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中丞传》后叙
韩愈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与吴郡张籍[1] 阅家中旧书，得李翰所为《张巡传》。翰以文章自名，为此传颇详密。然尚恨有阙者：不为许远立传，又不载雷万春[2] 事首尾。
远虽材若不及巡者，开门纳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处其下，无所疑忌，竟与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虏，与巡死先后异耳。两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为巡死而远就虏，疑畏死而辞服于贼。远诚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爱之肉，以与贼抗而不降乎？当其围守时，外无蚍蜉蚁子之援，所欲忠者国与主耳，而贼语以国亡主灭。远见救援不至，而贼来益众，必以其言为信。外无待而犹死守，人相食且尽，虽愚人亦能数日而知死处矣。远之不畏死亦明矣！乌有城坏，其徒俱死，独蒙愧耻求活？虽至愚者不忍为。呜呼，而谓远之贤而为之邪！说者又谓，远与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远所分始，以此诟远。此又与儿童之见无异。人之将死，其脏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绳而绝之，其绝必有处。观者见其然，从而尤之，其亦不达于理矣。小人之好议论，不乐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远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犹不得免，其他则又何说！
当二公之初守也，宁能知人之卒不救，弃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虽避之他处何益？及其无救而且穷也，将其创残饿羸之馀，虽欲去，必不达。二公之贤，其讲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尽之卒，战百万日滋之师，蔽遮江淮，沮遏其势，天下之不亡，其谁之功也！当是时，弃城而图存者，不可一二数；擅强兵坐而观者，相环也。不追议此，而责二公以死守，亦见其自比于逆乱，设淫辞而助之攻也。
愈尝从事于汴、徐二府[3] ，屡道于两府间，亲祭于其所谓双庙[4] 者。其老人往往说巡、远时事，云：南霁云[5] 之乞救于贺兰[6] 也，贺兰嫉巡、远之声威功绩出己上，不肯出师救。爱霁云之勇且壮，不听其语，强留之，具食与乐，延霁云坐。霁云慷慨语曰：“云来时，睢阳之人不食月馀日矣。云虽欲独食，义不忍；虽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断一指，血淋漓，以示贺兰。一座大惊，皆感激为云泣下。云知贺兰终无为云出师意，即驰去。将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图[7] ，矢著其上砖半箭，曰：“吾归破贼，必灭贺兰，此矢所以志也。”愈贞元中过泗州[8] ，船上人犹指以相语。城陷，贼以刃胁降巡，巡不屈，即牵去，将斩之。又降霁云，云未应。巡呼云曰：“南八，男儿死耳，不可为不义屈！”云笑曰：“欲将以有为也。公有言，云敢不死！”即不屈。
张籍曰：有于嵩者，少依于巡。及巡起事，嵩常在围中。籍大历[9] 中于和州[10] 乌江县见嵩。嵩时年六十馀矣。以巡初尝得临涣县尉。好学，无所不读。籍时尚小，粗问巡、远事，不能细也。云巡长七尺馀，须髯若神。尝见嵩读《汉书》，谓嵩曰：“何为久读此？”嵩曰：“未熟也。”巡曰：“吾于书读不过三遍，终身不忘也。”因诵嵩所读书，尽卷，不错一字。嵩惊，以为巡偶熟此卷，因乱抽他帙以试，无不尽然。嵩又取架上诸书试以问巡，巡应口诵无疑。嵩从巡久，亦不见巡常读书也。为文章，操纸笔立书，未尝起草。初守睢阳时，士卒仅[11] 万人，城中居人户亦且数万，巡因一见问姓名，其后无不识者。巡怒，须髯辄张。及城陷，贼缚巡等数十人坐，且将戮。巡起旋[12] ，其众见巡起，或起，或泣。巡曰：“汝勿怖。死，命也。”众泣，不能仰视。巡就戮时，颜色不乱，阳阳如平常。远宽厚长者，貌如其心。与巡同年生，月日后于巡，呼巡为兄。死时年四十九。
嵩贞元[13] 初死于亳、宋[14] 间。或传嵩有田在亳、宋间，武人夺而有之，嵩将诣州讼理，为所杀。嵩无子。张籍云。
〔注〕 [1] 张籍（766? —830? ）：唐诗人，字文昌，吴郡（今江苏苏州）人，贞元十五年（799）登进士第，官至国子司业。 [2] 雷万春：张巡部下偏将，《新唐书》本传谓其“强毅用命，每战，巡任之与霁云均”。但本文中并未述及其事，故茅坤《韩文钞》、阎若璩《潜邱札记》以为恐传抄之误，应作南霁云为是。 [3] 汴、徐二府：汴、徐二州的幕府。唐时汴州治所在今河南开封，徐州治所在今江苏徐州。 [4] 双庙：时诏赠张巡扬州大都督，许远荆州大都督，皆立庙睢阳，岁时致祭，号双庙。 [5] 南霁云：张巡部下勇将，本为张沼下属，遣睢阳与巡计事，为巡忠诚所感，遂留其处。 [6] 贺兰：贺兰进明，时以御史大夫、河南节度使驻军临淮（今江苏盱眙北）。[7] 浮图：塔。 [8] 泗州：州名，唐时治所为临淮。 [9] 大历：唐代宗年号（766—779）。[10] 和州：州名，唐时治所为历阳（今安徽和县）。 [11] 仅（yìn近）：将近。 [12] 旋：小便。[13] 贞元：唐德宗年号（785—804）。 [14] 亳、宋：亳州，唐时治所为谯县（今安徽亳州）。宋州，唐时治所为睢阳。
《〈张中丞传〉后叙》作于唐宪宗元和二年（807），是表彰安史之乱期间睢阳（今河南商丘）守将张巡、许远的一篇名作。睢阳是江淮的屏障，而唐朝廷军队的给养主要依赖江淮地区。因此，坚守睢阳，对制止叛军南犯，保障给养由淮河、长江溯汉水进入唐军后方，具有极重要的意义。史家认为，张巡、许远坚守睢阳之功，不亚于郭子仪、李光弼的用兵。
题中的张中丞即张巡，本来是真源（今河南鹿邑）县令，叛军进入河南后，张巡领兵在雍丘（今河南杞县）等地抗战。至德二载（757）正月，睢阳太守许远向张巡告急，巡领兵杀进睢阳与许远共同守城，直至壮烈牺牲。张巡守睢阳时，朝廷封其为御史中丞、河南节度副使，故称张中丞。曾随他守睢阳的李翰写过一篇《张中丞传》，韩愈这篇文章是对《张中丞传》的阐发和补充，故题为《〈张中丞传〉后叙》。
《后叙》的写作，有其现实针对性。当时距张、许殉难虽已半个世纪，但由安史之乱开始的藩镇割据并未停息。社会的动荡引起人们思想的混乱，对张、许缺少公正的评价。唐宪宗即位后，以武力削藩，但不少人主张姑息，反对用兵。因此，本文的用意，不限于评价张、许，实际上是对专务姑息、为叛乱势力张目者的回击。
宋人张耒说：“韩退之穷文之变，每不循轨辙。”（《明道杂志》）本文忽而议论，忽而叙事，议论、叙事中又插入描写和抒情。除叙张巡、许远、南霁云三人事迹外，还牵涉到于嵩、张籍和作者自己。这样纷繁复杂的头绪和变化，可按由破到立的线索去把握。前三段先通过议论，破小人的诬蔑，后两段通过补叙遗事，彰英雄之业绩。而从材料来源看，则是先据李翰《张巡传》所提供的事实，进行论辩，然后根据作者自己在汴、徐二府的见闻和张籍所提供的材料，补叙英雄遗事。
第一段是引子，借评论李翰的《张巡传》，作一些必要的交待。真正的议论是从第二段开始的。张、许二人中，许远受诬更重，第二段便主要为许远辩诬。“远虽材若不及巡者，开门纳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处其下，无所疑忌，竟与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虏，与巡死先后异耳”，是对许远的总评。抓住最关键性的几件事，充分说明许远忠于国家、以大局为重的政治品质，同时又紧扣与张巡的关系，让人感到坚守危城，大义殉国，张、许是完全一致的，任何想把张、许二人分开，从许远身上打开缺口的企图都是徒劳的。在这样的总评之后，再逐一辩诬，就有高屋建瓴之势。辩诬的第一层是驳畏死论。作者从两家子弟不能通晓父辈心志落笔。庸劣子弟之所以会如此，无非是受了流言蜚语的惑乱。当年张、许二人同生死共患难，而子弟互生是非，从这样令人痛心的事实，人们自然会想到恶语中伤者之可恨。辩诬的第二层，是驳所谓“城之陷自远所分始”。小人的这一攻击，好像抓到一点事实，较畏死论更为恶毒。回击时必须透过现象，揭示本质。文章以人死和绳断作比喻，用归谬法，指出其不达于理。随后发出感愤，斥责“小人之好议论，不乐成人之美”，指向一种带有普遍性的社会现象，不仅增强了文章的气势，而且非常能引起人的共鸣。
在驳倒小人对许远的攻击后，第三段接着为整个睢阳保卫战辩护。先驳死守论，由申述不能弃城逆遁的原因，转入从正面论证拒守睢阳的重大意义。“守一城，捍天下……蔽遮江淮，沮遏其势，天下之不亡，其谁之功也！”把保卫睢阳，提高到关系国家存亡的战略高度来认识，死守论以及其他种种否定睢阳战役的谬论就统统破产了。作者那种反诘的语气，俨然是面对群小加以痛斥的口吻。在这样大义凛然地斥倒群小之后，便更掌握了主动。于是进一步抓住无可抵赖的事实，给对方以致命的一击。在睢阳将士艰难奋战时，周围弃城逃跑者，擅强兵坐视不救者，比比皆是。现在那些好议论者竟然放过这类人不提，反而责备张、许死守，究竟居心何在呢？作者尖锐地指出，这是站在叛乱者一边，有意制造谰言，帮助他们攻击爱国志士。这样一下子便揭穿了小人的阴险面目，使他们再也无法冒充正人君子。
文章四、五两段展开对英雄人物轶事的描写。第四段写南霁云乞师和就义。乞师一节，把南霁云放在贺兰进明嫉妒张巡、许远的功绩，而又企图强留霁云的尖锐矛盾环境中，展示人物的性格。南霁云由不忍独食到断指、射塔，其言语行为被矛盾一步步推向前进，而他忠义、慷慨、愤激的表现也越来越震撼人心。围绕南霁云，除让贺兰进明从反面加以陪衬外，后面还有作者贞元中过泗州的补笔，不仅把传说坐实，而且在紧张激烈的气氛中，突然宕开一笔，更显得顿挫生姿，摇曳不尽。就义一节，将南霁云和张巡放在一起互相映衬，显示了两位英雄精神的契合。而张巡的忠义严肃，南霁云的临危不惧、慷慨爽朗，又各具个性。
第五段补叙张巡的读书、就义，许远的性格、外貌、出生年月，以及于嵩的有关轶事。材料不像第四段那样集中完整，但作者娓娓道来，挥洒自如，不拘谨，不局促。人物的风神笑貌及其遭遇，便很自然地从笔端呈现出来，同样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四、五两段所叙述的都是李翰《张巡传》所未载的一些轶事。时隔五十年之后，这些轶事得来不易，而要将这些零碎的材料，一一围绕中心组织起来尤难。作者把它们有机地融合在文章里，读之毫无散漫、杂乱、游离之感。南霁云事，一方面是对张巡的衬托，是整个睢阳战役无数忠勇义烈事迹中的一例；另一方面，又是用事实进一步加强对“设淫辞助之攻”的小人的回击。南霁云乞师的对象，就是“擅强兵坐而观”的贺兰进明。“虽欲独食，义不忍。虽食，且不下咽”，不仅表现了南霁云和睢阳将士同甘苦、共患难的感情，同时又是对贺兰进明之流义正词严的斥责。与后面的射塔一样，都足以使群小震慑。第五段写张巡读书，记忆力过人，似乎与睢阳战役无关，但反映出英雄人物的品格和能力，与其文化修养是有密切关系的。特别是把他的记忆力，与在围城中跟士卒“一见问姓名，其后无不识者”联系起来，就知其并非游离中心的闲笔。至于于嵩的轶事，乍看也似闲笔，但由于嵩之死，可见盘据在各处的武人是多么猖獗。而这种混乱，正是思想舆论混乱的社会根源。把于嵩的不幸遭遇置于篇末，既让人于掩卷之时更想到张、许所蒙受的委屈，同时暗示了铲除大大小小的封建割据势力多么刻不容缓。这些遗闻轶事，似不甚经意地信手拈来，挥洒以出，却能围绕文章主线展开，神气流注，章法浑成，真不愧是大手笔。
《〈张中丞传〉后叙》熔议论、叙事、抒情、描写于一炉，的确体现了韩文多变的特色。从前半议论到后半叙事，是一大变。就议论部分看，开头一段，寥寥数语，简直类乎日记或读书札记的写法。第二段辩许远之诬，多用推论。由于许远所受的诬蔑太重，在阐明一层层事理之后，不免有悲慨深长的抒情插笔。第三段虽然也是议论，但由于睢阳保卫战功勋卓著，有目共睹，所以话语蹈厉奋发，咄咄逼人。像“守一城，捍天下”一节，读之有“轩昂突起，如崇山峻岭，矗立天半”（吴闿生语）之感。四、五段同是叙事，四段专叙南霁云，情节紧张，气氛浓烈，人物形象鲜明，语言激昂。五段为了统合比较分散的材料，语言则显得自然而随意，节奏也较舒缓。这两段，文笔有拙朴处，有渲染处，有很带感情的叙述，有精细的描绘刻画。可见，在段与段之间，以及在语言、精神、境界等方面，确有多种变化。但这些变化绝非纷然杂陈的大杂烩，而是于多样之中仍见浑成统一。这除了组织结构之功外，还因为篇中有一种对张、许壮烈殉国而又蒙冤的悲剧感激荡于字里行间，成为统贯全篇的文气。一、二段因张、许蒙冤未白，这种悲剧感处在被压抑的状态，故层层申辩，文气比较收敛。三、四段由辩诬转入主动进攻和正面歌颂，悲剧感强烈地向外激射，文气也显出盛强凌轹之势。五段则由高潮转入回旋和余波，悲剧感也化为悼念缅怀的情绪，文气随之显得委婉纡徐。由于全文自始至终带着这种悲剧感，所以虽变化多姿，却仍具有统一的基调。
（余恕诚）
答李翊书
韩愈
六月二十六日，愈白，李生足下：生之书辞甚高，而其问何下而恭也！能如是，谁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归也有日矣，况其外之文乎？抑愈所谓望孔子之门墙而不入于其宫[1] 者，焉足以知是且非邪？虽然，不可不为生言之。
生所谓立言者是也。生所为者与所期者，甚似而几矣。抑不知生之志，蕲[2] 胜于人而取于人邪，将蕲至于古之立言者邪？蕲胜于人而取于人，则固胜于人而可取于人矣。将蕲至于古之立言者，则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
抑又有难者，愈之所为，不自知其至犹未也。虽然，学之二十馀年矣。始者，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处若忘，行若遗，俨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惟陈言之务去，戛戛[3] 乎其难哉！其观于人，不知其非笑之为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犹不改。然后识古书之正伪，与虽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务去之，乃徐有得也。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汩汩然来矣。其观于人也，笑之则以为喜，誉之则以为忧，以其犹有人之说[4] 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后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惧其杂也，迎而距[5] 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后肆焉。虽然，不可以不养也。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无迷其途，无绝其源，终吾身而已矣。
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虽如是，其敢自谓几于成乎？虽几于成，其用于人也奚取焉？虽然，待用于人者，其肖于器邪？用与舍属诸人。君子则不然，处心有道，行己有方，用则施诸人，舍则传诸其徒，垂诸文而为后世法。如是者，其亦足乐乎？其无足乐也？有志乎古者希矣。志乎古必遗乎今，吾诚乐而悲之。亟称其人，所以劝之，非敢褒其可褒而贬其可贬也。
问于愈者多矣，念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为言之。愈白。
〔注〕 [1] “望孔子”句：《论语·子张》:“子贡曰：‘譬之宫墙，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2] 蕲（qí祈）：求。 [3] 戛（jiá夹）戛：形容困难而费力。[4] 说（yuè月）：同“悦”，喜爱。人之说者，指时人所喜好的“陈言”。 [5] 距：同“拒”。
《答李翊书》是韩愈宣传其“古文”理论的重要文章之一。李翊，贞元十八年（802）进士及第。这是一封书信，约作于贞元十七年（据宋人樊汝霖说），时韩愈三十四岁。韩愈自贞元八年考取进士后，未能经由吏部考试步入仕途，只得投身方镇幕下为幕僚。他胸怀用世之志而无所施展，颇不得意，但以儒道和“古文”自负的志向并未衰减。本文一作《答李翱书》。李翱为韩愈堂兄韩弇的女婿，曾从韩愈学习古文。
文章可分为四段。第一段表示愿回答对方的问题，谈谈写作之道。先称赞来信文辞高卓而态度谦恭；接着宕开一笔，感叹世人久已不讲道德（指儒家仁义之道），道德之外的“文”，当然更无人讲求。这一笔并非闲笔，它抒发了深沉的感慨，又暗示自己所说的“文”不是一般文章，而是与道德联系在一起的。接着说自己虽所知亦有限，但却不可不为对方谈论一番。这不仅因李生谦恭好学，更因他“不志乎利”，是可教之材。不过这个意思是在文末才点明的。第二段正面揭出中心论点。先向李生提出希望，希望他不要满足于文章胜过一般人而可为时人所取（包括应科举为主司所取），而应该树立“至于古之立言者”的宏大志向。这一期望很高，但是在先称赏对方文章的基础上，再以问句出之，故显得态度诚恳，语气平缓。然后正面提出“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的论点，指出要写好文章，须从根本做起，须加强道德修养，使自己成为“仁义之人”，则自然能够“其言蔼如”。蔼，原意为草木美盛，此处借指语言文辞之美。第三段即以自己学为古文的经过和体会说明这一论点。先说写作古文确乎很难，不过自己学着写已二十余年了。言外之意是也还略有心得。以下叙述学为古文的三个阶段，都扣紧“道”与“文”的关系着笔。第一阶段，“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韩愈认为三代两汉书中有儒道精醇者（如《五经》、《孟子》），有大醇小疵者（如荀况、扬雄的著作），魏晋以后则儒道不传。起步须正，故不敢观两汉以后之书。这两句写出兢兢业业、唯恐误入歧途的心情。“处若忘”以下四句即是形象地写其专心一意、苦思冥想之状。学有所得，发为文章，务求去除人云亦云的陈词滥调，而甚感为难。所谓“陈言”，既指立意，也指文辞表达。有了好的思想内容，要表达得新鲜、有力，也颇不易。所作之文，内容既是阐发不合流俗的独特见解，形式又是不拘于对偶、声律的“古文”，故颇为人所非笑。但韩愈“不知其非笑之为非笑”，置之不顾。当时骈文势力很大，日常应用文字和科举取士，大多使用骈文。韩愈提倡古文，确实是经过艰巨斗争的。如此坚持数年，便进入第二阶段。此时已有分析批判能力，能明辨古书中何者为合乎儒道之“正”，何者为似是而非之“伪”，何者大体虽“正”而犹有所不足。其阅读范围也就不再有所限制，而能去伪存真。此时执笔为文，则能如水流汩汩不绝；示之于人时，不但不为其毁誉所动，而且毁之反以为喜，誉之反以为忧：表明其主见已定，心思朗彻，正欲反时俗之道而行之。这也是就意与辞两方面说的。如此数年，又进入第三阶段。此时作文如长江大河，滔滔而至。但仍不敢掉以轻心，仍须平心静气，对所欲言者一一加以细心的体察和检点，确知其醇而不杂，然后才奔涌而出；而且，仍须不断加强道德修养，“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终身以之。总之，学为古文须有极严格而自觉的道德修养，须花费长期以至一生的工夫，且不但不能以之谋取私利，还要为世人所非笑，故为之甚难。至此已将三个阶段为李生描述完毕，然后拈出关于气和言的心得举以告之。气，指作者对于所欲表达的内容具有充分自信而产生的昂扬的精神状态。气盛则句式长短、声调高下便能自然合宜。作者之“气”即以此而表现为文章的气势。气之盛大与否，当然又取决于平日修养。这养气之说当是继承孟子“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公孙丑》上）的说法。孟子善辩，其文气势盛大；不过他并未将“气”与“文”联系起来加以论说。韩愈则将二者联系起来，并将文气具体化为“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从文辞声音之美的角度而言，骈文的句式长短、声调变化都较整齐，具有人工美，但易流于单调板滞。韩愈提倡古文，力矫其弊，但古文亦应讲求节奏、声调之美。以“气”即气势、语气为主导来决定其长短高下，其声音之美便比较自然，且更能切合文章的内容。第四段表明坚持古文之道的态度。先紧接上文，说虽已得心应手，但仍不敢自以为近乎有成；即使近乎有成，也不为世人所用。而君子正不欲苟合取用于世俗之人，而是以坚持其道、立言不朽、传诸后世为乐事。不过，应者寥寥，毕竟又使他乐中有悲。这不仅是为个人遭际而悲，也是为古道、古文不见取于今世而悲。其提倡古文的态度是坚定的，而感情则是矛盾复杂的。最后表明对李生的劝勉之意，与第一段“不可不为生言之”相呼应。
韩愈曾说过，君子“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我将以明道也”（《争臣论》）。正因为作文是为了明道，所以要强调作者的道德修养。韩愈这样鼓吹儒道，有其现实意义。例如，用儒家大一统和君臣名分的思想去反对藩镇割据，要求儒道独尊以反对佛教迷信和寺院经济的恶性膨胀，在当时都有一定进步性。古文理论是与现实斗争密切相关的。不过其理论也充分重视文章的艺术表现，如本文关于务去陈言和气言关系的主张就很有价值，影响于后世极大；即在今日，对于学习写作也不无可资借鉴之处。至于“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的观点，则更具有较普遍的意义。许多在文化科学领域内卓有建树的人物，正是以其百折不回的毅力和不求名利、甘于寂寞的品质而取得成功的。韩愈的话至今仍给人以启发和鼓舞。
《答李翊书》在写作上颇有特色。首先是其文气的变化流转与内容、情感相切合。文章总的来说，充满了对于自己主张的强烈自信和不为流俗所动的气魄，读之令人振奋。但是，文中言及“志乎古必遗乎今”时，不能不叹恨感慨；所述学为古文的过程，有如临深履薄；对李生竭诚相告，而不可有居高临下之势。凡此种种内容方面的因素，使得文势又起伏多变。而其语言形式亦与之相应。如第二段先以参差如口语且杂以问句的形式表达委婉、商量的语气；而后面的“无望其速成”等六句则采用整齐排偶的句式，再加以“仁义之人，其言蔼如”的有力一结，显得凝练铿锵，精光焕发，充分显示其斩钉截铁的态度，很好地突出了中心。第四段“君子则不然”以下数句则以较整齐而对比的句式表示其坚定的态度。文中转折连词“抑”、“虽然”用得较多，增加了语气的往复回旋之感。本文虽纯是说理，而语言颇为形象。如以“养其根”、“加其膏”比喻作文当求根本，以水与物比喻气与言，都新鲜而生动。又如以“处若忘”等句描写苦思，使读者恍如目击其状。全文针线绵密而不露痕迹。如第一段自称“焉足以知是且非”，第四段说不敢“自谓几于成”，都表明了为古文之难，第三段更以一个“难”字贯穿，而这又都是为了说明写作古文是终身事业、“无望其速成”的道理。又如第四段的“志乎古”、“不志乎利”、“用于人也奚取”分别与第二段的“蕲至于古之立言者”、“无诱于势利”、“取于人”相照应，且都自然而然，绝无重复之感。
（杨明）
应科目[1] 时与人书
韩愈
月日愈再拜[2] ：天池之滨，大江之 [3] ，曰有怪物焉；盖非常鳞凡介之品汇匹俦也！其得水，变化风雨上下于天不难也；其不及水，盖寻常尺寸之间耳。无高山大陵、旷途绝险为之关隔也；然其穷涸不能自致乎水，为㺍獭之笑者，盖十八九矣。如有力者哀其穷而运转之，盖一举手一投足之劳也。
然是物也，负其异于众也，且曰：烂死于沙泥，吾宁乐之；若俯首帖耳摇尾而乞怜者，非我之志也。是以有力者遇之，熟视之若无睹也。其死其生，固不可知也。今又有有力者当其前矣，聊试仰首一鸣号焉，庸讵知有力者不哀其穷，而忘一举手一投足之劳而转之清波乎？
其哀之，命也；其不哀之，命也；知其在命而且鸣号之者，亦命也：愈今者实有类于是。是以忘其疏愚之罪，而有是说焉。阁下其亦怜察之！
〔注〕 [1] 科目：唐人考试，科目繁多，如进士、明经之类。此指博学宏词。此题目或作《与韦舍人》。 [2] 月日愈再拜：一本作“应博学宏词前进士韩愈谨再拜上书舍人阁下”。 [3] （fén坟）：水边。
贞元八年（792）韩愈中进士，随后，连续三应宏词科而不中。这篇《应科目时与人书》当是他应宏词科考试时求人荐举而作。写信托物以喻，曾国藩说事类滑稽，其实是韩愈的一大发明创造，将难于言说之词，托比兴抒发，颇见文采风流。
书信正文，首出“天池之滨，大江之 ，曰有怪物焉”，飘然而来，出人不意。 与滨，皆水边。水边怪物，自与水相关，故下文就围绕着水和怪物的关系铺叙。不过，韩愈每故作腾挪，以掀波浪，在“有怪物焉”与“其得水”之间，插入“盖非常鳞凡介之品汇匹俦也”一句，姿态横生。就上文言，是将“怪”字点透，非常鳞凡介之类可以比匹；就下文言，为其求得水蓄势。此“怪物”之所以非常鳞凡介，则在于“得水”时，可变化风雨，上下于天；若不及水，则只在寻常尺寸之间。寻，八尺；常，十六尺。两相对衬，得水与否，成为此怪物“非常鳞凡介之品汇匹俦”的关键，此乃怪物之为怪。此物“无高山大陵、旷途绝险为之关隔”，也处于“穷涸不能自致乎水”的境地，希望有一位在社会上强有力的人能“哀其穷而运转之”。韩愈以为，如果“有力者”真“哀其穷”，乐意运转这“怪物”，那么，也仅是“一举手一投足之劳”而已。显而易见，这里的“有力者”，就是韩愈企求荐引的人，而“怪物”则是韩愈自身。值得注意的是，韩愈在“盖寻常尺寸之间耳”之后，缀以“无高山大陵、旷远绝险为之关隔也；然其穷涸不能自致乎水”两句，又一次显示其“转捩曲折，自生奇致”的文心。这“无高山大陵、旷远绝险为之关隔”一句让步，在文气上将“穷涸不能自致乎水”一句推上突出的位置，使“有力者哀其穷而运转之”显得至为重要，而“一举手一投足之劳”又反推一笔，将“有力者哀其穷而运转之”再拔高一层，使“有力者”处于中心地位，十分切合求人援助的态势，妙不可言。
行文至此，“怪物”只求“有力者哀其穷”，而不见其人品之“异”，必须转向。将“有力者”放过，拈出“怪物”异于众人的情志。首先抓住“是物”自负其“异”。宁愿烂死于沙泥，而不作“俯首帖耳摇尾而乞怜”之态，人格高尚，非一般媚俗谄上者可比。人品高上，而命运不佳，有力者“熟视之若无睹”，其生死“固不可知”。人品与机遇，形成剧烈的矛盾，启人深思。行文至此，似乎文气已尽，然而韩愈又绝处逢生，翻出“今又有有力者当其前矣”一句，引出下文。这里连用两个“有力者”，含意不同，所指非一。“是以有力者遇之”一句中的有力者，是昏聩官僚，不识人间贤不肖、才与不才；“今又有有力者当其前矣”一句中的有力者，就是韩愈求其荐引的人。这两个“有力者”连用，自然给被求人一点不痛不痒的刺激——至少在被求者心中掀起一阵涟漪。韩文的文心，沁入骨髓。这一微妙的点拨，可能产生正反应，也可能产生负反应，“聊试仰首一鸣号焉”，就是消除负反应，促使所求之“有力者”发出正反应的信号。“庸讵”两句以疑问的方式表达正面的愿望，十分得体。
如果说前此是说之以理，那么最后则动之以情。“其哀之，命也；其不哀之，命也；知其在命而且鸣号之者，亦命也”，任你铁石心肠，也不能不为之动容，不能不为之动情。以“怜察”二字托住全篇，结束全文，将全部情理囊括一尽，简洁之至，亦感人之至。
人或谓韩愈前面已说过一生不“俯首帖耳摇尾而乞怜”，此结束时亦乞人“怜察”，未免矛盾。其实，两者意蕴不同。前者“乞怜”是求官，后乞“怜察”是为考试，且唐代士子参加考试每求人引荐。引荐人才，不仅不以为非，实乃风雅之事。
（汤贵仁）
毛颖[1] 传
韩愈
毛颖者，中山[2] 人也。其先明眎[3] ，佐禹治东方土，养万物有功，因封于卯地，死为十二神。尝曰：“吾子孙神明之后，不可与物同，当吐而生。”已而果然。明眎八世孙䨲[4] ，世传当殷时居中山，得神仙之术，能匿光使物，窃恒娥[5] ，骑蟾蜍入月，其后代遂隐不仕云。居东郭者曰㕙[6] ，狡而善走，与韩卢争能，卢不及。卢怒，与宋鹊谋而杀之，醢[7] 其家。
秦始皇时，蒙将军恬[8] 南伐楚，次中山，将大猎以惧楚。召左右庶长[9] 与军尉，以《连山》筮之[10] ，得天与人文[11] 之兆。筮者贺曰：“今日之获，不角不牙，衣褐之徒，缺口而长须，八窍而趺居[12] 。独取其髦[13] ，简牍是资，天下其同书[14] 。秦其遂兼诸侯乎？”遂猎，围毛氏之族，拔其豪[15] ，载颖而归，献俘于章台宫[16] ，聚其族而加束缚焉。秦皇帝使恬赐之汤沐[17] ，而封诸管城[18] ，号曰管城子，日见亲宠任事。
颖为人强记而便敏，自结绳之代[19] 以及秦事，无不纂录；阴阳、卜筮、占相、医方、族氏、山经、地志、字书、图画、九流百家、天人之书，及至浮图[20] 、老子、外国之说，皆所详悉；又通于当代之务，官府簿书，市井货钱注记，惟上所使。自秦皇帝及太子扶苏、胡亥[21] 、丞相斯[22] 、中车府令高[23] ，下及国人，无不爱重。又善随人意，正直邪曲巧拙，一随其人。虽见废弃，终默不泄。惟不喜武士，然见请，亦时往。
累拜中书令[24] ，与上益狎，上尝呼为中书君。上亲决事，以衡石自程[25] ，虽宫人不得立左右，独颖与执烛者常侍，上休方罢。颖与绛人陈玄[26] 、弘农陶泓[27] 及会稽褚先生[28] 友善，相推致，其出处必偕。上召颖，三人者不待诏，辄俱往，上未尝怪焉。
后因进见，上将有任使，拂拭之，因免冠谢。上见其发秃，又所摹画不能称上意。上嘻笑曰：“中书君老而秃，不任吾用。吾尝谓君中书，君今不中书[29] 邪？”对曰：“臣所谓尽心者。”因不复召，归封邑，终于管城。
其子孙甚多，散处中国夷狄，皆冒管城，惟居中山者能继父祖业。
太史公曰：毛氏有两族。其一姬姓，文王之子，封于毛，所谓鲁、卫、毛、聃者也，战国时有毛公、毛遂[30] 。独中山之族，不知其本所出，子孙最为蕃昌。《春秋》之成，见绝于孔子，而非其罪。及蒙将军拔中山之豪，始皇封诸管城，世遂有名，而姬姓之毛无闻。颖始以俘见，卒见任使，秦之灭诸侯，颖与有功，赏不酬劳，以老见疏，秦真少恩哉！
〔注〕 [1] 毛颖：毛笔尖。颖，尖端。 [2] 中山：战国初诸侯国名，在今河北正定东北。[3] 眎：古文“视”。 [4] 䨲（nóu）：小兔。 [5] 恒娥：亦作姮娥，即嫦娥，月中女神。 [6] 㕙（jùn俊）：狡兔。 [7] 醢（hǎi海）：把人体剁成肉酱的一种酷刑。 [8] 蒙将军恬：蒙恬（? —前210），秦名将，秦统一六国后，率军击匈奴，修长城，后被秦二世所迫，自尽。 [9] 庶长：秦爵位名，左庶长为第十等，右庶长为第十一等。 [10] 《连山》：上古筮法，今佚。《周礼·春官·大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筮（shì誓）：以蓍草占卦。 [11] 人文：人事。 [12] 趺居：两脚交叠而坐。 [13] 髦：毛。 [14] 同书：写相同的文字。 [15] 豪：同“毫”，毛。 [16] 章台宫：秦代离宫名，旧址在今陕西长安县故城。楚灵王时所建，在今湖北监利西北。 [17] 汤沐：沐浴。《礼记·王制》:“方伯为朝天子，皆有汤沐之邑于天子之县内。”郑玄注：“给斋戒自洁清之用。”[18] 管城：古地名，在今河南郑州。周初管叔封于此，故名。此借义指有竹管的毛笔。 [19] 结绳之代：指文字产生前用绳子打结记事的时代。《易·系辞》:“上古结绳而治。”[20] 浮图：亦作浮屠，即佛陀，佛的梵语音译。 [21] 胡亥：即秦二世。 [22] 丞相斯：秦丞相李斯。 [23] 中车府令高：即赵高。中车府令，秦官名，掌皇室车舆。 [24] 中书令：官名。汉武帝时设，掌文书，秦时尚无此官。 [25] 衡石自程：据《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处理政事，每日夜批阅上奏简册一石（合一百二十斤），不满不休息。衡，秤。程，定额。[26] 绛人陈玄：喻墨。绛，地名，在今山西曲沃西南。 [27] 弘农陶泓：喻砚。弘农，地名，在今河南灵宝县北。 [28] 会稽褚先生：喻纸。会稽，地名，即今浙江绍兴。 [29] 中（zhòng众）书：适合书写。此系借异读开玩笑。 [30] 毛公：战国赵人。秦攻魏，他劝寄居赵国的魏信陵君回国，击退秦军。毛遂：战国赵人。平原君门客，曾自荐说楚王定合纵之约。
《毛颖传》在韩愈的集子里是一篇突出的以滑稽闻名而又感慨淋漓、才情横溢的文章。这篇文章大约写于唐宪宗元和一、二年间，即公元806或807年，当时韩愈作国子博士。这篇文章写出后曾遭到许多人的指责，据当时的记载看来主要是讥笑他的“俳谐”，也就是今天所说的“不严肃”。柳宗元曾为此专门写了《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来为韩愈辩护，说“俳谐”并不违反“圣人之道”，而且在教育后进时还有解倦提神的效用；并极力推崇这篇文章，说它的气势如同“捕龙蛇，搏虎豹，急与之角而力不敢暇”。
这篇文章的主旨是什么呢？柳宗元当时就曾说韩愈是借此“以发其郁积”，但这个“郁积”的内容是什么，他语焉不详。宋代的叶梦得对此说：“退之所致意，亦正在‘中书君老不任事，今不中书’等数语，不徒作也。”（《避暑录话》）现在流行的有些文学注本，说这篇文章“貌似游戏文字，而实寓讥刺统治者‘少恩’之意，抒发了胸中的郁愤之情”。这些话是对的。“赏不酬劳，以老见疏”，这是古往今来许多功臣良将的感慨。廉颇终生为赵，卓有战功，晚年犹欲为国效力，在赵王的使者面前他“一饭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马，以示尚可用”。但是有人谮毁他，结果“赵王以为老，遂不用”。汉将魏尚为云中守，有谋略，得士心，使得“匈奴远避，不近云中之塞。虏尝一入，尚率车骑击之，所杀甚众”。结果由于报功时全军多报了六个首级，魏尚被削爵下狱。后来冯唐对汉文帝论及此事说：“臣愚以为陛下法太明，赏太轻，罚太重。”汉文帝是我国古代少有的开明君主，他尚且如此，其他人、其他时代的事情就不用说了。司马迁写《廉颇列传》，写《冯唐列传》，不就是借以抒发自己对这种“赏不酬劳，以老见疏”的感慨，批评统治者的“少恩”吗？再以韩愈自己而言，他这时四十岁，年龄虽不算老，但人生道路的艰难却也领略不少了。早先的“举进士，凡四举乃登第”；后又“三选于吏部而不得官”；后又应博学宏辞选，“再试，才一得，又黜于中书”，这些都不必讲了。单以三十六岁为监察御史时的事情来说，当时关中大旱，韩愈上书请求减免关中地区的赋税徭役，本来是做好事，结果被贬为阳山令，一下子被弄到现在的广东去了。二年以后，因遇赦才内迁到江陵府，当一名法曹参军；又过了一年，多蒙“皇恩浩荡”，才召回朝廷，当了“试用”的国子博士。这官场中的冷暖，这统治者随便的一喜一怒都关系着多少人命运的事实，难道还非等六十岁才能看清楚吗？这种吊古伤今，并饱含着个人身世之感的悲凉慷慨，是本文所抒发的“郁积”的第一个方面。
第二，我们再看文章中这段话：“居东郭者曰㕙，狡而善走，与韩卢争能，卢不及。卢怒，与宋鹊谋而杀之，醢其家。”韩愈写这篇文章，每一个说法几乎都有史料作根据，《战国策·齐策》云：“韩子卢者，天下之疾犬也。韩子卢逐东郭㕙，环山者三，腾山者五，兔极于前，犬废于后。”《博物志》云：“宋有骏犬曰鹊。”情况只此，而文中所谓“与韩卢争能，卢不及。卢怒，与宋鹊谋而杀之，醢其家”，则是韩愈为了热闹而编进去的情节。这难道只是随便一说么？不，这也是古往今来多少功臣良将、英雄豪杰的共同的悲惨下场。屈原被上官大夫、令尹子兰所毁逐，李牧被郭开所谮杀，韩信、彭越被吕后、陈平等所灭族、菹醢。入唐以来，那种小人当道、谗害忠良的事情就更不可胜举了，李林甫、李辅国、元载、裴延龄，这些口蜜腹剑、妒贤嫉能的家伙们，受他们倾害的人还有办法统计吗？韩愈因论关中荒旱而被远贬阳山，其中就是因为有“幸臣”李实在拨弄；后来顺宗即位，大赦天下，韩愈本当回京，结果又“为观察使所抑”，改派到江陵。凡此种种，还不使人心寒，还不使人气愤吗？
第三，本文对于汉魏以来的门阀制度，对于那种好把古代名人牵引入自家谱牒的社会习气有一种讽刺嘲弄的作用。例如韩愈在为后世奔跑的这些兔子们考证它们的祖先说：“其先明眎，佐禹治东方土，养万物有功，因封于卯地，死为十二神。”其支系：“明眎八世孙䨲，世传当殷时居中山，得神仙之术，能匿光使物，窃恒娥，骑蟾蜍入月，其后代遂隐不仕云。居东郭者曰㕙，狡而善走。”如此等等。这样考证自家谱系的方法我们是很熟悉的：汉朝皇帝说他们是为夏朝驯龙的刘累的后代，北周皇帝说他们是炎帝神农氏的后代，唐朝的皇帝说他们是老子李耳的后代；屈原说他是“帝高阳之苗裔”，司马迁自称是颛顼时代的重黎之后，扬雄找到周朝的伯侨，班固找到春秋楚国的令尹子文；甚至连与世无争的大隐士陶渊明也于此未能免俗，居然在《命子》诗中说什么“悠悠我祖，爰自陶唐。邈焉虞宾，历世重光。御龙勤夏，豕韦翼商。穆穆司徒，厥族以昌”。一个个都是找名门，攀大户，千篇一律，极尽其穿凿附会之能事。与此相反，我们却从来没有听到过谁说自己是驩兜的后代，是盗跖的子孙。这些现象，作为一种社会风气，是极端庸俗的；作为一类文章，是十分可厌的。现在韩愈为兔子们考订渊源，也仿效前贤，一丝不苟地把它们的门阀勋业追寻到了五帝三王。这一手真叫人啼笑皆非，其效果正如十七世纪西班牙小说《堂吉诃德》对于骑士文学的嘲弄。
《毛颖传》最显著的特征是它的滑稽幽默，也就是柳宗元所说的“俳”；但是，这篇文章的艺术性却不是简单的一个“俳”字所可概括的。它的成就很高，大致有以下四点：
其一，旁征博引，叙事凿凿有据。《毛颖传》是一篇给毛笔尖立传的文章，开头就说：“毛颖者，中山人也。”这不是随便讲的，宋代马永卿《懒真子》说：“退之以毛颖为中山人者，盖出于《右军经》云：唯赵国豪中用。盖赵国平原广泽无杂木，唯有细草，是以兔肥，肥则豪长而锐，此良笔也。”《右军经》有人怀疑是后人伪托，中山究竟在哪里也有一些争议，这些问题都不大，关键的是由此可以得知中山产兔子、中山出毛笔的这种说法是由来已久的了，不是韩愈瞎说。文章接下去是：“其先明眎，佐禹治东方土，养万物有功，因封于卯地，死为十二神。”兔子见于经典，最早的是《礼记》，其《曲礼》篇说：“兔曰明视。”孔颖达疏：“兔肥则目开明也。”中国从汉代就有所谓十二生肖，又以十二地支与十二生肖相配，《论衡·物势》所谓“酉，鸡也；卯，兔也；申，猴也”等等，就是指此。中国古代又以十二地支表示方位，如酉指西方，卯指东方，子指北方，午指南方等等，韩愈说兔祖明眎“封于卯地，死为十二神”，就是由这里推衍出来的。韩愈又记载明眎说：“吾子孙神明之后，不可与物同，当吐而生。”这里的构思和措辞，真是异想天开，神妙莫测。关于兔子“吐而生”的问题，古人有过这种错误说法，例如《论衡·奇怪》篇就说：“兔吮豪而怀子，及其子生，从口而出。”韩愈在这里故意将错就错地采用了这个说法，从而使故事更显得恍忽迷离，意趣横生，而且与前面的叙述也衔接得非常自然巧妙。
关于明眎八世孙䨲“窃恒娥，骑蟾蜍入月”的事情，《尔雅·释兽》:“兔子嬎。”郭璞注：“俗呼曰䨲。”《广雅·释兽》:“䨲，兔子也。”《淮南子·览冥训》:“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恒娥窃以奔月。”《初学记·天部》引《五经通义》:“月中有兔，与蟾蜍并。月，阴也；蟾蜍，阳也。而与兔并明，阴系于阳也。”韩愈的说法就是根据这些捏和成的。关于东郭㕙的问题，前已述及。凡此种种，都是古书上旧有其说，韩愈信手拈来，头头是道，表现了他的渊博的知识和非凡的才华。而且态度还似乎非常严肃，就如同某些古人极力想把自家的谱系写得华贵而久远那样，韩愈也是为之极力搜寻，异常认真的。这就如同一个滑稽演员表演节目，他的神情越装得严肃郑重，观众也就越是笑得前仰后合。
更妙的是文章的结尾部分，他说：“毛氏有两族。其一姬姓，文王之子，封于毛，所谓鲁、卫、毛、聃者也，战国时有毛公、毛遂。独中山之族，不知其本所出，子孙最为蕃昌。”在这里他把圣人的子孙和一群兔子相提并论，显然是有点玩世不恭了，《旧唐书》说他“讥戏不近人情”，可能也与这段话有关。但是这种“以实证虚”，假戏真做的表现方法是饶有兴味的。记得陶渊明写《桃花源记》就是如此，一开头就说：“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有时间，有地点，都是真的。最后又说：“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有名有姓，真实性简直都不容人们再怀疑。两篇文章采用的方法都是以实证虚，但在《桃花源记》所达到的效果是使故事更活脱、更令人神往；而在《毛颖传》里则是使故事显得更幽默、更引人发笑了。
其二，描绘主人公的形象性格，贴切生动。好的寓言作品，除了它的含意深刻外，总还要求它所描写的事物本身具有它固有的性格，与我国古代的其他大多数寓言相比，《毛颖传》对毛颖形象性格的描画是异常成功的。作品写蒙恬制笔的过程时说：“遂猎，围毛氏之族，拔其豪，载颖而归，献俘于章台宫，聚其族而加束缚焉。秦皇帝使恬赐之汤沐，而封诸管城，号曰管城子，日见亲宠任事。”这所谓“豪”，所谓“汤沐”，所谓“管城”，都是双关语，既有表面意思上的热热闹闹，又有本质意思上的实实在在。作品在描写毛颖的性格，亦即毛笔的性能时说：“颖为人强记而便敏，自结绳之代以及秦事，莫不纂录；阴阳、卜筮、占相、医方、族氏、山经、地志、字书、图画、九流百家、天人之书，及至浮图、老子、外国之说，皆所详悉；又通于当代之务，官府簿书，市井货钱注记，惟上所使。自秦皇帝及太子扶苏、胡亥、丞相斯、中车府令高，下及国人，无不爱重。又善随人意，正直邪曲巧拙，一随其人。虽见废弃，终默不泄。惟不喜武士，然见请，亦时往。”这段话要说的实质含意只不过是“笔，什么事都可以写，什么人都可以用”这两点，但作者为突出表象上的毛颖的这种性格才能，而极尽其铺排张皇之能事。古往今来，凡是人世上用文字笔画勾写的东西，他都一一点到，唯恐遗漏。蒙恬时代的显赫人物，他又点出一长串。真是夸张又夸张，详尽又详尽，似乎是推崇得也太过分了。但我们细心想想，又有哪一句有任何一点不切合实际呢？当我们读到毛颖“善随人意，正直邪曲巧拙，一随其人。虽见废弃，终默不泄”时，我们不得不佩服作者的用心之细，体察社会的人情世态之深。这里面不是没有对历代佞臣的那种揶揄嘲讽，但作为一支听人使用的毛笔，谁又能说不是这个样子呢？到此为止，作为毛笔性能的描写，已经相当淋漓酣畅，已经可以结束了，但作者还不停止，他又荡开一笔，说：“唯不喜武士，然见请，亦时往。”真是飞来之笔，变化莫测，而在叙事上又补得点水不漏。
为了从另一个角度补写毛颖的性格，作者写了毛颖的挚友与同僚。他说：“颖与绛人陈玄、弘农陶泓及会稽褚先生友善，相推致，其出处必偕。上召颖，三人者不待诏，辄俱往，上未尝怪焉。”在唐代，绛州向朝廷贡墨、弘农贡砚、会稽贡纸的事情，见于《通典》和《新唐书》，不是韩愈杜撰。所谓“上召颖，三人者不待诏，辄俱往”，描写细腻入微，使人叹服。经过这一补充，毛颖的性格更鲜明了。
以上几节是《毛颖传》的骨干部分，作者对毛颖这种性格才能的精彩而又精确的描写，是本文获得成功的关键。
其三，整个文章从格式到词气口吻都是故意地模仿《史记》，模仿得惟妙惟肖。例如《史记·李将军列传》说：“李将军广者，陇西成纪人也。其先曰李信，秦时为将，遂得燕太子丹者也。”《毛颖传》开头就是这个格式。《吴太伯世家》的最后说：“太史公曰：余读《春秋》古文，乃知中国之虞与荆蛮句吴兄弟也。”《毛颖传》在这里也学《史记》:“太史公曰：毛氏有两族，其一姬姓”云云。二者都是另引材料以补传文所未及，兼出“其停笔踌躇，俯仰今古之意”。
其中尤其逗人兴味的是写毛颖的归秦：“秦始皇时，蒙将军恬南伐楚，次中山，将大猎以惧楚。召左右庶长与军尉，以《连山》筮之，得天与人文之兆。筮者贺曰：‘今日之获，不角不牙，衣褐之徒，缺口而长须，八窍而趺居。独取其髦，简牍是资，天下其同书。秦其遂兼诸侯乎？'”这里所以提出蒙恬，是因为早在晋代张华的《博物志》和崔豹的《古今注》上就有“蒙恬造笔”的说法。至于后面的筮者之辞，我们先看看《左传》写晋灭虞虢的一段：“（僖公五年）八月甲午，晋侯围上阳，问于卜偃曰：‘吾其济乎？’对曰：‘克之。’公曰：‘何时？’对曰：‘童谣云：丙之晨，龙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鹑之贲贲，天策焞焞，火中成军，虢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清末李刚己评论《毛颖传》说：“筮词奇古绝伦，置之《左传》占筮词中，当无以复别。”这种口吻辞气上的模仿，真可以说是出神入化了。
韩愈的模仿《史记》、《左传》，与南朝人的写“拟古”诗、唐朝人的写“选体”诗不同：他们的模仿是以“逼真”为目的，结果是愈逼真，愈呆板愈死；韩愈这里的模仿是以“逼真”为手段，结果是愈逼真，愈生动愈活。《毛颖传》之所以能取得如此突出的诙谐幽默的效果，与这点大有关系。
其四，寓伤心叹惋、愤世嫉俗于诙谐滑稽之中。一般说来，诙谐滑稽的东西容易流于轻浮，这是人们对于“俳”往往产生反感的原因。但是《毛颖传》使人读起来决不感到轻浮，这是因为它有思想，它的每一个段落，甚至一言一语，都有令人深思、令人联想的问题。它整个文章的字里行间都带着一种浓厚的感情色彩，流露着一种世态炎凉的人生慨叹。我们看看韩愈是怎样写毛颖受宠的。他说：“累拜中书令，与上益狎，上常呼为中书君。上亲决事，以衡石自程，虽宫人不得立左右，独颖与执烛者常侍，上休方罢。”“中书”在这里又是双关，始皇帝亲自决断一切大小事务，甚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程，不中程不得休息”，这在《史记》里是有记载的。说“虽宫人不得立左右，独颖与执烛者常侍”，又与毛笔的实质非常切合。但是我们应该注意作者在这里对毛颖受宠的描写是极力夸张的，而且是有意识地让它与后面的毛颖被黜作对照。请看后面：“后因进见，上将有任使，拂拭之，因免冠谢。上见其发秃，又所摹画不能称上意。上嘻笑曰：‘中书君老而秃，不任吾用。吾常谓君中书，君今不中书邪？’对曰：‘臣所谓尽心者。’因不复召，归封邑，终于管城。”这里的表象是毛颖，实指是秃笔，寄寓的是无数忠臣义士一生为君主效力，至年齿衰迈竟被抛弃的人世悲哀。王维的《老将行》、杜甫的《瘦马行》、《丹青引》不都是写的这个意思吗？文章到这里作者还嫌不够酣畅，还觉得像有骨鲠在喉，于是他在后面的“太史公曰”里又补充写道：“颖始以俘见，卒见任使，秦之灭诸侯，颖与有功，赏不酬劳，以老见疏，秦真少恩哉！”如果说全文是寓言，前面几段还都比较含蓄的话，那么这里可就是画龙点睛了。
正因为《毛颖传》既有这个贯穿全文的主旨，又有我们前面说过的那些零星的到处随文而发的愤世嫉俗，有随文流露的那种人生社会的凄凉哀怨之音，因而就使这篇文章显得格外深沉，格外有气势、有力量。柳宗元敬佩地说是读它有如“捕龙蛇，搏虎豹”，苏东坡说《毛颖传》在韩愈的文章里是最“狡狯变化”的，具有“大神通”。这些都不是溢美之词。
（韩兆琦）
圬者王承福传
韩愈
圬之为技，贱且劳者也，有业之，其色若自得者。听其言，约而尽。问之，王其姓，承福其名，世为京兆长安农夫。天宝之乱，发人为兵，持弓矢十三年，有官勋，弃之来归，丧其土田，手镘衣食，馀三十年，舍于市之主人，而归其屋食之当焉，视时屋食之贵贱，而上下其圬之佣以偿之，有馀，则以与道路之废疾饿者焉。
又曰：粟，稼而生者也；若布与帛，必蚕绩而后成者也；其他所以养生之具，皆待人力而后完也。吾皆赖之。然人不可遍为，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故君者，理我所以生者也；而百官者，承君之化者也。任有小大，惟其所能，若器皿焉。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故吾不敢一日舍镘以嬉。夫镘易能，可力焉，又诚有功，取其直，虽劳无愧，吾心安焉。夫力，易强而有功也；心，难强而有智也，用力者使于人，用心者使人，亦其宜也，吾特择其易为而无愧者取焉。嘻！吾操镘以入贵富之家有年矣，有一至者焉，又往过之，则为墟矣；有再至三至者焉，而往过之，则为墟矣。问之其邻，或曰：噫，刑戮也。或曰：身既死，而其子孙不能有也。或曰：死而归之官也。吾以是观之，非所谓食焉怠其事而得天殃者邪？非强心以智而不足，不择其才之称否而冒之者邪？非多行可愧，知其不可而强为之者邪？将贵富难守，薄功而厚飨之者邪？抑丰悴有时，一去一来而不可常者邪？吾之心悯焉，是故择其力之可能者行焉，乐富贵而悲贫贱，我岂异于人哉！
又曰：功大者其所以自奉也博，妻与子皆养于我者也，吾能薄而功小，不有之可也。又吾所谓劳力者，若立吾家而力不足，则心又劳也，一身而二任焉，虽圣者不可能也。
愈始闻而惑之，又从而思之，盖贤者也，盖所谓独善其身者也。然吾有讥焉，谓其自为也过多，其为人也过少，其学杨朱之道者邪[1] ？杨之道，不肯拔我一毛而利天下，而夫人以有家为劳心，不肯一动其心以畜其妻子，其肯劳其心以为人乎哉！虽然，其贤于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者[2] ，以济其生之欲，贪邪而亡道以丧其身者，其亦远矣！又其言有可以警余者，故余为之传，而自鉴焉。
〔注〕 [1] 杨朱：战国时学者，主张“为我”学说。《孟子》、《庄子》、《韩非子》载有他的事迹和言论。《列子》有《杨朱篇》，多记杨朱之言以及他和墨子弟子禽滑厘的辩论。 [2] 患不得之而患失之者：这是孔子说的话：“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见《论语·阳货》。
圬，粉刷墙壁；圬者，粉刷墙壁的工匠，也就是“泥水匠”，这在封建社会属于所谓“贱业”。韩愈为一位操贱业的泥水匠立传，说明他不轻视劳动人民。但是，王承福是否真有其人，尚可存疑。因为通观全文，与其说是为某一位劳动人民立传，不如说宣扬或发挥作者本人的某种思想。这一点，前人看出的不多，只有清人蔡铸说：“按‘王其姓，承福其名’，不必有其人也，不必有其事也。公疾当世之‘食焉而怠其事’者，特借圬者口中以警之耳。凭空结撰，此文家无中生有法也。”（《古文评注补正全集》）这话很有见地。但韩愈所不满的，并不仅是“食焉而怠其事”一端；他所要宣扬和发挥的，乃是儒家为建立和维持封建社会组织机制而提出的“社会分工论”。
儒家的社会分工思想，集中到两句话，就是孟子说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孟子·滕文公上》记载孟子的谈话，举出“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百工必须各司其职，各尽其能。韩愈写了《原道》，阐发这一思想：“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则失其所以为臣；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后人因为这后一句“则诛”，便说韩愈站在封建反动统治阶级立场，对广大劳动人民进行威胁。这是仅从表面看问题。从儒家主张的社会分工秩序来看，这正是维系封建社会运行机制的必要手段，何况对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君与臣，同样也规定了他们的职责，失职的将“失其所以为”君或臣的，他们同样也要承担失职的处分。
这篇《圬者王承福传》中，泥水匠王承福的处世观点，同《孟子》和韩愈《原道》中表达的社会分工思想观点是一致的。王承福说：“然人不可遍为（指一个人不能兼做百工的事），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故君者，理我所以生者也（就是《原道》说的“君者出令者也”）；而百官者，承君之化者也（就是《原道》说的“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任有小大，惟其所能（就是《孟子》说的“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用力者使于人，用心者使人，亦其宜也（就是《孟子》说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因此，可以说这篇传是《原道》的续篇。《原道》是一篇政治论文，这篇传则是一篇政治性传记，虽然王承福不必实有其人。《原道》从理论上对儒家社会分工论作了论证，这篇传则落实到社会生活中的具体个人，用较为艺术的手法证实儒家拥护的封建社会存在的正确性与合理性。
但是，王承福不是一个艺术形象。在韩愈笔下，他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物，韩愈无意为他点染音容笑貌。在这篇传里，他被描写成为一个社会思想者和社会观察者。通过他的思考，肯定社会分工的必要性，统治阶级有权统治劳动人民，劳动人民有义务服从统治阶级的统治。通过他的眼睛，观察“贵富之家”即统治阶级“食焉而怠其事”所受到的惩罚，如他所说的“必有天殃”，对他们提出了警告。他列举了“贵富之家”所受的“天殃”:“刑戮也”, “身既死，而其子孙不能有也”, “死而归之官也”。这些，他都归之于“食焉而怠其事”所致。其实，这是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周期性的财产与权势再分配的循环，任何时代都在不断重复出现的。王承福看到这种现象，他也发出这样的疑问：“将贵富难守，薄功而厚飨之者邪（付出很少的劳绩，得到过分的报酬）？抑丰悴有时（贵与贱、好与坏不时交替变换），一去一来而不可常（永久）者邪？”似乎提出问题，但只要去掉前后的疑问语词，答案已在其中。王承福之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因为他站在第三者亦即旁观者的立场，所以他是一个社会观察者。只有头脑冷静的人，才能做出这样的分析。
照此看来，王承福已经超越了他作为劳动人民的思想，韩愈笔下的这个人物是否真实可信呢？王承福既是泥水匠，处于社会的底层，是被剥削者，怎么可能拥护剥削阶级的统治呢？但是，我们知道，“统治阶级的思想就是统治的思想”，王承福接受并拥护当时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是完全可能的。此其一。儒家的社会分工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论点，过去曾被认为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反动谬论，但从劳动分工的角度看，确有脑力与体力之分，不能一概斥之为欺骗人民的反动谬论。社会的分工，任何时代都是必要的，主要看站在什么立场讲话。此其二。因此，王承福不是人为制造出来的虚假代言人，而是当日社会的真实人物。前面曾说王承福不必实有其人，这里又说他是真实的人物，不是前后矛盾吗？不必实有其人，并不是说没有这一类型的人物。像王承福这一类型的人物，在封建社会里还是普遍存在的，不过认识有深浅，性格有差异罢了。
然而王承福虽然接受了儒家的社会分工思想，安于“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分工观点，却不是一个积极分子。他自居劳力，不愿再去劳心；劳力只求养活自己，不愿再去劳心养育妻子。他的理论是“若立吾家而力不足，则心又劳也，一身而二任焉，虽圣者不可能也”。这同儒家的积极有为思想是直接违背的，因此韩愈一方面肯定他贤于那些患得患失和贪邪亡道之徒，但也严厉批评他“不肯一动其心以畜其妻子”的“其自为也过多，其为人也过少”的杨朱思想。他写这篇传的用意也就在此。
从结构来看，这篇传由四段构成。第一段叙述王承福的出身和经历；第二段由王承福自述他对社会分工的看法，以及他对“贵富之家”兴衰丰悴的感慨；第三段仍由王承福自述他的“独善其身”的处世哲学；第四段则是作者韩愈对王承福的评论，揭出写传的主旨所在。各段有明确的中心，言简意赅，语语相扣，一气而下。如第二段写“贵富之家”的败落衰亡，连用三个“或曰”和三个“非”如何如何，既是并列句，层次很分明，又是一句追一句，把王承福眼中的所闻所见说得何等透彻，确是道出了封建社会的痼疾。
安史之乱在天宝末年（755），王承福从军“持弓矢十三年”，则是代宗大历三年（768）；又三十年，是德宗贞元十四年（798），这年韩愈在汴州宣武军幕府。传中说“馀三十年”是三十多年，王承福在长安已做了多年的泥水匠；贞元十七年，韩愈来京师调选，是年三十四岁，这篇传可能就是这年作的。
这篇作品名为“传”，但以说理为主，不论其思想或艺术，都显示了韩愈散文的特色，不回避社会问题，面对现实，观察深刻，鞭辟入里，是一篇值得仔细阅读的文章。
（钱伯城）
新修滕王阁记
韩愈
愈少时则闻江南多临观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瑰伟绝特之称；及得三王所为序、赋、记等[1] ，壮其文辞，益欲往一观而读之，以忘吾忧；系官于朝，愿莫之遂。十四年，以言事斥守揭阳[2] ，便道取疾以至海上，又不得过南昌而观所谓滕王阁者。其冬，以天子进大号，加恩区内，移刺袁州[3] 。袁于南昌为属邑，私喜幸自语，以为当得躬诣大府，受约束于下执事，及其无事且还，傥得一至其处，窃寄目偿所愿焉。至州之七月，诏以中书舍人太原王公[4] 为御史中丞，观察江南西道；洪、江、饶、虔、吉、信、抚、袁悉属治所[5] 。八州之人，前所不便及所愿欲而不得者，公至之日，皆罢行之。大者驿闻，小者立变，春生秋杀，阳开阴闭，令修于庭户数日之间，而人自得于湖山千里之外。吾虽欲出意见，论利害，听命于幕下；而吾州乃无一事可假而行者，又安得舍己所事以勤馆人？则滕王阁又无因而至焉矣！
其岁九月，人吏浃和，公与监军使燕于此阁，文武宾士皆与在席。酒半，合辞言曰：“此屋不修，且坏。前公为从事此邦，适理新之，公所为文，实书在壁；今三十年而公来为邦伯，适及期月，公又来燕于此，公乌得无情哉？”公应曰：“诺。”于是栋楹梁桷板槛之腐黑挠折者，盖瓦级砖之破缺者，赤白之漫漶不鲜者，治之则已；无侈前人，无废后观。
工既讫功，公以众饮，而以书命愈曰：“子其为我记之！”愈既以未得造观为叹，窃喜载名其上，词列三王之次，有荣耀焉；乃不辞而承公命。其江山之好，登望之乐，虽老矣，如获从公游，尚能为公赋之。
元和十五年十月某日，袁州刺史韩愈记。
〔注〕 [1] 三王所为序、赋、记：旧本有注云：“王勃作游阁序，王绪作赋，今中丞王公为从事日作修阁记。”“今中丞王公”即王仲舒，详注[4]。 [2] 以言事斥守揭阳：唐宪宗元和十四年正月，韩愈以上疏论佛骨事，自刑部侍郎贬潮州刺史。揭阳为潮州的别称，今广东潮州市西南有揭阳县。 [3] 移刺袁州：元和十四年七月，群臣为宪宗上尊号曰“元和圣文神武法天应道皇帝”，大赦天下。韩愈于同年十月得量移袁州刺史。 [4] 太原王公：《旧唐书·王仲舒传》:“王仲舒，字弘中，太原人。（元和十五年正月）穆宗即位，复召为中书舍人，其年出为洪州刺史、御史中丞、江南西道观察使。”[5] 洪、江、饶、虔、吉、信、抚、袁：皆属江南西道州郡。洪州治今南昌，江州治今九江，饶州治今波阳，虔州治今赣州，吉州治今吉安，信州治今上饶，抚州治今临川，袁州治今宜春。
滕王阁，故址在今江西南昌市，前临赣江，风景秀丽。唐高祖子李元婴于贞观十三年（639）受封为滕王，曾官洪州都督，他在任期间主持兴建了此阁，故称滕王阁。阁以人称，声名益彰，遂成为洪州游览胜地。迁客骚人，多会于此，登临寄慨，览物情浓，每每泼墨挥毫，吟诗撰文，歌颂滕王阁。其中最为人称道的是王勃的《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序文用骈体写成，词采华丽，对仗工整，顺序写来，层次清晰，气势奔放，意境开阔，历来脍炙人口。此文一出，致使后来者难以超步。中唐古文运动的领袖韩愈不愧为一代文宗，才情富赡，勇于创新，笔力矫健，难以羁勒。故他的这篇《新修滕王阁记》，能避开对滕王阁本身及四周景物的正面描绘，独辟蹊径，以情取胜。
作者并未到过洪州，也未曾游览过滕王阁，文章提笔便抒发自己对滕王阁的向往之情：“愈少时则闻江南多临观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瑰伟绝特之称”。这个开头大有笼罩全篇之势，作者推窗见月，以江南多临观之美，来烘托出美中最美的要数滕王阁“独为第一”。“瑰伟绝特”四字，则是对滕王阁最集中的赞美之辞。正因为如此，阁名久闻遐迩，作者从少小时便知滕王阁为江南第一胜观。等到读了王勃等人描写滕王阁的文章后，“益欲往一观”。这在文势上是一扬，写渴望之久、渴望之切。然而因“系官于朝”，繁务缠身，所以“愿莫之遂”。这在文势上是一抑。下面又写自己有幸“移刺袁州”，袁州乃南昌属邑，满以为这下子该有机会偿其夙愿，登临滕王阁了。这在文势上又是一扬。作者以“私喜幸”、“窃寄目偿所愿焉”等语，十分准确地传达出作者内心深处抑制不住的兴奋之情。可是又正好碰上御史中丞王公来任江南西道观察使，王公办事干练，公允得当；兴利除弊，雷厉风行，所以自己虽然想去南昌“躬诣大府”, “出意见，论利害”，顺便观赏滕王阁，但竟无意见可出，无利害可陈，这样“滕王阁又无因而至焉矣”！这在文势上又是一抑。如此两扬两抑，文情起伏，顿挫分明，使人随着作者的行文，忽喜忽叹，乍惊乍疑。俗话说：为人贵直，为文贵曲。文须曲折跌宕，才能产生扣人心弦的艺术魅力。韩愈乃为文之大手笔，即便是一篇仅五百余字的普通小记，行文也不愿平直简率，充分显示出其超迈的笔力和独特的个性。
文章的第二节，叙述了新修滕王阁一事的缘起。九月深秋，王公与监军使及文武宾士宴于滕王阁，“人吏浃和”，主客交欢，畅饮至酒半，大家一起建议王公重修滕王阁，王公应诺。这一节行文极其简洁，对新修滕王阁的具体过程仅用“于是栋楹梁桷板槛之腐黑挠折者，盖瓦级砖之破缺者，赤白之漫漶不鲜者，治之则已”等寥寥数语，便概括无遗。结句“无侈前人，无废后观”八字，含义尤其丰富。修滕王阁既要修好，以造福子孙，遗泽后世；又没有奢侈过度，劳民伤财。这八个字言虽在阁而意实在人，是对主持修阁者王公为政务实精神的一种巧妙赞美。
行文最后才点题，说明自己是受王公之命而撰写这篇《新修滕王阁记》的。虽然“以未得造观为叹”，但“窃喜载名其上”，故“不辞而承公命”。文章以渴望已久却未能造观滕王阁的感叹起，又以最终也未得造观滕王阁的感叹结，气脉贯通，章法井然。
本文侧重叙事，在叙事中抒情。一是叙述自己一直渴望游览滕王阁的心愿，抒发对名阁的热切向往之情。二是叙述御史中丞王公治理江南西道的卓著政绩，抒发对王公的仰慕之情。作者写“八州之人，前所不便及所愿欲而不得者，公至之日，皆罢行之。大者驿闻，小者立变，春生秋杀，阳开阴闭，令修于庭户数日之间，而人自得于湖山千里之外”。表面上语语平淡，实质上句句颂扬王公的才能和德政。尤为巧妙的是，作者说自己虽然想找一个原由去南昌谒见王公，提提建议，顺便游览一下滕王阁，但“虽欲出意见，论利害，听命于幕下；而吾州乃无一事可假而行者”。在为又无机会游览滕王阁的深深慨叹中，含而不露地表达了对王公的由衷赞叹！诚如前人所评价的那样：“寻常颂扬文字，经退之之手，便觉瑰玮巨丽，简老深括，夐绝于人。”（张裕钊语。转引自《韩昌黎文集校注》）
记叙某一处作者并未曾身临其境的名胜，反复抒写不得造观的感叹，这种作文路径，乃韩愈首先开创。此法门一开，后人遂争相效仿，如宋代欧阳修为襄州知州史中辉撰《岘山亭记》、苏舜钦为处州知州李然明撰《照水堂记》、苏轼为眉州知州黎希声撰《远景楼记》等等，文辞虽异而大意略同。这种模仿不是不可以，但过则为滥。对此，曾国藩曾评道：“反复以不得至彼为恨，此等蹊径自公辟之，亦无害；后人踵之以千万，乃遂可厌矣。故知造意之无关义理者，皆不足复陈也。”（转引同前）此论大体上是中肯的。
（程郁缀）
蓝田县丞厅壁记
韩愈
丞之职所以贰令，于一邑无所不当问。其下主簿、尉，主簿、尉乃有分职。丞位高而逼，例以嫌不可否事。文书行，吏抱成案诣丞。卷其前，钳以左手，右手摘纸尾，雁鹜行以进，平立，睨丞曰“当署”。丞涉笔占位署，惟谨。目吏，问“可不可”。吏曰“得”，则退，不敢略省，漫不知何事。官虽尊，力势反出主簿、尉下。谚数慢，必曰“丞”，至以相訾謷[1] 。丞之设，岂端使然哉！
博陵崔斯立，种学绩文，以蓄其有，泓涵演迤[2] ，日大以肆。贞元初，挟其能，战艺于京师，再进再屈千人[3] 。元和初，以前大理评事言得失黜官，再转而为丞兹邑。始至，喟然曰：“官无卑，顾材不足塞职。”既噤不得施用，又喟然曰：“丞哉！丞哉！余不负丞，而丞负余！”则尽枿去牙角[4] ，一蹑故迹，破崖岸[5] 而为之。
丞厅故有记，坏漏污不可读。斯立易桷[6] 与瓦，墁治壁[7] ，悉书前任人名氏。庭有老槐四行，南墙巨竹千梃，俨立若相持，水㶁㶁循除[8] 鸣。斯立痛扫溉，对树二松，日哦其间。有问者，辄对曰：“余方有公事，子姑去。”
考功郎中、知制诰韩愈记。
〔注〕 [1] 訾謷（zǐáo紫敖）：诋毁。 [2] 泓涵演迤：宏深广大，源流绵长，形容学识深厚广博。 [3] 屈千人：一说作“屈□人”。 [4] 枿（niè涅）去牙角：去掉锐气和棱角。 [5] 崖岸：比喻人的性情高傲。破崖岸也是磨去棱角的意思。 [6] 桷（jué决）：方的椽子。 [7] 墁治壁：粉刷好墙壁。墁是涂壁的工具，这里作动词用。 [8] 㶁（guó国）㶁：水流声。除：庭阶。
此文作于唐元和十年（815），当时韩愈四十岁，正任考功郎中兼知制诰。这篇文章通过描写对待县丞不近情理的种种表现，抨击封建官场的弊病，为有职而无实权、有才而不得用的知识分子鸣不平，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和尖锐的批判锋芒。
前人曾称此文“真古今有数奇文”（清林云铭《韩文起》）。确实，它奇妙独特，精彩绝伦，艺术性很高。
首先，写法新。旧时官府的厅壁记，是专门用来记叙前后任的姓名及其履历，书写在厅堂的墙壁上，有一定的格式。唐封演的《封氏闻见记》卷五云：“朝廷百司诸厅，皆有壁记，叙官秩创置及迁授始末。原其作意，盖欲著前政履历而发将来健羡焉。故为记之体，贵其说事详雅，不为苟饰。”这类作品容易写成平板乏味的官样文章，或者成为虚夸不实的粉饰之作。而韩愈的这篇厅壁记，却一反旧例，生面别开。它没有繁琐地罗列蓝田县丞前后任的姓名履历，而是通过一些具体、生动的事例，以小见大，以少总多，着重揭示社会相，从一个侧面勾勒当时官场活生生的图画，让人真切地感到其荒谬，笔带嘲谑，语挟风霜，揭露弊病，反映知识分子怀才不遇的苦闷。“丞哉！丞哉！余不负丞，而丞负余”，崔斯立的感叹就饱和着有才之士报国无门的无限辛酸。全文寓庄于谐，寄意深婉，形式上是一篇厅壁记，实际是尖锐泼辣的讽刺小品文。韩文那种“道人之所不道，到人之所不到”（孙樵《与王霖秀才书》）的创造性和新鲜感，在这里又一次得到突出的体现。
其次，结构巧。此文灵动多变而又布局严谨，臻于形散神不散的极致。全文分两大段。第一段说明使县丞“例以嫌不可否事”的旧习惯之不合理。开头说县丞是一县的副行政长官（贰令）, “无所不当问”，似乎职权很大。然后笔锋一转，写丞由于职位逼近县令，容易引起县令对其“争权”的疑忌，为了避嫌，照例对公事不加可否，实际是无一事可问。接着写丞木偶似地在公文上签字的尴尬相，写民间俗语说到闲散多余的官员总是提到丞，有时甚至以“丞”作为相互谩骂的话。或详叙，或略写，一一加以印证。最后以“丞之设，岂端使然哉”的感叹作小结，点出这种局面的产生不合设置县丞的本意，使人领悟到这种弊病是官场浑浊的产物。第二段具体地写到崔斯立怀抱用世之心担任蓝田县丞，却有职无权，无所作为。这是文章的重点所在，又是上段内容的具体化。起首先渲染崔的才能学识和志向抱负，这是采取高抬重跌的手法，为下文写崔的失意作衬托。后叙崔在碰壁以后，感叹无用武之地，逐渐磨去棱角，以种树吟诗度日，进一步揭露了官场陋习导致无数知识分子怀才不遇的悲剧。这两段分别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来描写，从一般和个别的意义上来揭示，宏观和微观的互相结合，一般和个别的交相作用，从而深刻而形象地揭示了文章的主旨。此文不仅结撰精严，而且机警灵动。它在宏观描写中又时时包含着微观刻画，如第一段中，丞在公文上签字的叙写就是典型的例子；同时，在个别描摹中又融合着一般意义上的揭示，如第二段在对崔斯立遭遇的具体描写中，那“丞哉！丞哉”的喟叹就提到了触及官场积弊的高度。总体描写和具体刻画互相渗透，错综变化，腾挪跌宕；宏观展示和微观摹写前后衔接，遥相呼应，浑然一体，结构精巧而又和谐。
再者，叙事状物活。厅壁记往往被写成板着面孔记事议论的严肃文字，而韩愈的这篇文章却写得生动活泼，谐趣横生。其重要原因之一是重视细节描写，善于选取典型性的场景加以具体入微的刻画，把所要表现的事物写得鲜明生动，栩栩欲活。第一段写丞为了怕引起县令对夺权的疑忌，于是只好遇事不多过问，尽量回避，而县吏看准了县令不愿丞多插手的心思，也把丞看作县衙门中多余的人，这样就使县丞处在木偶般的难堪境地。对这些，作者不是停留在抽象叙说上，而是选取县丞在公文上签字的典型情景加以描绘。短短几句，把封建官场中一幕苦涩的滑稽剧写得惟妙惟肖，声情毕现。那县吏仗势欺人，根本不把县丞放在眼里的势利嘴脸；那县丞逆来顺受，签字时不敢要求看公文内容一眼，只知拿起笔小心谨慎地在规定的地方署名的可怜相，都刻画得入木三分，完全是一副生动的小说笔墨。第二段写崔斯立担任蓝田县丞后，由于有职无权，只得无所事事，也选择了一个典型的细节进行描摹：他在庭院里种上松树，整天在其间吟咏。别人问他，他总是说：“余方有公事，子姑去。”以无事为公事，在这种自我解嘲中，熔铸着知识分子有才而不能施展抱负的悲愤和不平。这样写，不仅形象具体，而且反话正说，有着强烈的悲剧色彩。此文活泼灵变的又一原因，是语言精练准确，生动传神。韩文往往文约意丰，尺幅具千里之势。全文才三百多字，可是有描写，有感叹，有议论，或正叙，或反嘲，或义在文中，或意在言外，以少许的文字表现了丰富的内容。描写县丞的办公厅说：“庭有老槐四行，南墙巨竹千梃，俨立若相持，水㶁㶁循除鸣。”寥寥几笔，就写出了环境的幽雅冷清，可是环境越清幽，就越显出了县丞崔斯立的闲散无聊，我们仿佛看到主人公在这样的处境中，那颗渴望一展宏图的心在流血。作者还善于准确地选择富有表现力的词语叙事写人。如写吏持公文让丞签字的情景：“卷其前，钳以左手，右手摘纸尾，雁鹜行以进。”县吏早已视丞为傀儡，所以他用手紧紧夹住卷起的公文，只让丞看到该签名的纸尾部分。一个“钳”字，精确地写出了吏的动作，又把他不让丞多看一眼公文内容的心理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了。接着写：“平立，睨丞。”平立，直立，不屈身示礼；睨是斜视。直立而斜视，又写尽了县吏对丞的轻蔑态度。下面叙丞签字后和吏的对话：“目吏”问“可不可”，吏曰“得”。“得”，就是“行了”、“可以”的意思。这个口语化的“得”字，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再次形象地突现出县吏鄙视的神情。官场中的势利小人，被刻画得活龙活现，跃然纸上，充分显示作者卓越的语言技巧。
（吴小林）
祭十二郎文
韩愈
年月日[1] ，季父愈闻汝丧之七日，乃能衔哀致诚，使建中[2] 远具时羞之奠，告汝十二郎之灵：
呜呼！吾少孤，及长，不省所怙，惟兄嫂是依。中年兄殁南方[3] ，吾与汝俱幼，从嫂归葬河阳[4] ，既又与汝就食江南[5] ；零丁孤苦，未尝一日相离也。吾上有三兄[6] ，皆不幸早世。承先人后者，在孙惟汝，在子惟吾，两世一身，形单影只，嫂尝抚汝指吾而言曰：“韩氏两世，惟此而已！”汝时尤小，当不复记忆；吾时虽能记忆，亦未知其言之悲也。
吾年十九，始来京城[7] 。其后四年，而归视汝。又四年，吾往河阳省坟墓，遇汝从嫂丧来葬[8] 。又二年，吾佐董丞相幕于汴州[9] ，汝来省吾；止一岁，请归取其孥。明年丞相薨，吾去汴州[10] ，汝不果来。是年，吾又佐戎徐州[11] ，使取汝者始行，吾又罢去[12] ，汝又不果来。吾念汝从于东，东亦客也，不可以久；图久远者，莫如西归，将成家而致汝。呜呼！孰谓汝遽去吾而殁乎！吾与汝俱少年，以为虽暂相别，终当久相与处，故舍汝而旅食京师，以求斗斛之禄；诚知其如此，虽万乘之公相，吾不以一日辍汝而就也。
去年孟东野往[13] ，吾书与汝曰：“吾年未四十，而视茫茫，而发苍苍，而齿牙动摇。念诸父与诸兄，皆康强而早世，如吾之衰者，其能久存乎？吾不可去，汝不肯来；恐旦暮死，而汝抱无涯之戚也。”孰谓少者殁而长者存，强者夭而病者全乎？呜呼！其信然邪？其梦邪？其传之者非其真邪？信也，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乎？汝之纯明，而不克蒙其泽乎？少者强者夭殁，长者衰者而存全乎？未可以为信也。梦也，传之非其真也？东野之书[14] ，耿兰之报[15] ，何为而在吾侧也？呜呼！其信然矣！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矣！汝之纯明宜业其家者，不克蒙其泽矣！所谓天者诚难测，而神者诚难明矣！所谓理者不可推，而寿者不可知矣！虽然，吾自今年来，苍苍者或化而为白矣，动摇者或脱而落矣。毛血日益衰，志气日益微，几何不从汝而死也！死而有知，其几何离？其无知，悲不几时，而不悲者无穷期矣。汝之子始一岁[16] ，吾之子始五岁[17] ，少而强者不可保，如此孩提者又可冀其成立邪？呜呼哀哉！呜呼哀哉！
汝去年书云：“比得软脚病，往往而剧。”吾曰：“是疾也，江南之人，常常有之。”未始以为忧也。呜呼！其竟以此而殒其生乎？抑别有疾而至斯极乎？汝之书，六月十七日也。东野云：汝殁以六月二日。耿兰之报无月日。盖东野之使者不知问家人以月日；如[18] 耿兰之报，不知当言月日。东野与吾书，乃问使者，使者妄称以应之耳。其然乎？其不然乎？
今吾使建中祭汝，吊汝之孤与汝之乳母。彼有食可守以待终丧，则待终丧而取以来；如不能守以终丧，则遂取以来。其馀奴婢，并令守汝丧。吾力能改葬，终葬汝于先人之兆[19] ，然后惟其所愿。
呜呼！汝病吾不知时，汝殁吾不知日；生不能相养以共居，殁不能抚汝以尽哀，敛不得凭其棺，窆不得临其穴。吾行负神明，而使汝夭，不孝不慈，而不得与汝相养以生，相守以死；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与吾形相依，死而魂不与吾梦相接，吾实为之，其又何尤！彼苍者天，曷其有极！自今已往，吾其无意于人世矣！当求数顷之田于伊、颍[20] 之上，以待馀年，教吾子与汝子，幸其成；长吾女与汝女，待其嫁，如此而已！呜呼！言有穷而情不可终，汝其知也耶？其不知也耶？呜呼哀哉！尚飨。
〔注〕 [1] 年月日：指写此祭文的时间。《文苑英华》卷九九三《祭侄老成文》作“贞元十九年五月二十六日”，但下文有“汝之书六月十七日”的话，且祭文又作于闻老成死讯后之七日，故《英华》作“五月”当误。 [2] 建中：当是韩愈的家仆。 [3] 中年兄殁南方：韩愈之兄韩会于大历十二年（777）五月，由起居舍人贬为韶州（治所在今广东韶关市）刺史，不久病死，时年四十二岁。 [4] 河阳：今河南孟县西，韩氏先茔所在地。 [5] 江南：指宣州（今安徽宣城）。韩氏有别业在宣州。建中二年，因中原兵乱，韩愈全家避居于此。 [6] 吾上有三兄：从已有的材料看，韩愈只有长兄韩会、次兄韩介，三兄名不详，或死时尚幼，未及命名。 [7] 始来京城：贞元二年（786）韩愈十九岁，离宣州到长安参加进士考试。 [8] 遇汝从嫂丧来葬：韩愈长嫂郑氏于贞元九年死于宣州。贞元十一年，韩愈往河阳祭扫祖坟，正遇十二郎送其母灵柩归葬。 [9] 佐董丞相幕于汴州：贞元十二年七月，董晋拜检校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管内支度营田汴宋亳颍等州观察处置等使，任韩愈为观察推官。唐自天宝元年，改左右丞相为左右仆射，故董晋以尚书左仆射有“丞相”之称。汴州，今河南开封。[10] 吾去汴州：《新唐书·韩愈传》:“晋卒，愈从丧出，不四日，汴军乱，乃去。”时为贞元十五年二月。 [11] 吾又佐戎徐州：《新唐书·韩愈传》:“依武宁节度使张建封，建封辟府推官。”时张建封为徐州刺史兼武宁军节度使。韩愈于贞元十五年二月末抵徐州，张建封居之于符离睢上，及秋将辞去，建封辟为节度推官。 [12] 吾又罢去：韩愈于贞元十六年五月十四日所作《题李生壁》云：“余黜于徐州，将西居于洛阳。”韩愈在徐州任节度推官不足一年，大概与张建封不合，故去。 [13] 去年孟东野往：孟郊，字东野，与韩愈交谊极厚。去年：贞元十八年。按孟郊于贞元十七年春在长安选官，出任溧阳（今属江苏）县尉。时韩愈亦在京谒选无成，三月东归，有《将归赠孟东野房蜀客》诗。溧阳离宣州不远，故韩愈托其带信给十二郎。孟郊在溧阳尉任二年，而韩愈东归洛阳，十七年冬复赴京选调，授四门博士，迁监察御史，此两年间一直在长安，无由复托孟郊带信。此“去年”二字不可拘泥。 [14] 东野之书：十二郎死后，孟郊在溧阳得知，有信告韩愈。 [15] 耿兰：当是韩家在宣州的家人，他也给韩愈报十二郎之丧。 [16] 汝之子始一岁：十二郎有二子，长韩湘，次韩滂。韩愈于元和十四年（819）正月贬潮州刺史，湘与滂俱从行。同年冬韩愈改袁州刺史，湘、滂随至袁州，滂数月后病死，时年十九岁（见《韩滂墓志铭》），为贞元十八年生，是“始一岁”者为滂。一本“一岁”作“十岁”，则指韩湘。朱熹《昌黎先生集考异》正从作“十岁”本，云：“‘十’或作‘一’。老成二子曰湘，曰滂。滂以季子出继，则湘固宜十岁也。”[17] 吾之子始五岁：此指韩愈之长子韩昶，于贞元十五年生于徐州之符离，小名曰“符”。[18] 如：通“而”。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谓当时语音之讹，有曰“如、而靡异，邪、也弗殊”。[19] 先人之兆：谓河阳韩氏先茔。 [20] 伊、颍：伊河和颍河，均在今河南省境内。
人们不幸失去亲人时，悲痛至极，情之所至，往往呼天抢地，捶胸顿足，甚而至于痛不欲生。《祭十二郎文》就是倾诉此情此景的一篇哀婉动人的文章。文章是身为长辈的韩愈为先逝的晚辈十二郎写的祭文。依常情，老祭少，本身就是一个悲剧；再追思韩氏两代人之间特殊的家庭环境和生活遭际，其悲惨之情就更非寻常可比了。因此，当贞元十九年（803）五月，在长安监察御史任上的韩愈突然得知十二郎病死异乡的噩耗时，如雷轰顶，竟茫然不知所措。直到七天之后，痛定思痛，才以这篇被后世誉为“千年绝调”的祭文倾吐了叔侄间患难与共、生离死别的无限悲伤之情。
文章是按时间顺序写的，首告闻丧以致哀，然后以“吾少孤”一段痛忆家世。原来，韩愈三岁丧父，其后便由长兄韩会及嫂嫂郑夫人抚养。韩愈二兄韩介之次子韩老成，即十二郎，出嗣韩会为子，与韩愈同在韩会夫妇抚育下成长，叔侄情同骨肉，亲如手足。后来，韩会不幸去世，这样，韩氏两代人中，“承先人后者”唯韩愈与十二郎叔侄二人，零丁孤苦，形影难离。写到这，作者笔锋一顿，忽然忆起嫂夫人郑氏当年因是而发的“韩氏两世，惟此而已”的深长慨叹，情深意惨，苦楚倍增。接下“吾年十九”一段，写作者为了生活南奔北走，叔侄再少见面的情形。特别是后来虽几度相约而十二郎终“不果来”，原以为“俱年少”, “虽暂相别，终当久相与处”，不愁没有再聚的机缘。然而万没料到，“不果来”，而终成死别。这是无法挽回的悔恨，给作者的刺激和打击太深太重了，以致痛呼“诚知其如此，虽万乘之公相，吾不以一日辍汝而就也”，早知今日，悔不当初，但为时已晚，于今只能抱无穷之恨了。这悔恨和自责，是韩愈对十二郎无限深情的自然流露，也是对自己往日为追求功名富贵，“俯首帖耳，摇尾而乞怜”（《应科目时与人书》）的仕途生涯的反省和批判。以上叙早期生活与离阔之情，以叙事为主，间或抒情。
以下“去年孟东野往”及“汝去年书云”两段，陈述闻死讯后将信将疑之状和对死因、死期的追想。写法上虽仍以叙事为线索，但由于所叙之事愈来愈接近死者的末期，笔调愈加低沉，抒情的气息亦愈加浓郁。特别是闻死讯之初那将信将疑、恍惚迷离之状的陈说，更是如泣如诉，悲痛至极，达到了抒情的高峰。前者叙少年时期患难与共的生活和生离死别的情景，是“已然”之事，多在情理和意料之中，故以凄苦悲伤为主调；而此叙死讯之来则如晴天霹雳，是突然的袭击，令人茫然不知所措，盼其“未然”，故以惊愕怀疑为基干。这里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作者采用“反差”手法以增强抒情的艺术效果：作者自揣眼花，发白，齿摇，体衰，不能久存；而十二郎少壮康强，且蒙“吾兄之盛德”，理当存全。但事实却偏偏相反，“少者强者而夭殁，长者衰者而存全”。事情如此出乎意料，以至顿生真邪梦邪、信也不信也的种种怀疑。然而，事实是无情的，不可移易的，因为“东野之书，耿兰之报”就在身旁。事实确在，彻底打破了原来“梦也”的幻想。幻想破灭，于是情不自禁地向天理、神明、寿命发出了一连串愤愤不平的质疑和冲击！问天无语，问神不应，遂生“几何不从汝而死也”的念头，至此感情的悲愤已至其极。但一想到双方两个幼子，想到对他们的抚养和期望，又不得不回到求生的现实中来。结尾处两个“呜呼哀哉”连用，既表现了思绪的起伏跌宕，又示以神情的无可奈何之状，使读者同坠于悲哀迷惘之中而不觉。
“今吾使建中祭汝”至结尾为最后一大段，叙丧后的安排并进一步抒发与十二郎“生不能相养以共居，殁不能抚汝以尽哀”的内疚和憾恨。结穴仍以抒情为主，与前面相比，不同的是这里突出一个“愧”字，因为两个“不能”、“不得”而愧对“神明”，愧对父兄，也愧对夭殁的十二郎。于是痛极生悲，发出“彼苍者天，曷其有极”的呼喊，甚至“无意于人世”，只求“数顷之田”抚养子孙以待余年。
古人写祭文常有一套固定的格式，内容多为对死者生平的追述和赞颂，形式多为骈文或四言韵文。《祭十二郎文》却一破常规，内容上既无赞颂之词，形式上也不用骈文、韵语，而用自由活泼的散文体来抒写无尽的哀思。这是它独辟蹊径之处。然而，它之所以被后人誉为“千年绝调”，主要还在于：
一是行文质朴自然，情深语切，感人至深。苏轼把《祭十二郎文》与《出师表》、《陈情表》并举，称其“惨痛悲切，皆出于至情之中，不期然而然也”（清章懋勋《古文析观解》卷五引）。这话不假。通篇叙家人亲情，所取皆“俗情俗事”，且完全是发自肺腑的至性真情，故给人以质朴自然，如泣如诉，仿佛“一面哭一面写，字字是血，字字是泪”的真实而又惨痛的感觉。有人说它“未免俗韵”，其实，感人动人之处正在于此。二是语言运用上的复沓重叠，回环转折，变化多姿。如始写对死讯的将信将疑，以“信邪”、“真邪”、“梦也”反复申说，用一连串的疑问语气状其迷离惝恍之态，使表达效果倍增。再如同样是自叙衰老的情状，先是“而视茫茫，而发苍苍，而齿牙动摇”，随又“苍苍者或化而为白矣，动摇者或脱而落矣”，语意基本相同，但表达上略加变化，就显得错落有致，生动活泼。同样，最后一段两个“不知”、“不能”、“不与”句的运用，意亦颇雷同，却给人以变化多姿的感觉。最后还值得一提的是，这篇祭文在语助词的运用上，也颇见功夫。与论说文不同，哀祭的文字不是一气贯注的，尤其是“以痛哭为文章”的《祭十二郎文》，更是在“夹哭夹写”中完成的，这就需要靠助语的穿插缀合以示抑扬顿挫。诚如宋费衮《梁溪漫志》所云：“退之《祭十二郎文》一篇，大率皆用助语。其最妙处，自‘其信然耶’以下，至‘几何不从汝而死也’一段，仅三十句，凡句尾连用‘耶’字者三，连用‘乎’字者三，连用‘也’字者四，连用‘矣’字者七，几于句句用助辞矣！而反复出没，如怒涛惊湍，变化不测，非妙于文章者，安能及此！”
（萧澄宇）
祭河南张员外文
韩愈
维年月日，彰义军行军司马守太子右庶子兼御史中丞韩愈[1] ，谨遣某乙以庶羞清酌之奠，祭于亡友故河南县令张十二员外[2] 之灵。
贞元十九，君为御史；余以无能，同诏并跱。君德浑刚，标高揭己；有不吾如，唾犹泥滓。余戆而狂，年未三纪[3] ；乘气加人，无挟自恃。
彼婉娈者，实惮吾曹；侧肩帖耳，有舌如刀。我落阳山，以尹鼯猱[4] ；君飘临武，山林之牢。岁弊寒凶，雪虐风饕；颠于马下，我泗君咷。夜息南山，同卧一席；守隶防夫，抵顶交跖。洞庭漫汗，粘天无壁；风涛相豗，中作霹雳；追程盲进，颿[5] 船箭激。南上湘水，屈氏所沉；二妃行迷，泪踪染林；山哀浦思，鸟兽叫音。余唱君和，百篇在吟。
君止于县，我又南逾；把盏相饮，后期有无。期宿界上，一夕相语；自别几时，遽变寒暑。枕臂欹眠，加余以股，仆来告言，虎入厩处，无敢惊逐，以我 去。君云是物，不骏于乘；虎取而往，来寅其征。我预在此，与君俱膺；猛兽果信，恶祷而凭。
余出岭中，君俟州下；偕掾江陵，非余望者。郴山奇变，其水清写；泊沙倚石，有遌无舍。衡阳放酒，熊咆虎嗥；不存令章，罚筹猬毛。委舟湘流，往观南岳；云壁潭潭，穹林攸擢。避风太湖，七日鹿角，钩登大鲇，怒颊豕豞；脔盘炙酒，群奴馀啄。走官阶下，首下尻高；下马伏途，从事[6] 是遭。
予征博士，君以使已，相见京师，过愿之始。分教东生[7] ，君掾雍首[8] ，两都相望，于别何有。解手背面，遂十一年；君出我入，如相避然；生阔死休，吞不复宣。
刑官属郎，引章讦夺[9] ；权臣不爱，南昌是斡[10] 。明条谨狱，氓獠户歌；用迁澧浦[11] ，为人受瘥。还家东都，起令河南；屈拜后生，愤所不堪。屡以正免，身伸事蹇；竟死不升，孰劝为善！
丞相南讨，余辱司马；议兵大梁，走出洛下。哭不凭棺，奠不亲斝；不抚其子，葬不送野；望君伤怀，有陨如泻。铭君之绩，纳石壤中；爰及祖考，纪德事功；外著后世，鬼神与通；君其奚憾，不余鉴衷！呜呼哀哉，尚飨！
〔注〕 [1] 彰义军：蔡州，淮西节度使治所。元和十二年八月，裴度为淮西节度使，讨吴元济，韩愈任行军司马。太子右庶子、御史中丞皆韩愈当时职衔。太子右庶子，正四品下，而韩愈任行军司马是赐三品，古人称“阶卑而职高”为“守”。 [2] 张十二：张署排行为“十一”。此“十二”误。 [3] 三纪：三十六岁。古人以十二年为一纪。按韩愈生于大历三年（768），至贞元十九年（803），已三十六岁。 [4] 尹：主，管理。鼯：鼯鼠。猱：猿猴。 [5] 颿（fān帆）：风吹船进。一作“帆”。 [6] 从事：指参军一类的官职。 [7] 分教东生：元和元年六月，韩愈自江陵召拜国子博士，乞分教东都生。 [8] 雍：雍州。京兆府属雍州。君掾雍首，指张署任京兆府司录参军。 [9] 讦夺：争辩取胜。 [10] 南昌是斡：张署由刑部员外郎出任虔州刺史。按：虔州，唐称南康郡。此“南昌”当是“南康”之误。 [11] 用迁澧浦：张署由虔州刺史改任澧州刺史。
张署，河间（今属河北）人，贞元二年（786）进士第，以博学宏词任校书郎，拜监察御史，终官河南令。贞元末元和初，韩愈与张署有过共同的生活经历，建立了友谊。韩愈自称是“最为知”张署的人。元和十二年，张署逝世，韩愈先作《唐故河南令张君墓志铭》以“纪德事功”, “纳石壤中”，继又作《祭河南张员外文》以寄托伤怀。《祭河南张员外文》将自己和张署联系在一起，通过自身的经历叙述张署的品格以及与张署的友情，自然亲切，真实感人。
本文开始以数句单行散句式的散文叙述韩愈祭亡友之灵，作为引言。此后，则以四言协韵的整齐句式，叙事抒情。对张署的怀念主要通过四件事来展开：
第一件事是贞元十九年（803）冬，韩愈和张署在监察御史任上直言批评幸臣，被贬。韩贬阳山，张贬临武。这件事对韩愈影响甚大。韩愈自贞元八年中进士，三试博学宏词而不选，几经转折，才进任监察御史之职。更令人伤感的是，韩愈上《天旱人饥状》，以事实为依据，为民请命，于国于民，皆称正确。忠国爱民者受迫害，贪赃枉法者逍遥，正义何在，天理何存！为了表达这一深刻的隐情，他首先写自己和张署的人格，“君德浑刚，标高揭己；有不吾如，唾犹泥滓”，叙张署德行浑厚刚强，以高标准要求自己，而韩愈自以为难以企及，并自愧弗如。于韩自身，则称“戆而狂”, “乘气加人，无挟自恃”。自责实际上是自扬。“无挟自恃”，不依靠政治背景而自恃正确，也是秉性刚正不阿，和张署的“德浑刚”一致，至于“乘气加人”，直犯奸臣佞人，和“标高揭己”也存在着内部联系。另一面是“娈婉者”，他们“侧肩帖耳，有舌如刀”。“娈婉者”，就是在统治者面前谄谀献媚的奸佞，“侧肩帖耳”，一副奴才相。他们对上“娈婉”温顺，对下则“有舌如刀”。两类人，两类行为，水火不相容。韩愈和张署，一“落阳山，以尹鼯猱”；一“飘临武，山林之牢”。这“落”、“飘”二字，既说明韩、张二人命运之惨，又照应前文“无挟自恃”。此下，以二十二句抒写南下同行情景。时值严冬，“岁弊寒凶”，风雪中“颠于马下”，韩“泗”，张“咷”。“泗”，泪流于鼻；“咷”，号咷大哭。“夜息南山，同卧一席”，情同手足。“南山”，前人以为乃商山，在陕西商州东。写景叙事，情在景中事中。途经洞庭，“风涛相豗”，声如霹雳。“追程盲进，颿船箭激。”“盲”，快，急。“漫汗”、“粘天无壁”，皆极言洞庭湖广大无边，给贬谪南荒制造心理氛围。“南上湘水”，浮想联翩。请出屈原，以明心志。众所周知，屈原自沉汨罗，与湘水相邻，联类而及，表明此次被贬是行为正确而遭受打击。又即地怀人，引出娥皇、女英二妃“泪踪染林”，以抒写心情。“山哀浦思，鸟兽叫音”，将上述四层作形象性的总结，名为散文，实际带着浓烈的诗味。共同的政治见解，共同的遭遇，共同的生活，形成了深厚的友谊。遗憾的是，此次南行保留的诗作仅一首：《答张十一功曹（即张署）》。这段文字，向来被人激赏，选注家称“洞庭漫汗”数语“有万怪惶惑，震炫耳目之势”。
第二件事是两人在阳山、临武时的交往。相偕南行，预先约定界上相聚，谋一夕话，及至相会，已历寒暑。韩张两人的惺惺相惜之情，尽在事中展示：“枕臂欹眠，加余以股”。这“枕臂眠”、“加以股”，何其亲热乃尔！正当酣睡之际，或告有虎入畜栏，“以我 去”。“ ”，驴之子。虎食驴子，人不敢逐。“君云是物，不骏于乘，虎取而往，来寅其征”，转述张署语。共宿失驴，本不快之事，张署出以谐语，说驴子本来走不快，被虎叼走了，象征噩运消失，佳运到来。“我预在此，与君俱膺”，祸福相关，是贴心语。如果说前文所述共贬南荒，是有难同当，那么，虎食其驴，“来寅其征”后缀以“我预在此，与君俱膺”，则希望有福同享。从行文的角度说，“来寅其征”的好兆头，为下文出岭中、赴江陵伏笔。这一段文字不仅趣味横生，而且构思精巧。
第三件事是韩离阳山，张出临武，“偕掾江陵”。永贞元年（805），韩、张遇赦；秋，韩移江陵法曹参军，张移江陵功曹参军。他们在湖南盘桓数月，郴州山水，衡阳纵酒，南岳风光，无不令人倾倒。唐人习惯，以京官为荣，外官为耻。连类而及，以近京为官者荣，以远京为官者耻。参军一职，地位低下，但江陵在地理上相对地比较接近京城，故心情亦为之一畅。本段以轻快的笔调写山水，与南下时以伤感的笔调写山水，相映成趣。形容郴州之山以“奇变”，足见气象万千；状郴州之水以“清写”，足见其清秀夺人。“写”，或解为“泻”之本字，或释为“吐”，两说皆通。至“泊沙倚石，有遌无舍”，使人有目遇神移、悠然神外之概。“遌（è饿）”，遇。“衡阳放酒”，缀以“熊咆虎嗥”，不仅将“放”字写活，而且也体现了韩愈文字奇伟的风格。因为“不存令章”，故而“罚筹猬毛”。“存”，省察，懂得。“令章”，指酒令。这“罚筹猬毛”四字，不仅由罚筹之多可想饮酒之多，而且将“熊咆虎嗥”的因由点清。由此可见，韩愈行文，常常环环相扣，处处呼应，令人有点水不漏的感觉。上文的郴州山水，衡阳放酒，是详写，而泛湘流、观南岳则略写，然后洞庭阻风再详写，造成摇曳多姿之态。“太湖”，即洞庭湖。“鹿角”，洞庭湖地名，在岳阳县洞庭湖滨。洞庭湖中得大鲇鱼，声如猪鸣，于是“脔盘炙酒，群奴馀啄”。“豞（hòu后）”，猪鸣声。这一段文字的情绪较为复杂，一方面脱离南荒，有轻松愉悦之态；另一方面，“偕掾江陵”，又并非美差。唐人习惯，以县尉、参军两职最为不齿，所以，“走官阶下，首下尻高”，委实不甘心。最后的“下马伏途，从事是遭”，显然带着无可奈何的情绪。需要说明的是，写江陵参军之任的不快，仅从自身着笔，从自身推想张署，于人情，于世故，更为允当。
第四件事是韩、张“解手背面，遂十一年”。十一年中韩愈由坎坷而逐渐顺畅，而张署却始终没有得意过。从元和元年（806）起，韩愈历任国子博士、都官员外郎、河南县令、尚书职方员外郎、国子博士、比部郎中、史馆修撰、考功郎中知制诰、中书舍人、右庶子等职；张署历任京兆府司录参军、凤翔判官、三原令、刑部员外郎、虔州刺史、澧州刺史、河南县令等职。相比这两个履历表，大体可以理解“君出我入，如相避然”的事实以及“生阔死休，吞不复宣”的情绪的由来。这第四件事所包含的经历，是张署一生的最后时光，应该将祭文的重点移到张署这一边来。所以重点写张署的政绩。“引章讦夺”，是在刑部期间“守法争议，棘棘不阿”; “氓獠户歌”，是任虔州（治今江西赣县）刺史期间政绩卓著，“民相扶携，守州门叫欢为贺”。政绩煌煌而不被重用，在垂老之年，任河南县令，“屈拜后生，愤所不堪”，正指此事。韩愈在张署的墓志铭中鸣不平：“河南尹适君平生所不好者，君年且老，当日日拜走，仰望阶下，不得已就官，数月大不适。”“竟死不升，孰劝为善！”愤慨之情，溢于言表。总上四事，或写景，或叙事；或具体，或抽象；或简括，或详赡；或奇伟，或平易，变化多端，情与词俱。
最后，韩愈抒写自己在张署死后的情怀：“哭不凭棺，奠不亲斝；不抚其子，葬不送野；望君伤怀，有陨如泻。”因为此时军务在身，参与丞相裴度讨伐军阀吴元济的大业，只有写墓志铭“铭君之绩”；只有“谨遣某乙”代祭亡友之灵。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丞相南讨，余辱司马”，是历史的真实，不亲吊祭，事出有因。唯其事真，故其情切。
（汤贵仁）
祭柳子厚文
韩愈
维年月日，韩愈谨以清酌庶羞[1] 之奠，祭于亡友柳子厚之灵：
嗟嗟子厚，而至然[2] 邪！自古莫不然，我又何嗟？人之生世，如梦一觉；其间利害，竟亦何校？当其梦时，有乐有悲；及其既觉，岂足追惟[3] ？
凡物之生，不愿为材；牺尊[4] 青黄，乃木之灾。子之中弃，天脱馽[5] 羁；玉佩琼琚，大放厥词。富贵无能，磨灭谁纪？子之自著，表表愈伟。不善为斫，血指汗颜[6] ；巧匠旁观，缩手袖间。子之文章，而不用世；乃令吾徒，掌帝之制。子之视人，自以无前；一斥不复，群飞刺天。
嗟嗟子厚，今也则亡。临绝之音，一何琅琅？遍告诸友，以寄厥子。不鄙谓余，亦托以死。凡今之交，观势厚薄；余岂可保，能承子托？非我知子，子实命我；犹有鬼神，宁敢遗堕？念子永归，无复来期。设祭棺前，矢心以辞。
呜呼哀哉，尚飨[7] ！
〔注〕 [1] 清酌庶羞：清酒与多种佳肴。《礼记·曲礼下》:“凡祭宗庙之礼……酒曰清酌。”《仪礼·公食大夫礼》:“上大夫庶羞二十。”“羞”同“馐”。 [2] 然：指死亡。 [3] 追惟：追思。[4] 牺尊：牛形的酒器，可以木刻成。牺牛，古代祭祀用的纯色牛。 [5] 馽（zhí直）：绊住马脚。也作“絷”。 [6]“不善”二句：《老子》:“夫代大匠斫者，希（稀）有不伤其手矣。”斫，砍削。[7] 尚飨（xiǎng想）：希望死者来享用祭品。《仪礼·士虞礼》:“卒辞曰：哀子某，来日某， 袝尔于尔皇祖某甫，尚飨。”后世祭文末尾多用此二字。
柳宗元和韩愈同是唐代散文的大家。柳宗元把韩愈列为“先友”（父亲的朋友）。但两人在前期政治立场上有分歧，柳宗元为王伾、王叔文所引用，韩愈对二王却恨之入骨。柳宗元死于元和十四年（819），韩愈当时由潮州召回为袁州（今江西宜春）刺史，写了这篇祭文。后来又写了《柳子厚墓志铭》，过了三年又写了《柳州罗池庙碑》。三篇文章都很精彩。除最后一篇外，韩愈着重从朋友和文学的角度来纪念柳宗元。这篇祭文标题称“子厚”，这是朋友相呼以字的规矩。第一小节套语，一般要列被祭者的官衔，这里却只称“亡友”，表示关系亲切。
祭文有固定的首尾格式，中间是正文，一般多用四言韵语，本篇亦然。一起四句，哀痛之极，而用反复咏叹的方式出之。“自古莫不然”全文只这一个五字句，这是有意加重，若换成“自古皆然”就平庸无力了。由这一句引起下面几层，说明死生是自然规律。这本来是“人生如梦”的老生常谈，但韩愈一分疏，就化腐朽为清新了。而中间提到的“利害”、“悲乐”，又为正文第二段的根据，读来似叹似慰，悠然不尽。
“凡物之生”起，是对柳子厚的文章和遭遇兴发的无限感慨。前四句用《庄子·天地篇》的话：“百年之木，破为牺尊，青黄而文之；其断在沟中。比牺樽于沟中之断，则美恶有间矣，其于失性一也。”百年巨木，良材也，砍削雕镂之，作成祭器“牺尊”，又加青黄文饰，诚然精美了，而失去木之本性。这一比喻说明“多才为患害”，为的是从反面引起下面的议论。“子之中弃”四句，说明子厚虽宦途中被斥逐，而从文章的成就说，这是天的帮助，解除富贵于己的束缚，得以大写文章，是好事，言外不必哀伤。“富贵无能”四句是对上文的比较（与富贵者）和引申，表明子厚以文章自显，必然不朽。这些意思，也见于他的《柳子厚墓志铭》中。如“然子厚斥不久，穷不极，虽有出于人，其文学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传于后如今无疑也。虽使子厚得所愿，为将相于一时，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说得更为明白。下面“不善为斫”四句，文章又生波澜，用比喻表明得用于世者不一定有真本领，而真正的“巧匠”却往往被闲置，引起后面八句为柳子厚之不见用抱屈。这八句分两层，都用对比的形式为子厚鸣不平。妙在全用逆笔，先写子厚之“不用”，再写飞黄腾达者多是无能之辈。特别是“一斥不复”，概括子厚的仕履；“群飞刺天”，表示庙堂上充斥无能之辈，对比异常强烈。这一节是祭文的主体。一般祭文在这里多是铺陈死者的功业和两人的交往；韩愈却只写柳子厚才高而不见用，但中间却充满郁塞不平之气，譬喻和正反对比杂糅在一起，读来有苍茫不尽的感觉。
最后一段是表述自己的态度。柳宗元临死之前寄信给刘禹锡，希望在抚养幼小遗孤、载柩归葬先茔的事情上，得到朋友们的帮助，又托韩愈作墓志，见于刘禹锡《祭柳员外文》所述。所谓“退之承命，改牧宜阳，亦驰一函，候于便道，勒石垂后，属于伊人”，即指此事。时韩愈正由潮州刺史改任袁州（治宜春，宜阳为古称）。了解刘禹锡这段话，才能理解此文最后一段感情的沉重。“嗟嗟子厚”是承上一段来，认为子厚这样的高才，应该有用世之日，然而“今也则亡”，死者不可复生，这里有无限哀伤和感触隐于其中。“临绝之音”起，引起全段。从诸友引到自己，看出子厚对自己的信托。这段文章如果是凡手，说到这里，就可以表态了，那样平直而无波澜。韩愈却插入“凡今之交”四句从反面激起浪涛。只读这四句好像韩愈不肯接受任务似的，实际正是为了反衬下文表明子厚相知之深，托己之重，这是逆笔，要善于体会。“非我知子”四句就正面表明自己的态度。“犹有鬼神，宁敢遗堕”，等于指天发誓，所以前人评这四句“语意真挚，可贯金石”, “止此已足，血诚自任之语，似淡而实深，极沉郁恻怛之致”（《唐宋文举要·甲编》卷三），是搔着痒处的。“念子永归”四句，和篇首及本段之首相呼应，并且总结全文，“矢心以辞”又重复表明态度，这是对死者的最大安慰。
祭文应以悲哀为主，被祭的对象有功业可纪的，应铺叙功业。柳宗元在柳州政绩为群众所称道，但韩愈这篇文章却只字不提柳的惠政，只强调柳的高才被弃、自己的感慨和表示接受柳的托孤重任。这是因为刘禹锡已经告诉韩愈要为柳写墓志，而柳的生平，墓志中不可不叙，如果祭文里再叙就要重复了。所以祭文完全撇开生平，但言文章高而“一斥不复”，令人不平，写出自己对子厚的深切悼念之怀。古文家如果同时为一个人写两篇文章，每篇的角度和材料一定要避免重复。韩愈为柳宗元写的三篇文章可以作为范例。
（周本淳）
祭田横墓文
韩愈
贞元十一年九月，愈如东京，道出田横墓下，感横义高能得士，因取酒以祭，为文而吊之，其辞曰：
事有旷百世而相感者，余不自知其何心；非今世之所稀，孰为使余歔欷而不可禁？余既博观乎天下，曷有庶几乎夫子[1] 之所为？死者不复生，嗟余去此其从谁？当秦氏之败乱，得一士而可王；何五百人之扰扰，而不能脱夫子于剑铓？抑所宝之非贤，亦天命之有常。昔阙里[2] 之多士，孔圣亦云其遑遑[3] 。苟余行之不迷，虽颠沛其何伤？自古死者非一，夫子至今有耿光。跽陈辞而荐酒，魂仿佛而来享。
〔注〕 [1] 夫子：指田横。 [2] 阙里：孔丘少时所居地，此借为孔子门下。 [3] 遑遑：匆忙不安之状，此指孔子之道不行于时。
韩愈贞元八年（792）举进士，此后，“三选于吏部卒无成”，三上宰相书而不被重视，求仕不果，心情抑郁，贞元十一年五月离长安东归河南。文章第一段中的“愈如东京”，就是指的这个背景。整个第一段实际上是文章的小序，属于过渡性的文字。但韩愈常常在小地方做大文章，在本该轻松的地方，来显示大手笔的才气，做出含蕴深沉的文章，给人以深刻的印象。田横墓在河南偃师，唐代的东京就是现在的洛阳。从贞元十一年的五月至九月，韩愈在河南，独拈出田横，事出有因。田横是秦末汉初政坛上有影响的人物。他先与刘邦一样，曾南面称王，后败入海中，被刘邦以“大者王，小者侯”的礼遇招降，以为“其耻固已甚矣”；又曾烹郦商之兄，以与郦商同列为有愧，遂自刭。人称田横有“义”。横死后，二随从穿穴墓旁，亦自刭；岛上部众闻横死，皆自杀。史称田横“高节，宾客慕义而从横死，岂非至贤”。韩愈过田横墓以“能得士”为表象，以“义高”的意蕴，展开文思，借历史的酒杯，浇现实的块垒；借田横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这第一段是在给下文运气、蓄势。
祭文的真正开始是在第二段。“事有旷百世而相感者，余不自知其何心”，有劈空而来、声势夺人之概。旷，空，可以引申为“超越”。超越百世而相感，是“心有灵犀”，显示了道德力量。前人谓三十年为“一世”，则“百世”为三千年。本来，自田横之世到韩愈之时，时仅千年，今言“百世”，意在强调精神的感通，可以纵贯古今。众所周知，韩愈一生十分重视“道统”的建设，十分重视精神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因此，这“事有旷百世而相感”一句，在韩愈写来，又有千钧之力。饶有兴味的是，“事有旷百世而相感”一句聚集起来的能量，又用“余不自知其何心”释放，故作腾挪。其实，产生“旷百世而相感”的韩愈其心十分明确，就是第一段中的“感义高能得士”。这里的“余不自知其何心”，盖有难以明言之隐衷。难言而又不能不言，则极需曲折隐约，扑朔迷离。“非今世之所稀，孰为使余歔欷而不可禁”，又扳回一笔。“今世之所稀”和“歔欷而不可禁”，都暗中紧扣“义高能得士”之事而言。行文中不出现此等字面，故作隐约朦胧，和本文的作意有关。据今人童第德研究，“此文借田横能得士来讽刺当时的宰相”，言之有理。韩愈三上宰相书而不见复，不免愤懑。所以“余既博观乎天下”四句，便是针对着现实来的。韩愈作文，不拘大小长短，率皆精细为之。此“余既博观”二句，承上文“今世之所稀”生发；“死者不复生”二句，继上文“使余歔欷而不可禁”深入，层层逼进，部署谨严。统观天下，无田横之高义，亦无田横之重士，说尽心中不平，骂尽当时权贵；田横死而不能复生，自叹无人可归以从，说尽心中愤懑，骂尽世上庸人。以上八句，两换其韵，行文跳动闪烁，似承而折，似折而承，若续若断，若断若续，真是文心锦绣，姿态横生。
但是，由田横而感发的当时政坛无义、宰相不能得士必须进一步阐明。因为田横“义高能得士”毕竟以失败告终，于是，韩愈从田横的失败开始着笔，说“当秦氏之败乱，得一士而可王；何五百人之扰扰，而不能脱夫子于剑铓”，以退为进，将田横的历史以极简括的语言表达出来，原因是两个：或者田横所宝视之士并非真贤？或者是天命有定，终该田横失败？这两项，作者以疑问句的方式表达，一则给读者设疑，一则为自己行文引线，将读者拉进文章的构思范畴，使读者、作者捆在一起。首先，田横的失败与得士无关，以孔门多士而孔子一生却道不行于列国为例，确认田横得士，并不是“所宝之非贤”；田横失败，从士皆死，所得之士皆贤。既如此，田横失败，唯归之于天命。“苟余行之不迷，虽颠沛其何伤”，力挽山河，否定天命。韩愈一生，崇信儒家社会政治伦理，以为只有维护儒家社会政治伦理这个“道统”，才能保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个社会结构的稳固性。就本文而言，否定天命论，就是承认“义高能得士”的正确性；而肯定田横“义高能得士”的正确性，就是针砭当时执政柄的人不能做到“义高能得士”。文章读起来令人眼花缭乱，但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以田横刺当世，目标始终明确。“苟余行之不迷，虽颠沛其何伤”，正面表态，反面一枪，正正反反，妙处横生！诚然，祭文毕竟是祭文，必须回到对田横的悼念上来：自古以来，死者众多，而田横却独放光辉，令人钦敬，令人怀念。“跽陈辞而荐酒，魂仿佛而来享”，韩愈不仅在精神上感到田横的存在和道德的力量，而且表示了他的极大虔诚。同本层次前十二句一样，对田横的虔诚，正是对今世的怒视。此十四句一韵到底，虽意蕴上腾挪擒纵，曲折多姿，但行文上却一气奔纵，淋漓酣畅，与前一层次在气象上有明显的不同。韩愈为文，变化莫测，此文亦一佳例。
（汤贵仁）
殿中少监马君墓志
韩愈
君讳继祖，司徒赠太师北平庄武王之孙，少府监赠太子少傅讳畅之子。生四岁，以门功拜太子舍人，积三十四年，五转而至殿中少监，年三十七以卒。有男八人，女二人。
始余初冠，应进士贡在京师，穷不自存，以故人[1] 稚弟拜北平王于马前，王问而怜之，因得见于安邑里第。王轸其寒饥，赐食与衣，召二子使为之主，其季[2] 遇我特厚，少府监赠太子少傅者也。姆抱幼子立侧，眉眼如画，发漆黑，肌肉玉雪可念，殿中君也。当是时，见王于北亭，犹高山深林巨谷，龙虎变化不测，杰魁人也。退见少傅，翠竹碧梧，鸾鹄停峙，能守其业者也。幼子娟好静秀，瑶环瑜珥，兰茁其牙，称其家儿也。
后四五年，吾成进士，去而东游，哭北平王于客舍。后十五六年，吾为尚书都官郎，分司东都，而分府[3] 少傅卒，哭之。又十馀年，至今哭少监焉。呜呼！吾未耄老，自始至今未四十年，而哭其祖子孙三世，于人世何如也！人欲久不死而观居此世者，何也？
〔注〕 [1] 故人：指韩愈从兄韩弇。 [2] 季：马燧二子，长名汇，次名畅，此指次子马畅。[3] 分府：马畅任少府监，亦派往东都分司，故称“分府”。
马燧是唐代兼具武功和治绩的大臣，官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魏州大都督府长史，爵封北平郡王，死谥庄武。其子马畅以恩荫官鸿胪少卿，终少府监。其孙马继祖，四岁以祖荫为太子舍人，五迁至殿中少监：真可谓三世显达，一门荣耀。韩愈从兄韩弇，贞元三年（787）参与马燧主张、浑瑊主持的与吐蕃的结盟，因吐蕃背盟而韩弇被害。此年，韩愈正在京都参加进士考试，拜见马燧，得到马燧的关心与照拂。韩愈与马家的友谊自此始。马继祖如同他的名字一样，依继祖父的功勋进升官职，一生无作为，且又中道殂谢，实无功业可志，只有别开生面，写与马氏三代的交往。本文写马氏一门祖、子、孙三代，笔触简洁，宛如三幅人物速写。这不仅是韩愈不谀墓的佳证，而且具备特殊的文学风采。
文章简要地叙述了马继祖的世系、职位、年龄、子女之后，立即转入韩愈与马氏关系的叙述，在交游中展开人物勾勒。写马燧，则“犹高山深林巨谷，龙虎变化不测，杰魁人也”三句。马燧自安史乱时引人注目，此后，在反对藩镇，保卫中央政权，制止边境民族战争，捍卫唐王朝利益，治理地方，使人民得以休养生息等方面，都做过有益的贡献。韩愈拜见时，马燧声势正大，故以“高山深林巨谷”形容其气象。“龙虎变化不测”是状其威猛。高深莫测的神秘感，常常伴随着恐怖的意味，给人以威严之态。这是从心理态势看马燧。写马畅，则“翠竹碧梧，鸾鹄停峙，能守其业者也”。显然，“翠竹碧梧”，与“高山深林巨谷”相较，气象迥别。前者尽可说高、深、大、威、猛，而后者则只能写平和、谐调、柔顺、舒畅。前者是“杰魁人”、创业者，而后者就只能是“能守其业者”了。至于马继祖，当然是本文的中心，韩愈两次着墨，一是“眉眼如画，发漆黑，肌肉玉雪可念”；二是“娟好静秀，瑶环瑜珥，兰茁其牙”。前者描形，后者写神。男子汉而眉眼如画，发黑，肉白，难见雄风。“瑶环瑜珥”，装饰品，皆玉属。其神如玉，如兰，未免柔弱过甚。再以乃祖、乃父相衬，“称其家儿”，发人遐想，启人深思。需要说明的是，韩愈在勾勒马燧、马畅、马继祖的风貌时，都使用古代画论中的神似法，别具韵味。
勾勒人物，言其生；叙流年，言其死。韩愈贞元八年二十五岁时中进士，贞元十一年转辗河南，哭马燧于客舍；元和五年（810），韩愈除尚书都官员外郎，分司东都，马畅卒。约长庆元年（821），韩愈在京中任国子祭酒，转兵部侍郎，马继祖卒。韩文重情，“自始至今，未四十年，而哭其祖子孙三世，于人世何如也”数语，饱含着意蕴和情愫。韩愈此时，政治地位较高，给马继祖写墓志铭，以乃祖为说话对象，“祖子孙”的内涵，便是一例。马燧死，韩愈二十八岁，似近情理；而马继祖死，韩愈五十四岁，以老哭少，则令人感慨。“于人世何如也”一句，将马氏一家扩展至“人世”，意味深沉。“人欲久不死而观居此世者，何也”，又将马氏、人世、自身联系在一起，浮想联翩。未四十年，马氏“祖子孙”三世相继而死，“人欲久不死”，岂可得乎？“未四十年，而哭其祖子孙三世”，己欲长健，岂可得乎？生死之情，人孰能免？
全文避开墓志的常规写法，别开生面，刻画马氏一家三代人的风貌，虽难称激动人心，然亦颇惬人意。
（汤贵仁）
柳子厚墓志铭
韩愈
子厚讳宗元[1] ，七世祖庆，为拓跋魏侍中，封济阴公[2] 。曾伯祖奭[3] ，为唐宰相，与褚遂良、韩瑗[4] ，俱得罪武后[5] ，死高宗[6] 朝。皇考讳镇，以事母，弃太常博士，求为县令江南。其后以不能媚权贵，失御史。权贵人死，乃复拜侍御史，号为刚直，所与游皆当世名人。
子厚少精敏，无不通达。逮其父时，虽少年，已自成人，能取进士第，崭然见头角，众谓柳氏有子矣。其后以博学鸿词，授集贤殿正字。俊杰廉悍，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踔厉风发，率常屈其座人，名声大振，一时皆慕与之交，诸公要人争欲令出我门下，交口荐誉之。贞元十九年[7] ，由蓝田尉拜监察御史。顺宗即位，拜礼部员外郎，遇用事者得罪，例出为刺史；未至，又例贬永州[8] 司马。
居闲，益自刻苦，务记览，为词章，泛滥停蓄，为深博无涯涘，而自肆于山水间。元和中，尝例召至京师，又偕出为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既至，叹曰：“是岂不足为政耶？”因其土俗，为设教禁，州人顺赖。其俗以男女质钱，约，不时赎，子本相侔，则没为奴婢。子厚与设方计，悉令赎归。其尤贫力不能者，令书其佣，足相当，则使归其质。观察使下其法于他州，比一岁，免而归者且千人。衡湘以南为进士者，皆以子厚为师。其经承子厚口讲指画为文词者，悉有法度可观。
其召至京师而复为刺史也，中山刘梦得禹锡亦在遣中[9] ，当诣播州[10] 。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梦得亲在堂，吾不忍梦得之穷，无辞以白其大人。且万无母子俱往理。”请于朝，将拜疏，愿以柳易播，虽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梦得事白上者，梦得于是改刺连州。呜呼，士穷乃见节义，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悦，酒食游戏相征逐，诩诩强笑语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负，真若可信；一旦临小利害，仅如毛发比，反眼若不相识；落陷阱，不一引手救，反挤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兽夷狄所不忍为，而其人自视以为得计。闻子厚之风，亦可以少愧矣。
子厚前时少年，勇于为人，不自贵重，顾藉谓功业可立就，故坐废退；既退，又无相知有气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于穷裔。材不为世用，道不行于时也！使子厚在台省时，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马、刺史时，亦自不斥；斥时有人力能举之，且必复用不穷。然子厚斥不久，穷不极，虽有出于人，其文学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传于后如今无疑也。虽使子厚得所愿，为将相于一时，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
子厚以元和十四年[11] 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归葬万年先人墓侧。子厚有子男二人，长曰周六，始四岁；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归葬也，费皆出观察使河东裴君行立。行立有节概，重然诺。与子厚结交，子厚亦为之尽，竟赖其力。葬子厚于万年之墓者，舅弟卢遵。遵，涿[12] 人，性谨慎，学问不厌。自子厚之斥，遵从而家焉，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将经纪其家，庶几有始终者。铭曰：
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
〔注〕 [1]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河东解县（今山西运城西南）人。世称柳河东。曾任柳州（今属广西）刺史，又称柳柳州。与韩愈皆倡导古文运动，并称“韩柳”。 [2]“七世祖庆”三句：柳宗元《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云：“六代祖讳庆，后魏侍中平齐公，五代祖讳旦，周中书侍郎济阴公。”与韩愈所叙有出入。有人怀疑“侍中”后面脱去“封平齐公，六世祖旦为周中书侍郎”若干字，也有人怀疑柳庆也封为“济阴公”而史书漏略。拓跋，北魏皇族的姓。 [3] 曾伯祖奭：上引柳文谓“曾祖讳奭”，那么从柳宗元说应是“高伯祖”，疑“曾”字是“高”字传写错误。还有人怀疑祖父以上各代都可称“曾祖”。这些都无法考订。写墓志铭是根据死者亲属提供的“行状”，柳宗元死时子女都很幼小，很可能抄送给韩愈的参考材料有脱误，以致和柳宗元有关文字矛盾。在古人这算大问题，但在今天对理解这篇文章，并无大碍。 [4] 褚遂良（596—658或597—659）：字登善，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一作阳翟（今河南禹县）人。官至中书令。受太宗遗诏辅政。以谏高宗废王皇后，为武后所恶，后忧忿而死。精于书法，与欧阳询、虞世南、薛稷并称为唐初四大书法家。韩瑗（606—659）：字伯玉，雍州三原（今陕西三原东北）人。曾任宰相。反对高宗废王皇后，又为褚遂良辩护，为武后所恶。 [5] 武后：武则天（624—705），名曌，唐高宗后，后为武周皇帝，公元690—705年在位。 [6] 高宗（628—683）：即李治，唐代皇帝。公元649—683年在位。 [7]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贞元为唐德宗年号。 [8]永州：今湖南永州市。 [9]中山：治今河北定县。刘梦得：刘禹锡（772—842），字梦得，洛阳（今属河南）人，自言系出中山。曾任太子宾客加检校礼部尚书，世称刘宾客。与柳宗元交谊很深，世人并称“刘柳”。 [10] 播州：治今贵州遵义市。 [11] 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元和为唐宪宗年号。[12] 涿：涿州，治今河北涿州市。
墓志碑板的文字是韩愈最擅长也是写得最多的，他因此而被人讥为“谀墓”。实际上，这是不切合实际的吹毛求疵，只要读一读《殿中少监马君墓志铭》就可明白了。这篇《柳子厚墓志铭》确是韩愈诸多碑铭文中最精彩的。韩愈写这篇文章有很大的难度。一方面，柳宗元是王伾、王叔文所重用的人，而韩愈对二王是深恶痛绝的，当柳宗元仕宦得意之时，正是韩愈远贬阳山，所以两人政见和政治遭遇不同。而作墓志，一个人的仕宦经历又是必不可少的内容。另一方面，韩愈也很推重柳宗元的散文，以为“雄深雅健，似司马子长，崔、蔡不足多也”。两人的私交也不错，柳宗元临死之前，“遍告诸友，以寄厥子，不鄙谓余，亦托以死”（《祭柳子厚文》），还托韩愈照顾自己的身后之事。这篇文章韩愈就以朋友风义为主线来称赞柳宗元，文章、政事作为旁及的材料。
先看标题，柳宗元在中央是“礼部员外郎”，在地方是“柳州刺史”，按照惯例，墓志铭应写官衔，而这篇文章却根据“朋友相呼以字”的规矩，称《柳子厚墓志铭》，这和《祭柳子厚文》一样，定下朋友的基调。
全文分七段。
第一段写家世，这是墓志文必须写的。唐朝很重门阀牒谱，必须举上代的达官贵人。一开头只称“子厚”，不提姓柳，因为在第二段里有“众谓柳氏有子矣”的话，这儿就可省去“柳”字。在举上世勋业中，提到柳奭，强调“与褚遂良、韩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朝”，表明风节。对其父强调两点：一是孝道。唐朝以京官为贵，认为到地方去就是倒楣，而柳镇却“以事母，弃太常博士，求为县令江南”，这种孝行很值得称道，这又和后面对刘禹锡母亲的关切相呼应。二是说他“号为刚直”，表明品格。这是暗为柳宗元参与二王集团辩白。最后“所与游皆当世名人”一句是为下文服务。柳宗元有《先君石表阴先友记》，一共记了六十七人（韩愈也列名其中），自言“先君之所与友，凡天下善士举集焉”。韩愈这一句，也是对《先友记》的呼应。
第二段写柳宗元年少得志及遭贬。这里可分三层。从开始到“众谓柳氏有子矣”，是写柳子厚少年意气之盛。柳宗元二十一岁中进士，这年五月父亲去世。“众谓柳氏有子矣”补足第一段的“姓”，而且用他父亲“所与游皆当世名人”的口说出柳氏门中出了人才。这是对柳宗元中进士阶段的充分肯定。自“其后以博学鸿词”至“交口荐誉之”为第二层。这层文章韩愈是煞费苦心的，他先极力强调柳子厚的才能，说明名不虚得。“名声大振，一时皆慕与之交”，表明不是柳宗元去求别人而是别人仰慕他，这和交友已经挂了钩。“诸公要人争欲令出我门下，交口荐誉之”，这句话尤其重要，为柳宗元参加二王集团辩解，说明不是柳宗元巴结权贵，而是权贵们想拉拢柳宗元。这样既未抹掉参加二王集团的事实，又为写柳宗元的品格留下余地，同时也伏下第五段“子厚前时少年，不自贵重”的根，为总结他的一生得失做准备。“贞元十九年”至“又例贬永州司马”为第三层，写其骤升和远贬。这层文章也是很不好写的。这对柳宗元一生是大事，所以先写年份，以示郑重。“由蓝田尉拜监察御史”表明特殊恩遇。这下面有的本子是这样的：“王叔文、韦执谊用事，拜尚书礼部员外郎，且将大用。遇叔文等败，例出为刺史。”这是柳子厚升沉的关键，不能回避。朱熹《昌黎先生集考异》认为“疑初本直书，后乃更定也”。这个想法较合情理。在韩愈心目中，王叔文等是小人，不愿让他们的名字玷辱了柳的清白，所以最后定稿改成“顺宗即位，拜礼部员外郎，遇用事者得罪，例出为刺史”。因为当时人或后世读史的人都知道顺宗是听二王和韦执谊的，宪宗掌权把他们引用的人都一例远贬，所以这样写也就够了。应该说明的是，王叔文集团的功过，宋代范仲淹就不同意韩愈及唐史的看法。这是研究唐史的人要解决的问题。而韩愈是把他们看成小人的，又为柳宗元惋惜，所以采用这样的写法，前人称为得体。这一层着重说明升官不是柳宗元自己钻营的，遭贬也不是柳宗元本身的罪过，是受人连累。这又和上一层“诸公要人争欲令出我门下，交口荐誉之”挂了钩。
第三段写在永州的刻苦为词章和在柳州的政绩。分两部分。至“而自肆于山水间”为第一部分，表明柳宗元的文学成就主要在永州，这为第五段总结一生的得失安下伏线。自“元和中”起写在柳州的政绩。这里不可不写，因为柳州四年表现出柳宗元为政的才能，但如果写得过多就冲淡了风义和文学的内容，所以着重选一件最重大的政绩来详写，那就是解决男女质钱而被没为奴婢的陋俗。这件事韩愈在袁州也这样办的。“衡湘以南”以下，是写柳宗元传播文化的功劳，这和这一段开头“刻苦”为文又是相呼应的。柳宗元在柳州的政绩主要在此后写的《柳州罗池庙碑》中详尽表现。
第四段是这篇墓志中最富感情也最为激昂慷慨的段落。一开头特别用重笔提上段的事：“其召至京师而复为刺史也，中山刘梦得禹锡亦在遣中，当诣播州。”这件事按顺序应该叙在到柳州上任之前，但那样就不能突出柳宗元对朋友的风义。这次是因为刘禹锡写《玄都观看花诗》恼怒了执政，柳宗元也跟着倒楣，但柳不但不怨刘，而且为刘着想，要冒死上请。主要理由是刘有老母。“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第一段叙柳镇时就强调了孝道，这是柳宗元继承父亲的孝道的具体表现，推己以及人。“呜呼”以下是就这件事发的感慨。在祭文中韩愈已发出“凡今之交，观势厚薄”的感叹。这段议论以“士穷乃见节义”为纲，把小人的嘴脸刻露殆尽。用“平居里巷”时的信誓旦旦，来和“一旦临小利害”时的落井下石做对比，“利害”前着一“小”字，又加上“仅如毛发比”来和平居“握手出肺肝相示”那些话对照，该是何等强烈！结语是“闻子厚之风亦可以少愧矣”，说得非常有分寸。《孟子》上说“闻伯夷之风”、“闻柳下惠之风”，表明他们的影响之深。这里韩愈不说他们能翻然悔悟，而用“少愧”二字，表明这些人全无心肝，也该有点惭愧。这段全用对比：柳宗元的行为和现在一般人是一大对比，这批人的“平居”和“一旦临小利害”又是一大对比。而结句仍然回到柳子厚的风义上。
第五段是对柳一生得失的总评。分四层。至“道不行于时也”是对柳子厚遭遇的惋惜。“顾藉”，有人属上读（作“不自贵重顾藉”），当“顾惜”讲，但“贵重”应该包括“顾惜”之意，不如当“只是”意属下句，写子厚少年时把功业看得太简单，和第二段呼应。再进一步，废退之后，又没有得力的朋友援引，因此不得志而死。“才不为世用，道不行于时”，这是为当世惋惜。“使子厚在台省时”至“且必复用不穷”，是从反面设想，子厚有可能不被贬斥，贬斥后也有可能复用，这和第一层正相对应。这些话都充满惋惜与同情。“然”字一转，把前面两层意思反过来了。这和第三段“居闲益自刻苦”那些话呼应，前面是为子厚惋惜，这里变成为子厚庆幸，因为文章无疑必传于后。这是第三层。“虽使”以下，比较得失，把前三层意思总起来作比较：一是生前富贵，死后无名，一是生前困顿，文章必传。“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不说煞，耐人寻味。因为“太上有三不朽”（语出《左传·襄公二十四年》），立言是“不朽”之一，而“为将相于一时”，死与草木同腐者多矣，结论不言自明。这段文章是对子厚一生得失的总结，先为之惋惜，后为之庆慰，波澜起伏，充满友情，假使子厚地下有知，亦当不以贬谪为憾事。不是深交，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字，这也是《祭文》中“富贵无能，磨灭谁纪。子之自著，表表愈伟”那段话的发挥。
第六段写子厚之死及归葬。写出死日及年岁，生年即可推知；归葬在古人看作大事，所以要写；然后写子嗣：这些都是墓铭里少不了的。子厚的子女很小，不可能营葬，所以从费用和人力两方面点出裴行立和卢遵。“行立有节概，重然诺。与子厚结交，子厚亦为之尽，竟赖其力。”这几句话仍然扣紧朋友之义这根主线。对卢遵，韩愈不但写了他对子厚的亲密关系，特别是患难中相从，而且叮咛嘱咐：“既往葬子厚，又将经纪其家，庶几有始终者。”是表扬，也带有勉励口吻。这段文章既表现子厚终于获朋友之助，归葬故土，也表现韩愈对子厚家室子女未来的关切，同样是深厚友情的流露。
第七段是铭辞。这个铭辞特别短，只有两个韵脚（“安”和“人”古音通押），三句话。但如果了解柳子厚生前在永州就以无后为忧（见《寄许京兆孟容书》），死后小孩特别小，临死“遍告诸友，以寄厥子”，那么这三句话是对死者最大的安慰。同样表现出韩愈对柳的一往情深。
一般墓铭多以纪事为主，容易板滞，韩愈此篇却神采飞动，原因在抓住朋友之义为主线，结合文章成就，极写柳子厚的高风亮节，而又痛斥世俗酒肉之交，处处表现深厚的朋友之情。在叙事上力求简净生动，多用逆笔，正反夹说，将实事化虚，显得空灵。后世如“酒食征逐”、“落井下石”等成语就导源于此篇，也可见韩愈在语言上的深刻影响。刘禹锡也是以文豪自命的。他在《河东先生集序》中说：“凡子厚名氏与仕与年暨行己之大方，有退之之志若祭文在，今附于第一通之末云。”可见刘对韩愈这两篇文章的推重，认为真正写出了柳的主要精神。
（周本淳）
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
韩愈
君讳適，姓王氏。好读书，怀奇负气，不肯随人后举选。见功业有道路可指取，有名节可以戾契[1] 致，困于无资地[2] ，不能自出，乃以干诸公贵人，借助声势。诸公贵人既志得，皆乐熟软媚耳目者，不喜闻生语，一见，辄戒门以绝。
上初即位，以四科[3] 募天下士，君笑曰：“此非吾时邪！”即提所作书，缘道歌吟，趋直言试[4] 。既至，对语惊人，不中第，益困。
久之，闻金吾李将军年少喜士，可撼[5] ，乃蹐[6] 门告曰：“天下奇男子王適，愿见将军白事。”一见语合意，往来门下。卢从史既节度昭义军，张甚[7] ，奴视法度士，欲闻无顾忌大语，有以君生平告者，即遣客钩致。君曰：“狂子不足以共事。”立谢客。李将军由是待益厚，奏为其卫胄曹参军，充引驾仗判官，尽用其言。将军迁帅凤翔[8] ，君随往，改试大理评事，摄监察御史、观察判官。栉垢爬痒，民获苏醒。
居岁馀，如有所不乐，一旦载妻子入阌乡[9] 南山不顾。中书舍人王涯、独孤郁，吏部郎中张惟素，比部郎中韩愈日发书问讯，顾不可强起，不即荐。明年九月疾病，舆医京师，其月某日卒，年四十四。十一月某日，即葬京城西南长安县界中。曾祖爽，洪州武宁令。祖微，右卫骑曹参军。父嵩，苏州昆山丞。妻上谷侯氏处士高女。高固奇士，自方阿衡、太师[10] ，世莫能用吾言，再试吏，再怒去，发狂投江水。
初，处士将嫁其女，惩曰：“吾以龃龉穷[11] ，一女，怜之，必嫁官人，不以与凡子。”君曰：“吾求妇氏久矣，惟此翁可人意，且闻其女贤，不可以失。”即谩谓媒妪：“吾明经及第，且选，即官人。侯翁女幸嫁，若能令翁许我，请进百金为妪谢。”诺，许白翁。翁曰：“诚官人耶？取文书来！”君计穷吐实。妪曰：“无苦，翁大人，不疑人欺我，得一卷书粗若告身[12] 者，我袖以往，翁见，未必取视，幸而听我。”行其谋。翁望见文书衔袖，果信不疑，曰：“足矣。”以女与王氏。生三子，一男二女。男三岁夭死，长女嫁亳州永城尉姚挺，其季始十岁。铭曰：
鼎也不可以柱车，马也不可使守闾。佩玉长裾，不利走趋。只系其逢，不系巧愚。不谐其须，有衔不袪。钻石埋辞，以列幽墟。
〔注〕 [1] 戾契：头不正貌，喻奇邪不正的行为。 [2]资地：资格、地位。 [3]四科：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达于吏理可使从政科、军谋弘远堪任将帅科。 [4] 趋直言试：去应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试。 [5] 撼：动，打动、说动。 [6] 蹐（jí极）：轻步，小步行走。一本作“踏”。 [7] 张甚：自大过甚。 [8] 凤翔：府名，属关内道。元和六年（811）五月，以李惟简为凤翔陇州节度使。 [9] 阌（wén文）乡：今河南灵宝。 [10] 阿衡：借指宰相。太师：三公之一。 [11] 龃龉：齿不正，此指意见相左。穷：不得志。 [12] 告身：古代委任官职的文凭。
韩愈写的墓志铭，曾被人诋毁为“谀墓”之文。其实，无论是达官贵人，还是平民百姓；无论是至亲好友，还是素昧平生，凡韩愈为之写墓志铭的，皆不“谀”。更为重要的是，韩愈的墓志铭常常脱去“史”的羁绊，闪烁着“文”的光芒。这篇《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就是一篇精彩的人物特写。
文章一开始，标出王適是“怀奇负气”的人物，为整个特写定下基调。首先是求官奇。在唐代，知识分子谋求的出路是做官。升官之阶，不外赴考、从军两途。读书人每以考试最为荣耀。韩愈说王適“好读书”而“不肯随人后举选”（“举选”，就是考试应举），是为一奇。在缺少资历、社会地位的情况下，“不能自出”，就企图借助他人力量，“乃以干诸公贵人”，此所谓求出无途，是为二奇。至于诸公贵人“皆乐熟软媚耳目者，不喜闻生语”，一见王適之面，便“戒门以绝”，是闲笔不闲，忙里偷闲，在闲处做大文章。“生”与上句“熟”相对。“熟”字前有“乐”字，“熟”字后有“软媚耳目”短语；“生”字前有“不喜闻”三字，而“生”字后不带与“软媚耳目”相悖的字面，露而不露，不露而露。特别应该指出的是，“乐熟软媚耳目”这种心态，是中国封建等级制下人身依附的必然产物；“不喜闻生语”，是上述心态的孪生兄弟。两者结合，将中国封建等级制下的人才观作了入骨的剖析。闲中见紧，小地方做大文章。宪宗李纯以四科募天下士，王適“提所作书，缘道歌吟，趋直言试”，是为三奇。“对语惊人，不中第”，是为四奇。这两项，又关照上文“怀奇负气”与“干诸公贵人”。其次是遇人奇。李惟简“年少喜士”，王適以“天下奇男子”相投，“一见语合意”，便“往来门下”，相遇奇。卢从史身为昭义军节度使，握一方军政大权，仅因骄傲自大，“奴视法度士”，王適以“狂子不足以共事”拒之，可见奇中有正，并不一味奇。因此，李惟简“待益厚”, “尽用其言”。王適亦尽心尽力，“栉垢爬痒，民获苏醒”。王適一生，地位不高，亦未曾有惊世之业，故用“栉垢爬痒”一句带过。“栉垢”是用梳子除头上之垢；“爬痒”就是搔痒。虽可谓为民除弊，但毕竟是“小动作”。韩愈不谀墓，于此亦是一证。在李惟简处居留一年有余，以“如有所不乐”离去，入阌乡南山隐居，是又一奇。这是韩愈行文故作之奇。从前后文看，王適离开李惟简可能是发现有病，不说原因，才显其奇。王適死后，叙王適岳父侯高“固奇士”，奇人荟萃，互相烘托，也是闲笔不闲，给下文的嫁娶制造了气氛。
王適娶妻，侯高嫁女，堪称奇人奇事。前人以为“堕恶趣”，今人以为“足风流”。侯高一生为“处士”，极愿以女儿嫁“官人”，不嫁“凡子”。王適认定“此翁可人意”，又“闻其女贤”，非此不娶。然而王適并非“官人”，不得不弄虚作假。王適的弄虚作假，却表现了他对侯高及其女儿的真诚，势在必得。侯高为女求“官人”心切，“望见文书衔袖，果信不疑”，一片忠厚之态，不应以骗婚目之。时贤指出，这一段故事，有类小说，不像墓志铭。它的好处是“借此来写王適之为奇男子，写王適之落拓不羁，极生动，极活泼，有此一处渲染，更觉有声有色”，实为知音之赏。此外，这一段文字极为生动，不仅在叙述，曲曲折折，摇曳多姿，而且文字亦极传神。当侯高自以为一生“龃龉穷，一女，怜之，必嫁官人”时，前边冠以“惩曰”二字。这“惩”字笔力千钧，它的含意是“发誓”、“发狠”。当媒人“得一卷书粗若告身者”“袖以往”，侯高一望而不疑，说“足矣”二字，意满志得，一副忠厚长者之态。“惩曰”和“足矣”，一头一尾，完成了一个特殊的心理发展过程。
最后，作者以十句铭文给王適一生遭际作概括。说王適是“鼎”、“马”，不应使之柱车、守闾；言外之意是王適奇才未得其用。“佩玉长裾，不利走趋。只系其逢，不系巧愚”四句，关合“诸公贵人既志得，皆乐熟软媚耳目者，不喜闻生语，一见，辄戒门以绝”。挂着玉佩，拖着长袖，遵循礼法，不利于走趋，暗示着正直人士与腐败社会的矛盾。关键在未遇其人，或未遇时机，与巧愚并无干碍。王適生不逢其时，生不逢其人，故而“不谐其须，有衔不袪”。不合时宜，不合统治者要求，有本领也不起社会作用。“钻石埋辞，以列幽墟”，是一代奇人的结局，可悲也欤！
（汤贵仁）
柳州罗池庙[1] 碑
韩愈
罗池庙者，故刺史柳侯庙也。柳侯为州，不鄙夷其民，动以礼法。三年，民各自矜奋[2] ，曰：“兹土虽远京师，吾等亦天氓[3] 。今天幸惠仁侯，若不化服，我则非人。”于是老少相教语，莫违侯令。凡有所为于其乡闾及于其家，皆曰：“吾侯闻之，得无不可于意否？”莫不忖度而后从事。凡令之期，民劝趋之，无有后先，必以其时。于是民业有经[4] ，公无负租，流逋四归，乐生兴事。宅有新屋，步[5] 有新船，池园洁修；猪牛鸭鸡，肥大蕃息；子严父诏，妇顺夫指[6] 。嫁娶葬送，各有条法。出相弟长，入相慈孝。先时民贫，以男女相质，久不得赎，尽没为隶。我侯之至，按国之故，以佣除本[7] ，悉夺归之。大修孔子庙，城郭巷道，皆治使端正，树以名木。柳民既皆悦喜。
尝与其部将魏忠、谢宁、欧阳翼饮酒驿亭，谓曰：“吾弃于时，而寄于此，与若等好也。明年吾将死，死而为神，后三年为庙祀我。”及期而死。三年孟秋辛卯[8] ，侯降于州之后堂，欧阳翼等见而拜之。其夕，梦翼而告曰：“馆我于罗池。”其月景辰[9] 庙成，大祭。过客李仪醉酒，慢侮堂上，得疾，扶出庙门即死。
明年春，魏忠、欧阳翼使谢宁来京师，请书其事于石。余谓柳侯，生能泽其民，死能惊动福祸之，以食其土，可谓灵也已。作迎享送神诗遗柳民，俾歌以祀焉，而并刻之。柳侯河东人，讳宗元，字子厚。贤而有文章，尝位于朝，光显矣，已而摈不用。其辞曰：
荔子[10] 丹兮蕉黄，杂肴蔬兮进侯堂。侯之船兮两旗，度中流兮风泊之，待侯不来兮不知我悲。侯乘驹兮入庙，慰我民兮不颦以笑。鹅之山兮柳之水[11] ，桂树团团兮白石齿齿。侯朝出游兮暮来归，春与猿吟兮秋鹤与飞。北方之人兮为侯是非；千秋万岁兮侯无我违。福我兮寿我，驱厉鬼兮山之左。下无苦湿兮高无干，粳稌充羡[12] 兮蛇蛟结蟠。我民报事兮无怠，其始自今兮钦于世世。
〔注〕 [1] 柳州：治今广西柳州市。罗池庙：即柳侯祠，祀唐柳州刺史柳宗元。唐长庆元年（821）建于柳州罗池边，名罗池庙，宋徽宗追封柳宗元为文惠侯后，改名柳侯祠。 [2] 矜奋：奋勉。《管子·形势》:“矜奋自功，而不因众人之力。”[3] 天氓：天民，天子之民。 [4] 经：常。[5] 步：柳宗元《永州铁炉步志》:“江之浒，凡舟可縻而上下者曰步。”[6] 指：同“旨”。 [7] 以佣除本：通过做工来偿还以男女相质的本钱。 [8]三年孟秋辛卯：旧注谓长庆三年（823）七月辛卯，但据历法，此月无辛卯日。按柳宗元卒后三年为长庆二年，该年孟秋辛卯为七月三日。此处三年当系二年之误。 [9] 景辰：丙辰。避唐高祖李渊父李昞讳，以“景”代“丙”。 [10] 荔子：荔枝。 [11] 鹅之山：鹅山，亦名峨山，在今广西柳州。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广南西路柳州，鹅山在马平县（今广西柳州市）西十里，山巅有石，状如鹅，故名。鹅水出焉。”柳之水：即柳江。西江支流，在广西北部。 [12] 粳稌（jīngtú精涂）：粳稻与糯稻。充羡：丰裕。
这是韩愈为柳宗元写的第三篇文章，也是脍炙人口的名篇，写于长庆四年（824），即柳宗元死后的第五年。和祭文及墓志铭着眼点不同，这篇着重写柳宗元在柳州的政绩，是应州人之请，从柳州人民的角度写的；称之为“柳侯”，也是用老百姓的口吻。按《诗·邶风·旄丘》毛序孔颖达疏：“侯为州牧也。”
全文分序文和歌词两大部分。序文又分三段。第一段叙述柳子厚生前对柳州人民的贡献，也就是第三段里韩愈说的“生能泽其民”。第一句点明庙主是“故刺史柳侯”，入题非常干脆，先说庙，而不是平铺直叙说庙的由来。然后叙述柳侯为州的政绩。先总叙基本态度是“不鄙夷其民，动以礼法”。这一点是下文成绩的总根。古代把边远地区的老百姓常常看成未开化的蛮夷，把他们当奴隶看，因此对立情绪严重。柳宗元能够把柳州人和中原人一视同仁，这就能取得百姓的信赖。“三年”至“必以其时”表明柳民对柳侯的尊重、信服，这是上一句“不鄙夷其民”的效果，又是后面具体政绩的根据。“三年”二字一方面是柳侯治柳的实际时间，另一方面也用孔子说的“三年有成”的话。这中间用柳民互相劝告从善的两处口吻，惟妙惟肖，写出柳民对柳侯的爱戴之情。这是本节的第二层。“于是”至“入相慈孝”是第三层，写具体的政绩。这中间先写物质方面的成就，再写风气的良好。这是按照孔子“先富后教”的从政主张组织的，也是完全符合“衣食足而知荣辱”的实际情况的。“先时”起用特笔补叙解救奴隶的事。因为跟上面的内容相比，这一件特别重大，所以用追叙之笔大书特书。“大修孔子庙”，这是教化的重点措施之一，也特书一句，然后是改善城市面貌，修整道路，绿化。这些都必须在老百姓丰衣足食“宅有新屋，步有新船”之后，看出轻重缓急的次序。最后一句小结：“柳民既皆悦喜。”这是承上启下关键的句子，也有人把这句话放在下一节开头。
第二段叙建庙的过程和灵验。这是上面一段政绩的逻辑结论。这段话写得活灵活现，是下一段“死能惊动福祸之，以食其土”的根据。这段话很惹来一些非议，如《旧唐书·韩愈传》说韩愈恃才肆意，违背周、孔的教训，譬如南人荒谬地以柳宗元为罗池神，韩愈就写这篇《罗池庙碑》坐实其事，被当代人批评指责。《新唐书·柳宗元传》说：“宗元既没，柳人怀之，托言降于州之堂，人有慢者辄死，庙于罗池，愈因碑以实之。”这里对韩愈也有微词。这段话表面看韩愈在宣传“怪力乱神”，而深一层看，应该注意韩愈是根据谢宁请他写碑的内容来写的，不是自己杜撰。叙述中，“吾弃于时，而寄于此”这几句柳宗元的心里话，透露这段文字的用意：“此非铭罗池神之文也，愈吊宗元之文也。”（朱熹《楚辞后语》引晁补之说）吴汝纶更进一步申述说：“此因柳人神之，遂著其死后精魄凛凛，以见生时之屈抑，所谓深痛惜之，意旨最为沉郁，史官乃妄议之，不知此乃《左氏》之神境也。”（《唐宋文举要》引）这一段文字应该作如是观，和篇首相呼应，点明庙之由来。
第三段讲述写这篇文章的原因。至“可谓灵也已”是总结上两段。“作迎享送神诗”引起第二部分，是说额外作诗表示对柳侯的钦慕以满足柳民的要求。本来“而并刻之”后应该紧接“其辞曰”，但忽插入柳子厚的身世概述，这种插叙的办法，前人的术语叫“续者断之”、“断者续之”，使文章避免平直，同时为歌词安了伏线。
第二部分是一首《楚辞·九歌》式的迎享送神诗。诗以时间顺序分节，前六句是迎神，先写礼品，完全是南方风物，然后写迎神的船和群众的焦急心情。“侯乘驹”二句写出神的容态笑貌，既然入庙，必然受享。然后写庙外的环境清幽，鹅山柳水，桂树白石，朝出暮归，春猿秋鹤，可以悠闲自在。这已经写到送神的内容。“北方之人兮”是交代序文里的“已而摈不用”, “为侯是非”，指群言谤议，不像柳民对柳侯的一片诚心。后面是对柳侯的祈祷，希望能长期为柳州造福，人畜平安，五谷丰登，高田下田毫不例外。最后表示柳民世世敬祀不衰的意思。“驱厉鬼兮山之左”, 《龙城录》记载说有人挖土得到一块白石，上面刻文云：“龙城柳，神所守。驱厉鬼，山左首。福土氓，制九丑。”《龙城录》传说是柳宗元作，经后人考证是宋人王铚伪造，“驱厉鬼兮山之左”就是伪作牵强附会的根据。这篇歌词历来受到很高的评价，以为神情宛然《九歌》。但韩愈除了用“兮”字表示楚歌特点之外，其余句法字法保持韩愈不肯因袭的特点，取材写景都表现柳州特色，而不是袭用《九歌》字面。如《九歌》:“君不行兮夷犹，蹇谁留兮中洲。”韩愈却说：“侯之船兮两旗，度中流兮风泊之，待侯不来兮不知我悲。”真正是取其神而遗其貌。
韩愈曾经说过“惟陈言之务去”（《答李翊书》），一些熟烂的词语要使它们给人清新之感，套用古文家的术语，叫做“熟语生用”。本篇如“无有后先”（不说“先后”）、“池园洁修”（不说“修洁”）、“猪牛鸭鸡”（不说“鸡鸭”）、“死能惊动福祸之”（不说“祸福”）等皆是；又如“春与猿吟兮秋鹤与飞”，如果把句子弄整齐应该是“春与猿吟兮秋与鹤飞”，韩愈是有意识这样破整为散，化熟为生。这是从颠倒词序说的。还有详略变化的。拿歌词说，“荔子丹兮蕉黄”，如求整齐，“子”字删去，或于“蕉”后增“实”字。“下无苦湿兮高无干”，不说“高无苦干”。但如一味如此也显得单调，所以像“鹅之山兮柳之水”就有意嵌两“之”字使音节从容不迫。
本篇也是韩愈为柳宗元写的极得意的作品，它和另外两篇着眼和措词都不相同，纯以柳民口吻描摹，没有自己发议论抒感慨，但字里行间仍然流露出对柳的一往情深，特别在叙述部分第二段开头柳宗元的话和第三段对柳身世的插叙，都应该细细玩味，不能轻易放过。
（周本淳）
鳄鱼文[1]
韩愈
维年月日，潮州[2] 刺史韩愈，使军事衙推[3] 秦济，以羊一猪一，投恶溪[4] 之潭水，以与鳄鱼食，而告之曰：
昔先王既有天下，列[5] 山泽，罔绳擉刃[6] ，以除虫蛇恶物为民害者，驱而出之四海之外。及后王德薄，不能远有，则江汉之间，尚皆弃之以与蛮、夷、楚、越；况潮，岭海[7] 之间，去京师万里哉！鳄鱼之涵淹卵育于此，亦固其所。
今天子嗣唐位，神圣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内，皆抚而有之；况禹迹所揜，扬州[8] 之近地，刺史、县令之所治，出贡赋以供天地、宗庙、百神之祀之壤者哉！鳄鱼其不可与刺史杂处此土也。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鳄鱼睅然不安溪潭，据处食民畜、熊、豕、鹿、獐，以肥其身，以种其子孙，与刺史亢拒，争为长雄；刺史虽驽弱，亦安肯为鳄鱼低首下心，伈伈 [9] ，为吏民羞，以偷活于此邪！且承天子命以来为吏，固其势不得不与鳄鱼辨。
鳄鱼有知，其听刺史言：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鲸鹏之大，虾蟹之细，无不容归，以生以食，鳄鱼朝发而夕至也。今与鳄鱼约：尽三日，其率丑类南徙于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终不肯徙也。是不有刺史，听从其言也；不然，则是鳄鱼冥顽不灵，刺史虽有言，不闻不知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听其言，不徙以避之，与冥顽不灵而为民物害者，皆可杀。刺史则选材技吏民，操强弓毒矢，以与鳄鱼从事，必尽杀乃止。其无悔！
〔注〕 [1] 鳄鱼文：通行本为《祭鳄鱼文》。林云铭《韩文起》云：“文中只用‘告’字，并无‘祭’字。故李汉编入杂著，不列祭文卷内。后人不知此意，把题目硬添一‘祭’字。今依李本为确。”[2] 潮州：州治在今广东潮安。 [3] 军事衙推：刺史属官。 [4] 恶溪：即今潮安的韩江。[5] 列：通“迾”，遮遏。 [6]罔绳擉刃：罔，同“网”。擉（chuò辍），刺。 [7]岭海：岭即五岭越城、都庞、萌渚、骑田、大庾的总称。海，南海。 [8] 扬州：禹分天下为九州，其一扬州。潮州古属于扬州地域。 [9] 伈（xǐn）伈：恐惧的样子。 （xiàn现） ：眯着眼睛看，胆怯害怕的样子。
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9）春正月，刑部侍郎韩愈因谏迎佛骨，被贬为潮州刺史。《新唐书》云：“初愈至潮州，问民疾苦，皆曰恶溪有鳄鱼，食民畜产且尽，民以是穷。”于是就写了这篇檄文以驱逐鳄鱼。
鳄鱼“冥顽不灵，刺史虽有言，不闻不知也”。这在韩愈的文章中是说得一清二楚的。既然鳄鱼无知，韩愈为什么煞有介事地写这篇文章呢？看来“好游戏”（清李光地《榕村语录》卷五）的韩愈，无非是在借题发挥而已。在指责鳄鱼的背后，我们应该看到有比鳄鱼更为凶残的丑类在。安史之乱以来那些拥兵割据的藩镇大帅，鱼肉百姓的贪官污吏，不是更为祸国殃民吗？所以这篇貌似“游戏文字”的文章，显然寓有鲜明的主题，它因小见大，发人深思，有着严峻的现实意义。
文章开头在点明韩愈以潮州刺史身分派遣下属致祭之后，第一段先回顾漫长的历史，拿先王和后王对比，以阐明鳄鱼得以长期肆虐的原因。古代的圣王统治天下，放火焚烧山野草泽，用绳网利刃来消除“虫蛇恶物为民害者”；但是后王德薄，不能统治远方，连江汉之间都放弃了，何况潮州处在五岭和南海之间，距离京师有万里之遥的地方呢？所以鳄鱼在这里潜伏、繁殖，自然也就是它活动的场所了。先王能为民除害，后王则不能。驱逐鳄鱼，追根穷源，先归咎于后王，这是很有胆识的。对安史之乱以来的唐王朝，韩愈虽不敢直斥，但寓意讽谏，确有空谷传音之妙。再从行文上来看，这是故意放宽一步，为下文蓄势，将合先开，欲擒故纵，这是古文家常用的笔法。
第二段陡然折笔回锋，展开堂堂之阵：以今非昔比晓喻之，以大唐天子、刺史、县令、天地、宗庙、百神震慑之。这就使鳄鱼完全丧失了得以肆虐的依据。“况禹迹所揜”以下，语意更进一步，字字跃动，蝉联如贯珠，一气读下，越显得雄辩有力。直到推出“鳄鱼其不可与刺史杂处此土也”，才揭出一篇之纲。譬如登泰山，攀“紧十八盘”，南天门始赫然在目，以前的“阶崇万级”，均为此铺垫。如果说在这以前是从天子的角度上昭告鳄鱼的话，那么在这以下就是从刺史的职责上阐发议论了：“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鳄鱼岂敢与刺史抗拒？刺史是受天子之命而来，抗拒刺史就是抗拒天子。对鳄鱼而言，抗拒刺史，将会带来什么严重后果，这是不言而喻的；就刺史而言，为民除害，是其职责。退一步说，即使刺史驽弱，也不肯屈服于鳄鱼，矫矫者岂能听之任之？故“其势不得不与鳄鱼辨”。辨，就是辨明道理，辨清形势。反复晓喻，这就不是“不教而诛”了。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段文字里，韩愈顺便给那些在恶势力面前吓得魂不附体的人给予有力的讽刺，意在言外，耐人寻味。
在待之以礼、晓之以理之后，接踵而来的就是凌之以威、绳之以法了。第三段以“鳄鱼有知，其听刺史言”开头，正式堂而皇之地宣布了驱逐鳄鱼的命令。先为鳄鱼指出去路，限定了时间，限期也是宽之又宽，做到仁至义尽。但是，如果七日内不能迁徙呢？文笔又陡起层叠而下：“夫傲天子之命吏，不听其言，不徙以避之，与冥顽不灵而为民物害者，皆可杀。”这段判决文字写得极为严正，十分果决，犀利无比，犹如巨石滚动于万仞之峰，其势不可当，最后落到“杀”字上，火光迸发，真有雷霆万钧之力。更有甚者，不仅要杀，而且要斩尽杀绝！诛杀的方法，也写得明明白白，以示有绝对的把握。那些“为民物害者”，对此能不心惊胆战吗？结尾“其无悔”只有三字，戛然而止，尤见峭劲。韩愈有言：“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翊书》）从他这篇文章来看，确实表现了这一特点。
史载韩愈派人祭过鳄鱼之后，鳄鱼西徙六十里，从此潮州再无鳄鱼为患了。这种传说，自然是无稽之谈，姑妄言之，姑妄听之而已。但是韩愈所表现的为民除害、敢于斗争的精神，却是值得赞扬的。特别是在韩愈被远贬以后，写这种充满讽刺意味的文章，更觉难能可贵。
（宋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