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布根
1891年11月14日于伦敦
亲爱的左尔格： 赶在截邮之前匆匆写几句。拉法格获胜的消息，你想必已从电讯中获悉。这一胜利是孔斯旦先生造成的，他的愚蠢的狡猾和刚愎同俾斯麦不相上下，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第一，在那个臭名昭著、别有用心的诉讼案中，孔斯旦把政府制造的富尔米开枪事件[113]的责任推到拉法格身上，并判处他一年徒刑；第二，这样一来，拉法格在诺尔省的声望大增，一出现空额，利尔就提名他为候选人，而孔斯旦竟违反二十二年来 帝国的一贯作法，在竞选活动期间继续把他监禁在狱中，不予释放；第三，拉法格在第一轮选举中获得五千零五张选票，即比绝对多数只少七百八十票，而孔斯旦仍然不予释放，尽管挨了众议院一个响亮的耳光。但由于获得二千二百七十二张选票的激进派[31]候选人罗什放弃了自己的候选人资格，以增加拉法格的选票，拉法格的胜利也就十拿九稳了。
然而最妙的是，拙笨的孔斯旦竟使拉法格的选举酿成整个的事件，从而根本动摇了他本身的地位。这就是：当米勒兰于10月31日在众议院要求释放拉法格时，关于转入例行议程的决定，以二百四十票对激进派的一百六十票被通过。 而这也只不过是由于一百七十名保皇派弃了权。这是 布朗热时期以来激进派第一次投反对政府的票，从而也就表明，政府随时有可能由于激进派和保皇派的联合投票而被推翻。11月9日， 拉法格当选以后，再次提出了关于释放他的提案，仅仅是由于可能出现这种联合投票的局面，政府才不得不放弃阻挠释放他的打算。
但是，内阁中发生了剧烈的争执，——弗雷西讷想 借助激进派拼凑自己的多数，而孔斯旦则想借助保皇派 反对激进派。孔斯旦因5月1日以来的所作所为而深受工人的憎恨，而他的朋友鲁维埃又声名狼藉，被认为是内阁中最贪脏受贿的人，就连卡诺也不能容忍孔斯旦，因为后者企图接任他的共和国总统职位。由此可见，议会中的所有这些动荡都具有重大的意义：法国政府不稳的局面再度出现，这是和平的新保证，因为沙皇是避讳同日益失去根基的巴黎政府携手发动战争的。
另一方面，从法国国内形势来看，这些征兆也很重要。很大一部分激进派——米勒兰、奥韦拉克、莫罗等人——懂得，没有工人将一事无成，他们懂得，政府玩弄的花招是，向众议院提出似乎有利于工人的法案，同时又设法使这些法案在参议院遭到否决，而这种作法再也行不通了。但如果拉法格进入众议院，那里那个由七八人组成的、不大的社会主义派——他们都是一些软弱无力、缺乏主动精神的人——就有了领导人，事情可能迅速改观。当然要有一个条件：我们的保尔不致让自己那八分之一或十二分之一的黑人气质占上风。
在德国，事情进展很顺利。福尔马尔在慕尼黑[196]遭到了甚至比在爱尔福特[166]更加彻底的失败。反对派实际上已经是微不足道的了，而且很快就会完全堕落成警察的走卒。所有与此相反的报道都是臆造的，特别是你们通过电讯获得的那些报道更是如此，——我在这里已看到了一些绝妙的样品。
《前进报》的情况将会怎样，我不得而知。这份报纸渐有起色，但希尔施不会留在那里工作。我看，这不见得是什么不幸。
向你的夫人 ［注：卡塔琳娜·左尔格。——编者注］问好。
你的 弗·恩·
[31]激进派——八十至九十年代法国的一个议会党团。它是从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机会主义派”，即“甘必大派”）的政党中分裂出来的，继续坚持事实上已被共和派抛弃了的一系列资产阶级民主要求：废除参议院，政教分离，实施累进所得税，等等。为了把大批选民吸引到自己方面来，激进派也要求限制工作日、颁发残废者抚恤金和实行其他一些具有社会经济性质的措施。克列孟梭是激进派的首领。1901年，激进派在组织上形成为一个主要是代表中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第19、205、208、214、239、249、278、536、556、561页。
[113]指富尔米市（法国诺尔省）1891年五一节示威游行时发生的开枪事件。为了抗议逮捕示威游行者，人们聚集在市政厅前举行了新的和平示威，要求释放被捕人员。当时，未发警告就向示威游行者开枪射击，结果三十人受伤，十人死亡，其中有妇女和儿童。
关于富尔米市发生向示威群众开枪事件后对社会党人的迫害，见注140。——第99、210、214页。
[166]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于1891年10月14日至21日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有二百五十八名。
这次代表大会以前，党的革命核心反对大肆活动的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分子的思想斗争已经激化，这些分子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造成了严重的党内危机。
巴伐利亚社会民主党人的首领福尔马尔的演说，成了在会议和报刊上对纲领性和策略性问题进行激烈争论的导火线。福尔马尔企图使党离开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硬要党接受机会主义的改良主义策略（见注135）。
所谓的“青年派”——1890年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形成的小资产阶级的半无政府主义反对派，利用福尔马尔的演说，再次向党发动进攻（1891年夏、秋两季）。“青年派”的支柱是柏林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因此又名柏林反对派。“青年派”的主要核心是由那些以党的理论家和领导者自居的大学生、年轻的文学家组成的。其主要首领是保·恩斯特、汉·弥勒、保·康普夫麦尔、布·维勒、卡·维耳德贝尔格、威·威纳尔等人。“青年派”忽视在非常法废除后党的活动条件发生的变化，否认利用合法斗争形式的必要性，反对社会民主党参加议会选举和利用议会的讲坛，蛊惑人心地指责党及其执行委员会维护小资产阶级利益，奉行机会主义，破坏党的民主。柏林反对派的首领特别攻击党的领导人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青年派”的言行带有宗派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的性质，对党的统一也是巨大的危险。爱尔福特代表大会面临着的极为重大的任务，是克服党内危机、巩固德国党的队伍。
代表大会讨论了下列问题：党的执行委员会的总结报告、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的活动、党的策略、新纲领草案、组织问题。
代表大会前的思想斗争也在大会上继续进行，特别是围绕着党的策略问题。奥·倍倍尔就这一问题作了报告。倍倍尔在自己的报告和发言中，以及其他在大会上发言的代表（首先是辛格尔、李卜克内西、费舍）给“左”的和右的机会主义分子以坚决反击。大会的多数代表赞同倍倍尔提出的关于党的策略的决议。决议着重指出：工人运动的主要目的是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而达到这一目的绝不是意外的巧合，而是在群众中坚持不渝地进行工作和巧妙地运用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一切途径和手段的结果。决议指出：德国党是斗争的党，它坚持过去的革命策略。福尔马尔及其支持者陷于孤立，不得不实行退却。大会通过了关于把“青年派”首领威纳尔和维耳德贝尔格开除出党的决议，因为他们进行了给党带来危害的分裂和诽谤活动；柏林反对派一些积极活动的成员自动宣布脱离党，闭幕前即离开了大会。
大会一项极重要的决议是通过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新纲领。威·李卜克内西在大会上作了关于纲领的报告。
爱尔福特纲领比哥达纲领前进了一大步，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它摒弃了拉萨尔派的改良主义教条；纲领科学地论证了资本主义制度灭亡和被社会主义制度取代的必然性，并指出：为了对社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无产阶级必须夺取政权。
此外，纲领也有严重的缺点，其中最主要的是没有提到无产阶级专政是对社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手段这一原理。纲领也没有提出推翻君主制、建立民主共和国、改造德国国家制度等要求。在这方面，恩格斯在《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中对纲领最初草案提出的意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263—280页），也适用于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通过的纲领。
爱尔福特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德国工人运动中的地位的确立。——第154、169、173、177、179、182、188、192、198、203、215、217、233、270、455页。
[196]1891年10月26日在慕尼黑举行的社会民主党人会议上，福尔马尔作了关于爱尔福特代表大会的报告，他对代表大会关于把某些“青年派”首领开除出党的决定（见注166）表示遗憾。会议就他的报告一致通过一项决议：会议赞同代表大会关于党的策略的决定，并建议所有党员在自己的活动中遵循此决定。——第198、210、215页。
出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布根
1891年11月21日于伦敦
亲爱的左尔格： 11月6日的来信和8日的明信片，均已收到。
阿德勒同倍倍尔从布鲁塞尔来这里时，曾答应按期把维也纳《工人报》寄给你，维也纳人是守信用的。目前，奥地利的运动越来越具有重要的意义，我得把这份报纸留给自己使用。
《穷鬼》周刊使得大家笑个不停。阿道夫的第一篇文章，阿德勒带走了，第二篇我寄给了倍倍尔。
不言而喻，马克思写给你的信，在你认为必要时即可发表，不必问我，也不必问别的什么人。你的那些关于美国工人运动的文章写好以后，应该出单行本[206]，譬如列入狄茨的国际丛书，以便作为一个完整的材料保存下来。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同狄茨商定一切必要的事宜。当然，他对此也应付给你报酬。
巴枯宁传[183]已收到，谢谢，但我还没有看。
在过去给你的一封信里，我请你不要给我寄 任何美国资产阶级杂志 ［注：见本卷第178页。——编者注］，其中 较好的一些，如果里面发现什么有趣的东西，我可以在这里（通过米迪）弄到；杜西在注意着这些杂志。相反，我曾打算向你提出另一请求，但是当时有事打断了我，信就 这样封上了；这一请求是，时常给我寄几期任何一种女权主义的刊物。路易莎偶尔浏览一下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以便自己能够熟悉，从而也使我在某种程度上得以了解这种骗局的情况。
在柏林和其他城市的地方选举中又取得了胜利，——在柏林，选票 增加了两倍。“ 青年派”[166]已建立了组织，并出版一种卑鄙、拙劣的小报——《社会党人报》。上面除了诽谤和谎言，没有别的东西。如果不是李卜克内西犯了那么多的错误，把《前进报》办得如此之糟，同他们进行斗争当然会容易些。
这么说，施留特尔夫人终于还是回去了！同我们在这里所预料的丝毫不差。
在这里的市政选举中也取得了种种不大的胜利。在西镇（所谓的西，实际上是东头 ［注：伦敦东部，是无产阶级和贫民的居住区。——编者注］的东端），煤气工人工会[47]书记威廉·梭恩当选。他是一个很好的小伙子，等等。
衷心问候你的夫人 ［注：卡塔琳娜·左尔格。——编者注］和你。
你的 弗·恩格斯
[47]煤气工人和杂工工会——英国工人运动史上第一个非熟练工人的工联，是1889年3月底至4月初在八十至九十年代罢工运动高涨的条件下产生的。爱·马克思-艾威林和爱·艾威林在组织和领导这个工会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个工会提出了规定八小时工作日的要求。没有多久，它就在广大工人各个阶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一年中，参加该工会的煤气工人就有十万人之多。这个工会积极参与了组织著名的1889年伦敦码头工人的罢工（见注74）。由于这一罢工和该工会活动的结果，产生了英国工人运动史上第二个非熟练工人的大的联合组织——码头工人工会，该工会在组织其他群众性新工联方面，在争取规定八小时工作日的斗争中，在筹备和安排九十年代的英国工人五一节示威游行方面，也起了显著的作用。
由于在煤气工人中积极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和国际主义思想，首先是爱·马克思-艾威林进行了这样的工作，煤气工人给予爱尔兰的工人运动以巨大的影响，并成了爱尔兰一些群众性工联的发起者；参加这些工联的还有农业工人。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煤气工人和杂工全国工会（该工会的全称）同其他国家的工人组织保持着联系，其领导人爱·马克思-艾威林和威廉·梭恩作为该工会的代表，出席了1891年在布鲁塞尔举行的第二次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见注77）。——第30、44、74、106、130、136、217、231、286、327、567、570页。
[166]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于1891年10月14日至21日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有二百五十八名。
这次代表大会以前，党的革命核心反对大肆活动的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分子的思想斗争已经激化，这些分子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造成了严重的党内危机。
巴伐利亚社会民主党人的首领福尔马尔的演说，成了在会议和报刊上对纲领性和策略性问题进行激烈争论的导火线。福尔马尔企图使党离开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硬要党接受机会主义的改良主义策略（见注135）。
所谓的“青年派”——1890年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形成的小资产阶级的半无政府主义反对派，利用福尔马尔的演说，再次向党发动进攻（1891年夏、秋两季）。“青年派”的支柱是柏林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因此又名柏林反对派。“青年派”的主要核心是由那些以党的理论家和领导者自居的大学生、年轻的文学家组成的。其主要首领是保·恩斯特、汉·弥勒、保·康普夫麦尔、布·维勒、卡·维耳德贝尔格、威·威纳尔等人。“青年派”忽视在非常法废除后党的活动条件发生的变化，否认利用合法斗争形式的必要性，反对社会民主党参加议会选举和利用议会的讲坛，蛊惑人心地指责党及其执行委员会维护小资产阶级利益，奉行机会主义，破坏党的民主。柏林反对派的首领特别攻击党的领导人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青年派”的言行带有宗派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的性质，对党的统一也是巨大的危险。爱尔福特代表大会面临着的极为重大的任务，是克服党内危机、巩固德国党的队伍。
代表大会讨论了下列问题：党的执行委员会的总结报告、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的活动、党的策略、新纲领草案、组织问题。
代表大会前的思想斗争也在大会上继续进行，特别是围绕着党的策略问题。奥·倍倍尔就这一问题作了报告。倍倍尔在自己的报告和发言中，以及其他在大会上发言的代表（首先是辛格尔、李卜克内西、费舍）给“左”的和右的机会主义分子以坚决反击。大会的多数代表赞同倍倍尔提出的关于党的策略的决议。决议着重指出：工人运动的主要目的是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而达到这一目的绝不是意外的巧合，而是在群众中坚持不渝地进行工作和巧妙地运用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一切途径和手段的结果。决议指出：德国党是斗争的党，它坚持过去的革命策略。福尔马尔及其支持者陷于孤立，不得不实行退却。大会通过了关于把“青年派”首领威纳尔和维耳德贝尔格开除出党的决议，因为他们进行了给党带来危害的分裂和诽谤活动；柏林反对派一些积极活动的成员自动宣布脱离党，闭幕前即离开了大会。
大会一项极重要的决议是通过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新纲领。威·李卜克内西在大会上作了关于纲领的报告。
爱尔福特纲领比哥达纲领前进了一大步，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它摒弃了拉萨尔派的改良主义教条；纲领科学地论证了资本主义制度灭亡和被社会主义制度取代的必然性，并指出：为了对社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无产阶级必须夺取政权。
此外，纲领也有严重的缺点，其中最主要的是没有提到无产阶级专政是对社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手段这一原理。纲领也没有提出推翻君主制、建立民主共和国、改造德国国家制度等要求。在这方面，恩格斯在《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中对纲领最初草案提出的意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263—280页），也适用于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通过的纲领。
爱尔福特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德国工人运动中的地位的确立。——第154、169、173、177、179、182、188、192、198、203、215、217、233、270、455页。
[183]指题为《巴枯宁传》（《Zur Biographie Bakunin’s》）的一组文章，载于1891年1月3、10、17、24和31日，2月7、14、21和28日，3月7、21和28日，4月4、11和18日的无政府主义报纸《自由》（《Freiheit》）第1—10号和第12—16号。左尔格在1891年10月9日的信中把这些文章的情况告诉了恩格斯，后来又根据恩格斯的请求将该报上述各号寄去。巴枯宁传刊载时的署名为**；左尔格认为，作者是一个俄国无政府主义者。——第179、216页。
[206]1890—1895年期间，左尔格在《新时代》上发表了一组关于1830—1892年期间美国工人运动的文章。原拟将这些文章出单行本，后未实现。——第216、247页。
出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柏林
1891年11月25日于伦敦
亲爱的倍倍尔： 我正在全神贯注地整理第三卷 ［注：《资本论》。——编者注］，工作进展很快，我本想找到时间再回复你15日的来信，但是突然得到一个消息，使我不得不立即给你写信。据称，拉法格在22日波尔多的一次会上说[207]，他按自己的方式为祖国效了劳，把一些计划告诉了兰克先生，这些计划如果受到重视，就可能完全改变事态的发展。这些计划是 国际中的德国弟兄们告诉他的， 其中有德军的几名军官。拉法格无论如何 不可能讲这些话，但我实在想象不出他说了些 什么。然而，这一切是这样的愚蠢，提出的责难又是这样的骇人听闻，看来，你们在获悉拉法格究竟说了些 什么以前，就要对这种指责作出答复。我昨天当即给劳拉和他本人写了信，今天又写了一封，想了解一下事情的经过，并对拉法格说，你们可能得立即辟谣，如果在这样做时完全没有照顾到他，让他也不要责怪你们。尽管对他并不值得这样，但我还是请你们不要意气用事，——在这种状态下往往会作出种种蠢事，我也常有这样的情况，——而尽可能考虑到同法国工人保持共同的、或者哪怕是类似的行动路线的必要性。当然，你们会说，这种无稽之谈同你们毫不相干；这是不言自明的。你们既没有直接地，也没有间接地给波尔多的法国政府递送任何军事性质的情报或德国军官的计划，据我所知，你们当时和军官们根本没有任何联系。因此，你们越是坚决有力地拒绝这种荒诞不经的责难，就越好；我只是想提醒你们注意，假如你们 只是批驳这个 消息本身，不要把责任推到拉法格身上，那就会好得多，并有助于今后避免发生不快的后果。须知，在读到他发言的确切文本以后，并不排除再发表一项声明的可能。一俟收到这个文本，便立刻给你寄去。
拉法格可能说些什么和指的又是什么，我根本不清楚。在国际总委员会这里，我们同德国军官从没有任何联系，因此根本不可能告诉他这些先生们的这种“计划”。如果他是在1868年（或1869年，已记不清）结婚后回到法国时，在法国有了什么别的联系，那就是他后来在这里向我们精心地隐瞒了，以致不论是在他1880年返回法国以前，还是以后，我们对此都毫无所知。
不管怎样，他是做了一件不容宽恕的蠢事，——是胡说八道，还是泄露了秘密，让他自己来判定吧，——使你们处于这样的境地，以致使人们对保持国际联系失去任何兴趣。我预料，对你们的诽谤将会汹涌而来，但暂时还想不出对策。我只能设想，是拉法格血管里那八分之一或十六分之一的黑人血液有时沸腾起来，使他做出这种完全无法解释的狂举，做出这种——说得缓和一些——根本不可思议的蠢事。
由于过去的德国军官中的许多人在1848—1849年以及后来曾侨居国外，他很可能了解到一些什么，但是，把这推到“德国弟兄们”头上，实在骇人听闻。
如你们愿意，我随时准备证明，国际总委员会在战争期间，除了登刊在你们自己报纸上的消息外，从来没有，确实一次也没有向法国传递任何来自你们那里的消息的可能，我也准备发表任何声明，以便帮助消除要你们对参与这种蠢事负责的任何口实。即使 出现过某种类似的事，你们对此也是无辜的，就象母体里的胎儿那样。
昨晚，我们获悉这件极不愉快的事以后，随即传来了《旗帜晚报》上关于在哈雷选举中获胜的令人振奋的消息。[208]这证明，尽管个别人做了种种蠢事，我们大多数人还是在前进。
附带提一下：明信片上有一行字，——我以为你们那里会有人看懂的，——是一句俄语：da sdravstvujet Berlin！意即：柏林万岁！
好象该去邮局了，以便把此信挂号寄出，这样更保险一些。关于你来信中的内容，只好留待下次再谈了。看来，俄国人准备把自己的魔爪收敛起来，银行家们承受不了巴黎公债：俄国政府被迫收回整整三分之一的公债，因为无法推销[167]。这件事说明，资本没有祖国也有其好的一面。
本想给你的夫人 ［注：尤莉娅·倍倍尔。——编者注］也写一封信，但不能如愿了。想必她已收到路易莎的信。
你的 弗·恩·
[167]恩格斯在这封信里分析了载于1891年9月27日《前进报》第226号上的奥·倍倍尔的文章《俄国公债》（《Die russische Anleihe》）。这篇文章是针对俄国于1891年9月在法国签订的利息为百分之三的公债而写的，倍倍尔把它称为军事公债。
公债额为五亿法郎（即一亿二千五百万金卢布），初期推销颇为顺利。但是，由于1891年俄国发生饥荒，经济状况恶化，其有价证券在欧洲交易所的价格猛跌，这笔公债只推销了约九千六百万卢布。——第154、213、220、225、367页。
[207]恩格斯指关于保·拉法格1891年11月22日在波尔多的一篇讲话的歪曲报道，这篇报道载于1891年11月23日《旗帜晚报》，题为《利尔的选举》（《The Lille election》）。——第218、221、229、236页。
[208]1891年11月24日《旗帜晚报》捏造了一条消息，说在哈雷的帝国国会选举中，一个名叫哈特曼的社会民主党人获得了胜利。事实上是在第十一选区哈尔、欧龙根、瓦里斯堡、巴克瑙举行了选举；当选为议员的哈特曼不是社会民主党人。——第220页。
出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
致劳拉·拉法格
勒-佩勒
1891年11月27日于伦敦
亲爱的劳拉： 你不必担心，我从来没有想过保尔会有意去做不光彩、不体面的事。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是，一个正直的人也可能干出 轻率的事，而引起很难预料的后果。我的几封信里没有任何责备保尔的意思，只是提出过这样的设想： 可能是有人促使他干了这样轻率的事；此外，我还表示，假如情况确实是这样，我将尽我所能地帮助他改变处境。为此，向保尔说明强加给他的那些话的全部 重要性，是极其必要的。
其实你自己也在设想， 可能是有人促使他犯了这样的错误。
我们来看看事实。星期一 ［注：11月23日。——编者注］晚上，《旗帜晚报》刊登了 路透社的一则消息[207]，我看了以后，感到有必要立即采取行动：（1）要得到确切的消息，（2）假如已经犯了一个错误，要防止一错再错。于是，就给你写了一封信。希望你重读此信时，不会象初读时那样觉得没有道理。后来，当天晚上，最迟次日晨，我收到你：（1）随信寄来的一份没有注明报纸名称的剪报，——显然，路透社也正是根据这家报纸的报道发的摘要；（2）11月25日的《不妥协派报》，报上以《拉法格公民在波尔多》为题发表了一篇通讯，也写道：11月22日保尔在沙大厅……在一次 有五、六百人参加的会上说，他不止一次（在1870年）把 有关德军情况的各种重要计划和文件送给了当时的秘密警察头目兰克先生，而这些材料是 德国社会党人交给他的，它们可能改变事态的发展，云云。
由此我当时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两则报道的内容， 你当时是知道的，不加评论地把这两则报道寄给我，这件事本身就意味着你默认它们基本上属实。由于有了这样一个结论，而且又记起了保尔在利尔的演说（这也是你寄给我的）中的一些话，——这些话我认为 至少是多余的，——我就不能不给保尔写11月25日（星期三）那封信了。
现在，我当然明白了，你根本没有读过有关保尔演说的报道，只是从我给你和保尔的几封信里，才第一次获悉强加给保尔的那些话。而现在，你也会知道，这是一个不能漠然置之的问题； 如果发表了这种有关某些德国社会党人在1870—1871年战争期间的行动的言论，——不管它实质上是真还是假，——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应该的，如果没有发表，就应该 立即明确地、毫不含糊地加以否认；在我们完全彻底驳倒这个报道以前，指望我们的德国朋友对我们的法国朋友表示任何信任是可笑的；德国的政府和资产阶级会马上利用这个报道来反对我们的德国党；这个报道将被怎样利用，是无法预料的，但如果只是导致旧的反社会党人法[38]的再度实施，那 还算是幸运！
总之，假如保尔是受人诽谤，而且准备公开声明，说他从来没有讲过任何哪怕是含有这种说法的暗示的话（即似乎德国社会党人于1870—1871年战争期间， 在德国国内或国外曾向他提供过军事文件、计划、情报或者诸如此类的材料，供法国政府利用），就让他 立刻用挂号信把声明寄来。但是，声明必须是明确的，不带有任何保留和条件，否则将是无益的，甚至 可能更糟。
假如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不能发表这样明确的声明，我认为，摆脱这种窘境的唯一办法，就是你和保尔立即到这里来，当面讨论这些问题，看来只有通过这样的方式才能解决。和保尔一样，你也同样必须前来，好使我们发热的头脑冷静下来，告诉我们你对法国形势的清醒的看法，在我们这些守旧而又迟钝的男子走投无路时，以你那妇女所特有的机敏和灵活帮助我们找到“出路”。你看，我是竭力想帮助保尔摆脱困境的，假如他已陷入其中；而最重要的是，假如已经犯了 一个错误，要防止再犯新的错误。他的当选[201]明天将获得承认。最迟星期一我将从德国获悉第一批有关这一晴天霹雳在那里产生了什么影响的消息。因此，你们若是星期日动身，傍晚到达这里，星期一我们或许至少能驱散最险恶的乌云。最好用电报通知我们：“今晚到达”，因为星期日收不到信。但是，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我都希望，保尔在这个同别人有极大牵涉的问题上，在没有同这些人商量以前，不要采取任何公开步骤，因为一个微小的过失都可能给他带来祸患。我也希望他能明白，这件事绝非儿戏，应该尽快彻底解决。
爱你的 弗·恩·
[38]指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企图阻挠《新时代》杂志第18期发行一事，该期刊载了马克思的著作《哥达纲领批判》（见本卷第25、88页）。
反社会党人法曾使德国社会民主党处于非法地位，是俾斯麦政府在帝国国会多数的支持下于1878年10月21日通过的，旨在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隔两三年法律的有效期延长一次。在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非常法于1890年10月1日被废除。——第21、33、37、80、87、105、109、147、167、176、222、237、262、282、348、368、444、479、490、528页。
[201]1891年11月8日在利尔举行的第二轮选举中，保·拉法格获得六千四百七十票，击败了政府候选人德帕斯，后者得到五千一百七十五票。由于拉法格当选为议员，政府被迫把他释放出狱。——第207、223、238页。
[207]恩格斯指关于保·拉法格1891年11月22日在波尔多的一篇讲话的歪曲报道，这篇报道载于1891年11月23日《旗帜晚报》，题为《利尔的选举》（《The Lille election》）。——第218、221、229、236页。
出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柏林
1891年12月1日于伦敦
亲爱的奥古斯特： 在欢乐了三天之后，过生日的心情似乎终于消失了，我现在又可以比较清醒地写一封信了。首先，拉法格的事已经解决。拉法格已去里昂[209]，只是为了查核自己的当选证书于星期六在巴黎呆了几个小时，劳拉今天来信说：
“保尔授权我说明：（1）他证实了他给你写的那封信<见后>；（2）他曾发言的那次波尔多会议是内部性质的〈是工人党党员的内部会议〉；任何一个记者都未准许入场，关于这次会议根本没有正式报道；（3）指控他说过的那些话纯系某记者的捏造，brodant sur le texte d’un article publié par Rank〈这个记者是用兰克一篇文章作为底布绣出了花纹〉”；（4）“保尔说了下面的话：‘我曾坚决主张继续进行战争，因为，据我掌握的情况来看，德国已经无力长期支持下去。’”
劳拉对这一点补充说：
“所谓德国人提供或者通过他们提供计划，根本没有那么回事；总之，保尔声明，在战争期间他没有收到过来自德国的任何消息。保尔还说，你提出的几项要求，他都同意，不仅是同意，而且，对他上述声明提出任何异议，他都要进行追究。”
（11月28日于勒-佩勒，今天才收到）。
拉法格在给我的信（11月26日于里昂）中说，他发言的内容归结如下：国际的各国支部认为自己有义务阻止俾斯麦的军队于1870年扼杀法兰西共和国；当其他国家的国际会员在加里波第的指挥下进行战斗时，德国人曾反对继续进行战争和占领亚尔萨斯-洛林。
经他同意的我的要求是，绝对地、毫无保留地驳斥强加到他头上的那些说法及其内容。现在，你们 对此也就可以 随意加以应用。
这样， 这块石头看来是顺利地从肩上卸了下来。由于我们的对手极端愚蠢，让人出丑的机会被他们放过了，而现在这一切都已成为旧闻。如果他们现在又想耍什么花招，你们就可以进行反击，最后出丑的将正是来犯者。但是，当我们全然不了解事实真相时，这里所有的人真是出了一身冷汗（我对你可以承认这一点）：在我们还不知道怎么答复和 怎样揭穿谎言之前，会不会有哪个卖身求荣之徒抓住这件事呢。真是些蠢驴呵！杜西星期天还说：假如 我们得到这样一条有关敌人的消息，我们会大加利用的！
威廉二世在波茨坦的事，我没有注意到。那里发生了什么事[210]？事态看来确实发展得越来越快，每个征兆都值得注意。此间报纸声称，由于亚历山大过境失礼[204]，你们的皇帝打算拒绝俄国军队的一切最高荣誉称号。我看，俄国人想要挑动皇帝采取轻率的步骤，使人觉得 他是和平的破坏者，——这样， 他们就可以利用其比较不易攻破的地位，使事态发展到极点，从而迫使他作出更大的让步来换得和平。我不认为俄国人真的想要打仗。在法国发行公债[167]陷入了困境——两千万英镑勉强推销了一千二百万；饥荒正以出人意料的规模凶猛蔓延；由于缺乏种子和气候恶劣，秋播作物几乎全部死掉；最富饶的几个省份，由于饲料不足，牲畜和马匹大批倒毙或被屠宰，几年以内都无法耕种。所有这些发生在象俄国这样一个半开化的国家，就使军队没有任何希望进行顺利的军事行动。但是，这一切并不妨碍俄国人这样推行自己的政策，仿佛他们正径直走向战争；他们所处的战略地位和他们出卖自己朋友的那种轻率态度，使他们可以这样做。他们的小计划当然也可能失败，为此他们就大搞军备和集结军队，这样做的结局即使是和平，那也确实是施加外交压力的手段。
太妙了！俄国和法国以“奉行一项十分崇高的原则——遵守条约！”的两国联盟[151]，同以“维持现行边界”为基础的三国同盟[168]相对抗。报纸就是这样报道的。就是说，要 破坏法兰克福条约的法国，表示愿在俄国的帮助下维护这个条约，而惯于破坏一切条约的俄国，却正是要同这个法国订立联盟来恪守一切条约。可见， 这些人把他们所面对的公众看得太愚蠢啦！
从《前进报》的报道来看，你关于预算问题的演说[211]很出色，——请把速记记录寄给我们。提及 我国士兵的那些话，是非常恰当的。对那些我们的对手了解得并不比我们差的事情，我们为什么要沉默不语呢？
至于卡尔·希尔施不来，我并不认为是坏事。 ［注：见本卷第216页。——编者注］既然事情已经作了安排，我也就不想说什么了，不过，我当时就在这里说过，这是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希尔施不仅固执己见，而且有一股无名的怨气；他认为没有让他担任《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编辑是不公平的，而且我觉得他对马克思和我的怨恨胜过对你们的。你还记得，他曾希望 我们劝说他承担此事，而我们根本没有想这样做。无论如何，他当时立即脱离了积极的活动，大概从那时起就积累了如此多的怨恨和奇怪念头，只是由于这一点，我曾认为他最好是先在别处卸掉这个包袱，然后他会逐渐恢复正常状态，重新开始工作。不过，我深信，李卜克内西和他在一起，过不了一个半月就得吵起来。舍恩兰克也有他古怪之处。据我判断，他是一个十分软弱的人，无力进行应有的反抗，他也很快会由于自己的放荡不羁而深感内疚，以致会感到主编是一个 真正的上司。但是，我们可以看看，情况将会怎样，未必会更糟。
你们常常把德国的形势同1787—1788年的形势相比，——而它同法国1847年的形势更为相似，——同导致路易-菲力浦倒台的种种丑事相比较：大臣戴斯特大肆贪污，普拉兰公爵杀死自己的妻子，国王的侍卫官被揭发在土伊勒里宫玩牌时捣鬼，富尔德为了弄到一枚荣誉军团勋章对上层人士进行贿赂，如此等等。可笑的是，你们那里竟谈论什么银行危机：其实，那两三家遭到破产的、小得可怜的商行，根本没有参与世界市场上的真正交易；这是官吏、军官、贵族地主和小资产者的银行中间人，总之，是任何事务的中间人，可就不是批发商业方面的中间人。待到安哈尔特和瓦盖纳、贴现分公司、德意志银行等倒闭的时候，那才说得上是银行危机。其实，现有的情况已经很令人高兴了，既然斗篷落地，公爵也就会随之倒下 ［注：这里套用了席勒的悲剧《菲艾斯柯在热那亚的阴谋》第五幕第十六场中的一句话。——编者注］。
你在来信中谈到那些现在要求入党的新型的“同志”的情况，这在当前形势下是很有意思的，也是很说明问题的。[212]人们发现，我们正成为国家中的一个“因素”——如果用爬虫 ［注：“爬虫”指从政府那里得到金钱援助的反动报刊，或指那些为政府效劳的卖身投靠的记者。——译者注］的语言来说；而由于犹太人比其他资产者聪明，他们首先发现了这一点（特别是在反犹太主义的压力下），并首先向我们靠拢。这只能使我们感到高兴，但是，正 因为这些人比其他人机灵，而且，可以说，世世代代的压迫决定并养成了他们的善于钻营，所以对他们要更加小心。
请以我的名义向党团祝贺28日的盛情来电[213]表示深切的谢意。我取回照片后，将尽力答谢对我表示的一切友好情谊。
爱德说，你似乎要他常去协会[161]。我确信，他在那里度过的每一分钟将不仅是白白浪费，而且是党的耻辱。因为他在那里总得要同吉勒斯见面，而这是根本不行的。但是，他应该到英国人中间去，同他们结交，在交谈中向他们说明德国的事情，而他现在却呆在家里，根据 一家或者至多 两家报纸的报道来判断这里发生的事件，因为他附近既没有咖啡馆，也没有阅览室。
最后，我可以向你担保（根据你的坚决的要求），路易莎以至少是帝国国会议长才具有的尊严完成了你们对她的委托；一些不成功的俏皮话，她没有来得及说，因为我总是提前说了自己的俏皮话。总之，我们这几天自然是非常快活，同时也是因为你那个假崇拜者[214]的缘故；从最后一页来看，他似乎是个“青年派”，而且要把你置于老人之列。这个小伙子在使用过尚词藻的高地德意志方言方面真是无与伦比。
路易莎和我向尤莉娅夫人 ［注：尤莉娅·倍倍尔。——编者注］和你衷心问好。
你的 弗·恩·
[151]暗指1891年7月至8月初在喀琅施塔得对法国分舰队的隆重接待，这次接待成为沙皇俄国和法国接近的公开表示。与此同时，两国进行了外交谈判，1892年8月谈判结束，签订了法俄协定。根据这个协定，法国和俄国必须就国际政治问题进行协商，并且在一方受到进攻威胁时采取共同行动。这个协定是法俄联盟于1893年最终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这一联盟是为对抗三国同盟（见注168）而建立的侵略性军事政治集团。——第139、159、180、226、367、397页。
[161]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是卡·沙佩尔、约·莫尔和正义者同盟的其他活动家于1840年建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后，在协会里起领导作用的是同盟的地方支部。1847年和1849—185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参加了协会的活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派同宗派主义冒险主义少数派（维利希—沙佩尔集团）之间的斗争中，协会中大部分会员站在少数派一边，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许多拥护者于1850年9月17日退出了协会。从五十年代末起，马克思和恩格斯重新参加了该协会的活动。第一国际成立之后，协会（弗·列斯纳是协会的领导人之一）就加入了国际工人协会。伦敦教育协会一直存在到1918年为英国政府所封闭。——第149、184、210、228、231、252、254、263、302、423、456、522页。
[167]恩格斯在这封信里分析了载于1891年9月27日《前进报》第226号上的奥·倍倍尔的文章《俄国公债》（《Die russische Anleihe》）。这篇文章是针对俄国于1891年9月在法国签订的利息为百分之三的公债而写的，倍倍尔把它称为军事公债。
公债额为五亿法郎（即一亿二千五百万金卢布），初期推销颇为顺利。但是，由于1891年俄国发生饥荒，经济状况恶化，其有价证券在欧洲交易所的价格猛跌，这笔公债只推销了约九千六百万卢布。——第154、213、220、225、367页。
[168]三国同盟是旨在反对法国和俄国的德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的侵略性军事政治联盟。同盟于1882年因意大利加入1879年缔结的德奥军事同盟而最终形成。三国同盟条约的期限订为五年，但是在1887年和1891年，这个条约又重新订立，后来在1902年和1912年又自动延长期限。三国同盟的建立使欧洲开始分成两大军事阵营，两个帝国主义国家集团之间日益尖锐的矛盾终于导致1914—1918年的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战争开始后，意大利退出同盟，并于1915年归附同德国和奥匈帝国交战的国家。——第155、226页。
[204]1891年秋，俄国外交大臣尼·卡·吉尔斯作环游欧洲的外交旅行期间也访问了米兰，1891年10月12—13日，他在那里同意大利国王翁伯托一世和首相鲁迪尼举行了会谈。欧洲新闻界认为，吉尔斯企图争取意大利退出三国同盟（见注168）。
1891年10月底，亚历山大三世从丹麦归国途中访问了德国的但泽港，并访问了柏林，但回避同德国皇帝会晤。他引人注目地回避拜会威廉二世（虽然在报上已宣布）一事，被欧洲新闻界，特别是英国新闻界看作是俄德两国关系紧张的证明。——第212、225页。
[209]1891年11月26—28日，法国工人党第九次代表大会在里昂举行。会上通过了市政纲领，确定了党对将在1892年5月1日举行的法国市镇选举的策略。大会还确定了1891年10月初建立的劳工书记处（见注178）的成员。——第224页。
[210]威廉二世有一次到波茨坦某骑兵营去时，暗中撤去卫兵，除其中的号兵外全部予以扣押。然后，威廉命令发出警报，军官们找不到卫兵，慌作一团，威廉以此为乐。年轻皇帝的这种荒诞的恶作剧，得到高级军官的宽恕，但激起了一般军官和士兵的不满。——第225页。
[211]指倍倍尔1891年11月28日在帝国国会发表的关于军事预算的演说。关于这篇演说的报道，曾在1891年11月29日《前进报》第280号的附刊（1）上发表。主张扩军和增加军事预算的议员借口社会民主党在军队中影响的加强可能会引起内部动乱来证明他们的要求是合理的，倍倍尔在答复自己的对手时说：“事态的发展本身对我们是有利的，如果你们把一百万人，直至把预备役民军招募入伍，其中肯定会有十万社会民主党人。”——第226、230页。
[212]倍倍尔在1891年11月15日的信中，提到几个要求加入社会民主党的知识分子的名字，其中有柏林大学的物理学家阿朗斯博士。——第227页。
[213]1891年11月28日是恩格斯诞辰，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曾向他发出下列贺电：“值你的寿辰即将到来之际，谨向我们坚定的、不倦的战士，致以最真挚的祝贺。社会民主党德意志帝国国会党团”。——第228页。
[214]指恶意诽谤社会党人的一本匿名小册子《奥古斯特·倍倍尔，工人的俾斯麦。一个社会党人作》（《August Bebel der Arbeiter-Bismarck．Von einem Socialisten》），小册子看来是1890年在柏林出版的。——第228页。
出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
致劳拉·拉法格
勒-佩勒
1891年12月1日于伦敦
亲爱的劳拉： 你28日的来信（邮戳：勒-佩勒，30日），今天收到了，使我如释重负 ［注：见本卷第224—225页。——编者注］。我立即把信的译文寄给了倍倍尔，并允许他在必要时使用。
幸好，我们在德国的敌人极端愚蠢，至少到目前为止，看来他们还没有注意到整个这一事件。我最担心的是，在我们尚未弄清事实并掌握材料予以致命的回击以前，他们就在德国大肆喧嚣。德国领导人的犹豫不决，或者一些轻率的、易遭驳斥的言论，都同样是危险的。现在，最初的危险已成过去，虽然德国驻巴黎使馆完全可能已经发出了报告，但是，由于通常的官僚主义的拖延，晚一个星期才能见报，我们目前处于强有力的地位，可以对付可能发动的进攻。
然而，为了这一目的，得到兰克的文章，是很重要的。如果用这篇文章作为底布能够 绣出这样的货色，那末，这个底布看来就是很奇特的了，因此，不仅关于保尔演说的假报道[207]，而且兰克的话，也都可能被引用；我们应该知道，他讲了些什么。保尔来信只是说，兰克所写的关于1870年波尔多的情况，对他是有利的。你能否为我们找到这份报纸，如不能，至少告诉我们文章登在什么报上，我们设法在这里找一找。
现在谈些别的事情。
（1）前些时候，我受左尔格的委托给你寄去了十先令，是用来订阅《社会主义者报》的。请告诉我，你是否已收到，老左尔格非常认真，你是知道的。
（2）我三个多星期前寄给你的一本第四版《家庭的起源》，不知收到没有？我往欧洲寄了许多本，均未收到回音。寄往国外的书，哪怕少付半个便士的邮资，英国邮局都干脆予以没收，因此，我开始担心起来。
（3）玻璃工人工会书记格林伍德不断烦扰杜西，他给举行罢工的法国玻璃工人寄了许多钱，却没有得到一个回音。11月28日，他在写给杜西的信上说，他当天为此目的给保尔寄了四十九英镑；请尽力设法让保尔证实一下，通过他转交的所有款项都已收到；让里昂的比埃尔·莫里埃也证实一下，他以前也经手过几笔款项。卡斯耳弗德玻璃瓶厂的工人对他们的法国同志态度非常好；这些法国人至少可以证实一下钱已收到，好让寄款人向自己的委托者有所 交代。如果连这件起码的事也做不到，英国工联对支援大陆上的罢工会不会感到厌倦，那就很难说了；当然，对此谁也不能责怪他们。
倍倍尔关于预算的演说[211]很好。一俟得到完整的报道，便立即给你寄去。
昨晚收到赛姆·穆尔的来信；他已到达尼日尔三角洲的拉格斯，大约一个星期或者十天以后，将回到他黑人妻子的怀抱。
永远是你的 弗·恩格斯
[207]恩格斯指关于保·拉法格1891年11月22日在波尔多的一篇讲话的歪曲报道，这篇报道载于1891年11月23日《旗帜晚报》，题为《利尔的选举》（《The Lille election》）。——第218、221、229、236页。
[211]指倍倍尔1891年11月28日在帝国国会发表的关于军事预算的演说。关于这篇演说的报道，曾在1891年11月29日《前进报》第280号的附刊（1）上发表。主张扩军和增加军事预算的议员借口社会民主党在军队中影响的加强可能会引起内部动乱来证明他们的要求是合理的，倍倍尔在答复自己的对手时说：“事态的发展本身对我们是有利的，如果你们把一百万人，直至把预备役民军招募入伍，其中肯定会有十万社会民主党人。”——第226、230页。
出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
致娜塔利亚·李卜克内西
柏林
1891年12月2日于伦敦
亲爱的李卜克内西夫人： 衷心感谢你对我的生日所表示的友好的祝愿。[215]你的祝愿至少在目前是基本上实现了，我的身体十分健康，精神也很饱满，但愿今后也是这样。这一天我们过得非常愉快。祝贺来自四面八方。早晨，我们喝啤酒时，莫特勒夫妇也来拜访我们。晚间，我们到杜西家去，伯恩施坦夫妇也在那里。这样，工人协会[161]的歌手们为我排练的小夜曲，就没有能演唱，这个安排我星期六早晨才知道，因此，很遗憾，未能早些阻止他们。老实说，这样的结果我倒很满意，我一向厌恶这类场面。当一个鼓动家、演说家或帝国国会议员，对此很难回避，但是直到目前，我都顺利地避开了，希望以后也是如此。
总之，这里没有什么特别的新闻。杜西作为煤气工人和杂工工会[47]的领导人享有当之无愧的威望。上上星期，她去北爱尔兰进行了八天宣传工作。煤气工人是些多么可爱的小伙子啊。他们的工会是现在所有工会中最先进的。同时，他们对“通过合法途径”进行宣传的意义体会得是如此深刻，以致一年半前在里子的两次真正的战斗中都取得了胜利——先是同警察，后来是同警察和龙骑兵搏斗，——并迫使管辖煤气厂的市政委员会投降。[216]作为一个老兵，我可以向这两次战斗的指挥官、工会总书记威廉·梭恩颁发一份证书，证明我不论是在他的战略部署或策略部署方面都没有发现丝毫缺陷。
一般说来，我们现在比这里出版《社会民主党人报》的那个时候生活得稍微安静一些。除了艾威林夫妇和伯恩施坦夫妇，我们很少看见别人。莫特勒夫妇不常外出作客，门德尔森夫妇每星期天晚上都是在他们的波兰俱乐部里度过，而彭普斯一家从去年3月就住在威特岛的赖德了，她丈夫在那里办了一个经销处。我时常到他们那里去。7月份，我同肖莱马在那里呆了一个月，当时正好有一支法国舰队停泊在那里。就外观来看，我觉得法国的新型装甲舰比英国的好。彭普斯安置得很好。她的住宅不大，离市镇步行有二十分钟左右的路程，完全是在农村里，自然，这对孩子们大有裨益。她非常喜欢赖德的生活，要是她丈夫正如预期的那样，在那里大有进展的话，那末，伦敦的空气换成海岛的空气对他们所有的人都是有好处的。威特岛相当漂亮，有些地方甚至很优美。乘船七个小时就可以绕岛一周。这是非常愉快的航行，只是爱好者要冒晕船两个半小时之险。
随信附上笔记，请转李卜克内西。请向他和你的儿子 ［注：泰奥多尔·李卜克内西。——编者注］转达我的谢意，感谢他们的祝贺。
希望你今后也会喜欢柏林，并希望你的健康允许你饱览“帝国首都”的美景。同时，请不要忘记我。
忠实于你的 弗·恩格斯
路易莎也向你、李卜克内西和你全家致良好的祝愿。
[47]煤气工人和杂工工会——英国工人运动史上第一个非熟练工人的工联，是1889年3月底至4月初在八十至九十年代罢工运动高涨的条件下产生的。爱·马克思-艾威林和爱·艾威林在组织和领导这个工会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个工会提出了规定八小时工作日的要求。没有多久，它就在广大工人各个阶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一年中，参加该工会的煤气工人就有十万人之多。这个工会积极参与了组织著名的1889年伦敦码头工人的罢工（见注74）。由于这一罢工和该工会活动的结果，产生了英国工人运动史上第二个非熟练工人的大的联合组织——码头工人工会，该工会在组织其他群众性新工联方面，在争取规定八小时工作日的斗争中，在筹备和安排九十年代的英国工人五一节示威游行方面，也起了显著的作用。
由于在煤气工人中积极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和国际主义思想，首先是爱·马克思-艾威林进行了这样的工作，煤气工人给予爱尔兰的工人运动以巨大的影响，并成了爱尔兰一些群众性工联的发起者；参加这些工联的还有农业工人。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煤气工人和杂工全国工会（该工会的全称）同其他国家的工人组织保持着联系，其领导人爱·马克思-艾威林和威廉·梭恩作为该工会的代表，出席了1891年在布鲁塞尔举行的第二次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见注77）。——第30、44、74、106、130、136、217、231、286、327、567、570页。
[161]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是卡·沙佩尔、约·莫尔和正义者同盟的其他活动家于1840年建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后，在协会里起领导作用的是同盟的地方支部。1847年和1849—185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参加了协会的活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派同宗派主义冒险主义少数派（维利希—沙佩尔集团）之间的斗争中，协会中大部分会员站在少数派一边，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许多拥护者于1850年9月17日退出了协会。从五十年代末起，马克思和恩格斯重新参加了该协会的活动。第一国际成立之后，协会（弗·列斯纳是协会的领导人之一）就加入了国际工人协会。伦敦教育协会一直存在到1918年为英国政府所封闭。——第149、184、210、228、231、252、254、263、302、423、456、522页。
[215]指娜塔利亚·李卜克内西1891年11月26日写给恩格斯的信。她在信中以自己的名义，并代表威廉·李卜克内西和他们的儿子泰奥多尔，向恩格斯祝贺生日。——第231页。
[216]在里子，煤气厂厂主们提出的条件是，雇用工人以四个月为一期，在此期间不得参加罢工。他们还要求八小时一班的工作量要比以往工作日超过八小时的时候增加百分之二十五。工厂主的这些条件，实际上意味着瓦解里子煤气工人工会和取消工人争取到的八小时工作日，这引起了工人们的愤慨和反击。1890年7月初，罢工工人同有军队支持的工贼之间甚至发生了名符其实的搏斗。罢工工人坚决进行反击，迫使工贼和军队败退。工厂主们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条件。——第231页。
出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
致卡尔·考茨基
斯图加特
1891年12月3日于伦敦
亲爱的考茨基： 你10月30日的来信，迟迟未复，这是因为我又在全力以赴地整理第三卷 ［注：《资本论》。——编者注］。我现在正着手最困难的部分，即关于货币资本、银行、信贷等最后几章（大致是6—8章），我要一气呵成，不能有丝毫间断，要重新翻阅文献，一句话，要仔细推敲全部材料，以便使原稿的绝大部分最终都能保持原来面目，但同时又完全能担保没有犯直接或间接的错误。
十分感谢你提供了关于爱尔福特的情况。[166]这些情况在许多方面对我都很宝贵，特别是纲领委员会的讨论十分有趣。你把执行委员会的草案称为 他（李卜克内西） 的草案。倍倍尔把有关这个草案演变过程的全部材料寄给了我。我从中得出这样的结论：李卜克内西起草的初稿在每个阶段都有相当一部分被淘汰，而代之以倍倍尔的论点，到最后，初稿剩下的东西几乎是微乎其微了，如果一般说还剩下点什么的话。而且，所以能剩下点东西，也是由于照顾到这是李卜克内西起草的，而剩下的又是一些缺乏联系和互不协调的论述。正因为这样，就显出了你的草案的优点，——这个优点，任何人只要一看，就必定会承认。这一为倍倍尔所公开承认的事实，对别人也立即产生了影响。
使人觉得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一章[217]似乎已经过时的那些最新著述，当然是出自盖泽尔之手。此人在布勒斯劳 ［注：弗罗茨拉夫。——编者注］被誉为真正的学术权威。但是，也有可能是李卜克内西在陷入窘境时（他显然不知道这些论点是《资本论》里的）脱口说出的最早闪现在他脑海里的“蠢话”，——“蠢话”是他惯用的字眼。
不管怎样，纲领的理论部分现在是完全可以接受的；要知道，主要的是要使纲领在理论上没有任何引起争论之处，这一点基本上做到了。实际要求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有些要求——对当前条件来说——看来是小市民的，但是，在我们的地位目前已经稳固的情况下，对此有理由提出异议，这些要求在我们没有取得政权以前肯定是无法实现的，而在取得政权以后，将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譬如，免费诉讼辩护就是这样的要求。对十八岁以下的童工实行六小时工作日一项，无疑是应当写进去的，——正如禁止妇女做夜工，孕妇产前至少休息四个星期、产后休息六个星期等项那样。
我觉得李卜克内西很可怜，他对新纲领还得表示称赞，尽管众所周知，他对这个纲领的起草工作根本没有出什么力。但是，他为自己选择了这样一个职务，又有什么办法呢？
你所谈的有关特耳克的讲话的情况，我感到很新鲜，也很有趣。爱德的文章[56]，使老拉萨尔派采取了激烈的行动，而在此以前，马克思的信 ［注：卡·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编者注］已使他们那绝对崇拜拉萨尔的心情不再那么平静了。雅科布·奥多尔夫曾经发现了伊威希男爵（马克思通常这样称呼拉萨尔）引我们走的那条勇敢的道路，他在《汉堡回声报》每周杂谈里也发出了愤怒的战斗号召 ［注：雅·奥多尔夫《致党代表大会》。——编者注］。但是，这一切已不会产生什么影响。总之，爱德对倍倍尔等人的批评意见太激动了。倍倍尔是十分合乎情理的，他只是要求注意 方式，不要一下子把向来景仰拉萨尔的人们吓跑，不要让老拉萨尔派有借口进行正当的责难。然而，爱德好象活该倒霉似的，加了一条的确是完全多余的关于梅毒的注释[172]（因为“可能”一词简直使这件事成了造谣），柏林的检查员先生们也 把这个注释忽略了，事后发现已经迟了。既然这是 他们的疏忽，最初的一刹那，这当然激起了他们那莫大的阿基里斯的愤怒。于是，爱德就因 自己这一过失（而这更是 他们的过失）收到几封激愤的来信。自然，我在整个这件事情上是尽力支持他的。
敌对报刊是靠用 民族的拉萨尔同 没有祖国的社会民主党人相抗衡 过日子的，因此，对于这本彻底戳穿关于民族的拉萨尔的神话的书，他们在利用时是很谨慎的。
爱德的文章确实很好，我看了很高兴，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将在德国发生应有的作用，全集出齐以后，此文还应出单行本，爱德可以做进一步的发挥，并去掉序言的特点。到那时，我们会前进一大步，因此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在这里，此文也将产生良好的影响；这里那些涂上社会主义色彩的资产者也企图制造关于拉萨尔的神话，用拉萨尔同马克思相抗衡。
拉布里奥拉给杜西的信，我要再看一遍。我的印象是，这封信最好 不发表。拉布里奥拉对意大利的事态发展很不满意；我不知道，这是否同 他参与运动后没有使运动立即发生转折和高涨而感到失望有关。据我的记忆，这是一封会引起大量反对意见的信。在意大利，确实正发生一些怪事。
对拉法格从珀拉惹 ［注：圣珀拉惹是巴黎的一所监狱。——编者注］获释并进入议院，你还会感到惋惜的。你因此将失去不止一篇好文章。
再见。
你的 弗·恩·
普列汉诺夫的几篇文章好极了。
[218]
[56]1891年，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出版拉萨尔全集（三卷集）的决定。第一卷出版于1892年，第二卷和第三卷出版于1893年。伯恩施坦在恩格斯的影响下为这一版撰写的引言（《斐迪南·拉萨尔及其在社会民主党历史上的作用》），基本上正确地说明了拉萨尔的活动，并对他的理论观点和政治路线作了批判性的分析。后来，拉萨尔全集再版时，修正主义分子伯恩施坦背弃了自己过去的观点。——第43、113、167、234、249页。
[166]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于1891年10月14日至21日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有二百五十八名。
这次代表大会以前，党的革命核心反对大肆活动的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分子的思想斗争已经激化，这些分子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造成了严重的党内危机。
巴伐利亚社会民主党人的首领福尔马尔的演说，成了在会议和报刊上对纲领性和策略性问题进行激烈争论的导火线。福尔马尔企图使党离开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硬要党接受机会主义的改良主义策略（见注135）。
所谓的“青年派”——1890年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形成的小资产阶级的半无政府主义反对派，利用福尔马尔的演说，再次向党发动进攻（1891年夏、秋两季）。“青年派”的支柱是柏林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因此又名柏林反对派。“青年派”的主要核心是由那些以党的理论家和领导者自居的大学生、年轻的文学家组成的。其主要首领是保·恩斯特、汉·弥勒、保·康普夫麦尔、布·维勒、卡·维耳德贝尔格、威·威纳尔等人。“青年派”忽视在非常法废除后党的活动条件发生的变化，否认利用合法斗争形式的必要性，反对社会民主党参加议会选举和利用议会的讲坛，蛊惑人心地指责党及其执行委员会维护小资产阶级利益，奉行机会主义，破坏党的民主。柏林反对派的首领特别攻击党的领导人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青年派”的言行带有宗派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的性质，对党的统一也是巨大的危险。爱尔福特代表大会面临着的极为重大的任务，是克服党内危机、巩固德国党的队伍。
代表大会讨论了下列问题：党的执行委员会的总结报告、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的活动、党的策略、新纲领草案、组织问题。
代表大会前的思想斗争也在大会上继续进行，特别是围绕着党的策略问题。奥·倍倍尔就这一问题作了报告。倍倍尔在自己的报告和发言中，以及其他在大会上发言的代表（首先是辛格尔、李卜克内西、费舍）给“左”的和右的机会主义分子以坚决反击。大会的多数代表赞同倍倍尔提出的关于党的策略的决议。决议着重指出：工人运动的主要目的是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而达到这一目的绝不是意外的巧合，而是在群众中坚持不渝地进行工作和巧妙地运用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一切途径和手段的结果。决议指出：德国党是斗争的党，它坚持过去的革命策略。福尔马尔及其支持者陷于孤立，不得不实行退却。大会通过了关于把“青年派”首领威纳尔和维耳德贝尔格开除出党的决议，因为他们进行了给党带来危害的分裂和诽谤活动；柏林反对派一些积极活动的成员自动宣布脱离党，闭幕前即离开了大会。
大会一项极重要的决议是通过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新纲领。威·李卜克内西在大会上作了关于纲领的报告。
爱尔福特纲领比哥达纲领前进了一大步，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它摒弃了拉萨尔派的改良主义教条；纲领科学地论证了资本主义制度灭亡和被社会主义制度取代的必然性，并指出：为了对社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无产阶级必须夺取政权。
此外，纲领也有严重的缺点，其中最主要的是没有提到无产阶级专政是对社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手段这一原理。纲领也没有提出推翻君主制、建立民主共和国、改造德国国家制度等要求。在这方面，恩格斯在《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中对纲领最初草案提出的意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263—280页），也适用于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通过的纲领。
爱尔福特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德国工人运动中的地位的确立。——第154、169、173、177、179、182、188、192、198、203、215、217、233、270、455页。
[172]指伯恩施坦为他给拉萨尔全集（见注56）所写的序言在谈到拉萨尔的慢性病的地方所加的脚注：“可能是梅毒”。——第160、167、235页。
[217]指《资本论》第1卷第23章。——第234页。
[218]指格·普列汉诺夫为纪念黑格尔逝世六十周年而写的一组文章，这组文章载于1891—1892年《新时代》第1卷第7—9期。——第2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