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保尔·拉法格
勒-佩勒
1892年5月19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法格： 你们的统计工作组织得太差了！要是在德国，第二轮选举后过三四天，全部结果就揭晓了，可是15日的《社会主义者报》却仅仅报道了一些很不确切、很不全面的消息[306]。但是你们会做到的，你们将可以看到，没有任何东西能比一大串整理得一目了然的反映选举胜利的数字更有力地使群众感到震惊。这对于使工人们懂得普选权赋予他们的行动以多大的力量，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可别忘了把1892年5月1日的选举数字补充到你们的统计数字里去，以便同1893年议会选举的数字作一比较。如有增加（对此我深信无疑），你们就会看到，这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那时，朋友和敌人就会根据确凿的数字判定你们在一年当中取得的进展和赢得的地位。
毕竟掌握了二十二个市镇参议会，取得了六百个席位——这就不错了！你给我寄来的《太阳报》（倍倍尔在这里看过了，现已
寄往维也纳给阿德勒去看。）伤心地承认了这一点。[305]这太好了！
然而，其他派别——布鲁斯派[30]、阿列曼派[33]和布朗基派——取得了什么结果呢？布鲁斯派在夏特罗等地，阿列曼派在阿尔登，布朗基派在歇尔省，大概取得了一些成绩，也可能遭受了一些挫折。你们是否都统计进去了呢？
尤其要祝贺你的是，法国也开始在形成拉萨尔所说的“紧密的反动的一帮”[179]——所有政党组成的反社会党人联盟。这种联盟在我们德国已经存在多年了，而在大工业中心，这种反社会党人的一帮在第一轮选举中就会组织起来，阻碍我们当选。德国的整个正史，除了那一帮簇拥着年轻的威廉并任意摆布他的混杂的权奸的活动之外，无非就是：一方面是社会党人的活动，他们的活动促使各资产阶级政党联合成为一个大的敌对的党，而另一方面，则是这些政党之间的利害冲突，这种冲突促使他们彼此分离。帝国国会的法律只不过是这两种对立的倾向相互冲突的产物和结果而已，而后一种倾向即瓦解的倾向日益减弱。
法国也开始出现这样的冲突。这是进步的吉兆，证明你们不是作为搞偶然行动的骚扰力量，而是作为正规的有组织的 政治力量而引起恐惧的。
我和你一样，担心新的市镇参议员缺乏经验。市镇参议会全部改组至少会使该参议会的常任官员掌权六至十个月，而这些人必将使他们新上任的主人在多少有些危险的尝试中碰钉子。到市镇参议会上任的如果是社会党人，则尤其如此。要告诫他们，在新的岗位上感到未站稳脚跟时，要谨慎小心；否则，那些反动的老官员会把一切都搞糟，而受到指责的却是我们的人。
至于创办日报问题，必须从头开始。但愿你们 这一次能成功。不管怎样，你们可以设立一个总编辑部。你们是否将有一个“政治编辑”，是盖得吗？
你们在议院里是否已确实组成了一个派别，还是这一切仍悬而未决？
路易莎和倍倍尔向劳拉和你多多问候。请代我吻劳拉，并告诉她，一旦电话搞好了，我就用电话给她送一桶比尔森啤酒去。
忠实于你的 弗·恩·
辛格尔也在这里，他住在伯恩施坦那儿。
路易莎希望劳拉在电话里把为维也纳写的那篇文章口授给她。
我刚接到龚佩尔特关于肖莱马情况的来信。你知道，四年来肖莱马身心都有病。他已经两年不能来这里过圣诞节和复活节了。去年，我们在环绕不列颠群岛作海上旅行时，头二十四小时他就不行了。不久以前他写信给我和他兄弟 ［注：路·肖莱马。——编者注］，叫我们不要给他去信了，因为他不能回信。龚佩尔特应我的请求告诉我，肖莱马自从得了轻微流感之后，身体极为虚弱。今天他给我来信说，肖莱马这种体力和智力上的衰弱日益严重，这实际上是一种老年的衰颓，他已经要肖莱马写了遗嘱，因为担心他的智力很快就要枯竭，而且即将寿终。真可惜！要知道，一位第一流的天才将要与世长辞了。这几年你要是看到他，也许不认识了，他那充沛的精力，开朗的心情都一去不复返了，现在他对什么都不感兴趣。我马上要给他兄弟去信，他兄弟一定会感到很难过。你想想看，肖莱马因老年衰颓即将去世，而他的母亲却依然健在！
[30]恩格斯指的是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各种派别。
茹·盖得（因此又有盖得派之称）和保·拉法格领导的马克思派，以1879年成立的工人党为代表。一开始，这一派的队伍中就进行着尖锐的思想斗争，因而使党于1882年在圣亚田代表大会上分裂为盖得派和可能派（即布鲁斯派）。盖得派仍保留工人党的名称。党以在马克思参与制定、并于1880年在哈佛尔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为依据来进行活动。盖得派依靠的是法国大工业中心的无产阶级、巴黎的一部分无产阶级，主要是大工厂的无产阶级。党的基本任务之一是为争取广大工人群众而斗争。八十至九十年代，工人党在向法国无产阶级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党的机关报《社会主义者报》在这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马克思派积极参加了工会运动并领导了无产阶级的罢工斗争。由于保·拉法格参加竞选，党进行了大量宣传活动，拉法格在1891年被选入众议院，这是法国社会主义者的重大成就。法国工人党为了加强社会主义者的国际联系，为了揭露法国资产阶级共和国对外政策的侵略本质，特别是1891—1893年的法俄联盟，做了很多工作。
但是，党的领导人并不总是执行彻底的马克思主义政策，他们有时也犯了机会主义性质的错误，例如，九十年代在农民问题上。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止一次地批评他们，帮助他们制定工人运动的正确路线。
布鲁斯派，即可能派——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别，以布鲁斯、马隆等人为首；他们在1882年造成法国工人党的分裂，并成立新党“法国社会主义革命工人党”。这个派别的领袖们反对革命的策略，他们宣布改良主义的原则，即只争取“可能”（《possible》）争得的东西，因此有“可能派”之称。在九十年代，可能派不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见注33），他们在相当程度上已丧失影响。1902年，可能派的多数参加了饶勒斯创建的改良主义的法国社会党。——第19、29、44、45、62、68、70、74、90、94、98、101、117、121、135、140、150、154、174、207、209、260、266、278、287、290、303、325、345、409、448、452、462、501、541、554、570、572页。
[33]恩格斯把阿列曼派——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让·阿列曼的追随者——称为反布鲁斯派。由于可能派（见注30）发生分裂，阿列曼派在1890年10月9—15日夏特罗代表大会上成立了自己的组织，并命名为“工人社会革命党”。阿列曼派仍然坚持可能派那一整套思想的和策略的立场，不同的是阿列曼派重视在工会（工团）中的宣传活动，认为工会（工团）是组织工人的主要形式。阿列曼派宣布经济总罢工是斗争的主要手段。阿列曼派同可能派一样，也反对统一的集中的党，他们极力坚持自治原则，对夺取市镇参议会的席位极为重视。——第19、62、70、74、90、97、98、174、323、345、462、474、493、554、556页。
[179]德国党的执行委员会鉴于爱尔福特代表大会即将召开，在1891年10月6日《前进报》第233号附刊（1）上，转载了自己的党纲草案和《新时代》杂志编辑部提出的草案（见注164），并发表了各地党组织和个人在讨论纲领过程中所提出的其他草案和建议。
恩格斯在这里所批判的拉萨尔关于“反动的一帮”的论点，曾写入1875年在哥达举行的合并代表大会通过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第175、281、293、345页。
[305]法国奥尔良派报纸《太阳报》1892年5月16日登了一篇编辑部文章《工人党》（《Le Parti Ouvrier》），承认法国工人党在1892年5月1日的市镇选举中取得了巨大成绩（见注258）。——第344、345页。
[306]1892年5月15日，法国工人党的机关报《社会主义者报》第86号刊登了党的全国委员会关于党提出的候选人在1892年5月1日第一轮市镇选举中得票结果（见注258）的正式通告。——第344页。
致路德维希·肖莱马
达姆斯塔德
1892年5月19日于伦敦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亲爱的肖莱马先生： 刚刚收到龚佩尔特大夫的来信，从这封信来看，很遗憾，卡尔 ［注：卡尔·肖莱马。——编者注］的病情恶化了。他信上说，卡尔的体力更为虚弱了，智力也不如以前灵敏；左臂出现瘫痪症状，而且一个星期以来愈益严重；他认为，卡尔的身体很难恢复得能够离开曼彻斯特，到一个空气新鲜的地方去增强体力。他的智力也已大大衰退，以致龚佩尔特认为必须请他对遗嘱作必要的吩咐；遗嘱本应由几个律师于昨天写好，今天由卡尔签字。卡尔极度衰弱，神情冷漠，什么朋友都不想见；龚佩尔特大夫明确表示，如果我要给他在德国的某个家属写信，我一定要说明：“任何亲人来看他都是无济于事的”。
我匆忙地写几句，以便赶第一次邮班将此事告诉你。我还要写信给龚佩尔特，请他继续把情况告诉我，从他那里得到的一切消息，我将立即告诉你。遗憾的是，前景现在看来是很悲观的；龚佩尔特是一位很高明的大夫，诊断经验丰富，因此我们恐怕要作最坏的打算。你那位可怜的老母亲眼看又有一个儿子危在旦夕，她将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呢！
[307]
致衷心的问候。
你的 弗·恩格斯
[307]恩格斯指的是卡尔·肖莱马和路德维希·肖莱马的哥哥——化学家弗里德里希·肖莱马的早逝。——第347页。
致保尔·拉法格和劳拉·拉法格
勒-佩勒
1892年5月27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法格： 祝贺你的成功！拥有这样创办起来的日报（只是你们不要再被人撵走，这一次再被撵走可完全是 你们的过错了）并取得外省的支持，你们就可以在可能派的布朗基主义者的鼻子底下赢得巴黎。
倍倍尔和辛格尔都在这里。今天上午我同倍倍尔讨论了德国通讯问题。 如果你还没有就此问题给柏林去信的话，那就请你现在不要写了，先告诉我们你需要哪一类的通讯，是关于一般情况的报道，还是主要是有关党的情况的报道。
至于我，我可以对你说：如果你能约定倍倍尔来写这种通讯，那你就可以得到一些很有价值的文章。在反社会党人法[38]时期，倍倍尔为阿德勒在维也纳办的《工人报》写过每周通讯。这些文章是很有价值的，在我对德国这一时期的某个重要事实或重要问题作出某种判断之前，总要先设法看看倍倍尔的通讯是怎么讲的。他的通讯写得清楚、明确、 中肯，而且总是正确的。
倍倍尔可能用德文写，我想可以由劳拉来翻译。这样，你们就有了 事实，而从李卜克内西那里，除了一些空洞的词句，你是什么也得不到的。况且李卜克内西由于妄自尊大，会执意用法文写，这样你就要修改他的文体，而他就会说，你歪曲了他文章的事实和意思。
我收到并读完鲁瓦的译文以后，马上就给腊韦去信。但是这本东西很复杂，我又不愿意让劳拉的劳动白费。我看过的那一部分，肯定比鲁瓦的译文[308]要好。然后还有一个找人出版的问题！他有人出版吗？至于腊韦没有履行自己的诺言，他是可以找到理由的：第四版的增补耽误了他；总之，这件事相当伤脑筋，我现在还搞不清楚。等等再说吧。
亲爱的小劳拉，现在给你写上几句。对这份新的日报来说，你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既然这份报纸要办得高于那些巴黎日报的一般水平，那就要有一个人每天密切注视英国和德国的运动情况并经常撰写有关文章。而你在整个美丽的法国是唯一能够胜任此事的人。我相信，你一定会愿意承担这项工作，好在这个工作可以很从容地在勒-佩勒完成，因为一般说来 这些报道早一天或晚一天登没有什么关系。不过有一点我要跟你讲清楚，你要牢牢记住：你应成为编辑部的正式成员，而你的工作应该得到相应的报酬。保尔对这类事既不考虑，也不坚持，完全是西班牙绅士派头。但是，正如郎卡郡人所说，“这是必须做到的”，我有责任提醒你和保尔注意到这一点。这件事很重要，不能等闲视之。只要你还未担任《社会主义者报》这个日报的编辑，只要你还没有负责这个专栏，这件事就不能算得到圆满的解决。
倍倍尔和路易莎向你致最衷心的问候。
永远是你的 弗·恩格斯
[38]指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企图阻挠《新时代》杂志第18期发行一事，该期刊载了马克思的著作《哥达纲领批判》（见本卷第25、88页）。
反社会党人法曾使德国社会民主党处于非法地位，是俾斯麦政府在帝国国会多数的支持下于1878年10月21日通过的，旨在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隔两三年法律的有效期延长一次。在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非常法于1890年10月1日被废除。——第21、33、37、80、87、105、109、147、167、176、222、237、262、282、348、368、444、479、490、528页。
[308]指恩格斯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法文本（见注75）。鲁瓦译的这部著作的法文本没有全文发表。这个译本的一部分，即第九章《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和第五章《雅典国家的产生》，曾发表在1893年7、8两月《新纪元》（《L’ère Nouvelle》）杂志上。同年，恩格斯这部著作的第九章由《新纪元》编辑部出版了单行本。——第349页。
致奥古斯特·济格尔
谬柯克
1892年5月28日于伦敦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尊敬的同志： 艾威林夫人已于星期六平安地回到这里；事情处理得如此迅速和圆满，我们都很高兴。如果是矿井经理欺骗了你，那显然不是你的过错，不过这件事毕竟值得你引为借鉴——事先不同苏格兰矿工和我们这里商量，无论如何不能就任何问题同矿井行政当局达成最后协议。须知，德国人在这里不是没有某种根据地被认为是造成工资大大下降和破坏罢工的人，所以伯特、芬威克等先生不愿为你在这里找任何工作。如果谬柯克的德国人现在让人家有哪怕是一点点口实，以证实对他们的老成见是有道理的，那末这对德国人和英国人之间的国际关系，就是一个极大的危害，同时，不仅对矿工，而且对于所有生产部门的工人来说，也是如此。因此，假如你想继续致力于工人事业，你就得努力学习英语，做到能够同苏格兰人交谈而不怕产生误会，并且要每天甚至尽可能时时刻刻同苏格兰工人保持接触。你会发现，苏格兰工人都是一些十分可爱、十分坚强的人，只要同他们好好商量，他们是很靠得住的，因此，同他们是完全可以搞得很融洽的；而矿井行政当局在剥削手法上则比德国的要狡猾得多，虚伪得多，而且要老练几倍。但是在你还没有完全掌握英语之前，每当遇到什么疑难问题时，你最好就用德文写信告诉艾威林夫人（地址：伦敦西中央区法院巷65号）。她对这里的工人生活状况很熟悉，她会乐于帮助你的。
幸好两位帝国国会议员、党的执行委员会委员 ［注：奥·倍倍尔和保·辛格尔。——编者注］正在这里，他们两人立即采取了措施，垫付了必需的款子。不然，事情可能很糟，会使这里所有的德国工人声名狼藉。
艾威林夫人大概也跟你谈过，德国有一种传说，说施勒德尔编造了种种消息使你不得不出走，因而使你失去了一个很好的工作，但实际上，危险并不象人们对你说的那么大。应该说，我一开始有过这样的怀疑；假如象你这样的人在德国矿工运动中并没有完全失去作用，我还是很高兴的。要知道，取得帝国国会议员的代表资格证，对你来说几乎肯定是不成问题的，如果你过一段时间回去，坐上几个月的牢，然后再继续自己的事业，把矿工引上正确的道路，这样只会更好一些。
报纸你日内即可收到。
考茨基夫人和我衷心问候你的夫人（关于你的夫人，艾威林夫人向我们讲了许多赞扬的话）和你本人。
你的 弗·恩格斯
我当然不是说，你现在就应当马上回德国去；相反，假如你能先详细了解一下这里工人的状况，那会有极大的好处，这样，你将来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切身经历向德国人说明，只要他们学会捍卫自己的利益，即使在资本主义经济的条件下，他们的生活也会好得多。
致亨利·恩菲耳德·罗斯科
伦敦
［草稿］
［1892年］5月28日［于伦敦］
亲爱的亨利先生： 你昨天的便函[309]已收到，十分感谢。龚佩尔特把他同德雷施费尔德一起会诊的情况确实很详细地告诉了我。早在三四个星期以前，他曾建议肖莱马邀请德雷施费尔德，但是肖莱马对此建议连听都不愿意听。两位医生的诊断完全一致，所以我们的希望恐怕很小了。
我的朋友、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倍倍尔目前正在我这里做客，他要呆到下星期中，如果龚佩尔特不叫我提前到曼彻斯特的话，我打算星期四左右去[310]。
我没有采用你在便函中所用的称呼[311]，只是因为便函出自第三者的手笔，因而无意的笔误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的。
忠实于你的
[309]1892年5月27日，亨·罗斯科告诉恩格斯说，对卡·肖莱马会诊的结果令人不安，并因自己不能去曼彻斯特而表示遗憾。——第352页。
[310]1892年6月2—4日，恩格斯到曼彻斯特去了一趟（并见本卷第357和359页）。——第352、353、354、357、359、370、393页。
[311]亨·罗斯科在1892年5月27日写给恩格斯的便条中用了“亲爱的恩格斯”这一称呼。——第352页。
致路德维希·肖莱马
达姆斯塔德
1892年5月28日于伦敦
亲爱的肖莱马先生： 很遗憾，今天我没有什么使你宽慰的消息可以奉告。卡尔 ［注：卡尔·肖莱马。——编者注］体力和智力的衰弱非但没有减轻，反而加重了，因此龚佩尔特请了另一位医生，曼海姆的尤利乌斯·德雷施费尔德大夫。他是欧文斯学院[312]的医学教授，也是卡尔本人的朋友。遗憾的是，这位名医的意见和龚佩尔特完全一致：卡尔体力开始逐渐衰竭，康复的希望很小。
从上星期六起，龚佩尔特要他完全卧床，并为他从医院请来了一位助理护士，据龚佩尔特说，他对她的工作十分满意。如果龚佩尔特不要我提前到曼彻斯特的话，我本人打算下星期三、四去[310]，到时候我会把亲自获得的印象详细告诉你。如果龚佩尔特要我早些去，那我当然马上就动身。
倍倍尔还在这里，下星期中，他将同辛格尔一起回去。他在这里休息得很好，这是必要的，因为他的身体确实大大不如以前了。但是医生还是禁止他在最近几个月里公开演说。对倍倍尔的精力要加以爱护。他是一个很出色的人材，象他这样的人我们还找不到第二个。
大概再过三个星期，我们的人在巴黎将办起一份大型日报，由盖得和拉法格任编辑。它将能够同最好的报纸相匹敌。
我和考茨基夫人衷心问候你的母亲和你全家。
你的 弗·恩格斯
卡尔的遗嘱已经写好。他把一切都留给了他的母亲。如果英国有人向你问起卡尔的手稿，我只能恳切地劝你，在你没有通过龚佩尔特大夫、我或其他你所熟悉的人把实际情况弄清以前，不要作出任何诺言。
[310]1892年6月2—4日，恩格斯到曼彻斯特去了一趟（并见本卷第357和359页）。——第352、353、354、357、359、370、393页。
[312]欧文斯学院是曼彻斯特的一所高等学校，它是1851年用曼彻斯特商人约翰·欧文斯在遗嘱中为它留下的一笔资金创办的。——第353、379页。
致路德维希·肖莱马
达姆斯塔德
1892年6月5日于伦敦
亲爱的肖莱马先生： 昨晚我已经从曼彻斯特回到这里[310]，很遗憾，关于卡尔 ［注：卡尔·肖莱马。——编者注］的情况，没有什么使你宽慰的消息可以奉告。他在床上躺着，对一切都漠不关心，要求安静，不过没有任何疼痛的感觉。神智不很清楚，记性常常很糟，而且往往错误地理解别人对他说的话。我去过他那里六次，每次都不超过五至十分钟，呆久了他很难支持。
现在，我可以把一直没有讲过的情况告诉你：几个星期以来已经完全弄清楚，卡尔的右肺有了癌瘤，几乎占右肺三分之一的上叶。由于癌瘤对神经和大血管的压迫，大脑活动失调，右臂瘫痪和浮肿。以前患流感后体力十分虚弱，一直未能复原等现象，就是癌瘤引起的。遗憾的是，这个病因是弄清楚了，但我们对他恢复健康的希望却完全破灭了，目前我们只能希望他现在这种没有疼痛感觉的状态延续到生命的终了。龚佩尔特说，终期随时都会到来；不过，如果不发生任何并发症，即使体力日益虚弱，卡尔还可以在这种状况下维持几个星期，也许更长一些。
我认为，对他的护理是很好的。龚佩尔特为他找来的医院的助理护士，看来对自己的业务很熟悉，对他的照料很周到，完全不同于伦敦的助理护士，伦敦的助理护士给我的印象不怎么好。他十四年的房东也在尽力帮忙。房东把厚厚的几叠手稿拿给我看了，并明确地答应只交给卡尔的遗嘱执行人 ［注：路·济博耳德和菲·克勒普施。——编者注］，不给其他任何人。这两位遗嘱执行人中，有一位是化学家，是我们的老朋友 ［注：路·济博耳德。——编者注］，我同他交谈过，并就保护手稿以及与手稿有关的继承人利益等方面首先应该做些什么，谈了我自己的意见，他完全同意我的意见，因而在这方面我是放心的。由于有人要窃取卡尔的荣誉，而且已经有过这种尝试，所以我认为有必要尽一切力量加以制止。关于此事，以后再详谈。
假如你或你家里有谁因为不放心，要来这里亲自看看卡尔的情况到底怎样，那末，龚佩尔特大夫在曼彻斯特，我在这里，都乐于尽力为你来这里提供一切方便。
我们听说你有一个波尔多的侄女正在伦敦这里，可是我们无法从卡尔那里打听到她的地址，是否可以请你帮我们弄到她的地址？也许我们对这位年轻的女士会有所帮助。
还要请你马上用德文给龚佩尔特大夫写封信（他的地址附后），说明给你打电报时写“达姆斯塔德，路德维希·肖莱马”能否收到，是不是地址需要更详细地写，怎么写。
衷心问候你的母亲和你全家。
忠实于你的 弗·恩格斯
英国 曼彻斯特
牛津路海伊街203号
龚佩尔特大夫收
倍倍尔和辛格尔已于星期三 ［注：6月1日。——编者注］回德国。
考茨基夫人也向你衷心问好。
[310]1892年6月2—4日，恩格斯到曼彻斯特去了一趟（并见本卷第357和359页）。——第352、353、354、357、359、370、393页。
致劳拉·拉法格
勒-佩勒
1892年6月9日于伦敦
亲爱的小劳拉： 你和保尔的沉默是不祥之兆：关于6月1日签订合同的事，没有任何消息。莫非你们那些开明的资本家到头来又固执起来了？在这期间，当了两个月《正义报》编辑的巴克斯在莫特勒那里遇到了倍倍尔、辛格尔和我们的人，听到了有关你们办报的事，他竟不顾我们的警告、忠告和劝阻，在最近一期上把此事透露出去了。
[313]
看来，我得等候你们的消息了。幸好天气很热，等候也不是很难的事，这总比进行比较积极的活动容易得多。现在我高兴地给你寄一笔数目不大的款子，两英镑十八先令四便士，这是狄茨寄给马克思继承人的《哲学的贫困》德文版的稿酬，系八英镑十五先令或一百八十马克的三分之一。译者 ［注：爱·伯恩施坦和卡·考茨基。——编者注］突然想起，该书第一版出版以后，摩尔 ［注：卡·马克思。——译者注］的继承人一个钱也没有拿到。因此他们问我，现在出第二版，两版的稿酬继承人应该拿多少。[314]经过几次通信，我们商定：第二版应付的三百马克，两位译者应得五分之二，即一百二十马克，而继承人则应得一百八十马克，即五分之三，我认为这是完全合理的。因此，现附上给你的一张支票。
杜西在普利茅斯参加煤气工人的年度代表会议，爱德华从那里前往阿贝丁，他是应邀去讲演的。
[315]
上个星期我到曼彻斯特去了一趟。[310]可怜的肖莱马快要死了。你知道，他在符利辛根号轮船上跌倒了，使他未能同尼米和彭普斯一起去巴黎，在这以后，他的变化太大了。最近两年，他都没有能来这里过圣诞节。甚至复活节他都呆在家里，后来他终于来信说：别写信了，因为我不能回信！我当即给龚佩尔特去了一封信，才知道肖莱马已越来越虚弱，经叩诊发现占右肺三分之一的上叶有浊音，说明有瘤，因为另外一些症状把其他一切可能性都排除了。遗憾的是，这一诊断完全被证实了。瘤对腔静脉和臂丛的压迫引起了右臂的局部瘫痪、浮肿和低温，但这些症状在左臂就不那么明显，而下肢则完全没有。他的神智也不那么清楚，有时甚至完全昏迷。然而，他没有疼痛的感觉，几乎没有什么不舒服，只是体力逐渐衰弱而已。龚佩尔特认为，他还可以拖几个星期，但要是出现什么并发症，就很可能突然死去。同他交谈不能超过五至八分钟，他需要休息和安静，对什么事都不感兴趣。但愿他能摆脱一切痛苦。他的母亲还健在，已八十一岁了。
好啦，我亲爱的姑娘，有什么消息一定要告诉我们，那怕是不完全称你心意的消息也好，我们想知道现在情况怎么样。
星期一早晨，瓦扬到这里来了一趟，但是他回避了今后对他的任何邀请或同我见面的机会，我想弄清，他究竟是为什么事情来的。
倍倍尔和辛格尔在这里呆了两个星期，我们大家都很愉快。你将会收到我们给你寄去的《派尔-麦尔新闻》上的一篇谈话[316]。
现把《哲学的贫困》第二版也给你寄去。
路易莎和我向你问好，你如果能为她写一篇文章，她不胜感谢。
爱你的 弗·恩格斯
并向议员先生 ［注：保·拉法格。——编者注］问好！
[310]1892年6月2—4日，恩格斯到曼彻斯特去了一趟（并见本卷第357和359页）。——第352、353、354、357、359、370、393页。
[313]1892年6月4日，《正义报》第438号登了一项通知说，在法国要办一份由盖得和拉法格编辑的社会主义日报。——第357页。
[314]卡·马克思的著作《哲学的贫困》德文第一版于1885年出版；第二版于1892年出版。关于给马克思的继承人支付稿酬的条件，考茨基曾于1891年6月问过恩格斯。关于这个问题的商谈经过，见本卷第108和188页。——第357页。
[315]1892年6月初，在普利茅斯举行了煤气工人和杂工工会的年度代表大会（见注47）。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由工会提出自己独立的工人候选人参加议会和市镇选举以及参加1893年在苏黎世召开的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的决议。代表大会还讨论了关于工会的内部组织和财务状况等问题。
1892年6月10日和12日，艾威林在阿贝丁举行的两次社会主义者集会上发表了演说。——第357、360、371页。
[316]指1892年5月倍倍尔和辛格尔就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状况对《派尔-麦尔新闻》记者发表的谈话，这篇谈话5月28日以《社会主义的前景》（《The Prospects of Socialism》）为题发表在这份报纸第8482号上。——第358页。
致卡尔·考茨基
斯图加特
1892年6月11日于伦敦
亲爱的男爵： 关于肖莱马的情况，我本想早些写信告诉你，但是又想自己先去看看他再说。直到上个星期我才去成[310]，我是在奥古斯特和保尔 ［注：保尔·辛格尔。——编者注］离开这里的当天，即星期三 ［注：6月1日。——编者注］去曼彻斯特的。我从为肖莱马治病的龚佩尔特那里获悉，他已卧床不起，处于冷漠状态中，他右肺的癌瘤可能正在发展。我看他时，也正是这样：他对一切都漠不关心，对什么都没有反应，不过他没有任何疼痛的感觉；他的神智不十分清楚，常常觉得自己是在别的什么地方。同他交谈（在这种场合，他多半是机械地重复对方的话）超过五至十分钟，都会使他疲劳，他最需要的是安静。肺部的瘤正在扩展；除了叩诊发现有明显的浊音外，大血管和神经丛受到的压迫，一方面使大脑活动失调，另一方面造成了右臂瘫痪和浮肿。相反，双腿倒没有浮肿，但极度虚弱，肌肉松弛、萎缩。他还可以这样躺几个星期，但如果发生某种并发症，他随时都可能被夺去生命。当然，已经没有任何希望了。必要的事我都跟他家属讲了。他那批内容相当丰富的手稿已经得到关照，这批手稿将可能成为有益争论的课题。龚佩尔特及时地让他写了遗嘱。
这样，我们又有一个优秀的同志要离开我们了。的确，近四年来他已经不象以前那样，凡是与他的工作没有直接关系的，他都愈来愈不感兴趣，即使这样也够他吃力的了；他耳聋越来越厉害，又容易伤风和感冒，而一旦伤风感冒，他的耳聋就更厉害了，这常常使他的情绪变得很坏。去年，我曾再次劝他乘轮船去爱尔兰和苏格兰旅行，但是第一天他由于身体稍微不适就躺倒了，我们只好放弃了这个计划。现已确诊的肺部瘤使由此而产生的许多症状得到了解释，包括3月份患流感后他的虚弱情况也找到了原因，现在这场病就是从上次流感开始的。
《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英文版的导言我已经译好了；这本书一出版（至于为什么还未出版，我不大清楚），我就把这篇导言寄给你，以便在《新时代》上发表。[288]暂且先把米兰出版的该书第二版意大利文本寄给你。
这里正在举行各种各样的代表大会。杜西和艾威林在普利茅斯[315]参加了煤气工人代表大会之后于星期四 ［注：6月9日。——编者注］回到这里。他们在那里为旧派的工联主义者作出了很好的榜样。一个 自由党候选人为煤气工人的罢工，确切些说，为他们的一个厂区的罢工捐献了十英镑，据此要求让他以贵宾身分参加这次大会，这在过去往往是允许的。但是，煤气工人回答说：绝对不行，我们不同资产阶级的候选人打交道，我们的代表大会没有这位先生的合法地位。
另外，矿工们也在这里开会。[317]前天，我这里来了几个德国代表，其中有一位捷克同志。真不巧，杜西不在，要不然她可以当翻译，有事还可以同她一起商量商量。只要跟你讲下面一点你就清楚了：这些人落到了尤利乌斯 ［注：尤利乌斯·莫特勒。——编者注］的手里，而这个人对英国和法国的事情一窍不通，人地两生，却硬要装模作样，好象他什么都知道，什么都懂，从而竭力使这些人与世隔绝起来。此外，他们中间还有一个英国化的德国人（但这两国语言他那一种都不会说）同旧工联一起搞阴谋。幸好艾威林夫妇在最后一天，也是最关键的一天还是赶到了。英国人当众出了丑：大陆的代表要求对 所有矿工实行八小时工作日，而英国人要求只对井下作业的工人实行八小时工作日！这一点现在大家都清楚了，英国人自己也不再吹嘘他们的工联组织的优越性了。
衷心问好。
你的 将军
[288]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334—361页）写于1892年4月。1892年6月恩格斯把这篇导言译成德文，并于7月寄给《新时代》杂志，发表在该杂志1892—1893年第1卷第1期和第2期上，标题为《论历史唯物主义》，发表时做了一些删节。——第322、330、360、376页。
[310]1892年6月2—4日，恩格斯到曼彻斯特去了一趟（并见本卷第357和359页）。——第352、353、354、357、359、370、393页。
[315]1892年6月初，在普利茅斯举行了煤气工人和杂工工会的年度代表大会（见注47）。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由工会提出自己独立的工人候选人参加议会和市镇选举以及参加1893年在苏黎世召开的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的决议。代表大会还讨论了关于工会的内部组织和财务状况等问题。
1892年6月10日和12日，艾威林在阿贝丁举行的两次社会主义者集会上发表了演说。——第357、360、371页。
[317]指1892年6月7日在伦敦开幕的第三次国际矿工代表大会。英、德、奥、比、法等国九十多万工人的代表出席了代表大会。代表大会的主要议程是建立国际矿工联合会和争取八小时工作日。——第360、369页。
致路德维希·肖莱马
达姆斯塔德
1892年6月16日于伦敦
亲爱的肖莱马先生： 你本月7日的来信已收到。龚佩尔特9日也告诉我说，他收到了你的一封短信。关于卡尔 ［注：卡尔·肖莱马。——编者注］的情况，他写道：
“他仍然没有任何疼痛的感觉，吃得不少，睡眠一般也不错。最近几天，他一直处于冷漠状态中，刚刚发生的事，他马上就忘了。”
其他方面没有变化。在那以后，从龚佩尔特那里就再也没有得到任何消息，因此我可以相信，没有发生什么重大变化。就写这么几句，免得你挂念。
我和考茨基夫人衷心问候你和你全家。
你的 弗·恩格斯
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
彼得堡
1892年6月18日于伦敦
阁下： 感谢你3月24日、4月30日和5月18日的很有意思的来信[318]，很抱歉，我没有早日复信。我忙得很，连一分钟也抽不出来去整理第三卷 ［注：《资本论》。——编者注］，但愿下周能继续这项工作。
我想，无论对于表明贵国目前经济状况的那些事实，还是对于这些事实的意义，实际上我和你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看来，只是你把我最近一封信 ［注：见本卷第304—308页。——编者注］中的一些 讽刺话看得太认真了，譬如对我在讲到各种事物最终都是为人类进步事业服务的这一点时所说的话就是这样。历史上确实没有一件事实不是通过这种或那种途径为人类进步事业服务的，但这毕竟是漫长的和曲折的道路。你们国家当前的经济改革可能也是这样。
我特别要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去年的歉收（用官方语言来说）完全不是孤立的和偶然的现象，而是克里木战争结束以后俄国整个发展的必然后果；这是从公社农业和宗法式家庭工业过渡到现代工业的结果；在我看来，这一改革必将危及农业公社的存在，并把资本主义制度扩展到农业方面去。
从你的来信可以断定，对于这些事实本身，你是同意我的看法的；至于我们是否喜欢这些事实，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但不管我们喜欢与否，这些事实照样要继续存在下去。而我们越是能够摆脱个人的好恶，就越能更好地判断这些事实本身及其后果。
勿庸置疑，当前俄国现代“ 大工业”的突然增长是由人为的手段——禁止性关税、国家资金等等引起的。从柯尔培尔时起就已实行禁止性关税制度的法国，以及西班牙、意大利都是这样，甚至德国从1878年起也是这样。尽管这个国家在1878年实行保护关税制度时，几乎已经完成了工业革命，当时这样做是为了使资本家能够迫使国内消费者按高价购买商品，以便他们能够按低于生产费用的价格在国外推销同样的商品。美国为了缩短其企业家尚不能按照平等条件同英国竞争的时间，也采取了同样的作法。美国、法国、德国，甚至奥地利势必将在公开的国际市场上成功地对付英国的竞争，至少在某些重要商品方面是这样，对此我是没有怀疑的。而现在法国、美国和德国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打破了英国的工业垄断，对这一点我们这里感觉特别明显。俄国是否能做到这一步呢？对此我是怀疑的，因为俄国和意大利一样，在最适合发展工业的地区却不产煤，此外，正如你在3月12（24）日来信中所明确指出的，俄国还处于完全不同的历史条件之下。
但是，这里在我们面前就出现了另一个问题：1890年，俄国作为一个依靠出口谷物并以此换回外国工业品的纯粹农业国，在世界上能够存在下去并保持它的独立地位吗？我想，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 不能。一个在世界历史中起着重要作用的拥有一亿人口的民族，在当前的经济和工业状况下，不可能继续停留在俄国在克里木战争以前的那种状态。采用蒸汽发动机和机器设备，并试用现代生产资料来制造纺织品和金属品（哪怕只是为了本国的消费），这 一定是已经实现了的，时间或迟或早，但无论如何是在1856—1880年之间的 某个时期实现的。如果没有实现，你们国家的宗法式家庭工业也就会被英国机器生产的竞争所破坏，结果就会成为象印度这样一个在经济上受大中心工场——英国——支配的国家。可是，连印度也实行保护关税制度来抵制英国棉织品，而不列颠的所有其他殖民地一获得了自治，也立即用关税来保护本国生产，抵制宗主国的压倒优势的竞争。持有偏见的英国著作家怎么也不理解：为什么到处都拒绝英国作出的贸易自由的榜样，而实行保护关税制度来对付它。当然，他们简直是 不敢正视这样一种情况：目前几乎已经普遍实行的这种保护关税制度，正是对付使英国的工业垄断达到顶峰的英国贸易自由的比较明智的自卫手段，尽管在某些场合下是绝对愚蠢的。（这种手段，比如对德国来说就是愚蠢的，德国由于实行贸易自由已经成了一个大工业国，而它现在把保护关税制度推行到农产品和原料方面，这样就增加了工业生产的费用！）我认为，这种普遍倒退到保护关税制度不是一种简单的偶然现象，而是对英国那种不能忍受的工业垄断的一种反应。这种反应的 形式，正如我说过的，也许是不适当的，甚至更坏，但是，这种反应的历史必然性，我觉得是显而易见的。
一切政府，甚至最专制的政府， 归根到底都只不过是本国状况所产生的经济必然性的执行者。它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好的、坏的或不好不坏的——来执行；它们可以加速或延缓经济发展及其政治和法律的结果，可是最终它们还是要遵循这种发展。俄国实现工业革命的手段，是否是实现该目的的最好手段，是另一个问题，现在来讨论这个问题可能使我们离题太远了。只要我能证明这一工业革命本身是不可避免的，我的目的就算是达到了。
关于这种惊人的经济变化必然带来的一些现象，你说的完全正确，不过所有已经或者正在经历这种过程的国家，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情况。地力耗损—— 如在美国；森林消失—— 如在英国和法国，目前在德国和美国也是如此；气候改变、江河淤浅在俄国大概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厉害，因为给各大河流提供水源的地带是平原，没有象为莱茵河、多瑙河、罗尼河及波河提供水源的阿尔卑斯山那样的积雪。农业旧有条件遭到破坏，向大农场资本主义经营方式逐渐过渡——这些都是在英国和德国东部已经完成了的而现在其他地方正在普遍进行着的过程。在我看来，很明显，“俄国的大工业必将扼杀农业公社”，假如不发生其他有助于保留这种公社的巨大变化的话。问题是，俄国社会舆论是否会发生这样的变化，以至于能使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在保留公社的情况下得以发展，同时又能把公社改造成为组织这种现代生产和变这种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为社会主义形式的适当而又有利的工具？你会同意，对实现这种改革，哪怕只是一种考虑，那首先你们国家的社会舆论就要有一个巨大的进步。在资本主义生产连同这次危机的后果还没有使公社遭到极其严重的破坏之前，能否发生这种变化呢？我丝毫也不怀疑，在许多地方，公社在1861年受到打击以后，已经恢复过来了（象瓦·沃·描写的那样[319]）。但是，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家庭工业的破坏、公社对牧场及森林的无权地位、自然农民经济向货币经济的演变以及富农与恶霸的财富和权力的增长等等对公社的打击连续不断，而公社是否能经受住这些打击呢？
另外，我还要感谢你盛情地给我寄来了几本书，特别是卡布鲁柯夫和卡雷舍夫写的书 ［注：尼·卡布鲁柯夫《农业工人问题》；尼·卡雷舍夫《农民非份地的租佃》。——编者注］。我现在非常忙，六个月以来不管是那一种文字的书一本也没有看完；所以我要把你寄来的书留到8月间休假时再看。你信中谈到的关于卡布鲁柯夫的那些话，据我判断，看来是完全正确的[320]，虽然他这本书我没有看完。既没有自己的土地也没有租地的农业工人，一年当中只是在一定时间能找到工作；如果他们 只是靠这段工作得到报酬，在整个失业期间他们就要挨饿，假如在这期间没有其他工作的话。但是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剥夺了农业工人找到这类工作的任何希望。在西欧和中欧，这些困难在可能的限度内是这样解决的：（1）资本家——农场主或土地所有者——在自己的农场整年要留下一部分工人，为了尽量少付现金，而尽可能让他们食用农场生产的东西。这个办法在德国东北部用得很普遍，而在英国却采用得较少，尽管这里的气候在冬季也有许多农活可干。此外， 在资本主义农场中，即使冬天也经常有许多农活。（2）所有为维持农业工人冬季生活所需要的（只是为着维持生活所需要的）东西，通常通过妇女和儿童在新的家庭工业部门的劳动来取得（见《资本论》第1卷第13章第8节）。英国南部和西部的情况就是这样，在爱尔兰和德国，对小农也是这样。当然，在发生这种演变时，农业和宗法式家庭工业分离的致命后果就特别明显地表现了出来；目前你们国家也正是这样。
这封信写得太长了，因此我不能再详谈你5月18日的来信。不过我觉得，你在这封信里援引的事实也证明了农民的破产和至少在一个时期内的地力耗损，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即这两个过程正在加速进行着。如果现在的制度继续存在下去，必然使地主和农民遭到破产并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土地所有者。但是，问题还有另一个方面，我担心《财政通报》不会对它加以认真研究。这就是国家财政的状况。巴黎最近的一笔公债（1891年）应该是两千万英镑。这笔公债的征集数字超过了好几倍；但是这里有消息说，实际上只收到了一千二百万，其余八百万并未进入彼得堡的国库。[167]既然法国在喀琅施塔得[151]之后竟发生这样的事，那末，进行下一次公债谈判时，情况又会怎样呢？在歉收迫使国库作出重大牺牲以后，能否长期不再向外借债呢？威什涅格腊德斯基会不会成为卡龙，在他之后会不会出现一个奈克尔呢？
忠实于你的 派·怀·罗舍
［注：恩格斯的化名。——编者注］
[151]暗指1891年7月至8月初在喀琅施塔得对法国分舰队的隆重接待，这次接待成为沙皇俄国和法国接近的公开表示。与此同时，两国进行了外交谈判，1892年8月谈判结束，签订了法俄协定。根据这个协定，法国和俄国必须就国际政治问题进行协商，并且在一方受到进攻威胁时采取共同行动。这个协定是法俄联盟于1893年最终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这一联盟是为对抗三国同盟（见注168）而建立的侵略性军事政治集团。——第139、159、180、226、367、397页。
[167]恩格斯在这封信里分析了载于1891年9月27日《前进报》第226号上的奥·倍倍尔的文章《俄国公债》（《Die russische Anleihe》）。这篇文章是针对俄国于1891年9月在法国签订的利息为百分之三的公债而写的，倍倍尔把它称为军事公债。
公债额为五亿法郎（即一亿二千五百万金卢布），初期推销颇为顺利。但是，由于1891年俄国发生饥荒，经济状况恶化，其有价证券在欧洲交易所的价格猛跌，这笔公债只推销了约九千六百万卢布。——第154、213、220、225、367页。
[318]尼·弗·丹尼尔逊在1892年3月24日、4月30日和5月18日写给恩格斯的信中，继续探讨了俄国的经济发展道路问题，并谈到他对4月30日和5月18日寄给恩格斯的两本书的看法，这两本书是：尼·卡布鲁柯夫的《农业工人问题》1884年莫斯科版（《Boпpoc o paбoчих BceльcкoM хозяйстве》．Mocква，1884）；尼·卡雷舍夫的《农民非份地的租佃》1892年德普特版（《Крестьянские вненадельные аренды》．Дерпт，1892）。——第362页。
[319]指俄国民粹派经济学家瓦·沃·（瓦·巴·沃龙佐夫）《农民公社》一书1892年莫斯科版（《Крестьянская община》．Mocква，1892）。1892年3月，尼·弗·丹尼尔逊把这本书寄给了恩格斯。——第365页。
[320]尼·弗·丹尼尔逊在1892年4月30日的信中把自己对尼·卡布鲁柯夫《农业工人问题》一书的意见告诉了恩格斯。他写道，卡布鲁柯夫没有注意到农业工人实际上是短工，他们只是在大土地所有者需要劳动力的时候才有活干，他们的劳动所得不足以维持生活。——第366页。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布根
1892年6月18日于伦敦
亲爱的左尔格： 我已经不记得是否对你讲过，你4月28日的来信和邮局汇票，以及5月3日的明信片都已收到。我一直在忙于写信和其他种种事情，甚至有些越出了常轨。钱已如数收到，门德尔森应得的半数我已退给他了。
[321]
5月下半月，倍倍尔曾在我这里作客，同时在这里的还有辛格尔，他住在伯恩施坦家里。我们十分愉快地度过了这些日子，并讨论了德国运动中应该讨论的所有问题。我同倍倍尔很谈得来，我们差不多在一切问题上都持有相同的观点，或者很容易取得一致意见；由于他头脑清醒，不仅能够正确地领会事实，而且在理论上也有高深的造诣，多年以来他从未给我造成什么困难。辛格尔在比较窄小的范围内办事很敏捷、干练，但一超出这个范围，他就会出差错，不过在这种情况下，他就会顺从地接受倍倍尔的指导，他自己也公开承认倍倍尔比他高明。他们俩不仅认识到，而且通过实践深深感到，李卜克内西完全不行了，确实成了党的障碍。多年来他一直停步不前，而党在理论上已经有了极大的提高，党的一切刊物（连那些使我感到惊异的小报也包括在内）就证明了这一点。对此我早有觉察，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呢？反社会党人法[38]废除以后，李卜克内西 成为《前进报》的编辑是绝对不可避免的，现在这个报让他编得坏透了。糟糕的是，不能停止他的职务，否则带来的危害会比他现在带来的危害还要大。我曾劝他们尽量委婉地让他退休，但是他不同意，其他困难就更不用说了。暂时只好听其自然；好在党现在已经很强大，经受得起许多考验，不管出现什么情况，最后总会有办法的。
不言而喻，这一切都是 绝密的，只你一个人知道就行了。事情已经发展到多么严重的地步，你从下面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来：李卜克内西把党的执行委员会的所有成员都看成是阴谋反对自己的敌人，可能只有辛格尔除外，尽管他同所有其他人一样对情况也十分清楚。我深为李卜克内西痛心，但是，我早就预料到会出现这种情况，这完全是由于他的固执造成的。我们大家都愿意为他找一条退路，但愿他自己终究会认识到这一点。
在这里出席国际代表大会[317]的德国和奥地利的矿工代表，到我这里来过几次：有两个威斯特伐里亚人，一个来自萨尔区的莱茵工人，一个萨克森人和一个捷克人。他们多半是一些可爱的、能干的人；目前在苏格兰工作的济格尔，也是一个很干练的小伙子。矿工对我们来说是很好的补充力量，他们全是一些坚强的人，大部分服过兵役，而且都是选民。麻烦的是那批移居来的为数众多的水上波兰人[322]和其他波兰人（多特蒙特区：二万二千人，埃森区：一万六千至一万八千人）；他们都是狂热的天主教徒，狭隘得出奇。但这种不幸只是暂时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也会被卷入运动中来，并将成为在上西里西亚、波兹南和西普鲁士掀起风潮的因素。
我急切地盼望了解你们那里总统选举的选票交易的详细情况[323]；我过去未能具体探讨这方面的活动方式，这一次我要注意观察。对这种做法只要仔细地钻研一次，以后一切就会清楚的。
关于你的事，我暂时还没有写信给狄茨，第一，因为你的文章[324]还没有准备好；第二，因为我要就最近他将要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新版本同他通信，我不愿意把两件事混在一起；第三，因为倍倍尔跟我说过，狄茨认为，重印《新时代》文章对他不太合算；第四，因为8月间我很可能在斯图加特同狄茨和倍倍尔会面。但是，我相信他们会乐意重印你的著作，特别是，如果你能够补充新的材料，将篇幅增加三分之一或一半的话。要是我同狄茨不能谈妥（不过，我确信不会这样），那就让柏林《前进报》出版社出版。我看，这本书应该增加篇幅，补充一些事实材料，而且在 书里你可以更自由地谈论德国人的社会主义工人党[18]所干的蠢事，而在《新时代》上你只能谈到你认为适当的程度。
我很高兴，你夫人 ［注：卡塔琳娜·左尔格。——编者注］的身体已经好些了。这里冬天也带来了不少灾难，尤其是流感。我们的朋友肖莱马生病以后一直没有复原，现在又得了肺癌，这样，他恐怕就一病不起了。两星期前我去看他时[310]，这个可怜的人躺在床上，体力和智力都在衰退。好在他没有任何疼痛感觉，但愿他能这样拖到他的最后一天，很遗憾，这一天不可避免地很快就要到来。
路易莎和我向你和你的夫人衷心问好。
你的 弗·恩格斯
弗洛伦斯·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给我来过几次信。
[18]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是在1876年费拉得尔菲亚统一代表大会上建立的，它的建立是第一国际美国各支部和美国其他社会主义组织合并的结果。大多数党员是移民（主要是德国人），同美国本地工人联系很差。党内发生了以拉萨尔派为主的改良主义领导同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战友弗·阿·左尔格为首的马克思主义派之间的斗争。该党曾宣布为社会主义而斗争是自己的纲领，但是由于党的领导采取宗派主义政策，轻视在美国无产阶级群众性组织中的，首先是在工会中的工作，党未能成为一个真正革命的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国家主义者”，即“贝拉米派”，是对八十年代末一种社会运动的代表人物的称呼，这种社会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是在爱·贝拉米的空想小说《一百年后》（1887年出版）的影响下产生的。“国家主义者”建立了自己的宣传性组织——“国家主义者俱乐部”，其成员主要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第一个这样的俱乐部1888年成立于波士顿，1891年，全国就有了一百六十多个。1889年，《国家主义者》在波士顿创刊。“国家主义者”利用该报宣传生产和分配的国有化是使社会摆脱资本主义弊端和使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唯一手段。“国家主义者”的宣传，在《社会主义者报》——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机关报上得到反响；该党的一个领袖德·莱昂同意他们的观点。
恩格斯在自己的信中，经常把美国的“国家主义者”同英国的费边社分子相提并论，强调他们观点和策略的一致。——第15、74、93、369、434页。
[38]指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企图阻挠《新时代》杂志第18期发行一事，该期刊载了马克思的著作《哥达纲领批判》（见本卷第25、88页）。
反社会党人法曾使德国社会民主党处于非法地位，是俾斯麦政府在帝国国会多数的支持下于1878年10月21日通过的，旨在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隔两三年法律的有效期延长一次。在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非常法于1890年10月1日被废除。——第21、33、37、80、87、105、109、147、167、176、222、237、262、282、348、368、444、479、490、528页。
[310]1892年6月2—4日，恩格斯到曼彻斯特去了一趟（并见本卷第357和359页）。——第352、353、354、357、359、370、393页。
[317]指1892年6月7日在伦敦开幕的第三次国际矿工代表大会。英、德、奥、比、法等国九十多万工人的代表出席了代表大会。代表大会的主要议程是建立国际矿工联合会和争取八小时工作日。——第360、369页。
[321]指恩格斯和斯·门德尔森给斯·帕德列夫斯基的那笔钱的一部分。1891年3月，由恩格斯将钱寄给左尔格转帕德列夫斯基，由于后者自杀，这部分钱未曾动用（并见本卷第338页）。——第367页。
[322]水上波兰人（Wasserpolacken）是十七世纪以来对居住在上西里西亚而在奥得河上以放木排为生的波兰人的称呼；后来，这个称呼专指那些几百年来一直受普鲁士统治的上西里西亚的波兰居民。——第369页。
[323]恩格斯指的是1892年11月8日举行的美国应届总统选举的准备活动。民主党人克利夫兰当选总统，代替了共和党人哈里逊。恩格斯对此届选举表示了很大的兴趣，并于1892年11月就此写了一篇文章《美国的总统选举》（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388—391页）。——第369页。
[324]指出版左尔格自1890年10月起在《新时代》上发表的关于美国工人运动的一些文章（见注206）。6月20日，考茨基把自己就此事同狄茨谈判的情况告诉了恩格斯。据考茨基说，狄茨原则上反对为在《新时代》上发表过的著作出单行本，理由是这种书的销路不好。但是这一次他同意了左尔格的建议，条件是把这些文章修改一下并增加篇幅。——第369、376、386、4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