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兵主任余学康
采访缘起：自2006年初从云南省禄劝县境内采访归来，我一直刻意追寻有关土地改革的人与事。我试图另外找一个点，再度深入，以图在著述里形成地域上的对称。可非常遗憾，知道1950至1952年土改的中年以上的人比较多，能够提供具体线索的有心者就稀少了。大半年下来，我先后跑了北京、成都、重庆、湖南省长沙市和我的老家四川省盐亭县的乡下，收获甚微。原因大约是幸存的老地主们虽然快走到了生命终点，可还心有余悸，担心自己在一个陌生人跟前说共产党的坏话，会祸及子孙。感谢上苍，赐予我孙医生这样的基督徒。经过三番几次的电话联系，2006年8月3日，我们又在昆明重逢了。用罢晚餐，我们在阴风惨惨的街头徘徊了一会儿，接着又去了孙医生简陋的住处。因为极其忙，此次孙医生不能陪同我下乡，却对我的行程作了细致的安排。
睡前与孙医生聊了一会儿，都是光棍汉，就对彼此的经历怀着浓厚兴趣。但当我提到某一位朋友想用摄像机跟拍他几个月，成就一部当代游方郎中的纪录片时，孙医生的反应却比较淡漠。“没人看。”他说。
“不在乎，”我说，“应该有个新世纪上山下乡的记录嘛。”
他不置可否，并很快进入了梦乡。
2006年8月4日6点50分，我们起床洗漱，出门时阳光灿烂。我们在一个路边鸡毛店匆匆用罢早点，孙医生又将我送到黄土坡汽车站。分手在即，老孙又以极快的语速，把沿途注意事项冲我复述一遍，我只得如一个幼稚晚辈，挺感动地点头。稍后，我在肮脏的车站内登上去禄劝县的更加肮脏的中巴。屁股朝异味刺鼻的坐垫下去，膝盖就抵到了胸前。一个哑巴姑娘上车卖非法印刷品，她先递过来一块写着“自强不息，自谋生路”的纸牌。想起自己也曾干过地下出版这一行，就捐了10元钱。哑巴姑娘不依，涨红着脸，非要我选她怀里抱着的劣质书刊，我随手抽了一张《生肖运程》的单子，“属狗的。”我不由自主地解释，姑娘似乎听懂了，甜笑着，还翘了大拇指。
车摇摇晃晃地出站了，烟尘弥漫；跟着出城了，天高云淡。在金光飞窜的风中正好养精神。于是我仰头便睡。不料一睁眼，两个多小时就溜过去了。灰不溜湫的禄劝县城映入眼帘，哪怕周围粘满补丁般的垃圾，一种亲切感还是油然而生。
行人和建筑都老一套，就不费口舌了。总之我下了车，沿土坡爬到马路边，一个公用电话就招来了接头的面包车。司机是个彝族瘦子，姓张，我递上孙医生的路条，上面写着：“此人是我的好友老威，请按电话里说好的条件，尽力帮助。”
沿着上次的路线，我们继续前行，没多久上了土路。尘土飞扬中，人头与骡马源源不断在车窗外沉浮，有时，车已抵着马车了，才一个急刹。司机老张探出脑袋，以喉咙代替喇叭，恳求让路，可在马车上摇晃着的衣着花哨的彝族女人们都回头报以微笑。老张也只能微笑，并解释说，今天团街逢场，大家都出来赶街了。
堆积着人的柴油货车与骡马拉车越来越密集，终于遮天蔽日起来。前方会车，我们停下来等，见若干农民如起义一般，从四面八方往车上爬，其中一个还在两车相交的缝隙中扒拉车门，惊得我连吐舌头。老张却说，他以前赶街也爬车，图个方便。
我小时候也爬过车，那是受父亲之命，从盐亭县城回20多公里外的李家坪探望老地主爷爷。遇着货车上长坡，就撵着车屁股，一顿猛跑，使出吃奶的力气翻上货厢，就洋洋得意。可如今，我的父亲、爷爷、姐姐都长眠在李家坪的祖坟里了。
经过乡场时，我胡乱拍了些照片。接着几个小时的折腾，我们又到了破烂肮脏如昨的撒营盘。在路边一个清真馆子要了牛肉和两斗碗干饭，狼吞虎咽罢，才发现碗底尚存苍蝇一只。而更多的苍蝇在我们头上嗡嗡欢呼着。
胃口相当争气，就如这破面包车，再怎么历尽颠簸，它也不熄火。又跑了1个来小时，到一剪刀似的岔路口，往下走去则黑，我们上行，沿着盘山道直奔此行的目的地，海拔3600多米的山顶小镇马鹿塘。
下午两点左右，进了空荡荡的马鹿塘场口，太阳依旧明晃晃，却如悬在空中的白铁皮，没有热度。我们在场上唯一的“美发厅”前刹车，打开车门，立即加衣服，并向一女孩打听本站联络人小孙。不料一回头，瘸着一只腿的小孙已站在我们身后了。
小孙也是大地主家族的后代，头脑在乡村青年中算灵活的，也曾在深圳打过工，却因病险些瘫痪，只好回乡。前不久，孙医生巡回至此，为他治过腿，还认了本家。
我们被请进乱七八糟的美发厅稍歇片刻，就穿过街面，跟小孙下一斜坡，绕入人畜混杂的农家院子去拜访马鹿塘乡的高龄老人余学康。在狗儿们的狂吠中，一个系围裙的粗壮妇女自猪圈钻出，摊着两手与小孙搭话毕，就仰脸冲着木楼叫“老爹”。余学康从楼影里探头，眼睛与皱褶几乎难以区分，我们立马趋前打招呼。小孙贴住他的耳门叫道：“成都来的同志，想找你款款古。”
老人嗯嗯答应着，弓着腰，带我们上了二楼。由于屋里太阴暗，四个人就搭矮凳蜷在楼道中。谈话还没开始，楼下院坝里已立满大人小孩，以及猪、狗和牛。老人脸朝外，皱褶中挤出两道得意的目光：“现在还有人听款古？”
我急忙点头道：“我想请你讲讲土地改革，也就是斗地主的事。”
老人一脸迷惘。小孙就替我做传声筒，并且补充道：“你随便款，解放前、解放后，想咋款就咋款，人家要写你啰。”
老威：老人家高寿？
余学康：蒋介石手头就出生了。
老威：到底是哪一年？
余学康：记不得啰，只晓得今年81岁了。
老威：你算这马鹿塘乡里的长者，我今天特意来找你款款古。
余学康：款古么？我的脑壳已经糊涂啰。小时候，听老祖讲，我们的祖脉在金沙江对岸的四川东川县境内，由于与彝族打冤家，输了，就千里迢迢迁过来。当时迁过来的还有李、田、孙、张、杨、冯等汉姓，都是叫彝族赶过来的。
老威：这是哪个朝代的事？
余学康：早啰。我已经是迁过马鹿塘来的第10辈余姓人了。祖宗他们刚到的时候，这儿还是万山老林，人钻进去就眼睛发黑，深处还听得见野猪和熊叫。祖宗他们扎下来，经过刀砍火种，开出向阳坡地，种下荞子和洋芋，也种下大烟。
老威：这些都是彝族的主食吧？
余学康：入乡随俗啰。云南的黑彝性子温和，不像四川大小凉山的彝族，一冲撞就要动刀动枪，所以这儿的汉彝历来都和平相处。满目荒山，愁的是没有劳力去开啰。不晓得背太阳过山了多少年，这与外界隔绝的马鹿塘突然热闹了，先是朱德领头的红军过，去金沙江的皎平渡口与毛主席汇合；后是国民党的中央军追过来，三天三夜的马蹄和脚步声。红军进到我们大村，找人带路，翻山越岭跑拢江边，许多战士饿得不行了，就采地里的蓖麻子充饥。蓖麻子可以榨油，闻着比花生油香，却是闹人的。听说不少人口吐白沫，叫毒死了。红军是在韭菜地、黄草坪扎耙子过的江，险得很。
村里带路的人，有的没回来，参加红军了；有的穿密林子回来，衣裳都烂成刷刷了。他们说，红军过雪山草地，又没有吃的，所以经常是进几步退几步，看着看着，人就往下倒。他们不愿送命，就当了逃兵。马鹿塘的人从老祖开始，就种烟抽烟，红军中也流行吹大烟，还问他们吹不吹两口提神？那时候红军的政策还是好的，逃跑不远的，追着你转去，不追究，还有大烟吹。
老威：红军在马鹿塘驻扎过吗？
余学康：歇过嘛。村乡里的大户叫绑了十几口，通知家属拿银元去赎人。在下面的大松树干仗，活捉了国民党军家眷，男的女的一串，也弄到马鹿塘上头来，召集乡民大会，统统砍头。我那时小，也跟老爹们去看，血滴了一路，尸体就埋在坡沟下。红军还在土墙上贴告示，我听长辈念道：“杀官安民，打富济贫……”许多年过去，我还记得这两句。解放军、工作组继承了红军的光荣传统，搞土改，也就是“杀官安民，打富济贫”啰。
红军如风一般刮过去，他们从大户那儿弄来分给大家的东西，没人敢要；当时接了，事后都原封不动地还回去。这儿的人乡情重，只要不挨饿，就不管脑壳顶的哪一方天。我记得那时的保长也换得勤，今年是李保长，明年就是杨保长了。
老威：保长的权力大吧？
余学康：通知开会，派款派壮丁，保长就上门了。壮丁的政策是每家每户，三丁抽一，五丁抽二，轮到那个是那个。我12岁死了母亲，家里两兄弟一妹子，加父亲，共四口人，所以没人当兵。但村里有好几个人去当兵。我的一个老表，一走就没音信，几十年后才晓得，他随国民党军过海，在台湾安家落户了。八几年天子换了，他坐飞机到昆明，包了几辆车回马鹿塘寻祖，还有政府官员陪着。一下村里，没人认得出。还比我大好几岁，可西装一套，像我的儿子辈。村里人都围着这个命好的人，昏款了一晚上。有人问他那边出不出荞子和洋芋？他点头说，啥子都出，就是花椒不出，因为怕麻死人。把大家逗笑了。我问他台湾有多远，咋过来？他说从南边绕大半个中国，再从香港进来。我问有没有我们的老祖来得远？他连说概念不一样，老祖们是走路，翻山越岭，从金沙江对岸过来，一两个月都说不准；我是坐飞机，如果拉直线，台北到昆明，大半天就到了。一大屋人全傻了，搭不上话，因为我们最远才去过昆明啰，到一趟禄劝县城也算大事情啰。
我这个老表心慈，连着抹眼泪，说几十年了，没料到家乡还是这么穷。他打算以后在昆明安家，可以引一些海外资金来家乡扶贫。现在，他的女儿倒是住在昆明，他没有回来，听说是台湾那边不让。
老威：老人家，你在旧社会有多少土地呢？
余学康；3亩多。
老威：一家4口人才3亩多？
余学康：眼下我家有10几口啰。
老威：我说的是旧社会。
余学康：旧社会么？我的耳朵也老了。坡上的地种不完，一家一户，少说也有几十亩。
老威：那家家都够地主了？
余学康：我们家有几十亩地，可是自耕自种，没余粮，没请长短工，没有租子可收，更没有丫环、奴仆，所以是贫农啰。
老威：这些都是划阶级的标准吗？
余学康：土改中，我们把这个叫做“称大秤”。是猪还是骡子，有多重，自己先称一称。第一等是地主，分恶霸地主、一般地主和破落地主；第二等是富农；然后是富裕中农、中农。贫农和雇农是依靠对象。在马鹿塘，老林子多，野猪、熊瞎子、游击队都在里头出没，
四几年，国民党军从撒营盘过来，清剿了很多次，把游击队打急了，就轰的一声散开。有的就钻进村里躲。不少人家都窝藏过游击队，因为他们的纪律好，哪怕饿瘫了，也不偷不抢，要口吃的，也征求住户的同意。还有，他们个个能说会道，啥子为国家为民族为人人平等，到了动情处，眼泪就哗哗的掉。不料真让他们猜准了，眨眼间解放，游击队果然又回来了，不过，这回可不是钻老林子，搞偷袭，而是在青天白日下进马鹿塘……
老威：游击队成了解放军？
余学康：解放军1949年就来了，先是一小股，过后才是大队人马。我还为解放军的侦察兵带过路啰。我是说工作组，有县里的、区里的人，跟在解放军后面进马鹿塘，村里的人一认，原来就是游击队。大家都是熟人啰，那家肥那家瘦，在旧社会就摸底啰。
老威：这么说，土改起来很容易？
余学康：马鹿塘的所有村子都驻了工作组，我们大村也驻了4个工作组的人，先是分散到穷苦人家，同此同住同劳动，讲新旧社会的变化，启发阶级觉悟。因为过去无论穷和富，都是一个村子里的乡亲，我雇你到我地头干活，你在青黄不接时，来我家借点粮食，都太平常了。10根指头还不一样长啰，那个能辨清楚，是细的幺指头好，还是粗的大指头好？但是共产党来了，人民翻身做主人，新社会，旧道理就讲不通了。发动群众，划阶级，上面的政策就是铁板钉钉。在工作组的领导下，贫雇农的主席团也有了，民兵也有了，我当上了民兵主任……
老威：当时你有多大年龄？
余学康：20多岁，还没结婚，一根脑壳简单的光棍啰。
老威：你恨地主吗？
余学康：应该恨，政策叫我恨我就恨。要不咋个当民兵主任？
老威：你手下管多少民兵？
余学康：十几个。其实也不是那个管那个，大家互相监督，看政策执行得好不好。秤完大秤，工作组就叫我们民兵将伪政府成员、恶霸地主从家里一个不漏地清出来，押到马鹿塘乡公所集中看管，勒令交代隐瞒的浮财。
老威：你是文盲吧？
余学康：我没有文化，记性也不好，可工作组都表扬我政策执行得不错。
老威：是么。
余学康：村里的民兵都是大肚皮，饿痨饿虾的，好像从妈肚子一出来就没吃饱过。所以，他们总是扣地主家属送来的饭菜，几个家伙分吃光。还命令必须送肉，送白米饭，否则就打人，小孩、女人都不放过。这就不符合政策啰。我审问时，发现一个孙家的地主，已瘫在墙角，有出气没进气了。连问几声浮财埋哪儿，那人却伸一伸颈子，直翻白眼。我瞅着不对头，忙叫舀一碗水来灌，没想到进去半碗就出来半碗，还从胃里带出黑糊糊的泥巴和铺草节节。原来他5天没上吃一口饭，只好在地下胡乱抓东西填肚子。
我一下子就冒火了，地主都饿死了，找那个去追浮财嘛？即使该枪毙他们，还要给一顿砍头饭啰。于是就批评那些扣饭吃的民兵。他们不服气，与我吵，说地主饿死活该，如果全世界的剥削阶级都饿死了，共产主义就实现了。我没文化，只好反映上去。工作组在大会上表扬了我，认为我觉悟高，有全局观念。我可没想到全局，但贫农要有志气，不能给共产党丢脸啰。
老威：老人家还是蛮实在的。
余学康；我做过民兵主任，做过保管员，在村里是有口碑的。所以你们这些后生，不要认为我在昏侃。
老威：哪里，哪里。
余学康：其实地主很不好对付，他们要么读过书，要么比较聪明，否则发不了财。称了大秤，开了会，人人都盯死你了，可他们还以为能蒙混过关。于是工作组与贫雇农主席团一合计，集中起来审。我先挨个劝他们，也叫声老表、叔叔、姨爹啥子的，都是乡里乡亲，你还是吃软吧，都吐了吧，大政策大形势摆在眼前，你不说实话不行啰，就是对抗政府，对抗共产党啰。
老威：你还挺会攻心的。
余学康：但是行不通。这些狗老财，放租放债都不交代，或者只交代一点点，想大化小，小化无。你说他有丫环，他说那是亲戚家的丫头，暂时住几天；你说他有奴仆，他说吃住一窝，干活一块，哪能叫奴仆？至于雇长工，他更是满腹委屈，说吃穿、工钱都没亏待过人，有人快饿死了，找上门来磕头作揖，求你雇他，给他一口活命饭吃，你能不答应啰？这位同志你听听，这哪像罪行交代？不来硬的行么？于是我扇过去一耳光，说：“你欺负我没文化是不是？你把剥削浑侃成做慈善，那我就要看你有多慈善！”
攻心不成，我们就要伤他们的心了。把他们全拉出来，跪碎瓦渣，跪刺耙笼，膝盖烂了，还往上头抹盐；还挂黑牌，戴高帽子游乡、游地坎。你可晓得火塘里架柴烧的铁十字？我们就是把烧得半红的铁十字罩在他们头上，带焦糊肉味儿的青烟一冒，脸都变形了，他们就会大吼：“吐，吐，全吐，肠肠肚肚都吐！”
老威：真有点恐怖。
余学康：还有扎烟火、推阴阳头、往头上倒红墨水……
老威：什么“扎烟火”？
余学康：就是把燃着的烟头往人身上扎，一扎一个眼，看你能顽抗多久？
老威：还有什么刑罚？
余学康：打陪衬。就是镇压一个恶霸地主，将所有的地主押到公审会场，陪斗几个钟头。在枪毙的那一刻，让十几个跪成一排，前面都挖了坑。这样，都以为自己活不成了，屎尿一裤裆的，喊爹叫妈的，昏过去的，嘴巴啃土的，太热闹了。民兵用枪托子捣，手膀子都酸麻了，还制止不住。轮到真开枪，那个恶霸地主天灵盖一飞，作陪衬的地主多半也死了一回。这时候，再架回去趁热打铁，就啥子都招了。金银埋在哪个窖；首饰藏在哪一家；还有细粮灌在哪个树洞；咋个样教唆自己的媳妇、闺女勾引主席团的人下水，梦想用美人计改变阶级，逃避斗争等等，甚至上一辈子的丑事都往外抖。
可这个关头就太晚了，工作组指示，不仅要将已经交代的浮财，包括田地、房子、余粮、骡马牛羊全部没收充公，而且要视其态度恶劣的程度，给予轻重不同的赔罚。罚款数目是50元起价，100、200到300，最高500元。那时一匹骡子才卖50元，所以地主们没有后悔药可吃了。
老威：给不起罚款怎么办？
余学康：土改时，工作组就是金口玉牙，说一就只能是一。罚款的目的，就是要彻底摧毁剥削阶级的嚣张气焰。出不起罚款，人头就落地，马鹿塘有两个大地主，都因为交不起300元钱的罚款，而被镇压了。
老威：这算是保命钱了。
余学康：差不多啰。交够数的，当场就叫家属写张《保证书》，领回家去听候处理。想逃是没门的，村与村都设了岗哨，除了工作组和主席团，任何人，哪怕走亲戚，都要查《通行证》。
老威：这有点像抗日革命根据地了。
余学康：皎西、马鹿塘、大松树都轮流开过群众大会，镇压伪政府、反革命和地主。我那时年轻，热血沸腾，都去执行过任务。我还被派到皎平，帮助那儿的群众土改。
老威：你枪毙过人吗？
余学康：我扛过枪，打过靶，可胆子小，没打过人。那是要受专门训练啰。
老威：斗地主的名堂还比较多吧？
余学康：案头上的肉，想咋个切就咋个切啰。那时候，贫雇农家里死了人，也叫地主来当坐街先生。
老威：什么？
余学康：就是临到出殡，让几个地主披麻戴孝，在大棺材前头鸣锣开路。解放前，马鹿塘一带就有雇叫化子当坐街先生的习俗，解放了，天地一翻个，剥削阶级就免费充当劳苦大众的孝子。从阳间到阴间的路，由他们先趟出来；埋死人的活儿，也是他们干；那年头太好呵，连祭年祭月，给老祖上坟，都由地主代劳。
老威：新社会不是讲究移风易俗吗？
余学康：土改阶段，新风尚还没提上来嘛。
老威：你们这一带到底镇压了多少地主？
余学康：记不清了。总之，乡长、民团队长、保长，还有几个大姓中的大户，都镇压了。从1951年下半年到1952年，公审大会开了无数次，每次都是上千人；集中到撒营盘开，起码就上万人了。我们民兵的革命担子可重啰，从看管到押送，到维持会场秩序，有时一整天都轮着啃干粮，神经高度紧张。
老威：就是站个岗放个哨嘛。
余学康：同志你太小看我们民兵了，地主的公愤那么大，如果不是我们隔在他们和群众中间，地主一个也活不出来。许多乡都发生过没经过公审，地主就叫群众用石头活活砸死的事，受到上面的批评。有时候，群众就如海里的浪子，一波一波涌过来，一波比一波更猛，我们就把枪横在胸前，拼命阻挡。我们经常叫掀翻在地，又立马蹦起来，甚至学解放军，手挽手，汗水把衣裳、裤子都湿透了。有的人蹦跶着也够不着地主，就隔着我们这道人墙，喷口水、扔石块，还把棍子、竹竿老远打过去。我们挨了多少误伤啰！一次，棍子头没碰着地主，而扫到我的耳门上，只听得砰的一响，我差点就昏过去了。右半边脸肿了10多天，牙都松了。
老威：当时的法庭是怎样组成的？
余学康：以工作组为中心，周围是贫雇农的主席团。那个该杀那个该留，大伙碰个头，工作组点个头，就铁板钉钉了。唯一一次例外，就是镇压李保长。已经押到会场，挂了黑牌，插了亡命标。群众和领导都一致认为，他该死，死定了。当时也是人山人海，口号早就喊了几轮，“拥护土地改革！”“耕者有其田！”“共产党、毛主席万岁！”“枪毙反革命恶霸地主、伪保长李ХХ！”
李保长在台下打抖，吓得站不稳。两个民兵将他往上架，可他的双腿拖在地上。屎尿没吓出来，清口水却挂了一尺多长。我还吼了一声：“狗日保长的威风到哪儿去了？”
执行民兵排出4颗步枪子弹，在鞋帮子挨个摩擦一遍，就喀嚓上膛了。李保长被五花大绑，按在土坑边跪下。十几米外，埋人的井早就挖好。台上的工作组长把手轻轻一挥，烂泥巴一样的李保长立马就要报销。可这时——枪口都抵着那后背了——有个声音吼道：“留人！！”
我们睁大眼睛一看，原来是禄劝县杨县长的通讯员。那十几岁的小兵满头满脸全是灰，正骑着高头大马冲向会场。群众纷纷两边闪，大会顿时乱成了开锅稀饭。那马还扬了扬蹄子，啾啾叫了两声，就一直撞到主席台下才刹住。小兵跳下马，一个箭步射上去，隔着前排十几个贫雇农主席团成员，全身猛扑，向台子中央的工作组组长递上一封急信。
组长匆匆看了，吓出一头冷汗，也吼了一声：“留人！！”紧接着又吼了一声：“散会！！”
老威：怎么回事？难道这李保长是杨县长家的亲戚？
余学康：比亲戚还亲。解放前，杨县长在马鹿塘的万山老林里打游击，曾袭击了好几个乡公所。国民党为了报复，就悬赏抓他。有一回，都将他们十几个游击队员包围了，是李保长出于江湖义气，亲自护送杨县长等人钻密林小道，走了几天几夜，才拢金沙江边。李保长与杨县长拱手作别，还叫手下人送了一麻袋荞子粑粑。李保长一直看着杨县长他们过了江，估计安全了，才回头走自己的路。
老威：李保长明为国民党干公差，却暗通共产党，真是吃里扒外。
余学康：江湖中人只顾义气，不顾党派，更不管那个坐江山。解放后，李保长倒血霉，眼看老命不保，就在监狱里把自己与杨县长的“救命”关系坦白出来，却没人信。他被打断了两根肋骨。可到底捡了一条命。
老威：杨县长也算有情有义。后来如何？他们“后会有期”了吗？
余学康：救命是一回事，阶级界限又是另一回事。共产党的县长当然不能轻易见一个恶霸地主啰。
老威：过了生死关，李保长这辈子也算平安了。
余学康：一两年后，上面有政策，进行土改复查。李保长活罪难逃，他是“历史反革命”，被判了几年刑，劳改出来，没两年就死了。
老威：他可是共产党的功臣啊。
余学康：我没啥文化，不太懂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