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翱
【作者小传】
（772—841） 唐散文家、哲学家。字习之。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西北）人。一说赵郡人。贞元进士。官至山南东道节度使。谥文。曾从韩愈学古文，参加古文运动。所作《来南录》，为传世很早的日记体文章。文风平易。在哲学上，受佛学影响，所撰《复性论》，糅合儒、佛两家思想。著有《李文公集》。
杨烈妇传
李翱
建中四年，李希烈陷汴州[1] ；既又将盗陈州[2] ，分其兵数千人，抵项城县[3] 。盖将掠其玉帛，俘累其男女，以会于陈州。
县令李侃，不知所为。其妻杨氏曰：“君，县令也。寇至当守；力不足，死焉，职也。君如逃，则谁守？”侃曰：“兵与财皆无，将若何？”杨氏曰：“如不守，县为贼所得矣，仓廪皆其积也，府库皆其财也，百姓皆其战士也，国家何有？夺贼之财而食其食，重赏以令死士，其必济！”
于是，召胥吏、百姓于庭，杨氏言曰：“县令，诚主也；虽然，岁满则罢去，非若吏人、百姓然。吏人、百姓，邑人也，坟墓存焉，宜相与致死以守其邑，忍失其身而为贼之人耶？”众皆泣，许之。乃徇[4] 曰：“以瓦石中贼者，与之千钱；以刀矢兵刃之物中贼者，与之万钱。”得数百人，侃率之以乘城[5] 。
杨氏亲为之爨[6] 以食之；无长少，必周而均。使侃与贼言曰：“项城父老，义不为贼矣，皆悉力守死。得吾城不足以威，不如亟去，徒失利无益也。”贼皆笑。有蜚[7] 箭集于侃之手，侃伤而归。杨氏责之曰：“君不在，则人谁肯固矣！与其死于城上，不犹愈于家乎？”侃遂忍之，复登陴。
项城，小邑也，无长戟、劲弩、高城、深沟之固，贼气吞焉，率其徒将超城而下。有以弱弓射贼者，中其帅，坠马死。其帅，希烈之婿也。贼失势，遂相与散走，项城之人无伤焉。刺史上侃之功，诏迁绛州太平县令。杨氏至兹犹存。
妇人女子之德，奉父母舅姑尽恭顺，和于娣姒，于卑幼有慈爱，而能不失其贞者，则贤矣。辨行列，明攻守勇烈之道，此公卿大臣之所难。厥自兵兴，朝廷注意宠旌守御之臣。凭坚城深池之险，储蓄山积，货财自若，冠胄服甲负弓矢而驰者，不知几人！其勇不能战，其智不能守，其忠不能死，弃其城而走者，有矣！彼何人哉！若杨氏者，妇人也。孔子曰：“仁者必有勇[8] 。”杨氏当之矣。
赞曰：凡人之情，皆谓后来者不及于古之人。贤者古亦稀，独后代耶！及其有之，与古人不殊也。若高愍女、杨烈妇者，虽古烈女，其何加焉！予惧其行事湮灭而不传，故皆叙之，将告于史官。
〔注〕 [1] 李希烈：燕州辽西（今北京市一带）人。德宗时为节度使，与叛乱的河北藩镇朱滔、田悦等勾结，侵掠州县。建中四年底攻入汴州（今河南开封），自称楚帝。不久为刘洽所败。后被部将毒死。 [2] 陈州：治所在今河南淮阳。 [3] 项城县：今属河南。 [4] 徇：对众宣示。 [5] 乘城：登城。 [6] 爨（cuàn窜）：烧火煮饭。 [7] 蜚：通“飞”。 [8] 仁者必有勇：见《论语·宪问》。
李翱为文尚气质，主张“文、理、义三者兼并”；提倡独创，反对因袭，要求文章“创意造言，皆不相师”。本文便是他不袭陈言、不循归径的一篇作品。他在《答皇甫湜书》中说：“仆文采虽不足以希左丘明、司马子长，足下视仆叙高愍女（指作者所作的《高愍女碑》）、杨烈妇，岂尽出班孟坚、蔡伯喈之下耶？”其自信、自负若此。
本文以简洁流畅的笔墨，成功地塑造了杨烈妇这位有勇有谋、仁义兼备、忠于国家、体爱民众的女性形象。文章先叙述事情发生的背景及经过。唐德宗建中四年（783），李希烈背叛唐室，拥兵自立称帝，陷汴州，袭陈州，直逼项城，形势危急。在这紧要关头，杨氏当机立断，挺身而出，帮助担任项城县令的丈夫确定作战方针，谋画抗敌对策，激励胥吏百姓上下一心，奋勇杀敌，终于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击退了敌人的进攻，取得了项城自卫战的胜利。最后用赞文直接赞扬杨氏事迹古今少有，“虽古烈女，其何加焉”。并交代撰写本文的意图是“惧其行事湮灭而不传，故皆叙之，将告于史官”，以便使其事迹永垂青史。
本文在艺术上的一个重要特色是善于通过人物的典型语言行动，来刻画人物的典型性格。当强敌压境、兵临城下时，杨氏对丈夫斩钉截铁地说：“寇至当守；力不足，死焉，职也。”寥寥数语，掷地有声。杨氏正气凛然的形象一下子便凸现在人们面前，令人肃然起敬。为了坚定丈夫抗敌之志，她又细陈利弊得失：“如不守，县为贼所得矣，仓廪皆其积也，府库皆其财也，百姓皆其战士也，国家何有？夺贼之财而食其食，重赏以令死士，其必济！”充分展示了杨氏在关键时刻所表现出的过人智慧，分析透彻深入，出人意料之外，却又尽在情理之中。“其必济”，表现了她对胜利充满信心。她召集胥吏、百姓于庭，俨然以大将风度，理直气壮地号召大家“宜相与致死以守其邑”，决不失身从贼。她一面申明大义，一面又以杀敌有赏来激励民众，将一切可以杀敌的力量都动员起来，组织成一支强有力的守城队伍，一场自卫反击战就这样拉开了序幕。
在守城战斗中，杨氏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她“亲为之爨以食之”，为守城吏民做饭、送饭，而且严格做到“无长少，必周而均”，使大家毫无怨言，团结抗敌。她还让丈夫宣传瓦解敌军；丈夫受伤而归，她又鼓励他忍痛带伤，重返火线杀敌，率领众人固守城池。一人身先士卒，百人奋勇争先，终于打垮敌人，使“项城之人无伤焉”。通过对杨氏言行的生动描述，将她身上所蕴藏的智勇仁义的性格光辉展示无遗，熠熠生光。
本文在艺术上的另一特色是运用对比的手法，来烘托主人公的光辉形象。首先是将杨氏和她丈夫李侃进行对比。李侃身为县令，在强敌压城时手足无措，“不知所为”；而杨氏则信念坚定：“寇至当守”；并以有力的反问：“君如逃，则谁守？”堵死临阵脱逃之路。同时又为他出主意，想办法，既坚定其抗敌意志，又积极动员民众，组织力量，决不坐以待毙。战斗中，李侃被流矢射中，“伤而归”，他根本没想到自己身为一县之主，负伤退阵，会动摇守城吏民的军心；如果带伤指挥，又会增强守城吏民的士气：一进一退，事关全城安危，影响抗敌大局。杨氏却都想到了，于是严肃地斥责道：“君不在，则人谁肯固矣！与其死于城上，不犹愈于家乎？”其胆气之豪壮，其识见之卓越，在李侃行为的反衬下，显得多么鲜明突出！李侃的形象虽着墨不多，但真实可信。他的胆识智勇都不如其妻，但他心中是非分明，对妻子的劝导言听计从，率众迎敌；负伤后强忍伤痛，重返前线指挥抗敌，直至最后胜利。如此县令，也不失为一位好官。他的从善如流，知错即改，反衬了杨氏精神人格力量。
其次是将杨氏同古代的贤士烈女及某些文臣武将相对比。古代传统的道德只要求妇女对父母、公婆孝顺，对妯娌和睦，对晚辈慈爱，恪守贞节操守。而杨氏却具有“辨行列，明攻守勇烈之道”的才能，这是连一般公卿大臣都难以企及的。尤其是那些受朝廷爱重表彰的文臣，与平时占城聚财、武装驰骋的将军，一旦有战事，“其勇不能战，其智不能守，其忠不能死，弃其城而走者，有矣！彼何人哉！”通过对这些人丑恶行为痛心疾首的感叹，作者抒写了对杨氏热情洋溢的赞叹：“孔子曰：‘仁者必有勇。’杨氏当之矣！”用孔子的这一赞语来赞扬杨氏，确实是当之无愧的。在这一系列对比中，杨氏的形象更加鲜明、高大、丰满，文章的主题也变得更加深刻、更有意义。
杨氏这位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妇女，在作者的笔下，显得如此光彩照人：“虽古烈女，其何加焉！”这固然是因为杨氏本身的事迹十分生动，但同时也不能不归功于作者进步的思想观点和高超的文学表现才能。名家写就了名篇，名篇颂扬了名女，岁月悠悠，三者可并垂史册而不朽矣！
（程郁缀）
祭吏部韩侍郎文[1]
李翱
呜呼！孔氏去远，杨朱[2] 恣行。孟轲拒之，乃坏于成。戎风混华，异学魁横[3] 。兄尝辨之，孔道益明。建武[4] 以还，文卑质丧。气萎体败，剽剥[5] 不让。俪花斗叶，颠倒相上。及兄之为，思动鬼神。拨去其华，得其本根。开合怪骇，驱涛涌云。包刘越嬴，并武同殷。六经之风，绝而复新。学者有归，大变于文。兄在仕官，罔辞于艰。疏奏辄斥，去而复还。升黜不改，正言亟闻。
贞元十二，兄在汴州。我游自徐，始得兄交。视我无能，待予以友。讲文析道，为益之厚。二十九年，不知其久。兄以疾休，我病卧室。三来视我，笑言穷日。何荒不耕，会之以一。人心乐生，皆恶言凶。兄之在病，则齐其终。顺化以尽，靡憾于中。别我千万，意如不穷。
临丧大号，决裂肝胸。老聃[6] 言寿，死而不亡。兄名之垂，星斗之光。我撰兄行，下于太常，声殚天地，谁云不长。丧车来东，我刺庐江。君命有严，不见君丧。遣使奠斝[7] ，百酸搅肠。音容若在，曷日而忘。呜呼哀哉，尚飨！
〔注〕 [1] 吏部韩侍郎：即韩愈，曾官吏部侍郎，故亦称韩吏部。 [2] 杨朱：人名。战国时魏人。又称杨子、阳子或阳生。后于孔子，先于孟子。其学说重在爱己，不以物累，不拔一毛以利天下，被当时儒家斥为异端。 [3] 魁横：魁，盘结貌；横，不由正道或不循正理。 [4] 建武：汉光武帝刘秀年号（25—56）。 [5] 剽剥：犹言攻击。 [6] 老聃：人名。即老子，春秋战国时楚人。在其所著《道德经》第三十三章中云：“死而不亡者寿。”意思是说虽死而以为生之道不亡，乃得全寿。身殁而道犹存，况身存而道不卒乎。 [7] 奠斝（jiǎ假）：泛指用于祭祀的礼器。斝，古代铜制酒器。
这是祭奠韩愈的一篇祭文。作者李翱“始从昌黎韩愈为文章，辞致浑厚，见推当时”（《新唐书》本传），是韩愈的高足弟子。两人志同道合，过往密切。李翱对韩愈十分推崇，韩愈也非常器重李翱，在《与李翱书》中曾发自肺腑地感叹道：“嗟乎！子诚爱我矣，子之所责于我者诚是矣！”情谊如此诚笃深厚，一旦永诀，怎能不如同“决裂肝胸”，痛苦万分呢！李翱的这篇祭文可以说是血泪凝成的，“真情实意，溢出言辞之表”（明吴讷《文章辨体序说》）。
所谓“祭文者，祭奠亲友之辞也。古之祭祀，止于告飨而已。中世以还，兼赞言行，以寓哀伤之意”（明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本篇祭文形式上是较为常见的四言韵语，内容上则大致可分为赞功绩、叙交往、抒哀情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从开头到“正言亟闻”，是赞功绩，称颂韩愈在思想文化领域里革新文体，兴复古道，弘扬儒学的丰功伟绩。对于恣意横行的杨朱、佛老等异学，他辨析之，攘斥之，不遗余力；还勤勉不懈地探求儒家学说中幽深杳渺的道理，致使“孔道益明”。对于东汉以后、魏晋以来片面追求声韵、对偶和华丽辞藻的骈俪文体，对于文坛“文卑质丧，气萎体败”的混乱衰飒之风，他奋力扫荡，“拨去其华，得其本根”，大力倡导内容和形式统一的“文道合一”说，从而使得“六经之风，绝而复新”。这段祭文抓住了韩愈一生功绩中最重要之点，即“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其次，作者颂扬了韩愈为官正直，敢于犯颜直谏，为了国家利益而置自身穷达升黜于不顾的高尚品质。为谏迎佛骨，触怒宪宗，几至丧命，但他依然表示：“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欲为朝廷革除弊政，岂肯顾惜老年的生命！这种精神是多么难能可贵！
第二部分从“贞元十二”到“意如不穷”，是叙交往，追忆自己与韩愈的交往始末。从两人一见如故，到遂成道德文章之友；每次欢聚，都愉快坦诚，无所不谈，“笑言穷日”，意犹未竟；如此倏忽间不觉过了二十九个春秋。作者叙述自己从韩愈的“讲文析道”中得益丰厚，赞扬他勤业不辍的精神，即便是生病期间，仍然孜孜不倦，“何荒不耕”；而对生命，则持一种委运随化的达观态度。这一段回忆往事，充满挚爱深情，以昔日把臂共处的欢乐，反衬出眼下诀别的痛苦，自然过渡到最后的哀悼。
第三部分从“临丧大号”到文章结尾是抒哀情。作者先以“决裂肝胸”来形容自己惊闻噩耗后五内俱摧的深痛巨哀；接着引老聃之言，称颂韩愈“死而不亡”，永垂青史，英名可与日月星辰争光；最后以“遣使奠斝，百酸搅肠。音容若在，曷日而忘”作结，将悼念的感情推向高潮。
南朝梁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祭奠之楷，宜恭且哀；若夫辞华而靡实，情郁而不宣，皆非工于此者也”。明人吴讷《文章辨体·序说》中也说：祭文中大抵“祭故旧以道达情意为尚。若夫谀辞巧语，虚文蔓说，固弗足以动神，而亦君子之所厌听也。”他们对祭文这种文体提出了两点要求：一是感情真挚，态度恭敬，抒发哀情要淋漓尽致、宣泄无遗。二是文辞朴实，以能够表情达意为尚，力戒谀辞巧语。李翱的这篇《祭吏部韩侍郎文》正好在这两方面都取得了成功。作者叙述韩愈为文和为政的历史功绩，既切合实际，符合历史真实，无溢美浮夸之辞；又把握准确，着笔在实质性的问题上，切中肯綮。回忆往日交往，情感充沛，意态宛然，文辞质朴，形象真切；最后仰天长号，情如泉涌，给人以强烈的艺术感染。总观全文，可以说如果没有深厚的真性情，便不会写出如此感人的真文字；反之，如果不是如此简洁凝炼、质朴无华的真文字，也难以传达出作者内心充沛的真性情，更难以引起后世异代不同时的读者心灵的共鸣。而这一切又都跟作者所具有的高尚的人格及出众的文学才华，密不可分的。
（程郁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