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讲 现代意识形态诸流派（上）

我们用两次课的时间来介绍现代意识形态的各个流派。本讲要讲的可以说是现代意识形态的主流派别。现代意识形态的主流派别，是以如下几个标准来确定的：第一，意识形态的理论建构是完备的，它们不仅仅是宣示基本价值立场，而且是把基本价值宣示、制度设计与生活模式构想诸方面都囊括其中的完备体系；第二，意识形态与国家权力有过系统紧密地结合的政治史记录，这是判断意识形态主流派别最重要的标准；第三，这些意识形态流派是其他意识形态流派兴起的导因，构成为现代意识形态流派的主干，或者说是源头。

这些意识形态流派包括：自由主义、保守主义、马克思主义、民族主义、功利主义和极权主义六个。这六个流派又以前三种影响最为显著，而被称为现代意识形态的三大主流。民族主义、功利主义和极权主义，则无法与前三者媲美。它们的存在要么出现在现代政治舞台上具有偶发性（如极权主义，尤其是纳粹主义极为偶然且短暂地登上政治舞台），要么就是与前三大主流意识形态有一种交错关系，甚至可以说是一种依附关系（如保守主义呈现的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形态），要么就是表述前三者的一种理论形态（如功利主义）。

现代意识形态诸流派中的自由主义堪称“第一流派”，在现代经济产生的当下，自由主义就出现了，以至于上个世纪初英国著名思想家拉斯基将之直接称为“工商社会的哲学”。保守主义对于自由主义努力论证的工商社会怀抱一种批判的态度。而马克思主义就更是对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毫不留情地加以批判，并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全面替代。因此，分析现代意识形态诸流派，就有了从自由主义切入的理由。

一、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的理论形态建构，到17世纪才成形。1688年光荣革命，给英国人建构自由主义理论提供了灵感——如何在不打破现存的政治和社会秩序、经济发展和分享财富的格局的前提条件下，可以使国家有效地建立起宪政平台，是1688年光荣革命凸显出的严肃的政治理论任务。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求精确计算的话，可以说约翰·洛克和亚当·斯密就是1688年光荣革命的产儿。

为什么我们不讲1640年克伦威尔率领的资产阶级革命催生了自由主义，并把它作为现代自由主义兴起的编年史标志，而去面对1688年光荣革命这样一个历史转折？在我们既有的历史观念里，就是1688年这样一个事件——贵族和国王达成妥协——经过“流产的革命”，使得英美一线政治思路和政治行为的特点——如何解决现代政治的秩序问题——在那一年确立起来了。英国的君主立宪制的稳定确立，使君王只成为一个国家的象征，而由议会主导的稳定有序的现代政治架构，就正式落定在大不列颠的土地上。由此，它也催生了自由主义从理论上对两个关键问题的说明：1.政府应当怎样组织，秉持什么原则来运行；2.经济应该如何发展，强有力的政府政治力量应该进入经济领域还是退出经济领域。这都是极为现实的问题。前者，直接促使古典自由主义政治理论的诞生，由约翰·洛克构建了现代政府理论。他写的《政府论》成为汇集现代政府常识之“大成”的作品。后者，造就了现代经济自由主义原则和市场经济基本运作逻辑的古典经济学，由亚当·斯密具体完成了理论创建任务。他写的《国富论》是“现代”经济学最重要的开创性经典之一。他们所申诉的原则，此后一直成为在现代性背景下有效运转并不同程度地重塑着的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

洛克强调，自由主义原则的出发点是人的权利的绝对性。这种权利有三个支点——生命、财产、自由。为了确立起这样的权利原则，洛克首先强调，对于整个政治权力的来源来说，权力不是来自君权神授，而是来自世俗同意。因此，整个政治权力的结构应该遵守分权制衡的原则。权利的优先性、政治权力的世俗同意性以及权力结构的分权制衡体系，可以说是洛克建立的古典自由主义的三个最基本的原则。在某种程度上，这三个标准可以用来判断一个人是否是自由主义者。几乎所有的现代政治思想史专家都认为，洛克翻开了现代政府理论新的一页。虽然著名的政治理论史专家萨拜因在他所著的《政治学说史》中特别强调，不能把现代政治就理解为洛克阐述的那套东西，但是，我们可以断定，洛克的现代政治理论，确实奠定了现代政治理论的基本精神，如果缺少了洛克，我们不能理解现代。如此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政府论》，尤其是它的第二篇，薄薄的一个小册子，竟然成为现代政治学最重要的经典。

斯密对经济学理论的阐释，不只是具有创制现代经济学理论的意义，事实上也具有影响现代政治理论（政治哲学）基本判断的功用。我们并不需要去了解斯密如何强调在市场经济的时代里讲究道德情操，因为很多人对这一点特别看重。人们会觉得斯密跟现代那些不论道德的市场经济理论家们有重大的区别，但实际上，斯密强调的基本原则，后来为所有捍卫经济自由主义、为市场经济辩护的理论家们所赞同的倒不是他对现代经济生活的道德关注。他申述的基本原则是，人们的财产权利应当是自由运用的，而运用的方式是市场经济的。在市场经济的基本逻辑里，价格是基本的经济杠杆。而政府与市场应当是二元化的。政府不能随意地干预市场，而市场也不应企求政府权力的保证。市场有自己特殊的运作逻辑，最关键的就是服从价格机制。“看不见的手”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斯密这里得到了极度的重视。因此，在这一点上，对于财产权利在市场中的运用，斯密特别强调的原则是政府退出市场，“自由放任”地竞争的原则。当代有人认为，斯密没有很好地把市场中的政府功能说出来。但是，这不是斯密的毛病，也不是斯密的遗憾。斯密强调的重点是，市场之为市场，需要秉持一个原则——面对市场机制运作，政府管得越少越好。从这个意义上讲，斯密是整个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的鼻祖，也是致力阐释限制政府权力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先驱。

尽管后来凯恩斯主义的诞生把斯密的原则矫正了，但像哈耶克这样一些经济学家，特别强调斯密原则的重要性。因为，一个干预自由竞争的政府，只能使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跳到另一个极端——垄断资本主义。这既对公民的个人自由不利，也对价格机制的自由运用和经自由竞争形成的经济秩序不利。

洛克和斯密把现代自由主义关注的最重要的理论问题提了出来。我们要有什么样的政府？要有一个不能褫夺我们权利、致力保护我们的基本自由的政府。我们要有什么样的经济形态？要有像后来哈耶克更简洁地讲的，能够自由地运用自己的知识、智慧和财富的经济形态。这就是所谓“古典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它是自由主义理论建构直接支撑现代国家的早期阶段的底线原则。在这个阶段，自由主义既不单纯强调理论论证，更不强调自由主义在理论上的一揽子的建构。古典自由主义只是宣示了立场——权利一定是优先于权力的。因此，古典自由主义奠定的政治哲学是权利的政治哲学。

这一原则的建立，可以说在人类的政治生活当中是一个惊天动地的大突破。为什么说它是惊天动地的大突破？原因很明确，人类在漫长的政治生活当中，没有能够将权利与权力有效区分。权力的垄断性支配和对权利的极端性剥夺，是此前人类政治生活的常态。一些政治思想家也曾经探询过限制权力的路径，但是都无功而返。权利的主导性，其实也就是人民主权的基本原则，已经在这里扎下根来。虽然人民主权理论后来更多是在卢梭那里得到系统阐发的，但是洛克已经显示出这样一种基本的思想意象。洛克在《政府论》里甚至特别强调，那些极端蔑视公共权利而不思悔改的统治者，必然面临人民革命的考验。所以，有的人讲自由主义是反对革命的，其实不然。自由主义认为革命是最后的手段。政治生活中一般不诉诸革命手段，而是诉诸理性妥协和政治协商，但绝不是说人民就不能够革命。假如一个政权确实很糟糕，而自己又不思进取、不思改进，那么，人民革命就有了正当性根据。

古典自由主义的建立，以理性的自觉推动了西欧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政治建构的现代转型。古典自由主义有一些理论盲点。比如它没有考虑到政府如何可以有为的问题，它的着力点就是限制权力，而不是权力如何作为。这些“弱点”在18至19世纪的社会变迁中受到了诟病。18世纪遍及欧洲大陆的启蒙运动，植根于与英伦三岛大不一样的、脆弱的资本主义。相对于英国传统而言，欧陆国家，无论法国还是德国，都是后发外生的资本主义。一方面，英国模式对它们发挥着深刻的影响，法国启蒙运动的领袖人物像伏尔泰、狄德罗这些人物，他们都非常景仰英国。但是也有像卢梭这样的思想家不愿意因循英国传统，而努力从日内瓦传统中引出他的现代理念。这就把整个启蒙运动的思想张力凸显出来了。在英伦三岛，自由主义是社会运动的一个自然结果。从政治的角度看，英国1215年《大宪章》的制定，使得贵族和国王有了政治契约。这种传统相沿而下，所以才会有洛克的《政府论》上篇，批判君权神授。然后有《政府论》下篇，探讨了立法、行政和外交权力的三权分立和制衡问题。对于法、德这些经济发展滞后的国家来讲，他们有一个与自己社会文化传统冲突的社会转型阵痛经历。为此，启蒙主义者首先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自由主义在自己的国家究竟是否有效。法国、德国等欧洲大陆国家的这种处境，就使他们的思想家面对一个国家独立与国家现代转型的双重难题——他们一方面要面对国家建构问题，另一方面要面对国家权力的规范化问题。最关键的是，由英国古典自由主义理论家们所提倡的，人们在市场里自由地运用自己的知识、智慧、财富的原则，既看不出它振兴国家的功用，也看不出它与自己国家的政治文化传统对接的可能。于是，他们将现实政治问题思辨地处理，建构了一套要么是浪漫的政治理念，要么是思辨的政治哲学。前者以卢梭为代表，引导出两可的政治哲学路向——公意与众意的微妙划分，使得欧陆徘徊在民主与专制的歧路上面；后者以黑格尔为代表，对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进行了批判和重建，但导致了经验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思辨转向。古典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在欧洲大陆丧失了与社会转型健康互动的真实社会空间。

19世纪中后期风起云涌的社会主义运动，使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经历了又一次重大挑战。社会主义的理念，满足了社会下层对财富的追求和公平分配的愿望。这是古典自由主义视野之外的问题。古典自由主义关心的是财富的生产问题，关心的是个人的社会处境问题。而社会主义将财富的分配问题突出来了，将个人的社会本质加以强调。在19世纪的社会主义挑战下，英国的议会甚至都放弃了个人主义原则，转而接受集体主义。这样的社会状态，促使政治哲学家、经济学家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对19世纪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运动进行了自由主义式的回应。密尔的理论结构是很奇特的：他受父亲影响，在经济领域有强烈的社会主义冲动和鲜明的社会主义色彩，但在政治生活领域里，又特别强调权利的优先性。密尔写作的《功利主义》，提出了快乐是个人行为的唯一动力，并将所有人的最大幸福作为自己追求的道德目标。他以此为基准修正自由主义。在《论自由》中，他强调了自由的基本原则，并第一次“论证”了这些原则。一方面，自由最基本的含义是“免于伤害和奴役”。这就是自由主义讨论自由的极其重要的“伤害原则”，它是密尔进入自由主义理论谱系的理由。另一方面，密尔论证了自由主义的发展对于现代政体的安排来讲的两个重大原则。一个重大原则是把自由的观念形态缕析出来了，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等就是密尔对于自由主义理论建构的贡献。另一个就是把自由的行为形态加以了清理，那就是人们的经济自由、政治自由与文化自由。密尔既从社会的角度审视了自由问题，给自由注入了伦理的内涵，又从政府作用的角度申述了经济干预的必要性，并放弃了自由放任原则。这是对古典自由主义理论的重大修正。

洛克和斯密的着眼点在限制政府，因此，不让政府妄为是他们最为关心的问题。对于密尔这样的新自由主义代表而言，他们关心的问题是个人、社会与政府的关系。但这个问题的引入，为自由主义打开了一个魔盒。到现在为止，自由主义对付这个问题还不是很自洽的。因为自由主义原初的立场就是限制政府，而现在要求政府是一个有限的结构的同时，又要求政府是一个有效的政府，自由主义就不能不容忍政府的“做大”。此后的格林、霍布豪斯等新自由主义的名家把政府越抬越高，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为凯恩斯主义的出台准备了观念条件。尤其是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遭受的第一次普遍的经济危机，市场失灵的呼声此起彼伏。市场失灵使人们便利地引入了政府功能。但政府功能的引入一定会伤害自由主义的底线权利原则。到了上个世纪50年代，凯恩斯主义正式出台，将政府调节经济的功能摆到了突出的位置。政治哲学似乎既无力证明这一选择的正确性，也无力抗拒政府对私权领域的切入。人们大多采取了丹尼尔·贝尔的策略，即基于自由主义宪政制度的共识已经达成，没有必要再纠缠在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上，来拼命捍卫自由民主宪政制度。政治哲学就此将地盘让渡给了政治科学。

直到20世纪后半叶，以一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家的登台为标志，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得以复兴。1971年罗尔斯《正义论》的出版，使自由主义第一次很正面而系统地回应了正义诉求的问题。人们一般认为，自由主义是谈自由的，社会主义是谈平等的。但是罗尔斯《正义论》的写作表明，在自由主义主题范围内，也是可以很好地证明平等问题的。按照普特南对自己哈佛大学同事罗尔斯的评价，自由主义者也可以有一个“高贵的灵魂”。罗尔斯从个人主义立场出发，以良序社会为背景，将古典自由主义的“自由”安顿在辞典序列的优先位置，申述了正义的两个基本原则，即每个人都拥有和其他所有人一样的自由的平等，同时，社会的不平等应当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并在机会平等的前提条件下将职务和机会向所有人开放。罗尔斯就此将现代西方的基本政治价值——自由、平等与博爱有机地结合起来。可以说，罗尔斯成功回应了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积累到相当程度，使得人们在面对财富分配的时候出现的紧要的公平问题，使自由主义对于时代的变化在理论上做出了有效回应。因此人们也称罗尔斯的自由主义是福利自由主义的一个理论建构。

1974年，罗尔斯的同事诺齐克出版了《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对罗尔斯的主张进行了批评。（他出版的这本书，不久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声名鹊起，当时他才三十岁出头，非常具有创造力，可惜他后来不从事政治哲学研究，专门进行形而上学、道德哲学、人生哲学的研究了。）诺齐克用权利理论批驳了罗尔斯带有威胁自由的危险性的正义理论——政府做的事情太多了，政府有可能褫夺公民合法获得的财富而向不利者倾斜。这就意味着对个人自由的伤害，以及无法对政府的巨无霸倾向进行有效的防止。因此，他用“持有的正义”来反驳罗尔斯的“分配的正义”，用“最弱意义的国家”来消解罗尔斯做大国家的倾向。诺齐克认为，一个公民只要他的财富是合法获得的，就不能被褫夺。而且，当持有符合无主物占有、合法转让与矫正最初持有与转让的不正义的原则的时候，持有的总体就是正义的，就无须一个另外的分配正义。这种观点，很显然是对古典自由主义的财产原则的强烈捍卫。所以有人认为诺齐克不太高尚，他的观点反映了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原则。但是诺齐克看到的最关键的问题——财富由谁创造的问题，指出了创造财富是分配财富的前提。因此，持有正义在这个意义上对分配正义有根本制约。

哈耶克出版的一系列著作，无论《通向奴役之路》，还是《自由宪章》，或者是《法律、立法与自由》，也都是努力在申述古典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他特别强调“法治之下的自由”。他重视进化理性主义的社会功用，对于古典自由主义主张的自主地运用自己的知识、智慧、财富的基本原则，极力加以辩护。他坚决拒斥建构理性主义者狂妄地设计理想政治蓝图的尝试，主张在尊重自生自发秩序的条件下发挥人们的法治能动性，从而将自由主义从经济领域扩展到政治领域和法律领域，成功地建构了最为系统的自由主义理论体系。可以说，罗尔斯、诺齐克、哈耶克分别从道德哲学、经济哲学和政治哲学三个向度将自由主义的理论建构推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

二、保守主义

自有其理论渊源的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有重大区别。两者无论是在基本价值还是制度安排，尤其是在对待传统的立场方面，均表现出了趣味不同的理论特色。第一，保守主义更明确地显现为一种价值立场，或是一种价值倾向——它最紧要的关注点就是对既有的规则、秩序、习俗和价值理念的尊重。第二，它没有提供一揽子的政治制度设计。在这个意义上，保守主义很强烈地表现为一种生活态度。

虽然保守主义在当代美国渗透到布什政府的灵魂里去了，但是，美国的整个制度建构仍然维持在自由主义的宪政民主平台上。保守主义借助这个平台，试图实现自己的价值期待：促使人们尊重传统价值，捍卫既有生活秩序，以便解决美国社会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保守主义的形态比较复杂：有温和保守主义，这是保守主义的主流，从伯克到奥克夏特基本上都秉持这种保守主义立场；也有极端保守主义，它因循着柏拉图式的政治哲学道路，试图以哲学王式的统治来一揽子解决现代性政治的深度难题，利奥·斯特劳斯学派是主要的代表。前者主要体现为文化保守主义的理论形态，后者则体现为政治保守主义的理论形态。

我们可以从保守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三个代表人物来认识保守主义的政治哲学理论建构：

1.伯克

保守主义的创始人是伯克。我们知道，他对法国大革命有深刻的反思。他的两部重要著作分别显示出两种政治态度。一部是《美洲四书》，另一部更为有名，就是《法国大革命反思》。在《美洲四书》中，伯克表现出的是对美洲人民生存权和自由权的高度尊重，显示了保守主义在某种程度上表现的保守自由主义和自由保守主义这样的价值立场。所以当时有人将伯克与洛克并称，看做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

伯克通过对法国大革命的反省，建立起保守主义的系统理念。法国大革命激发了伯克对社会底层暴力的恐惧感，他对规模浩大的社会暴力行动和激烈冲突极端地反感。由此他将保守主义的立场宣泄得淋漓尽致。基于这种政治心理，他总表现出对过去的贵族习俗的眷恋，他们希望通过温文尔雅的政治行动，逐渐地改变和改良我们的政治生活。而对于那些根本不懂政治的社会下层以自己的欲望刺激和欲望诉求把社会既有秩序彻底颠覆，伯克表示十分轻蔑。他强调，政治制度形成了庞大、复杂的约定俗成的权利体系和习惯于遵守的惯例，它虽然在过去产生，但在不打破连续性的条件下使自己适应于现在。因此，人们应当像对待宗教信仰般地相信既成的政体和社会历史中形成的传统。它们的权威性直接显示在源远流长的历史积淀上面。在伯克看来，即使是他也相信的分权原则，也不过是在历史中形成的一套体制，而不是人为设计出来适应现实需要的制度。那些从事议会立法的人士、政党活动的人士，也当然地是那些在传统的意义上已经显示出克己奉公的政治美德的人士，而不是利欲熏心的政客。至于国家，则是人类政治生活的长期实践凸显出来的政治智慧的产物，不能轻而易举地处置。而诉诸革命的手段试图改变社会政治生活的基本面貌，不过是对人类既有文明成果的毁坏。因此，他对法国大革命怀抱一种极度轻视的态度就是可想而知的了。

伯克开辟了保守主义的理论先河。他基于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审视法国大革命，但保守主义的结论却落在了政治保守主义的焦点上。可见，保守主义的文化形态与政治形态，没有一个绝对无法逾越的鸿沟。

2.奥克夏特

所谓英国人的绅士风度基本上是在维多利亚时代产生的。从总体上可以说，这是伯克所期待的精神的延续。20世纪，对人类这一优雅精神的阐发，不是仅仅停留在伯克那种对法国大革命采取什么态度和对人们的自由民主权利给予什么评价的问题上,对于保守主义来讲，系统而具有深度地清算“现代”的得失已经成为一个关键问题。这个时候，保守主义的关键人物奥克夏特适时出场了。他对“现代”的精神进行了“深度清算”。

第一，他在哲学预设上审度现代精神出了什么毛病。那就是对理性主义抱有单纯的信任。他批评理性主义并不能凭借一切行动在理性教育之下所得来的知识使行动有效地完成。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烹饪。我们中国人讲的“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就最好地阐释了奥克夏特对“现代”的清算。烹饪的理性知识告诉人们，要烹制美味佳肴需要放置多少醋、酱油、辣椒、盐、油，在什么火候的时候倒下去，这个菜配多少，那个菜配多少，这是我们现在“学”烹饪的一个基本结构。但在实际的烹饪中，即使你把这种方法掌握得非常精妙，菜烹制得好不好，火候把握得精到不精到，还是烹饪师根据经验来把握的，而不是根据理性教育来把握的。理性教育不能使你成为一个好厨师，犹如理性教育不能使你成为一个好的航海家一样。在这个意义上，过去人们有些什么经验，远远胜过现实中人们有种什么理性。实践的知识在此确实比技术的知识要优胜。所以他认为，近代欧洲人的理性建构是很荒谬的——通过理性的假设、人为的操作，然后一揽子地彻彻底底解决所有问题，尤其是解决政治领域中的问题——这是绝对不可能达成的事情。在奥克夏特看来，这完全是理性主义的幻想。

第二，他对现代政治整个心理基础进行了分析——现代政治、现代经济、现代生活就是欲望政治、欲望生活。当人类的欲望完全正当化，而一个人的行动如果仅仅以自己的欲望为导向，不考虑他人、社会——一个人如何可以被尊重这样一个历史前提和社会前提，那欲望社会就是危险的。正如我们中国人知道的这个道理，“人心不足蛇吞象”，或所谓“欲壑难填”。从这个角度讲，他认为现代政治是要进行深度清算的。要从哲学基础、心理结构上进行批判，从而建构起一种人们在传统习俗和经验生活的前提条件下理解生活、展开生活的传统；要尊重既有事实，要经过长期实践的生活来熏陶我们的政治习性，这样才知道良好的合作，知道我们的权利如何可以落实。因此，改变现代政治的“理性主义气质”，培养出与宗教和道德无关、来自实际生活智慧的保守气质，才是优化人类政治生活的正道。于是，基于抽象理性主义概念的现代政治，务必进入基于传统和习惯的政治，国家不能干预他的公民究竟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只能像大海上漂浮的船只一样，使公民们可以各自寻找自己的目标。

奥克夏特被称为20世纪后半期最重要的保守主义理论家。他在逝世的时候，就有评论将他视为伯克以来英国最重要的政治哲学家。

3.利奥·斯特劳斯

就保守主义的脉络来看，无论是伯克还是奥克夏特，他们的理论都还没有达到后来以德国流亡者的身份来到美国并成为美国一个有影响力学派的领袖人物利奥·斯特劳斯所达到的成就。

大致地讲，英国范围内的保守主义可以称为自由的保守主义或者保守的自由主义。但是，德国人斯特劳斯到美国后形成的斯特劳斯学派，作为保守主义的当代旗帜，它所申诉的原则大为变化。

第一，它特别强调极端精英主义或贵族主义。政治绝不是一般人可以从事的，也绝对不是一般人可以微妙地加以把握而得到理解的。在这个意义上，只有那些专心地关注政治问题的人，他们才能够很敏锐地教导我们什么是政治。对于一般人而言，哲学王只需要用直白的语言教诲人民就足够了。但是真正的精英，则应当去深入体会这些教诲字里行间的隐微意义，从而做到既与世俗相处而又发现美好生活的真正答案。这就是典型的柏拉图“哲学王”的统治：政治生活是一种人们面对绝对价值的生活，是一种对隐微含义的神秘体验。

第二，比较政治规则和精英人物的重要性，前者绝对不如后者重要。一个政治人物在把握了这样一种绝对价值的时候，他可以逾越规则，可以逾越法律。在一种扩展了的斯特劳斯观点中，可以推论出这样的观点——规则和法律都是对贤与不肖约定的结果，因此，这种约定的结果可能让渡了绝对价值上的硬度、强度。面对绝对价值的时候，所有的规则生活都是软弱的，人们需要服从的首先是宗教的信仰法则，而不是人为约定的现实政治与法律规则。宗教是秩序和社会稳定之源，是人民需要的鸦片。只有在宗教的意义上才能有效区分是与非、对与错、高贵与卑贱，促使人们认同共有的真理。

第三，正是基于对这种绝对价值的把握，斯特劳斯式的保守主义认为自己能够直接提供美好生活的答案。他们对自由主义的批评变成了对其的诋毁，变成了对自由民主无效性的论证。他们认为自由主义有两个致命性的缺陷。其一，它假设文化是多元的，但是到最后自由主义的价值诉求却认定自由本身是绝对的。自由主义支持文化多元主义，但是到了最后它认为，自由是绝对普适的，是不可以商量的。其二，就是自由主义声称自己可以为人们带来良好生活状态，但是它无法向人们提供什么是美好生活这个问题的答案，它只是极力地张扬人们现实欲望的合理性，将严肃的生活变成了游戏，从而掩盖了政治的本质。为了有效克制并超越自由主义的这种缺陷，斯特劳斯走向了隐微体验的神秘主义，试图依靠重建宗教神秘主义传统来解决现代性的内在难题，实际上也就是把现代性克服掉。

斯特劳斯的理念是对传统保守主义的瓦解。它与英国保守主义表现出来的思想气质大为不同，它是与前述温和保守主义极为不同的极端保守主义。正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意义上，哈耶克特别声称，他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他并不以传统为传统自身能够自主存在的理由，传统应该是开放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现代保守主义之间的那些基本价值陈述，所反映出来的价值立场、思想气质、理念特征有着重大差异。如果说伯克、奥克夏特的保守主义还是以保守自由为名展开其思想逻辑的话，斯特劳斯则直接以颠覆自由民主等现代性结构为使命。但是，他意图跳出现代性的圈套言说人类政治生活的意图，却因为掉进了意识形态的陷阱而显现出鲜明的现代性特征。

三、马克思主义

现代政治哲学各个流派中，除自由主义之外，马克思主义可以说是对人类政治生活影响最深刻、最广泛、最持久的政治哲学体系。

马克思主义有其特殊的社会历史来源与特殊的思想来源。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来源我们都知道有三个：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德国的古典哲学。这些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性质有什么影响？可以说，这三者为马克思主义打上了与自由主义、温和保守主义共同分享现代性的一致假设的烙印：理性主义、启蒙主义、普遍主义、进步主义也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理论特性。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起源，则直接与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相关。马克思主义准确地诊断了早期资本主义的一切弊病，看到了私有化的生产关系与社会化的大生产之间尖锐的矛盾。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对德国，尤其是对资本主义早期发展相当成熟的英国的考察，敏锐地揭示出资本主义必然向社会主义进步的“历史规律性”。马克思主义是“现代性”的产物。

马克思主义的三种思想来源使得它与自由主义表现出一种相近的现代性思想品格。但是，它的思想主张却具有鲜明的特点。

第一，马克思主义构想了它的特定的历史哲学。当马克思主义落实在我们社会政治生活领域的时候，它对什么社会发展因素特别看重？生产力。生产力的绝对主导，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人类社会得以进步的最根本动力的唯一答案。生产力，也就是人类改造和征服自然的一种能力，它由人的因素与物的因素组成。生产力一直被马克思主义强调为社会历史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最活跃的因素，也是人类社会能够得以进步的根本动力。在社会结构的基本要素上，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什么是生产关系？就是人类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包括三个内容：一是所有制，二是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三是分配关系。而一定时期内生产关系的总和，就成为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决定社会的性质与状态，它对社会的上层建筑发挥决定性作用。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式、国家结构，等等。经济基础发生了改变，上层建筑迟早也会发生相应的改变。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交互作用中前进和发展的——逐渐从原始社会发展到奴隶社会，从奴隶社会又发展到封建社会，进而从封建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再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社会主义社会，最后进入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

马克思主义认为由五种规范形态替代的形式来显示的人类历史势不可挡的发展，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那么谁在推动这五种社会形态的发展？就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人民群众。毛泽东总结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动力说就是，“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人民怎样推动社会历史的发展？通过代表先进生产力的人民与代表落后生产力的统治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

第二，阶级斗争学说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现代性特色最为鲜明的地方。阶级斗争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阶级斗争围绕什么来展开呢？围绕国家权力展开。国家权力是少数人的权力还是多数人的权力，是统治者的权力还是被统治者的权力，是高层统治贵族的权力还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权力，这个问题是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分析的最主要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特别强调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温和保守主义分享着同一个理念——人民主权理念。但是在它阐述人民如何革命的时候，跟自由主义就大相径庭了。它认为人民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人民怎样才能反映生产力的进步呢？就资本主义社会来讲，人民必须要组织起来，组成政党，而政党一定要有它的领袖，处理好人民、政党和领袖之间的关系。由此，生活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先进的工人阶级，由于有了自己的政党组织——共产党的领导，就能够推翻剥削阶级即资产阶级的压迫和统治，建立起代表人类历史发展中最为先进的无产阶级自己的国家，并最终将国家消灭。在这一点上，政党的作用，尤其是政党领袖进行的思想指导和组织动员这两种功能，又决定了人民群众是否能以组织起来的状态来推动历史的发展。因此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基于这样一种思想主张，就一定会强调现存社会的冲突问题。所以在西方经典社会理论里，马克思主义被划归为冲突学派。

第三，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通过直接民主的方式，才能够真正保证人民群众当家做主。1871年巴黎公社的出现，给马克思、恩格斯这两位马克思主义的原创者以巨大的鼓舞。他们追求的就是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直接民主。他们要反对少数经济精英和政治统治者对国家权力的独揽。这种精英民主其实就是愚弄人民的资产阶级虚假民主。人民群众的直接民主，是真正保证人民权力不至于从人民手中滑落的前提条件。

马克思主义与国家权力直接结合起来，不是在它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那里，而是在它的发展形态，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二阶段——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三阶段——毛泽东思想那里。这两种形态是通过落后国家的政治革命来实现马克思主义所承诺的现代社会发展的一系列基本原则。列宁主义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现实转型中最为关键的形态。本来，马克思早期设想的推翻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在所有发达国家同时发生才可能成功的事情。但是，1848年欧洲革命以后，社会主义革命处于一个显见的低潮。到20世纪初期，列宁根据时代的变化，敏锐地指出，社会主义革命是可以发生在帝国主义的薄弱环节，并首先取得革命胜利的。正是在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革命理论的指引下，在欧洲处于资本主义发展低水平的俄国，在世界上率先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权。毛泽东思想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跨度最大的理论创建。如果说列宁将马克思主义与俄国这个相对处于落后阶段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结合了起来，那么毛泽东则将马克思主义与一个完全落后的农业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结合了起来。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这样的理论创见，才使得马克思主义与落后农业国家的政治变革有了一个结合的理论空间。当然，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的省略导致的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的理论难题，到今天还深深困扰着人们。

马克思主义还有另一种形态的发展脉络，就是我们中国人现在把它命名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脉络。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是指第二国际以后，伯恩施坦他们开始修正原创阶段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理念而形成的流派。他们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理想的社会主义社会，实际上不一定要通过单纯的社会政治革命才能实现。他们认为，通过议会斗争完全可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种修正的马克思主义借助葛兰西、卢卡奇这些思想家对马克思主义的反思，建立起了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进入社会主义的新思路。像法兰克福学派，从战前到战后，一条脉络贯穿下来，尤其强调资本主义性质与马克思、恩格斯时代相比而言发生的变化。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已经锻造出一个消费社会、大众社会，这个社会以它的物化状态消耗着人们的革命热情，因此，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并不表现在发动社会政治革命上面，转而表现在社会总体革命上面，其中尤为紧要的就是文化批判。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等人，就这样力图将马克思主义“改造”得可以解释清楚西方现代社会的近期变化。西方学者认为他们延伸了马克思主义的当代生命。但我们中国人断定“西方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由恰恰就在这里。因为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理念里，无产阶级应该是拿起枪杆子来进行暴力革命，“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把握住国家政权，让国家政权成为人民政权，这样，社会历史的进步才能持续地发展下去，才能促使国家由产生到发展再到壮大、衰变，最后到消亡。

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有两种形态：行动形态和书斋形态。当马克思主义显示为行动形态的时候，它的意识形态结构的革命化特质是非常明显的。而当马克思主义显示为知识形态的时候，它也可以显得非常书斋气。这两种形态与马克思、恩格斯这两位创始人奠立的马克思主义精神气质有密切关系：因为当年马克思在大英博物馆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的时候，一方面，他是在进行理论的建构活动，他试图清楚解释新生的资本主义的秘密是什么，所以他从商品出发，推论出一套绵密的《资本论》体系；另一方面，他又呼唤社会政治革命，努力彻底解决资本的不公平性和资本的内在矛盾。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就是社会化的大生产和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之间不可克服的矛盾，指出这一点以及提出解决这一矛盾的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精髓。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在兼具观念形态与行动形态的时候，是马克思主义最具有力量感的时候。但是，当年苏联以七十年的历史来实践的列宁主义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发展理论，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则最终归于失败。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体现出来的特点是政治上的国家集权、经济上的国家垄断、社会治理上的国家威慑性支配，它既要控制人们的思想又要控制人们的行动，使得国家成为一个高高在上的全面控制机器，它的归于失败是必然的。因为它严重偏离了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设计思路。

四、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在现代意识形态各流派当中，是非常晚近才兴起的。多数人认为，它是19世纪的产物。民族主义的产生，与法国大革命，尤其是与德国启蒙运动的兴起有密切关系。但总的说来，现代民族主义的理论建构还是比较孱弱的。我们很难举出一个大思想家是个公认的民族主义理论家。民族主义在理论上缺乏纯粹的形态。它大多与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连接在一起。它的理论边界是比较难于辨认清楚的。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民族主义有两种理论形态：一是文化民族主义；二是政治民族主义。但我们首先不区分文化民族主义和政治民族主义的差异，而是首先概括地描述民族主义所面对的“民族”构成。整个民族主义说起来就是一个民族自我优越的理论想象。民族主义的想象基础是一个民族的共同生活，以及这种共同生活显现出的语言、历史、文化、传统。著名学者安德森写《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这本书的时候，他就特别强调，民族是“想象共同体”的观念产物。我更愿意把它颠倒过来说，民族是长时间生活在某种空间，而形成共同习俗和文化的共同体。一个民族之所以构成一个民族，不是想象出了这个民族，而是已然存在这个共同体。基于这个没有观念自觉支撑的共同体，民族主义将共同体的优越想象自觉概括为“共同体的想象”。因此，不应该说民族是“想象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的想象，建立在原有的共同体人群的共同经历之上，通过语言、生活、习俗、传统，他们就愈来愈清晰地辨认出想象，他们就是一个Community。换言之，民族作为共同体的想象是指，在已经存在一种在语言、生活习性、地域空间、文化、国家建构这些相对一致性的基础上，让该共同体人群来想象他们如何是一个共同体并得到这种想象的自觉强化。

民族主义的这样一种结构特质，可以说是一种典型的与现代意识形态和现代国家建构相吻合的观念体系。这就注定了民族主义的理念具有的依附性特点。民族主义与后发展国家的民族建立国家的政治经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民族主义总是与所谓民族独立紧紧地勾连起来。这也就是与民族主义说不清楚关系的爱国主义的起源与基础。理论上绝对独立形态的民族主义，它既不能说明一个与民族特殊性完全相适应的政治结构，也无法在观念结构上通过政治哲学、制度设计一直下到生活秩序的一揽子论证而给出一个完备的理论建构。民族主义总是对某个共同体在其文化结构上、政治处境上表现出一种自我优越感和一种自我复制的诉求。在这个意义上，民族主义的影响，无论是民族主义的文化形态还是民族主义的政治形态，都成为现代民族国家动员群体的观念武器。民族主义确实是一把双刃剑，少了它，现代民族国家动员的有效性不足，但民族主义宣泄过头了，又会使得一个民族—国家的国家生存、正义原则被民族的情绪所遮蔽。因此，民族主义一定要在民族的政治动员和民族的狂热自恋之间找到平衡点。民族主义既不能过头而超过民族政治动员的需要，也不能滞后而无法将民族的政治想象加以激发。没有民族的情感、民族的理念、民族的文化、民族的习俗、民族的传统，那么国家得以凝聚起来的根据就会处于不足的状态。但民族主义过盛的话，它对于一个民族的现代化进程必然会产生极其消极的影响。正是因为如此，现代民族主义对于国家而言是必需的，泛泛地批评与拒斥民族主义是值得商榷的。但这也不构成宣泄民族主义情绪的依据。

文化民族主义和政治民族主义可以再做区分。文化民族主义大致与自由主义连接在一起，早期民族主义大都是自由民族主义就是这样形成的。政治民族主义则是将民族的优越想象往政治生活领域延伸的产物，因此它是具有明确排斥性的民族主义。政治民族主义强势到相当程度，便与政治种族主义联系在一起。纳粹主义就是最为典型的政治民族主义。

1.文化民族主义

文化民族主义，就是一个民族共同体对自己文化优越的想象产物。文化民族主义在所有的民族主义里，排斥性最弱，但最为深沉。因为一个民族的理论家们和政治家们，对自己民族的文化优越性的想象，实际上是对于自己民族足以排斥其他民族或领导其他民族的文化根据的设计。这是一个民族得以凝聚起来的软性基础。比如说我们中华民族，五千年悠久历史，长期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倒，我们有四大发明，有从先秦诸子到两汉经学再到魏晋玄学、宋明理学以及晚清实学的思想发展脉络，我们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这些都我们民族对自己民族文化优越性的集聚。每个现代民族，“人心同然”。

文化民族主义的理论代表大多出现在后发现代国家。比如英国民族主义的阐述并不是一个强势的阐述，密尔对民族主义有论述，但并不是作为理论轴心问题来处理的。后来英国民族主义的理论阐述，像史密斯这样的民族主义理论家，他的兴趣在于对民族主义进行知识性的清理，而不在表达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立场。但是对于德国，尤其是对俄罗斯而言，那种文化民族主义的强烈色彩和对自己民族文化的骄傲感，在18世纪德国古典哲学中鲜明地体现了出来，在19世纪俄国启蒙思想家那里也同样有突出的表述。即使在20世纪到了英国的俄国移民艾赛亚·伯林那里也有极为明确的表现。伯林以俄国人身上的那种思想上的高贵性和优越感，甚至在牛津大学这样的地方都不加掩饰地表现了出来。文化民族主义显现为自由民族主义的形态的时候，虽然也非常强调民族—国家的绝对主权，但是更为看重国家内部个人诸自由获得国家保障的状态。这是自由民族主义的精髓所在。意大利的马志尼是这方面的著名代表人物。

一个思想家，甚至政治家表现出文化民族主义的立场，并不是严重的“政治问题”。每个后发展的现代国家，在兴起的过程中大都有文化民族主义与之伴随。毫无例外的是，中国人表现出来的近代文化民族主义立场，也是非常强烈的。整个现代新儒学，基本上就可以说是文化民族主义的理论阐释努力。现代新儒家的重镇牟宗三就从文化民族主义的预设出发，力图重建中国现代哲学。他认为，西方哲学的最高水平是康德。康德把世界一分为二，一个此岸世界，一个彼岸世界。彼岸世界和此岸世界绝对分离。彼岸世界是信仰的世界、神学的世界；此岸世界是一个可以认识的世界，也就是我们现实感知的政治世界、经济世界。此岸政治世界讲究法权的形而上学，彼岸世界讲究神圣的宗教信仰。人类借助一种外在的超越，通过世俗生活超越达于彼岸。在牟宗三看来，这种外在超越，水平太低了，只有儒家处于更高水平的内在超越。什么是内在超越？就是心里有一个理想的目标，心统性情，把自我与非我统一起来了，自我圆足，达到一个圣人的状态。他认为儒家的心性之学，胜于德国古典哲学。我们的智慧是圆的，西方的智慧是方的。中国哲学是高超的“圆善论”，现代新儒学的代表人物，诸如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发表《为中华文化告世界人士书》，就认为中国人不应该自暴自弃，就是西方人也应当谦虚地向中国文化学习。他们列出了中国文化的八大优点，都是西方人要谦虚地向中国人学习的。这些，都可以说是民族主义在文化形态上的一种建构。

2.政治民族主义

政治民族主义跟文化民族主义大不一样，政治民族主义带有强烈的民族共同体的对抗性特点。政治的民族主义不是指民族的自决这种意义上的民族倾向性，而是指用民族主义作为国家政治控制工具，并强烈排斥其他民族的民族主义思想。这样一种对抗所导致的结果就是民族间因冲突而必有的统治与被统治、占领与被占领、强大与弱小这样一种结构。政治民族主义特别强调民族利益之间的相斥性。在这个意义上，政治民族主义思维模式上体现出一种零和游戏的特点。这种思维特点所表现出来的政治行动就是对民族之间的兼容、边缘的相互交叠、共同的交流、理性的妥协以及两个民族—国家之间有可能产生的融会，统统予以坚决拒斥。

中国当代的政治民族主义情绪是比较强烈的。比如激烈的民族主义者呼吁“不惜对日一战”“不惜对美决一死战”“迟打不如早打，不惜诉诸焦土政策”等，一有人想稍微温和一点地陈述想法，就惹翻了民族主义情绪最强烈的人们。这就是情绪化的政治民族主义。政治民族主义基于冲突、着眼对抗、只重排斥，是一种井底观天的民族优越性的粗暴政治想象。日本就有知名的汉学家考证，像中国人中流行的“小日本”这种说法，与日本人自称的“大日本”这种概念，典型地反映出两个后发展的现代亚洲国家在相互冲撞的时候的一种认知的错位。我们近代以来一直称日本为“小日本”，我们认为，小日本不算什么东西，居然随时想和我们中国人对抗，恨不得将日本灭了算了。所以才有人宣称，21世纪中日必有一战。但日本人也有它的政治想象。你中国人说我是小日本，我日本人则说我们是大日本国。两国之间就在这种对峙的民族主义情绪中处于一种紧张的民族—国家关系状态。这个时候，民族—国家的最大利益实际上就无法实现了。

将政治民族主义推向极端的，就是纳粹的国家社会主义的极端民族主义。它将日耳曼民族的优越想象推向极端，硬生生地构造了自我美化的种族主义与高度极权的国家社会主义结合起来的国家哲学，从而将种族灭绝作为种族醇化的前提条件，上演了现代历史上惨绝人寰的“屠犹”悲剧。这是民族主义走向极端导致的最值得人们记取的政治教训。

在现代历史发展上，最可以使人接受的民族主义是自由民族主义，它特别强调的是民族的自由心态、民主选择，而对其他民族采取不排斥而且宽容的基本立场。基于自由民族主义的概念，我们一方面强调中华民族的自决权，另一方面可以谦虚地向西方民族学习。西方的民族有现代的文明、现代的制度设计，这是我们必须学习的。而我们的发展，并不排斥西方的发展，民族之间有一个相互借鉴经验的过程，这是民族主义盛行时代的现实抉择。自由民族主义所强调的大家和平宽容地相处，也许是提倡民族主义最好的出路。它强调自由，强调宪政，强调民主，强调国家繁荣富强的自主特性。因此，在气度上来讲，这种民族主义应该是我们应该双手拥抱的。但是信守这种民族主义却是最为困难的。因为在一个主体民族建构起来的国家权力体系中，各民族处境不同、状态各异，没有民族内部的理性力量，也没有国家之间的外部规范，不能够保证所有的民族都有理性相待的政治气量，这无疑给自由民族主义提出了最强有力的挑战。

五、功利主义

功利主义是近代以来在政治哲学领域影响最广泛的思潮。边沁、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和西季威克是功利主义的代表人物。功利主义可以划分为规则功利主义与行为功利主义两派。一般认为，前者对后者进行了修正，但实际上二者在基本预设上并没有本质的差异。而且就像论者指出的，假如用极为细节和繁琐的方式描述规则，最终会使规则等同于行为。尽管也有人不同意这种说法。

功利主义和契约主义是相对应的两种现代政治哲学基础理论。按照罗尔斯的区分，政治理论长期在两个极端徘徊：要么是功利主义，要么就是直觉主义。可见，在新社会契约论基础上建构的正义论政治哲学体系出台之前，功利主义的学术“势力”之大。

辨认是否属于功利主义阵营，有几个关节点是最为重要的。功利主义最为核心的观点就是我们都熟知的：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但是对这一基本诉求的具体内涵，功利主义内部则有不同的解释进路。行为功利主义注重以行为后果至少和任意选择的行为结果一样良好来判断行为的正当性。规则功利主义则强调当行为与人们普遍遵守就会有好结果的规则相符时，行为就是正当的。罗尔斯在批评功利主义的时候，对于功利主义的内部差异是不太注重的，他将功利主义视为统一的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

功利主义并不是简单地表达一个价值立场和一种心理愿望，功利主义对此在理论上有一套论证。功利主义曾经自负地认为它是最为系统和完整的道德与政治哲学体系。按照加拿大政治哲学家金里卡的分析，功利主义之所以具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原因有两条。其一，功利主义理论上结构的独特性使得它具有吸引力。功利主义的理论，一方面脱离了上帝的护佑，并不依赖可疑的形而上学实体。它张扬的基本价值——幸福、福利、福祉，都是我们生活中所追求的东西。它要求人类在追求幸福、福利的时候，平等地对待每一个社会成员。其二，功利主义以其后果论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功利主义的后果论要求我们检查相应的行为与政策，以便判断它们是否真正能够产生某些明确无误的好处。功利主义似乎就此克服了那些仅仅要求人们遵守规则而不计后果的道德理论的弱点。它明白无误地要求检验规则的后果是给人们带来了好处还是伤害。这就与我们对于某事物是不是道德的判断经验相吻合了。功利主义实在是大大适合“工商社会”的人们进行道德判断的现实逻辑的需要了。它在现代道德与政治生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实在是具有很大的“魅力”。

功利主义的论证进路是复杂的，在金里卡的分析中呈现为四种方式。第一个是我们大家对功利主义最为熟知的进路，那就是享乐主义的进路。在这种思路中，快乐体验或快乐感成为人的首要利益。快乐之作为功利本身就是目的，其他的东西都只是手段。第二个论证进路校正了享乐主义，而基于人的很多经验具有价值的前提，致力全方位地提升各种各样的有价值的心理状态。对功利的第三种解释是偏好的满足，即增加人们的福利就是满足人们的偏好，至于偏好的性质则不是其关心的问题。这就引出了第四种解释功利的进路，把偏好的性质加以了明确的规定，那就是理性的偏好或有理据的偏好。满足这种偏好就符合功利主义对功利的规定。在金里卡看来，功利主义与四种解释的每一种都能协调，尽管功利主义就此与享乐主义的瓜葛是一件拎不清的事情。

功利主义力图使幸福、快乐或效用最大化的努力，是功利主义之成功并具有吸引力的关键原因。但是，要想支持这种最大化的判断，必须提供令人信服的理由。功利主义从两个理由上找到了足以支持自己立场的根据。一个理由是，从道德的观点看，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同等重要的，因此应该平等地考虑每个人的利益。按金里卡的拆解，这意味着支持功利主义的第一个理由包含三重意思：首先，人是重要的，并且每个人都同等地重要；其次，应该同等程度地看待每个人的利益；再次，道德正当的行为将使效用最大化。与此不同，第二个支持功利主义的理由是，功利主义申述的使效用最大化是首要目的而不是派生目的。我们之所以平等待人仅仅是因为平等待人是实现价值最大化的途径。前者注重功利主义之作为如何平等待人的道德要求的理论，后者则作为功利主义是以利益最大化来界定正当的理论。对于功利主义而言，前者的道德自洽性程度会高出后者许多。这样，功利主义就将平等主义与效用最大化混合在一起，显示出功利主义的“独特威力”。

功利主义在现代政治生活中发挥的作用，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在它的创生时期，功利主义发挥了批判社会不公的作用。它要求对英国社会进行彻底的反思，指出当时英国社会现状是封建迷信的产物而不是理性的产儿。作为一种哲学激进主义，功利主义要求扩大民主，进行刑事改革，制定福利措施，从而在自由主义的角度呼应了社会主义高涨时代人们对于分享财富的那种强烈期待的社会心理需要。

但是评论者认为当代的功利主义已经丧失了这种社会功能。当代的功利主义被称为“极端的顺从者”。他们倾向于为社会现状辩护。金里卡认为，功利主义的政治影响力发生这种变化，是由其深刻的社会背景转变因素促成的。一个原因就是人们意识到践行功利主义的道德原则存在着实际的困难。功利主义本来是要人们在实践中很好地遵守日常道德，但人们却可以突破日常道德并以此去增加效用，于是功利主义便要求人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守持道德规则。这就带来了对功利主义不利的结果：遵守现存道德规则的收益是明确的，但遵守新的规则的收益则是不明确的，就算是人们预知了遵守新的道德规则的后果，但这一结果的准确测量也是不可能的，这样，功利主义期望的社会制度合理化带来的可能就不是好处而是坏处了。就此功利主义作为一种原则具有的批判功能和政治评价功能就不被功利主义者们所注重了。另一方面，功利主义赖以扎根的英国社会，社会背景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当功利主义刚刚诞生的时候，英国社会的基本状况是国家主要着力满足部分精英的利益要求，并且不惜牺牲绝大多数人包括工人和农民的利益。这个时候，功利主义的社会批判功能与道德重建功能就是显而易见的——它反对特权，呼吁公平。但在今天的英国，甚至是其他发达国家里，这些问题基本上解决了，多数人获得了19世纪还没有获得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问题不是多数人的社会政治处境，而是少数人——比如土著人、残疾人、同性恋者，等等——的社会政治处境问题。功利主义对此就显得有些无的放矢了。加之功利主义照样不改包办一切的雄心勃勃的理论壮志，因此，它的内部就发生了相互冲突、对立的解释意见，进一步消解了功利主义的理论有效性。

罗尔斯建构起契约论基础上的正义理论之后，就更是对功利主义形成了雪上加霜的理论态势。罗尔斯直接将理论的矛头对准功利主义，既批评它的理论自洽性，又攻击它的实践有效性。罗尔斯复兴了社会契约论，也就给功利主义提出了理论重建的任务。但这个任务，当代的功利主义者还没有能够很好地完成。

六、极权主义

20世纪给人类带来极大灾难的意识形态是极权主义。极权主义的典范理论形态有两种：一种是纳粹主义；而另一种就是斯大林主义。我们中国人谈论极权主义的时候，一般不谈斯大林主义，这中间具有一些特别的理由。但在一般意义上，极权主义与社会主义是联系在一起的。纳粹主义其实就是国家（民族）社会主义。斯大林主义也声称是社会主义。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对极权主义的理论阐释和政治实践，都具有一个典型的思想特征：从族群或从集体出发来谈论社会政治生活。纳粹主义特别强调种族优越性，它的基本政治哲学就是建立在种族优越论之上的。斯大林主义则特别强调集体优越性及一切个人服从集体的规则。这种极权思维对个人进行彻底的诋毁，将个人完全加以瓦解。

极权主义是极为典型的现代意识形态事件。古代社会不可能有极权主义。为什么？我们知道，极权主义最简单的定义是国家垄断性地吸纳并内卷国家和社会的所有资源，并以此行使国家权力，消灭国家敌人。极权主义表现出几个典型的特征。第一，对暴力的极端崇拜，或者温和地说，对政治力量感的崇拜。第二，就是用国家吸纳和内卷所有权力资源，支配性地控制人们的思想与行为。国家彻底地吞噬掉社会。除非国家（政府）授权、同意或默许，一切“社会”组织和个人行为都将是不合法的。第三，权力高度集中到一个全能的领袖身上，极度的领袖个人崇拜成为国家顺当运行的重要基石。虽然希特勒也宣称重视人民的作用，但那只是虚晃一枪的做法。精英与平民对主人与奴隶的关系结构，是纳粹主义最为熟稔的教条。第四，以种族主义和地缘政治学作为其政治理论的支撑。从这些特征的意义上来讲，极权主义只有在现代工业社会所建立的国家可以吞噬社会资源的前提条件下，产生出一个可操纵工业机制的基础上，才是可能的。缺乏工业化的权力操纵机制，极权主义是不可能进入一个政治实践状态的。与极权主义相比较而言，还有一个集权主义。但两者具有极大的差别。后者强调权力高度集中但绝不可能一个人垄断权力。

极权主义最典型的形态就是纳粹主义德国。纳粹德国的国家基本结构特点，首先是对暴力的极端崇拜。纳粹德国建立了完全臣属于纳粹党的军队——党卫军。党卫军不是国家的军队，而是党的军队。它的职责就是以暴力捍卫纳粹国家的一切。而冲锋队和希特勒青年团也是和党卫军一样的组织，名义上是党的组织，但具有立法、行政与司法权力。国家的一切统治也都建立在血腥暴力的基础上。因此，人们认为纳粹德国实际上没有建构起什么具有理论意义的国家哲学。

对于纳粹德国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第二个支配性的思想，就是希特勒主张的一套制度理念。希特勒的《我的奋斗》这部著作，有两个极端的观念。其一，整个日耳曼民族是最优等的种族，犹太人是最劣等的种族，只有进行种族改造，人类的优越感、人类的发展前景才有所保证。从这个意义来看，种族主义的先在假设是极权主义所必需的。其二，特别表现出追逐权力的狂热。这种追逐权力的狂热在希特勒那里体现为一个什么样的结构状态？就是一个民族、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民族、一个政党、一个领袖怎样才能登达权力的巅峰？诉诸暴力！可见权力狂热一定与暴力狂热结合在一起。

纳粹主义就是依靠权力狂热来攫取权力的。当希特勒刚登上德国政治舞台的时候，德国的政治实践是崇尚规范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作为战败国的德国，建立起了一个试图实行宪制的魏玛共和国。但是，魏玛共和国有其难以克服的问题。问题的症结在哪里？那就是当时德国各个政党和政治团体的领袖们都心怀鬼胎，各自盘算自己在德国政治舞台上的收益。战败的德国，整个国家都处于压抑、苦闷的社会心理状态。这个时候，没有多少政治智慧的执政党难以协调相关政治力量，使得刚刚制定出来的魏玛宪法完全没有实施的政治空间。国家的软弱表现得非常突出，各个政治团体为德国出路所作出的勾画都不切实际。这就为纳粹主义的出台提供了政治空间。希特勒提出“让政治懦夫见鬼去”的口号，他抓住整个德国人极力想解除压抑状态的群众心理，将人们潜在的暴力倾向、心中的战争失败阴影和历史挫折的记忆、对权力和力量的崇拜混合地调动起来，成功地诋毁了魏玛共和国，并将之瓦解，建立起了第三帝国。

纳粹德国时期，领袖崇拜非常流行。从政治行动的符号上看，希特勒那种被提炼得非常具有力量感的挥手动作，可以作为德国领袖崇拜最形象的符号。整个德国人几乎不经过思考，而机械地服从了领袖发出的号召。国家陷入对领袖意图崇拜和执行的狂暴状态中。在这样的情况下，整个德国社会里所存在的政治理性被极权主义席卷而去。德国的振兴就是一切，不论这样会对个人、社会和国家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纳粹主义鼓吹的国家主义摧毁了德国人的健全理智。德国最著名的思想家，也被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海德格尔，面对极权主义的流行、国家暴力的横行，也显得兴奋莫名，非常鼓舞。海德格尔径自将希特勒恭维成“人类正午的太阳”。正午的太阳，高悬在人们的头顶，光芒万丈，照得我们眩晕，我们只能佩服他的力量感，只能跟随他，而没办法“解套”。整个二战中的德意志民族成为没有社会理性，更没有政治理性的民族。极权主义成为成功反对理性政治，而建立在非理性政治哲学基础上的极端典型。但具有反讽意味的是，极权主义在推行其政治主张的时候，所有政治手段高度仰赖理性主义所设计的方式、方法与举措。这成为后来人们反思理性主义缺失最直接的动因。

虽然说纳粹式的极权主义没有完整的政治哲学建构，但是，它还是拼凑了一套政治哲学的“说法”。纳粹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普鲁士社会主义、叔本华尼采的非理性主义、暴力理论、黑格尔主义、绝对精英主义等混杂在一起，纳粹式的极权主义在政治哲学上的理论状态非常混乱，但它集中起来表达的就是一个中心意思：人类已经到了必须从资本主义的泥潭里被拯救出来的地步，不服从国家领袖的英雄主义冲动和由他发出的有力召唤，民族就没有希望了。很显然，他们的这些说法，几乎都是政治臆想的产物。

20世纪后半叶的政治哲学，大多建立在反思法西斯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之类的极权主义基础之上。如何避免这些极端政治思潮的卷土重来，引导着人们的政治智慧之思。为此，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贡献了比其他政治哲学流派更多的矫正性政治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