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保尔·拉法格
勒-佩勒
1891年12月3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法格： 你既已断然否认了那篇关于波尔多会议的报道 ［注：见本卷第224—225页。——编者注］中所有使我有充分理由表示不满的地方，我只好全部收回对你说的那些激烈的话，并正式向你道歉。
为了使你谅解，现把我当时的情况向你叙述一下。晚上， ［注：11月23日。——编者注］收到了你所知道的那篇登在《旗帜晚报》上的 路透社报道。[207]第二天晚上，又收到了一卷报纸，里面有劳拉给我寄来的《不妥协派报》，上面载有关于那件事的报道，此外，还有从另一种报纸上剪下来的有关此事的另一篇报道。这三篇写法不同的报道，在基本问题上是一致的。由此我只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劳拉看过了这些报道，既然她不加任何说明地把它们给我寄来，那就意味着这些报道基本属实。可见，保尔看来是说过类似的话。
再者，这些报道中有些东西，不管是否符合实际情况，只可能出自你或兰克之口。假如是兰克说的，你一定早就把这一事实告诉我了，因为其后果将使德国社会党人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那还用说吗？
确实如此，对于我们的德国朋友来说，这至少是意味着我国统治阶级中所有沙文主义者狂热拥护的反社会党人法[38]的再度实施；意味着我们所有的报纸和集会、我们所有的出版物遭到取缔；而且——一旦发生战争——意味着所有的 领袖被逮捕，而这时，我们正是特别需要他们，以便利用日益临近的革命时机。此外，在法德两国工人之间特别需要团结一致的时候，这是不信任和不和睦的因素。
由于我们敌人的愚蠢，这些报道在德国报刊上至今尚未登载。但大使馆在其报告中肯定采用了这些材料。尽管你的辟谣已立即发往柏林，从而使我如释重负，但危险依然存在，德国政府会把这一指控保留下来，以便到战时利用它把我们的优秀人物投入监狱并且在沙文主义猖獗的情况下以加倍骇人听闻的罪名加害于他们。那末，你的辟谣只可能保护他们一半，——原因就在这里。
你说，那个记者是用兰克的文章作为底布绣出了花纹。假如兰克的底布上连图案都没有 绘出的话，就不可能有现在这样一幅刺绣。这块底布，我从未见过。因此，请把这篇文章寄来，或者至少把有关段落抄一份寄来，否则就请告诉我刊登该文的报纸的名称和日期，好在这里查找。这样，我们至少可以知道，我们需要抵御哪些进攻。
你的 弗·恩格斯
[38]指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企图阻挠《新时代》杂志第18期发行一事，该期刊载了马克思的著作《哥达纲领批判》（见本卷第25、88页）。
反社会党人法曾使德国社会民主党处于非法地位，是俾斯麦政府在帝国国会多数的支持下于1878年10月21日通过的，旨在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隔两三年法律的有效期延长一次。在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非常法于1890年10月1日被废除。——第21、33、37、80、87、105、109、147、167、176、222、237、262、282、348、368、444、479、490、528页。
[207]恩格斯指关于保·拉法格1891年11月22日在波尔多的一篇讲话的歪曲报道，这篇报道载于1891年11月23日《旗帜晚报》，题为《利尔的选举》（《The Lille election》）。——第218、221、229、236页。
出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
致劳拉·拉法格
勒-佩勒
1891年12月19—20日于伦敦
亲爱的劳拉： 今天，我刚好有点时间告诉你：一盒往常那样的布丁、蛋糕等等，昨天已用往常的方法顺利寄出，望能完好地按时收到。
12月20日
你看，我昨天 不是“刚好有点时间”，开饭的铃声打断了我，当时已是五点二十分，还有十分钟就要截邮了，于是只好等到今天。
肖莱马这次不能来过圣诞节了，彭普斯一家也不能来，——上星期，我到赖德时曾在她家住了几天。因此，我产生了这样一个想法：你和保尔若是来这里呆上大约一个星期，住在楼上正面那间卧室里，不是可以稍微换换环境，休息一下吗？保尔的选举[201]以及随之而来的事情使你们卷进一段不平静的生活，在这之后，肯定需要稍稍休息一下。巴黎的晴朗的天空，一定会使你们怀念那美好的、古老的伦敦之雾，而它现在正弥漫在我的周围。总之，相信你们一定会下决心；假如保尔在圣诞节前一直很忙，你可以先来，让他下星期动身，这样至少能同我们一起送走1891年，迎接1892年。
同时，我不应忘记“节日的祝贺”和对你表示这种祝贺所应该采取的传统方式，这就是在信封里放上一张粉红色小纸片，我希望你把它收下。
肖莱马耳聋还没有好，但如果今冬不患感冒，可望治愈。因此，我不敢坚持要他来，特别是因为他的耳科医生说，他每次从伦敦回去，病况都比来时恶化。
保尔提出了政教分离的提案[219]，我很满意。我觉得，他发表第一次演说时，由于来自各方激烈的反问，没有能把他想讲的东西清晰明确地加以阐述；各种各样的杜梅、激进派[31]、甚至弗洛凯，都想以此作为口实，进行卑劣的批评。这个提案则重新使它明确了。
亲爱的劳拉，雾越来越大，只好就此搁笔，免得伤害眼睛，——现在仍然严禁我在煤气灯下写东西。总之，期望很快得到你们准备启程的消息。路易莎向你致衷心的问候。
永远是你的 弗·恩格斯
[31]激进派——八十至九十年代法国的一个议会党团。它是从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机会主义派”，即“甘必大派”）的政党中分裂出来的，继续坚持事实上已被共和派抛弃了的一系列资产阶级民主要求：废除参议院，政教分离，实施累进所得税，等等。为了把大批选民吸引到自己方面来，激进派也要求限制工作日、颁发残废者抚恤金和实行其他一些具有社会经济性质的措施。克列孟梭是激进派的首领。1901年，激进派在组织上形成为一个主要是代表中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第19、205、208、214、239、249、278、536、556、561页。
[201]1891年11月8日在利尔举行的第二轮选举中，保·拉法格获得六千四百七十票，击败了政府候选人德帕斯，后者得到五千一百七十五票。由于拉法格当选为议员，政府被迫把他释放出狱。——第207、223、238页。
[219]1891年12月17日，保·拉法格代表工人党向众议院提出一项关于政教分离的法案，这项法案基本上是重申巴黎公社1871年4月2日的指令。法案规定取消宗教费，没收教会财产，并把由此所得钱财用于民众教育和社会保证的需要，还规定禁建教堂，禁止吸收工人加入教会。拉法格的提案载于1891年12月26日《社会主义者报》第66号。
1891年12月8日，保·拉法格在众议院发表了第一个演说，论证他所提出的关于大赦政治犯的提案。他的演说多次被资产阶级议员的吵闹声和叫喊声打断。拉法格的提案遭到众议院否决。——第239、246、248、266、493页。
出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
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伦敦
1891年12月23日星期三［于伦敦］
亲爱的爱德： 我真糊涂，昨天根本没有想到，你在星期日的事情 ［注：见本卷第243页。——编者注］发生之后可能需要钱。尽管我有一定的根据设想，我这方面即使有这种不通人情的疏忽，你也不会不好意思向我开口，但是，我现在了解到全部情况之后，还是急忙尽力弥补自己的过失，请你毫不客气地使用我的银行存款和手头的现款。我家里还有大约五英镑，明晨，如果雾不影响的话，我可以多弄到一些。
衷心问候你们大家。
你的 弗·恩·
如果你们觉得方便，凯蒂 ［注：雷·伯恩施坦第一次结婚生的女儿。——编者注］星期五可以到我们这里来过夜。这不会给我们添什么麻烦。
致卡尔·考茨基
斯图加特
1891年12月27日于伦敦
亲爱的男爵： 匆匆写几句。整整九天以来，我们这里一直大雾弥漫，我的视力又有些变坏（不过，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由于饮酒），致使我的各项工作受到极大影响，而且又加上：
（1）《工人阶级状况》英译本的校样至今还有六个印张没有看完！
（2）审阅艾威林翻译的《社会主义的发展》，译文应当是 不错的。由于我就住在这个译本付印的城市里，哪怕出极小的差错，我都负有重大责任。
（3）大量的信件，而且由于节日的来临更为增多。
尽管如此，为了保护视力，工作日还得大大缩短。
你知道，要尽快重新着手第三卷 ［注：《资本论》。——编者注］，并不 间断地把它完成。因此，你的手稿[220]我只能粗略地看一下；但只要能够做到，我将高兴地去做。
《资本论》第三版中关于交换价值和价值的新材料，是来自马克思补写的手稿；可惜这种补充写得很少，而且是在病中费了很大气力写成的。马克思用了很长时间寻求一个正确的表述，并做了多次修改。
至于法尔曼的文章 ［注：彼·法尔曼《马克思价值理论的批判》。——编者注］，那当然是十分清楚的，如果在实践中遇到 v/c＝ 1/ 2＝ 1/ 3＝ 1/ 4＝ 1/ 5等等，那末这些分数中总有 一个会符合那个比例，按照这一比例利润和剩余价值（大致说来，因为这里还需有种种附加说明）是相互适应的。但不能不承认，法尔曼已经想到了这一点。如他不反对，请你把他的文章寄给我。当然，在我着手写第三卷的序言以前，这篇文章只能搁在我的抽屉里，我在这篇序言中写到解决这个问题的其他尝试时，可以提及这篇文章， 如果确实值得一提的话。再多我就做不到了，对施米特也是这样做的，他表示满意。假如法尔曼不愿意这样做，那就让他自己去发表，并等待其后果吧。
可怜的鲁·迈耶尔最后不得不到我们这里来寻找栖身之所，这几乎是可悲的。这个可怜的人真不走运，还患有多尿症，而且他已觉察到从各国的保守党朋友们那里能期待些什么。
艾威林打了吉勒斯一个耳光后，更不会去答复他的传单了。吉勒斯在这里的报刊上当然发表不了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但是，向法院控告他进行诽谤，并为这场官司花上几百英镑，——况且吉勒斯在法院审理的前夕会溜之大吉，——谁也不会要求这样做。“你曾因受到诽谤而告过状吗？”——原告的律师问被控告为诽谤者的拉布谢尔。“没有，我从来没有愚蠢到这种地步。”——后者答道。法官和律师都当即肯定：他是诽谤法方面第一流的权威之一。
在排字工人罢工期间[221]，我们的柏林人或者至少是李卜克内西使我们在这里丢尽了脸。代表排字工人的德布林先生，带着李卜克内西写给各方面人士的介绍信（不过 就是没有给爱德或给我的）来到这里，他不仅不理会德国党而且傲慢地鄙视和诬蔑它，至少是否认它有任何积极的方面。德布林当着白恩士说，党没有为排字工人做任何事。而实际上，党还是给了他们二万五千马克。在场的桑德斯问他，难道党的全部报刊没有支持他们，他不得不承认这点。李卜克内西给我来信，要我尽力为排字工人做些什么，但又不告诉我，他和党干了些什么，甚至连有一位排字工人的代表在这里都没有提。这样一来，我当然就无能为力了；要知道，我只是从 这里的报刊上了解到发生的情况，我也不致愚蠢到那种地步，硬要会见那个极力回避同党的代表接触并直接同工联理事会[73]办交涉的人。可以想见，这给海德门和吉勒斯帮了多大的忙：他们会说，看吧，现在根本没有人跟着光荣的德国党走啦，连工人们自己都不想听它的了，而且骂它！紧接着，这个星期就有了后果，吉勒斯在《正义报》上公开站到独立派方面。[222]但这还算是幸运！海德门将会因而声名狼藉，同德国独立派一起遭到失败，完全象过去同布鲁斯之流一起遭到的失败一样。
如果德国的企业主们不是蠢驴，他们现在就会采用排字机，纽约和这里的各大报社都越来越多地使用这种机器了。白恩士听说德国排字工人每周得到二十一马克的罢工补助金，深感惊异，这里，他们得到的从来没有超过十至十五先令；这是最多的了！
既然排字工人派人到这里来，我们的柏林人就应该 坚持要排字工人的代表同这里的德国党的代表爱德保持接触，否则就拒绝参与这件事。要知道，再没有什么比这更使党在这些工人贵族面前丧失尊严的了。
上星期天 ［注：12月20日。——编者注］，爱德家的门被撬，丢了东西，损失了十英镑，你可能已经知道了。他神经过度疲劳，需要到空气清新的地方休息一下。
谢谢你的祝贺。我们一家，包括提德鲁姆斯，都祝愿你、你的夫人 ［注：路易莎·考茨基，父姓龙施佩尔格。——编者注］和孩子 ［注：费里克斯·考茨基。——编者注］新年幸福和身体健康。提德鲁姆斯已是一只威风凛凛的雄猫，是瑞琴特公园路所有雌猫的苏丹，是所有竞争对手的劲敌。
你的 弗·恩格斯
[73]工联伦敦理事会是于1860年5月在伦敦各工联代表会议上成立的。它的成员是代表工人贵族的最大的工联的领袖们。在六十年代前半期它曾领导英国工人反对干涉美国、维护波兰和意大利的历次行动，稍后又领导了他们争取工联合法化的运动。九十年代初期，伦敦理事会主要是把旧工联联合了起来；它对已开展起来的、建立新工联和争取八小时工作日的运动持反对态度。但是，在群众运动的压力下，该理事会被迫参加了九十年代的历次五一节示威游行。后来，特别是在十九世纪末，该理事会成了自由工联主义的堡垒，并抵制社会主义思想进入英国工人运动。——第56、61、73、92、242、291、302、309、327、570页。
[220]指1892年出版的卡·考茨基一本小册子《爱尔福特纲领。对原则部分的解说》（《Das Erfurter Programm in seinem grundsätzlichen Theil erläutert》）的手稿。——第241、287、312页。
[221]德国排字工人罢工开始于1891年11月7日。约有一千名柏林的书籍印刷工人参加罢工，汉诺威的排字工人也起而响应。罢工工人要求改善劳动条件、缩短工作日。罢工持续了两个多月，虽然德国其他工业部门和一些国家的工人对罢工进行支援，但罢工工人的要求未能得到满足。——第242、264页。
[222]指斐·吉勒斯的一篇文章《德国独立社会党人》（《The independent socialists in Germany》），载于1891年12月26日《正义报》第415号。关于独立社会党人，见注189。——第242页。
致威廉·李卜克内西一家
柏林
［1892年1月1日于伦敦］
新年好！
弗·恩格斯、路·考茨基、欧·奥斯渥特、杜西、爱德、
吉娜·伯恩施坦、爱德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