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劳拉·拉法格

勒-佩勒

1892年9月11日于伦敦

亲爱的劳拉：上星期二［注：9月6日。——编者注］我回到了这里，仍然杜门不出，但是身体正在好转。我在等候路易莎星期三回来，倍倍尔把她从维也纳带到柏林，现在她还在那里。

关于报纸的消息[387]已获悉，谢谢。吕斯既然已经退出，我想旧合同对其他签字的人也失去了约束力，除非他们特地重申合同仍然有效。我想，同吕斯一起退出的还有他的朋友维纽（此人我不认识）。不管怎样，看来好象正在酝酿一次新的组合，我们希望它会成功，而且是这类组合的最后一次。

我们这里发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这件事关系到大陆上所有的社会主义政党。从附上的一份报道中你可以看到，工联代表大会[363]在经过讨论以后拒绝了出席苏黎世代表大会[364]的邀请，并决定“ 立即”召开一个它自己的讨论八小时工作日问题的代表大会——而且也是一个国际性的大会！这就要求我们有所行动，如果可能的话，整个大陆一致行动。

英国工人受议会妥协精神的感染如此之深，以致他们不后退四分之三或八分之七步就不能前进一步。于是，人们对争取八小时工作日突然热情迸发（如你所知，正是那些三年前认为八小时工作日是不可能的人现在喊得最响），这样就几乎使这一战斗口号在目前带上了反动色彩。它成了一种万应灵药，成了唯一应该考虑的东西。争取八小时工作日的广大拥护者，对于在如此短的时期内就得到这样一个可观的意想不到的多数，是如此兴高采烈，他们为了讨好那些新转变过来的“旧”工联主义者，现在竟不惜牺牲一切更高的东西。对这种屠杀社会主义婴儿的做法之所以更易使人容忍，是因为“新”成员[343]是一盘散沙，没有总的组织，大家互不相识，而且至今尚未产生出能孚众望的人。你知道，在英国这里要产生出这样的人，只能借助于卢格所说的现象重复的力量，就是说，只有在若干年内经常在公众面前出头露面才行，如希普顿、克里默、豪威耳等人就是证明。

不管怎样，这是事实。工联代表大会经过讨论以一百八十九票对九十七票即差不多是二对一的票数，把自己置身于世界工人运动之外，并决定单独行动。他们极其轻蔑地把我们的邀请当面扔回，甚至没有委托议会委员会[380]给予委婉的答复，甚至没有就这一邀请提出任何正式提案。有人提出了一个反提案，后来这个邀请作为修正案被塞了进去，否则人们根本不知道有这个邀请。从我将寄给你的一份完整报道中，你会看出，为了哪怕是把这个提案提交代表大会审议，威廉·梭恩费了多大的周折！这真是莫大的侮辱。

现在该怎么办呢？这是必须认真考虑的，首先是法国人应该这样做，因为他们的马赛代表大会[378]要在柏林代表大会（10月16日）[388]以前召开。如果我们对于这种侮辱予以应有的回击，那末，肯定要去参加工联召开的代表大会的可能派[30]和布朗基派就要乘机捞一把。另一方面，如果可能派和布朗基派参加了，而且是所有的大陆上的社会主义者中仅有的参加者，那对我们就更为有利。所以我认为极其重要的是：我们的法国朋友们要立即和倍倍尔以及德国执行委员会就共同的行动路线达成协议。要是德国和法国一致行动，那末西班牙、奥地利、意大利、瑞士、或许还有比利时，也都会跟上来，而如果多梅拉［注：多梅拉·纽文胡斯。——编者注］要去，就让他去吧。

目前——我还不知道爱德华个人的观感如何（当时他在那里）——我的意见是：

（1）法国和德国应该在马赛和柏林声明，他们打算完全无视这个伪代表大会。

（2）他们应当在决议中表明这一点，措词要坚决，但要冷静而不含敌意。这个决议法德两国最好是一样的，并且能够成为其他各国的范本。这个决议应为将来的工联代表大会，为个别工联甚至在现在翻然回头留有余地。他们当然是会这样做的，我相信，许多人过不了几天就会对自己的投票赞成感到懊悔。

（3）如果温和的情绪占上风，并决定出席这次英国代表大会，以保持和平，那末，每个国家应当只派一个代表，不能多派。从形式上考虑，这个代表必须通过选举产生并由工会代表大会或它的执行委员会加以委任，而且他还应该是一个真正的工人，否则就不会得到承认。同时每一个代表都应该提出坚决的抗议。

关于这件事，我明天要给倍倍尔写信［注：见下一封信。——编者注］。同时也请你们告诉我：你们的人在哪里，有什么办法可以同德国人达成协议。

附上一份关于法国的通讯样品，目前《前进报》刊登的就是这样的通讯。当然，李卜克内西会为自己辩解说，如果我们的人不送简讯去，他就只好到其他能得到的地方去索取。

如果在这封信发走以前我从爱德华那里还听到什么消息，我将把它加进去。

　　永远是你的　弗·恩·

一两天内，我将把我的两本书［注：弗·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英文版；《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德文新版。——编者注］寄给你。

同时寄出一份苏格兰报纸。

[30]恩格斯指的是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各种派别。

茹·盖得（因此又有盖得派之称）和保·拉法格领导的马克思派，以1879年成立的工人党为代表。一开始，这一派的队伍中就进行着尖锐的思想斗争，因而使党于1882年在圣亚田代表大会上分裂为盖得派和可能派（即布鲁斯派）。盖得派仍保留工人党的名称。党以在马克思参与制定、并于1880年在哈佛尔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为依据来进行活动。盖得派依靠的是法国大工业中心的无产阶级、巴黎的一部分无产阶级，主要是大工厂的无产阶级。党的基本任务之一是为争取广大工人群众而斗争。八十至九十年代，工人党在向法国无产阶级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党的机关报《社会主义者报》在这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马克思派积极参加了工会运动并领导了无产阶级的罢工斗争。由于保·拉法格参加竞选，党进行了大量宣传活动，拉法格在1891年被选入众议院，这是法国社会主义者的重大成就。法国工人党为了加强社会主义者的国际联系，为了揭露法国资产阶级共和国对外政策的侵略本质，特别是1891—1893年的法俄联盟，做了很多工作。

但是，党的领导人并不总是执行彻底的马克思主义政策，他们有时也犯了机会主义性质的错误，例如，九十年代在农民问题上。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止一次地批评他们，帮助他们制定工人运动的正确路线。

布鲁斯派，即可能派——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别，以布鲁斯、马隆等人为首；他们在1882年造成法国工人党的分裂，并成立新党“法国社会主义革命工人党”。这个派别的领袖们反对革命的策略，他们宣布改良主义的原则，即只争取“可能”（《possible》）争得的东西，因此有“可能派”之称。在九十年代，可能派不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见注33），他们在相当程度上已丧失影响。1902年，可能派的多数参加了饶勒斯创建的改良主义的法国社会党。——第19、29、44、45、62、68、70、74、90、94、98、101、117、121、135、140、150、154、174、207、209、260、266、278、287、290、303、325、345、409、448、452、462、501、541、554、570、572页。

[343]指主要是把英国的非熟练工人联合起来的新工联运动。新工联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国内工人运动高涨时期，在英国工人状况由于1883—1886年的经济危机和英国工业垄断地位的丧失而日益恶化的影响下开始产生的。新工联的特点是具有战斗的进攻的精神（它们常常在罢工中产生），加入新工联的是无产阶级中一向置身于工人运动外的广大群众。受到恩格斯直接帮助的英国社会主义者在新工联的形成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恩格斯在《伦敦的5月4日》和《〈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英国版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70和324—325页）两篇著作中，对新工联主义进行了评述。——第391、395、447、450、457、570页。

[363]工联年度代表大会于1892年9月5日至10日在格拉斯哥召开。大会研究了关于议会中工人席位、合作社、工厂检查和其他问题，并表示同意规定八小时工作日。同时大会拒绝参加苏黎世第三次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的邀请，并决定召开讨论八小时工作日的另一个国际代表大会。他们这样做是企图破坏马克思主义者正在筹备的第二国际例行的代表大会和分裂国际工人运动。

恩格斯坚决反对英国工联领袖们的分裂行动，他在寄往德国、奥地利、西班牙、法国的信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386—387页和本卷第450—453、457—458、459—460和462—464页），建议各社会主义政党公开谴责英国工联主义者的行动。——第420、423、432、435、447、450、457、459、478页。

[364]指1893年8月6日至12日在苏黎世召开的第三次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第420、422、432、436、447、458、464、476、531、533页。

[378]1892年9月24日至28日在马赛举行了法国工人党第十次代表大会。大会研究了关于农村工作、党的状况和党的活动、庆祝五一节、参加1893年苏黎世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参加即将举行的议会选举等问题。代表大会通过了一个土地纲领，其中提出了许多有利于农村无产阶级和小农的具体要求。代表大会并通过了一项决定：不参加英国工联召开的讨论八小时工作日问题的国际代表大会，而邀请英国工联派代表参加苏黎世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第435、448、452、458、460、462、474、477、478、488页。

[380]议会委员会是六十年代末英国各工会在不列颠工联代表大会的名称下联合起来后的执行机关；从1871年起，它每年在工联代表大会上选举产生，在代表大会闭幕期间是工联的领导中心。它的职权包括提出工联的议员候选人，支持对工联有利的法案，筹备例行的代表大会。在委员会的成员中，奉行旧的、保守的工联主义政策并依靠工人贵族的改良主义分子占多数。1921年，议会委员会被不列颠工联代表大会总委员会所代替。——第435、448、450、458、501页。

[387]恩格斯指的是为把《社会主义者报》从周报变为日报而继续进行的谈判。——第446页。

[388]德国社会民主党柏林代表大会于1892年11月14日至21日举行，会上主要研究了当前党的活动的问题：党的执行委员会和帝国国会党团的总结报告、庆祝五一节、采取抵制措施等等。经过长时间的辩论，代表大会表示了自己对国家社会主义的否定态度。代表大会也拒绝了参加根据格拉斯哥工联代表大会（见注363）的决议召开的国际代表大会的邀请，并决定参加1893年在苏黎世召开的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第448、452、517、528、532页。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柏林

1892年9月11日于伦敦

亲爱的奥古斯特：看来，你要魔女在你那里多留一天，显然是为了再一次好好教她在饮酒和其他不良嗜好方面应当如何把将军看管起来；同时，你又唆使我严密监视她。请你不要以为我看不透你。你想挑拨我们之间的关系，天知道是出于什么狡猾的动机，不过你等着吧，亲爱的，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为了进行报复，我将把好多工作压在你头上，让你吃不消，而且现在就这么办。

格拉斯哥的工联代表大会[363]向我们大陆上的社会主义者宣战了。旧工联领导人这样做，是一种阴谋，新工联领导人[343]这样做，则是一种愚蠢。缺乏自信心，彼此不很信任，对必须作为一个政党组织起来信心不足，这些在这次代表大会上都暴露了出来；而旧工联几十年来一直是一致行动的。当这些人明白了他们干的是些什么事情时，他们中间大多数人会懊悔的。

事情是这样的：苏黎世筹委会向议会委员会[380]发了一封致代表大会的信，邀请他们于1893年来苏黎世，这封信是杜西起草的［注：见本卷第420和422页。——编者注］。议会委员会曾企图把这封信扣起来。威廉·梭恩一再要求宣布这件事和宣读这封信也没有用，始终遭到拒绝，其理由是：代表大会应该授权议会委员会去决定它向代表大会宣读哪些文件！！最后，马特金（利物浦）提议：工联代表大会应于1893年5月1日召开一个国际代表大会，对八小时工作日作出决定并准备国际立法。去过巴黎［注：即出席过1889年在巴黎召开的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编者注］的帕涅尔表示反对，认为应该派代表出席苏黎世代表大会，在那里解决这个问题。于是，就发生了剧烈的争论，“旧工联”问：为什么要去苏黎世，是不是打算附和大陆上的社会主义者的那些狂妄的（荒唐的）计划，等等。——有人再一次要求宣读苏黎世的来信，最后决定宣读。这样，在临表决以前就胡闹似的宣读了苏黎世的邀请信，随后以一百八十九票对九十七票通过了马特金关于召开代表大会（立即召开，而不是1893年5月1日召开）的提案；从而苏黎世的邀请信不仅是被拒绝，而且是被轻率地扔到桌子底下去了。然而，“组织涣散的”大陆上的无产阶级却被格外开恩地准许参加英国的代表大会，好让那些争取八小时工作日运动的真正领袖——就是昨天还在拚命反对这个运动的人们——教训教训他们，给他们灌输一些知识并把他们组织起来。从一份苏格兰报纸上刊载的详细报道中——一俟收到这份报纸，就立即给你寄去——你可以看出，旧工联竟随心所欲地侮辱我们，新工联则表现得象小学生一样。

暂且把我手头唯一的一份报道随信附上。

不过，也不要把事情看得很悲观。新工联对旧工联转而赞同在法律上规定八小时工作日的要求感到如此欢欣鼓舞，以致在这个问题上落入了圈套。大多数人想必对此已经感到懊悔，其余所有的人一旦明白了自己做的是些什么事情之后，也会懊悔的。这一点，我看应当由大陆上的同志们向他们指出，如果他们能够采取一致行动，事情的发展就可能变得对“旧工联”很不利。

（1）法国和德国应当一致行动。那时，其他国家就会跟着他们这样做。因此，我今天通过劳拉建议法国人同你们取得联系，以便在你们的马赛代表大会[378]和柏林代表大会[388]上就此事通过一个尽可能甚至在文字上也是一致的决议［注：见上一封信。——编者注］。据我现在判断（我还没有见到参加过格拉斯哥代表大会的艾威林，也没有同任何人商量过这件事），如果你们能以坚决然而冷静的、不含敌意的措词断然拒绝这个新出笼的、关于召开八小时工作日代表大会的方案，同时重新建议各工联委派代表出席苏黎世代表大会，那是再好也没有了。（苏黎世筹委会也必须这样做，而且通过专门通告的方式来做。杜西将就此事写信给筹委会，但从你们方面推动一下也会有好处。）

（2）但是，如果有必要再进一步采取措施，使这些不知道自己干了些什么事情的娃娃们感到羞愧，那就应该由法国人和德国人各派一人前往说明情况，并对格拉斯哥通过的决议表示抗议。派去的应该是工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而且应该是真正的工人，现在是或者过去是都可以，否则就不会得到承认。

如果马赛和柏林一致行动，奥地利、西班牙和意大利就会跟着他们这样做。瑞士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它受到了直接的打击；比利时以及斯堪的那维亚大概也会跟上来。那时，就让纽文胡斯先生、可能派[30]和布朗基派跟着工联跑吧，这样，他们就真的置身于欧洲运动的主要轨道之外了。

这就是我今天的意见。一旦了解到进一步的情况，再写信给你。同时，你们也可以讨论一下这件事。不管怎样，“旧工联”的高傲和新工联的软弱为你们提供了一个绝妙的机会向英国人阐明自己的观点，向他们表明，有阶级觉悟的大陆上的无产阶级根本不想置身于这样一些人的领导之下，这些人把雇佣劳动制度看作永恒的不可动摇的世界制度。

现在，这个狭隘而又片面的纯粹职业性的运动这样明显地暴露出它的反动性质，真是一件大好事。

另一件事情是：在社会民主联盟最近一次代表会议[389]上，通过了一项正式决议（据说是一致通过的），建议海德门先生从此呆在一边，不再参与社会民主联盟的领导。

对于我们大家来说，最重要的是使马赛和柏林一致行动，其他都是次要的。如果这两个地方作出同样的决议，整个欧洲就会响应，而且必将轰动这里的整个报界。你们的各工会代表大会也应当提出抗议。

载有报道的苏格兰报纸一并寄上。

衷心问候尤莉娅夫人［注：尤莉娅·倍倍尔。——编者注］、魔女、你和所有的朋友们。

你的　弗·恩·

[30]恩格斯指的是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各种派别。

[389]指1892年8月1日在伦敦召开的社会民主联盟（见注9）第十二次年度代表会议。会议听取了关于联盟的活动和财政状况的报告，并讨论了关于纲领的补充、对待筹建中的独立工党（见注339）的态度，参加苏黎世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等问题。——第453、459、461页。

致康拉德·施米特

苏黎世

1892年9月12日于伦敦

亲爱的施米特：我从赖德回来已经好几天了。在那里，我身不由己地在彭普斯家里呆了六个星期。[353]一般说来，只是一场小病，但相当讨厌，结果把我的假期也毁了，大陆之行也落了空，不然，你大概就可以在苏黎世看见我了。

我迫切地等待着你关于利润率的新著作。法尔曼没有把他的文章［注：彼·法尔曼《马克思价值理论的批判》。——编者注］寄给我，能否弄到一份这一期杂志？如果你确切地告诉我这一期杂志的期数和文章的题目，我可以自己去买。单独刊印关于利润率的那一篇，而不等其余各篇，当然不行。你知道，马克思的东西都是互相密切联系着的，任何东西都不能从中单独抽出来。而且，如果我身体好，又没有别的干扰，今冬我就可以把第三卷［注：《资本论》。——编者注］搞完（但是，此事不要对任何人讲，因为我知道我这里多么经常地出现各种意外的干扰），那时，可怜的教授之心在这一点上将会安定下来，不过与此同时，它将立刻感到更大的不安。

关于马克思的历史观，你在最近一期《新时代》上可以找到我的一篇文章［注：弗·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编者注］。在这里，此文已用英文发表。

关于货币和信贷的问题，德国人的著作是绝对不能用的。至于克尼斯，马克思本人早在多年以前就无情地嘲笑了他。[390]有两本较好的英国人的著作，一本是图克的《对货币流通规律的研究》，1844年版；一本是富拉顿的《论流通手段的调整》，1845年第二版。这两本书，现在只有到旧书商那里才能找到。关于货币之作为货币所需要讲的，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都讲了。第三卷自然要更多地讲信贷和信用货币，这恰恰是我感到最吃力的那一部分。

罗杰斯的《历史的经济解说》一书，在很多方面颇有教益，但从理论角度来看是极其肤浅的。当然就更谈不上它同马克思的观点有什么类似之处了。

你在《新时代》上发表的文章［注：康·施米特《近代政治经济学的心理学派》。——编者注］，我看了很高兴；它似乎就是针对这里的情况写的；因为杰文斯和门格尔的拥护者们在这里的费边社[19]里简直是放肆到了极点，他们以极其轻蔑的神情傲慢地看待马克思，认为马克思早已过时。如果这里有可以刊载此文的杂志，我在征得你的同意之后，就可以请艾威林把它翻译出来并由我加以校阅。但现在这个办法恐怕不行，因为没有这样的杂志！

至于独立派先生们[189]，他们落得这个下场只能怪他们自己。多年以来，党真是以极大的耐心忍受了他们的咒骂，而且在爱尔福特[166]又给了他们充分的机会，让他们为他们无中生有的诽谤拿出一些证据出来。不过，百万之众是不会永远忍受五十个傲慢无礼的乳臭小儿捣乱的，这些人竟认为他们有权任意辱骂别人，而又无须提出证据。现在，他们已被驱逐出去，他们尽可以显示一下自己究竟有多大本事了，但是，除了无休止的撒谎和谩骂之外，我们什么也没有听到。所有这些一度曾经颇有希望的康普夫麦尔们、恩斯特们、弥勒们以及其他一些人，在摆脱了党的领导的压迫之后做了些什么呢？他们的报纸［注：《社会党人报》。——编者注］十分空洞，除了这份报纸以外他们什么也没有做。如果这些先生们认为他们能够做些什么事情，那他们为什么不做呢？《前进报》对他们的评论并非总是恰当的，这是该报的一个固有的特点；它往往做得太过分，但这根本改变不了事情的实质。早在分裂之前，难道这些先生们不也是象《前进报》反对他们那样，以激烈的言词反对国会党团和党的领导吗？不过，总的说来，他们是绝对无损于我们的。在德国，他们象一切脱离运动主要轨道的人一样，是僵死的。自从运动在德国本国得到了巩固并在国内有了领导之后，有利于此种吵闹的土壤就只有在国外的德国各团体才有；四十五年来，这里的协会[161]使我对此有深切的体会。1860年以前，优秀人物一般都在国外，现在则恰好相反。在国外，团体的成员经常变换，他们很少能够达到国内的中等水平；他们由于脱离国内运动，同国内运动的联系只是表面的，一般很少从事实际工作，因此闲得无聊，从而也就特别容易发生各种无谓的争吵。

我知道，在青年派中，你有许多大学时期的同学和青少年时代的朋友，但这需要摆脱。当然，政治上决裂了，私人友好往来还是可以保持的。我们大家都有过这样的经历，而我甚至对待我的笃信上帝的极端反动的家庭也是如此。而且，你总还可以对你的老朋友施加一些好的影响，促使他们走上科学研究的道路，而不再自吹自擂。只要这些先生们继续学习，其中一些比较干练的人是会醒悟过来的。我只是担心盛行于这些先生中间的那种流行性自大狂会阻碍他们醒悟过来。至于说诽谤和残酷无情，那总是会有的。“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 ［注：圣经《马太福音》第10章第34节。——编者注］

日内我即给你寄去《工人阶级状况》一书。

致衷心的问候。

　　你的　弗·恩格斯

[19]费边社分子，或费边社，是英国的改良主义组织，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1884年建立；它的主要领袖是悉尼·维伯和比阿特里萨·维伯（费边社的名称来自公元前三世纪的罗马统帅费边·马克西姆的名字，这个统帅曾在同汉尼拔的战争中采取逃避决战的待机策略，因而得到“孔克达特”（缓进者）的绰号）。费边社的成员主要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反对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学说，并断言什么通过细微的改良、逐渐的改造社会，用所谓“地方公有社会主义”的办法可以使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费边社过去和现在都起着资产阶级影响在工人阶级中的传导者及英国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思想发源地的作用。列宁说费边社“最完整地体现了机会主义和自由主义工人政策”（《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237页）。1900年，费边社并入工党。“费边社会主义”是修正主义和改良主义的思想根源之一。——第15、260、328、371、392、418、423、429、442、455、511、519页。

[161]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是卡·沙佩尔、约·莫尔和正义者同盟的其他活动家于1840年建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后，在协会里起领导作用的是同盟的地方支部。1847年和1849—185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参加了协会的活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派同宗派主义冒险主义少数派（维利希—沙佩尔集团）之间的斗争中，协会中大部分会员站在少数派一边，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许多拥护者于1850年9月17日退出了协会。从五十年代末起，马克思和恩格斯重新参加了该协会的活动。第一国际成立之后，协会（弗·列斯纳是协会的领导人之一）就加入了国际工人协会。伦敦教育协会一直存在到1918年为英国政府所封闭。——第149、184、210、228、231、252、254、263、302、423、456、522页。

[166]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于1891年10月14日至21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有二百五十八名。

这次代表大会以前，党的革命核心反对大肆活动的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分子的思想斗争已经激化，这些分子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造成了严重的党内危机。

巴伐利亚社会民主党人的首领福尔马尔的演说，成了在会议和报刊上对纲领性和策略性问题进行激烈争论的导火线。福尔马尔企图使党离开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硬要党接受机会主义的改良主义策略（见注135）。

所谓的“青年派”——1890年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形成的小资产阶级的半无政府主义反对派，利用福尔马尔的演说，再次向党发动进攻（1891年夏、秋两季）。“青年派”的支柱是柏林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因此又名柏林反对派。“青年派”的主要核心是由那些以党的理论家和领导者自居的大学生、年轻的文学家组成的。其主要首领是保·恩斯特、汉·弥勒、保·康普夫麦尔、布·维勒、卡·维耳德贝尔格、威·威纳尔等人。“青年派”忽视在非常法废除后党的活动条件发生的变化，否认利用合法斗争形式的必要性，反对社会民主党参加议会选举和利用议会的讲坛，蛊惑人心地指责党及其执行委员会维护小资产阶级利益，奉行机会主义，破坏党的民主。柏林反对派的首领特别攻击党的领导人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青年派”的言行带有宗派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的性质，对党的统一也是巨大的危险。爱尔福特代表大会面临着的极为重大的任务，是克服党内危机、巩固德国党的队伍。

代表大会讨论了下列问题：党的执行委员会的总结报告、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的活动、党的策略、新纲领草案、组织问题。

代表大会前的思想斗争也在大会上继续进行，特别是围绕着党的策略问题。奥·倍倍尔就这一问题作了报告。倍倍尔在自己的报告和发言中，以及其他在大会上发言的代表（首先是辛格尔、李卜克内西、费舍）给“左”的和右的机会主义分子以坚决反击。大会的多数代表赞同倍倍尔提出的关于党的策略的决议。决议着重指出：工人运动的主要目的是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而达到这一目的绝不是意外的巧合，而是在群众中坚持不渝地进行工作和巧妙地运用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一切途径和手段的结果。决议指出：德国党是斗争的党，它坚持过去的革命策略。福尔马尔及其支持者陷于孤立，不得不实行退却。大会通过了关于把“青年派”首领威纳尔和维耳德贝尔格开除出党的决议，因为他们进行了给党带来危害的分裂和诽谤活动；柏林反对派一些积极活动的成员自动宣布脱离党，闭幕前即离开了大会。

大会一项极重要的决议是通过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新纲领。威·李卜克内西在大会上作了关于纲领的报告。

爱尔福特纲领比哥达纲领前进了一大步，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它摒弃了拉萨尔派的改良主义教条；纲领科学地论证了资本主义制度灭亡和被社会主义制度取代的必然性，并指出：为了对社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无产阶级必须夺取政权。

此外，纲领也有严重的缺点，其中最主要的是没有提到无产阶级专政是对社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手段这一原理。纲领也没有提出推翻君主制、建立民主共和国、改造德国国家制度等要求。在这方面，恩格斯在《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中对纲领最初草案提出的意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263—280页），也适用于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通过的纲领。

爱尔福特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德国工人运动中的地位的确立。——第154、169、173、177、179、182、188、192、198、203、215、217、233、270、455页。

[189]指在爱尔福特代表大会（见注166）上被开除出党的“青年派”首领威纳尔和维耳德贝尔格于1891年10月20日在柏林召开的会议。反对派的首领们利用不支持反对派的柏林代表还在参加代表大会的时机，力图取得柏林组织的支持，并谴责代表大会的决议。当代表大会的代表获悉反对派的活动以后（从柏林给爱尔福特发去了电报，并在大会上宣读），柏林代表团的成员写信给柏林，抗议在代表大会结束前讨论大会的各项决议。由梅茨内尔签署的这封信，载于1891年10月21日《前进报》第246号，标题为《致柏林的党内同志们！》（《An　die　Parteigenossen　Berlins！》）。

1891年11月8日，柏林反对派召集了新的会议，会上组成“独立社会党人联盟”。其机关报是《社会党人报》，1891年至1899年出版。——第184、302、309、439、455、474、490、500、501、510页。

[353]恩格斯7月27日到赖德休养。由于生病，他在那里一直呆到1892年9月6日。——第403、406、412、413、414、417、428、431、441、445、454页。

[390]1877年7月25日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提到了关于卡·克尼斯《货币。货币基本学说论》（《Das　Geld．Darlegung　der　Grundlehren　von　dem　Gelde》．Berlin，1873）一书，1873年柏林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4卷第61页）。——第455页。

致卡尔·考茨基

斯图加特

1892年9月16日于伦敦

亲爱的男爵：爱德要我从《德法年鉴》上为你抄录一段话[391]。他只提到从哪里开始，但未写明到哪里为止。所以我把这封信一直抄到结尾寄去，你需要什么你自己看吧！

柯瓦列夫斯基目前正在这里，他表示愿意为《新时代》写一篇评价拉甫罗夫的俄文巨著《思想史的任务》的文章寄给你，但他只能用法文写。如果你认为文章可用，请函告我。

[392]

格拉斯哥的工联代表大会[363]开得一塌糊涂［注：见本卷第447—448和450—451页。——编者注］。“旧工联”竭尽一切努力以求取胜，他们由于有组织，相互都认识，凭给人的老印象而受到尊敬，所以靠牺牲“新工联”[343]的利益而捞了一大把；而“新工联”由于还不了解全部内幕，陷进了议事规程的罗网，又相互不认识，也不认识“旧工联”中许多比较正直的分子，所以推举不出多少不管在党内地位如何，但个人仍能获得普遍尊敬的人［注：哈第和汤姆·曼两人都不孚众望，白恩士本来是可以使局面大为改观的，但他没有出席。（恩格斯加的注）]。结果，以多数票选出的议会委员会[380]还是“旧工联”的那些人，芬威克重新当选为书记。旧工联看到反对已无济于事，因而不再反对八小时工作日，他们反对在法律上规定八小时工作日也只是为了装装样子，维持面子而已，因此，大多数新工联就喜不自胜了。他们为在法律上规定八小时工作日的要求取得的胜利而感到欢欣鼓舞，对所有其它问题就不予理会了，结果不仅提出要采取措施反对“赤贫者”的移入，而且连要他们参加苏黎世代表大会[364]的邀请也被轻蔑地、对我们简直是以侮辱的形式加以拒绝（况且还以苏黎世代表大会不是英国工联代表大会召开的为理由！！）。与此同时，决定立即召开讨论八小时工作日问题的国际代表大会。关于这次讨论的经过，你在杜西给你寄去的苏格兰报纸上可以看到。

显然，我们大陆上的同志对这个问题应当采取明确的立场。这是向妄自尊大的工联讲明我们观点的一个很好机会。马赛的法国人[378]大概会开头炮的。

很遗憾，至少在一个时期内，我不能给你寄《工人时报》了。这份报纸，伯吉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给倍倍尔和大陆上的其他一些同志各寄一份，但他突然不再寄了，因为这个笨蛋不愿同“连工联组织都没有”的大陆上的同志们打交道了。因此，一直留给你用的那一份，我现在不得不再寄给倍倍尔，因为执行委员会应该有一份，而在11月份以前我又不可能改变现在的份数；我要费很大力气才能如数拿到已订的份数。11月份我将重新订阅，那时就可以另行安排了。

在社会民主联盟的最近一次代表会议[389]上，据说是一致建议海德门离开联盟的领导岗位而只从事文字工作。这种状况是否会长期下去，看看再说吧！不过，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可惜，爱德也错过了工联代表大会，但当时也实在没有别的办法。延长假期对他本人只会有好处。

我仍被囚于家中，但身体正在逐渐好转。

你的　弗·恩·

[364]指1893年8月6日至12日在苏黎世召开的第三次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第420、422、432、436、447、458、464、476、531、533页。

[391]恩格斯应爱·伯恩施坦的请求，给考茨基寄去了马克思1843年9月写给卢格的一封信的一段摘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417—418页）。马克思的这封信曾发表在只出了一期的《德法年鉴》的“1843年通信”这一栏内。卡·考茨基在《新时代》编辑部文章《纪念〈新时代〉十周年》（《Zum　zehnjährigen　Bestand　der《Neuen　Zeit》》中，引用了这一段摘录。此文载于1892—1893年《新时代》第1卷第1期。——第457页。

[392]1892年9月19日卡·考茨基回信赞同恩格斯的建议。然而，《新时代》上并没有登载柯瓦列夫斯基的文章。——第457页。

致雷吉娜·伯恩施坦和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黎世

1892年9月17日于伦敦

亲爱的吉娜：星期三［注：9月14日。——编者注］，路易莎回到了这里，我从她那里知道了你还在苏黎世，而凯蒂［注：雷·伯恩施坦第一次结婚生的女儿。——编者注］已来这里了；你昨天的来信终于使我们重新恢复了中断的联系。我们十分惋惜你还在病中，但病总是会好的，在此期间，爱德也可以稍微延长一些自己的假期，逗留在空气新鲜的环境中，这对他大有好处，而对党也没什么影响，反正工联代表大会[363]他已经错过了。这次代表大会开得一团糟，对我们来说最有意思的是星期四［注：9月8日。——编者注］关于代表大会［注：见本卷第447—448、450—451和457—458页。——编者注］问题的一次会议。当时，我们如果知道你们的地址，我们就把载有报道的一期苏格兰报纸给爱德寄去了；现在，原有的几份都已分寄给其他人。尽管梭恩想了种种办法，但苏黎世筹委会致“格拉斯哥工联代表大会”的邀请信一直被扣压了四天，后来马特金，显然事先串通“旧工联”，蓄意阻挠派代表去苏黎世，提出了召开他们自己的讨论八小时工作日问题的国际代表大会的建议，对此，帕涅尔提出了修正案，说最好还是去苏黎世。据爱德华·艾威林说，帕涅尔和奎尔奇作了十分出色的发言。但这时，所有旧工联主义者象发了疯似地叫了起来，说什么：大陆上的工人软弱无力，组织涣散，如果英国人把他们管起来，一切就会好起来；不管怎么说苏黎世的代表大会不是英国工联代表大会召开的；难道非要赞成所有这些在大陆上盛行的荒谬理论和社会主义吗，如此等等。（八小时工作日的新拥护者之一、郎卡郡的一个纺织工人［注：霍姆斯。——编者注］特别激烈地讲出了最后一个顾虑）。

总之，代表大会对在法律上规定八小时工作日这一要求几乎不再遭到任何反对而感到很高兴，于是，为了迎合觉悟不高的郎卡郡纺织工人，轻率地把大陆上的工人的邀请丢到了桌子底下，这个决议以一百八十九票对九十七票通过！

虽然大部分人还不明白他们干的是什么事，但这确实是对整个大陆上的工人运动的一种莫大侮辱。我们立即向大家说明了这一点，法国人大概将在最近几天内在马赛[378]对此作出第一个回答。这是一个极好的机会，对此事固然不要看得过于严重，但还是要把越来越趋于反动的旧工联主义者的气焰打下去。

附上一号《派尔-麦尔》［注：《派尔-麦尔新闻》。——编者注］，上面载有艾威林谈到汉堡社会党人和霍乱的一篇文章［注：爱·艾威林《霍乱和汉堡社会党人》。——编者注］。

《每日纪事报》登了一篇批判《空想社会主义》［注：弗·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的英文版。——编者注］的长文，你大概已经看到了。他们真聪明！

法国的日报还处于草创阶段，谈判还在进行，但这总比冒冒失失地再重新去搞什么短期的冒险要好一些。

路易莎回来了，情绪极佳，她看到了她的母亲和伊格纳茨，她们身体健康，精神饱满。她向你衷心问好。

我还要给爱德写几句，就此祝你一切都好。

致衷心的问候。

　　你的　弗·恩格斯

亲爱的爱德：

所要的一段话我昨天已寄给了卡·考茨基［注：见上一封信。——编者注］，而且我从你指出的地方一直抄到信的末尾。同时，我对卡·考茨基说，全部都用还是只用一部分，究竟用哪一部分，看来要由他自己决定了。

在社会民主联盟最近一次代表会议[389]上（在“银行假日”[393]那天，即8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一），在哈克尼［注：伦敦的一个区。——编者注］区落选的候选人泰勒，提议把海德门赶下台。这个提议得到了很大的支持，特别是在各省代表当中；但人们劝泰勒把提议讲得缓和些，以便取得尽可能多的多数。结果，决定（据泰勒说是一致地）建议海德门离开社会民主联盟的领导岗位而从事文字宣传工作。这会持续多长时间，我们拭目以待。不管怎样，这对于一个自大狂者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从纽约来的卡恩，根本不知道这件事，当他去看海德门时，发现他心情忧郁、孤独，对以前被他踩在脚下的人表现出令人惊奇的和气。

《工人时报》，即伯吉斯，现在也想成为党的首脑。大概你已知道，在选举期间他向白恩士、凯尔·哈第、泰勒和本·爱里斯提供的四百英镑，是从秦平那里拿到的（即通过秦平之手从哈德逊肥皂公司拿到的）。

总之，自你走后，这里发生了许多变化，你在这里的人们中间，有许多事情可做，而且是十分有意思的事情。

多多问候。

你的　弗·恩·

我还没有见到凯蒂。

[393]银行假日（bank　holiday）——英国的银行和其他机关职员不办公的日子。一年放假四次，通常都在星期一。——第461页。

致保尔·拉法格

勒-佩勒

1892年9月17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法格：你想趁机教训一下英国旧工联，倍倍尔也是这个意见。如果李卜克内西去马赛[378]，这对你同他取得一致意见将是一个极好机会。同时你也可以问问他，为什么《前进报》登的全是布鲁斯派[30]、阿列曼派[33]和布朗基派活动的消息，而对我们活动的报道则寥寥无几。但是，柏林的人说，马赛正在流行霍乱，这样，李卜克内西就可能去不成了。

由于英国工联只承认真正的工人，而且又只承认参加工会的工人，因此，不仅工人党代表大会，特别是在我们代表大会前几天召开的法国工团代表大会[394]，对英国人无视目前大陆上的运动，想在他们的领导下并按照他们的旨意开始新的运动这种奢望，十分明确地表示意见，这是极其重要的。法国工团的成员肯定会反对格拉斯哥代表大会上对他们和大陆上其他工人的一些议论。

伍德斯，议员：

“欧洲大陆上的组织一点也不起作用，但他确信，强大的英国组织只要向大陆上的朋友们伸出友谊、同情和兄弟情谊之手〈多么谦虚！〉，就可以把这些困难减少到最低限度，”如此等等。

德勒穆的福斯特，矿工：

“伍德斯先生的下述意见给他留下深刻印象：我们国家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被其他国家的工人弟兄们抵销了，他们没有象英国工人那样很好地组织起来；他们的社会地位是无法同我们相比的〈！！！〉……如果能说服大陆上的工人弟兄们在决定采取某种行动时，做到象我们国家的工人那样一致的话，”

（指八小时的工作日，而你知道，当大陆上对此已经取得一致意见时，英国人是如何反对的——正是这些英国人，现在一个个喊得最响！）

“那末，他们就会知道，工人阶级是能够达到目的的”，如此等等。

贝恩利的霍姆斯（织布工人，他又转而支持八小时工作日，他想证明，他并没有因为这一转变而成为社会主义的野人）：

“难道大陆上有什么先进的、或者象他们所称之为社会主义的、要吸引他们参加的运动〈在苏黎世〉？他问在座的先生们，他们是否打算代表自己的组织去参加这一代表大会，为那么多荒唐的、正如他们所知道的在大陆上广为流行的方案辩护呢？”

伦敦的康纳：

“尽管已拟定召开两个代表大会〈在苏黎世[364]和芝加哥[395]〉，但是没有一个是由工联代表大会筹备或受它的委托召开的〈！！〉”。

你瞧，这些中伤的话足以使法国工团成员恼怒起来。

我再说一遍：对于在英国这里取得精神上的效果来说，工团代表大会作出决议否定格拉斯哥通过的决议中的分裂企图，比社会党人代表大会的决议的意义要大得多。望你尽力而为。杜西给德尔克律兹寄去了报纸上的一篇报道。

请代问同志们好。希望你就象在利尔代表大会[396]上那样好好干，据杜西说，那是她所见到的最有成效的一次工人代表大会。

　　你的　弗·恩格斯

[30]恩格斯指的是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各种派别。

[33]恩格斯把阿列曼派——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让·阿列曼的追随者——称为反布鲁斯派。由于可能派（见注30）发生分裂，阿列曼派在1890年10月9—15日夏特罗代表大会上成立了自己的组织，并命名为“工人社会革命党”。阿列曼派仍然坚持可能派那一整套思想的和策略的立场，不同的是阿列曼派重视在工会（工团）中的宣传活动，认为工会（工团）是组织工人的主要形式。阿列曼派宣布经济总罢工是斗争的主要手段。阿列曼派同可能派一样，也反对统一的集中的党，他们极力坚持自治原则，对夺取市镇参议会的席位极为重视。——第19、62、70、74、90、97、98、174、323、345、462、474、493、554、556页。

[364]指1893年8月6日至12日在苏黎世召开的第三次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第420、422、432、436、447、458、464、476、531、533页。

[394]1892年9月19—23日在马赛举行了工团全国联合会代表大会，会上除别的问题（关于庆祝五一节，关于工业中的女工和童工等等）外，还讨论了在格拉斯哥举行的英国工联代表大会（见注363）的决议。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不参加工联召开的讨论八小时工作日问题的国际代表大会，而邀请工联的代表到苏黎世去参加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第463、476、478、494页。

[395]指正在筹备中的美国劳工联合会（见注20）代表大会，它于1893年12月在芝加哥举行。这次代表大会的主要决议是：承认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活动的必要性和通过包括要求在法律上规定八小时工作日在内的纲领。这一决议的通过证明反映广大劳动群众愿望的进步力量在美国工会中的影响增长了。——第464页。

[396]1890年10月11日至12日在利尔举行了法国工人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大约有七十名代表出席大会，他们分别代表来自九十七个城市和地区的二百多个党小组和工会组织。代表大会修改了党章，选举了1890—1891年的全国委员会并明确了这个机构的权力。《社会主义者报》被确定为党的正式机关刊物。——第464页。

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

彼得堡

1892年9月22日于伦敦

阁下：看来，我们目前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1892年的俄国不可能作为一个纯粹农业国存在，它的农业生产必然要为工业生产所补充。

那末，我认为：当代的工业生产意味着大工业、蒸汽、电力、走锭精纺机、动力织机，还有制造机械设备的机器。从俄国开始敷设本国铁路的那一天起，这些现代生产资料的使用就已确定无疑了。你们必须能够维修你们自己的机车、车厢和铁路；而只有当你们能在国内自己制造你们要维修的一切东西时，才能廉价地进行维修。自从军事生产成为大工业的一个部门（装甲舰、线膛炮、速射炮、弹仓式步枪、钢皮弹头、无烟火药，等等）以后，制造这一切所不可缺少的大工业，便成为政治上必需的了。要生产这一切，没有高度发展的金属加工工业是不行的，而金属加工工业没有其他一切工业部门，特别是纺织工业的相应发展，也是无法存在的。

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在你们国家，新的工业时代大致应该从1861年算起。克里木战争的特点就是一个采用原始生产形式的民族同几个拥有现代生产的民族进行绝望的搏斗。俄国人民对这一点了解得很清楚，因而要过渡到现代的形式，这个过渡在1861年的解放法令颁布以后就最后确定了。

既然承认从1854年占优势的原始生产方法过渡到目前开始占优势的现代方法是必要的，那末，这个通过保护关税和禁止性关税来推动工业革命的温室过程是否有益，或者甚至是否必需，或者适得其反，这就成为次要问题了。

工业方面的这种温室气氛加快了这一过程，否则它会进行得比较缓慢。这种温室气氛使这个过程压缩到譬如说二十年的时间，而在另一种条件下，这一过程也许要六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但这并不影响过程的性质本身，而这一过程，正如你所说的，是从1861年开始的。

有一点是无可怀疑的：既然俄国确实需要并且决心要拥有本国的大工业，那末，不采取哪怕是一定程度的保护关税政策，就无法把它建立起来。这一点你也是这样认为的。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保护关税政策的问题只是一个程度上的问题，而不是原则上的问题；原则本身是不可避免的。

还有一点也是无可怀疑的：既然俄国在克里木战争之后需要有本国的大工业，那它只能拥有一种形式即资本主义形式的大工业。而有了这种形式的大工业，它也就要承受资本主义大工业在其他所有国家所带来的一切后果。

我看不出，我们亲眼看到的正在俄国发生的工业革命的结果，同英国、德国、美国正在发生或已经发生的情况有什么区别。在美国，农业和土地所有制的情况有所不同，这就造成了某些差别。

你抱怨纺织工业就业工人人数比产量增长得慢。但是，类似的情况比比皆是。否则，我们人数众多的“产业后备军”从哪里来呢？（《资本论》第23章第3节和第4节）。

你证明，男子劳动正在逐渐为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所代替（《资本论》第13章第3节a）。

你抱怨机器生产的产品在排挤家庭工业的产品，从而破坏着农民赖以生存的副业生产；可是，这里我们涉及到一个资本主义大工业全然不可避免的后果：国内市场的建立（《资本论》第24章第5节），——这是我当年在德国亲眼看到的现象。就连你所说的不仅使农民的家庭纺织业，而且使农民的亚麻种植业遭到破坏的棉纺织工业产品的推广这种现象，在德国从1820年直到现在就一直存在着。总之，关于问题的这一方面，即家庭工业和与之有关的农业部门的破坏，我看，实际上对你们来说是这样一个问题：俄国人必须作出抉择，他们的家庭工业是由本国的大工业还是由英国商品的输入来消灭。如采用保护关税政策，这就要由俄国人来完成；如不采用保护关税政策，就要由英国人来完成。在我看来，这一切是显而易见的。

据你统计，大工业和家庭工业的纺织品总产量没有增长，而是处于停滞状态，甚至有所下降，这不仅是完全正确的，而且，如果你得出另外的结果，倒是错误的了。当俄国的工业还局限于国内市场时，它的产品只能用于满足国内的消费。而国内消费只能是缓慢地增长，而且据我看，在俄国目前的条件下，还很可能下降。

要知道，大工业所造成的必然后果之一就是：它在建立本国国内市场的过程中，同时又在破坏这一市场。它在建立国内市场时，破坏着农民家庭工业的基础。但是，没有家庭工业，农民就无法生存。他们作为农民在遭受破产；他们的购买力降到最低点，而他们作为无产者在还没有适应新的生存条件以前，对新出现的工业企业来说，将是极为匮乏的市场。

资本主义生产作为一个终将消逝的经济阶段，充满着各种内在矛盾，这些矛盾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发展，并日趋明显。这个趋势——在建立自己的市场的同时又破坏这个市场——正是这类矛盾之一。另一个矛盾是资本主义生产所造成的无出路状态，这种状态在俄国这样一个没有国外市场的国家，比那些在开放的世界市场上多少有些竞争能力的国家要出现得快一些。在后边这些国家中，这种无出路的状态，似乎可以通过贸易上的剧烈变化和用暴力开辟新市场来寻求出路。但是，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也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些国家陷入了困境。就拿英国来说。最后一个新的市场是中国，这一市场的开辟可以使英国的贸易暂时恢复繁荣。因此，英国资本极力要修建中国的铁路。但是，中国的铁路意味着中国小农经济和家庭工业的整个基础的破坏；由于那里甚至没有中国的大工业来予以平衡，亿万居民将陷于无法生存的境地。其后果将出现世界上从未有过的大规模移民，可憎的中国人将充斥美洲、亚洲和欧洲，并将在劳动市场上以中国的生活水准即世界上最低的生活水准，同美洲、澳洲和欧洲的工人展开竞争；如果那时欧洲的整个生产体系还没有改变，那就一定要改变。

资本主义生产准备着自身的灭亡，你可以相信，俄国也将会是这样。资本主义生产会引起彻底的土地革命，假如它存在相当长的时间，就必然会引起这一革命，——我指的是土地所有制的革命，这个革命将使地主，也使农夫遭到破产，他们将被一个从农村富农和城市投机资产者中产生的新的大土地所有者阶级所代替。不管怎样，我相信在俄国培植资本主义的那些保守派，总有一天会对自己所做的事造成的后果感到震惊。

　　忠实于你的　派·怀·罗舍

［注：恩格斯的化名。——编者注］

致维克多·阿德勒

1892年9月25日于伦敦

亲爱的维克多：你和斯捷普尼亚克的事情[397]已经办好了，而且在收到你的电报和两封来信之前就办好了。事情是这样的，斯捷普尼亚克［注：在路易莎按照你的委托请他把事结束之后。（恩格斯加的注）］把你15日的信寄给了我，并附言说，他已得到桑南夏恩的书面同意，明天（即上星期四，22日）他就凭它来领取寄到我这里的十五英镑。虽然我并没有接到你的任何通知，但我还是一个满不错的商人，甚至我还没有得到正式通知，我就相信可尊敬的维·阿·公司的签字。要知道，你不仅把枪口对准了斯捷普尼亚克的胸膛，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对准了我，否则，只要我还有一点办法，我就会为了你的利益而暂时不予支付的。原因只有一个，即现在你已经向斯捷普尼亚克支付了应该付给他的全部，因此，对于出版你的译本，他仅仅是作为一个作者来关心，而无须关心钱的问题了；而据我对俄国人的了解，这并不是促使他完成第二卷的十分可靠的方法。好吧，也没有别的什么办法了。诚然，我可以要他向我作出书面保证，要他在一定期限内拿出作品来，但这也完全无济于事；反正他的书面保证在你手里已经够多的了，再加一张纸条也不会使他工作得更快一些。

于是，我也就满足于路易莎在场时他所作的保证了，即在两周内交给你全部应交的稿件（蜗牛走路，什么时候能到！），接着，我就凭所附的字条，并根据足资证明的桑南夏恩的声明，把你答应的应该从我这里领取的十五英镑付给了他。你给他的信中写道：

你还可以把此件转交恩格斯先生并当即向他领取十五英镑。

你看，对这种断然的声明，是毫无办法的。［注：写信给我说，你已要求他在“付款之前”交出他的著作，这是你弄错了。我倒是很想要你让我来提出这样的要求。但你又说只要凭桑南夏恩的书面证明即可支付，而且还要“当即”支付。（恩格斯加的注）］

当时，我还告诉斯捷普尼亚克说，他吃了马虎的亏，如果把事情办得合理些，最多五英镑就可以使斯·桑南夏恩公司满意了，而他，斯捷普尼亚克就会相应地多得到一些（艾威林说，即使无偿，斯·桑南夏恩公司也会同意的，因为译文本身就为此书作了广告）。他听了觉得很新鲜，他大概会记取这个教训的。但是，在这件事情上受到最大损失的是你。

总的结论是：今后如有类似情况，最好事先告诉我一下，这样，或者我给你出出主意，但不一定照办，或者由我（我自己、通过路易莎或艾威林夫妇都可以）代表你立即开始在这里就地进行商谈。即使是处理著作方面的事务，如果你不想被人捉弄的话，“熟悉当地情况”也是首先必须具备的条件。

你夫人［注：恩玛·阿德勒。——编者注］的病情大有起色，我们很高兴，并希望能继续好转。我们向你们致以良好的祝愿！

安得列阿斯·肖伊我们已经有几年没有看到了，好几个月没有听到他一点消息，这里已有好久没有谈起他了。关于他的情况，我们一无所知。对尤利乌斯大叔和大婶［注：莫特勒夫妇。——编者注］，你可以放心，我们同他们几乎从不见面，因为他们总是躲着我们，至于向他们说些什么，那就更少了。

关于海德门［注：见本卷第453、459和461页。——编者注］的消息本来是不应该发表的[398]。这是一个未经核对的私人消息，情节上可能有不确切之处。实质上，这条消息是可靠的：海德门被解除了职务，虽然采用的方式是最委婉的。仅仅是提出一个由多数代表支持的类似建议的威胁，就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最糟糕的是，如果要回答他对这条消息的反驳，就会使他在这里的地位因此而变得更为有利。他自己也给《正义报》写了信，并且推测说《前进报》不会转载他的信。[399]结果现在倒是他当众出丑了。

《俄国社会关系》一书，你将收到两本。至于《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我目前只找到一本（同其它著作订在一起的），就是我工作用的那一本。为了宣传的目的把书借给别人的事，我已不由自主地不做了，我劝你也这样。我的职业所需的工具，已决定从此永不外借。

我的身体照旧象“老牛拉车”那样在恢复。路易莎说，你曾问起我这病是否由来已久。这病是大约在十年前由于不小心犯的，不过病根却是二十五年前一次打猎时连人带马摔倒时种下的。我还可以告诉你，在发现这种病之后又过了几年，我因感到腹股沟管一带不舒服而被迫系过一种特制的腹带，此外，在这个部分的左侧看来有轻度的静脉曲张。近几天来，我觉得似乎有很大好转，但还有压痛的感觉，特别是在站了一会儿或走一段路之后。不管怎样，我还要有耐心和保持安静。路易莎转告我说，你已欣然同意打听这里的一个专家的下落，这是我十分需要的，因为任何［注：这封信的结尾部分残缺。——编者注］……

[397]指谢·米·克拉夫钦斯基（斯捷普尼亚克）《俄国农民》（《The　Russian　Peasantry》）一书第一卷由维·阿德勒译成德文一事。该书于1888年由斯·桑南夏恩的出版社用英文出版。1892年9月22日，阿德勒写信请恩格斯通过斯捷普尼亚克取得斯·桑南夏恩的书面同意出版德文译本，并向作者和出版者交付他们应得的补偿金。阿德勒的德文译本经斯捷普尼亚克看过，并写了一篇短序。这本书于1893年由狄茨的出版社在斯图加特出版，书名为《俄国农民》（《Der　Russische　Bauer》）。——第468、502页。

[398]1892年9月15日《前进报》第216号在《英国来信》（《Aus　England》）一文中，提到了关于海德门被解除社会民主联盟（见注9）领导职务的消息。并见本卷第388、393、395页。——第470、474页。

[399]指海德门对《前进报》所发表的消息（见注398）提出抗议。这个抗议载于该报1892年9月20日第220号。海德门致《正义报》的信，载于该报1892年9月24日第454号。——第470、475页。

致卡尔·考茨基

1892年9月26日于伦敦

亲爱的男爵：附上两处我认为是绝对必要的修改意见［注：见本卷第475－476页。——编者注］。

[400]

关于最后一天毕竟通过决议派代表参加苏黎世代表大会一事，我没有看到任何消息，从与会的艾威林那里也没有听到什么。《每日电讯》似乎登过这样的消息，现已无法查明。艾威林原说要来的，但到目前为止——四点四十分——还没有来，所以我就无法问他了。《每日新闻》的报道根本没有提到此事。《工人时报》也毫无这方面的消息。或许倍倍尔是从《法兰克福报》上看到了这样的消息。因此，我认为最好是象我说的那样，对此处加以说明。
一些自称为“独立工党”的人曾在凯尔·哈第的主持下在格拉斯哥集会，这是属实的。但这是《工人时报》的伯吉斯（奥托利克斯）不顾一切力图建立的独立工党，它根本不是象我们德国和奥地利的党那样是一个真正的、公认的党，它目前还只是一个宗派，同它的竞争对手社会民主联盟[9]相类似。凯尔·哈第这个名字看来是把倍倍尔弄糊涂了，使得他对这件事过分认真起来。但凯尔·哈第是苏格兰人，是一个很滑头的外交家，而且渴望充分地利用他那个议员的新地位（不过他已经出了一些丑）。但是，只要他稍加收敛，过些时候还是可以改好的。我认为此人本来比他现在的表现要好些。

这些情况，我立即写信告诉倍倍尔［注：见下一封信。——编者注］。日内再去信详谈。爱德应当明天或星期三回来。你委托的事，一定照办。

　　你的　弗·恩·

[400] 1892年9月24日卡·考茨基写信给恩格斯，请他就倍倍尔为《新时代》撰写的《关于八小时工作日的国际代表大会》（《Ein internationaler Kongreß für den Achtstundentag》）一文中的某些地方予以说明。1892-1893年《新时代》第1卷第2期登载倍倍尔这篇文章时，采纳了恩格斯的意见。——第471页。

[9]恩格斯指的是斯·门德尔森同他妻子出席了社会民主联盟一个分部的会议，1891年1月3日《正义报》第364号对此有一篇报道，标题是《门德尔森在伦敦》。

社会民主联盟——英国的社会主义组织，成立于1884年8月。这个组织联合了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者，主要是知识分子中的社会主义者。以执行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政策的海德门为首的改良主义分子长期把持了联盟的领导。加入到联盟里的一小批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爱·马克思-艾威林、爱·艾威林、汤·曼等人），与海德门的路线相反，为建立同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密切联系而斗争。1884年秋天联盟发生分裂，左翼组成了独立的组织——社会主义同盟；在此以后，机会主义者在联盟里的影响加强了。但是，在群众的革命情绪影响之下，即使在九十年代，联盟内部仍在继续产生不满机会主义领导的革命分子。1907年，在工人运动高涨的情况下，联盟改组为社会民主党。该党在1911年同独立工党（见注339）左派合并，命名为英国社会党。它的部分成员后来参加了英国共产党的创建。——第10、25、29、33、45、61、73、92、98、130、252、254、291、302、309、327、371、395、399、409、418、423、435、443、472、475、511页。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柏林

1892年9月26日于伦敦

亲爱的奥古斯特：关于库格曼，路易莎已经告诉过你一些情况。最初，在六十年代，他同马克思是十分友好的，为粉碎报刊对《资本论》第一卷的缄默抵制做了不少事情，并说服了马克思去卡尔斯巴德［注：卡罗维发利。——编者注］，这对马克思的身体大有裨益。[287]但是，他们在那里相处了一段时间以后，就分道扬镳了。马克思逝世以后，他经常给我写信，但我竭力保持冷淡，因为我还不能确信他是可以信赖的。无论如何，他并不是仅仅和一个阵营有联系。

关于《福格特先生》的册数，我曾写信请他首先告诉我他那里有多少。这里要这本书的人很多。看来甚至杜西和劳拉连一册也没有。在可能的范围内，把你也考虑进去。

阿伦特是一个大学生，到过日内瓦，后来又去西班牙，在马德里同我们的同志有过来往，然后来到此地。在这里，尤利乌斯［注：尤利乌斯·莫特勒。——编者注］帮助过他；他偶尔也到我们这里来，后来突然到巴黎去了。他打算给《前进报》写通讯一事，对我们只字未提，可能是尤利乌斯安排的。我交给他一张给劳拉的便条，但不知他去过那里没有，我要查问一下。劳拉也可能让他去找瓦扬了，因为瓦扬在巴黎，而拉法格却一直在外奔波，这就是他对布朗基派及其同盟者阿列曼派[33]特别感兴趣的原因。你能否替我找到阿伦特的地址？代表大会[378]闭幕以后，特别是日报开始出版以后，拉法格将会有更多的时间呆在巴黎，那时就应当让此人直接去找他和盖得。

圣路易斯的迈耶尔我似乎有些记起来了，不过姓这个姓的人实在太多了！但愿库格曼能找到一点线索，他是很喜欢夸耀自己交游广阔的。

皮佩尔在这里当过路特希尔德家的家庭教师，目前在汉诺威任中学教员。大概在1867年，马克思有一次在汉诺威街上遇见了他，样子象一个妄自尊大的庸人。

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应当坚持每年召开一次党代表大会。即使为了遵守党章，你们执行委员会也必须这样做；否则，你们就会为那些喜欢叫喊的人提供极好的口实。而且，让全党哪怕一年有一次发表自己意见的机会，一般说来也是重要的。这样做任何时候都是必要的，而现在则更加必要——既为了对付“独立派”[189]，又为了对付福尔马尔。

十分遗憾，你们把我提供的关于海德门的消息［注：见本卷第453、459、461和470页。——编者注］莫名其妙地发表了出去。[398]因此，我断然声明，从今以后我在私人通信中谈到的一些消息，是为了给你们提供情况，必要时可以用来——要有必要的保留——修正或防止《前进报》出现错误的报道和文章；只有在明确交代可以发表时，才可用来直接发表。否则，我只有要么对我不能直接证实的消息守口如瓶，要么在多数情况下冒险说出消息的来源，从此也就会失去这些消息的来源。

这个消息本身实质上是完全正确的，任何一期《正义报》都证明了这一点；对此地和大陆上的活动家的攻击已经停止，而海德门精神也荡然无存。但是，这个消息在情节上完全可能有不确切之处，海德门很可能仅仅是因为他害怕出现这样的决议而辞职的，等等。令人恼火的只是：第一，这件事断绝了我们获悉社会民主联盟[9]内部消息的这一来源和其他来源；第二，此事改善了海德门的处境；第三，我们不能采取任何行动，否则就会使他的处境更加改善。

海德门在《正义报》发表了一篇东西，说他相信你们不会转载他的信。这样，他就当众出丑了。[399]我将设法为你弄到这份报纸。

我已写信告诉库格曼，准许你阅读马克思写给他的信[401]，因为这是我权限以内的事。《高尚意识的骑士》［注：卡·马克思《高尚意识的骑士》。——编者注］他也将得到一册。

今天我收到了卡·考茨基寄来的你那篇文章［注：奥·倍倍尔《关于八小时工作日的国际代表大会》。——编者注］的校样。他就下列两处［注：见上一封信。——编者注］征询我的意见：

1．关于格拉斯哥终于通过决议派代表去苏黎世一事，《每日新闻》未做任何报道，艾威林也没有听到什么，否则他会讲的。他原打算今天来，但是没有来。路易莎说，她在返回伦敦的途中，曾在《每日电讯》上看到过这样的消息。有鉴于此，我就建议卡·考茨基加上这样一句：“ 如果报上的有关消息属实的话”。这样就使你毫不承担责任。

2．“……筹建中的独立工党——它的支持者在格拉斯哥代表大会闭幕之后首次集会，以便建立组织——”等等，等等。我已经建议卡·考茨基，一定要把两个破折号当中的字句：“它的支持者……建立组织”删去。这里筹建中的独立工党还远没有达到建立组织的程度，而且根本不希望它目前就在这方面进行尝试。它还没有成熟到这种地步。在格拉斯哥，在凯尔·哈第的主持下，独立工党的成员多少算是组织起来了，这个党不过是由《工人时报》的奥托利克斯（约瑟夫·伯吉斯）建立起来的一个宗派，目前拥有成员近两千人，正在同社会民主联盟竞相招募稍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工人。现在，它和社会民主联盟一样，都算不上真正独立的工人政党，它比后者既不好些，也不坏些。至于它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党，还要拭目以待；但我们绝不应该无条件地宣称它是真正独立的工人政党，是名符其实的、唯一的独立工人政党，否则，我们是要大吃苦头的。

凯尔·哈第当选以后，既可笑又可鄙地把自己摆在首位，并且神气起来了。胜利冲昏了他的头脑，他必须稍加收敛。看来，他想强使白恩士退居次要地位，但后者表现得十分镇静和克制（他托人转告我，他打算来找我，商量应该采取什么态度）。我想这些都会解决的；凯尔·哈第本来比他现在的表现要好些；但你们绝不应该因为某件事他参与了，就得出结论说，这件事肯定值得赞许。

除此以外，我完全同意你的文章。文章写得沉着、有气魄、果敢。

在马赛举行的工会代表大会（Congrès　des　syndicats）[394]，根据我向拉法格提出的建议［注：见本卷第462—464页。——编者注］，决定不参加工联召开的国际代表大会，而邀请工联参加苏黎世代表大会[364]。（这不是决定的原话，决定我还未收到。李卜克内西可能会把这个决定寄给你们，他到达的时候，拉法格正在起草）。工人党代表大会[378]也会作出类似的决定。我已提请拉法格注意，工联并不认为工人正党党的代表大会和决议具有充分的价值，反之，对工会的代表大会和决议却十分尊重。如果你们能够在德国使工会通过同样的决议，那在这里就会发生它的作用；这是绝不容忽视的。

你可以把你的文章寄十二份左右给我们，以便分送此地各报。这里懂外文的人很少，假如有人看一下这篇文章，那也是极其偶然的。要想在这里的报刊上刊登点东西，必须采取其他办法。例如，要是由艾威林带上已写好的文章去《派尔-麦尔》［注：《派尔-麦尔新闻》。——编者注］编辑部，文章就可能被采用。[402]在同一天晚上，我们要是将另几份分送其他各报，使它们都同时收到，这样就可以指望，总会有一两家报纸会对此有所表示。但是，只要有一家报纸报道了这种事，别的报纸就再也不会报道什么了——这是这里的惯例。因此，我们必须有可能在这里就地确定分送的时机。不过往法国寄，你当然可以直接寄给各报，并特别注明是你寄的；这在那里也许能行。在法国，我们目前还没有一家我们可以发表任何东西的日报。你可以寄给《闪电报》（该报刊登的可能性最大）、《费加罗报》、《时报》、《晨报》、《正义报》、《不妥协派报》、《工人党报》（可能派的报纸）、《社会主义党》（里沃利街49号，布朗基派的周报）。

请告诉我，《工人时报》编辑部是否还继续给你寄报纸。这里有人说，已经停止向国外赠送报纸了。这如果属实，我就把报寄给你，而不寄给费舍，他可以到你那里去阅读，或者你读后再给他。

我本来很想给你夫人［注：尤莉娅·倍倍尔。——编者注］写上几句，但现在已经是晚上九点多钟，我已违背医生的禁令，在灯下写的时间太长了。今天，我给维克多和卡·考茨基已写了一整天信［注：见本卷第468—471和471—472页。——编者注］，因此请你让她原谅我。不过，她将收到我单独写给她的信。暂且代我向她衷心问好。

　　你的　将军

路易莎刚才告诉我说，《工人时报》编辑部早就不给你寄报了。这样，这个问题也就清楚了。

[287]1874年8—9月和1876年8—9月，马克思曾在捷克的疗养地卡尔斯巴德（现卡罗维发利）治疗。——第321、473页。

[364]指1893年8月6日至12日在苏黎世召开的第三次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第420、422、432、436、447、458、464、476、531、533页。

[401]恩格斯的这封信没有找到。——第475页。

[402]爱·艾威林《“国际”中的分歧。大陆上对不列颠工联主义者的看法》（《Discord　in《The　International》．Continental　Opinion　on　the　British　Trades　Unionists》）一文援引了奥·倍倍尔文章的大部分。艾威林这篇文章发表在1892年10月11日《派尔-麦尔新闻》第8598号上。——第477、494页。

致维克多·阿德勒

维也纳

1892年9月27日于伦敦

亲爱的维克多：我给你的（挂号）信昨天刚刚寄出［注：见本卷第468—471页。——编者注］，就来了一位里昂信贷银行[374]的信差，送来了上次提到的十五英镑，偿清了我垫付的款项，为此，我便立即写信告诉你，并致谢意。

在工人党代表大会[378]召开之前举行的工会（工团）马赛代表大会[394]，决定不派代表出席根据格拉斯哥工联代表大会的决定而召开的讨论八小时工作日问题［注：见本卷447—448、450—451、457—458、459—460和463－464页。——编者注］的代表大会[363]，反而邀请工联去苏黎世。拉法格来信说，党代表大会将通过类似的决定。假如你们的工会也表示同样的意见，那就会在这里造成这样一个印象：旧工联那些妄自尊大的先生们竟不承认政治性的工人代表大会的决定具有充分的价值！

路易莎和我向你的夫人［注：恩玛·阿德勒。——编者注］、孩子们和你本人问好。

你的　弗·恩·

[374]里昂信贷银行是法国最大的存款银行，创建于1863年。——第431、478页。

致弗兰茨·梅林

[403]

柏林

1892年9月28日于伦敦

尊敬的梅林先生：考茨基把你一封信中向我提出问题的一段话给我寄来了。如果你因为我没有答复你的两封来信，而认为不便再给我写信的话，那我就无权对此抱怨了。当时我们分属于不同的阵营，反社会党人法[38]正在实施，我们不得不遵循这样一条规则：谁不同我们一道，谁就是反对我们。况且，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你本人在一封信中也说过，你不指望得到回信。不过，这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后来我们就在同一个阵营里了。你在《新时代》上发表了非常好的文章，对这些文章，我在例如给倍倍尔的几封信中［注：见本卷第296—297和310页。——编者注］备加赞扬过。因此，我很高兴借此机会直接给你复信。

这种极力把唯物史观的发现归功于历史学派的普鲁士浪漫主义者的主张，对我来说确实是新闻。马尔维茨的《遗著》我自己也有一本，而且几年前就读过了；但是，除了关于骑兵的几段出色的描写和坚信贵族对平民鞭打五下的奇效以外，我什么也没有发现。总之，从1841—1842年以来，我对这种书籍就全然感到格格不入了——我只是随便地翻了一下，当然，在我所谈的问题方面从中毫无所得。马克思在波恩和柏林居住期间[404]，读了亚当·弥勒的著作和冯·哈勒先生的《复兴》等等，他只是以相当轻蔑的口吻评论这些作品，认为这些是庸俗的、词藻华丽而夸夸其谈的作品，这些作品是模仿法国浪漫主义者约瑟夫·德·梅斯特尔和红衣主教博纳德的作品而写成的。即使他碰到了象你从拉维涅-佩吉朗著作中所引证的那些话[405]，当时也绝不会给他留下任何印象，纵然他一般已经懂得了这些人想说的是什么。马克思当时是黑格尔派，对他来说，这个地方纯属异端邪说；对政治经济学，他还一无所知，因而“经济形态”一词对他根本没有任何意义。所以上述地方，即使他有所闻，也一定是一个耳朵进，一个耳朵出，不会在记忆里留下什么明显的痕迹。但是，我不认为在马克思1837年至1842年间读过的那些浪漫学派历史学家的著作中，可以找到这类东西的影子。

这个地方确实非常值得注意，但我希望把引文核对一下。我不知道这本书，当然，我知道作者是“历史学派”的信徒。此处有两点不同于现代的观点：（1）这里说，生产和分配是从经济形态中引伸出来的，而不是与此相反，从生产中引伸出经济形态；（2）这里给经济形态的“适当运用”硬加上了一种作用，关于这种作用，当人们还没有从该书中弄懂作者指的是什么时，可以作随心所欲的理解。

但是，最奇怪的是，从那些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以具体的形式歪曲历史最厉害的人们那里，仿佛可以找到以抽象的形式表述出来的正确的历史观。这些人通过封建主义这个例子可能就已经看出，国家形式在这里是如何从经济形态中发展出来的，因为在这里，可以说一切都昭然若揭，了如指掌。我之所以说他们可能看出，是因为除了上面提到的那个未经核实的地方以外——你自己说是从第二手材料来的——我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发现类似的东西，我只发现封建主义的理论家当然没有资产阶级自由派那么抽象。既然他们中间有一个人把这个关于封建社会的文化发展和国家形式同经济形态的相互关系的观念概括到这样的程度，说它适用于一切经济形态和国家形式，那末，一谈到其他经济形态，一谈到资产阶级的经济形态以及与它的各个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国家形式——中世纪的行会公社、专制君主政体、立宪君主政体、共和制，同一个浪漫主义者却又茫无所知，又该作何解释呢？这是很难自圆其说的。就是这个把经济形态看作整个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的基础的人，竟然属于这样一个学派，在这个学派看来，十七和十八世纪的专制君主政体就已经是对于真正的国家学说的犯罪和背叛了！

但是，不管怎么说，这还意味着，国家形式必然产生于经济形态及其适当的运用，正象婴儿诞生于男女婚配一样。注意到作者所属学派的那个闻名世界的学说，对此我只能做这样的解释：真正的经济形态是封建主义的经济形态。但是，由于人们出于私仇而密谋反对这种经济形态，因此，就要对这种经济形态加以“适当的运用”，使它免受攻击而完整无损，永世长存，并使“国家形式”等等和它永远适应，也就是说，尽可能退回到十三到十四世纪的水平。这样，最好的世界和最美妙的历史理论就会同时实现，而拉维涅-佩吉朗的概括才会归结到它的真实内容：封建社会产生了封建的国家制度。

暂且我只能设想，拉维涅-佩吉朗自己也不知道写了些什么。有句谚语说得好，某些动物偶尔也会发现一颗珍珠；而在普鲁士的浪漫主义者中，这样的动物比比皆是。不管怎样，要经常把他们同他们的法国蓝本加以对照——看看这是否也是抄袭来的。

你使我注意到这个问题，谨向你表示感谢。可惜，我现在还不能在这里更详细地探讨这个问题。

　　忠实于你的　弗·恩格斯

[38]指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企图阻挠《新时代》杂志第18期发行一事，该期刊载了马克思的著作《哥达纲领批判》（见本卷第25、88页）。

反社会党人法曾使德国社会民主党处于非法地位，是俾斯麦政府在帝国国会多数的支持下于1878年10月21日通过的，旨在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隔两三年法律的有效期延长一次。在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非常法于1890年10月1日被废除。——第21、33、37、80、87、105、109、147、167、176、222、237、262、282、348、368、444、479、490、528页。

[403]此信的部分内容由梅林征得恩格斯的同意，第一次发表在梅林撰写的论文《论历史唯物主义》（《über　den　historischen　Materialismus》）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恩格斯1893年4月11日给弗·梅林的信）。这篇论文附于他的《莱辛传奇》（《Die　Lessing-Legende》）单行本（1893年斯图加特第一版）。——第479页。

[404]恩格斯指马克思在波恩大学（1835年10月至1836年10月）和柏林大学（1836年10月至1841年3月）的学习时期。——第480页。

[405]恩格斯从德国历史学家拉维涅-佩吉朗《社会科学纲要》第1部《发展和生产的规律》（1838年科尼斯堡版第225页）（《Grundzüge　der　Gesellschaftswissenschaft．Erster　Theil：Die　Bewegungs-　und　Productionsgesetze》．Königsberg，1838，S．225）一书中引用了关于经济形态影响社会形态发展的论断。

弗·梅林在其单行本《莱辛传奇》所附论文《论历史唯物主义》中，引用了恩格斯提到的地方。——第480页。

致卡尔·考茨基

斯图加特

1892年9月29日于伦敦

亲爱的男爵：爱德和吉娜是世界上最离奇的人。今天上午收到他们1892年9月29日从伯尔尼寄来的一张印有申茨里风光的明信片，可是下午一点三十分，他们却突然亲身降临了。两人气色都很好，特别是吉娜，尽管她还在医治咽喉病；不过，主要的还是爱德，看上去他的神经衰弱已经好了。最近他们的地址变换无常，所以我要赶在他们前面告诉你：他们目前住在北区海比尔里街康普顿坊23号，在伦敦北部铁路海伯里和伊斯林顿车站附近。

梅林的信现附还。如果我不想使他难过——当然我也没有这种想法——这封信我就得亲自作复。我已另写了一封复信附上，请转交［注：见上一封信。——编者注］。

我已于星期五告诉柯瓦列夫斯基，要他把文章寄给你［注：见本卷第457页。——编者注］。

在我们这里我和艾威林夫妇都收到了《中央导报》［注：《社会政治中央导报》。——编者注］。布劳恩一家的男子汉看来怎么也下不了决心同讲坛社会主义者彻底决裂。多么高尚！

既然你问我谁能写一篇关于英国各社会主义组织的历史的文章，我就向你推荐杜西，因为只有她和爱·艾威林一起才能胜任这件事。关于这个问题，现有的著作尽管很多，但质量不高，而且其中根本没有关于那些实际上已经发生了的、但又不宜向公众透露的事情的材料。谁没有亲身参加运动，谁就无法评论它，就是说，无法了解它的种种情节，并作出客观的叙述。譬如说要爱德来写，他就得把他来伦敦以前历年来的全套《正义报》、《今日》、《工人选民》、《公益》等报刊研究一遍，然后还要向杜西了解各种事件的意义，尽管如此，这一切也还是第二手材料。而且，这一切又很难向神经衰弱刚刚好的爱德本人解释清楚。因为这并不是一件急事，所以我暂时把它搁了下来。你同爱德见面的机会比我多，假如你认为这不会引起爱德过多的思想波动，那末由你提出建议看来是最妥善的。总之，此事今后请你自行处理。

倍倍尔的文章［注：奥·倍倍尔《关于八小时工作日的国际代表大会》。——编者注］很好。关于这篇文章，需要讲的我在昨天给你的信里都讲了［注：见本卷第471—472页。——编者注］。

我完全同意我的文章［注：弗·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编者注］只在现在发表。我甚至不知道该书是否已经出版。门德尔森对我说，他预订了这本书，但得到的回答是尚未出售。《每日纪事报》上登了费边社写的一篇可笑的书评——大部分是引文——占了两栏半。

从康·施米特给我的信来看，他没有解开那个谜，但我还是在等待着那篇文章［注：康·施米特《平均利润率和马克思的价值规律》。——编者注］。他的论门格尔—杰文斯主义的文章［注：康·施米特《近代政治经济学的心理学派》。——编者注］写得很不错。可惜这里无处可以刊登［注：见本卷第455页。——编者注］。

梅林的作品，不管是社论还是他的《莱辛传奇》，我觉得都很出色，使我十分高兴。

你的　弗·恩·

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汉诺威

1892年10月4日于伦敦

亲爱的库格曼：莱布尼茨的一块壁毯已收到，十分感谢。

至于《福格特先生》，请你给倍倍尔寄一本，给我寄两本；如果这样一来，你自己一本也不剩的话，那你自己当然要留一本，给我寄一本就行了。

我还找到了《高尚意识的骑士》和《帕麦斯顿，他过去做了些什么》［注：卡·马克思《高尚意识的骑士》和《帕麦斯顿，他过去做了些什么》。——编者注］各一册，现随信附上。

可是，《新莱茵报》我只有一套全的，没有单期的，而《评论》［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编者注］只保存了几期；我要用全套时也得去借。让米凯尔把你那一套还给你吧，因为现在保存这种杂志对他只会有危险；假如你能使他摆脱这种危险，他会感激你的。其实，第一期和其他各期一样，有时可以在旧书商的图书目录中找到。

一般说来，我现在身体还可以。但假如你要我对我这个相当复杂的、而且好象是很不明显的症状作一个详尽的病理说明，那很遗憾，我无法做到。我同五、六个国家的许多医生有书信往来，他们都要我这样做，而这势必要使我陷入医学通信中去，这种通信占用的时间比我花在政治通信上的时间可能还要多，这是绝对不行的。干扰我整理第三卷［注：《资本论》。——编者注］的事情本来就已经够多了。所以请你原谅！这点小病没有什么了不起，只是有时对我有所影响罢了。

衷心问候你的夫人和女儿［注：盖尔特鲁黛·库格曼和弗兰契斯卡·库格曼。——编者注］。

　　你的　弗·恩格斯

致胡果·林德曼和卡尔·施特格曼

伦敦

1892年10月6日于伦敦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尊敬的先生们：对你们10月2日的盛情来信[406]答复如下：以前我曾经满足过类似的请求，这些请求也是一些素不相识的人多次向我提出的。但遗憾的是，这方面的经验使我下决心今后不再这样做了。

另外，我身体不舒服，可能还要卧床一段时间，因而我无法到我的图书室去寻找那些我很少翻阅的旧杂志。

因此，很抱歉，我不能为你们效劳了。

深致敬意。

　　弗·恩格斯

[406]1892年10月2日胡·林德曼和卡·施特格曼写信给恩格斯，请他为他们当时正在撰写的有关社会主义历史的著作，提供某些他们弄不到的材料。——第486页。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柏林

1892年10月7日于伦敦

亲爱的奥古斯特：先谈正事。

拉法格寄来《法兰西报》关于布朗热分子米尔瓦提出质问[407]的一则报道，现随信附上。拉法格想趁此机会把德国社会民主党在1871年和后来几年为保持或建立法德两国良好关系所做的努力以及为此所遭受的一切，向众议院做一介绍。他希望得到：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提出抗议的日期，他们在帝国国会和其他地方发表的演说，以及对他们做出的判决”。

这些材料，一部分我没有，一部分即使有，也要费很大力气去查阅许多箱的报纸合订本——而且我很容易把最重要的东西漏掉——因此，你如能挑选几个最突出的例子，连同日期及其要点摘录（引自官方的速记记录）一并寄来，我和法国人将不胜感激。这些材料是：

（1）使不伦瑞克委员会的委员于1870年被关在勒特岑[408]的那些发言、监禁的日期和期限；

（2）你们在帝国国会为反对兼并而提出的抗议[409]，最好再从《人民国家报》摘一些反对战争和兼并的明显的段落；

（3）从你和李卜克内西后来在帝国国会发表的演说中举几个有力的例句，并注明讨论的日期和主题；

（4）你认为重要的其他一切材料。

不需要很多；一篇演说要用多少材料，你大致是知道的，再准备一两条引语作为备用，也就足够了。如果你能引用一些你自己的发言，则更好，免得法国人认为这些似乎都是李卜克内西一个人做的，或者甚至说，李卜克内西是个例外，其他人并不这么看。

昨天，随《工人时报》给你寄去了两份法国报纸，上面载有对李卜克内西演说的反映，其中有盖得的一篇短评［注：茹·盖得《国际万岁！》。——编者注］，想必你对它会满意的。

拉法格将在卡尔莫和其他南方城市发表演说，本月16—17日前回来；那时议院将举行会议，他也就立即需要这些材料。

他来信说，全部由俄国出钱办的空喊的爱国主义报刊（特别是《法兰西报》）对李卜克内西进行了猛烈的攻击。俄国大使馆现在对各报是按件给钱的：每发表一篇文章，付钱若干。这也是俄国人经费支绌的一个迹象。李卜克内西无疑博得了一片热烈的喝采。我为这个老头获得这样的声誉感到高兴，担心的只是：（1）这种声誉不要使他在《前进报》的编辑工作中更加固执己见；（2）他不要因为德国爱国者的恶意攻击和指控他叛国等等而激怒，以致在帝国国会突然讲出相反的话来，从而不仅使他自己，同时也使我们陷入窘境。《高卢人报》的一个采访员把下列一段话加在他的头上：如果德国对法国发动侵略战争，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就要对本国政府宣战，而“我自己就要拿起枪来，去保卫法国领土的不可侵犯性”。如果那些容克地主和资产者在帝国国会给他火上加油，他为了更正这个显然是被夸大了的报道而走上另一个极端，也不是不可能的。

拉法格来信说，路贝和公共工程部长维埃特并不反对用某种可以接受的办法来调解卡尔莫的罢工[410]，并迫使公司做出让步，但弗雷西讷似乎反对这样作。他觊觎共和国总统的宝座，因而想保持右派和中派的选票。

总之，拉法格对代表大会[378]很满意。

十二份《新时代》［注：见本卷第477页。——编者注］已收到，并已转给杜西。你们本来应当直接寄给她，而不是寄给我；因为这样一转手就耽搁了一整天的时间。遗憾的是，《派尔-麦尔新闻》近几天来已转入他人之手，我们目前还不知道对这家报纸该怎么办。

你对矿工运动的评述同这里所看到的情况是吻合的：在这里，矿工同其他工业部门的工人也是十分隔绝的，他们前进的步子比其他工人要慢一些。但是，在我们德国，他们后面有一个强大的工人政党做后盾，这终将有助于我们克服一切困难；他们既然卷入了运动，也就必然会靠拢我们。另一方面，这里同我们那里一样，领导人是不好的和不可靠的，要使他们信任其他部门的工人是不可能的。另外，在这里再加上各个煤矿区的工人之间还在进行无谓的争执，以致直到现在还未能组成一个全体煤矿工人的统一的工会。

我将尽一切可能使法国人不致拒绝约你撰稿。哪怕偶尔在巴黎刊登一些有关德国运动的真实报道，尤其是向法国人介绍你们进行斗争时所处的总的政治形势，也是极为重要的。这件事只有你才能胜任，为此，你绝不应该同李卜克内西发生冲突，只要他不把给法国报纸［注：《社会主义者报》。——编者注］撰稿看成是他个人垄断的事，而垄断是绝不容许的。

至于白恩士持观望态度，这你无须担心。此人之好虚荣，同拉萨尔不相上下。但是，当凯尔·哈第企图靠玩弄小伎俩取得领先地位而急忙往上爬的时候，白恩士却采取了克制态度，这样做肯定是对的。

我现在正好在读汉斯·弥勒的那篇东西［注：汉·弥勒《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阶级斗争》。——编者注］，但还没有读完。里面谈的全是我们早已熟知的旧事。他引用的几篇拙劣的演说，选得很不恰当；我要是想揭露党或党团的小资产阶级习气，我就会引用完全不同的材料。仅就航运津贴[411]一件事来说，就有比他引用的多好多倍的、质量也高得多的材料。他从李卜克内西的演说中引用了1881年的一篇演说[412]，当时，反社会党人法[38]的颁布引起了普遍的思想紊乱，而他却没有引用较晚时期的演说，那时政治形势已使那些和平的和市侩的调子变得更加不可饶恕了。他竟断言，暴力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革命的，从来都不是反动的；这头蠢驴不懂得，如果没有必须加以反对的反动的暴力，也就谈不上什么革命的暴力；要知道，对那些根本无须推翻的东西是不能进行革命的。

这一切都是自命不凡的大学生、著作家和过去是工人而现在一心想当著作家的人们那种软弱无力的嫉恨的产物，他们嫉恨我们党在稳步地胜利前进，而丝毫不需要这些小人的帮助。即使犯了某种错误，党已坚强到足以用自己的力量来纠正这些错误。国会党团的多数人在航运津贴问题上表现出来的无容置辩的、俯首听命的庸俗作风，党就是用自己的力量纠正的；党的执行委员会那种由来已久的、反社会党人法废除以后还流行了一段时间的独断专行的习气（这种习气也正是重复了柏林组织执行委员会原有成员的同样倾向），党也是用自己的力量纠正的，如此等等。我们党现在已如此强大，在无须担心变质的情况下，不仅可以溶解数量可观的市侩，而且可以溶解“有教养的人”，甚至溶解独立派的先生们[189]，如果他们自己不滚出去的话。

邮班要截止了。路易莎和我向你的夫人［注：尤莉娅·倍倍尔。——编者注］和你问好。

　　弗·恩·

[38]指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企图阻挠《新时代》杂志第18期发行一事，该期刊载了马克思的著作《哥达纲领批判》（见本卷第25、88页）。

[407]1892年9月25日李卜克内西以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的身分，在马赛召开的法国工人党代表大会（见注378）上发言时指出，要是法国和德国都建立起民主的和社会的共和国的话，关于亚尔萨斯和洛林的问题就会立即得到解决。这一论断激起了法国资产阶级报刊对社会主义者的猛烈攻击。米尔瓦在众议院质问内政部长：政府是否还打算继续容忍那些前来法国的外国人的类似声明。——第486、528页。

[408]1870年设在不伦瑞克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机构——党委员会的委员们曾被监禁在勒特岑要塞（东普鲁士，现名吉日伊茨科）。该委员会委员白拉克、邦霍尔斯特、施皮尔、屈恩和格腊勒于1870年9月9日被普鲁士当局逮捕，因为他们在1870年9月5日发表了一个宣言，抗议普鲁士容克地主和德国资产阶级的侵略野心和兼并亚尔萨斯—洛林的计划。宣言的主要部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给不伦瑞克委员会的信；这封信是对该委员会委员请求马克思阐明德国无产阶级对普法战争的态度而作出的答复（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282—284页）。普鲁士军警当局企图以逮捕不伦瑞克委员会委员来打击工人运动并阻止他们反对普鲁士政府的军国主义计划。委员们被监禁数月之后，于1871年10月被控违反社会秩序法送交法庭审判。控告的主要点之一是，该委员会属于国际工人组织——第一国际，而这是普鲁士法律所禁止的。法庭对不伦瑞克委员会委员分别判处了不同期限的徒刑。——第487页。

[409]恩格斯指奥·倍倍尔和威·李卜克内西于1870—1871年在北德意志联邦国会和德意志帝国国会发表的一系列演说，其中对兼并亚尔萨斯和洛林的计划提出了抗议。——第487页。

[410]指卡尔莫（法国南部）矿工举行的罢工。这次由于矿井行政当局解雇被选为卡尔莫市长的当地矿工工会领导人加尔文约克而举行的罢工，自1892年8月中起一直持续到11月初。政府提出的仲裁，实际上认为矿井当局的决定是合法的。法国工人党支持了捍卫工人阶级政治权利的罢工工人，全国募集了罢工基金。由于工人们的坚决斗争，使加尔文约克和其他罢工参加者终于都恢复了工作。——第488、494、513页。

[411]1884年底俾斯麦从活跃德国殖民政策的利益出发，要求帝国国会批准对轮船公司的年度津贴，以便筹备通往东亚、澳洲和非洲的定期航行。政府的这个要求使社会民主党帝国国会党团内部产生了意见分歧。以奥·倍倍尔和威·李卜克内西为首的左翼遵循恩格斯的指示，反对支持政府的要求。党团中有机会主义倾向的多数（狄茨、弗罗梅、格里伦贝格尔等人）打算在发展国际关系的虚伪借口下投票赞成航运津贴。在多数的压力下，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通过决议，决议宣称关于津贴的问题是一个非原则性的问题，党团的每个成员有权根据自己的看法投票；决议还指出多数社会民主党议员准备投票赞成航运津贴。

党团右翼的机会主义立场受到党员群众和党的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坚决谴责，该报反对机会主义者的斗争得到恩格斯的全力支持和指导。在尖锐批评的影响下，党团的多数在1885年3月帝国国会讨论政府提案时不得不稍微改变自己对政府提案的态度，它以帝国国会接受党团的一些建议作为投票赞成政府提案的条件。只是在这些要求被帝国国会拒绝了以后，社会民主党党团的全体成员才投票反对这项提案。——第490、510页。

[412]汉·弥勒在他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阶级斗争》（1892年苏黎世版）第48页（《Der　Klassenkampf　in　der　deutschen　Sozialdemokratie》．Zürich，1892，S．48）中，引用了威·李卜克内西1881年5月31日在帝国国会的演说。——第490页。

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汉诺威

1892年10月10日于伦敦

亲爱的库格曼：寄来的几本《福格特》［注：卡·马克思《福格特先生》。——编者注］已收到，谢谢。你可向旧书商订阅法学、政治学以及德国现代史，特别是1848年德国历史等方面的图书目录；在这些目录里，你偶尔可以找到几期《评论》［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编者注］。我自己就是用这种办法至少弄到了两期。

我刚整理完第三卷［注：《资本论》。——编者注］第27章；最难的是第29—34这几章。

衷心问候你的夫人和女儿［注：盖尔特鲁黛·库格曼和弗兰契斯卡·库格曼。——编者注］。

你的　弗·恩·

致劳拉·拉法格

勒-佩勒

1892年10月14日于伦敦

亲爱的小劳拉：今天上午路易莎和我都收到了你的来信，谢谢。昨晚我收到了保尔从波尔多写来的信。

先谈正事。随信附上：

（1）1870年9月5日不伦瑞克（执行）委员会宣言，以及摩尔和我的一封信[413]。但保尔最好是把这封信作为摩尔的信来引用，这封信好象是他签字的。札记手稿第3号（第2页）中讲到了这件事。

（2）国际总委员会1870年7月23日和9月9日关于战争的第一篇宣言和第二篇宣言[414]，并附上法译文，译文好象是在日内瓦翻译的。译文无论在准确性方面还是在文字方面很可能都需要加以校订。

（3）倍倍尔寄来的一批摘抄材料。为了提供我们所要的材料，他同他的夫人［注：尤莉娅·倍倍尔。——编者注］立即开始了工作。

我想，这些材料足够保尔演说用的了［注：见本卷第487页。——编者注］。不过，我倒并不羡慕你，因为你得把所有这些东西翻译出来，尤其是因为我们在帝国国会里的演说家的文字都不太严密。

不管怎样，现在保尔已经准备好了，不必指望李卜克内西的诺言，他的诺言总是许得多，兑现得少。

保尔又要参加议院辩论了，我很高兴。如果他聪明的话，那么在本届议会最后一次会议期间他就会多去波旁王宫［注：法国众议院所在地。——编者注］。我觉得，选民是想要看到和听到自己的议员的议会活动情况的。假如他们看不到听不到的话，那么不仅有丢失这个议员席位的危险，而且要取得另外一个席位也不那么容易。归根到底，在现在的情况下，无论在法国还是在德国，竞选的成功，至少在许多地方取决于一定数量的注意细节的党的同情者的选票，他们只要弃权就会导致席位的丧失。此外，保尔在第一次演说[219]时显得不知所措，这是因为他对于他必须在其中生活、活动和生存的这个新环境还不适应；对这种环境，对议会的种种形式、议院议事规则和处理事务的通例，他适应得越快越彻底越好。这一次他应当让那些人看看，无论他们怎样嚎叫，怎样打断他的演说，都吓不倒他，我相信他只要努一把力，这是一定可以做到的。我不了解法国议院的情况，不过我觉得，要是我碰到这种情况，如果他们打断我的话，我就根本不予理睬，对任何人也不作回答，在万不得已时就要求主席让我能够把话讲完。（这样一个出色的劝告竟由一个人所共知的连自己的脾气也控制不了的人提出来！）

你对阿伦特的描述是完全正确的。我从李卜克内西的旅行报告［注：威·李卜克内西《关于宣传旅行的报告。马赛之行》。——编者注］中看出，他对阿伦特的回击虽然是温和的，但毕竟还是一个回击，大概在马赛有人向他讲了布朗基派和阿列曼派[33]的活动情况。看来李卜克内西完全被自己的胜利所陶醉，现在他比法国人更法国人了。不幸的是，他总是走极端，但愿他不会被帝国国会的那些爱国的好汉们所挑动而一头栽到另一个极端。目前他在曼海姆等地的演说[415]中所持的态度，已经是够好的了。

你关于鲁贝的消息，我是这样理解的，即那里的公众将要求保尔明年秋天作为那里的议院候选人。这很好，鲁贝倒是一个十分可靠的地区，而利尔看来很不稳定，只是在当地群情激昂的时期才是合适的，但平时很不可靠。

不管怎样，法国的事情在进展着（在各个方面，日报除外！），卡尔莫[410]不仅证明我们的思想在工人阶级中间得到了传播，而且也证明资产者和政府是知道这种情况的。那里的人（而且是南方人，加上又是爱吹嘘的加斯科尼人！）持独立自主的立场，以及各个社会主义市镇参议会的行动稳重而果断，丝毫没有可能派的软弱或妥协，这些都说明进步是很大的。法国人越是领先，我越是感到满意。为了使大陆上的运动取得胜利，就应当使这个运动既不是纯法国的，也不是纯德国的，而是法德的运动。如果说德国人把如何利用选举权和建立强有力的组织教给法国人，那么法国人就应当把整整一个世纪以来已经成为他们传统的革命精神传给德国人。一个民族妄想领导其他所有民族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社会主义者报》的报道中没有马赛工团代表大会[394]有关格拉斯哥事件［注：见本卷第447—448、450—451、457—458、459—460和463—464页。——编者注］的决议，对此连一点暗示也没有。怎么会把这件事搞得如此神秘呢？

艾威林发表在《派尔-麦尔新闻》上的那篇文章[402]也刊登在《工人时报》上。你们是否还收到这个报纸？

路易莎和我向你问好。

　　爱你的　弗·恩格斯

[219]1891年12月17日，保·拉法格代表工人党向众议院提出一项关于政教分离的法案，这项法案基本上是重申巴黎公社1871年4月2日的指令。法案规定取消宗教费，没收教会财产，并把由此所得钱财用于民众教育和社会保证的需要，还规定禁建教堂，禁止吸收工人加入教会。拉法格的提案载于1891年12月26日《社会主义者报》第66号。

1891年12月8日，保·拉法格在众议院发表了第一个演说，论证他所提出的关于大赦政治犯的提案。他的演说多次被资产阶级议员的吵闹声和叫喊声打断。拉法格的提案遭到众议院否决。——第239、246、248、266、493页。

[413]见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给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282—284页）。——第492页。

[414]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3—9和285—294页。——第492页。

[415]恩格斯指1892年10月2日至4日李卜克内西在曼海姆、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和欧芬巴赫的会议上的发言。在这些会议上，他介绍了他作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前往参加在马赛召开的法国工人党代表大会的情况（见注378和407）。——第494页。

致帕斯夸勒·马尔提涅蒂

贝内万托

1892年10月18日于伦敦

亲爱的朋友：公爵夫人［注：卡扬尼埃洛公爵夫人（见本卷第433页）。——编者注］的事弄清楚了。原来我只知道这位太太用丈夫的姓，叫埃德格朗夫人，并不知道她的娘家姓——叫勒夫累小姐。

很遗憾，艾威林夫人把公爵夫人的地址遗失了，她只好再去打听。现在已经解决，艾威林夫人为你的事给公爵夫人写了信，并热情地推荐了你，因此，现在你只需转交附上的短信就行了。但愿这事能够成功！

我应该再次感谢你翻译了我的《状况》［注：弗·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编者注］德文版序言的结尾部分。

我正在整理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三卷，必须把全部空余时间用在这个工作上，因此，这封信就写到这里。

　　仍然是你的　弗·恩格斯

致路德维希·肖莱马

达姆斯塔德

1892年10月18日于伦敦

亲爱的肖莱马：你7月31日和本月9日的来信都已收到。彭普斯忘了称“你”，是我的错。由于很久没有用德文写信了，她不敢自己写，所以这封信是我写的，她誊了一遍。当然，我对她在达姆斯塔德的巧遇一无所知，所以写了“你”。这不能怪她丈夫［注：派·罗舍。——编者注］，他一点也不懂德文。彭普斯在一二天之内就要分娩，这是她的第四个孩子了。第二个孩子是个男孩，可惜死了；最小的也是男孩，是个非常可爱和有趣的孩子，体质很弱，现在还有病。

你就安许茨的事给我写了信，我想了解一些关于他的情况，把写这封信的时间推迟了几天。但直到今天，什么也没有了解到。问题在于：首先我必须知道，这个传记应该详细到什么程度，是不是给一家杂志写的，究竟是什么杂志，等等，等等。如果安许茨打算把我们的卡尔［注：卡尔·肖莱马。——编者注］仅仅作为一个化学家来写，那么他只需要一些可以为他提供一个轮廓的材料就行了。但如果他要写卡尔这样的人，那末试问，他是否胜任这个工作，而且能否就这样随便地把卡尔的书信给他使用。况且，一个居住在德国的化学家必然是不会了解一个在英国度过三十多年的人的生活环境的，在这种情况下，另一大堆工作就要落到我的肩上。这对我倒没有什么；只要我把现在重新着手进行的整理《资本论》第三卷的工作一结束，我乐于把我的全部空余时间用在这件事上。但谁能担保这些材料一定能按照我说的精神来使用呢？卡尔在我们中间首先是一个社会民主党人，——除了有几次夏天去德国以外，他在伦敦这里度过了所有的假期，——而社会民主党人在化学界至今还不常见。要知道，总不能让传记的作者似乎为他所描写的人物不幸是个社会民主党人而对读者怀有歉意吧！

假如我没有弄错的话，安许茨曾一度是卡尔在曼彻斯特的学生。再说一遍，我很愿意用我的空余时间给予帮助，但首先我应该知道，要求的到底是什么，这个传记应该是什么样的。

曼彻斯特的遗嘱执行人［注：路·济博耳德和菲·克勒普施。——编者注］是对的，他们希望解决一切可能解决的问题，而不涉及版权问题。版权问题将要占去许多时间，因为对出版者来说，拖延也许甚至是有利的，他们对此并不着急。关于罗斯科暂时还毫无所闻；也许要等到他能够提出某些现实的建议，或者能够相应地采纳或拒绝这类建议时，他才会露面。

但愿你的女儿的病情继续在好转并已经可以起床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老头［注：威·李卜克内西。——编者注］没有来达姆斯塔德。也许是他的妻子［注：娜塔利亚·李卜克内西。——编者注］有亲属在那里，而他认为同他们少见面为好，但又不愿意公开不理睬他们的缘故吧？关于弥勒离婚的事——是他要离婚，还是人家不要他了——还没有任何消息传到伦敦来。

考茨基夫人向你衷心问好。

　　你的　弗·恩格斯

致沙尔·博尼埃

牛津

［草稿］

［1892年10月中于伦敦］

亲爱的博尼埃：普罗托写的东西［注：欧·普罗托《沙文主义者和反动派》。——编者注］我收到了，谢谢。但是首先我要更正一件事。

你来信说：

“虽然法国社会主义者反对同俄国结成联盟，关于同德国打仗的事连听也不愿意听，可是你，尤其是倍倍尔，却认为对法国和俄国进行防御战争是完全可以的，而德国社会主义者就会参加这样的战争，这些责难在法国得到广泛同情，使盖得很不愉快。”

如果说法国社会主义者之所以事先不特别声明，一旦发生这样的防御战时，他们准备帮助打退威廉皇帝的进攻，那仅仅是因为这是人所共知和公认的，而且已经商量好了的，没有必要再说了。在德国，没有一个社会党人会怀疑法国社会主义者在这样的情况下会毫不犹豫地为保卫民族独立而去尽自己的职责；谁也不会因此责备他们，相反，只会赞扬他们。我的文章［注：弗·恩格斯《德国的社会主义》。——编者注］的观点正是这样。假如我不从这样一个论点出发，即一旦发生外来的侵犯时，法国社会主义者必将拿起武器保卫他们的家园，那么我的通篇文章就毫无意义了。我要求的只是：一旦俄国发动进攻时，这一原则也适用于德国社会党人，即使这个进攻得到官方法国的支持。对倍倍尔的演说也要这样去看。在法国，根据这点来责难我们的人，显然是那一类人，他们主张高卢的丘必特可做的，德国的公牛不可做。我认为，法国社会主义者要做的事情就是使这些人明白过来，而这件事并不是太困难的［注：信的草稿中接着删去了下面的一段话：“我乐于相信，这些沙文主义的蠢话会使盖得很不愉快，但在这方面我和倍倍尔都没有过错。而且，我把自己的文章寄往巴黎时，曾预先告诉过我的朋友们，我担心这会触动民族的偏见，但是他们答复我说，相反，正好需要这样。”——编者注］。

不过，我要提醒你，普罗托从我的文章中摘用的引文，简直是一种粗暴的伪造。

你说他的小册子写得好，我认为写得很糟；小册子的结尾部分，这个小丑竟然以经济学家自居，真是荒唐可笑。他的本事只不过是对自己的读者表现极端的蔑视。实际上，只有把读者看成不可救药的糊涂虫，才敢于把这么一大堆明显的伪造的东西（你认为这仅仅是“演说的片段”）和自相矛盾的谎言塞给他们。难道只要戴上拥护戴鲁累德的面具，就足以迫使在巴黎造舆论的人们吞咽任何东西吗？难道布朗热主义竟如此富于生命力，以至它现在比布朗热活着的时候更有力量吗？

这么一大堆诽谤和谎言，确实是驳不胜驳。针对这三十二页要写上三千二百页，才能恢复真相。其中没有一段稍有意义的引文不遭到无耻的歪曲；我至少对照了好几篇原文，才了解到普罗托先生厚颜无耻到什么程度。

这就是我的意见，我认为这种写作手法是可鄙的。跟这种手法成鲜明对照的是，材料却是经过精心选择的。这里明显地感觉到还有一个出力不少的人。这当然不是普罗托。

这也不象《前进报》所推测的，是独立派[189]的某一个人。他们的宣言（汉斯·弥勒的《阶级斗争》［注：汉·弥勒《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阶级斗争》。——编者注］）的特点是，引文选择上的粗枝大叶。

这也不是法国警察局；可以感觉到，它对这事是插了手，但是，它当然不会去研究罗马尼亚社会党人的对外政策。

既然普罗托先生指责罗马尼亚社会党人敌视神圣的罗斯，既然他两次引用布加勒斯特《劳动报》上的话，并泄露“茨冈人”就是雅西的纳杰日杰这一秘密，那他这样做是为了俄国大使馆的利益，显然俄国大使馆向他提供了这些情报，大概还提供了他们在柏林的某个随员在那里搜集到的有关德国社会党人的情报。

总之，普罗托的诽谤性小册子不仅有利于警察局，它也为俄国的利益服务；它是俄国为争取同法国结成联盟所进行的紧张努力的组成部分。正是俄国需要法国。由于1861年以来的经济改革所造成的社会混乱，对森林的野蛮砍伐，农业和农民家庭手工业的破产，饥饿和霍乱，俄国已经衰弱到经不起一场战争。它的财政和信贷已陷入混乱状态，同1788年的法国相似；假如西方人士仍旧不愿慷慨解囊，俄国就只剩下三种可能：第一是破产，第二是召开国民议会来批准在这种情况下也许能够向西方取得的新借款，第三是发动战争进行垂死挣扎，在第三种情况下，法国是必不可少的；而在宣战和法国军队出动之后，可以十拿九稳地说，沙皇一定会同迎合他的威廉和弗兰茨-约瑟夫达成协议，而美丽的法国就得为他们的和解宴会破费了。

致维克多·阿德勒

维也纳

1892年10月23日于伦敦

亲爱的维克多：你因工联国际代表大会而不安是多余的。第一，这一整套计谋，不过是要强行通过一项反对苏黎世人的决议的一种手段而已，很可能议会委员会[380]根本不会把它付诸实行。第二，既然连至今还受可能派[30]控制（虽然现在已经不是独霸）的巴黎劳动介绍所[148]都已决定号召工联放弃他们的计划，那末，关于大陆上个别代表参加一事，情况并不那么坏。还有谁到那里去呢？也许是作为德国独立派[189]的代表吉勒斯先生吧？！

把奥地利工会的决定寄给议会委员会大有好处。地址我无法找到，我要问艾威林。

昨天我又开始去樱草丘散步，我相信，只要适当地注意，到周末我会恢复得更好。麦克尤恩我是要考虑的。不过，他是一个外科顾问，这就是说，他只是向别的医生提建议，而不直接医治病人。这事我要打听清楚。你连想都不会想到，这里的一切事情，甚至医学，也是多么遵从礼节，这种礼节违犯一次，比破坏道德规则十次还要糟得多。我知道曼彻斯特医学伦理协会以仲裁法庭的资格对我在曼彻斯特的朋友龚佩尔特的诉讼案所作的一次判决。他到一个不是由他治病的人家去吊唁（这大概在1866—1867年），对于私人开业的医生竟让别的儿童走近因患猩红热而死亡的两个儿童的尸体，谨慎地说出了他的忧虑。那个私人开业的医生便对他提出了控诉。判决称：龚佩尔特医生违犯了医生礼节，尽管在道义上他是正确的！总之，再一次多谢你，我一定采纳你的建议。

关于书的问题，明天我就写信给斯捷普尼亚克。[397]如果两周以后，即到11月7—8日，你还什么也没有收到，那就请你再来信，我那时再提醒他。你用别的方法从俄国人那里是什么也不会得到的。

我现在正忙于整理《资本论》第三卷。假若近四年来我哪怕有一次能安静地工作三个月，这本书也早就完成了。但这样如意的事我却一次也没碰到过。这次由于我尽量对一切通信和其他事务置之不理，才勉强地挤出了必需的时间。看来，在我上次整理时，在最困难的地方已经作了扎实的准备工作，因此至今工作进展得相当快；不管怎样，我现在正好进行到好几年来一直妨碍我进展下去的最困难的地方；而且我工作得很愉快，精力也不减当年，因此这次大概会有一些收获。

附上一个能说明捷克族的无政府主义者的文件。这些先生们开始用选举是革命行动这样一个原则互相攻击。我只有这样来解释这种胡闹，即这些不学无术的家伙，因为不是德国人，所以不能完全想象得到，他们文字上的杰作会给德国人以什么印象。

关于你夫人［注：恩玛·阿德勒。——编者注］的好消息使我们大家都非常高兴。我们希望一切照此继续下去，并希望你不久能再次告诉我们一些令人快慰的消息。

路易莎和我衷心问候你、你的夫人和孩子们。

　　你的　弗·恩格斯

议会委员会的地址：

伦敦西中央区滨河路白金汉街12号

　　议员查·芬威克阁下

[30]恩格斯指的是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各种派别。

[148]看来，恩格斯指的是载于1891年7月29日《社会主义者报》第45号的一篇题为《终于是这样了！》（《Enfin！》）的通讯。通讯中说，巴黎的劳动介绍所“迄今一直是可能派的支柱，它正在变成它理应成为的、不分主义和派别的一切工人的共同之家”。

劳动介绍所（Bourses　de　Travail）是法国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后半期以来建立的工人联合会的名称，它们主要设在大城市市参议会之下，由各工团（工会）的代表组成。最初，劳动介绍所的建立受到国家机关的鼓励，并常常受其资助，国家机关曾打算利用劳动介绍所作为建立所谓“社会和平”的据点。但是，劳动介绍所的活动情况很快就引起了政府的担心，因而极力反对劳动介绍所的进一步推广。劳动介绍所除了对失业者进行劳动安排外（每一介绍所都设有专门的部门），还在组织新的工团、组织工人的职业教育以及组织罢工斗争方面发挥了作用。1892年，圣亚田代表大会上建立了劳动介绍所联合会，但是在联合会里起领导作用的却是可能派（见注30）。可能派力图利用这一组织反对工人党所领导的全国联合会，并破坏法国马克思派对工会的影响。后来，劳动介绍所则处在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影响之下。——第135、334、501页。

致沙尔·博尼埃

牛津

［草稿］

1892年10月24日于伦敦

亲爱的博尼埃：盖得在《费加罗报》上写道：

“李卜克内西曾经说过，一旦法国发动进攻，他将不得不想起他是一个德国人；我们也一样，一旦德国发动进攻，我们也要提醒工人党，我们是法国人。”

可见我们同盖得是完全一致的，你应该跟他去算账。

你提到倍倍尔的令人遗憾的一句话——究竟指哪句话？你谴责他太多了！如果指的是他在《费加罗报》上说的他会向盖得开枪那句话，那么，这句话是属于于雷先生的；倍倍尔给我们来信说，他根本没有说过这样的话，那纯粹是这位先生的捏造。

你谈到防止战争，并且以投票赞成多梅拉而自豪[416]，但是，如果执行他的计划，你们就会把欧洲的一切社会主义政党引向毁灭。

来自任何方面的战争威胁都要防止——这话是很好的。但是为什么要用幻想来安慰自己呢？难道法国社会主义者能阻止年轻的威廉在丧失理智时宣布战争吗？难道德国社会党人能够禁止卡诺或任何“爱国的”内阁做出同样的蠢事吗？要是真正的危险在于威廉或是一些有着小市民习气的复仇主义者那倒罢了！要知道，俄国政府正在采用欺骗这一些人和恐吓那一些人的手段，迫使这些傀儡动作起来。你们试试能不能阻止它挑起战争！

如果战争爆发，战败者就有可能和有责任进行革命——事情就是如此。

[416]恩格斯指1891年在布鲁塞尔召开的第二次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关于军国主义问题的讨论（见注77）。——第503页。

致保尔·拉法格

勒-佩勒

1892年11月3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法格：我正埋头于《资本论》第三卷，这回一定要把它最终完成。现在正在整理校订最少而又最难的那一部分——银行、信贷等。[417]我无论如何不能中断这项工作，否则一切又得从头开始。因此，我暂时停止一切书信来往，给你也只能写几句话。

很遗憾，你竟然相信了米尔瓦的诺言，这个狡猾的政客把你愚弄了。[418]今后，你就会知道，这些先生们在政治上并不是什么正人君子。我接连收到从德国寄来的信，信中埋怨你在关键时刻不出席，而我也提醒你：为主要发言人作了一切准备工作，而他在辩论时却缺席，那再要动员我们的朋友作这项工作就困难了。出版小册子[419]的效果抵不上议会演说的百分之一，我们的柏林朋友们根据经验完全可以作出这样的断言。

至少你们要做到派一个代表于14日到柏林[420]，这样就可以向我们那里的朋友们解释清楚。你们要尽量争取派代表去，此行是完全值得的。

你大概已经在报纸上看到关于在达荷美使用的新式炮弹的可怕作用的报道。[421]维也纳一位年轻的医生［注：弗赖贝格尔。——编者注］（诺特纳格耳过去的助手）刚刚到达这里，他曾目睹在尼尔米茨罢工时奥地利炮弹造成的伤势；他谈了同样的情况。人们面临着被这样炸得粉身碎骨的危险，肯定想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这对维持和平，以及约束我们的统治者指望爆发的那种所谓革命的愿望，是大有好处的。街垒和巷战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如果军队作战，进行抵抗就是发疯。因此，必须制订新的革命策略。一个时期以来，我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但是还拿不出一个定见。

我又开始到外面稍微走一走了。关在家里已经将近三个月；现在开始走动，不过很少而且很慢；不管怎样，我看这种日子快要结束了。早是时候了，因为我感到缺乏户外活动的状况应该结束。在我完全复原后，我想我们能够安排一下，让你和劳拉光临，在我们家住几个星期。我们有很多事要讨论，而且劳拉也该再到伦敦来看看了。

考茨基夫人向你问好。

　　忠实于你的　弗·恩格斯

[417]见《资本论》第3卷第5篇第29—36章。——第504、507、509页。

[418]1892年10月29日米尔瓦在众议院发言，他在拉法格不在场的情况下就李卜克内西1892年9月25日在马赛的演说（见注407）提出质询，使拉法格无法作答。米尔瓦从而违背了他向拉法格作出的等候后者从卡尔莫返回的诺言。——第504、509页。

[419]倍倍尔通过恩格斯寄给拉法格的文件（见本卷第487和492页），由法国工人党于1893年在利尔印成小册子发行，题为《面对历史的德国社会民主党》（《La　Démocratie　Socialiste　Allemande　devant　l’histoire》）。这些文件是为拉法格在议会上作演说而准备的，但后来这次演说没有作成。——第504、509页。

[420]法国工人党未能向德国社会民主党柏林代表大会（见注388）派遣代表，仅发去了由盖得和拉法格签署的贺信。——第504页。

[421]恩格斯指法国对达荷美（西非）发动的侵略战争。1892年11月下半月，法军获胜，达荷美的一部分领土变为法国殖民地，另一部分则被附属于法国的两个国家所瓜分。在这次殖民远征中，法军初次使用了装有黄色炸药的炮弹。——第505页。

致劳拉·拉法格

勒-佩勒

1892年11月4日于伦敦

亲爱的小劳拉：今天上午迈斯纳汇来了三十八英镑，其中有三分之一是你的，共十二英镑十三先令四便士，凭随信附上的支票支取，收到后请通知我。第二卷［注：《资本论》。——编者注］还剩四百本左右尚未售出，第二版正在准备中。第一卷［注：《资本论》。——编者注］的第四版已经出版了，已售出四百六十本，够支付印刷等等费用的大部分。只要再付出八百八十六马克，以后的进款就是要和迈斯纳共分的收入了。

第三卷［注：《资本论》。——编者注］的工作正在紧张地进行，不完成我是不会停手的。但是要完成这项工作，只有把通信搁置一边，所以，你要原谅我这封信写得很短。

你现在应当认真考虑不久以后来伦敦的事。这件事我们已谈得很多，现在终于该付诸实行了。在这里再一次见到你，我们大家会多么高兴啊。

我每天都等着彭普斯分娩的消息。如果没有过期，也该足月了，一个月以前她自己就以为要生了，但她总是算错。

很想知道，杰克·白恩士是否象于雷在《费加罗报》上说的，胡说八道地议论过其他国家的工人。

[422]

现在又该工作了！当我完成四五年来对我一直是个障碍的关于银行和信贷这一篇[417]的时候（因为没有三个月完全空闲的时间是不能完成的，而这样的三个月我一直挤不出来），——在完成这一篇的那一天我要喝点酒——一定的！

路易莎向你问好。

　　永远是你的　弗·恩格斯

[417]见《资本论》第3卷第5篇第29—36章。——第504、507、509页。

[422]1892年11月2日《费加罗报》第307号刊登了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国会议员杰克·白恩士同法国记者茹·于雷的谈话。据访问记者报道，白恩士宣称，他是逐渐改良派，不赞成大陆上的社会主义者关于暴力革命的思想；他认为，英国正在实现真正的平等，而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对抗没有法国那么严重。——第506页。

致卡尔·考茨基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