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
【作者小传】
（约813—约858）唐诗人。字义山，号玉谿生。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人。开成进士。曾任县尉、秘书郎和东川节度使判官等职。因受牛李党争影响，被人排挤，潦倒终身。其诗擅长律、绝，富于文采，构思精密，情致婉曲，具有独特风格。也工四六文。著有《李义山诗集》；文集已散佚，后人辑有《樊南文集》、《樊南文集补编》。
李贺小传
李商隐
京兆杜牧为《李长吉集序》，状长吉之奇甚尽，世传之。长吉姊嫁王氏者，语长吉之事尤备。
长吉细瘦，通眉，长指爪。能苦吟疾书，最先为昌黎韩愈所知。所与游者，王参元、杨敬之、权璩、崔植为密。每旦日出与诸公游，未尝得题然后为诗，如他人思量牵合以及程限为意。恒从小奚奴，骑距驉[1] ，背一古破锦囊，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及暮归，太夫人使婢受囊，出之，见所书多，辄曰：“是儿要当呕出心始已耳！”上灯与食，长吉从婢取书，研墨叠纸足成之，投他囊中。非大醉及吊丧日，率如此，过亦不复省。王、杨辈时复来探取写去。长吉往往独骑往还京洛，所至或时有著，随弃之，故沈子明家所馀四卷而已。
长吉将死时，忽昼见一绯衣人，驾赤虬，持一版，书若太古篆或霹雳石文者，云当召长吉。长吉了不能读，歘下榻叩头言：“阿 老且病，贺不愿去。”绯衣人笑曰：“帝成白玉楼，立召君为记。天上差乐不苦也。”长吉独泣，边人尽见之。少之，长吉气绝。常所居窗中，㪍㪍有烟气，闻行车嘒管之声。太夫人急止人哭，待之如炊五斗黍许时，长吉竟死。王氏姊非能造作谓长吉者，实所见如此。
呜呼！天苍苍而高也，上果有帝耶？帝果有苑囿宫室观阁之玩耶？苟信然，则天之高邈，帝之尊严，亦宜有人物文彩愈此世者，何独眷眷[2] 于长吉，而使其不寿耶？噫！又岂世所谓才而奇者，不独地上少，即天上亦不多耶？长吉生二十七年[3] ，位不过奉礼太常[4] ，时人亦多排摈毁斥之，又岂才而奇者，帝独重之，而人反不重耶？又岂人见会胜帝耶？
〔注〕 [1] 距驉：或写作“駏驴”、“距虚”等，驴、骡之属，故用以称驴。 [2]眷眷：冯本作“番番”，注云“一作‘眷眷’，误”，未有进一步解说。现知的“番番”有“白发貌”、“勇武貌”诸义，用在此处都不适合。今仍作“眷眷”。 [3] 二十七年：原作“二十四年”。冯注云“当作‘二十七’为是”，据改。 [4] 奉礼太常：《旧唐书·职官志三》:“太常寺：奉礼二人，从九品上。”
虽说小传有别于史传、行状，而主于掇取轶事遗闻，以见传主性情；但是详记白日飞升之事，几类于神仙传之属，于唐世文人中实为少见。譬如玄真子张志和，当时颜真卿为作碑铭，亦仅言其泛舟沧浪，不知所之；后来说他在临平湖水解升仙云云，已是仙传的张皇其事了。不过我们不必怀疑这篇小传所记非实，这不仅因玉谿有言“王氏姊非能造作”者，应当相信；而且因为当时仙道之风极盛，羽化之迹屡见，事虽虚妄，但当时颇以为事实，即使韩愈的《谢自然诗》，也不敢对民女谢自然之白日升仙断然否定。因此对于所记李贺仙迹实不必怪，应当详究的倒是玉谿录入其事的本意。
李贺一生坎 ，二十七岁就过早地去了，只是留下了二百余首“虚荒诞幻”而“感怨刺怼”（杜牧《李贺集序》）的歌诗与一个“鬼才”的“令”名。其久屈不伸、近乎病态的抑郁心理，导致临终时仙游的幻觉，也在情理之中，颇可以现代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来解说。“帝成白玉楼，立召君为记，天上差乐不苦也”，可说是潜意识的最生动的流露。在人间世业已绝望了的显扬云路的希望，为厄穷病苦压抑既久，以致在自虐自苦中变得麻木了的、追求“乐”的人生本能，在弥留之际，以“浮动的想象”、“梦幻”、“谵呓”的形式凸显出来了，而为后人留下了他最后一份闪光的文学遗产，就诗人的生涯而言，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就常人的际遇来说，则不能不说是一个过于辛酸的悲剧。
悲剧的缘由，由诗人自身而言，早在小传开首“状长吉之奇甚尽”中提挈了。奇，也是全文的主脉。这“奇”当然有诗风奇的意思，却不尽在于此。古人以为充中外发，诗风之奇必以性情之奇为本根。性情过奇又必与世不相谐，故“奇”颇有“畸”的意思。畸零不偶，这当是玉谿在杜牧为《〈李贺集〉序》后，仍要补作此小传来隐隐传达的一层意思。奇、正相反而又相生。如果社会正常，畸零之人就不免有自寻烦恼、自作多情之嫌；相反，社会如不那么正常，本身就是“畸”的，那么畸零人之畸，就好像负负得正一样，其实更多的是正的成分了。这种奇中正的意思，先就衍为小传第二段记其作诗情状的一节妙文。“每旦日出与诸公游，未尝得题然后为诗，如他人思量牵合以及程限为意”，看似闲笔，却是此段中锋，树起了刘勰所称“为情造文”与“为文造情”（《文心雕龙·情采》）两种创作倾向的壁垒。以这种为文造情的世风作映衬，玉谿极写李贺作诗的特点：一曰情真，“恒从小奚奴，骑距驉，背一古破锦囊，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可见所作尽即目即心，“兴发意生”（《文镜秘府论·论文意》），正与得题为诗、思量牵合者相对。二曰苦吟，“上灯与食，长吉从婢取书，研墨叠纸足成之，投他囊中。非大醉及吊丧日，率如此”，又正与以“程限为意”相对。即兴情真与苦吟足成看似相反，实则相成。关于这一点，可以作一篇大文章来论述，这里只能大略指出，这是唐人将传统的抒情言志说与六朝以降对文学形式美的自觉追求统一起来的实际经验。统一就统一在写心，不仅要写真心，且要写得好，写得美，写得出人意表，戛戛独造。太夫人说“是儿要当呕出心始已耳”，是这一段点睛之笔，呕心沥血而为写心，写毕而又随置之，正是李贺诗的真率处、严肃处，是他的奇中之正，于此段开首“能苦吟疾书，最先为昌黎韩愈所知”之领脉作用与全段的意脉就显示出来了。如以此句直接李贺作诗情状，至多说明李贺诗为韩派后劲，文意浅甚；必以时人作诗情状居中作运掉，方在文势曲折中隐隐道出李贺背于时而合于大家宗匠的本色，文意也就深且厚了。不过文章之意仍不尽于此。命题作诗，思量牵合，规定程限，是当时文人聚会时的风气，其根源则在科举的程式。唐代进士科试一诗一赋，均命题，限体，规定时刻——三条烛燃尽收卷。李贺是因科场失利而痛恶这种作诗法，还是生性与之格格不入，难以详究；但是这奇中正，不合于世之“正中畸”，却是无可调和的事实。世言李贺因父讳“晋肃”而被摈于进士试之列，其实这仅是一方面的原因，或者还只是某一次的事实，就其全集观之，他应试不止一次，却总归一第无成。“春卿拾才白日下，掷置黄金解龙马”，这虽是送友人沈亚之下第归吴江的诗句，却也正是其夫子自道，于是这旷世奇才，命定了要以背时倒运来收场。这也不仅是他个人的遭遇。韩孟诗派除韩愈本人在其政治及文章方面，于困厄中有所成功外，均与荣达绝缘；李贺的后起与早夭，正是典型。玉谿将这种种复杂的感触凝聚在李贺作诗这一小小轶事中，人们却能在诗人“细瘦，通眉，长指爪”，骑驴从小奚奴，背负古锦囊，“或时有著，随弃之”的形象中，感受到其与时不谐的清奇之气，从而顿生惋惜与同情。
正是惋惜与同情，使玉谿又将诗人看似妄诞的临终幻觉采撷入传，并在现实与幻觉的强烈反差中逼出最后一节的议论。“上果有帝耶？帝果有苑囿宫室观阁之玩耶？”对于这冥冥难征的仙界，玉谿从感情而言，似乎是宁肯信其有，未忍断其无的，在他恍惚迷离的笔触中，可以感到，他希望，凡为人间不公正地剥夺了的一切，都能在天界重新给予奇绝一代的诗人，他愿意完整地保留诗人最后的奇丽的幻想，以完成其自我形象的塑造，也为杜牧《集序》所盛赞的诗人奇警诗风作上最后一条注脚：“……长吉生二十七年，位不过奉礼太常，时人亦多排摈毁斥之，又岂才而奇者，帝独重之，而人反不重耶？又岂人见会胜帝耶？”结末以颇类于韩愈《祭十二郎文》的笔法，层层设问，又层层递进地反复呼号，让人们深思才而奇、奇而正者何以不见容于世，以与篇首“奇”字遥相照应，贯串文中在日与临终两件奇异的轶事，也使这篇奇绝的小传内含有深刻的思理与深挚的情感。如果我们细细品味所记诗人仙去一节中“长吉了不能读，歘下榻叩头言”云云，“长吉独泣”等语句，就更能领会到奇幻的仙游情景之悲剧意味，与玉谿何以如此悲愤地为小传作结了。
早夭的诗人得到安慰了。他不仅身后有杜牧、李商隐这两位晚唐诗坛的泰斗为之序集，为之传事；而且，他开创的诗风，在不同方面为小李杜所继承光大，衍为晚唐时期两支重要的流派。从这人事的关涉中，可以窥见中晚唐之际诗风的承接蜕变之一页。由于小传的写作时间难以详定——杜牧序在李贺卒后十五年，时玉谿约二十岁左右，正在郓州令狐楚幕中，小传作于此后可以肯定，但具体年份不明；因此，传中是否寄寓有玉谿自身科场不利及于党争中备受枉陷的感愤，也难以指实。不过传中对李贺的心所向往，不难看出。所以，如果不是作者多历世艰后有所寄寓而作，则颇可以此传看作他后来生活创作道路的“文谶”。虽然玉谿较李贺多活了二十年，然而“才而奇者”不容于世的遭遇竟何其相似，只是所受的磨难更多了二十年而已。可憾的是再也没有这样一位大手笔，也来为玉谿作上一篇同样精彩警深的小传，致使他过久地背负了偏见的史家率尔论定的负义无行的恶名，直要到百千年后方有人先后出来为他辩白，衍成文学史上至今尚不能说是完全澄清了的一段公案。这，正是玉谿更甚于长吉的悲剧。
（赵昌平）
上河东公启
李商隐
商隐启：两日前于张评事处伏睹手笔，兼评事传指意，于乐籍中赐一人，以备纫补。某悼伤已来，光阴未几。梧桐半死，才有述哀；灵光独存，且兼多病。眷言息胤，不暇提携，或小于叔夜之男[1] ，或幼于伯喈之女[2] 。检庾信荀娘之启[3] ，常有酸辛；咏陶潜通子之诗[4] ，每嗟漂泊。所赖因依德宇，驰骤府庭，方思效命旌旄，不敢载怀乡土。锦茵象榻，石馆金台[5] ，入则陪奉光尘，出则揣摩铅钝[6] 。兼之早岁，志在玄门[7] ，及到此都，更敦夙契，自安衰薄，微得端倪。至于南国妖姬，丛台妙妓[8] ，虽有涉于篇什，实不接于风流。况张懿仙本自无双，曾来独立，既从上将，又托英僚。汲县勒铭，方依崔瑗[9] ；汉庭曳履，犹忆郑崇[10] 。宁复河里飞星[11] ，云间堕月[12] ，窥西家之宋玉[13] ，恨东舍之王昌[14] ？诚出恩私，非所宜称。伏惟克从至愿，赐寝前言，使国人尽保展禽[15] ，酒肆不疑阮籍[16] ，则恩优之理，何以加焉。干冒尊严，伏用惶灼。谨启。
〔注〕 [1] 叔夜之男：嵇康字叔夜，其《与山巨源绝交书》云：“女年十三，男年八岁，未及成人。”本年商隐子衮师方六岁，故云。 [2] 伯喈之女：蔡邕字伯喈，其女蔡琰，少聪慧，年六岁，邕鼓琴弦绝，琰曰：“第二弦。”按：商隐之女年长于其子衮师。《骄儿诗》有“堂前逢阿姊”句。[3] 庾信荀娘之启：庾信有《谢赵王赉息丝布启》云：“某息荀娘，昨蒙恩引，曲赐丝布等五段。南冠获宥，既预礼筵；稚子胜衣，还蒙拜谒。”[4] 陶潜通子之诗：陶潜《责子诗》:“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5] 石馆金台：碣石馆、黄金台，均燕昭王筑以招致贤才的馆舍。此借指幕府。[6] 铅钝：铅质的刀不锋利，喻才力微弱，自谦之辞。 [7] 玄门：指道教。陶弘景《答朝士访仙佛两法体相书》:“先生领袖玄门，学穷仙苑。”亦指佛教。唐太宗《大唐三藏圣教序》:“栖虑玄门。”[8] 丛台：战国时赵武灵王在邯郸所筑台，多蓄声妓，以为享乐之所。 [9]“汲县”二句：东汉崔瑗为汲县令，开渠造稻田，百姓歌之。迁济北相，官吏男女号泣，共垒石作坛，立碑颂德而祠之。 [10] “汉庭”二句：《汉书·郑崇传》载哀帝擢崇为尚书仆射，数求见谏诤。每见，曳革履，上笑曰：“我识郑尚书履声。”[11] 河里飞星：用织女星渡银河与牵牛星相会事。 [12] 云间堕月：谢灵运《东阳溪中赠答诗》:“可怜谁家妇，缘流洗素足。明月在云间，迢迢不可得。”“可怜谁家郎，缘流乘素舸。但问情若为，月就云中堕。”[13] 窥西家之宋玉：宋玉《登徒子好色赋》:“臣东家之子……登墙窥臣三年。”[14] 东舍之王昌：梁武帝《河中之水歌》:“人生富贵何所望，恨不早嫁东家王。”[15] 国人尽保展禽：《诗·小雅·巷伯》:“哆兮侈兮，成是南箕。”毛传：“鲁人有男子独处于室，邻之嫠妇又独处于室。夜暴风雨至而室坏，妇人趋而托之。男子闭户而不纳。妇人自牖与之言曰：‘子何为不纳我乎？’男子曰：‘吾闻之也：男子不六十不闲居。今子幼，吾亦幼，不可以纳子。’妇人曰：‘子何不若柳下惠（即展禽）然？妪（煦）不逮门之女，国人不称其乱。'”[16] “酒肆”句：《世说新语·任诞》:“阮公（籍）邻家妇有美色，当垆沽酒。阮与王安丰常从妇饮酒。阮醉，便眠其妇侧。夫始殊疑之。伺察，终无他意。”
唐宣宗大中五年（851），李商隐的妻子王氏病故。同年十月，他应剑南东川节度使柳仲郢之辟，赴梓州（治今四川三台）任柳幕判官。远幕，丧妻，别子，多病，加上长期落拓不遇，使他的心情非常悒郁。柳仲郢同情他，打算在梓州的官妓中挑选一位色艺双全的女子张懿仙，给他作侍妾。李商隐得知，即写了这封情辞恳切的书启婉辞。信采用骈体形式，却毫无华靡伤真之弊，用语圆润精工，表达了深沉恳挚、委婉缠绵的感情。
题中的“河东公”，指柳仲郢。河东是柳氏郡望。信的开头叙述了作者从同僚张评事处看到柳仲郢的手札，并听到张评事传达柳的旨意，要给自己一位官妓作侍妾。这几句以散句起，口气在亲切中显出恭敬。这是写信的缘由，全文即围绕此事展开。
接下来，作者用充满感伤气息的笔调叙写了自己丧妻以来的处境与心情。王氏于是年春夏间亡故，距写信时不过半年左右，故说“悼伤已来，光阴未几”。“梧桐半死”，用西汉枚乘《七发》:“龙门之桐，高百尺而无枝，其根半死半生。”这里比喻丧偶，而自己遭此变故后形毁骨立的情状如见。“灵光独存”，用东汉王延寿《鲁灵光殿赋序》:“遭汉中微，盗贼奔突，自西京未央、建章之殿皆见隳毁，而灵光岿然独存。”比喻亲故零落，仅余己身，而孑然孤立、形影相吊之处境可想，用典精切而富形象感。然后，又进一步说到，自己所眷恋的儿女，年纪尚幼，无暇提携照顾，每当咏读前贤关爱儿女的诗文，不免勾起自己的辛酸。陶、庾诗文中所言子息，皆属幼龄，用以映衬己方，正是恰到好处。作者对幼儿弱女充满爱怜，王氏死后，他有诗说：“嵇氏幼男犹可悯，左家娇女岂能忘？”在梓州关于“小男阿衮”亦有诗云：“渐大啼应数，长贫学恐迟。寄人龙种瘦，失母凤雏痴。”此次只身远赴东川，撇下儿女，自不免更添天涯漂泊之悲。以上一路写来，仿佛只是在诉说丧妻后的孤孑凄伤，但读者从这充满哀感的叙说和对亡妻弱息的深情中，已不难想见作者对赠妓一事是何反应。
接着，作者用“所赖”二字一转，折入对府主知遇之恩的感激。“锦茵象榻，石馆金台”，正渲染出礼遇的隆重，而“入则陪奉光尘，出则揣摩铅钝”，则正是自己“效命旌旄”的行动。从“方思效命旌旄，不敢载怀乡土”的话语看，柳之赠妓自含慰其异乡孤独之意，故有此半是感激、半是表白的说法，其中隐隐透出作客依人的辛酸。然后，又以“兼之”领起，转进一层，说自己早岁有志学道，到东川后，更加深了平生之所好，历尽坎坷之后，早已自安于禄命衰薄之境，而对玄门的精义稍微懂得了一点头绪。这是用自己对宗教的信仰含蓄地表明，对于男女情爱一类事，已经再也无所追求了。作者早年曾一度在玉阳山、王屋山隐居学道，所谓“忆昔谢四骑，学仙玉阳东”就是。中年入仕以后，在牛、李党争的夹缝中无辜蒙受打击，只得栖身幕府，漂泊天涯；又遭妻子王氏之丧，转而虔诚事佛，欲从中寻求解脱烦恼之方，如大中七年底作的《樊南乙集序》所云：“三年已来，丧失家道，平居忽忽不乐，始克意事佛，方愿打钟扫地，为清凉山行者”，说的正是这一时期的心情。这里以“兼之”、“及”、“更”，蝉联而下，婉转表达自己绝意情爱的意思。接下来，又用“至于”二字提起，正面表白自己在一些篇什中虽曾描写过“南国妖姬”、“丛台妙妓”，却“实不接于风流”。无论是“借美人以喻君子”，别有寓托，还是抒写感受体验，非即纪实，都说明自己并不是热中艳情的人。以“虽有”先让一步，用“实不”随即翻转加以否定，一纵一收，将自己生性并非重色这一点有力地强调出来了。
自己方面的原因，从悼亡之悲、子女之念、报效恩知、志在玄门一直写到性“不接风流”，已经将无意于纳妾之意表达得非常充分了，下面便换另一角度，从张懿仙的经历、身分方面说。从下一段文字看，张懿仙大约原曾得柳仲郢（即所谓“上将”, “犹忆郑崇”句指此）的宠爱，后来又曾托身柳的某一僚属（所谓“又托英僚”, “方依崔瑗”句指此）。当时乐籍歌妓俯仰随人虽属常事（如杜牧《张好好诗》所反映的情况即是一例），但在对男女情爱持较为严肃态度的作者看来，却感到不合适。因此他用略带调侃的语气说：“宁复河里飞星，云间堕月，窥西家之宋玉，恨东舍之王昌？”——难道还要让她再渡鹊桥，投入别人的怀抱，成为窥墙密约的女子吗？这里，实际上蕴含着对张懿仙这类女子命运的同情，但以“雅谑”的形式出之，便不至冒犯府主的尊严，更不会拂逆他的“好意”，措辞委婉得体。四句连用四典，均极雅切，且流丽圆转，一气贯注，读来有声情摇曳之致。
最后，方揭出辞赠正意。作者一方面感激府主的“恩私”，同时又委婉表明“非所宜称”，希望对方顺应自己的愿望，收回赐妓的成命，使人们不致对自己的品德产生错觉。作者把“赐寝前言”看作府主对自己的爱护，这是特别动听的。
一位幕府主人，出于对幕僚处境的同情，而有赠妓之举。辞谢这种“恩遇”，是很难措辞的。作者却能诉之以情，明之以理，既不拂逆对方的好意，又使对方充分了解自己的情性，从而“赐寝前言”。从这里不但可以看出作者恳挚的情感性格，还可以看出他善于辞令和驾驭骈文形式的圆熟技巧。隶事用典和骈偶对仗不但没有成为表达感情的障碍，而且成了更有效地表达感情的一种凭借。华不伤真，本篇是典型的一例。
（刘学锴）
祭小侄女寄寄文
李商隐
正月二十五日，伯伯以果子、弄物招送寄寄体魄归大茔之旁。哀哉！尔生四年，方复本族；既复数月，奄然归无。于鞠育而未申，结悲伤而何极！来也何故？去也何缘？念当稚戏之辰，孰测死生之位？时吾赴调[1] 京下，移家关中，事故纷纶，光阴迁贸，寄瘗尔骨，五年于兹。白草枯荄，荒途古陌，朝饥谁抱？夜渴谁怜？尔之栖栖[2] ，吾有罪矣。今吾仲姊，反葬有期，遂迁尔灵，来复先域。平原卜穴，刊石书铭。明知过礼之文，何忍深情所属！
自尔殁后，侄辈数人，竹马玉环，绣襜文褓，堂前阶下，日里风中，弄药争花，纷吾左右，独尔精诚，不知所之。况吾别娶已来，胤绪未立，犹子[3] 之义，倍切他人。念往抚存，五情空热！
呜呼！荥水之上，坛山之侧，汝乃曾乃祖，松槚[4] 森行，伯姑仲姑，冢坟相接。汝来往于此，勿怖勿惊。华彩衣裳，甘香饮食，汝来受此，无少无多。汝伯祭汝，汝父哭汝，哀哀寄寄，汝知之邪？
〔注〕 [1] 赴调：赴京参加外官内任的调选。 [2] 栖栖：亦作“恓恓”，不安貌。 [3] 犹子：《礼记·檀弓》:“兄弟之子，犹子也。”[4] 槚（jiǎ假）：即楸（qiū秋）。常同松树一起种在坟墓前。
李商隐是中国文学史上感伤气质特别浓重的作家之一。感伤情调，贯串在他大部分诗文创作中，构成他“深情绵邈”风格的一个重要因素。《旧唐书·文苑传》说他“尤善为诔奠之辞”，这篇《祭小侄女寄寄文》便是他祭奠文章中出色的一篇。寄寄，是他弟弟羲叟的女儿，四岁而夭，初葬于济源（今属河南）。会昌四年（844）正月，迁葬到商隐祖茔所在的荥阳（今河南郑州）坛山。这次迁葬，除将他母亲的灵柩由长安（今陕西西安）迁往荥阳外，还将裴氏姊、徐氏姊的灵柩分别迁往荥阳及景亳夫家。这在李商隐的个人生活中，是一件大事。
文章一开始，就以充满感情的笔调叙述了迁葬的事情。用散体明点日月，交待祭奠者与祭奠对象，虽属祭文通例，但说“伯伯以果子、弄物招送寄寄体魄”，便见亲切爱抚，切合双方身分。“归大茔之旁”，点出“归”字，既为下文描绘未归前孤魂栖栖之情作反托，又为末段伏脉。接着，以强烈的哀叹转入对寄寄夭折及死后情事的追叙。寄寄出生后，大约曾寄养在外姓人家，后方回到父母身边，故有“尔生四年，方复本族”之语。对这样一个出生后就未能得到亲生父母爱抚、刚回到父母身边又旋即夭折的幼女，作者怀着一种特殊的怜爱同情。情之所至，不免对她的来去匆匆发出惘然的喟叹：“来也何故？去也何缘？”人生的种种悲剧，往往使人感到迷惘不解。接下来，又用追忆之笔叙写寄寄死后自己方面的情况和想象寄寄孤魂无依的情景。寄寄死于开成五年（840）春。这一年，作者为调补官职、移家长安的事仆仆道途，顾不上为寄寄归葬祖茔，只能暂时将她葬在济源（商隐在开成年间曾奉母居此），谁知“事故纷纶，光阴迁贸”，转眼又已五年。想起幼小的孤魂独处“白草枯荄，荒途古陌”之中，饿了没有人抱，渴了没有人怜，不禁发出“尔之栖栖，吾有罪矣”这样沉痛的呼号。这一节写得极为哀恻动人。作者在叙述寄寄死后羁孤的情景时，自然融入自己的身世之感。“事故纷纶，光阴迁贸”八个字中蕴含了许多难以尽言的人生遭际。而“白草”四句，更用诗的意境传出孤魂无依的凄恻和自己一片哀伤关切之情。在封建时代，作为家庭的长子，应当担负起支撑整个门户的责任，“尔之栖栖，吾有罪矣”，这种似乎“过情”的自责，正与作者沉沦困顿的遭遇和未能尽责的负疚感密切相关，悲伤的情绪至此已达高潮。
紧接着，又用“今”字勒回到当前，叙述这次迁葬的缘由。这几句语气转为平缓，反映出作者的感情因迁葬事成而有所慰藉，而“明知过礼之文，何忍深情所属”两句，则总结性地点出了为幼小的侄女作这篇祭文的原因。“深情所属”，正是李商隐的性格特征，也是这篇祭文动人的根本原因。
接下来，又转笔抒写寄寄死后自己触景伤情的深长哀感。与前段以想象之笔渲染孤魂的凄凉不同，这里是以眼前“侄辈数人”在“堂前阶下，日里风中”的天真嬉戏来反托对寄寄精魂不知所之的强烈思念和深沉感伤。可以说是以丽景写哀情，以热闹衬孤寂，更觉情之难堪。然后又用“况”字转进一层，将伤怀的特殊原因进一步揭示出来。商隐续娶王茂元之女以来，此时尚无子嗣，因此寄寄便被视为自己的亲骨肉。“念往抚存，五情空热！”将感情又一次推向高潮。
祭文的最后一段，是对寄寄亡魂的深情抚慰。作者像是面对寄寄的幼魂，告诉她今后再也不会孤孑无伴了，曾祖、祖父的坟地上，松槚已经森然成行；大姑二姑的坟墓，就在近旁紧紧相连；往来于此，不用担惊受怕。写到这里，不但撤去了幽明的界限，而且撤去了尊卑长幼的界限，一片深挚的慈爱之情，流注于字里行间。最后用呼告语收束，更见情之深长无极。寄寄幼魂有知，当可安息于地下了。
骈文最显著的特点之一是大量用典隶事。这对某些需要典重雅正的章表书奏来说，可能有一定的增饰作用；但对纯粹以抒情真挚取胜的哀祭之文，却往往是一种障碍，容易造成感情表达上的“隔”。韩愈《祭十二郎文》之所以取得很大的成功，跟运用奇句单行的散体有密切关系。李商隐的这篇祭文，虽然用的是骈体，却全不用典，通篇都用感情色彩极为浓郁的平易明畅的语言直抒深情，毫不雕琢。加上骈中有散、骈散结合的格式，和骈句本身的畅达自然，读来但觉清空如话，一气流走。骈俪之文，能运用到如此纯净自如、不见任何束缚的程度，确已臻于化境。
（刘学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