域内，这不仅已经成了常规，而且成了生存的必要条件，——和在非社会民主党报刊上有了名气的人，是很不喜欢社会民主党的这些惯例的。那么，我们大家也都要喊叫了，因为你、我、所有其他人受到的是同样的对待。不过，不管这会使个别人有时多么不高兴，我仍然认为我们报刊的这种庄严的冷漠是它最大的优点之一。梅林的著作没有《前进报》的支持，也在畅销，也有人读。不为任何东西登广告，总比为乌七八糟的东西（遗憾的是，这样的东西也在党的出版物的招牌下大量出笼）登广告要好些。如果突出了某个人，那末按照某种民主礼遇的惯例，立刻就会有人要求“人人权利平等”。在这种情况下，对我来说，我宁愿报刊按照默不作声的平等权利办事。

但是，你们的人可以这样做：同梅林著作的出版人订立一个经常和定期刊登廉价广告的合同。由于我们的办报人在事务方面极端软弱无能，这样的事也做不成。

顺便提一下，前几天我得到了一本梅林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第三版，我看了一下历史部分。他在《资本和报刊》一书中，由于一件有名的怪事[265]实现了他的转变，当然是有些轻率。但这使我们很满意；我们没有什么要责备他的，而他本人对自己是否会有什么要责备的，那是他的事，与我们无关。如果我处在他的地位，就会公开声明我的立场的转变；这丝毫没有什么可耻的，而且可以避免很多纠纷，避免气恼和浪费时间。不管怎样，他如果真的要脱离政治，那是荒谬的；他这样做只能为当权者和资产阶级帮忙。他为《新时代》撰写的社论确实是十分精彩的，我们每次都以迫不及待的心情等待这些社论。绝不能让这样一支犀利的笔销声匿迹，或者浪费在对一些鄙俗的小说家的批评上。

我们大家都很喜欢济格尔。这又是一位在所有其他民族面前毫无愧色的德国工人。他为了避免遭到非常严重的经常不断的迫害而出走，是不应该受责备的。矿工们之所以遭到特别残酷的迫害，只是因为他们参加了运动；由于这一原因，受害者丝毫也不能指望得到同行的支援，他们中间还不是任何时候都能相互支持的。肯宁安-格莱安和凯尔·哈第替他在苏格兰找到了工作；他的家眷也将跟他一起去。录用他的那个公司预支给他一笔钱，以后从工资中扣还。但他靠工资偿还这笔钱是有困难的。我给了他五英镑，作为他赴苏格兰的旅费和购买必需品之用，再多我就无能为力了。你们能不能补贴他一点钱，比如一百至一百五十马克？我看了施勒德尔写给他的几封信，从他那方面很难期望得到什么帮助。这事请你们商量一下。

从魔女附上的菜单中你会看到，你的龙虾沙拉，用阿尔诺德·卢格的话来说，借助时光的“真正流逝之力”，将进入形成阶段，而后就进入消失阶段。但愿这个辩证的过程随后以否定之否定而顺利告终。

衷心问好。

你的　弗·恩·

4月10日是复活节前的礼拜日。你要在8日以前就动身，这样，你最迟就可在9日星期六晚上到这里。这样最好也最方便。国王演说时你不一定要出席。就这样，9日我们在这里等你。

[179]德国党的执行委员会鉴于爱尔福特代表大会即将召开，在1891年10月6日《前进报》第233号附刊（1）上，转载了自己的党纲草案和《新时代》杂志编辑部提出的草案（见注164），并发表了各地党组织和个人在讨论纲领过程中所提出的其他草案和建议。

恩格斯在这里所批判的拉萨尔关于“反动的一帮”的论点，曾写入1875年在哥达举行的合并代表大会通过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第175、281、293、345页。

[233]这里提到的恩格斯的草稿没有找到。——第254、293页。

[257]1892年2月25—27日，在柏林市的中心区，在皇宫前面，发生了大规模的街头骚动，参加者大部分是游民。在这些示威和集会的过程中，出现了抢劫和各种破坏行为。这些示威和集会后被警察驱散。德国社会民主党坚决谴责了这些行动，号召柏林工人不要参加这些活动。——第289、293页。

[262]1892年2月22日，柏林为倍倍尔的议会活动二十五周年举行了隆重的庆祝活动。社会民主党帝国国会党团成员、《前进报》编辑部和出版社的工作人员、柏林党组织的代表参加了庆祝活动。——第293页。

[263]法国工人党和《社会主义者报》编辑部就倍倍尔议会活动二十五周年给他的贺信，发表在1892年3月6日该报第76号上。贺信表彰了倍倍尔在争取社会主义思想的胜利的斗争中的特殊功绩，指出他的活动不仅使德国社会民主党，而且使整个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感到光荣。——第293页。

[264]1892年3月2日，萨克森邦议会撤销了威·李卜克内西的代表资格，理由是他经常不住在萨克森，而住在柏林。——第293页。

[265]恩格斯暗示所谓“林达乌的怪事”。保尔·林达乌作为有影响的资产阶级记者、剧评家、剧作家和诗人，利用自己在戏剧界的地位，对自己以前的情妇、柏林戏院的女演员爱莎·沙别尔斯卡娅进行报复，使她找不到任何工作。1890年8月，沙别尔斯卡娅向弗·梅林请求援助。梅林在下列两部著作中揭露了“林达乌的怪事”：《林达乌的怪事》1890年柏林版（《Der　Fall　Lindau》．Berlin，1890）；《资本和报刊。林达乌的怪事的结局》1891年柏林版（《Kapital　und　Presse．Ein　Nachspiel　zum　Falle　Lindau》．Berlin，1891）。——第297页。

致尤莉娅·倍倍尔

柏林

1892年3月8日于伦敦

亲爱的倍倍尔夫人：很抱歉，我今天才能对你2月18日的亲切来信表示谢意；但同时我不能不难过地指出，你最后决定不来看望我们，而去看望你在圣加伦的女儿［注：弗丽达·西蒙。——编者注］，这将使她而不是使我们感到高兴。当然，我们不能因为你宁愿到西蒙夫人那儿去而责怪你，但可以自慰的是，我们有希望并坚信在1893年春天（或夏天？）一定会在我们这里见到你。夏天不生壁炉了，严格禁止做葡萄干布丁，而雾也很少下，因此，你可以看到英国最为迷人的景色。不错，有一次一个刻薄的法国人说过：三个大热天加一场雷雨就是英国的整个夏季。但这是恶意的夸张，但愿来年你能给我们一个机会向你证明这一点。并且你也将会确信，在这里不用英语也完全过得去。

我是否象你所设想的那样要到德国去，在目前变化无常的时期，这取决于许多不依我为转移的情况。“新路线”[266]对一切为俾斯麦所恼恨的人表现出初恋情意的美好时期，早已成为过去，至于夏季以前还会发生什么情况，尚无法知道。因此，这一切我暂时只能听其自然，且看今年夏天命运会把我驱向何方——是德国、挪威，还是也有人邀我去的卡内里群岛，还是别的什么地方。如果我失去到德国作一次愉快的夏季旅行这样一个良好机会，我感到遗憾的将仅仅是，那我又没有机会和你会面了。我渴望再次看到一个真正的德国女无产者，而人们一直向我描绘的你就是这样一个人。我的妻子［注：莉希·白恩士。——编者注］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血统的爱尔兰无产者，她对本阶级的天赋的热爱，对我是无比珍贵的，在关键时刻，这种感情给我的支持，比起“有教养的”、“多愁善感的”资产阶级小姐的细腻和小聪明可能给予的总要多些。但是我的妻子已经去世十二年多了，而奥古斯特至今还幸运地有你在他身边，全部的差别就在这里。

路易莎刚刚又给奥古斯特写了一封相当荒诞的信。你无法想象，这个可爱的妇女，自从又独自生活以来，变得多么活泼了。你要是能看到我们上午喝比尔森啤酒的情景那有多好啊！简直是趣话连篇，笑声不绝。我很高兴，我还能同她一起参加年轻人的这种欢闹；当你到底已处处显得苍老时，还没有忘记怎样开怀大笑，确实是应当感到高兴的。我对路易莎为了使我这老莱茵人的活泼开朗的性格不致消失所作的一切，真是感激不尽。再次向你致衷心的问候和良好的祝愿。

　　忠实于你的　弗·恩格斯

[266]“新路线”是皇帝威廉二世在俾斯麦于1890年3月辞职并任命卡普里维为首相以后宣布的；卡普里维认为，同工人运动斗争的最好方法是对工人提出笼络人心的诺言和给予一些小恩小惠。——第299页。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致劳拉·拉法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