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昂
【作者小传】
（659—700） 唐文学家。字伯玉。梓州射洪（今属四川）人。少任侠。开耀进士。以上书论政，为武则天所赞赏，拜麟台正字，转右拾遗。敢于陈述时弊。曾随武攸宜击契丹。后解职还乡，为县令段简所诬，入狱，忧愤而死。论诗标举汉魏风骨，强调兴寄，反对柔靡之风。所作《感遇》等诗，风格高昂清峻，是唐代诗歌革新的先驱。为文反对浮艳，重视散体。著有《陈伯玉集》。
与东方左史虬[1] 《修竹篇》序
陈子昂
东方公足下：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2] ，风雅不作，以耿耿也。一昨于解三处见明公《咏孤桐篇》[3] ，骨气端翔[4] ，音情顿挫，光英朗练[5] ，有金石声。遂用洗心饰视[6] ，发挥幽郁。不图正始之音[7] ，复睹于兹；可使建安作者，相视而笑。解君云：“张茂先、何敬祖[8] ，东方生与其比肩。”仆亦以为知言也。故感叹雅制[9] ，作《修竹诗》一篇，当有知音以传示之。
〔注〕 [1] 东方虬：武则天当政时任左史，是陈子昂的朋友。《全唐诗》录存其诗四首。[2] 逶迤颓靡：形容文章衰败委靡，每况愈下。 [3] 解三：人名，生平不详。三是排行。[4] 骨气端翔：骨格坚实，气势飞动。 [5] 光英朗练：光彩明朗皎洁。 [6] 洗心饰视：洗涤心灵，擦亮眼睛。 [7] 正始之音：指《国风》的优良传统。一说指魏正始年间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诗歌风格。 [8]张茂先：即西晋诗人张华。茂先为其字。何敬祖：即何劭，敬祖为其字。博学善文，与张华同时。 [9] 雅制：指东方虬的《咏孤桐篇》。
在唐诗发展史和唐代诗歌理论批评史上，这篇短序，是一个具有深远影响的以复古为革新的诗歌理论纲领，一篇向齐梁以来绮靡浮艳诗风宣战的檄文。关于它的内容、观点，文学史家和文学批评史家已经作过许多深刻透辟的分析和中肯的评价。这里只从文章写作和审美角度作一些评赏。
这篇文章给人最突出的感受，是文中所贯注的那种高瞻远瞩的历史感。它采用的是书信体，却略去书信常有的寒暄套语，开门见山，单刀直入。一开头便揭出“文章道弊五百年矣”这样一个令人感慨沉思的事实，将读者的思绪引向悠远的历史，显示出作者从宏观上考察一长段文学史的高远视野。这个开头，警动突兀，引人深思。接着即对“道弊五百年”加以申述：“汉魏风骨，晋宋莫传。”这里提出了他论诗的一个重要标准，即风骨之有无。在他看来，汉魏之际（即建安时代）的诗歌，由于多抒发诗人的理想抱负，慷慨任气，词语峻直，风格遒劲，是富于风骨的。但这个优良传统，从晋、宋以来，随着“言志”的消歇，已经“莫传”了。下及齐梁，更变本加厉，“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片面追求华采文饰的风气越来越盛，而寄托情志的传统则完全中断。这里又提出了他论诗的另一重要标准——兴寄之有无，亦即是否继承了“诗言志”和比兴寄托的传统。兴寄与风骨，是陈子昂诗论的两大核心。这一恢复风雅兴寄，继承汉魏风骨的理论主张，就是在回顾“文章道弊五百年”的历史过程中提出来的。由于把这一理论主张放在如此深远的历史背景下，就使它具有深厚的历史基础，从而增添了感召力与说服力。
与这种高远的历史感密切联系，文中还贯注了一种深沉强烈的现实责任感。文章道弊五百年的“逶迤颓靡”、每下愈况的发展趋势，使作者“每以永叹”、“耿耿”不安。说明他不仅把文章看作关系世运兴衰、风俗浇淳的大事，而且要自觉担当起救弊起衰的重任。当他看到东方虬的托物寓志之作《咏孤桐篇》（此诗已佚，但从子昂和诗《修竹篇》可以窥见其性质）时，“遂用洗心饰视，发挥幽郁。不图正始之音，复睹于兹；可使建安作者，相视而笑”，不仅流露出文道久衰后忽睹“正始”元音（指《国风》的优良传统）的欣喜，而且随即作《修竹篇》以和之，希望能有“知音”以传示之。这实际上是把自己和东方虬置于上承汉魏风骨、风雅兴寄传统的文章正道传人的地位，呼唤知音与同道一起担当救弊起衰的责任。这种强烈的责任感，赋予文章以遒劲的气骨，加强了文章的感染力。这就使这篇宣示理论主张的文章，不以辨析事理取胜，而是以情感的深沉强烈给人以感召。
以上两方面，使人自然联想起他的《登幽州台歌》。尽管一是诗，一是文，但那种俯仰今古的广远视野，那种寻觅知音的努力，却是声息相通的。
文章在提出“风骨”、“兴寄”的同时，还用简劲形象的语言描绘出理想的诗歌风貌：“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即要求诗歌骨端气翔，感情起伏，音调抑扬，清朗明洁，掷地作金石声。这实际上是对风骨、声律兼备的诗歌的一种热情呼唤。尽管东方虬的《咏孤桐篇》和他自己的《修竹篇》都未必能达到这种境界，但它却为即将出现的盛唐诗歌风貌作了形象的描绘。
陈子昂这篇诗论的意义，不在理论上的创新和辨析上的细致，而在他明确提出的“风骨”、“兴寄”主张适应了诗歌革新的趋势与潮流。同样，作为一篇有特色的文章，它的长处也不在阐述理论的说服力，而在贯注其中的高远的历史感、强烈的责任感和对未来诗歌的热情呼唤。不妨说它是一篇以情感人的文章。在骈文仍然统治文坛的时代，这篇号召诗歌革新的序用的是散体。这本身便似乎意味着在号召诗歌革新的同时，作者在实践中已经开始了文体革新的尝试。它和作者一系列其他散体文章，对转变文章风气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刘学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