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

【作者小传】

（773—819） 字子厚，河东解（今山西运城西）人，世称柳河东。贞元进士，授校书郎，调蓝田尉，升监察御史里行。因参加王叔文集团，被贬为永州司马。后迁柳州刺史，故又称柳柳州。与韩愈皆倡导古文运动，并称“韩柳”，同被列入“唐宋八大家”。其诗风格清峭。有《河东先生集》。

瓶赋

柳宗元

昔有智人，善学鸱夷 [1] 。鸱夷蒙鸿，罍&?儱7@相追。谄诱吉士，喜悦依随。开喙倒腹，斟酌更持。味不苦口，昏至莫知。颓然纵傲，与乱为期。视白成黑，颠倒妍媸。己虽自售，人或以危。败众亡国，流连不归。谁主斯罪？鸱夷之为。不如为瓶，居井之眉 [2] 。钩深挹洁 [3] ，淡泊是师。和齐五味 [4] ，宁除渴饥。不甘不坏，久而莫遗。清白可鉴，终不媚私。利泽广大，孰能去之。绠绝身破 [5] ，何足怨咨。功成事遂，复于土泥。归根反初，无虑无思。何必巧曲，徼觊一时 [6] 。子无我愚，我智如斯。

柳宗元因其杰出的散文成就而被誉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辞赋作品亦是瑰玮卓著。其中，他被贬永州司马时期所作《瓶赋》即为辞赋的代表性作品。这篇寓言性小赋运用对比手法写鸱夷与瓶，摒弃盛酒的鸱夷而师从汲水的瓶，借“酒甘以喻小人，水淡以比君子”体物写志，反映出作者宁可清白淡泊如水瓶、不愿依随奉承如鸱夷的人生追求及精神品格。

这篇赋作名为《瓶赋》，真正赋瓶之文字却只占一半篇幅，作者开篇即浓墨重彩地写了一段“鸱夷赋”，在本身就短小精悍的赋作中显得如此不吝笔墨，更是体现出其结构布局的匠心独运。作品采取前半篇幅写鸱夷、后半部分赋瓶的写作结构，不仅显得层次井然，对比分明，而且更有利于针对赋鸱夷或瓶进行集中铺叙，或褒或贬，一气而下，言志抒情更为酣畅痛快。赋作首起写鸱夷，“昔有智人，善学鸱夷”二句表明，它曾被“智人”当作学习为人的榜样而赞誉有加，然而在作者这里却变成了口诛笔伐的对象。从“智人”宕开一笔后，始赋鸱夷的具体禀性。因其善于逢迎又神通广大，罍、% 等酒器常常追随左右、沆瀣一气。鸱夷以满盛美酒为资本，谄媚引诱正直的士人，“喜悦依随”，以求其欢心，诱其斟酌。士人难抵鸱夷之蛊惑，于是鸱夷“开喙倒腹”，士人“斟酌更持”。继而，赋作给我们展现出士人饮酒时由浅及深、不断恶化的动态转变过程，起初尚觉其醇香合味，继而沉迷醉酒，至于放纵倨傲，进而不辨美丑、颠倒黑白，最终落得“败众亡国”的下场。鸱夷之害，可谓已呼之欲出矣。结句更进一层，“谁主斯罪？鸱夷之为”，以设问形式直白士人由“斟酌更持”到“败众亡国”的变化过程，归根结底在于“鸱夷之罪”。

下半部分赋瓶，首起句“不如为瓶”，旗帜鲜明地定下了摒弃鸱夷、师从于瓶的情感基调。再赋瓶之禀性。它身居井边之危地，以汲水于井为己任，时有因“绠绝”而“身破”的性命之忧，却始终淡泊处之。瓶深入井中汲取洁净清澈之水，相比于盛酒鸱夷的“败众亡国”，瓶水“利泽广大”。它既能调和五味，解除渴饥，不甘甜却也不腐坏，更能鉴照清白，绝不会谄媚偏私。如此利人之物，“久而莫遗”“孰能去之”自然是情理之中了。然而，常年身居井眉的瓦瓶“身提黄泉，骨肉为泥”的不幸结局还是来临了，只是这又“何足怨咨”呢！它本初是由泥制而成，今又复于土泥，可谓“归根返初”。也不要忧虑与愁思，它已完成自己的事功，“功成事遂”了。作者不禁感慨，何必如鸱夷般巧曲求取于一时之间呢，“善学为瓶”才值得真正的追求，即使“绠绝身破”又在所何惜？结句“子无我愚，我智如斯”，不仅照应了文章首二句，更是在表面谦虚的言辞下，透露出作者倔强的态度。它实际上反映了柳氏宁愿“智如斯”而被“智人”以愚为讥也要保持清白气节的人生态度。

这篇寓言性赋作，实因扬雄的《都酒赋》引发而作。柳氏在《瓶赋》首尾对应处“昔有智人”“子无我愚”中所言的人物即指扬雄。他创作《都酒赋》是有其特定的政治背景的。在西汉末年日趋尖锐的阶级斗争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中，扬雄深感时局艰险却又不敢上书直陈其事，于是作此赋来劝谏好酒的汉成帝。兹录《都酒赋》云：“子犹瓶矣。观瓶之居，居井之眉。处高临深，动而近危。酒醪不入口，臧水满怀。不得左右，牵于& 徽。一旦叀碍，为瓽所■。身提黄泉，骨肉为泥。自用如此，不如鸱夷。鸱夷滑稽，腹大如壶。尽日盛酒，人复借酤。常为国器，托于属车。出入两宫，经营公家。由是言之，酒何过乎？”赋作将瓶与鸱夷对举，写居井之眉的瓶有种种不如意处，“处高临深，动常近危”，身居危险之地，时有性命之忧，最终落得“身提黄泉，骨肉为泥”的悲惨下场；而盛酒的鸱夷却总是受人喜爱，常常“出入两宫，经营公家”，作者由此得出“不如鸱夷”的结论。当然，《都酒赋》因劝谏成帝而作，“不如鸱夷”亦是文辞表面之象。扬雄本意却非如此，他只是正话反说，隐晦地表达了鸱夷受宠而瓶常得咎亦即小人得势而君子被疏的不满与讽谏之意。

柳宗元《瓶赋》，就是在扬雄《都酒赋》基础之上的“补亡”之作。苏轼曾云：“子云本以讽谏，设问以见意耳，当复有答酒客语，而陈孟公不取，故史略之，子厚盖补亡耳。”时时携带《柳宗元文集》并将其视为“南迁二友”之一的东坡，对柳氏诗文极为嗜好，写于《瓶赋》之后的这段评语可谓深得柳氏原意。柳氏之作为扬雄之讽谏而“补亡”，实缘于现实中他个人不幸的政治遭际。唐顺宗时期，柳宗元在朝任礼部员外郎，积极参加王叔文领导的“永贞革新”政治运动，其后在朝中反对派的攻击弹劾下，王叔文政治集团仅仅掌权一百四十六天就惨遭失败。接着就是朝廷对革新派的罢免与外贬，史称之为“二王八司马事件”。其中，领袖王叔文被赐死，成员柳宗元、刘禹锡等八人俱贬外州。柳氏被贬为永州司马，好友刘禹锡贬朗州司马，政治改革受到严重打击，其内心之痛苦与激愤可想而知。这种情感发诸笔端，更加以柳氏耿直而执著之个性，便于忧患之中写成《瓶赋》这样直言不讳、刚直倔强的文字，以抒其愤情，言其壮志。在扬雄《都酒赋》的基础上再次较量鸱夷与瓶的优劣高低，他将扬雄的“不如鸱夷”径直改为“不如为瓶”，借用大量的事实说话，斥责鸱夷之罪至于“败众亡国”，而瓶水“利泽广大”，两相对比，高下立判。他更是借此来抒发政治牢骚，以鸱夷喻反对改革的宦官势力，其相同之处正在于最终导致“败众亡国”，而以瓶水喻己之清白可鉴、功成不居。他尖锐地讽刺朝中势利小人曲意谄媚、颠倒黑白而与乱为期，自己虽身处不幸境地却仍要坚守其道、不改初衷，为追求自己的政治理想，就算“绠绝身破”亦在所不惜！

宋人晁无咎有言：“宗元复正论以反之，以谓宁为瓶之洁以病己，无为鸱夷之旨以愚人，盖更相明，亦犹雄之《反骚》，非反也，合也。”晁氏从反合的观点立论，将《都酒赋》与《瓶赋》合而视之，其后持相似见解者尚有清吴挚甫：“子云《都酒赋》，正言若反，斯为奇诡，此（柳宗元《瓶赋》）反其词，乃适得子云本旨。”诚哉斯言。表面看起来针锋相对的两篇文章，实则殊途同归。一为正话反说的劝谏之作，一为政治悲剧遭遇下的自励之文，然二人之不愿因“罍% 相追”“经营公家”而随波逐流，能秉持坚定的政治原则和理想追求，在其内心深处应是一致的。柳宗元坚持为国为民的初衷，满怀热情地参与到“永贞革新”运动之中，在纷繁复杂的政治斗争中被贬永州，亦缘于他如瓶一般虽“居井之眉”“处高临深，动常近危”，却始终清白为人、不怕牺牲的可贵品质。鉴赏柳宗元、扬雄的这两篇赋作，不同的写作手法和情绪表达带来不同的审美体验，柳氏在扬雄《都酒赋》基础之上的补亡之作《瓶赋》，更是以其耿直倔强之性情、激烈讽刺之文字、宁死不屈之精神，带给我们耐人寻味的强烈的情感寓意。

（牛思仁 王勋成）

注　释

[1].鸱（chī）夷：盛酒的皮囊。

[2].眉：通“湄”，井边之地。

[3].挹（yì）：舀，打水出来。

[4].齐：通“剂”，调剂。

[5].绠（gěng）：汲水的井绳。

[6].徼觊：侥幸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