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
【作者小传】
（773—819）唐文学家、哲学家。字子厚。河东解（今山西运城西）人。世称“柳河东”。贞元进士，授校书郎，调蓝田尉，升监察御史里行。与刘禹锡等参加主张改革的王叔文集团，任礼部员外郎。失败后贬为永州司马。后迁柳州刺史，故又称“柳柳州”。与韩愈倡导古文运动，同被列入“唐宋八大家”，并称“韩柳”。散文峭拔矫健，说理透彻。山水游记多有寄托，尤为有名。寓言笔锋犀利。诗风清峭。著有《河东先生集》。
段太尉逸事状
柳宗元
太尉始为泾州刺史时[1] ，汾阳王以副元帅居蒲[2] 。王子晞为尚书[3] ，领行营节度使，寓军邠州[4] ，纵士卒无赖。邠人偷嗜暴恶者，率以货窜名军伍中[5] ，则肆志，吏不得问。日群行丐取于市，不嗛，辄奋击折人手足，椎釜鬲瓮盎盈道上，袒臂徐去，至撞杀孕妇人。邠宁节度使白孝德[6] 以王故，戚不敢言。
柳宗元像
——明弘治十一年明宗室天然重刊本《历代古人像赞》
太尉自州以状白府，愿计事。至则曰：“天子以生人付公理，公见人被暴害，因恬然。且大乱，若何？”孝德曰：“愿奉教。”太尉曰：“某为泾州，甚适，少事；今不忍人无寇暴死，以乱天子边事。公诚以都虞候[7] 命某者，能为公已乱，使公之人不得害。”孝德曰：“幸甚！”如太尉请。
既署一月，晞军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又以刃刺酒翁，坏酿器，酒流沟中。太尉列卒取十七人，皆断头注槊上，植市门外。晞一营大噪，尽甲。孝德震恐，召太尉曰：“将奈何？”太尉曰：“无伤也！请辞于军。”孝德使数十人从太尉，太尉尽辞去。解佩刀，选老躄者一人持马，至晞门下。甲者出，太尉笑且入曰：“杀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头来矣！”甲者愕。因谕曰：“尚书固负若属耶？副元帅固负若属耶？奈何欲以乱败郭氏？为白尚书，出听我言。”
晞出见太尉。太尉曰：“副元帅勋塞天地，当务始终。今尚书恣卒为暴，暴且乱，乱天子边，欲谁归罪？罪且及副元帅。今邠人恶子弟以货窜名军籍中，杀害人，如是不止，几日不大乱？大乱由尚书出，人皆曰尚书倚副元帅，不戢士。然则郭氏功名，其与存者几何？”言未毕，晞再拜曰：“公幸教晞以道，恩甚大，愿奉军以从。”顾叱左右曰：“皆解甲散还火伍[8] 中，敢哗者死！”太尉曰：“吾未晡食，请假设草具[9] 。”既食，曰：“吾疾作，愿留宿门下。”命持马者去，旦日来。遂卧军中，晞不解衣，戒候卒击柝卫太尉。旦，俱至孝德所，谢不能，请改过。邠州由是无祸。
先是，太尉在泾州为营田官[10] 。泾大将焦令谌取人田，自占数十顷，给与农，曰：“且熟，归我半。”是岁大旱，野无草，农以告谌。谌曰：“我知入数而已，不知旱也。”督责益急，农且饥死，无以偿，即告太尉。
太尉判状辞甚巽[11] ，使人求谕谌。谌盛怒，召农者曰：“我畏段某耶？何敢言我！”取判铺背上，以大杖击二十，垂死，舆来庭中。太尉大泣曰：“乃我困汝！”即自取水洗去血，裂裳衣疮，手注善药，旦夕自哺农者，然后食。取骑马卖，市谷代偿，使勿知。
淮西[12] 寓军帅尹少荣，刚直士也。入见谌，大骂曰：“汝诚人耶？泾州野如赭，人且饥死，而必得谷，又用大杖击无罪者。段公，仁信大人也，而汝不知敬。今段公唯一马，贱卖市谷入汝，汝又取不耻。凡为人傲天灾、犯大人、击无罪者，又取仁者谷，使主人出无马，汝将何以视天地，尚不愧奴隶耶！”谌虽暴抗，然闻言则大愧流汗，不能食，曰：“吾终不可以见段公！”一夕，自恨死[13] 。
及太尉自泾州以司农征[14] ，戒其族：“过岐[15] ，朱泚幸致货币[16] ，慎勿纳。”及过，泚固致大绫三百匹。太尉婿韦晤坚拒，不得命。至都，太尉怒曰：“果不用吾言！”晤谢曰：“处贱无以拒也。”太尉曰：“然终不以在吾第。”以如司农治事堂，栖之梁木上。泚反，太尉终[17] ，吏以告泚，泚取视，其故封识具存。
太尉逸事如右。
元和九年月日[18] ，永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柳宗元谨上史馆。今之称太尉大节者，出入以为武人一时奋不虑死，以取名天下，不知太尉之所立如是。宗元尝出入岐周邠斄间[19] ，过真定[20] ，北上马岭[21] ，历亭障堡戍，窃好问老校退卒，能言其事。太尉为人姁姁[22] ，常低首拱手行步，言气卑弱，未尝以色待物；人视之，儒者也。遇不可，必达其志，决非偶然者。会州刺史崔公来[23] ，言信行直，备得太尉遗事，复校无疑。或恐尚逸坠，未集太史氏，敢以状私于执事[24] 。谨状。
〔注〕 [1] “太尉”句：唐代宗大历十二年（777），段秀实因邠宁节度使白孝德的推荐，任泾州（治所在今甘肃泾川北）刺史。这里是以段秀实死后追赠的官名称呼他。 [2] 汾阳王：即郭子仪。肃宗宝应元年（762），因郭子仪平定安史之乱有功，进封汾阳郡王。代宗广德二年正月，郭子仪兼任关内、河东副元帅，河中节度、观察使，出镇河中。蒲：州名，唐为河中府（治所在今山西永济）。 [3]“王子晞”句：郭晞，郭子仪的第三子，随父征伐，屡建战功。历任御史中丞，加御史大夫，检校工部尚书。 [4] 寓军：在辖区之外驻军。邠（bīn宾）州：治所在今陕西彬县。 [5]“率以”句：意谓大都用贿赂手段在军队中列上自己的名字。货，财物，这里指贿赂。窜，不正当地混入。 [6] 白孝德：安西（治所在今新疆库车）人，李光弼部将，广德二年（764）任邠宁节度使。 [7] 都虞候：军队中执法的长官。 [8] 火伍：队伍。古代军队编制十人为火，五人为伍。 [9] 假设草具：意谓代办一般性的食物。草具，粗劣的餐具。 [10] 营田官：唐制，诸军万人以上置营田副使一人，掌管军队屯垦。 [11] 巽：通“逊”。 [12] 淮西：今河南许昌、汝南、郾城一带。 [13] 自恨死：此处与事实不符。按白孝德初任邠宁节度使时，署段秀实为度支营田副使，事在广德二年。而据宋世綵堂本注引《段公别传》云：“大历八年（773）令谌犹存。”作者可能是得之于传闻而误记。 [14] 司农：即司农卿，为司农寺长官，掌国家储粮用粮之事。德宗建中元年二月，段秀实自泾原节度使召为司农卿。 [15] 岐：州名，治所在今陕西凤翔。[16] 朱泚：幽州昌平（今属北京市）人，时为凤翔府尹。幸：或许。 [17] 终：去世。 [18] 元和：唐宪宗李纯年号（806—820）。九年为公元814年。 [19] “宗元”句：柳宗元曾于贞元十年（794）时游历邠州一带。周，在岐山下，今陕西眉县一带。斄（tái台），在今陕西武功西。[20] 真定：可能是“真宁”之误。真宁，今甘肃正宁。 [21] 马岭：山名，在今甘肃庆阳西北。[22] 姁（qú渠）姁：和悦貌。 [23] 州刺史崔公：指永州刺史崔能，作者的上司。 [24] 执事：旧时书信中称对方，不直称其人，而向其侍从左右执事者陈述以示尊敬。此处指韩愈。
此文作于唐宪宗元和九年（814）柳宗元贬居永州时，是作者给当时在史馆任职的韩愈修史时作参考的。他在《与史官韩愈致段秀实太尉逸事书》中，谈了其写作动因：“太尉大节，古固无有。然人以为偶一奋，遂名无穷，今大不然。太尉自有难在军中，其处心未尝亏侧，其莅事无一不可纪。会在下名未达，以故不闻，非直以一时取笏为谅（信）也。”很明显，作者写此文的目的是要辩正当时一些人对段秀实为人的曲解。事情要追溯到唐德宗建中四年（783）十月，泾原节度使姚令言的部队在京师哗变，德宗仓皇出奔，原卢龙节度使朱泚被叛军拥立为帝。段秀实时在朝中，一次被召议事之时，他突然用手中的笏猛击朱泚的头部，同时唾面大骂朱泚“狂贼”，终被杀害。柳宗元对段秀实的忠勇行为深表敬仰。然而朝中也有人散布流言，说段秀实的这一举动是“武人一时奋不虑死，以取名天下”。柳宗元听后极为愤慨。他深知其为人一贯刚直，“遇不可，必达其志”。为了让人们了解段秀实，作者取其生平逸事三则，经恰当剪裁组织，生动描写，鲜明渲染，说明段秀实的刚勇是出自其性格之必然，从而使流言不攻自破。
此文取材于真人真事，作者通过三件逸事，塑造了一个不畏强暴，关心人民，临财而不苟取的封建时代正直官吏的形象，同时对当时社会现实的丑恶现象也有所揭露，具有一定的认识意义和史料价值。
全文可分为四段。第一段即第一个事件：勇服郭晞。作者依次写悍卒肆志，自荐平乱，诣营陈辞，请留宿营，突出了段秀实外柔内刚的性格。事情的起因是郭晞纵士卒残害百姓，为所欲为。作者先详细地叙述了士卒肆志之状：天天成群结队地在街市上强索财物，不能满意，就奋击折人手足，将各种瓦器都砸碎，狼藉满地，裸露着臂膀扬长而去，至撞杀孕妇人。写暴行之惨烈，如在眼前。接着作者指出了士卒之所以敢为所欲为的症结所在，因为汾阳王郭子仪的缘故，白孝德只是心中忧伤却不敢说明。紧接着作者又写段秀实自荐担任都虞候前去平乱，显示了他的刚勇无畏。不久，在郭晞士卒十七人再度横行时，段秀实果断地派士兵捕捉了他们，并一一斩首，把头插在长矛上，竖立在街市示众。这里“注”和“植”两个动词，非常有力地突出了段秀实的“勇”。这是一写其勇。段秀实为民除了害，大快人心，然郭晞士卒岂肯罢休，立时都披上盔甲，事件进入高潮。此时白孝德震恐，而段秀实从容镇定，临危不惧，决定诣营陈辞。作者极写郭晞士卒剑拔弩张，如临大敌的紧张气氛，反衬了段秀实的大智大勇。段秀实不带卫士，不带佩刀，坦然出现在郭营，使郭晞士卒愕然。段秀实知道，要治服郭晞，不可能凭借武力，只能晓之以理，因此，辞卫士，解佩刀，选年老腿跛的人持马，这是从心理上消除对方的戒备。作者这样叙写的寓意是：段秀实是不怕死的。他外柔内刚，平易而又刚强的个性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至此，段秀实已渐居主动地位，他向郭晞慷慨陈词，指明利害关系后，终于折服了对方。这是二写其勇。至此，事件似已告终，不料作者又出人意料地写了段秀实要求留宿军营一节。为什么要写这一情节呢？掩卷细想，却又不难理解，段秀实用大义和利害晓喻郭晞，使郭晞心悦诚服，再拜谢罪，顾叱士卒说：“皆解甲散还火伍中，敢哗者死！”郭晞到底有无约束部下的决心，段秀实要探明白。留宿军营，既显示了段秀实的坦荡胸怀，又可考察郭晞改过的诚意和决心。这是三写其勇。
第二段即第二个事件：仁愧焦令谌。段秀实除了以刚勇取胜对方外，还具有仁信爱民之心。这则逸事叙述他同情、救助、安抚一个无力交租而惨遭毒打的农民。作者通过段秀实一系列外在的行动，展现了他对农者的怜悯之情。写这则事件的结局，作者让第三者淮西寓军帅尹少荣出场，由他怒斥焦令谌的不敬、不耻、不愧，从侧面烘托了段秀实仁厚慈惠的爱民之心。
第三段即第三个事件：节显治事堂。段秀实不仅具有不畏强暴，疾恶如仇，爱民如子的高贵品质，而且还有清正廉洁的节操。作者写段秀实洞察朱泚之心，拒不收礼，将礼物栖之梁木的逸事，颂扬了他的高风亮节。这则逸事作为段秀实拿笏击泚行为的补充，说明他的气节，不仅表现在大处，而且见于小处，人物形象更显得光彩。
上述三则逸事，发生的时间、地点虽各异，彼此间也无联系，但其精神是相通的。从作者客观的叙述中，使人感受到了深沉的赞颂之情。
第四段交代写作本文的时间、原因及材料的来源，以说明逸事状内容之不谬。
此文在结构上也颇具匠心。所记逸事的开头，作者都写明了事件发生的时间。按顺序，“仁愧焦令谌”之事应在“勇服郭晞”之事前，作者将它移后，把“勇服郭晞”提前来写，其好处是能充分体现写作主旨。因作者要反击小人诽谤段秀实以笏击泚是“武人一时奋不虑死，以取名天下”的流言，就一定要强调他“遇不可，必达其志，决非偶然”的本质，而“勇服郭晞”最能说明这一点。另外，这种先后倒叙也符合读者的欣赏心理。作者先写剑拔弩张的气氛和激烈的场面，能给读者一种强烈的印象。然后写段秀实性格中仁信爱民的一面，对百姓的和好眷眷之意，文势跌宕起伏，布局富有变化。这样安排，能收到较好的艺术效果。本文的另一显著特色是，全文不着一句议论，寓情于事，以形传神，繁简得当。作者在行文中不感情用事，完全让事实和形象说话，他精心选取了段秀实生活中的三则逸事，充分展示其性格特征。作者有意把他和其他封建官吏对照写，这样更能显示其不畏强暴，疾恶如仇，爱民如子的可贵品质。全文虽有叙无论，但在叙事记人中，褒贬已自见。这种写法不仅符合史传的特点，且能发人深思。所叙三则逸事，繁简得当。“勇服郭晞”一事，作者花了很多笔墨写其事件的起因、发展、高潮、结局、余音，充分展示了段秀实的刚勇个性。诣营陈辞是这则事件的高潮，叙写尤为详细，令读者如见其人，如闻其声。“仁愧焦令谌”一事，作者为展示段秀实的仁心爱民的品质，在描述其为被打成重伤的农者洗血、裹疮、注药、哺食、卖马、偿谷，不避琐细。而“节显治事堂”，作者笔墨简略，用的是以简代繁的手法，叙事行文虽寥寥数语，然而由于能抓住主要环节，收到了见微知著的效果，人物的识见和气节仍光彩逼人。
（郑延年）
梓人传
柳宗元
裴封叔之第，在光德里。有梓人款其门，愿佣隙宇而处焉。所职寻引[1] 、规矩、绳墨，家不居砻斫[2] 之器。问其能，曰：“吾善度材，视栋宇之制，高深、圆方、短长之宜，吾指使而群工役焉。舍我，众莫能就一宇。故食于官府，吾受禄三倍；作于私家，吾收其直太半焉。”他日，入其室，其床阙足而不能理，曰：“将求他工。”余甚笑之，谓其无能而贪禄嗜货者。
其后京兆尹将饰官署，余往过焉。委群材，会众工。或执斧斤，或执刀锯，皆环立向之。梓人左持引，右执杖，而中处焉。量栋宇之任，视木之能，举挥其杖曰：“斧彼！”执斧者奔而右；顾而指曰：“锯彼！”执锯者趋而左。俄而斤者斫，刀者削，皆视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断者。其不胜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愠焉。画宫于堵[3] ，盈尺而曲尽其制，计其毫厘而构大厦，无进退焉[4] 。既成，书于上栋，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则其姓字也。凡执用之工不在列。余圜视大骇，然后知其术之工大矣。
继而叹曰：彼将舍其手艺，专其心智，而能知体要者欤？吾闻劳心者役人，劳力者役于人，彼其劳心者欤？能者用而智者谋，彼其智者欤？是足为佐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彼为天下者本于人。其执役者，为徒隶，为乡师[5] 、里胥[6] ；其上为下士；又其上为中士，为上士；又其上为大夫，为卿，为公。离而为六职，判而为百役。外薄四海，有方伯、连率[7] 。郡有守，邑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胥吏，又其下皆有啬夫[8] 、版尹[9] ，以就役焉，犹众工之各有执伎以食力也。彼佐天子相天下者，举而加焉，指而使焉，条其纲纪而盈缩焉，齐其法制而整顿焉，犹梓人之有规矩、绳墨以定制也。择天下之士，使称其职；居天下之人，使安其业。视都知野，视野知国，视国知天下，其远迩细大，可手据其图而究焉，犹梓人画宫于堵而绩于成也。能者进而由之，使无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愠。不衒能，不矜名，不亲小劳，不侵众官，日与天下之英才讨论其大经，犹梓人之善运众工而不伐艺也。夫然后相道得而万国理矣。相道既得，万国既理，天下举首而望曰：“吾相之功也。”后之人循迹而慕曰：“彼相之才也。”士或谈殷、周之理者，曰伊、傅、周、召[10] ，其百执事之勤劳而不得纪焉，犹梓人自名其功而执用者不列也。大哉相乎！通是道者，所谓相而已矣。其不知体要者反此：以恪勤为公，以簿书为尊，衒能矜名，亲小劳，侵众官，窃取六职百役之事听听[11] 于府廷，而遗其大者远者焉，所谓不通是道者也。犹梓人而不知绳墨之曲直、规矩之方圆、寻引之短长，姑夺众工之斧斤刀锯以佐其艺，又不能备其工，以至败绩用而无所成也。不亦谬欤？
或曰：“彼主为室者，倘或发其私智，牵制梓人之虑，夺其世守而道谋是用，虽不能成功，岂其罪耶？亦在任之而已。”余曰：不然。夫绳墨诚陈，规矩诚设，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狭者不可张而广也。由我则固，不由我则圮。彼将乐去固而就圮也[12] ，则卷其术，默其智，悠尔而去，不屈吾道，是诚良梓人耳。其或嗜其货利，忍而不能舍也；丧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栋挠屋坏，则曰“非我罪也”。可乎哉，可乎哉？
余谓梓人之道类于相，故书而藏之。梓人，盖古之审曲面势者[13] ，今谓之都料匠云。余所遇者，杨氏，潜其名。
〔注〕 [1] 寻引：此指量尺。寻，八尺。引，十丈。 [2] 居：积储。砻：磨光。斫：砍削。[3] 宫：房屋。堵：土墙。 [4] 进退：出入，差错。 [5] 乡师：古代的一乡之长。 [6] 里胥：古代的一里之长。 [7] 方伯：古代千里之外设方伯。连率：即“连帅”。古代十国为连，连设帅。 [8]啬夫：汉代小的乡置啬夫一职。 [9]版尹：古代掌户籍的官吏。 [10] 伊：商汤时名相伊尹。傅：商王武丁时名相傅说。周：周公旦，辅佐周武王灭纣，建周朝。召：召公奭，周武王大臣。 [11] 听（yǐn引）听：笑声。 [12] “彼将”句：意谓宁可不要牢固而要毁坏。 [13] 盖古之审曲面势者：《周礼·冬官·考工记》:“审曲面势，以饬五材，以辨民器，谓之百工。”注：“谓审察五材曲直方圆形势之宜以治之，及阴阳之面背是也。”
柳宗元的人物传记，可说篇篇不雷同，一篇有一篇的面目。他的人物传记的基本格局，是史传、寓言、政论三位一体；但因在艺术构思上三方面因素时或有所侧重，便造成了表现形式的多样化。这篇《梓人传》，写的是一个作者亲见的真实人物，故属于传记文；但从人物行事引出大段议论，便具有了浓厚的政论色彩。人物行事与所发议论之间，又有着类比的关系，其讽谕时事的手法，又带有寓言的性质了。
这是柳宗元的早期散文，作于在长安为官时期。德宗贞元十四年（798），柳宗元以博学宏词授集贤殿正字，后调蓝田尉，其间曾在京兆府庭做过文书工作。他初入仕途，对当时朝廷政出多门、吏治混乱的状况有所觉察，深致不满，他认为要改变这种局面，关键在于执政者须明为相之道，即能够统揽全局，善于用人。宋代韩醇认为此文“端为佐天子相天下、进退人才者设也”（《柳宗元文集音释》），正确指出了《梓人传》的写作意图。这是我们阅读此文的一把锁钥。
本文的传主是梓人杨潜，这是一个识见卓拔、才能超群的人物。前人指出梓人的立意来自古代典籍，或曰采自《吕氏春秋》，而《庄子》郭象注的两句话：“工人无为于刻木，而有为于运矩；主上无为于亲事，而有为于用臣”，似与本文文意最为近似。柳宗元确实会从古代典籍中汲取思想营养和类比方法，但谓此文就是循前人之途辙敷衍而成，则大谬不然。杨潜实有其人，文中所述行事也有现实依据。且看作者一开头的交代：“裴封叔之第，在光德里。有梓人款其门，愿佣隙宇（空屋）而处焉。”裴封叔名瑾，是宗元的姐夫，家住长安光德里，梓人就借宿其家。“其后京兆尹将饰官署，余往过焉”。宗元曾任蓝田尉，蓝田为京畿属县，与京兆府为上下级，并屡代京兆尹作各种文字，过从宜密，当然也会亲睹杨潜施工的场景。为强调人物的真实性，作者特地在文末注明：“梓人，盖古之审曲面势（犹言总体设计）者，今谓之都料匠云。余所遇者，杨氏，潜其名。”身分、姓氏，凿凿有据。作者这样写，固然是出于人物传记的体式框架要求；但更重要的是，越是把传主写得真实有据，后面的类比和议论越见得基础坚实，令人信服。这是作者用心用力之处。
柳宗元善于把握人物的性格特征，然后精心选择反映人物特征的思想和行动，加以集中的表现。写梓人，他并未一般地铺叙其行事，而是集中笔墨写他的特殊识见和才能。其识见，用人物自述道出，就是“吾善度材”。他向人们自夸：自己擅长统盘筹划建筑的总体构架（“栋宇之制”），擅长组织、指挥各类匠人进行具体施工（“吾指使而群工役焉”），对于自己所处的地位和作用，他极为自信和自负：“舍我，众莫能就（建成）一宇。”与他的自信自负形成有趣对照的是，他居室中没有一件木匠的工具，连自己的卧床断了一条腿，他也不会动手修复。然后，又以细腻工致的白描手法再现梓人在京兆府署指挥施工的场面，使其特殊才能得到生动展现。他俨然是施工全局的中心：“梓人左持引，右执杖，而中处焉”；指挥众工时令行禁止，胸有成竹：“举挥其杖曰：‘斧彼！’执斧者奔而右；顾而指曰：‘锯彼！’执锯者趋而左。”他赏罚分明，裁断果决：“其不胜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愠焉。”总之，他是施工中的绝对权威：“既成，书于上栋（正梁），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则其姓字也。凡执用之工不在列。”而众工服从指挥的态度，又如绿叶之扶红花，更突出了梓人的形象。对梓人的自述和实绩，作者是先抑而后扬，当其自夸时，“余甚笑之，谓其无能而贪禄嗜货者”；一旦亲见其施工实绩，方才由嘲笑转为惊骇和敬服：“余圜视大骇，然后知其术之工大矣。”
作者对梓人才能如此夸赞，谓“其术之工大”，乍看似觉小题大做，不免太过郑重。然而正是在这种郑重其事的描写和夸赞中，透露出作者另有寓意的端倪。以上是文章的前幅，处处预伏着下文，末句“其术之工大”，则是转入后幅议论的关钮。“继而叹曰”以下为议论部分。“彼将舍其手艺，专其心智，而能知体要者欤？吾闻劳心者役人，劳力者役于人，彼其劳心者欤？能者用而智者谋，彼其智者欤？”三句总锁上文，三个“欤”字声情摇曳，赞叹备加。其中特别点出的“体要”二字，是全篇之纲绳。“体要”者，全局、宏观、总体、根本之谓。梓人才能，即在能知体要，“足为佐天子相天下法”，也就贵在能知体要。有此二字作纲，后幅议论就如缰辔在握，虽气势宏放如骏马注坡，却不会奔逸支离，明人唐顺之评语所谓“如黄河之流，九折而入海”，一路委曲而悉归本旨。以下将梓人之道与为相之道节节相应，以“犹梓人……也”的句式层层回抱，若综其文意，实指出了为相者的职能。这就是：上至公卿，下至胥吏，内之朝臣，外之方伯连帅，均应归于宰辅指挥，按一定纲纪法制加以管理；统揽全局，运筹帷幄，使百姓各安其业，百官各司其职；举贤授能，识拔人才，力避事必躬亲，更忌越俎代庖。唯有这样，“夫然后相道得而万国理矣”；唯有这样，则可以天下诚服，后世景慕。这一段议论，写来文势层叠，而次序井然，所归即在“体要”二字。末又以“不知体要者反此”作正反相形之笔，以“不亦谬欤”一句反结，结得十分有力。
“或曰”以下一段又对为相之道再作开拓，议论仍不离梓人行事：为相者不应贪嗜禄位，屈从君王，能用则留，不用则去，大道决不可变。这不是旁涉、泛及之笔，而是就文章本旨再作申论，使立意更趋深化、提高。故张伯行评曰：“末段更补出以道事君不可则止意，是古今绝大议论。”（《唐宋八大家文钞》评语）
此文的结构颇有规矩绳墨。前幅叙事，后幅议论，前幅叙梓人，后幅议相道，两者是类比、对应的关系。“前细写梓人，句句暗伏相道；后细写相道，句句回抱梓人。”（《古文观止》评语）两个部分犹如铜山西崩而洛钟东应，宕开复回，曲折尽意，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然而，对此行文格局，后人颇有疵议指摘。明代王世贞、清代何焯、近代林纾认为，后半议论是个累赘，使文意发露无余，不如写到梓人事迹处煞住，方有引而不发、意味深长之佳趣。其实他们是把此文当作《蝜蝂传》那种单纯的寓言读了，而未能把握柳宗元的文心。宗元写此文时正当英年，“俊杰廉悍，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踔厉风发，率常屈其座人”（韩愈《柳子厚墓志铭》）。作为年轻的政治家，他以卓荦的人格、锐敏的识见，指斥时世，议论朝政，才发为这一篇虎虎有生气的《梓人传》，所以文中议论乃是他高度自信心和政治责任感的表现，我们何尝又不可以认为，他实是以相才自许、自励呢？所以，还是清代的储欣能窥其作文之壸奥：“分明一篇大臣论，借梓人以发其端，由宾入主，非触类而长之之谓也。”（《唐宋八大家类选》评语）叙事是宾，议论是主，作者就是要写得意旨分明，而不要引而不发。读文章若不能知人论世，拘于就文论文，就会像扣槃而识日，不免差以千里了。
（方智范）
童区寄传
柳宗元
柳先生曰：越[1] 人少恩，生男女，必货视之。自毁齿[2] 以上，父兄鬻卖以觊其利。不足，则取他室，束缚钳梏之，至有须鬣[3] 者。力不胜，皆屈为僮。当道相贼杀以为俗。幸得壮大，则缚取幺弱者。汉官因以为己利，苟得僮，恣所为，不问。以是越中户口滋耗，少得自脱；惟童区寄[4] 以十一岁胜，斯亦奇矣！
桂部从事杜周士[5] 为余言之：
童寄者，郴州[6] 荛牧儿也。行牧且荛。
二豪贼劫持，反接，布囊其口，去，逾四十里，之墟所卖之。寄伪儿啼，恐栗为儿恒状。贼易之，对饮酒醉。一人去为市；一人卧，植刃道上。童微伺其睡，以缚背刃，力上下，得绝；因取刃杀之。
逃未及远，市者还，得童，大骇，将杀。童遽曰：“为两郎僮，孰若为一郎僮耶？彼不我恩也；郎诚见完与恩，无所不可。”市者良久计曰：“与其杀是僮，孰若卖之？与其卖而分，孰若吾得专焉？幸而杀彼，甚善！”即藏其尸，持僮抵主人所。愈束缚，牢甚。夜半，童自转，以缚即炉火，烧绝之，虽疮手勿惮；复取刃杀市者。因大号，一墟皆惊。童曰：“我区氏儿也，不当为僮。贼二人得我，我幸皆杀之矣！愿以闻于官。”
墟吏白州，州白大府。大府召视儿，幼愿耳。刺史颜证奇之，留为小吏。不肯。与衣裳，吏护之还乡。
乡之行劫缚者，侧目莫敢过其门。皆曰：“是儿少秦武阳[7] 二岁，而讨杀二豪，岂可近耶！”
〔注〕 [1] 越：通“粤”。 [2] 毁齿：换乳牙。《白虎通·嫁娶》:“男八岁毁齿，女七岁毁齿。”此处指当换牙年龄的儿童。 [3] 鬣：此指髭须。 [4] 童区（ōu欧）寄：儿童姓区名寄。[5] 桂部从事杜周士：从事，州郡长官僚属。唐高宗时，于岭南地区置广、桂、容、邕、安南五府节度使，统属于广州都督府，名“岭南五管”。桂管治所在桂州，今广西桂林。杜周士，贞元十七年（801）中进士第，曾任桂管观察留后。柳宗元有《同吴武陵送前桂州杜留后诗序》，作于永州。另据《资治通鉴》及《新唐书·南蛮传》载，元和十五年（820）二月，废邕管，命容管经略使兼领之。长庆二年（822），邕州人不乐属容管。监察御史杜周士使安南，过邕州，刺史李元宗以吏人状授御史，使奏之。周士从事五管，积三十年矣，亦知其不便。容管经略使严公素遣人盗其状稿，周士愤死。可略见其生平。 [6] 郴州：今属湖南，唐属江南西道潭州中都督府。《文苑英华》卷七九四所收本文，“郴”作“柳”。按区寄事，文中言“墟吏白州，州白大府，刺史颜证奇之，留为小吏”。查《旧唐书·德宗纪》，颜证于贞元十九年（803）十二月由桂管防御使迁桂州刺史、桂管观察使。事当是发生在岭南道桂部属下之柳州境内，然后桂州刺史得以过问，桂部从事知悉而告柳宗元。且郴州西距桂境不下四百里，二豪贼在郴劫持区寄，行逾四十里至墟所，不应已属桂部辖境，此亦“郴”字可疑之一证。近人章士钊《柳文指要》说：“世传柳集各本，皆一律作‘郴州’字。案‘郴’、‘柳’两字，偏旁相同，集或旧是‘柳’字，因年久漫漶，字讹作‘郴’，大是可能。”可供参考。 [7] 秦武阳：《战国策·燕策三》:“燕国有勇士秦武阳，年十三，杀人，人不敢与忤视。”
《童区寄传》，是一篇独创性的传记文学作品。
封建时代的文人，一般只为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立“传”。柳宗元的这篇“传”，却是为一个孤苦伶仃的穷孩子写的。
“传”（传记）者，“传”（传达、流传）也。一个穷孩子，有什么可“传”的呢？这里首先发生了如何选材、如何突现主题思想的问题。
作者在开头的一段类似“引言”的文字中说：越地有一种劫缚小儿和成人“屈为僮”的恶俗，“汉官因以为己利，苟得僮，恣所为，不问”；所以无数弱小者被劫缚而“少得自脱”。只有区寄这个童子“以十一岁胜，斯亦奇矣”。可以看出：作者对暴徒劫缚弱小的恶俗异常不满，对不设法制止劫缚，反而借此谋利的官府十分憎恨；对反抗豪贼而获得胜利的区寄，则极其赞赏。这几点，如有舍弃，也将削弱作品的思想意义；倘要同时得到表现，又难免头绪纷繁，不易突出重点。作者的高明之处，首先表现在对这个问题的处理上。他举重若轻，以简驭繁，集中力量写区寄的被劫、反抗、胜利及其影响，而当区寄的形象逐渐站立起来、丰满起来的时候，前述的几点意思，也跟着突现出来了。
传文本身的第一段，只用“童寄者，郴州荛牧儿也，行牧且荛”十三个字叙述了主人公的姓名、年龄、籍贯和身分。叙述这一些，本是古文中记传体的老套子；但这十三个字，却不应作老套子看。
“引言”中说：“惟童区寄以十一岁胜，斯亦奇矣！”可知作者打算写童区寄的“奇”。而在写“奇”之前，却先写他并不“奇”。这倒不仅是为了使文势跌宕，富有波澜；更重要的是先要为他的“奇”提供根据。现实生活中的“奇”，常常是植根于“平凡”之中的。加个“童”字，表示区寄是个小孩。小孩有什么“奇”呢？区寄是个“荛牧儿”，每天“行牧且荛”，这又有什么“奇”呢？然而不难设想：这个穷孩子正是在“行牧且荛”的平凡生活里得到了锻炼。他自然爬过峭壁，涉过急涧，砍过荆棘，也许还驱逐过毒蛇猛兽。惟其如此，才可以做出下文要写的“奇”事来。若果换上个未经风雨的纨袴子弟，则下文所写的“奇”，就未免“奇”得难以令人置信了。此其一。
“引言”中点出越地劫缚儿童成风，这里写区寄正是个儿童，已暗示出有可能被劫缚。而他又是个“荛牧儿”，一则无钱无势，二则常出没于荒野，暴徒劫缚他既不需费多大的气力，又无后顾之忧。此其二。
寥寥十三字，不仅介绍了主人公的简况，而且为此后情节的开展和人物性格的刻画埋下了根子。
第二大段包括两个小段，写区寄的被劫、反抗及其胜利，是全文的主体。
紧接上段，先写区寄“行牧且荛”之时被“二豪贼劫持”。“二”字、“豪”字，都不应随便读过。贼既豪强，又是两个，双方的力量对比已经极其悬殊；而贼子的手段又万分凶狠毒辣，于劫持区寄之后，立刻“反接”双手，“布囊其口”，抓到四十里以外的市集上去卖。看来，这个十一岁的孩子绝难逃出魔掌了。几个简短的句子，写得惊心动魄，读者在痛恨豪贼的同时，不能不为主人公的命运捏一把汗。然而，就在这惊险万状之时，主人公出人意料，显出了他的“奇”。他在强敌面前，毫不“恐栗”，却装出“恐栗”的样子，像一般小儿遇到危险时那样哭哭啼啼，有意识地使敌人麻痹大意。敌人果然中计了，满以为胜算在握，开怀畅饮之后，一个去市集上谈交易；另一个醉醺醺地“植刃道上”，睡着了。区寄抓紧时机，磨断捆绳，“取刃杀之”。
读者刚刚松了一口气，而一波才平，一波又起。区寄被从市集上回来的豪贼抓住了，眼看要被杀死。然而区寄这个孩子真不简单！他根据敌人唯利是图的特点，揭穿了二贼之间基于利害冲突而产生的矛盾，使得那个利欲熏心的贼子因区寄杀了他的同伴，得以独吞利益而额手称庆，从而放下了刀。可是，这一回，他防备更严了，区寄的处境比上一次更困难。而处境愈困难，又恰恰愈有利于表现他的“奇”。他终于想方设法，除掉了这个敌人。
杀死第二个贼子之后，区寄不像上一回那样逃跑了，他大声号呼，惊动了赶集的众人，对他们陈述经过，“愿以闻于官”。这显然不止为了自己的安全，而是想通过这件事引起官府对劫缚之风的注意。而这，在行文上又反跌出下一段。
这一大段，作者用异常精练、生动的语言，活灵活现地写出正反双方针锋相对、曲折复杂的斗争及其结局，从而表现了区寄惊人的沉着、机智、勇敢和在强敌面前毫不畏缩、敢于反抗、敢于夺取胜利的优秀品质，揭露了敌人残酷、贪婪的恶行和貌似强大而实质上虚弱的特点。
最后一段，写区寄斗争胜利的社会影响，分两层。头一层，从官府方面着笔。“墟吏白州，州白大府”，层层上报，直闹到最高级的地方行政长官桂管观察使兼桂州刺史颜证那里，足见这案件已轰动一时。“大府召视，儿幼愿耳。”区寄既“幼”且“愿”（老实），不“奇”；照应第一段。“幼愿”而能“讨杀二贼”, “奇”; “刺史颜证奇之”，照应第二大段。“留为小吏，不肯”，这在刺史之流眼中，更是“奇”上加“奇”。
这一层，是对区寄的赞扬，也是对官府的鞭打。这样轰动一时的大案件，却丝毫没有引起官府对劫缚之风的注意，从而采取措施。刺史感兴趣的，只是想把那个“奇”儿“留为小吏”，替他做爪牙而已。区寄不肯做他的爪牙，就用“与衣裳，吏护之还乡”的省事办法，了结了这一案件。
第二层，从劫缚者方面落墨。区寄的斗争胜利给那些“行劫缚者”以沉重的打击。在他们看来，区寄比历史上著名的少年勇士秦武阳还有能耐，因而不敢触犯他。
从“童寄者”到结尾，不过二百五十余字，却描绘出相当丰富多彩的画面。写豪贼行劫，凶暴毒狠，令人握拳透爪；写区寄斗争，愈出愈奇，令人拍案叫绝；写斗争胜利的影响，寓意无穷，引人深思。而斗争分两步，各有特点；影响分两层，各有重心。笔墨极洗练，而又极富变化。这变化，主要表现在章法上，前面已提到了；也还表现在句子上。举例说：写贼缚区寄，第一次用“反接”，第二次则说“愈束缚牢甚”；写区寄自解其缚，前一回，“以缚背刃，力上下，得绝”，后一回，则“自转以缚即炉火烧绝之，虽疮手勿惮”。
乍看起来，作者很客观地描绘了这幅图画。细读几遍，就会发现在这似乎很客观的描绘里，渗透着作者的强烈爱憎，闪耀着在今天看来仍然是光彩夺目的思想。爱什么，憎什么呢？爱的是英勇斗争的区寄，憎的是劫缚之风和“因以为己利”的官府。光辉的思想是什么呢？这就是：封建社会的人民要免于劫缚之苦，不能指望官府（官府正是劫缚之风的支持者），只能依靠自己的斗争。当然，这不一定是作者主观上的明确认识，然而作品的客观意义、社会效果，的确是这样的。
（霍松林）
种树郭橐驼传
柳宗元
郭橐驼，不知始何名。病偻，隆然伏行，有类橐驼者。故乡人号之驼。驼闻之曰：“甚善，名我固当。”因舍其名，亦自谓橐驼云。
其乡曰丰乐乡，在长安西。驼业种树，凡长安豪富人为观游[1] ，及卖果者，皆争迎取养。视驼所种树，或移徙，无不活；且硕茂，早实以蕃。他植者虽窥伺效慕，莫能如也。
有问之，对曰：“橐驼非能使木寿且孳[2] 也，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焉尔。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3] ，其培欲平[4] ，其土欲故[5] ，其筑欲密[6] 。既然已，勿动勿虑，去不复顾。其莳也若子[7] ，其置也若弃。则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长而已，非有能硕茂之也；不抑耗其实而已，非有能早而蕃之也。
“他植者则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过焉则不及；苟有能反是者，则又爱之太恩[8] ，忧之太勤，旦视而暮抚，已去而复顾。甚者爪其肤以验其生枯，摇其本以观其疏密，而木之性日以离矣。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为哉！”
问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9] ，可乎？”驼曰：“我知种树而已，理非吾业也。然吾居乡，见长人[10] 者好烦其令，若甚怜焉，而卒以祸。旦暮吏来而呼曰：‘官命促尔耕，勖尔植，督尔获，早缫而绪[11] ，早织而缕[12] ，字[13] 而幼孩，遂[14] 而鸡豚。’鸣鼓而聚之，击木而召之[15] 。吾小人辍飧饔以劳吏者[16] ，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则与吾业者其亦有类乎？”
问者嘻曰：“不亦善夫！吾问养树，得养人术。传其事以为官戒也。”
〔注〕 [1] 为观游：为了观赏游览。 [2] 寿：活得长久。孳：生长得快。 [3] 本：树根。舒：舒展。 [4] 培：培土。平：平整。 [5] 故：指原来的旧土。 [6] 筑：捣土。密：密实。[7] 其莳也若子：移栽时像对子女一样精心照顾。 [8]太恩：爱得过分。 [9]移之官理：移用来为官治民。“理”本当作“治”，唐人避唐高宗李治讳改。下“理”字同。 [10] 长（zhǎng掌）人：“长”字作动词用。“人”本当作“民”，唐人避唐太宗李世民讳改。长人即为人民的官长。[11] 缫（sāo骚）：煮茧抽丝。绪：丝头。而：通“尔”，下三句“而”字同。 [12] 织而缕：缕，线。此谓用线织布。 [13] 字：养育。 [14] 遂：成长。 [15] “鸣鼓”二句：击鼓聚集百姓，敲木梆召集众人。 [16] 小人：小民。辍飧饔（sūnyōng孙雍）：中止晚餐和早餐。意思说自己顾不上吃饭。劳：慰劳。
本文题目虽称为“传”，却并非是一般的人物传记。文章以老庄学派的无为而治、顺乎自然的思想为出发点，借郭橐驼之口，由种树的经验说到为官治民的道理，说明封建统治阶级有时打着爱民、忧民或恤民的幌子，效果却适得其反，照样使民不聊生。这种思想实际上就是“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争”的老庄思想的具体反映。唐代从安史之乱以后，老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苦不堪言。只有休养生息，才能恢复元气。如果封建统治者仍借行政命令瞎指挥，使老百姓疲于奔命，或者以行“惠政”为名，广大人民既要送往迎来，应酬官吏；又不得不劳神伤财以应付统治者摊派的任务，这只能使人民增加财物负担和精神痛苦。如果我们了解中唐时期的社会现实，知道柳宗元写这篇文章的针对性，则能体会到这篇文章的进步意义。这是我们首先必须弄清的。
本文共六个自然段，每两个自然段又可合为一大段。第一大段是介绍传记主人公的姓名、形象特征，以及籍贯、职业和技术特长。第一小段看似闲笔，却生动有趣，给文章带来了光彩色泽。这里面要注意三点。一、在《庄子》书中所描绘的许多人物，有的具有畸形残疾，如《养生主》、《德充符》中都写到失去单足或双足的人，《人间世》中则写了一个怪物支离疏；有的则具有特异技能，如善解牛的庖丁，运斤成风的匠人，承蜩的佝偻丈人等。柳宗元写这篇传记，把这两种特点都集中在郭橐驼一人身上，他既有残疾，又精于种树。可见柳宗元不仅在文章的主题思想方面继承了《庄子》的观点，连人物形象的刻画也灵活地吸取了《庄子》的写作手法。二、橐驼即骆驼，人们称这位主人公为橐驼，原带有开玩笑甚至嘲讽性质。但这位种树的郭师傅不但不以为忤，反欣然接受。柳宗元在这里不着痕迹地写出了这位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善良性格。但作者这样写仍是有所本的。在《庄子》的《应帝王》和《天道》中，都有这样的描写，即人们把一个人呼之为牛或呼之为马，他都不以为忤，反而欣然答应。这同郭橐驼欣然以橐驼为名是一样的。这种描写实际上也体现了老庄学派顺乎自然的思想，即认为“名”不过是外加上去的东西，并不能影响一个人的实质，所以任人呼牛呼马，思想上都不致受到干扰波动；相反，甚至以为被人呼为牛马也并不坏。三、把外表丑陋而心灵美统一在一个人身上。这类描写，在我国，可以说从《庄子》就开始了。柳宗元所塑造的郭橐驼形象也是这方面的典型。不过柳宗元是把“丑”和“真”（他思想上认识到颠扑不破的真理）统一起来，同把“丑”和“善”统一起来，略有不同而已。
后一小段写郭橐驼种树的特异技能。他种树的特点有二：一是成活率高，二是长得硕茂，容易结果实，即所谓“寿且孳”。作者在后文没有写郭橐驼对树的移栽易活的特点，只提到栽了树不妨害其成长的这一面。其实这是省笔。盖善植者必善移树，只有掌握了事物发展的内部规律才能得到更大的自由。所以这里为了使文章不枝不蔓，只点到而止。在这一小段的收尾处还布置了一个悬念，即“他植者虽窥伺效慕，莫能如也”。读者从这儿必然急于想知道郭橐驼种树到底有什么诀窍。而下文却讲的是极其平凡，实际却很难做到的道理：“顺木之天，以致其性”。可见郭并不藏私，而是“他植者”的修养水平和掌握规律的深度太不够了。从这里，作者已暗示给我们一个道理，即“无为而治”并不等于撒手不管或放任自流。这个道理从下面两大段完全可以得到证明。
第二大段的两小段是郭橐驼自我介绍种树的经验。上下两节是正文两面对举，关键在于“顺木之天，以致其性”。为了把这一道理阐述得更深刻、更有说服力，文章用了对比的写法，先从种植的当与不当进行对比。究竟什么是树木的本性呢？“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筑欲密”，四个“欲”字，既概括了树木的本性，也提示了种树的要领。郭橐驼正是顺着树木的自然性格栽种，从而保护了它的生机，因而收到“天者全而其性得”的理想效果。这正是郭橐驼种树“无不活”的诀窍。他植者则不然，他们违背树木的本性，种树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过焉则不及”，因此必然遭致“木之性日以离”的恶果。这就回答了上段的问题，他们“莫能如”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学标不学本。继从管理的善与不善进行对比。“勿动勿虑，去不复顾。其莳也若子，其置也若弃”是郭橐驼的管理经验。乍看，好像将树种下去以后，听之任之，不加管理。事实上，橐驼的“勿动勿虑”，移栽时的“若子”，种完后的“若弃”，正是最佳的管理。没有像疼爱孩子那样的精心培育，就不会有理想的效果。他植者不明此理，思想上不是撒手不管而是关心太过，什么都放不下，结果适得其反，“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压抑了甚至扼杀了树木的生机。这两层对比写法，句式富于变化。写橐驼种树，用的是整齐的排比句，而写他植者之种树不当，则用散句来表示，文章显得错落有致。“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用押韵的辞句，使重点突出，系从《庄子·马蹄》的写法变化而出。从介绍橐驼的种树经验上可以看出，柳宗元的观点同老庄思想还是有差别的，它是儒、道两家思想的结合。他并不主张一味听之任之的消极的“顺乎自然”，而是主张在掌握事物内部发展规律下的积极的适应自然。他要求所有的种树人都能做到认识树木的天性，即懂得如何适应树木生长规律的业务。把种树的道理从正反两面讲清楚以后，文章自然就过渡到第三大段。
第三大段是正面揭出本旨，实为一篇之“精神命脉”。作者通过对话，运用“养树”与“养人”互相映照的写法，把种树管树之理引申到吏治上去。对“养人”之不善，文章先简要地用几句加以概括：“好烦其令，若甚怜焉，而卒以祸”，这与上文“他植者”养树管理之不善遥相呼应。接着用铺陈的手法，把“吏治不善”的种种表现加以集中，加以典型化，且有言有行，刻画细致入微，入木三分。如写官吏们大声吆喝，驱使人民劳作，一连用了三个“尔”、四个“而”和七个动词，把俗吏来乡、鸡犬不宁的景象描绘得淋漓尽致。作者最后以“问者”的口吻点出“养人术”三字。这个“养”字很重要。使天下长治久安，不仅要“治民”，更重要的还要“养民”，即使人民得到休养生息，在元气大伤后得到喘息恢复的机会，也就是后来欧阳修说的“涵煦之深”。这才是柳宗元写这篇文章的最终目的。
综观全文，我们应注意三点：一是无论种树或治民，都要“顺天致性”，而不宜违逆其道；二是想要顺天致性，必先掌握树木或人民究竟怎样才能“硕茂以蕃”，亦即摸清事物发展规律；三是动机效果必须统一，不允许好心办坏事，或只把好心停留在表面上和口头上。把这三点做好，才算懂得真正的“养人术”。
（吴小如）
愚溪诗序
柳宗元
灌水[1] 之阳，有溪焉，东流入于潇水[2] 。或曰，冉氏尝居也，故姓是溪曰冉溪。或曰，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故谓之染溪。余以愚触罪，谪潇水上，爱是溪，入二三里，得其尤绝者家焉。古有愚公谷[3] ，今余家是溪，而名莫能定，土之居者犹龂龂然，不可以不更也，故更之为愚溪。
愚溪之上，买小丘，为愚丘。自愚丘东北行六十步，得泉焉，又买居之，为愚泉。愚泉凡六穴，皆出山下平地，盖上出也，合流屈曲而南，为愚沟。遂负土累石，塞其隘为愚池。愚池之东为愚堂。其南为愚亭。池之中为愚岛。嘉木异石错置，皆山水之奇者，以余故，咸以愚辱焉。
夫水，智者乐也[4] 。今是溪独见辱于愚，何哉？盖其流甚下，不可以溉灌；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也；幽邃浅狭，蛟龙不屑，不能兴云雨，无以利世；而适类于余，然则虽辱而愚之可也。宁武子邦无道则愚[5] ，智而为愚者也；颜子终日不违如愚[6] ，睿而为愚者也。皆不得为真愚。今余遭有道，而违于理，悖于事，故凡为愚者莫我若也。夫然，则天下莫能争是溪，余得专而名焉。
溪虽莫利于世，而善鉴万类，清莹秀澈，锵鸣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眷慕，乐而不能去也。余虽不合于俗，亦颇以文墨自慰，漱涤万物，牢笼百态，而无所避之。以愚辞歌愚溪，则茫然而不违，昏然而同归，超鸿蒙[7] ，混希夷[8] ，寂寥而莫我知也。于是作《八愚诗》，纪于溪石上。
〔注〕 [1] 灌水：潇水支流，在今湖南省境内。 [2] 潇水：在今湖南省道县北，源出潇山，故名。 [3] 愚公谷：在今山东省临淄。《说苑·政理篇》:“齐桓公出猎，入山谷中，见一老翁，问曰：‘是为何谷？’对曰：‘愚公之谷。’桓公问其故，曰：‘以臣名之。'”[4] 夫水，智者乐（yào药）也：本于《论语·雍也》:“知者乐水，仁者乐山。”[5]宁武子邦无道则愚：宁武子，春秋时卫大夫宁俞。《论语·公冶长》:“宁武子，邦有道则智，邦无道则愚。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6] 颜子终日不违如愚：颜子，即颜回。《论语·为政》:“子曰：‘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7] 鸿蒙：《庄子·在宥》:“云将东游，过扶摇之枝而适遭鸿蒙。”《经典释文》引司马彪云：“自然元气也。”[8] 希夷：《老子》:“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指一种虚寂混沌、形神俱忘的境界。
本篇是作者贬谪永州时为《八愚诗》所作的一篇序，其诗久佚，所幸序文留存下来，并且成为古代散文中的精品，至今为人们所传诵不衰。
溪既非人类，本无所谓贤愚，谓之“愚溪”，自不免出人意表。作者就从这个有悖常理的“愚”字入手，引出一篇洋洋洒洒、旨趣遥深的文字来。
起首先写命名的由来。之所以要为溪定名，一是此溪“或曰，冉氏尝居也，故姓是溪曰冉溪。或曰，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故谓之染溪”, “名莫能定”；二是作者“谪潇水上，爱是溪”，寓家于此，自不得无名。而更名“愚溪”的原因也有两点，一是“余以愚触罪”，二是“古有愚公谷”。
既有愚溪，“愚溪之上”的小丘，便为“愚丘”; “愚丘东北”的水泉，便为“愚泉”。以此类推，于是又有了“愚沟”、“愚池”、“愚堂”、“愚亭”、“愚岛”。这一连八处以“愚”命名的景观，不独山水池亭一应俱全，而且“嘉木异石错置，皆山水之奇者”。如此佳胜，统以“愚”名之，已令人费解，偏作者又说：“以余故，咸以愚辱焉。”岂非明知名实不符而有意为之？这就自然引出了下文对“今是溪独见辱于愚”原因的说明。
作者先论溪之“愚”:“盖其流甚下，不可以溉灌；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也；幽邃浅狭，蛟龙不屑，不能兴云雨，无以利世”。有此三桩，故“虽辱而愚之，可也”。继而论己之“愚”，同古代宁武子、颜回相比：彼乃“智而为愚者”, “睿而为愚者”, “皆不得为真愚”；己则“遭有道，而违于理，悖于事”，岂止是“愚”而已，简直是“凡为愚者莫我若也”。这样，以“愚”名溪既非无因，溪又“适类于余”, “则天下莫能争是溪，余得专而名焉”也就合乎逻辑，顺理成章，文章也似乎可以就此结束了。
不料，作者接下来却将笔锋陡转，称溪虽“莫利于世”，却自有其独特的价值，它“善鉴万类，清莹秀澈，锵鸣金石”，何等美丽清纯！它使观者“喜笑眷慕”，乐而忘返，又是何等有益于人！如此美溪，何愚之有？怎可以不能灌溉云云苛责它呢？联系到作者自己，又何尝不是这样？“虽不合于俗，亦颇以文墨自慰，漱涤万物，牢笼百态，而无所避之。”这一段文字表面看来不过是为愚溪和自己解嘲，但从对愚溪溢于言表的赞叹和作者对自己文才的自负中不难看出，这才是他发自肺腑的由衷之言，而先前的嘲溪和自嘲不过是他有意使用的曲笔而已。所谓“以愚触罪”，所谓“违于理，悖于事”，其实是说自己处在这黑白颠倒的社会里，由于坚持正直的操守不肯随俗从流，投机逢迎，便无辜遭到贬黜。而所谓“无以利世”，不过是说自己抱负无由施展，才能遭到埋没罢了。正因为作者怀着被压抑的悲愤和不平，清纯秀美而地处偏远无人赏识的愚溪，才唤起他极大的怜惜和同情；也正因为发现自己与愚溪有如许相通之处，他才更深切地感到，能够赏识这在荒山野岭中寂寞流淌的溪水之美的，大概只有自己，而能够安慰被贬远荒孤独失意的自己的，怕也只有这眼前的溪水了。于是作者“以愚辞歌愚溪，则茫然而不违，昏然而同归，超鸿蒙，混希夷”，只觉得溪与己已同归化境。然而我们从这貌似得意的笔调中，特别是从继之而来的“寂寥而莫我知”的慨叹中，是不难体味出浓重的失意的悲凉和苦涩的，其中包含着作者多少愤慨和不平！同作者其他山水游记相比，本文更为强烈地表达了他对压抑人才的不合理社会的不满和抗争，闪烁着独特的思想光芒。
本文不仅立意超卓，富于哲理意味，而且情文并茂，妙趣横生。作者不直抒胸中抑郁，而是无端将所居山水拈出，借题发挥，写溪亦是写自己，溪与自己打成一片，真可谓匠心独运，匪夷所思。行文千回百折，跌宕生姿，文句骈散相间，抑扬顿挫，有一唱三叹之妙。读之，既能得到思想上的启迪，又可享受到审美的愉悦。
（张明非）
罴说
柳宗元
鹿畏䝙[1] ，䝙畏虎，虎畏罴[2] 。罴之状，被发人立，绝有力而甚害人焉。楚之南有猎者，能吹竹为百兽之音。昔云持弓矢罂火而即之山，为鹿鸣以感其类，伺其至，发火而射之。䝙闻其鹿也，趋而至。其人恐，因为虎而骇之。䝙走而虎至，愈恐，则又为罴。虎亦亡去。罴闻而求其类，至则人也，捽搏挽裂而食之。
今夫不善内而恃外者，未有不为罴之食也。
〔注〕 [1] 䝙（chū出）：一种似狐狸的野兽。 [2] 罴（pí皮）：如熊，黄白纹。《尔雅》郭璞注：“似熊而长头高脚，猛憨多力，能拔树木，关西呼曰貑熊。”
从文中“楚之南”的提示，可知这篇《罴说》作于柳宗元贬官永州时期或稍后。
这是一篇借物托讽的寓言文。寓言的基本特征是把动植物人格化，本篇亦然。文中出现的形象，有鹿、䝙、虎、罴，作者一上来就揭示了它们之间物物相克的关系：“鹿畏䝙，䝙畏虎，虎畏罴。”三句总领，以此为基础，构筑出生动有趣的情节。四者之中，罴是猎者的主要敌人，故作者对其外形及习性作了具体的描绘：“罴之状，被发人立，绝有力而甚害人焉。”因物肖形，又预伏下文。猎者是本篇的主角，作者对其专长亦有交代：“能吹竹为百兽之音。”戏剧性的情节即循此而生发、展开。猎者吹竹为鹿鸣，本意是猎鹿，但愿望与结果相反，先引来䝙。吹作虎吼以惊䝙，又引来了虎；作罴叫又引来了罴，弄巧反拙，猎者招致了粉身碎骨的悲惨下场：被凶恶的罴“捽搏挽裂而食之”。
猎者的错误，在于只从良好的愿望出发，而没有防备吹竹可能引出的坏结果。正是在愿望与结果相背离这一点上，作者在文末加以点醒：“今夫不善内而恃外者，未有不为罴之食也。”这里的“罴”当然只是一种象征，喻指最凶恶的敌人。柳宗元生活的中唐贞元、元和时期，各地藩镇拥兵割据，“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新唐书·兵志》），对中央政权构成重大威胁。在永贞革新中，柳宗元曾与王叔文等一起采取抑制藩镇的措施，如把被藩镇垄断的盐铁转运大权收归中央朝廷，并谋划夺取藩镇兵权，其目的是为了“善内”，即加强中央权力。但永贞以后，面对居心叵测的藩镇力量，朝廷却采取“以藩治藩”的错误方针，这就是“不善内而恃外”。柳宗元认为，此举势必养虎成患，难逃可悲下场。林纾论柳宗元寓言：“必有一句最有力量、最透辟者镇之”（《柳文研究法》）。确实，文末这一句，是对朝廷的强有力警告。
这篇寓言同《蝜蝂传》、《三戒》等哲理性寓言不同，是对当时重大政治问题的讽喻，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可视为政论性寓言。而故事之生动与立论之严肃巧妙结合，寓言其表，论说其里，则是其主要特点。
（方智范）
捕蛇者说
柳宗元
永州之野产异蛇，黑质而白章，触草木尽死；以啮人，无御之者。然得而腊之以为饵，可以已大风、挛踠、瘘、疠，去死肌，杀三虫[1] 。其始，太医以王命聚之，岁赋其二。募有能捕之者，当其租入。永之人争奔走焉。
有蒋氏者，专其利三世矣。问之，则曰：“吾祖死于是，吾父死于是，今吾嗣为之十二年，几死者数矣。”言之，貌若甚戚者。
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余将告于莅事者，更若役，复若赋，则何如？”
蒋氏大戚，汪然出涕曰：“君将哀而生之乎？则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复吾赋不幸之甚也。向吾不为斯役，则久已病矣。自吾氏三世居是乡，积于今六十岁矣；而乡邻之生日蹙，殚其地之出，竭其庐之入，号呼而转徙，饥渴而顿踣，触风雨，犯寒暑，呼嘘毒疠，往往而死者相藉也。曩与吾祖居者，今其室十无一焉；与吾父居者，今其室十无二三焉；与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无四五焉。非死则徙尔。而吾以捕蛇独存。悍吏之来吾乡，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哗然而骇者，虽鸡狗不得宁焉。吾恂恂而起，视其缶，而吾蛇尚存，则弛然而卧。谨食之，时而献焉。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尽吾齿。盖一岁之犯死者二焉，其馀则熙熙而乐。岂若吾乡邻之旦旦有是哉！今虽死乎此，比吾乡邻之死则已后矣。又安敢毒耶？”
余闻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于虎也[2] 。”吾尝疑乎是。今以蒋氏观之，犹信。呜呼！孰知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故为之说，以俟夫观人风者得焉。
〔注〕 [1] 三虫：一般应是蛔虫、赤虫、蛲虫等人体内的寄生虫。一说是三尸之虫。道家将人体的脑、胸、腹称为三尸，这三处的病虫称为“三虫”。柳宗元有《骂尸虫文》，则是另有寓意，为谗害者而发。 [2] 苛政猛于虎：语出《礼记·檀弓》。
唐顺宗永贞元年（805），柳宗元参与了王叔文为首的永贞革新运动，失败后，被贬为永州（今属湖南）司马，历时十年（805—815）。这期间，他有更多的机会接触下层，了解人民的疾苦，自然就更激起对朝廷苛敛重赋的不满和义愤。《捕蛇者说》正是在永州所写。文中揭露了天宝以后六十年来农民破产流亡的现实，展现了在统治者的横征暴敛之下，中唐时期苦难深重的社会画面，表达了对人民疾苦的同情，曲折地反映了作者坚持改革的意愿。《捕蛇者说》是柳文中最广为传颂的名篇。“此文无选本不录，读者最广，人谈柳文，必首及是篇”（章士钊《柳文指要》）。可见其对后世影响之深远。
《捕蛇者说》这题目，意思是讲讲捕蛇人的事。说，是一种文体，可以议论，也可以叙事。全文可分为三段。
第一段从开头到“永之人争奔走焉”，集中写永州之蛇的特点，突出了一个“异”字。请看：这蛇“黑质而白章，触草木尽死；以啮人，无御之者”，毒性异常；然而“腊之以为饵”，可以“已大风、挛踠、瘘、疠，去死肌，杀三虫”，什么麻疯、手足麻木、脖子肿、恶疮等病都可以治好，还可以消除局部坏死的肌肉，杀死人体内的寄生虫，这可说是功用奇异。早先给皇帝治病的太医以皇帝的名义发布命令，征集这种异蛇，每年征两次，可以抵消应缴的租税。因此，从那以后，“永之人争奔走焉”。作者只用“争奔走”三字，就把永州百姓争先恐后，不顾劳苦，冒死捕蛇的情景显现了出来。当然，这是“王命”所致。
第二大段从“有蒋氏者”到“又安敢毒邪”，包括文章的二、三、四自然段，是全文的重心。
由上文的异蛇，引出捕蛇人蒋氏。这蒋氏可说是捕蛇世家，经历也可称奇。请听他的诉说：他的祖父死于捕蛇，他的父亲死于捕蛇，他自己接着捕蛇十二年，险遭丧身之害也不知多少次了。这里，讲祖孙三代，连用了三个“死”字，突出了毒蛇的可怕，捕蛇的危险；写捕蛇人，只“言之貌若甚戚者”一句，便把他回首往事，悲痛在心，哀形于色的情态勾画出来了。明明是备受毒蛇之害，却说独享捕蛇之利，在这极为矛盾的境况中，更见出其内心的酸楚。
因此，作者接下来说：“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余将告于莅事者，更若役，复若赋，则何如？'”在为蒋氏的不幸遭遇而感到悲痛的同时，这位好心肠的作者立刻提出了一个解脱危险的办法。这几句话句子简短，语气急促，而且连用了三个当“你”讲的“若”字，表明“余”是在跟捕蛇人面对面地交谈，态度是诚恳的，帮助对方的心情是急切的，办法似乎也是切实可行的。也许在“余”想来，对方一定会欣然接受吧。
可出乎意料的是，蒋氏并没有表示感激，他“大戚，汪然出涕曰：‘君将哀而生之乎？则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复吾赋不幸之甚也’”。蒋氏这番话，态度同样是恳切的，语气也十分肯定。蒋氏的态度表明：毒蛇可怕，但赋敛之毒更厉害呀！
这话怎么讲呢？接着，蒋氏说了这样几层意思：
一层意思是：蒋氏祖孙三代在这个地方居住有六十年了，亲眼见到同村的人生活一天比一天艰难窘迫。为了缴赋税，他们耗尽了田地的出产、全家的收入，不够，只好哭喊着离乡背井去逃荒，一路上，饥渴劳累，跌跌撞撞，受着风吹雨打，冒着酷暑严寒，吸着有毒的瘴气，死在途中的人很多。跟他的祖父、父亲和自己一起住的那些人家越来越少了。他们不是死去就是逃亡，只有他因为捕蛇才在这里生活下来。《柳文指要》引录了林西仲一文，算一笔唐代的赋税账：“按唐史，元和年间，李吉甫撰《国计簿》，上之宪宗，除藩镇诸道外，税户比天宝四分减三，天下兵仰给者，比天宝三分增一，大率二户资一兵，其水旱所伤，非时调发，不在此数，是民间之重敛难堪可知，而子厚之谪永州，正当其时也。”因知文中所言，自是实录。
第二层意思是：那些凶暴的官吏到乡下催租逼税的时候，到处狂呼乱叫，到处喧闹骚扰，那种吓人的气势，就连鸡犬也不得安宁。而这时他小心翼翼地起来看看自己的瓦罐，只见捕来的蛇还在，便可以放心地躺下了。他细心地喂养蛇，到规定的时间把它当租税缴上去，回来后，就能美美地享用自己田里的出产，安度岁月。
蒋氏说的第三层意思是：这样看来，一年当中他冒生命危险有两次，而其余的时间就可以坦然快乐地过日子，哪像乡邻们天天都受着死亡的威胁呢？即使现在因为捕蛇而丧生，比起乡邻们来，也是后死的了，哪还敢怨恨捕蛇这个差使呢？
蒋氏的这一番话，以他“以捕蛇独存”和乡邻们“非死则徙”相对比；以他“弛然而卧”和乡邻们备受悍吏袭扰相对比；以他“一岁之犯死者二”和乡邻们“旦旦有是”相对比，说明捕蛇之不幸，确实“未若复吾赋不幸之甚也”。可见他在讲述三代人受蛇毒之害时“貌若甚戚”，而当听了要恢复他的赋税时却“大戚，汪然出涕”地恳求，完全是出于真情。蒋氏的话，发自肺腑，带着血泪，听来怎不令人心碎！
作者在文章的第三部分，也就是结尾一段说：“余闻而愈悲”，比听蒋氏讲一家人的苦难时更加悲痛了。想到自己过去对孔子所说的“苛政猛于虎”这句话还有所怀疑，现在从蒋氏所谈的情况看来，这话是可信的。唉！谁知道赋税对人民的毒害竟比毒蛇还要严重呢！于是写了《捕蛇者说》这篇文章，为的是让那些观察民情的人知道苛重的赋税给老百姓造成的灾难。在全文边叙述边议论间或抒情的写法中，最后这一番议论，确实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如果说“苛政猛于虎”强调的是一个“猛”字，那么本文就紧扣一个“毒”字，既写了蛇毒，又写了赋毒，并且以前者衬托后者，得出“赋敛之毒”甚于蛇毒的结论。
本文在写作手法方面，除了对比、衬托的大量运用及卒章点明主题外，对蒋氏这一个人物的描绘也是极富特色的。特别是他不愿意丢掉犯死捕蛇这一差使的大段申述，讲得是既有具体事实，又有确切数字；既有所闻所见，又有个人切身感受；既有祖祖辈辈的经历，又有此时此刻的想法；既讲述了自家人的不幸，又诉说了乡邻们的苦难：不仅使人看到了一幅统治者横征暴敛下的社会生活图景，也让人感到此人的音容体貌宛在目前，有血有肉，生动传神。
通篇读来，《捕蛇者说》这篇散文内容翔实，人物突出，见地深邃，笔锋犀利，结构完整，堪称散文中的杰作。
（董扶其）
三戒 并序
柳宗元
吾恒恶世之人，不知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或依势以干非其类，出技以怒强，窃时以肆暴，然卒迨于祸。有客谈麋、驴、鼠三物，似其事，作三戒。
临江之麋[1]
临江之人畋，得麋麑[2] ，畜之。入门，群犬垂涎，扬尾皆来。其人怒，怛之[3] 。自是日抱就犬，习示之，使勿动，稍使与之戏。积久，犬皆如人意。麋麑稍大，忘己之麋也，以为犬良我友，抵触偃仆，益狎。犬畏主人，与之俯仰甚善，然时啖其舌。三年，麋出门，见外犬在道甚众，走欲与为戏。外犬见而喜且怒，共杀食之，狼藉道上。麋至死不悟。
黔之驴[4]
黔无驴，有好事者船载以入。至则无可用，放之山下。虎见之，尨然大物也[5] ，以为神。蔽林间窥之，稍出近之，慭慭然[6] 莫相知。他日，驴一鸣，虎大骇远遁，以为且噬己也，甚恐。然往来视之，觉无异能者。益习其声，又近出前后，终不敢搏。稍近益狎，荡倚冲冒。驴不胜怒，蹄之。虎因喜，计之曰：“技止此耳！”因跳踉大，断其喉，尽其肉，乃去。噫！形之尨也类有德，声之宏也类有能，向不出其技，虎虽猛，疑畏，卒不敢取；今若是焉，悲夫！
永某氏之鼠[7]
永有某氏者，畏日[8] ，拘忌异甚。以为己生岁直子[9] ，鼠，子神也，因爱鼠。不畜猫犬，禁僮勿击鼠。仓廪庖厨，悉以恣鼠，不问。由是鼠相告，皆来某氏，饱食而无祸。某氏室无完器，椸[10] 无完衣，饮食大率鼠之馀也。昼累累与人兼行，夜则窃啮斗暴，其声万状，不可以寝，终不厌。数岁，某氏徙居他州，后人来居，鼠为态如故。其人曰：“是阴类恶物也，盗暴尤甚。且何以至是乎哉？”假五六猫，阖门撤瓦灌穴，购僮罗捕之。杀鼠如丘，弃之隐处，臭数月乃已。呜呼！彼以其饱食无祸为可恒也哉！
〔注〕 [1] 临江：县名，今江西清江。麋：鹿类动物。 [2] 麑（ní泥）：鹿子，麋麑指幼麋。[3] 怛（dá达）：恐吓。 [4] 黔：州名，治所在今四川彭水。 [5] 尨：通“庞”。 [6] 慭（yìn印）慭然：小心谨慎的样子。 [7] 永：州名，今湖南永州市。 [8] 畏日：对日辰的迷信忌讳。[9] 直：通“值”，当着。子：十二地支之一，十二支与十二属相相配，子年为鼠年，故下云鼠为子神。 [10] 椸（yí移）：衣架。
这是柳宗元寓言作品中的名篇，作于被贬官永州之后。这时作者经历过复杂的斗争，有了更丰富的社会阅历和更深切的人生体验，遂将其中足以垂戒世人的现象，写成寓言，以示劝惩。《论语·季氏》载孔子语云：“君子有三戒。”本篇主旨虽只一个，事类则区而为三，遂取“三戒”二字以名篇，隐含君子人不可不戒之意，加深了题意的内涵，可谓善用古典。
寓言的基础是其中寓含的富有劝惩意义的道理与教训。本篇所要揭示的道理与教训，序文中已经交代得很清楚，即“不知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自致败亡。也就是说，不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任性妄为，凌蔑外物以逞志，结果自蹈祸难之中。在社会上，人们行事不知推己之本，自古及今，均非稀见。本篇所指对象的这种广泛性，决定了它教谕深切，不仅具有极大的概括力与震撼力，而且具有久远的生命力。其中《黔之驴》形成“黔驴技穷”的成语，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们所熟知和习用。
寓言的特点是不直接说理，而将道理教训寓于故事之中，通过故事以明理。故事与道理必须切合无间，使人读其事即得其理，以事圆理明为上乘。道理过于笼统，故事则易流于不切。本篇的妙处之一就在于，它并不停留在“不知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这一笼统的观念上，而是通过敏锐的观察，攫取住三种具体不同的表现，区分为三种更为具体的教训。这就是或“依势以干非其类”，或“出技以怒强”，或“窃时以肆暴”。将一化而为三，便为它们各自找到了最恰切的故事，即“临江之麋”、“黔之驴”、“永某氏之鼠”。麋麑本是犬的齿颊中物，家犬只是由于受到主人的制约，才强与之嬉戏相处，而不加伤害。麋麑竟因此忘记了自己的身分，遇到不受主人约束的外犬时，也视同家犬与之狎戏，结果为外犬所食。麋麑不顾己之为麋麑，任性狎犬，一旦失去主人庇护的条件，自然立及于难。这用来说明“不知推己之本”, “依势以干非其类”，真是再恰当不过了。驴表面看去，庞然大物，没有见过驴的老虎，不摸其底细，也不能不畏它三分。然而驴不过“形之尨也类有德，声之宏也类有能”，徒具庞大的形体、洪亮的鸣声而已，并没有真实的看家本领。这“尨然大物”四字，取喻人事，义类是很广泛的。诸如倖得的高位，虚致的名声，无根的荣宠等，无不可包含其中。驴本外强中干，却要在老虎面前卖弄出全部伎俩，结果被老虎彻底看穿，成为老虎口中之食。驴不自量力，不忍小愤，以其浅薄的本事与强者斗，自然技穷身败。这用来说明“不知推己之本”, “出技以怒强”，也是铢两悉称。永州某氏生肖为鼠，出于迷信的忌讳，护鼠备至。老鼠得此机缘，便恣意横行，居室换了主人，仍依然故态，但是人易时移，遂遭聚歼之祸。老鼠忘记了自己属于人们厌憎的阴类恶物，钻了时机的空子便以为可以永久饱食无祸，结果情势一变，灾难便不旋踵而至。这用来说明“不知推己之本”, “窃时以肆暴”，同样如影随形，如响应声。三条教训与三个故事，各自都如榫入卯，天衣无缝，使人读其故事即默契其理，构思是非常巧妙高明的。
寓言的基础虽是其中所寓的教训，其艺术感染力却主要取决于故事的生动。本篇作者没有片面地把故事视为运载教训的简单工具，草草了事，而是把每一个故事都作为真正的文学作品精心创作。三篇故事无不首尾完整，意趣盎然，不仅取喻当，而且体物精，读来津津有味，引人入胜，真有使人“悦其解颐，忘其猛醒”（清人孙琮评《三戒》语）之力。首先是善体物情。寓言可以采取人间的故事，多数则是将动植物等自然事物拟人化，本篇则主要是以动物为主角，通过动物来表现。作者沿着拟人化的路径，将动物在各种情势下的心态揣摸得透彻细腻，篇中的麋、犬、虎、驴、鼠，无不写得情理自然，活龙活现。且看黔地那只从没有见过驴的老虎。先是一无所知，见驴庞然大物，惊以为神，躲在树林的背后偷偷地窥视；听驴一声长鸣，以为要吃掉自己，吓得远远地跑开；待到习惯了驴的叫声，经过反复观察，也觉得似乎并无特殊本事，但还是不敢贸然相犯，又用种种行为试探，从狎戏到荡倚到冲冒，直到将驴激怒，使出看家本领——蹄之，彻底摸到“技止此耳”的底细，才猛攫大嚼。在虎不识驴的特定条件下，老虎对驴的摸底过程及其心态，可以说揣摩入微，所以才将虎写得如此有态有神，栩栩如生，令人拍案叫绝。其次是善摹物状。本篇不只刻写物情入情入理，描摹物状也形象鲜明，使人如亲临其境，亲见其景。我们看他写鼠乘时肆暴、横行无忌的情形：“室无完器”，可见器皿无不被老鼠扒倒撞翻，摔碰得残缺不全；“椸无完衣”，可见衣装无不被老鼠咬啮撕扯得遍体鳞伤；“饮食大率鼠之馀”，又可见食物浆饮无不被老鼠先用过。白昼老鼠与人并行不惧，夜晚则偷噬咬闹不休。一笔笔勾勒下来，笔无虚墨，移步换形，将老鼠的众多与其猖獗横行之状，刻画得淋漓尽致，历历如见。刘师培评柳文说：“咸能类万物之情，穷形尽相，而形容宛肖，无异写真。”（《论文杂记》）确非过誉。柳宗元自言其文“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洁”，他的描写文笔的高处，尤在简妙传神。作者善于捕捉最能显现事物特征的行为或细节，往往几个字就将事物的形象鲜明地凸现出来。如写犬，“群犬垂涎，扬尾而来”，一个“垂涎”，一个“扬尾”，便把群犬见麋馋涎欲滴、一哄而上的情态活现纸上。写犬在主人挟制下，不得不与幼麋和平共处，但虽与麋“俯仰甚善”，却“时啖其舌”，那一种欲食而不敢的强忍之态，也跃现纸上。写虎躲在林子里窥视驴，“稍出近之”。“稍”，逐渐之意，用在这里，使人如见老虎心怀畏惧、小心翼翼向驴磨蹭过来的情景。而听驴一鸣，“大骇远遁”, “远遁”二字也使人立见老虎没命地逃开的形象，有力地显现出老虎恐惧的程度。写鼠白昼“累累与人兼行”，一个跟着一个与人并行不惧，以此细节表现其对人肆无忌惮之态，可说力透纸背。而写其夜里，“窃啮斗暴，其声万状”，虽只八个字，不仅使人如见众鼠群出咬嚼食物、争夺厮斗之景，还如闻噬啮物品、扒翻器皿、咬斗嘶叫、追逐窜逃之声。柳宗元的善于以简笔传神，往往有颊上添毫之妙。
寓言的根本目的与落脚点毕竟在传教训，不是为故事而故事，为形象而形象，这不能不给寓言的艺术创作带来一定的特点。本篇三个故事虽都巧于编织，工于描写，笔墨的运用却绝非漫无目标，无论是故事的构造，材料的取舍，用笔的繁简，无不以所寓的教训为轴心。所谓“手写本事，神注言外”（林纾评柳氏寓言之语，见《春觉斋论文》），描写在故事，心思在教训。所以本篇不只故事引人入胜，对于显现主旨来说也明晰精妙，使寓言的生动性与教训的鲜明性达到了完美的结合。如《临江之麋》，笔墨集中在主人的庇护，犬受主人挟制，麋之忘己为麋，而对主人、犬、麋又各突出其主要之点。如犬，着重展示其食麋本性。当主人怀抱幼麋一入门，它们便流着口水，撅起尾巴扑来。后来在主人的呵斥管制下，处处都依从主人的意旨，但虽与麋麑“俯仰甚善”，却仍“时啖其舌”。将犬的猎食本性写足，就为麋麑终为外犬所食做了最好的铺垫。对麋则着重写其在主人庇护下的得意忘形，从与犬戏，到直以为“犬良我友”，以至“抵触偃仆”，无所不至。这与其结局为外犬所食，而“至死不悟”，如声响之相应。《黔之驴》重在虎对驴的试探过程和驴耐不住挑逗而出技的情态，尤为明显，自不待言。《永某氏之鼠》除交代某氏因忌讳而容鼠之外，主要是勾画老鼠的乘时肆暴，写得笔酣墨饱，与本篇的教训“彼以其饱食无祸为可恒”紧密关合。笔墨运用上的这种目标集中，使得本篇不仅故事生动，形象鲜明，而且文笔精粹，篇幅短小，主旨清晰突出，绝无支离漫衍之感。
本篇每一故事的结尾，还都善用画龙点睛之笔。不论是含而不露，还是有意发挥，都与作者冷隽犀利的笔墨风神相结合，具有力重千钧，发人猛醒之力。《临江之麋》结云：“麋至死不悟。”《永某氏之鼠》结云：“彼以其饱食无祸为可恒也哉！”各以一语冷然作收，都如当头棒喝，使人矍然警觉。读了这点睛之笔，再回过头来咀嚼故事，真是回甘有味，更加令人悠然神往。
（孙静）
始得西山[1] 宴游记
柳宗元
自余为僇人[2] ，居是州，恒惴慄。其隙也，则施施而行，漫漫而游。日与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穷回溪，幽泉怪石，无远不到。到则披草而坐，倾壶而醉；醉则更相枕以卧，卧而梦，意有所极，梦亦同趣。觉而起，起而归。以为凡是州之山水有异态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
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华西亭[3] ，望西山，始指异之。遂命仆人过湘江，缘染溪[4] ，斫榛莽，焚茅茷，穷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则凡数州之土壤，皆在袵席之下。其高下之势，岈然洼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攒蹙累积，莫得遁隐。萦青缭白，外与天际，四望如一。然后知是山之特立，不与培 为类；悠悠乎与颢气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穷。引觞满酌，颓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苍然暮色，自远而至，至无所见，而犹不欲归。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然后知吾向之未始游，游于是乎始。
故为之文以志。是岁，元和四年[5] 也。
〔注〕 [1] 西山：山名。《清一统志》:“永州府：西山在零陵（今湖南永州）县西。县治在县西隔河二里，自朝阳岩起，至黄茅岭北，长亘数里，皆西山也。”[2] 僇（lù路）人：罪人。僇同“戮”。 [3] 法华西亭：法华寺西的一座亭子，寺在永州城内东山上，作者于元和四年建亭，称为西亭，并有《永州法华寺新作西亭记》。 [4] 染溪：即冉溪，潇水支流，在永州西南。 [5] 元和四年：公元809年。元和为唐宪宗的年号。
柳宗元因参与王叔文“永贞革新”失败，被贬为永州（今属湖南）司马。时艰不可济，唐祚难振兴，谤毁兼至，贫病交迫，老母病故，居处遭火，他满怀忧惧之情，多藉山水以排遣。被明人吴讷称为“体之正”的《永州八记》就写于此时。这“八记”是情景交融的真正游记，它们如同通景画，自成章法又互有联系。《始得西山宴游记》是其首篇。
文章题目的“始得”二字是全文关键。诚如清人浦起龙《古文眉诠》卷五十三所说：“‘始得’有惊喜意，得而宴游，且有快足意，此扼题眼法也。”因山水之游，得游中三昧，才有处难置困中的情感解脱与人格升华。就“八记”而言，“始得”则有领起诸篇之意。文章可分为前后两部分，而“始”字贯通全文，成为立意与为文的肯綮所在。
文章以“自余为僇人”开局，“僇人”二字实含受辱与被害的悲愤。居于永州而一直感到忧惧，一“恒”字深刻表现了被贬后心态。因为身是带罪之人，又是闲官，故能“施施而行，漫漫而游”。“施施”状其行动之缓，“漫漫”写其随意而行，这正是作为“僇人”“惴慄”之情的重要补充。“日与其徒”五句，具体而又概括地写出了自己的游踪。“上”、“入”、“穷”加上“无远不到”，正为后面的“始得”作一预伏。“到则披草而坐”八句，就“游”、“宴”二字展开，接字钩句，续续相生，极其精练，却以坐、醉、卧、梦、觉、起、归的所行所为，传“施施”、“漫漫”的神韵。正是这看似乐而忘忧之举，带着随缘任运的色彩，并未摆脱“惴慄”的阴影，为后文“始得西山”所产生的心弦震颤和精神超越作一铺垫，并起到“借宾定主”作用。“以为凡是州”二句，总赅前文。“未始知西山之怪特”, “始”字始出，结束前半部分，从反面引西山入题。
后半部分用郑重交代时间开头，以见“始得西山”之异于以前诸游。法华寺地势高，西亭所见无遗，终于望见西山。“始指异之”, “始”字再出，正式点题，“指”而才能“得”, “异”则应前“怪特”。接着命仆人开道前往，过、缘、斫、焚四字领起四个短句，以动宾结构的短促排比句式，构成一种急促之势，往日“施施”、“漫漫”的情态立变，可见西山之“异”有多大吸引力！登西山之举仅用“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八字，就写出了身登目游的过程。“则凡”以下，专写西山，先继以“借宾定主”之法写西山的雄奇，然后从西山引发所感。作者不是正面写西山，却写立于西山之所见，“则凡数州之土壤，皆在袵席之下”，这是以所见之远写西山之高，是总括之笔。“岈然”者似蚁垤，“洼然”者如洞穴，这众山的总貌足以反衬西山雄峙特立之势，这是第一个层次：言高下之势。“尺寸千里”，实因登高才能望远，正所谓“迫目以寸，则其形莫睹；迥以数里，则可围于寸眸”（南朝宋宗炳《画山水序》），远近景物重叠压缩，都入于眼内，这是第二个层次：言所见之广。青山萦回，白水缭绕，直到与天相接，四方望去，所见如一，这是第三个层次：言西山有众山拥戴之势。于是，“然后知”三字使“始得”之意第三次出现：西山之特立引发出“不与培 为类”之感，这是从形貌言；由西山之超乎众上，联想起其如同颢气的悠悠无际、漫漫无涯，这是从精神言；由西山之与造物者相始终，想到它的洋洋无穷尽，这是从生命力而言。至此，作者才从自然中的西山，“始得”人格化的西山，山引发了人的胸襟，人也认识了山的精神，时空合一，情景相融，这是正写西山的笔墨，也是全文的精华。
山移人情，人又移情于山，接着就是由游而宴之举。“引觞满酌，颓然就醉，不知日之入。”此番之醉虽曰“颓然”，却非以前的“相枕而卧，卧而梦”，是真正为西山所陶醉了。不是么？“苍然暮色”四句，非但写出“暮从碧山下”的神韵，“犹不欲归”与前“觉而起，起而归”相较，可见此番眷恋正是心灵充实的表现。“心凝神释，与万化冥合”，进一步点明荡涤灵魂，开拓心胸，使人格精神与宇宙自然合一之意。“恒惴慄”的心态被破除了，“然后知吾向之未始游，游于是乎始”。至此，主定宾弃，扫处即生，以西山之游否定昔日之游。“然后知”连二“始”字，“始”字四出又第四次点题，文中关锁可见。最后，以“故为之文以志”并书年份作结，是对此游之重视，同时也是对“始得”的重要补充。
《始得西山宴游记》达到了描摹山水与言志抒情完美结合的境界。山水游记之作并非始于柳宗元，远的不说，仅唐人之中，元结就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如清人吴汝纶就认为：“次山放恣山水，实开子厚先声。”但是，情景交融，将山水人格化，却是柳氏独造之境。本文从被贬后的忧惧和漫游写起，透露出当时的处境和心情，然后由一般游览引入西山之游，重笔写西山之“怪特”。岈然洼然的高下之势，咫尺千里的登眺所见，萦青缭白的山水远景，三组画面、三个层次，以相互的映衬、生动的比喻、色彩的渲染，构成绚丽多姿的“怪特”，准确而生动地写出了西山的景色。诚如他的诗《江雪》，千山不见鸟影，万径没有人踪，更衬托出独钓寒江、不畏严寒的勇气，寄托着政治革新失败后既孤独又不屈的精神。本文中的西山，不类培 ，与颢气俱，与造物游，超尘拔俗，卓立不群，其伟大的人格力量正是作者高尚品格和人生理想的体现。西山熔铸了他的幽愤，陶冶了他的胸襟，启迪了他的悟性，而他的赞美西山正是以之来言志抒情。
作为山水游记的伟大宗匠，柳宗元在本文中采用了“从对面着笔”的描写手法，产生了不同凡响的艺术效果。文中写登西山远眺之所见，呈现了雄奇开阔的境界，而不写西山本身，写了“不以培 为类”的培 ，从而也就衬托了西山，突出了西山。这种不从实处落笔的写法，颇类于汉乐府诗《陌上桑》的从旁人所见来写罗敷美貌，和罗敷自夸其夫的“坐中千馀人，皆言夫婿殊”一样，是将诗的“虚处着墨”化为文中的“从对面着笔”。如此写来，大有“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之妙。近人林纾曾说：“文有诗境，是柳州本色。”揆之本文，洵非虚誉。
柳宗元推尊“文以明道”，但并不轻视“文”之本身，章士钊曾谓柳文“字字沁人心脾”，本文就极见字句烹炼之功。以句言，骈散结合而又句式多变，极见灵动矫变之妙。“施施而行，漫漫而游”, “披草而坐，倾壶而醉”的四字对偶句，平稳中见沉滞，活画出“惴慄”心态下无所事事之状。在“上高山，入深林，穷回溪”构成鼎足对，以句式之变化和音节之振拔力图冲破平淡之后，“倾壶而醉”等七句更变为顶真句式，活泼流丽，以倾泻“凡是州之山水有异态者，皆我有也”的自慰自悦心情。及至一睹西山之异后，命仆人开道上山，四个三字对句传递出急于上西山的迫切愿望。上西山后所见，以基本上是三组四字句组成三个画面，略见铺排后即引入“悠悠乎”、“洋洋乎”的赞叹，状物与抒情达到高度统一。其后“引觞而酌”等四字句复归于平稳，但这是解脱与彻悟后的心情，已不同于前。总之，文中句式之变与感情脉络有着密切的关系。以用字言，写山容水态的“幽泉怪石”、“岈然”、“洼然”、“若垤”、“若穴”、“萦青缭白”、“苍然暮色”，都形象、精练，有极炼如不炼之妙。其动词与名词的搭配更令人叫绝，“上高山”、“入深林”、“穷回溪”、“过湘江”、“缘染溪”、“斫榛莽”、“焚茅茷”，整中有变，表达精微。
宴游西山而始得西山之妙，读《始得西山宴游记》而始得永州山水之妙，本文确实堪当“始得”之妙。
（邓乔彬）
钴 潭记
柳宗元
钴 潭在西山西[1] 。其始盖冉水[2] 自南奔注，抵山石，屈折东流；其颠委势峻，荡击益暴，啮其涯，故旁广而中深，毕至石乃止。流沫成轮，然后徐行。其清而平者且十亩馀，有树环焉，有泉悬焉。
其上有居者，以予之亟游也，一旦款门来告曰：“不胜官租、私券之委积，既芟山而更居，愿以潭上田贸财以缓祸。”予乐而如其言。则崇其台，延其槛，行其泉，于高者坠之潭，有声潨然。尤与中秋观月为宜，于以见天之高，气之迥。孰使予乐居夷而忘故土者，非兹潭也欤？
〔注〕 [1] 西山：山名。见作者《始得西山宴游记》注[1] 。钴 潭：宋范成大《骖鸾录》:“渡潇水即至愚溪，溪上愚亭以祠子厚。路旁有钴 潭。钴 ，熨斗也，潭状似之。其地如大小石渠石涧之类，询之皆芜没篁竹中，无能的知其处者。”宋王象之《舆地纪胜》:“永州：钴 潭，在州西五里，即冉溪别派也，其间水石尤异，柳子厚有记。”[2] 冉水：即冉溪。柳宗元《愚溪诗序》:“灌水之阳，有溪焉，东流入于潇水，或曰冉氏尝居也，故姓是溪曰冉溪。或曰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故谓之染溪。余以愚触罪，谪潇水上，爱是溪，入二三里，得其尤绝者家焉。古有愚公谷，今予家是溪，而名莫能定，土之居者，犹龂龂然，不可以不更也，故更之为愚溪。”
这篇《钴 潭记》，是著名的山水游记《永州八记》的第二篇。
作者在《永州八记》第一篇《始得西山宴游记》中说：“自余为僇人，居是州，恒惴慄。其隙也，则施施而行，漫漫而游……”在《与李翰林建书》中更明白地说：“永州于楚为最南，状与越相类。仆闷即出游，游复多恐。……时到幽树好石，暂得一笑；已复不乐。何者？譬如囚拘圜土，一遇和景，负墙搔摩，伸展支体，当此之时，亦以为适。然顾地窥天，不过寻丈，终不得出，岂复能久为舒畅哉！”不难体会，他流连山水，不过想借此排遣愤懑抑郁的情感而已。然而越想排遣，那种愤懑抑郁的情感反而越加强烈；于是乎以情观景，因景抒情，出现在他笔下的山水、泉石、草木、虫鱼，都仿佛有特定的个性，特定的遭遇。而这一切，既是自然景物的生动写照，又是他自己的人格、情怀、处境的曲折反映。
《钴 潭记》以“钴 潭在西山西”开头，紧接《始得西山宴游记》，重点写潭。第一段写潭状；第二段写得潭经过及潭上景物因人工改造而显得更加优美宜人；然后就他与潭的密切关系感慨作结，余味无穷。
钴 潭是由冉水汇成的，因而先从冉水着笔：“其始盖冉水自南奔注，抵山石，屈折东流。”“奔注”二字，描状冉水迅猛而来，大有一泻千里之势。但偏偏遇上山石屹立，挡住去路。“奔注”之水碰上山石，用了个“抵”字。抵，《说文》:“挤也。”段注曰：“排而相拒也。”水毕竟“抵”不过山石，只得“屈折东流”，似乎软弱了。然而不然。由于“颠委势峻”，故“荡击益暴”。“荡击益暴”四字，不仅表现了水势因落差过大而迸发的巨大冲击力，而且进一步写出了水的性情：遇阻之后，不甘屈服，反而更加暴烈，像在发泄它的怨怒之气。怒气难平，进而“啮其涯”。狠命地“啮”完了水涯的沙土，“毕至石乃止”，于是开拓出“旁广而中深”的水潭。“流沫成轮”，乃是“荡击”的必然结果。不说“如轮”而说“成轮”，生动地画出了因水势冲击、回荡而形成的旋涡溅沫卷雪、旋转如飞的奇景。
冉水由“奔注”而遇阻，而“屈折”，而“荡击”，而“啮食”，直至冲出个水潭，这才平静了下来，“其清而平者且十亩馀，有树环焉，有泉悬焉”。这境界是幽寂的，清冷的。从冉水的本性看，难道它会安于这种处境吗？
第二段于叙述得潭经过时带出一个社会问题：潭上居民因受不了官租私债的重重负担，逃到山里去开荒，情愿把潭上的田地卖给作者。作者“乐而如其言”，这仿佛是把贫民的“忧”变成了自己的“乐”。其实相反。联系作者自身的遭遇和《捕蛇者说》等文所反映的情况，就不难想见他此时的心情。如前所说，作者寄情山水，本来是想逃避现实，排遣忧闷，然而尖锐的社会矛盾，直扩展到山巅水涯，如何逃避？一个由于企图改变黑暗现实而被放逐的人仍然不能不面对政治苛虐、生民涂炭的现实，他的忧闷又怎能排遣得了呢？
遇上类似处境，不太高明的作家很可能从贫民卖田的事写到他的政敌，写到他自己的被贬，将愤懑抑郁之情一泄无余。然而，那未免离题太远了。柳宗元则不然。贫民卖田的事分明于他企图排遣忧闷之时增加了忧闷，却不正面说穿，偏偏说“予乐而如其言”，下了个“乐”字。于是，这贫民卖田的情节自然而然地成为向后文过渡的桥梁。买地前的“亟游”是寻“乐”，买地后“崇其台，延其槛，行其泉，于高者坠之潭，有声潨然”，又是为了更好地寻“乐”。“于以见天之高，气之迥”，不正是“称心快意”地赞美经他改造后的水潭多么适于寻“乐”吗？从前后的几篇文章中看，他初游钴 潭时，那年的中秋节已经过去了。中秋已过，却说“尤与中秋观月为宜”，当然是期待在明年、后年乃至往后若干年的中秋节来潭上观月，“于以见天之高，气之迥”的。真可以说是“乐此不疲”、“乐而忘返”啊！
啮不动石岸的潭水，幽寂清冷，仿佛安于它的处境。抗不过恶势力的反扑而遭到贬谪的作者呢，与潭水结为知己，频频来游，更盼望着中秋节来此赏月，也仿佛安于他的处境。写了潭，又写了人。于是绾合二者，收束全篇：“孰使予乐居夷而忘故土者，非兹潭也欤？”（是谁使我乐于居住在“夷”人地区而忘掉京城的呢？不就是你这个小潭子吗？! ）这里又一次用了个“乐”字；但谁都能懂得它的言外之意、弦外之音。
全篇描写，看来很客观。直到结尾，有如张僧繇“点睛”，刚一落笔，全龙飞动；前面绝妙的写景文字，顿时变成了绝妙的抒情文字。徐幼铮说得很中肯：“结语哀怨之音，反用一‘乐’字托出。在诸记中，尤令人泪随声下。”（高步瀛《唐宋文举要》引）
（霍松林）
钴 潭[1] 西小丘记
柳宗元
得西山[2] 后八日，寻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钴 潭。潭西二十五步，当湍而浚者为鱼梁。梁之上有丘焉，生竹树。其石之突怒偃蹇、负土而出、争为奇状者，殆不可数。其嵚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马之饮于溪；其冲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罴之登于山。
丘之小不能一亩，可以笼而有之。问其主，曰：“唐氏之弃地，货而不售。”问其价，曰：“止四百。”余怜而售之。李深源、元克己时同游，皆大喜，出自意外。即更取器用，铲刈秽草，伐去恶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显。由其中以望，则山之高，云之浮，溪之流，鸟兽之遨游，举熙熙然回巧献技，以效兹丘之下。枕席而卧，则清泠之状与目谋，瀯瀯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不匝旬而得异地者二，虽古好事之士，或未能至焉。
噫！以兹丘之胜，致之沣、镐、鄠、杜[3] ，则贵游之士争买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弃是州也，农夫渔父过而陋之。贾四百，连岁不能售。而我与深源、克己独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书于石，所以贺兹丘之遭也。
〔注〕 [1] 钴 潭：见作者《钴 潭记》注[1] 。 [2] 西山：山名。见作者《始得西山宴游记》注[1] 。 [3] 沣、镐、鄠、杜：沣（fēng丰），水名，即沣水，源出陕西秦岭山中，北流至西安市西北，最后注入渭水。镐（hào浩），地名，在今西安市西南，沣水东岸。周武王曾迁都于此，称镐京。鄠（hù户），地名，今陕西户县，在今西安市西南。杜，地名，故地在今西安市东南。均在唐都城长安附近，为当时豪门贵族集中居住的地区。
这是《永州八记》的第三篇。开头几句，照应前两篇，点出西山、钴 潭和小丘的发现经过及其位置，并为后面“不匝旬而得异地者二”预留伏线。接下去，即抓住小丘的“异”处，描绘满布丘上的嶙嶙奇石。在一般人看来，那些毫无生命的石头本来就暴露在那里；但在作者眼中，却是“突怒偃蹇、负土而出、争为奇状”。这是说：那埋于泥土之中，不见天日的石头，不甘埋没，愤然突破地面，顶土而出，争作奇状，以显示自己的存在。构思何等新颖！这一句二十来个字，既写出了石数之多、石态之奇，又化静为动，传达了奇石的感情。石头无所谓感情，自然是作者移入的。而一经移入，那形象就立刻栩栩欲活。清王夫之说过：“烟云泉石，寓意则灵。”（《姜斋诗话》卷下）一点也不假。但“意”绝不能生硬地“寓”。在这里，作者即景会心，主观的情和客观的景契合无间，从而创造了独特的境界，既寓了“意”，又妙合自然。
作者于总写众石之后，又分写其中的两类：“其嵚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马之饮于溪；其冲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罴之登于山。”“若牛马”、“若熊罴”的比喻本来很寻常，但和“相累而下”、“角列而上”及“饮于溪”、“登于山”结合起来，就显得生气勃勃。而“饮于溪”又带出丘下景物，与前面“当湍而浚者为鱼梁，梁之上有丘焉”相应。
一个“不能一亩，可以笼而有之”的小丘似乎没有什么好写，作者却写得这样生动，这样诱人。
当然，作者不是为写小丘而写小丘。他着力写小丘的特异，甚至给丘上的“奇”石注入理想，这都是为了反跌下文。小丘有众石“争为奇状”，理应受到人们的重视；然而事实却不是这样。“问其主，曰：‘唐氏之弃地，货而不售。’问其价，曰：‘止四百。'”这就是它的遭遇！
“余怜而售之”中的“怜”，乃是“同病相怜”的“怜”，怜小丘正所以怜自己。但仍不肯泄露主题，却用同游者的“大喜”作为反衬（“大喜”者，喜小丘之贱，出乎意料也），与前一篇《钴 潭记》用“乐”字异中有同。作者“怜”，同游者“喜”，虽然心情各别，却同样是“人弃我取”。不但取，而且在取得之后，刮垢磨光，让那被人遗弃的小丘变得更美好。“铲刈秽草，伐去恶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显”等句，很有点“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杜甫《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其四）》）的意味。稍不同者，杜诗所表现的是长新松、斩恶竹的愿望，而这里则已经付诸行动。像新松一样，嘉木、美竹自然越高越好；但不能揠苗助长。铲去秽草，伐掉恶木，则原来被淹没的嘉木、美竹就自然会显露出来，拂日凌云的前景是不难预卜的。
何况，秽草、恶木既除，不仅“嘉木立，美竹露，奇石显”，而且整个天地都为之开朗。“由其中以望，则山之高，云之浮，溪之流，鸟兽之遨游，举熙熙然回巧献技，以效兹丘之下”。这个小丘，不是也可以使作者“乐居夷而忘故土”吗？但他并不蹈袭前篇，却用一组排句，实写“枕席而卧”于小丘之上的时候“清泠之状与目谋，瀯瀯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几乎达到了“与万化冥合”的境界。而“清泠之状”与“瀯瀯之声”，又分明指的是丘下二十五步以外的钴 潭。于是回顾首段，遥应前篇，绾合潭、丘，作一小结：“不匝旬而得异地者二，虽古之好事之士，或未能至焉。”看来他是十分得意的。
这得意，其实是失意的特殊表现形式，读者已不难领会；但如果就此收束，仍嫌意有未足。因而又以抒情的、跌宕多姿的文笔略作发挥：先对小丘的未能致身于繁华的京城郊区而远弃荒凉的永州表示痛惜，反转来又对小丘得到他与同游者的赏识表示庆贺。尽管始终没有讲他自己，但“今弃是州也”的小丘的遭遇，不正是他自己的遭遇吗？被人遗弃的小丘还会得到他与同游者的赏识，而他自己呢？“贺兹丘之遭”，不过是自伤不遇罢了。故清人储欣评曰：“寓意至远，令人殊难为怀。”（《唐宋八大家类选》卷十）
（霍松林）
至小丘西小石潭记
柳宗元
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闻水声，如鸣珮环，心乐之。伐竹取道，下见小潭，水尤清冽。全石以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为坻为屿[1] ，为嵁[2] 为岩。青树翠蔓，蒙络摇缀，参差披拂。
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佁然[3] 不动，俶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
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灭可见。其岸势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乃记之而去。
同游者：吴武陵、龚古、余弟宗玄[4] 。隶而从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己，曰奉壹。
〔注〕 [1] 坻（chí池）：水中高地。屿（yǔ雨）：小岛。 [2] 嵁（kān刊）：不平的山岩。[3] 佁（yǐ以）然：静止貌。佁，一本作“怡”。 [4] 吴武陵（? —834）：唐信州（治今江西上饶）人，一说澧州（治今湖南澧县东南）人。元和进士，以史才直史馆，旋因事流放永州，与柳宗元交往。工诗文，柳宗元称其才气壮健。龚古：人名，生平未详。
这是《永州八记》的第四篇。题中有个“至”字，第一段即紧承上篇《钴 潭西小丘记》，写从小丘西行“至”小石潭的经过。“隔篁竹，闻水声，如鸣珮环”，于是“心乐之”，欲寻声而往，一窥究竟；但为丛篁所隔，无路可通，便下决心“伐竹取道”。“伐竹取道”四字，用行动写心情，坐实了前边的“乐”字。到了“下见小潭，水尤清冽”，见得力气没有白费，其“乐”更不待言。这几句，既与前篇联系，点出小石潭的环境，又表现了发现小石潭的喜悦心情。未见小潭，先闻水声；因闻水声，即觅小潭。行文曲折，引人入胜。
第二篇《钴 潭记》着重写潭源冉水的奔注、屈折、荡击，潭本身写得很少。这一篇，则着重写小石潭本身。
作者于“下见小潭”之时赞美“水尤清冽”。接下去，即在“清”字上作文章。要写出水如何“清”，是比较困难的；作者却因难见巧，写出了两段妙文。
他先撇开“清”，从“小石潭”的“石”字上落墨，写这个潭“全石以为底”；在靠近四周石岸的地方，又从潭底突出若干形态各异的石头，有的像坻，有的像屿，有的像嵁，有的像岩。石上满是青树翠蔓，在微风里“蒙络摇缀，参差披拂”。可以想见，那翠带似的蔓条有的在空际摇曳，有的在水面飘拂，甚或浸入水里。寥寥数语，写景如画。
以上是写石潭的形状，也是写潭水之所以“清”。就文章的脉络说，分明是从“水尤清冽”生发出来的。试想，一个以“全石”为底、又被遍生青树翠蔓的石坻、石屿、石嵁、石岩环绕的水潭，怎能不“清”？当然，如果潭源之水挟泥沙而俱下，那又是另外一回事。可是前面的“闻水声，如鸣珮环”，不是已经暗示出潭源之水也是“清冽”的吗？
就潭状写出了潭水之所以“清”，自然要进一步写潭水如何“清”。
“潭中鱼”几句，不太细心的读者会认为只不过写鱼罢了。其实不仅写鱼。大画家只画飞虫，不画天空；只画游鱼，不画清水。但由于虫的确在飞，鱼的确在游，因而在欣赏者眼前，就出现了天空，出现了清水。这里写“潭中鱼”的几句，正是采用了这种以实见虚的写法。“皆若空游无所依”，脱胎于前人的创作。但东晋袁山松的“其水十丈见底，视鱼游如乘空”（《宜都山川记》记夷水入江处）；南朝梁吴均的“水皆缥碧，千丈见底，游鱼细石，直视无碍”（《与宋元思书》）；北魏郦道元的“绿水平潭，清洁澄深，俯视游鱼，类若乘空”（《水经注·洧水》）；唐沈佺期的“朝日敛红烟，垂钓向绿川，人疑天上坐，鱼似镜中悬”（《钓竿篇》）；唐王维的“涟漪涵白沙，素鲔如游空”（《纳凉》）：都是先写水清，后写鱼游，就像某些画家按照游鱼的动势勾了些代表波纹的弧线。至于宋苏舜钦的“人行镜里山相照，鱼戏空中日共明”（《天章道中》）；宋楼钥的“水真绿净不可唾，鱼若空行无所依”（《顷游龙井得一联，王伯齐同儿辈游，因足成之》）；宋刘爚的“炯鯈鱼之成群，闯寒波而游泳，若空行而无依，涵天水之一镜”（《鱼计亭赋》）；明阮大铖的“水净顿无体，素鲔若游空，俯视见春鸟，时翻荇藻中”（《园居杂咏》）：看来都借鉴了柳文，又各有新意，但在先写水清，后写鱼游这一点上，却都与袁、吴、郦、沈、王之作相类。柳宗元的独创性，在于不复写水，只写鱼游，而澄澈的潭水已粼粼映眼。这还不够，他又借日光作进一步的渲染。作者于岸上观鱼，很难看清潭心；而近岸之处，石坻、石屿、石嵁、石岩上的青树翠蔓，又摇缀、披拂，鱼游于树荫蔓条之下，也未必能够看得一清二楚。所以，必须借助日光。“日光下澈”的“澈”字下得好！“澈”者，照澈潭底也。红艳艳的日光透过蓝晶晶的潭水，直照到白莹莹的石底，多么富于色彩！这色彩，又是用来烘托游鱼以见潭水之“清”的。潭水透明，所以当日光下澈之时，鱼自然“影布石上”。“佁然不动，俶尔远逝，往来翕忽”的是水里的鱼，又是潭底的鱼影；加上“似与游者相乐”一句，人、鱼并写，情味无穷。
这几笔，真是绘形，绘神，绘影，绘色，即便是最高明的画师，也很难达到这样超妙的艺术境界。
《钴 潭记》先写潭源，这一篇恰恰相反。作者是从小丘西行——即从石潭的东方走来的，因被竹林所遮，所以未见石潭，先闻水声。“如鸣珮环”，显然是潭源之水撞击石岸、滴入石潭之时发出的清响。但是接下去，却为什么不先写潭源呢？原来潭源不在潭东，而在西南。作者从潭东行来，立刻被石潭本身的奇景所吸引，于是先写石潭。在饱赏石潭奇景之后，这才朝西南而望，发现了潭源。
写潭源，也就是写远景。潭源是一条小溪。因“其岸势犬牙差互”（其为石岸可知），故溪水像北斗般曲折，像长蛇般蜿蜒。从潭上望去，有些地方溪光闪耀，有些地方为石岸所蔽，不见溪光。写远景半藏半露，饶有画意。而这又是写远望中景物，重点在“望”字上。望潭源而“不可知其源”，又富有诗情。
结尾以“其境过清”收尽全篇。前面出现过两个“乐”字，但作者的“乐”是短暂的。“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不可久居”等句，借景物写感受，含蓄地反映了他的寂寞的处境和凄怆、哀怨的心境。
（霍松林）
袁家渴[1] 记
柳宗元
由冉溪[2] 西南水行十里，山水之可取者五，莫若钴 潭[3] 。由溪口而西陆行，可取者八九，莫若西山。由朝阳岩东南，水行至芜江，可取者三，莫若袁家渴。皆永中幽丽奇处也。
楚、越[4] 之间方言，谓水之反流者为渴，音若衣褐之褐。渴上与南馆高嶂合，下与百家濑合。其中重洲小溪，澄潭浅渚，间厕曲折，平者深墨，峻者沸白，舟行若穷，忽又无际。
有小山出水中，山皆美石，石上生青丛，冬夏常蔚然。其旁多岩洞，其下多白砾。其树多枫、柟、石楠、楩、槠、樟、柚；草则兰、芷；又有异卉，类合欢而蔓生，轇轕[5] 水石。每风自四山而下，振动大木，掩苒众草，纷红骇绿，蓊葧香气，冲涛旋濑，退贮溪谷，摇飏葳蕤，与时推移。其大都如此，余无以穷其状。
永之人未尝游焉，余得之不敢专也，出而传于世。其地主袁氏，故以名焉。
〔注〕 [1] 袁家渴：宋王象之《舆地纪胜》:“永州（今湖南永州市）：袁家渴，在州南十里，尝有姓袁者居之，两岸木石奇怪，子厚记叙之。”[2] 冉溪：见作者《钴 潭记》注[2]。 [3] 钴 潭：见《钴 潭记》注[1] 。 [4] 楚、越：楚，楚国，原在今湖北和湖南北部，后扩展到今河南、安徽、江苏、浙江、江西和四川。越，越国，原在今浙江东部，后扩展到江苏、山东。 [5] 轇轕（jiāo gé交葛）：杂乱纠缠貌。
这是《永州八记》的第五篇。
袁家渴是一条可以泛舟的西流水，景物繁富。故《袁家渴记》于水容石态之外，兼写山、渚、草木、花卉等等。
《史记·西南夷列传》起首说：“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本篇第一段笔势由此化出，以钴 潭、西山为宾，陪出袁家渴。第二段写渴。“其中重洲小溪，澄潭浅渚，间厕曲折，平者深墨，峻者沸白”等句，既简括，又生动。而这，又是为下文更精彩的描写准备条件。因为这条渴自南馆高嶂曲曲折折地流向百家濑，中间又间以重洲浅渚，所以“舟行若穷，忽又无际”。“舟行若穷，忽又无际”，八个字抵得上一篇游记。与王维的“安知清流转，偶与前山通”（《蓝田山石门精舍》）、陆游的“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游山西村》）意境相类，却更其妙远。
“有小山出水中”以下，记山石，记岩洞，记各种树木花草，虽然文笔雅洁，但毕竟像流水帐。殊不知这都是为下文蓄势。“每风自四山而下，振动大木，掩苒众草，纷红骇绿，蓊葧香气，冲涛旋濑，退贮溪谷，摇飏葳蕤”等句，将上面所记的一切统统纳入风中，收到水上，使读者于树动、花摇、草掩、涛飞、濑旋中看见奇光异彩，听见清音远韵；而一股浓郁的香气也随风飘来，直沁心脾。
柳宗元很善于写风中景。如《南涧中题》诗里的“回风一萧瑟，林影久参差”;《石渠记》里的“其侧皆诡石怪木，奇卉美箭，可列坐而庥焉。风摇其巅，韵动崖谷，视之既静，其听始远”，都很传神。这里的“每风自四山而下”一段，则更其生动。苏轼称其造语“入妙”，其实不仅妙在造语，更妙的还是他那“以一风统众景”的艺术构思。
结尾的“永之人未尝游焉，余得之不敢专也，出而传于世”云云，命意与《钴 潭西小丘记》类似，而用笔各殊。这样奇伟、这样高洁、这样清丽幽雅的风景区，却无人了解，长久地被遗弃、被埋没，连当地人都“未尝游”！作者“发潜德之幽光”，以巧夺天工的笔墨描绘这种自然美，表彰这种自然美，“出而传于世”，既表现了他对受压抑、受摧残的美好事物的无限同情爱护，也寄托了他自己的无限惨痛、无限深沉的身世之感。
（霍松林）
石渠记
柳宗元
自渴[1] 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民桥其上。有泉幽幽然，其鸣乍大乍细。渠之广，或咫尺，或倍尺，其长可十许步。其流抵大石，伏出其下。逾石而往有石泓[2] ，昌蒲被之，青藓环周。又折西行，旁陷岩石下，北堕小潭。潭幅员减百尺，清深多鯈鱼。又北曲行纡馀，睨若无穷，然卒入于渴。其侧皆诡石怪木，奇卉美箭[3] ，可列坐而庥焉。风摇其巅，韵动崖谷，视之既静，其听始远。
予从州牧得之，揽去翳朽，决疏土石，既崇而焚，既酾[4] 而盈。惜其未始有传焉者，故累记其所属，遗之其人，书之其阳，俾后好事者求之得以易。
元和七年正月八日蠲[5] 渠至大石，十月十九日逾石得石泓、小潭。渠之美于是始穷也。
〔注〕 [1] 渴：指袁家渴。作者《袁家渴记》云：“楚越之间方言，谓水之支流为渴。”[2] 石泓（hóng红）：凹石积水而形成的小潭。 [3] 箭：小竹。 [4] 酾（shī尸）：分流，疏导。[5] 元和七年：公元812年。元和为唐宪宗的年号。蠲（juān涓）：清洁。
这是《永州八记》的第六篇。
本文作于柳宗元谪居永州的第七年（元和七年，公元812年）。作品以游览山溪小潭为主线，事中见意，处处流露出放逐投荒的身世之慨和怀抱难伸的不平之鸣。
第一段是记游。因作者随行随游，随览随记，看似平淡自如，随心所欲，却笔趣横生，天然妙合之中现出无限的精致。文章起笔先写石渠，水鸣幽幽，忽大忽细，石渠虽然小得不起眼，其特征却十分鲜明。水流潜过大石，便注入石泓，昌蒲、青藓，衬出石泓的清澄凛冽，较之石渠，风趣全异。水入石潭，顿然开朗，水面之阔，水底之深，别有一番气势。别石潭而北行，曲折迂回，又回到了袁家渴。这一路风景中，作者以石渠石泓石潭作为重点描写，以水流作为中心贯穿，而一路之上其他的风物，仅以“其侧皆诡石怪木奇卉美箭”一笔扫过，轻重有致，重点突出。而石渠石泓石潭又各有特色，绝不雷同，石渠之幽，石泓之清，石潭之阔，都非常富有个性。作者抓住特征，动静交错，蝉联成篇，俨然是一首优美的风光小诗。作品在结构安排上，以水流为线索，由“西南行”转“西行”，又“北曲行纡馀”，一圈下来，又回到起点。这样安排，行有其始，回有其归，显得完整而又紧凑，首尾衔接，暗中呼应。“风摇其巅”四句，是作者的神来之笔。作者坐歇于诡石怪木之间，一阵山风吹过，崖谷中树声骤起，有琴韵之美听。随声转目视之，见树已归静，而崖谷中的回声却一波一波地转向了远处。这种情景易于感受，却难于表达，柳宗元用短短十六个字，写尽了它的神韵，足见其笔力之强。
如果仅仅以表现手段和描写能力见长，那还算不上是文学的上品，只有将作者自己的感情、气质、品格和哲思，都无间地融入描写对象之中，作品才有可能获得永恒的艺术生命力。在《石渠记》中，风光景物的描写仅仅是文章的表层，作者借物写怀，以景序志，真正的主角则是埋藏于作品深层的身世之慨和悲凉之情。细读《石渠记》，作者笔下的泉、渠、石、流、泓、潭都有一个十分明显的特征：它们都显得蜿蜒纡曲，坎坷艰难，清幽孤寂。无论是有意寓情于景，或是出自无意之笔，均与作者的身世坎坷和此时此地的境遇情怀有着密切的吻合。泉之声“乍大乍细”, “渠之广”或狭或宽，刚流“十许步”，便受阻于大石而“伏出其下”，入石泓后“又折西行”，复“陷岩石下，北堕小潭”, “又北曲行纡馀，睨若无穷”，这短短的历程显得何等的艰难曲折啊！“零落残魂倍黯然，双垂别泪越江边。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别舍弟宗一》）一切景语皆情语。有此遭遇，便有此情怀；有此情语，便有此景语。在文中，石渠和作者自身，已达到难解难分的高度交融，山水草木，皆已染上了作者的喜怒哀乐。柳宗元在元和四年《与李翰林建书》中曾对这一情形作了确切的说明：“仆闷即出游，游复多恐。涉野有蝮虺大蜂，仰空视地，寸步劳倦；近水即畏射工沙虱，含怒窃发，中人形影，动成疮痏。时到幽树好石，蹔得一笑，已复不乐。何者？譬如囚拘圜土，一遇和景，负墙搔摩，伸展支体。当此之时，亦以为适。然顾地窥天，不过寻丈，终不得出，岂复能久为舒畅哉！”
但是，作者的性格深处，并没有被这些磨难轻易地击垮，作品强烈地表现了作者不屈从于“翳朽”的抗争意识，以及抑丑恶、扬美善的正义感。石渠微流，本来就已曲折纡余，历尽磨难，然而土石壅塞，荆棘丛生，枯枝遍地，更使渠水滞涩不畅。在这“茂树恶木，嘉葩毒卉，乱杂而争植”（《永州韦使君新堂记》）的环境中，作者亲自动手，“揽去翳朽，决疏土石，既崇而焚，既酾而盈”，扫除令人憎恶的障蔽之物，还山水的自然本色美。作者的爱憎之情，借草木山水而发，表现了他忧郁中不绝望，重压下不易辙的难能可贵的高尚品格。
作品还有一个十分明显的主旨，那就是为埋没无闻的自然山水鸣不平。作者有感于永州山水的沉埋不遇，叹惜之情，溢于言表，故撰文刻石，以昭示后世之知音。山水有佳境，却无闻于世上；而人间之英才，沉埋无闻之余，更兼遭遇扼杀和迫害。作品更深沉的浩叹，正在于此。明代文学家茅坤在《唐宋八大家文钞》中指出：“愚窃谓公与山川两相遭，非子厚之困且久，不能以搜岩穴之奇；非岩穴之怪且幽，亦无以发子厚之文。……抑可见天地内不特遗才而不得试，当并有名山绝壑，而不得自炫其奇于骚人墨客之文者，可胜道哉！”这个“两相遭”说得很中肯綮，只有柳宗元的身世遭际，才有可能倾心于石渠幽景；也只有永州的无名胜境，才有可能激发出作者如此强烈的共鸣。所以说，《石渠记》既写了石渠，也写了人：石渠就是作者，作者就是石渠，妙在似与不似之间。
（耿百鸣）
石涧记
柳宗元
石渠之事既穷，上由桥西北下土山之阴，民又桥焉。其水之大，倍石渠三之一。亘石[1] 为底，达于两涯，若床若堂，若陈筵席，若限阃奥[2] 。水平布其上，流若织文，响若操琴。揭跣[3] 而往，折竹扫陈叶，排腐木，可罗胡床十八九居之。交络之流，触激之音，皆在床下；翠羽之木，龙鳞之石，均荫其上。古之人其有乐乎此耶？后之来者有能追予之践履耶？得意之日，与石渠同。
由渴而来者，先石渠，后石涧。由百家濑上而来者，先石涧，后石渠。涧之可穷者，皆出石城村东南，其间可乐者数焉。其上深山幽林逾峭险，道狭不可穷也。
〔注〕 [1] 亘石：乱石相连。 [2] 阃（kǔn捆）奥：内室深隐之处，引申为隐微深奥的境界。[3] 揭（qì气）跣：提起衣裳，光着脚。
这是《永州八记》的第七篇。
永州地处湖南零陵盆地的南端，属南方较为常见的丘陵地带，算不上佳境胜地。在柳宗元的其他文章中，也不止一次地描述了其地的荒凉原始之状。但是，在柳宗元的山水游记，尤其是《永州八记》中，永州却成了无石不奇、无水不美的人间佳境。“北之晋，西适豳，东极吴，南至楚、越之交，其间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数，永最善。”（《游黄溪记》）永贞元年（805）柳宗元贬任永州后，政治风波险恶，生活环境艰难。在忧郁和痛苦之余，常常徜徉于山水之间，以洁净忘机的大自然作为自己的挚友，在山水草木之中寻求安慰和寄托，“投迹山水地，放情咏《离骚》”（《游南亭夜还叙志七十韵》）。感情在山水中得到遣散，山水在感情中得到升华。从这点出发，永州游记中美妙境界的出现就很可以理解。而这种“造境”, 《石涧记》是最为典型的。
这篇游记的最大特色，就是景由情生，于常景中写出奇景。其实，作者笔下的石涧，只不过是一条乱石纵横、流水交加的普通山涧，它既无险壑奇石之趣，也无激流飞瀑之观，甚至说不上有一点点异于其他任何一条山涧的特别之处，在一般游人看来绝不起眼。但正因为作者感情倾注，慧眼独到，故小小石涧无不成景，每一景致无不奇妙。作者是这样描写石涧的：“亘石为底，达于两涯，若床若堂，若陈筵席，若限阃奥。水平布其上，流若织文，响若操琴。”“翠羽之木，龙鳞之石，均荫其上。”这一连串的博喻，不仅将石渠写得美，而且写得富有情节，富于联想，写得令人心谗。若床，若堂，若筵席，若阃奥，写出了石涧尺幅千里的空间的无限变化；流若织文，写出了这一空间在时间作用下的平面拓展；响若操琴，则是这一空间的立体扩散；翠羽之木，龙鳞之石，则是这一特定空间的限制和回归。这条小小的山涧中，有静态美，有动态美，有平面美，有立体美，有图画美，有音乐美，竟是一个妙不可言的世界。这使我们想起鲁迅先生描述百草园一段短短的泥墙根的名笔：“油蛉在这里低唱，蟋蟀们在这里弹琴。翻开断砖来，有时会遇见蜈蚣；还有斑蝥，倘若用手指按住它的脊梁，便会拍的一声，从后窍喷出一阵烟雾。何首乌藤和木莲藤缠络着，木莲有莲房一般的果实，何首乌有臃肿的根。……如果不怕刺，还可以摘到覆盆子，像小珊瑚珠攒成的小球，又酸又甜，色味都比桑椹要好得远。”二者的观察能力和描述能力，真有异曲同工之妙。
物我交融，主体和客体并重，也是这篇游记的一个重要特色。作者并不只注重写石涧，更注重写我在游石涧，我是如何游石涧的。“揭跣而往”，写出了作者兴致勃勃而又急切渴望的游兴；“扫陈叶，排腐木”，写出了作者善善恶恶、爱物惜景的情操；“罗胡床十八九居之”，写出了作者投身自然，不思归返的情趣；“古之人其有乐乎此耶？后之来者有能追予之践履耶？”则是充满了洋洋得意之情。当然，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浩叹，亦寄寓着作者被放逐偏隅的身世之慨，但也许正是这个原因，才促成了作者化身于山水之间的强烈的渴望。作品对石涧的精雕细琢，若非凝目久思，细摩其味，是断然写不出的。作者对环境的领悟和感受，也不是短暂的体验所能达到的。文章中，“我”的角色始终鲜明地占着主动。很显然，作者写的不是单纯的“石涧记”，准确地说是“我游石涧记”；记中的石涧不仅仅是永州的石涧，而且还是作者心中的石涧；对石涧的着墨，也同样是作者的自我描绘。
《石涧记》在结构上也很有特色。首先是剪裁得体：详处极尽石涧之奥妙，笔触细腻，毫发不爽；略处行云流水，天地一览，如“其间可乐者数焉”、“道狭不可穷也”等，无限风光，尽藏其中。其次，这篇游记的结尾不同凡响，收得十分高妙，妙就妙在结与不结之间。“其上深山幽林逾峭险，道狭不可穷也。”前句犹是铺扬开去，后句却陡然合起。一方面，与开头“石渠之事既穷，上由桥西北下土山之阴”相照应，完整地表述了石涧之游的结束，可以乘兴而归了；另一方面，“道狭不可穷也”埋藏着很多潜台词。或云：再往上去更有无穷佳境，如王安石《游褒禅山记》所云：“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此等景观当留待后人开发。或云：今日已倦，无意再上，他日当再穷尽之。或云：前程风光虽好，奈何路险而不能致，憾之憾之。或云：我本意就是浪迹山水，寻求寄托，非专为石涧记写述始末、树碑立传而来，我意已足，我兴已尽，归去来哉！诸如此类，尚有多种。它给人以一种更深远的联想，言有尽而意无穷，绕梁余韵，久久不绝。无论如何，一篇《石涧记》，只写了半条石涧，还有半条怎么样？这必然会引起读者们的遐思。
（耿百鸣）
小石城山记
柳宗元
自西山[1] 道口径北，逾黄茅岭而下，有二道：其一西出，寻之无所得；其一少北而东，不过四十丈，土断而川分，有积石横当其垠。其上为睥睨梁欐[2] 之形，其旁出堡坞，有若门焉。窥之正黑，投以小石，洞然有水声，其响之激越，良久乃已。环之可上，望甚远，无土壤而生嘉树美箭，益奇而坚，其疏数[3] 偃仰，类智者所施设也。
噫！吾疑造物者之有无久矣。及是，愈以为诚有。又怪其不为之中州[4] ，而列是夷狄[5] ，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6] ，是故劳而无用。神者倘不宜如是，则其果无乎？或曰：以慰夫贤而辱于此者。或曰：其气之灵，不为伟人，而独为是物，故楚[7] 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余未信之。
〔注〕 [1] 西山：山名。见作者《始得西山宴游记》注[1] 。 [2] 睥睨（pìnì辟腻）：通“埤 ”，城上短墙。梁欐（lì丽）：屋梁。 [3] 数（cù醋）：密。 [4] 中州：泛指黄河中游地区。[5] 夷狄：指边远少数民族地区。 [6] 伎：通“技”，技巧，技艺。此指小石城山的景色。[7] 楚：楚国，原在今湖北、湖南北部，后扩展到今河南、安徽、江苏、浙江、江西和四川。
这是《永州八记》的第八篇。
本文写于唐元和七年（812），与作者同年游袁家渴、石渠、石涧所作三记合为著名的“永州八记”的后四记。和其他三记不同，柳宗元在《小石城山记》里几乎用了一半的篇幅抒发了他贬逐永州后游历自然时触景生情的感慨。这也自然构成了文章的写景和议论两段。
上段写景。可分两层，先是指明小石城山的方位：“自西山道口径北，逾黄茅岭而下，有二道：其一西出，寻之无所得；其一少北而东，不过四十丈，土断而川分，有积石横当其垠。”反映了作者在永州借游赏自然寻幽探奇、“无所不到”以排遣悠闲时光和怀才不遇的烦忧的精神状态；继而描述小石城山的奇貌。无论是方位的指点还是景观的描绘，都是在循序渐进中进行的，自然景致随着观赏者的游历渐次展现，使读者阅读时不自觉地由其导引，似乎也步入了自然奇观。这样的笔法使本文的景物描写达到了紧凑而自然流畅的效果。随着横亘路头的积石的出现，紧接着以简洁形象的笔墨勾勒了积石上呈现的房屋形状及四围像小城的外貌，于是与“石城”之称吻合。此后写石上如门的洞穴，其深邃且有水，可感其幽静；“环之可上，望甚远”，则见其高旷；石上没有土壤，却疏密相间、高昂低伏地生长着秀美的树木竹子，又显其奇丽。柳宗元曾说过：“游之适，大率有二：旷如也，奥如也。”（《永州龙兴寺东丘记》）登其高，有旷达之感；探其奥，有幽奇之得。小石城山的天然造化、鬼斧神工，实为作者眼中适游的奇妙之地，从而顺理成章地发出了“类智者所施设也”的慨叹。以本句承上启下，第二段对造物者的疑问就丝毫不感突兀了。
第二段是作者由自然景观带来的联想和思索。作者在这一段里，本意是通过像小石城山这样美好的自然景观却埋没于荒僻之乡，引发对美的事物被压抑、遭遗弃的郁愤之情，并借以抒发贤才遭贬逐的天涯沦落之感，然而却不直抒胸臆。首句由怀疑造物者的有无到“愈以为诚有”，乃是作者的着意之笔，思索由此伸展。文章波澜层出，避免了平铺呆板之病。美好的景观“不为之中州”，反长期沉埋在人迹罕至的僻野，不为人知，不为人用，暗扣柳宗元自己的身世遭际，把自己怀才不遇的感情寄托到被弃置的美丽自然之上，用曲笔表达了身遭贬逐的不平之鸣。至此，由上段的纯景物描写达到了与主观感受的和谐交融。在感慨能向人们呈伎献巧的石头和在艰苦的条件下“益奇而坚”的嘉树秀竹“劳而无用”之后，作者又以推想神者大概不会这么作而提出了造物者“其果无乎”的反问，文章再起波澜。因反问而设答，不说自己借奇石以自慰，却说奇石是造物者安排在这里以安慰那些被贬黜到此的贤人；不说自己贬到这荒僻之地的孤单寂寥，唯以自然之石为伍遣怀，却说造物者灵气独钟于石，所以湖南、湖北一带少伟大人物而多奇石，所透出的天涯沦落、同病相怜、孤芳独赏的痛楚愤懑之情就更深一层。最后用“余未信之”作结，既可看作对造物者的否定，更流露了柳宗元渴求摆脱现状以施展才能的希望。
《小石城山记》在艺术上留给人们的鲜明印象，是白描式流畅自然的景物描写和触景生情、物我合一、丰富而带有思辨性的思索。正是这一点，构成了这篇散文独到的艺术风貌。
（宫晓卫）
游黄溪记
柳宗元
北之晋[1] ，西适豳[2] ，东极吴[3] ，南至楚越[4] 之交，其间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数，永[5] 最善。环永之治百里，北至于浯溪[6] ，西至于湘之源[7] ，南至于泷泉[8] ，东至于黄溪[9] 东屯，其间名山水而村者以百数，黄溪最善。
黄溪距州治七十里，由东屯南行六百步，至黄神祠[10] 。祠之上，两山[11] 墙立，如丹碧之华叶骈植，与山升降。其缺者[12] 为崖峭岩窟，水之中，皆小石平布。黄神之上，揭水[13] 八十步，至初潭，最奇丽，殆不可状。其略若剖大瓮，侧立千尺，溪水积焉。黛蓄膏渟，来若白虹，沉沉无声，有鱼数百尾，方来会石下。南去又行百步，至第二潭。石皆巍然，临峻流，若颏颔龂齶。其下大石杂列，可坐饮食。有鸟赤首乌翼，大如鹄，方东向立。自是又南数里，地皆一状，树益壮，石益瘦，水鸣皆铿然。又南一里，至大冥之川[14] ，山舒水缓，有土田。始黄神为人时，居其地。
传者曰：“黄神王姓，莽之世也[15] 。莽既死，神更号黄氏，逃来，择其深峭者潜焉。”始莽尝曰：“余，黄、虞之后也[16] 。”故号其女曰黄皇室主[17] 。黄与王声相迩，而又有本，其所以传言者益验。神既居是，民咸安焉，以为有道，死乃俎豆之[18] ，为立祠。后稍徙近乎民，今祠在山阴[19] 溪水上。元和八年五月十六日，既归为记，以启后之好游者。
〔注〕 [1] 晋：周代国名，今山西和河北南部一带。 [2] 豳（bīn宾）：古邑名，今陕西旬邑西。这里泛指陕西一带。 [3] 吴：古国名，今江苏等地。 [4] 楚：古国名，今两湖、两广一带。越：古国名，今浙江等地。 [5]永：永州，今属湖南。 [6]浯（wú无）溪：源出湖南祁阳西南松山，东北流入湘江。唐诗人元结爱其胜景，居于溪畔，并起此名（见《浯溪铭序》）。 [7] 湘之源：湘江源头，在今广西兴安县海阳山。 [8] 泷（shuāng双）泉：水名，未详。 [9] 黄溪：又名黄江，位于今湖南永州市东。源出阳明山的后龙洞，北至祁阳，合白水注入湘江。 [10] 黄神祠：后称黄溪庙，故址在今湖南永州市福田区黄江口右侧。 [11] 两山：黄神祠后山称百岭，与江对岸寨子岭两相对峙，二岭陡峭异常。 [12] 缺者：指寨子岭面对黄神祠大门的一个凹陷缺口处。[13] 揭水：提起衣服渡水。语见《诗经·邶风·匏有苦叶》:“深则厉（不脱衣服涉水），浅则揭。”[14] 大冥：川名。川：平地。 [15] 莽：王莽，新朝建立者。初始元年（8）称帝，更始元年（23），被赤眉、绿林等农民起义军杀死。世：后嗣。 [16] 黄：黄帝，神话传说中人物。轩辕氏部落首领，后为炎黄部落联盟的组织者。虞：虞舜，传说中有虞氏部落长，炎黄联盟首领。王莽自称“予皇初祖考黄帝，皇始祖考虞帝”，故云承黄、虞之后。 [17] 黄皇室主：王莽女嫁汉平帝，平帝崩，王莽立刘婴为孺子，尊后为皇太后。王莽废刘氏即位，改皇太后为定安公太后，不久又改称黄皇室主（见《汉书·王莽传》）。 [18] 俎豆：古代祭祀用的器具，此为祭祀、崇奉之意。 [19] 山阴：指寨子岭下黄溪北岸。
柳宗元于唐顺宗永贞元年（805）因王叔文事件贬为永州司马后，寄情山水，形诸笔墨，写了不少游记。此文是他随永州刺史韦中丞前往黄神祠求雨，畅游黄溪后所作（另有《韦使君黄溪祈雨见召从行至祠下口号》诗，系同时作）。林纾称：“黄溪一记，为柳州集中第一得意之笔。”（《柳文研究法》）
全文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交代黄溪的位置。本文题为《游黄溪记》，但一开始并不径直写出黄溪，而是敷设笔墨，步步进逼。先概述以山水见称的州，大笔淋漓。下“永最善”三字，文章迭进，带出永州胜景。再着一“环”字，将视线集中永州。尔后，推出以山水著名的村子，使范围进一步缩小。在几经跌衬之后，黄溪才赫然在目，进入卷面。作者在用笔时，颇似围野狩猎，逐渐圈小区域。这样不仅让人们了解到黄溪之所在，而且通过层层烘托，突出了它的美，文章亦自然过渡到第二部分。
下文描写黄溪之美。这部分主要是围绕黄神祠、初潭、第二潭而展开的。
黄神祠无甚可写，则写祠上两山陡立如墙，山上并排长着红花绿叶，这些花叶“与山升降”，随着山势高低起伏，神采宛转，奇趣横生。随后，笔锋转至窟洞。窟洞处于山间的凹陷缺口处，形状别致，洞内自是一派清幽。以上写山写洞，仿佛是顺手拈来，实际甚有深意。作者对于祠宇不作正面的刻画，而是通过侧面的山与洞，用壮观的和奇巧的画面交互映衬来表现，因此显得格外有力。
写初潭，先概括一句“殆不可状”。这是为什么呢？文章从观赏感受落笔，给读者设置了悬念，迫人追读，引人入胜。接着勾勒潭之全貌：“若剖大瓮，侧立千尺”，突出其高深的特征。然后对潭中细细地描绘：“黛蓄膏渟”，这是水色，既有青绿纯净的色感，又具润滑如脂的质感；“来若白虹”，这是水流，使人欲见水波漾漾的美景；“沉沉无声”，这是水声，“无声”，也是“声”的一种表现，说明溪水积而成潭，既深且厚，故而无声，倍增探幽揽胜的兴致。如果说对水色、水流、水声的种种描绘是电影中一个个摇曳生姿的全镜头的话，那么以下二句对游鱼的描写则是一个特写镜头：“有鱼数百尾，方来会石下”，活现了游鱼悠闲嬉戏的情态。于鱼见水，绝非闲笔。
作者在完成了游鱼这个特写镜头后，又将镜头对准第二潭上的石头：“石皆巍然，临峻流，若颏颔龂齶”，不但写出了石形的参差怪异，而且赋予生命力。“其下大石杂列，可坐饮食”，与上石相对照，一奇一平，亦具妙趣。忽然又涉笔写到“有鸟赤首乌翼，大如鹄，方东向立”，与上文的“有鱼数百尾，方来会石下”，两个“方”字表明，鱼也鸟也，都是作者此游即目所见，写景状物之间，并没有忘记自己的存在。随后，描绘南方数里之外的壮树、瘦石、水鸣，以及大冥之川的山舒、水缓、有土田……使整个画面境界开阔，尺幅之中具万里之势，给人以无尽的诗意。
第三部分写黄神的传说。这部分意在说明黄溪、黄神祠名称的由来，是文中不可少的笔墨，使山水增加了一层神秘的色彩。不过写神也还是写人。“始黄神为人时，居其地”, “逃来，择其深峭者潜焉”, “神既居是，民咸安焉”，还是一个平常人的样子。后来老百姓“以为有道，死乃俎豆之，为立祠”，这才成了“神”，但又“后稍徙近乎民，今祠在山阴溪水上”，也还是与老百姓接近的。作者在《时令论上》说过：“圣人之道，不穷异以为神，不引天以为高；利于人，备于事，如斯而已矣。”写黄神这一段，是符合这个宗旨的。
《游黄溪记》寥寥不足五百字，在艺术上却很具特色。首先，变换视角，体物入微。作者善于在统一和谐的基调上，运用多种艺术手法，从多种角度来刻画景物，使形象生动丰满，立体感甚强。比如山主要呈静态，作者却别出心裁地描绘其动态：“两山墙立，如丹碧之华叶骈植，与山升降。”水一般呈动态，作者就既不放过写其动态之美：“峻流”, “水鸣皆铿然”；又精心刻画其静态之美：“沉沉无声”, “水缓”；或用烘托法写水：“有鱼数百尾，方来会石下”；或用比喻法写水：“黛蓄膏渟，来若白虹”，其表现技巧的高超真令人惊叹不已。
其次，作者写游记，处处体现“游”字，其特征即在里程的记录上。如“黄溪距州治七十里，由东屯南行六百步，至黄神祠”; “黄神之上，揭水八十步，至初潭”;“南去又行百步，至第二潭”; “自是又南数里”, “又南一里”：读来亦如作者之亲历其境。此类文字虽平常，却不容忽略过去。
这篇游记写于元和八年（813），作者谪居永州已经八年有余，久居南荒，自不免抑郁孤独；黄溪山水之胜而不为人所知，其孤独也相同。末段写的黄神，她是因为失掉政治靠山而逃居于此的，作者的遭遇和黄神也很相似；而黄神为人时给人民做了很多好事，“死乃俎豆之，为立祠”，也是作者心目中的理想人物。作者写山水称“黄溪最善”，写“黄神”又不吝惜笔墨。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反复咀嚼的。
（俞浩胜）
永州韦使君新堂记[1]
柳宗元
将为穹谷嵁岩渊池于郊邑之中，则必辇山石，沟涧壑，凌绝险阻，疲极人力，乃可以有为也。然而求天作地生之状，咸无得焉。逸其人，因其地，全其天，昔之所难，今于是乎在。
永州实惟九疑之麓，其始度土者，环山为城。有石焉翳于奥草，有泉焉伏于土涂，蛇虺之所蟠，狸鼠之所游，茂树恶木，嘉葩毒卉，乱杂而争植，号为秽墟。韦公之来既逾月，理甚无事，望其地，且异之。始命芟其芜，行其涂，积之丘如，蠲之浏如[2] 。既焚既酾[3] ，奇势迭出，清浊辨质，美恶异位。视其植，则清秀敷舒；视其蓄，则溶漾纡馀。怪石森然，周于四隅，或列或跪，或立或仆。窍穴逶邃，堆阜突怒。乃作栋宇，以为观游。凡其物类，无不合形辅势效伎于堂庑之下。外之连山高原林麓之崖，间厕隐显。迩延野绿，远混天碧，咸会于谯门之外。
已乃延客入观，继以宴娱。或赞且贺，曰：“见公之作，知公之志。公之因土而得胜，岂不欲因俗以成化？公之择[4] 恶而取美，岂不欲除残而佑仁？公之蠲浊而流清，岂不欲废贪而立廉？公之居高以望远，岂不欲家抚而户晓？夫然，则是堂也，岂独草木土石水泉之适欤？山原林麓之观欤？将使继公之理者，视其细，知其大也。”
宗元请志诸石，措诸屋漏[5] ，以为二千石[6] 楷法。
〔注〕 [1] 韦使君：唐宪宗元和七年新任命的永州刺史。汉称刺史为使君，后世沿用它来尊称州郡的长官。柳宗元贬永州十年，其刺史姓韦者有二人，一见元和元年所作《代韦中丞贺元和大赦表》，一见元和七年所作《代韦永州谢上表》及八年所作《韦使君黄溪祈雨见召从行》诗，而其名不可考。一本注云本篇的韦使君为韦彪。 [2] 蠲（juān捐）之浏如：蠲，通“涓”，清洁。谓洁其浊水，使之清澈。 [3] 酾（shī尸）：疏导。 [4] 择：章士钊《柳文指要》卷二十七依王荆石改“择”为“释”。释，舍弃也，似是。 [5] 屋漏：室内西北角地方。 [6] 二千石：汉代刺史的薪俸是二千石，故以二千石作为刺史一级官吏的代称。
唐宪宗元和七年（812），韦中丞出任永州刺史，到任月余，即营造新堂。落成时，设宴招待官绅。时柳宗元正谪任永州司马。韦素知柳宗元善文，便请他为新堂作记，柳宗元遂写下这篇写景状物曲尽其妙、运思谋篇深具匠心的《永州韦使君新堂记》。
全文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发端先撇开新堂，另起端绪，指出在城市或郊野营造穹谷嵁岩渊池等景致，一则耗尽人力，二则难得天然之美。如此开篇，文章避免了入题平板，而给人劈空而来，波澜顿起之感，同时又为记新堂作了铺垫和衬托。接着便由抒写历来名胜难得之憾，引出今日得新堂之喜。“逸其人，因其地，全其天，昔之所难，今于是乎在。”即从正面赞美韦使君在永州造新堂能轻用民力，因地得胜。“逸其人”三句将民力与名胜关合，以冒起一篇大意，为下面的描述与议论张本。
以下一段是第二部分，先写新堂修筑前的荒芜景况。永州地处九疑山麓，景致秀丽。然而，初始规划永州城池者，未能除其秽恶，显其佳胜，以致永州有奇石，却被荒草遮蔽；有清泉，却被污泥埋没；毒蛇狐鼠盘踞出没；佳树恶木、香花毒草丛生竞长。这一节，极写昔日的荒芜不堪，是为了陪衬出今日的开辟之功。接着即由昔到今，分三层写新堂筑成后的天然美妙。首以“韦公之来”四句，暗点韦公安闲恬适的情怀，挑明其搜奇选胜的眼力，因为有此闲适情怀和审美眼力，始有造新堂之举。次以“始命芟其芜”十八句，铺叙韦公除恶显美的实绩。经其精心整治，永州山水秀色纷呈：佳木青翠而舒展，溪流澄澈而萦回，洞穴曲折而幽深，土山突兀而耸峙，更有众石，争为奇状，或成列，或下跪，或挺立，或仆伏，显出千姿百态。经此一路铺叙，纷纭万象，无不奔赴眼底，而韦使君的开辟之功，亦得彰明，这才以“乃作栋宇，以为观游”，点出新堂落成。但文章未拘于正面写新堂，而是着笔于峰峦山崖，交错隐现，绿野平展，外与天连的堂外景观，既用以映衬新堂之美，又回应上文的“因其地，全其天”，说明新堂得造化之资，美在天然。此节中，作者采用赋的铺陈手法，拢草林山川、怪石岩穴、绿野碧天于尺幅之中，尽情点染其美，使诸般景物，辉映成色，取景典型，历历如画。而且，作者对韦使君的颂扬之情也融入景物描写之中。
最后两段是第三部分，由叙新堂筑成之功论及为政，表达对韦使君在政治上的期望和建议。先以“见公之作，知公之志”总提一笔，接着因事出论，循意引申：由顺应地势而获得胜景，引申出应顺从民俗以实施教化；由舍弃秽恶而保留佳美，引申出应去除残暴而实行仁政；由清洁浊水而流出清泉，引申出应废除贪婪而倡导廉洁；由身居高处而凭眺远景，引申出应安抚和教导百姓。从而驱遣自己的文思由审美的表层向社会的、政治的深层延伸，把新堂和政教这本不相关的两者勾连贯通。接着，用“夫然，则是堂也”顿宕一笔，以承上领下，归结出韦使君造新堂，其意不只在于揽观胜景，更在于使后继者能即小知大，从中感悟到为政的道理。这既是对韦公此举之深意的揭示，实则也是作者为此文的良苦用心之所在。篇末一段表示愿望，郑重请求将此记刻于石碑，置于堂的西北角，以为州府长官的楷模。如此作结，打破了一般“记”文仅标明作记日期及作者姓名的常例，而把自己渴望政治清明的殷殷之心和盘托出，使结尾显得感慨良深，耐人寻味。
统观全文，其立意、章法、语言都有独到之处。就立意而言，本文没有拘限于记述新堂的题面，而是即小见大，化无为有，以新堂为媒介，借事明道，托物言理，言从新堂而起，其意却在新堂之外，把题旨确立在如何为政上。这就使得文章内容充实，立意顿高。与此立意相应，作者巧妙地运用了引申、映照的写法，由祝贺新堂落成，推及到具体的为政主张，缘事入理，触类生发，把自己的政治主张讲得深入浅出，透辟形象。热情的礼赞中闪烁着警世的火花；殷切的期望中寄寓着革新政治的要求。文章所以能够如此立意，导源于当时的社会现实和作者进步的政治观点。柳宗元生活的时代，政乱令烦，民不聊生，他痛感吏道败坏，主张革除弊政，力倡官为民役，本文所提出的因俗成化，除残佑仁，废贪立廉，抚谕百姓等主张，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就章法而言，本文采用夹叙夹议的布局章法，以议发端，经议而叙，叙后再议，从而把叙事、写景、抒情、议论融会起来，做到景、事、情、理的和谐统一。从整体上看，本文结构又以翻腾开合、跌宕多姿取胜，而且直起直落中饶有映衬、对比之美。比如，以历来名胜之难得，映衬今日的得新堂之喜；以历来营造景观都耗尽民力，失去天然之美，映衬韦使君造新堂能轻用民力，因地得胜；以新堂筑成前的荒芜污浊，映衬新堂筑成后的美妙天然；通过映衬、对比，突出了新堂之美与修筑新堂之功。在语言方面，本文交错运用偶句和散句，散中有整，参差多变。如中间两段，作者于衔接、过渡处选用散句，从容为之，纡徐用墨，余则使用大量的排偶句，构成句式的蝉联，造成文气的奔放，不仅读来富于回旋的节奏，而且与作者绘景则尽情尽致，议论则滔滔不穷统一成和谐之妙。如此灵活地变换句式，使语句长短相间，音节徐疾相济，形成一种行文流畅，顿挫有节的艺术风格。
（顾伟列）
永州铁炉步志
柳宗元
江之浒，凡舟可縻而上下者曰步[1] 。永州[2] 北郭有步，曰铁炉步。
余乘舟来，居九年，往来求其所以为铁炉者无有。问之人，曰：“盖尝有锻者居，其人去而炉毁者不知年矣，独有其号冒而存。”余曰：“嘻！世固有事去名存而冒焉若是耶？”步之人曰：“子何独怪是！今世有负其姓而立于天下者，曰：‘吾门大，他不我敌也。’问其位与德，曰：‘久矣其先也。’然而彼犹曰‘我大’，世亦曰‘某氏大’。其冒于号有以异于兹步者乎？向使有闻兹步之号而不足釜锜、钱镈、刀 者，怀价而来，能有得其欲乎？则求位与德于彼，其不可得，亦犹是也。位存焉而德无有，犹不足大其门，然世且乐为之下。子胡不怪彼而独怪于是？大者桀冒禹，纣冒汤，幽、厉冒文、武，以傲天下[3] 。由不知推其本而姑大其故号，以至于败，为世笑僇，斯可以甚惧。若求兹步之实，而不得釜锜、钱镈、刀 者，则去而之他，又何害乎？子之惊于是，末矣！”
余以为古有太史，观民风，采民言。若是者，则有得矣。嘉其言可采，书以为志。
〔注〕 [1] 步：即船埠头。 [2] 永州：治所在今湖南永州市。 [3]“大者”四句：桀，夏朝末代君主；纣，商朝末代君主，相传均为暴君。禹，夏代第一位君主，传说曾治平洪水；汤，商朝的建立者。幽、厉，西周幽王、厉王的合称。厉王暴虐，为国人放逐；幽王为犬戎击败，死于骊山下。文、武，周文王、周武王的合称。文王曾为西部诸侯之长。其子武王灭殷，建立周王朝。
这是一篇借题寓讽的杂文，作于柳宗元贬居永州的第九年（宪宗元和八年，公元813年）。文中的铁炉步虽实有其地，但其中两个人物的对答，却是从汉赋中主客问答辩难的写法变化而来，是作者借以表达自己观点的一种方式。实际上，真正能代表作者观点的并不是文中“余”的想法，而是“步之人”的一番议论。
开头一小段文字，简要交待了“步”的名称所指（即船埠头）和铁炉步的所在。这是对题目应有的说明，也是给虚构的对答提供一个真实的背景。
顾名而思义，循名以求实，是一般人的心理。第二段开头，便通过“余”的求与问，和步之人的答，引出了“人去而炉毁”, “独其号冒而存”的现象，继而又引出了“余”对这种现象的惊怪态度。这几句是下文全部议论的出发点和凭藉。其中，“乘舟”切“步”, “九年”、“往来”、“不知年”，说明“事去名存而冒”的情况已经存在很久。而“余”的惊怪态度则成为“步之人”批评的靶子，实际上是把议论引向深入的一种桥梁。
步之人的一段议论，是全文的主体，也是作者写这篇文章的真正意图所在。他先用“子何独怪是”，对“余”的惊怪态度表示了总的否定，接着，便层层转进，加以嘲讽批驳。先指出：“今世有负其姓而立于天下者”，他们既无位，又无德，却冒着高门大族的名号自高自大，别的人也把他们看得很高大，这跟冒号的铁炉步有什么两样？接着进一步指出：到铁炉步求不到铁制的炊具、农具、刀斧，跟在冒号的高门中求不到位和德，情况是相似的；而且即使有位而无德，也不能光大他们的门第，但世上的人却仍然把他们看得很高，乐意居于其下，那么，铁炉步的冒号又有什么可怪的呢？最后，更进而指出：历史上的桀、纣、幽、厉分别假冒禹、汤、文、武的名号以傲视天下，最后都遭到失败，为世人所讥辱，这是深可戒惧的。相比之下，铁炉步的冒号倒不会造成什么危害，对此感到惊怪，而无视政治上的冒号，那是舍本逐末了。这三层，运用类比对照，从冒号的铁炉步引出冒号的高门、冒号的帝王，从铁炉步的人去炉毁，引出高门的无位无德、妄自尊大，进而引出末世帝王“不知推其本而姑大其故号”，从“余”的惊怪引出世人不重才德、但重门第的陋风和无视政治上冒号的危害的短见，层层转进加深。作者借步之人的这番议论，不但揭露了政治上已趋没落，但还以高门自诩的世家旧族，揭露了承袭祖宗旧业和名号、昏庸无能的封建统治者，而且批评了但重名号、不求才德的庸人陋习。
近人章士钊《柳文指要》谓：“子厚此作，明有所讽。盖唐世重门第，好夸张，子孙冒祖父之名与位，以震骇流俗，所在多有，子厚或亲遇其事而恶之，故借铁炉而揭其事于此。”虽为推测之辞，实是近情合理。末段交待文章的写作目的。所谓“嘉其言可采”，以备太史观民风而采之，故作严肃郑重之语，使这段虚构的“步之人”的议论显得实有其事，与首段之写铁炉步同一手法。柳宗元带有寓言性质的杂文，每用此种虚虚实实之笔。
（刘学锴）
送薛存义序
柳宗元
河东薛存义将行，柳子载肉于俎，崇酒于觞，追而送之江之浒。饮食之，且告曰：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职乎？盖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于土者，出其十一佣乎吏，使司平于我也。今我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岂惟怠之，又从而盗之。向使佣一夫于家，受若直，怠若事，又盗若货器，则必甚怒而黜罚之矣。以今天下多类此，而民莫敢肆其怒与黜罚者，何哉？势不同也。势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有达于理者，得不恐而畏乎？
存义假令零陵二年矣。蚤作而夜思，勤力而劳心，讼者平，赋者均，老弱无怀诈暴憎[1] 。其为不虚取直也的[2] 矣，其知恐而畏也审矣。
吾贱且辱，不得与考绩幽明[3] 之说。于其往也，故赏以酒肉而重之以辞。
〔注〕 [1] 怀诈暴憎：心怀欺诈、外露憎恨。 [2] 的：确实。下“审”义同。 [3] 考绩幽明：语本于《尚书·尧典》:“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黜，罢降；陟，擢升；幽，愚暗；明，贤明。
这是一篇闪烁着夺目的民主性思想光辉的文章，作于柳宗元贬任永州（治所在今湖南零陵）司马期间。薛存义是河东人，和柳宗元同乡，曾在零陵县担任代理县令。当他调任时，柳宗元写了这篇赠序送他。题一作《送薛存义之任序》。
文章开头，用简约的笔墨点明薛存义的离任和自己的送行，缴清题目。“载肉”、“崇（满）酒”、“追而送之”，显出送行的郑重和情谊的深厚，为下面一段语重心长的议论蓄势。
薛存义这次离开永州，是在“假（代理）令二年”之后到新的地方去做官，作者在送行之际谆谆相告的内容便集中在官吏的职责上。但作者却并不把“告”的对象局限在薛存义一人身上，而是以“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职乎”劈头发问，从而使所论的内容具有普遍的意义。紧接着又用非常概括精粹的语言从正反两个方面揭示了官吏的职责：“盖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上句正意，却是宾；下句反面，恰是主，放在后面，处于强调的位置。从文章本身看，作者所着重评论、揭露、警戒的，正是这一类“役民”的官吏。下面就围绕这个论断来揭露役民之吏。作者指出，“民之食于土者”——靠土地为生的人，即农民，把他们收入的十分之一拿来纳税，雇佣官吏，是为了让官吏为自己办理事情。这里把纳税的目的说成是雇佣官吏办事，而不是像封建统治者历来所宣扬的那样，是奉事君上应尽的义务，不但在实际上否定了封建王税剥削的合理性，而且对官、民之间统治被统治的关系也是一种大胆的翻案。
在正面论述了官吏的职责、官吏与人民的关系以后，作者便将批判的笔锋直接指向现实中的官吏。首先尖锐地揭露当今受其直（报酬）而怠其事的官吏“天下皆然”，显示出吏治的普遍腐败，令人怵目惊心；接着又进一步指出，还有比“怠”更严重的“盗”——贪污中饱，敲诈勒索。作者就近取譬，指出一个受雇的仆役，如果拿了工钱不干事，甚至偷盗主人的财物，必然要受到主人的驱逐与责罚。这个比喻由于紧扣雇佣与受雇的主仆关系，就把人民黜罚不称职的官吏乃至贪官污吏的合理性说得极其明白透彻，让人感到作为主人的人民有着充分的行使黜罚的权利。然后，作者笔锋一转，指出当今的官吏尽管都是这一类人，但人民却不敢充分表露自己的愤怒并且行使黜罚之权，原因就在于“势不同”——官与民权势地位的不同。一个“势”字就点穿了问题的实质。写到这里，似乎无可为继，作者却又掉笔翻转：“势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老百姓虽然无“势”，却有“理”。能把（有理的）“吾民”怎么样！作者语重心长地说：“有达于理者，得不恐而畏乎？”暗示官吏怠事、盗民的情况如果继续发展，终将酿成大乱。吏治问题关系着封建统治的存亡，这正是作者写这篇文章的根本认识和出发点。但他却不直接说破，而是用有通达事理者“得不恐而畏乎”这样的言词来略加点逗，读来反更有“危言耸听”之感。
接下来一段，由论述吏的职责落到题目上来，赞美薛存义的政绩。“蚤作”二句，明其非“怠”; “讼者”三句，明其“司平”于民；“不虚取直”、“知恐而畏”是对薛的总赞，应上段“民之役”、“达于理”。这一段从正面表彰，而与上段关于吏职的论述严丝合榫，无异于为作者的理论树立一个正面的典型。对薛本人来说，上一段是临别赠言，这一段则是热情的勉励。
末段交待饯行赠序的缘由，遥应篇首。“吾贱且辱，不得与考绩幽明之说”，是牢骚语。作者由于身遭贬斥，地位低微，不能对于官吏的考核升降参加意见，只能给他写几句话送行。也正因为处于“贱辱”之故，所以能比较深切地体会到人民的痛苦和愿望，从而进一步确立并发挥了他在《送宁国范明府诗序》中已经提出的“为吏者，人役也”的观点。他心目中的“民之役”，也不过是使“讼者平，赋者均”的封建官吏。但他的这一观点，在当时却是石破天惊的异端理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全文不过二百四十一字，却提出并透辟地论述了一个重大的政治理论问题——官吏的职责和官民的关系问题。文中不但有一语破的、揭示本质的论断与分析（如吏为民役、非以役民的论断；民无势莫敢肆其怒的分析），而且有层层转进、推理严密的论证（从“民之役”推出对怠事盗货者黜罚的合理，又从民莫敢黜罚推出“势不同”的论断；再从“势不同而理同”推出达理者的“恐而畏”），有生动恰切、切中事理的比喻，不但有尖锐的揭露批判，而且有正面的表彰。虽是短章，却显得有曲折波澜。而文风的犀利、简洁、严密、深刻，尤见柳文特色。
（刘学锴）
答韦中立[1] 论师道书
柳宗元
二十一日，宗元白：
辱书云，欲相师。仆道不笃，业甚浅近，环顾其中，未见可师者。虽常好言论，为文章，甚不自是也。不意吾子自京师来蛮夷间，乃幸见取。仆自卜固无取；假令有取，亦不敢为人师。为众人师且不敢，况敢为吾子师乎？
孟子称“人之患在好为人师[2] ”。由魏、晋氏以下，人益不事师。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言辞。愈以是得狂名。居长安，炊不暇熟，又挈挈[3] 而东。如是者数矣。
屈子赋[4] 曰：“邑犬群吠，吠所怪也。”仆往闻庸、蜀之南，恒雨少日，日出则犬吠，余以为过言。前六七年，仆来南[5] 。二年[6] 冬，幸大雪逾岭被南越中数州，数州之犬，皆苍黄吠噬狂走者累日，至无雪乃已，然后始信前所闻者。今韩愈既自以为蜀之日，而吾子又欲使吾为越之雪，不以病乎！非独见病，亦以病吾子。然雪与日岂有过哉！顾吠者犬耳。度今天下不吠者几人，而谁敢炫怪于群目，以召闹取怒乎？
仆自谪过以来，益少志虑。居南中九年，增脚气病，渐不喜闹，岂可使呶呶[7] 者早暮咈[8] 吾耳、骚吾心，则固僵仆烦愦，愈不可过矣。平居望外遭齿舌不少，独欠为人师耳。
抑又闻之，古者重冠礼[9] ，将以责成人之道，是圣人所尤用心者也。数百年来，人不复行。近有孙昌胤者，独发愤行之。既成礼，明日造朝，至外庭，荐笏[10] ，言于卿士曰：某子冠毕。应之者咸怃然。京兆尹郑叔则怫然曳笏却立曰：“何预我耶？”廷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郑尹而快孙子，何哉？独为所不为也。今之命师者，大类此。
吾子行厚而辞深，凡所作，皆恢恢然有古人形貌。虽仆敢为师，亦何所增加也。假而以仆年先吾子，闻道著书之日不后，诚欲往来言所闻，则仆固愿悉陈中所得者。吾子苟自择之，取某事、去某事，则可矣；若定是非以教吾子，仆材不足，而又畏前所陈者，其为不敢也决矣。吾子前所欲见吾文，既悉以陈之，非以耀明于子，聊欲以观子气色诚好恶何如也。今书来，言者皆大过，吾子诚非佞誉诬谀之徒，直见爱甚故然耳。
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烺烺、务采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凡吾所陈，皆自谓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远乎？吾子好道而可吾文，或者其于道不远矣。
故吾每为文章，未尝敢以轻心掉之，惧其剽而不留也；未尝敢以怠心易之，惧其弛而不严也；未尝敢以昏气出之，惧其昧没而杂也；未尝敢以矜气作之，惧其偃蹇而骄也。抑之欲其奥，扬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节，激而发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
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
参之《穀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
凡若此者，果是耶，非耶？有取乎，抑其无取乎？吾子幸观焉，择焉，有馀以告焉。苟亟来以广是道，子不有得焉，则我得矣，又何以师云尔哉？取其实而去其名，无招越、蜀吠怪而为外廷所笑，则幸矣。宗元白。
〔注〕 [1] 韦中立：潭州刺史彪之孙。柳宗元又有《送韦七秀才下第求益友序》，称“其文懿且高，其行愿以恒，试其艺益工，久与居，益见其贤，然而进三年连不胜”。后于元和十四年（819）中进士第。 [2] 人之患在好为人师：语见《孟子·离娄上》。 [3] 挈（qiè切）挈：急切貌。 [4] 屈子赋：指《九章·怀沙》。 [5]仆来南：唐顺宗永贞元年（805），宗元被贬为邵州刺史，中途又贬为永州司马，故说来南。 [6] 二年：唐宪宗元和二年（807）。 [7] 呶（náo挠）呶：哗闹貌。[8] 咈：乖戾。 [9] 冠礼：周代二十岁行冠礼。 [10] 荐笏：古代作官者，插笏于绅带。荐，插。
柳宗元的《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与韩愈的《答李翊书》，是唐代古文家文论中的双璧，谈的主要都是自己的创作经验。但韩谈得比较笼统，侧重描摹了学文的进展过程，柳则触及了具体师承和取法所在。因此有些尊韩者遂说“昌黎文愈高而论愈不明”（林纾《春觉斋论文·述旨》），言下大有“善《易》者不言《易》”之誉。或说柳“旁推交通于子史，其本根则未尝道焉”，所以说他“不如韩之自得于己者之深”（沈阊《韩文述旨》卷二）。然而说精而遗粗，终不若由粗以达精；抱本而去末，也不如由末以推本；得里而失外，何不径由外以及里。正因为如此，我们觉得柳宗元此文更可金针度人，使后学有法门可入。
柳宗元这封信，只有日而未署年月，根据其中“居南中九年”一语，知是元和八年（813）在永州所作。全书虽大谈其“不敢为师”之语，而却愿陈所得，说来似乎有些矛盾，但从信末所说的“取其实而去其名”这句话，实可知其微意之所在。
这封信宜分做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说在世风日下，人不事师、不闻有师之际，己之所以不敢为师、不欲为师与不能为师之故（实际上只是辞去为师之虚名）。其中又可分做五段：第一段是自谦不敢为师之意。第二段是说世人不肯事师，并举韩愈抗颜为师而受诬事作证。第三段用犬吠日、吠雪二喻对世俗的蒙昧表示愤懑。第四段说自己的处境本已不堪讪詈，更不敢因作人师而雪上添霜。第五段又以成人冠礼之废为例，衬托师道之为世所弃。慨乎言之，重师道而偏不欲作师，其意可明。
这一部分的文字，充满着抑郁牢骚、愤世嫉俗之情，这当然是有激于当时的社会不良风气而发，但更重要的还是作者迁谪后的“一肚皮不合时宜”的发泄，因此措语就未免有些支离拉杂。何焯《义门读书记·柳河东集》引李光地语，或说他“繁称琐引，子家修辞之一累”，或说他“词无涵蓄至此”，或说他“尖薄”，这都未免太不替人设身处地作想了。我们则从中能感觉到，这些转折的词句和穿插的议论，在左顾右盼之际，充分地表现出作者的个性，而对于尊重师道的传统，正言若反地作了肯定。
第二部分自道为文的甘苦与心得，这是全文的重心；既言之而仍不敢以师名自居，末申取实去名之理来回结上文。可分为六段：
第一段是承上启下的过渡段，言不敢为师而愿陈所得之故，文多转折。李涂《文章精义》谓柳文多方，而此段之用笔，看起来却能于方中寓有圆意。
第二段总说自己对于为文之道的认识过程，乃是从工辞而走向明道，即由对形式美的重视转到对思想性的追求。柳宗元学文，原自骈体入手，后来专攻古文，故字里行间，仍留有骈语的痕迹。但总的说来，还是以散体为主的。这一段话，反映了他创作道路的改变。关于这一点，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二·原道下》有异议说：“不知其故，而但溺文辞，其人不足道已；即为高论者，以为文贵明道，何取声情色彩以为愉悦，亦非知道之言也。夫无为而治之奏薰风，灵台之功而乐钟鼓，以及弹琴遇文，风云言志，则帝王致治，贤圣功修，未尝无悦目娱心之适，而谓文章之用必无咏叹抑扬之致哉！”不过柳宗元言“炳烺”、“采色”、“声音”前冠一“固不苟为”之“苟”字，则亦未尝舍此而不道，而章学诚之意，却指应该利用声情色彩以更好地表现内容，似乎要比柳宗元的立论通达、开阔得多。
第三段论其如何“羽翼夫道”的方法，这也就是如何运用写作技巧来表现内容的问题。前八句，以“心”、“气”言之，指下笔前的事先考虑，是就消极方面的防范来说的。后六句，指下笔时的具体运用，是就积极方面的努力来说的。为什么不敢以“轻心掉之”呢？陈衍《石遗室论文》卷四（下引同）解释说：“文章不欲过快，快则单。”对付的办法就是“抑之欲其奥，扬之欲其明”。陈衍说：“奥者不欲其太浅显，明者不欲其太晦涩。”为什么不敢“以怠心易之”呢？陈衍说：“不欲过慢，慢则散。”对付的办法就是“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节”。陈衍说：“疏之指接笔言，廉之指转笔言。”的确，接笔以疏之，转笔使廉之，自然文字就不致散漫了。为什么不敢“以昏气出之”呢？陈衍说：“不可无持择”。对付的办法就是“激而发之欲其清”。陈衍说：“指开笔。”文章开拓一步，若用此法，自可去其昏气。又为什么不敢“以矜气作之”呢？陈衍说：“不可近妆做。”对付的办法就是“固而存之欲其重”。陈衍说：“指顿笔。”按，清袁枚《续诗品》有《固存》一则，引用柳宗元的话说：“固而存之，骨欲其重。”点出一个“骨”字，似比陈衍解释得更加深切圆满。陈衍又说：“发、存二句，谓炼格也。”按，矜气其实就是古人所说的“客气虚张”，浮而不实，故不唯要以顿笔取重，兼宜以骨力镇之。
第四段是谈取道之原，这是本诸儒家的传统哲学观和美学观来说明的。《唐宋文醇》卷十三评《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中，说这些话“犹有罅漏”；陈衍也说它“未见包括的当”。不过，一部书只用一个字来取用，自然难于完全妥帖，何况见仁见智，各人的看法也必然会有所分歧的。何焯的诠释是最为得体的。他认为：“求其质”是“言实事也；质为道德之本，言其大体”。“求其恒”是“言常理也；恒者性情之常，言其细微”。“求其宜”是“节文之中”，也就是“止乎礼义”的适度性。“求其断”是“是非之辨”, “求其动”是“变通之道”。从当时的客观条件来说，就为文之取径为法而论，却也的确是能得其要领的。
第五段是说如何旁推交通而以之为文。关于这一段，异议更多。如清梁章鉅《退庵随笔》卷十九《学文》一则就说：“此数语分贴处实未能深切著明。”陈衍更指出：“《穀梁》焉得有气？《孟》、《荀》岂能并论？”“《国语》无甚趣。”的确，姑以文论，《孟》可言“畅”, 《荀》不可以“畅”概之。“肆其端”者，《庄子》可以这么说，《老子》不过是连类及之而已。至于《穀梁》，由于柳宗元学《春秋》于陆质，质之学本于啖助；啖助之学，不喜《左传》而宗《穀梁》。或者宗元于此，别有会心也未可知。后人所论，但凭一己之领会，各说其是，不能起柳宗元于地下以问之，谁又能知道他究竟是从哪些方面去理解而概括出这些一字精义的呢！
第六段是总收全文，回结前意。何焯批评“此等收法亦有迹”。然而诚如金人瑞《古文评注补正》卷七所说，“此为恣意恣笔之文。恣意恣笔之文最忌直”，故自不妨多用转折以尽其恣，多用回环照顾以达其圆。若仅能方而少圆意，那就未免太刻板了。
（刘衍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