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隐

【作者小传】

(833—909)唐文学家。字昭谏。本名横,以十举进士不第,乃改名。自号江东生。杭州新城(今浙江富阳西)人。与罗邺、罗虬合称“三罗”。光启中,入镇海军节度使钱镠幕,后迁节度判官、给事中等职。其散文小品笔锋犀利,诗颇有讽刺现实之作。著有诗集《甲乙集》和《谗书》、《两同书》等。清人辑有《罗昭谏集》。

英雄之言

罗隐

物之所以有韬晦者,防乎盗也[1] 。故人亦然。

夫盗亦人也,冠履焉,衣服焉;其所以异者,退逊之心、正廉之节,不常其性耳[2] 。视玉帛而取之者,则曰牵于寒饿;视家国而取之者,则曰救彼涂炭[3] 。牵我寒饿者,无得而言矣;救彼涂炭者,则宜以百姓心为心。而西刘则曰:“居宜如是[4] ! ”楚籍则曰:“可取而代[5] ! ”意彼未必无退逊之心、正廉之节,盖以视其靡曼、骄崇,然后生其谋耳[6] 。

为英雄者犹若是,况常人乎?是以峻宇、逸游,不为人所窥者,鲜矣[7] 。

〔注〕 [1] 物:这里指生物、动物。盗:指加害于身的外敌。 [2] 不常其性:不能始终保持这种品性。常性,即上文“退逊之心、正廉之节”。 [3] 涂炭:污泥和炭火,喻困苦境地,犹言水深火热。《尚书·仲虺之诰》:“有夏昏德,民坠涂炭。”[4] 西刘:秦亡,楚汉相争,汉在西,故称刘邦为“西刘”。居宜如是:概括《史记·高祖本纪》中刘邦艳羡秦帝豪华生活所说的“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的话。 [5] 楚籍:项羽,名籍,后自立为西楚霸王,故称楚籍。《史记·项羽本纪》载:秦始皇出游会稽时,项羽和他的季父项梁看到秦始皇时说:“彼可取而代也。”[6] 靡曼:奢侈、华美,指宫殿服饰。骄崇:骄贵尊崇,指地位作风。 [7] 逸游:舒适游乐的物质条件。窥:窥伺,犹言暗算。

本文选自罗隐的《谗书》。《谗书》是罗隐抒写杂感的小品文集,编成于唐懿宗咸通八年(867)正月。其自序云:“有可以谗者则谗之,亦多言之一派也。而今而后,有诮予以谗自矜者,则对曰:‘不能学扬子云寂寞以诳人。'”鲁迅曾说:“罗隐的《谗书》,几乎全部是抗争和愤激之谈。”(《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

这篇《英雄之言》,推衍《庄子·胠箧》“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的论点,进一步指出以救民为号召的英雄们,其真正目的,只不过是为了满足个人的私欲而已。

文中所谓“英雄”,实则是指那些窃取高位、夺得重权者。他们口中之“言”,多为救民于水火、救国于倾危的冠冕堂皇的高调宏论;而他们心中所思,却是追求高楼大厦的住处和锦衣玉食的生活。“英雄”们以其言掩其心,以其言惑于众,以其言逞其欲。作者褫其华衮,裸其本质,使人认识滔滔英雄者,皆如是也。

作者写“英雄”言与心的不一、表与里的相违,先从物的“韬晦”写起。动物韬光晦迹(收敛光芒,隐藏踪迹),是本能。这种本能是出于防范外敌,保存自身。揭示了这一普遍规律后,以“故人亦然”一语即切入本题。人的韬晦,也是“防乎盗”。而“盗亦人”,盗只是人性的异化,“退逊之心、正廉之节,不常其性耳”,不能始终保持谦退、正直、廉洁的本性,那就成了“盗”。盗玉帛的,说是被饥寒驱迫;盗国家的,却说是救人民于水深火热。受饥寒之迫,不必苛责;说救民于水火,按理应以百姓之心为心。可是那些以救世主自居的英雄内心究竟如何呢?当年刘邦到咸阳见到秦帝豪华生活和壮丽宫殿,不胜羡慕地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项羽和他的季父项梁在会稽见到秦始皇时说:“彼可取而代也。”作者认为他们都是见到帝王靡曼、骄崇的生活,泯没了“退逊之心、正廉之节”,已丧失了“以百姓心为心”的良知。他们高喊“救彼涂炭”,实为欺世诳众。

文章结束部分,由“英雄”推及“常人”,点出人多向往“峻宇”、“逸游”,只是人们往往以“英雄之言”掩盖其不雅、不洁、不仁的内心罢了。

一般地说,罗隐的小品文放胆抨击唐末藩镇、官宦、朋党间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权利之争,揭露嗜权鸩欲者的伪善,在当时社会环境中,确实是光彩烨烨,锋芒锐利,对后世也不失其鉴戒意义。当然,罗隐毕竟是封建社会的进步文士,不可避免地表现出受其历史和阶级的局限。《英雄之言》中既有揭露“窃国”的“英雄”伪诈的一面,又有儒家“性善”说的腐见。他认为那些盗,是“退逊之心、正廉之节,不常其性”;那些“英雄”,也是“意彼未必无退逊之心、正廉之节”;人的本性应该是有着“退逊之心、正廉之节”的。这显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但我们决不能以此苛求古人,从而贬损其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价值。

(徐应佩)

天机

罗隐

善而福,不善而灾,天之道也。用则行,不用则否,人之道也。天道之反,有水旱残贼之事;人道之反,有诡谲权诈之事。是八者谓之机也。机者,盖天道人道一变耳,非所以悠久也。

苟天无机也,则当善而福,不善而灾,又安得饥夷齐而饱盗跖[1] 。苟人无机也,则当用则行,不用则否,又何必拜阳货而劫卫使[2] 。是圣人之变合于其天者,不得已而有也,故曰“机”。

〔注〕 [1] “饥夷齐”句:夷齐,即伯夷、叔齐。他兄弟二人是商末孤竹君之子。初孤竹君以次子叔齐为继承人,孤竹君死后,叔齐让位,伯夷不受,后二人都投奔到周。到周后,反对周武王进军讨伐商王朝。武王灭商后,他们又逃到首阳山,不食周粟而死。盗跖:旧时对跖的蔑称。跖为春秋战国时期人民起义领袖,《庄子·盗跖》说他率“从卒九千人,横行天下,侵暴诸侯”,所到之处,使“大国守城,小国入保(堡)”。 [2]“拜阳货”句:《论语·阳货》:“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馈)孔子豚。孔子时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诸涂。谓孔子曰:‘来!予与尔言。’曰:‘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仁乎?’曰:‘不可。'‘好从事而亟失时,可谓知(智)乎?’曰:‘不可。'‘日月逝矣,岁不我与。’孔子曰:‘诺。吾将仕矣。'”阳货,季氏家臣,名虎,尝囚季桓子而专国政。孔子不得已而拜阳货。

罗隐的《天机》反映了他进步的天道观。所谓天机,犹言天之机密,即天意。关于天道,最初包含有日月星辰等天体运行过程和用来推测吉凶祸福的两个方面,亦即包括天文学知识和关于天帝、天命等迷信观念两个方面的因素,而后者则被利用为殷周神权统治的工具。如《书·汤诰》:“天道福善祸淫,降灾于夏。”但宗教迷信的天道观,至春秋时已经动摇,人们开始怀疑天道主宰人事的观念,产生了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罗隐不是泥守“福善祸淫”的天命论,而提出“机”说。机者,变也。人的祸福凶吉往往不合于关于天道的腐说,而常常有种种变化。这就从强调变化中否定了天道的祸福守恒律。

罗隐首先将“天道”与“人道”并列提出,天道是“善而福,不善而灾”,人道是“用则行,不用则否”。“善”,从道德观念上说;“用”,从行为表现上讲。罗隐将“天道”与“人道”分项阐说,这就首先否定了“天道”决定“人道”的观点。同时又进一步从它们的“反”面来说,天道反了,即有水旱残贼之事;人道反了,则有诡谲权诈之事。违背了自然与社会正常规律,那就产生了灾祸。“水旱残贼”、“诡谲权诈”是“道”的“变”,也就是反道了,那便是“机”。认识了没有固定不变、悠久常是的“道”,那就知道祸福凶吉不会是守常不变的。

天道有“机”,人道亦有“机”,都有反常违律之处。罗隐进一步以伯夷、叔齐饿死首阳山,柳下跖虽盗而温饱的事实,说明恰恰有善而灾,不善而福的情况。同样,按“人之道”,用当行,不用当否,那么孔子何必拜阳货,在阳货关于“仁”、“知”的说教下,答应“吾将仕矣”。劫卫使不用者而又当用。因此,圣人之变也有不得已而合于天的情况,这就叫做“机”。

罗隐反复论证,集中证明“天机”就是有不合“天之道”、“人之道”的情况,也就是客观现实不完全合于理念上所想象的法则,实际上提出一种符合客观的规律,世事万物都无时不在变化着。但罗隐此文不是哲学论文,而是针砭时弊之作,意在说明唐代的社会有很多颠颠倒倒的现象,因此不可能以今天的哲学观点予以品评。作者表面上好像是说这种颠倒是“天机”,实际上乃在于否定其不合天之道、人之道。这种名为肯定实为否定的笔法,既合事理之道,又得艺术之妙,在罗隐小品论说之作中,也是颖异而突出的。

(徐应佩)


孙樵皮日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