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侔

【作者小传】

唐文学家。大和间曾官魏州(今河北大名)书佐。其《窦建德碑》歌颂失败的英雄,为时传诵。《全唐文》存其文一篇。

窦建德碑

殷侔

云雷方屯[1] ,龙战[2] 伊始,有天命焉,有豪杰焉。不得受命,而命归圣人。于是元黄[3] 之祸成,霸图[4] 之业废矣。

隋大业末,主昏时乱,四海之内,兵革[5] 咸起。夏王[6] 建德,以耕氓崛兴,河北、山东,皆所奄有。筑宫金城[7] ,立国布号,岳峙虎踞,赫赫乎当时之雄也!是时李密在黎阳,世充据东都,萧铣王楚,薛举擅秦[8] 。然视其剏[9] 割之迹,观其模略之大,皆未有及建德者也!唯夏氏为国,知义而尚仁,贵忠而爱贤,无暴虐及民,无淫凶于己。故兵所加而胜,令所到而服,与夫世充、铣、密等甚不同矣。行军有律,而身兼勇武;听谏有道,而人无拒拂。斯盖豪杰所以勃兴而定霸一朝,拓疆千里者哉!或以建德方项羽之在前世,窃谓不然。羽暴而嗜杀,建德宽容御众,得其归附,语不可同日。迹其英分雄分[10] ,指盼备显,庶几孙长沙流亚[11] 乎?唯天有所勿属,唯命有所独归。故使失计于救邻,致败于临敌。云散雨覆,亡也忽然。嗟夫,此亦莫之为而为者欤!向令运未有统,时仍割分,则太宗龙行乎中原,建德虎视于河北,相持相支,胜负岂须臾辨哉!自建德亡,距今已久远。山东、河北之人,或尚谈其事,且为之祀,知其名不可灭,而及人者存也。

圣唐太和三年,魏州书佐殷侔过其庙下,见父老群祭,骏奔有仪,夏王之称,犹绍于昔。感豪杰之兴奋,吊经营[12] 之勿终。始知天命之莫干,惜霸略之旋陨,激于其文,遂碑。

〔注〕 [1] 屯:聚集,积蓄。 [2] 龙战:指群雄割据争雄。班固《答宾戏》:“于是七雄虓阚,分裂诸夏,龙战而虎争。”[3] 元黄:即玄黄,指血。《易·坤》:“龙战于野,其血玄黄。”[4] 霸图:指争霸的雄图。 [5] 兵革:兵,戈、矛、刀、箭等兵器;革,甲胄。这里指战争。 [6] 夏王:《新唐书·窦建德传》:“(大业)十四年(618)五月,更号夏王。”[7] 金城:《旧唐书·窦建德传》:“始都乐寿,号曰金城宫。”[8]“是时”四句:李密、王世充、萧铣、薛举,皆隋末起义军首领。萧铣“武德元年(618),迁都江陵”,江陵系楚地,故称“王楚”(《旧唐书·萧铣传》)。薛举“自称西秦霸王”,故云“擅秦”(《旧唐书·薛举传》)。 [9] 剏(chuàng创):同“刱”, “创”的本字,开始。 [10] 英分雄分:分,素质,犹天分。三国魏刘邵《人物志·英雄》:“夫聪明者英之分也,不得雄之胆,则说不行;胆者,雄之分也,不得英之智,则事不立。”这里意为智勇双全。[11] 孙长沙:即孙坚。《三国志·孙坚传》:“乃以坚为长沙太守。”流亚:指同一流人物。 [12] 经营:规划创业。《诗经·小雅·北山》:“旅力方刚,经营四方。”

唐文宗太和三年(829),魏州(今河北大名东)主办文书的佐吏殷侔路过夏王庙,目睹了当地百姓举行的盛大祭祀仪式,联想到晚唐政局的黑暗、腐败,感慨系之,奋笔撰写了《窦建德碑》,赞颂农民起义英雄窦建德的功德,显示了非凡的史识和胆略。

开始一段阐述作者“天命归于圣人”的唯心主义观点。“云雷方屯,龙战伊始”,碑文一开始就描绘出一场震撼宇宙的大血战开始了,乌云翻滚,雷声隆隆,一幅“黑云压城”的悲壮图景。可惜“天命”并没有归属窦建德,因而他遭到了国灭身亡的厄运,“元黄之祸成,霸图之业废矣”。这开篇八句,叙议结合,以议为主,如一短序,引入正题。

中间一段是碑文主体,称颂窦建德彪炳显赫的历史功德。首先简述了窦建德起义成功,“夏王建德,以耕氓崛兴……筑宫金城,立国布号”。当时群雄并起,“李密在黎阳,世充据东都,萧铣王楚,薛举擅秦”,他们割据的疆域和拥有的实力,“视其剏割之迹,观其模略之大,皆未有及建德者也”。窦建德的农民起义军是当时一支最强大的劲旅,相当具备统一天下的条件。接着叙述了窦建德的人品,“知义而尚仁,贵忠而爱贤,无暴虐及民,无淫凶于己”。新、旧《唐书·窦建德传》保留了这方面的一些记载。当时,窦建德虽然是统领千军万马的夏王,却仍然过着朴素的生活。他“不啖肉,常食唯有菜蔬、脱粟之饭。其妻曹氏不衣纨绮……得宫人以千数,并有容色,应时放散”。他还重视和爱护知识分子,“每获士人,必加恩遇”(见《旧唐书·窦建德传》)。这与当时其他的农民起义军很不相同。在攻城略地、行军作战方面,他是一位智勇双全的人物,“行军有律,而身兼勇武;听谏有道,而人无拒拂”;他“倾身接物,其执苦与士卒均,由是能致人死力”,因此形成了“定霸一朝,拓疆千里”的政治局面(见《新唐书·窦建德传》)。作者不仅讴歌了窦建德高尚的人品,而且还从多侧面加以评论。针对当时有人认为“建德方项羽之在前世”的谬误论点,作者举出“羽暴而嗜杀,建德宽容御众”的事实来驳斥。据《史记·项羽本纪》记载,项羽曾指挥“楚军夜击阬秦卒二十馀万人新安城南”。而窦建德“得隋文武官及骁果尚且一万,亦放散,听其所去……其有欲往关中及东都者亦恣听之,仍给其衣粮,以兵援之,送出其境”(《旧唐书·窦建德传》)。作者认为“迹其英分雄分,指盼备显”,只有威震华夏、割据称霸的三国时代的孙坚才能与之相比,因而,他的败亡纯属“天命”。作者还认为他去援救王世充是“莫之为而为者”的大失策,如果他不去援救,或援救时不骄傲,不“为阵……亘二十里,鼓而前”(《新唐书·窦建德传》),则很可能形成与李唐双雄并峙的局面,即“太宗龙行乎中原,建德虎视于河北”。据《隋唐史话》记载:“夏王的政策最初和隋朝有显著区别,他们给农民减轻负担、劝课农桑。在清河一带修枯下渠入柳沟,与永济渠合流,促进了生产发展。”窦建德败亡二百多年后,“山东、河北之人,或尚谈其事且为之祀”。作者悟出一个道理,窦建德为民做了好事,“名不可灭,而及人者存也”,说明他是活在人民心里的。

最后一段,叙述了夏王庙香火盛况以及作者写碑文的原因。作者观看了夏王庙前“父老群祭,骏奔有仪”热闹非凡的场面,同情窦建德的败亡,“惜霸略之旋陨”,援笔撰写了碑文。收笔言简意赅,引人回味。

刘勰说:“夫属碑之体,资乎史才。”本文保留了晚唐人对窦建德评价这段信史,殊属难得。但因碑文旨在歌功颂德,“昭纪鸿懿,必见峻伟之烈”(见《文心雕龙·诔碑》),因而文中不免有虚夸成分。例如本文称他“听谏有道”,而《旧唐书·窦建德传》就记载他因拒绝祭酒凌进、其妻曹氏的正确策略而遭失败。

(李良镕)


舒元舆杜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