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档案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毛泽东1927年3月

农民问题的严重性

我这回到湖南〔1〕，实地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情况。从一月四日起至二月五日止，共三十二天，在乡下，在县城，召集有经验的农民和农运工作同志开调查会，仔细听他们的报告，所得材料不少。许多农民运动的道理，和在汉口、长沙从绅士阶级那里听得的道理，完全相反。许多奇事，则见所未见，闻所未闻。我想这些情形，很多地方都有。所有各种反对农民运动的议论，都必须迅速矫正。革命当局对农民运动的各种错误处置，必须迅速变更。这样，才于革命前途有所补益。因为目前农民运动的兴起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每个中国人对于这三项都有选择的自由，不过时局将强迫你迅速地选择罢了。

组织起来

湖南的农民运动，就湘中、湘南已发达的各县来说，大约分为两个时期。去年一月至九月为第一时期，即组织时期。此时期内，一月至六月为秘密活动时期，七月至九月革命军驱逐赵恒惕⑵，为公开活动时期。此时期内，农会会员的人数总计不过三四十万，能直接领导的群众也不过百余万，在农村中还没有什么斗争，因此各界对它也没有什么批评。因为农会会员能作向导，作侦探，作挑夫，北伐军的军官们还有说几句好话的。十月至今年一月为第二时期，即革命时期。农会会员激增到二百万，能直接领导的群众增加到一千万。因为农民入农会大多数每家只写一个人的各字，故会
员二百万，群众便有约一千万。在湖南农民全数中，差不多组织了一半。如湘潭、湘乡、浏阳、长沙、醴陵、宁乡、平江、湘阴、衡出、衡阳、耒阳、郴县、安化等县，差不多全体农民都集合在农会的组织中，都立在农会领导之下。农民既己有了广大的组织，便开始行动起来，于是在四个月中造成一个空前的农村大革命。

打倒土豪劣绅，一切权力归农会

农民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旁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城里的贪官污吏，乡村的恶劣习惯，这个攻击的形势，简直是急风暴雨，顺之者存，违之者灭。其结果，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个落花流水。地主的体面威风，扫地以尽。地主权力既倒，农会便成了唯一的权力机关，真正办到了人们所谓“一切权力归农会”。连两公婆吵架的小事，也要到农民协会去解决。一切事情，农会的人不到场，便不能解决。农会在乡村简直独裁一切，真是“说得出，做得到”。外界的人只能说农会好，不能说农会坏。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则完全被剥夺了发言权，没有人敢说半个不字。在农会威力之下，土豪劣绅们头等的跑到上海，二等的跑到汉口，三等的跑到长沙，四等的跑到县城，五等以下土豪劣绅崽子则在乡里向农会投降。

“我出十块钱，请你们准我进农民协会。

”小劣绅说。

“嘻！谁要你的臭钱！”农民这样回答。

好些中小地主、富农乃至中农，从前反对农会的，此刻求入农会不可得。我到各处，常常遇到这种人，这样向我求情：“请省里来的委员作保！”

前清地方造丁口册，有正册、另册二种，好人入正册，匪盗等坏人入另册。现在有些地方的农民便拿了这事吓那些从前反对农会的人：“把他们入另册！”

那些人怕入另册，便多方设法求入农会，一心要想把他们的名字写上那农会的册子才放心。但他们往往遭农会严厉拒绝，所以他们总是悬心吊胆地过日子；摈在农会的门外，好像无家可归的样子，乡里话叫做“打零”。总之，四个月前被一般人看不起的所谓“农民会”，现在却变成顶荣耀的东西。从前拜倒在绅士权力下面的人，现在却拜倒在农民权力之下。无论什么人，都承认去年十月以前和十月以后是两个世界。

“糟得很”和“好得很”

农民在乡里造反，搅动了绅士们的酣梦。乡里消息传到城里来，城里的绅士立刻大哗。我初到长沙时，会到各方面的人，听到许多的街谈巷议。从中层以上社会至国民党右派，无不一言以蔽之日：“糟得很。

”即使是很革命的人吧，受了那班“糟得很”派的满城风雨的议论的压迫，他闭眼一想乡村的情况，也就气馁起来，没有法子否认这“糟”字。很进步的人也只是说：“这是革命过程中应有的事，虽则是糟。

”总而言之，无论什么人都无法完全否认这“糟，字。实在呢，如前所说，乃是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乃是乡村的民主势力起来打翻乡村的封建势力。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宫污吏的墙脚。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
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儿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完全没有什么“糟”，完全不是什么“糟得很”。

“糟得很”，明明是站在地主利益方面打击农民起来的理论，明明是地主阶级企图保存封建旧秩序，阻碍建设民主新秩序的理论，明明是反革命的理论。每个革命的同志，都不应该跟着瞎说。你若是一个确定了革命观点的人，而且是跑到乡村里去看过一遍的，你必定觉到一种从来未有的痛快。无数万成群的奴隶——农民，在那里打翻他们的吃人的仇敌。农民的举动，完全是对的，他们的举动好得很！“好得很”是农民及其他革命派的理论。一切革命同志须知：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⑶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一切革命同志都要拥护这个变动，否则他就站到反革命立场上去了。

所谓“过分”的问题

又有一般人说：“农会虽要办，但是现在农会的举动未免太过分了。

”这是中派的议论。实际怎样呢？的确的，农民在乡里颇有一点子“乱来”。农会权力无上，不许地主说话，把地主的威风扫光。这等于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把你入另册！”向土豪劣绅罚款捐款，打轿子。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的家里，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劣绅！今天认得我们！”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这就是一些人的所谓“过分”，所谓“矫枉过正”，所谓“未免太不成话”。这派议论貌似有理，其实也是错的。第一，上述那些事，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自己逼出来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历来凭借势力称霸，践踏农民，农民才有这种很大的反抗。凡是反抗最力、乱子闹得最大的地方，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为恶最甚的地方。农民的眼睛，全然没有错的。谁个劣，谁个不劣，谁个最甚，谁个稍次，谁个惩办要严，谁个处罚从轻，农民都有极明白的计算，罚不当罪的极少。第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易做文解，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农村中须有一个大的革命热潮，才能鼓动成千成万的群众，形成一个大的力量。上面所述那些所谓“过分”的举动，都是农民在乡竹中由大的革命热潮鼓动出来的力量所造成的。这些举动，在农民运动第二时期（革命时期）是非常之需要的。在第二时期内，必须建立农民的绝对权力。必须不准人恶意地批评农会。必须把一切绅权都打倒，把绅士打在地下，甚至用脚踏上。所有一切所谓“过分”的举动，在第二时期都有革命的意义。质言之，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非如此决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的活动，决不能打倒绅权。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⑷。这一派的议论，表面上和前一派不同，但其实质则和前一派同站在一十观点上，依然是拥护特权阶级利益的地主理论。这种理论，阻碍农民运动的兴起，其结果破坏了革命，我们不能不坚决地反对。

所谓“痞子运动”

国民党右派说：“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是惰农运动。

”这种议论，在长沙颇盛行。

我跑到乡下，听见绅士们说：“农民协会可以办，但是现在办事人不行，要换人啦！”这种议论，和右派的话是一个意思，都是说农运可做（因农民运动已起来，无人敢说
不可做），但是现在做农运的人不行，尤其痛恨下级农民协会办事人，说他们都是些“痞子”。总而言之，一切从前为绅士们看不起的人，一切被绅士们打在泥沟里，在社会上没有了立足地位，没有了发言权的人，现在居然伸起头来了，不但伸起头，而且掌权了。他们在乡农民协会（农民协会的最下级）称王，乡农民协会在他们手里弄成很凶的东西了。他们举起他们那粗黑的手，加在绅士们头上了。他们用绳子捆绑了劣绅，给他戴上高帽子，牵着游乡（湘潭、湘乡叫游团，醴陵叫游拢）。他们那粗重无情的斥责声，每天都有些送进绅士们的耳朵里去。他们发号施令，指挥一切。他们站在一切人之上——从前站在一切人之下，所以叫做反常。

革命先锋

对于一件事或一种人，有相反的两种看法，便出来相反的两种议论。

“糟得很”和“好得很”，“痞子”和“革命先锋”，都是适例。

前面说了农民成就了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事业，农民做了国民革命的重要工作。

但是这种革命大业，革命重要工作，是不是农民全体做的呢？不是的。农民中有富农、中农、贫农三种。三种状况不同，对于革命的观感也各别。当第一时期，富农耳里听得的是所谓江西一败如水，蒋介石打伤了脚⑸，坐飞机回广东⑹了。吴佩孚⑺重新占了岳州。农民协会必定立不久，三民主义⑻也兴不起，因为这是所谓从来没有的东西。乡农民协会的办事人（多属所谓“痞子”之类），拿了农会的册子，跨进富农的大门，对富农说：“请你进农民协会。

”富农怎样回答呢？“农民协会吗？我在这里住了几十年，种了几十年田，没有见过什么农民协会，也吃饭。我劝你们不办的好！”富农中态度好点的这样说。

“什么农民协会，砍脑壳会，莫害人！”富农中态度恶劣的这样说。

新奇得很，农民协会居然成立了好几个月，而且敢于反对绅士。邻近的绅士因为不肯激鸦片枪，被农民协会捉了去游乡。县城里并且杀了大绅士，例如湘潭的晏容秋，宁乡的杨致泽，十月革命纪念大会，反英大会，北伐胜利总庆祝，每乡都有上万的农民举起大小旗帜，杂以扁担锄头，浩浩荡荡，出队示威。这时，富农才开始惶感起来。在北伐胜利总庆祝中，他们听见说，九江也打开了，蒋介石没有伤脚，吴佩孚究竟打败了。而且“三民主义万岁”，“农民协会万岁”，“农民万岁，等等，明明都写在“红绿告示”（标语）上面。

“农民万岁，这些人也算作万岁吗？”富农表示很大的惶惑。

农会于是神气十足了。农会的人对富农说：“把你们入另册！”或者说：“再过一个月，入会的每人会费十块钱！”在这样的形势之下，富农才慢慢地进了农会⑼，有些是缴过五角钱或一块钱（本来只要一百钱）入会费的，有些是托人说情才邀了农会允许的。亦有好些顽固党，至今还没有入农会。富农入会，多把他那家里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头子到农会去上一个名字，因为他们始终怕“抽丁”。入会后，也并不热心替农会做事。

他们的态度始终是消极的。

中农呢？他们的态度是游移的。他们想到革命对他们没有什么大的好处。他们锅里有米煮，没有人半夜里敲门来讨账。他们也根据从来有没有的道理，独自皱着眉头在那里想：“农民协会果然立得起来吗？”“三民主义果然兴得起来吗？”他们的结论是：“伯未必！”他们以为这全决于天意：“办农民会，晓得天意顺不顺咧？”在第一时期内，农会的人拿了册子，进了中农的门，对着中农说道：，请你加入农民协会！”中农回答道：“莫性急啦！”一直到第二时期，农会势力大盛，中农方加入农会。他们在农会的表现比富农好，但暂时还不甚积橙，他们还要看一看。农会争取中农入会向他们多作解释工作，是完全必要的。

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是贫农。从秘密时期到公开时期，贫农都在那里积极奋斗。他们最听共产党的领导。他们和土豪劣绅是死对头，他们毫不迟疑地向土豪劣绅营垒进攻。他们对着富农说：“我们早进了农会，你们为什么还迟疑？”富农带着讥笑的声调说道：“你们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有什么不进农会！”的确，贫农们不怕失掉什么。他们中间有很多人，确实是“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他们有什么不进农会？据长沙的调查，乡村人口中，贫衣占百分之七十，中农占百分之二十，地主和富农占百分之十。百升之七十的贫农中，又分赤贫、次贫二类。全然无业，即既无土地，又无资金，完全失去生活依据，不得不出外当兵，或出去做工，或打流当乞丐的，都是“赤贫，，占百分之二十。半无业，即略有土地，或略有资金，但吃的多，收的少，终年在劳碌愁苦中过生活的，如手工工人、佃农（富佃除外）、半自耕农〔10〕等，都是“次贫”，占百分之五十。这个贫农大群众，合共占乡村人口百分之七十，乃是农民协会的中坚，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成就那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业的元勋。没有贫农阶级（照绅士的话说，没有“痞子”），决不能造成现时乡村的革命状态，决不能打倒土豪劣绅，完成民主革命。贫农，因为最革命，所以他们取得了农会的领导权。所有最下一级农民协会的委员长、委员，在第一第二两个时期中，几乎全数是他们（衡山县乡农民协会职员，赤贫阶层占百分之五十，次贫阶层占百分之四十，穷苦知识分子占百分之十）。这个贫农领导，是非常之需要的。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没有错。他们损伤了土豪劣绅的体面。他们打翻了大小土豪劣绅在地上，并且踏上一只脚。他们在革命期内的许多所谓，过分”举动，实在正是革命的需要。湖南有些县的县政府、县党部⑾和县农会，已经做了若干错处，竟有循地主之请，派兵拘捕下级农会职员的。衡山、湘乡二县的监狱里，关了好多个乡农民协会委员长、委员。这个错误非常之大，助长了反动派的气焰。只要看拘捕了农民协会委员长、委员，当地的不法地主们便大高兴，反动空气便大增高，就知道这事是否错误。我们要反对那些所谓“痞子运动”、“惰农运动”的反革命议论，尤其要注意不可做出帮助土豪劣绅打击贫农阶级的错误行动。事实上，贫农领袖中，从前虽有些确是有缺点的，但是现在多数都变好了。他们自行在那里努力禁牌赌，清盗匪。农会势盛地方，牌赌禁绝，盗匪潜踪。有些地方真个道不拾遗，夜不闭户。据衡山的调查，贫农领袖百人中八十五人都变得很好，很能干，很努力。只有百分之十五，尚有些不良习惯。这只能叫做“少数不良分子”，决不能眼着土豪劣绅的口白，笼统地骂“痞子”。要解决这“少数不良分子”的问题，也只能在农会整顿纪律的口号之下，对群众做宣传，对他们本人进行训练，把农会的纪律整好，决不能随便派兵捉人，损害贫农阶级的威信，助长土豪劣绅的气势。这一点是非常要注意的。

十四件大事

一般指摘农会的人说农会做了许多坏事，我在前面已经指出，农民打土豪劣绅这件事完全是革命行为，并没有什么可指摘。但是农民所做的事很多，为了答复人们的指摘，我们须得把农民所有的行动过细检查一遍，逐一来看他们的所作所为究竟是怎么样。我把几个月来农民的行动分类总计起来，农民在农民协会领导之下总共作了十四件大事，如下所记。

第一件将农民组织在农会里

这是农民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像湘潭、湘乡、衡山这样的县，差不多所有的农民都组织起来了，几乎没有哪一只“角暗里”的农民没有起来，这是第一等。有些县，农民组织起来了一大部分，尚有一小部分没有组织，如益阳、华容等县，这是第二等。有些县，农民组织起来了一小部分，大部分尚未组织起来，如城步、零陵等县，这是第三等。湘西一带，在袁祖铭⑿势力之下，农会宣传未到，许多县的农民还全未组织起来，这是第四等。大概以长沙为中心的湘中各县最发展，湘南各县次之，湘西还在开始组织中。据去年十一月省农民协会统计，全省七十五县中，三十七县有了组织，会员人数一百三十六万七千七百二十七人。此数中，约有一百万是去年十月、十一月两个月内农会势力大盛时期组织的，九月以前还不过三四十万人。现又经过十二月、一月两个月，农民运动正大发展。截至一月底止，会员人数至少满了二百万。因入会一家多只登记一人，平均每家以五口计，群众便约有一千万。这种惊人的加速度的发展，是所以使一切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孤立，使社会惊为前后两个世界，使农村造成大革命的原因。这是农民在农民协会领导之下所做的第一件大事。

第二件政治上打击地主

农民有了组织之后，第一个行动，便是从政治上把地主阶级特别是土豪劣绅的威风打下去，即是从农村的社会地位上把地主权力打下去，把农民权力长上来。这是一个极严重极紧要的斗争。这个斗争是第二时期即革命时期的中心斗争。这个斗争不胜利，一切减租减息，要求土地及其他生产手段等等的经济斗争，决无胜利之可能。湖南许多地方，像湘乡、衡山、湘潭等县，地主权力完全推翻，形成了农民的独一权力，自无问题。但是醴陵等县，尚有一部分地方（如醴陵之西南两区），表面上地主权力低于农民权力，实际上因为政治斗争不激烈，地主权力还隐隐和农民权力对抗。这些地方，还不能说农民已得了政治的胜利，还须加劲作政治斗中，至地主权力被农民完全打下去为止。综计农民从政治上打击地主的方法有如下各项：

清算。土豪劣绅经手地方公款，多半从中侵蚀，账目不清。这回农民拿了清算的题目，打翻了很多的土豪劣绅。好多地方组织了清算委员会，专门向土豪劣绅算账，土豪劣绅看了这样的机关就打颤。这样的清算运动，在农民运动起来的各县做得很普遍，意义不重在追回款子，重在宣布土豪劣绅的罪状，把土豪劣绅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打下去。

罚款。清算结果，发现舞弊，或从前有鱼肉农民的劣迹，或现在有破坏农会的行为，或违禁牌赌，或不缴烟枪。在这些罪名之下，农民议决，某土豪罚款若干，某劣绅罚款若干，自数十元至数千元不等。被农民罚过的人，自然体面扫地。

捐款。向为富不仁的地主捐款救济贫民，办合作社，办农民贷款所，或作他用。

捐款也是一种惩罚，不过较罚款为轻。地主为免祸计，自动地捐款给农会的，亦颇不少。

小质问，遇有破坏农会的言论行动而罪状较轻的，则邀集多人涌入其家，提出比较不甚严重的质问。结果，多要写个“休息字”，写明从此终止破坏农会名誉的言论
行动了事。

大示威。统率大众，向着和农会结仇的土豪劣绅示威，在他家里吃饭，少不得要杀猪出谷，此类事颇不少。最近湘潭马家河，有率领一万五千群众向六个劣绅问罪，延时四日，杀猪百三十余个的事。示威的结果，多半要罚款。

戴高帽子游乡。这种事各地做得很多。把土豪劣绅戴上一顶纸扎的高帽子，在那帽子上面写上土豪某某或劣绅某某字样。用绳子牵着，前后簇拥着一大群人。也有敲打铜锣，高举旗帜，引人注目的。这种处罚，最使土豪劣绅颤栗。戴过一次高帽子的，从此颜面扫地，做不起人。故有钱的多愿罚款，不愿戴高帽子。但农民不依时，还是要戴。有一个乡农会很巧妙，捉了一个劣绅来，声言今天要给他戴高帽子。劣绅于是吓黑了脸。但是，农会议决，今天不给他戴高帽子。因为今天给他戴过了，这劣绅横了心，不畏罪了，不如放他回去，等日再戴。那劣绅不知何日要戴高帽子，每日在家放心不下，坐卧不宁。

关进县监狱。这是比戴高帽子更重的罪。把土豪劣绅捉了，送进知事公署的监狱，关起来，要知事办他的罪。现在监狱里关人和从前两样，从前是绅士迭农民来关，现在是农民送绅士来关。

驱逐。土豪劣绅中罪恶昭著的，农民不是要驱逐，而是要捉他们，或杀他们。他们怕捉怕杀，逃跑出外。重要的土豪劣绅，在农民运动发达县份，几乎都跑光了，结果等于被驱逐。他们中间，头等的跑到上海，次等的跑到汉口，三等的跑到长沙，四等的跑到县城。这些逃跑的土豪劣绅，以逃到上海的为最安全。逃到汉口的，如华容的三个劣绅，终被捉回。逃到长沙的，更随时有被各县旅省学生捕获之虞，我在长沙就亲眼看见捕获两个。逃到县城的，资格已是第四等了，农民耳目甚多，发觉甚易。湖南政府财政困难，财政当局曾归咎于农民驱逐阔人，以致筹款不县，亦可见土豪劣绅不容于乡里之一斑。

枪毙。这必是很大的土豪劣绅，农民和各界民众共同做的。例如宁乡的杨致泽，岳阳的周嘉淦，华容的傅道南、孙伯助，是农民和各界人民督促政府枪毙的。湘潭的晏容秋，则是农民和各界人民强迫县长同意从监狱取出，由农民自己动手枪毙的。宁乡的刘昭，是农民直接打死的。醴陵的彭志蕃，益阳的周天爵、曹云，则正待“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判罪处决。这样的大劣绅、大土豪，枪毙一个，全县震动，于肃清封建余孽，极有效力。这样的大土豪劣绅，各县多的有儿十个，少的也有几个，每县至少要把几个罪大恶极的处决了，才是镇压反动派的有效方法。土豪劣绅势盛时，杀农民真是杀人不眨眼。长沙新康镇团防局长何迈泉，办团十年，在他手里杀死的贫苦农民将近一千人，美其名日“杀匪”。我的家乡湘潭县银田镇团防局长汤峻岩、罗叔林二人，民国二年以来十四年间，杀人五十多，活埋四人。被杀的五十多人中，最先被杀的两人是完全无罪的乞巧。汤峻岩说：“杀两个叫化子开张！”这两个叫化子就是这样一命呜呼了。以前土豪劣绅的残忍，土豪劣绅造成的农村白色恐怖是这样，现在农民起来枪毙儿个土豪劣绅，造成一点小小的镇压反革命派的恐怖现象，有什么理由说不应该？

第三件经济上打击地主

不准谷米出境，不准高抬谷价，不准囤积居奇。这是近月湖南农民经济斗争上一件大事。从去年十月至现在，贫农把地主富农的谷米阻止出境，并禁止高抬谷价和囤积居奇。结果，贫农的目的完全达到，谷米阻得水泄不通，谷价大咸，囤积居奇的绝迹。

不准加租加押，宣传减租减押。去年七八月间，农会还在势力弱小时期，地主依然按照剥削从重老例，纷纷通知佃农定要加租加押。但是到了十月，农会势力大增，一致反对加租加押，地主便不敢再提加租加押四字。及至十一月后，农民势力压倒地主势力，农民乃进一步宣传减租减押。农民说：可惜去秋交租时农会尚无力量，不然去秋就减了租了。对于今秋减租，农民正大做宣传，地主们亦在问减租办法。至于减押，衡山等县目下已在进行。

不准退佃。去年七八月间，地主还有好多退佃另佃的事。十月以后，无人敢退佃了。现在退佃另佃已完全不消说起，只有退佃自耕略有点问题。有些地方，地主退佃自耕，农民也不准。有些地方，地主如自耕，可以允许退佃，但同时发生了佃农失业问题。此问题尚无一致的解决办法。

减息。安化已普遍地减了息，他县亦有减息的事。惟农会势盛地方，地主惧怕“共产”，完全“卡借”，农村几无放债的事。此时所谓减息，限于旧债。旧债不仅减息，连老本也不许债主有逼取之事。贫农说：“怪不得，年岁大了，明年再还吧！”

第四件推翻土豪劣绅的封建统治——打倒都团

旧式的都团（即区乡）政权机关，尤其是都之一级，即接近县之一级，几乎完全是土豪劣绅占领。“都”管辖的人口有一万至五六万之多，有独立的武装如团防局，有独立的财政征收权如亩捐⒀等，有独立的司法权如随意对农民施行逮捕、监禁、审问、处罚。这样的机关里的劣绅，简直是乡里王。农民对政府如总统、督军〔14〕，县长等还比较不留心，这班乡里王才真正是他们的“长上”，他们鼻子里哼一声，农民晓得这是要十分注意的。这回农村造反的结果，地主阶级的威风普遍地打下来，土豪劣绅把持的乡政机关，自然跟了倒塌。都总团总〔15〕躲起不敢出面，一切地方上的事都推到农民协会去办。他们应付的话是：

“不探（管）闲事！”

农民们相与议论，谈到都团总，则愤然说：

“那班东西么，不作用了！”

“不作用”三个宇，的确描画了经过革命风潮地方的旧式乡政机关。

第五件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

湖南地主阶级的武装，中路较少，西南两路轨多。平均每县以六百枝步枪计，七

十五县共有步枪四万五千枝，事实上或者还要多。农民运动发展区域之中南两路，因农民起来形势甚猛，地主阶级招架不住，其武装势力大部分投降农会，站在农民利益这边，例如宁乡、平江、浏阳、长沙、胯陵、湘潭、湘乡、安化、衡山、衡阳等县。小部分站在中立地位，但倾向于投降，例如宝庆等县。再一小部分则站在和农会敌对地位，例如宜章、临武、嘉禾等县，但现时农民正在加以打击，可能于不久时间消灭其势力。这样由反动的地主手里拿过来的武装，将一律改为“挨户团常备队”〔16〕，放在新的乡村自治机关——农民政权的乡村自治机关管理之下。这种旧武装拿过来，是建设农民武装的一方面。建设农民武装另有一个新的方面，即农会的梭镖队。梭镖——种接以长柄的单尖两刃刀，单湘乡一县有十万枝。其他各县，如湘潭、衡山、醴陵、长沙等，七八万枝、五六万枝、三四万枝不等。凡有农民运动各县，梭镖队便迅速地发展。这种有梭镖的农民，将成为“挨户团非常备队”。这个广大的梭镖势力，大于前述旧武装势力，是使一切土豪劣绅看了打颤的一种新起的武装力量。湖南的革命当局，应使这种武装力量确实普及于七十五县二千余万农民之中，应使每个青年壮年农民都有一柄梭镖，而不应限制它，以为这是可以使人害怕的东西。若被这种梭镖队吓翻了，那真是胆小鬼！只有土豪劣绅看了害怕，革命党决不应该看了害怕。

第六件推翻县官老爷衙门差役的政权

县政治必须农民起来才能澄清，广东的海丰已经有了证明。这回在湖南，尤其得到了充分的证明。在土豪劣绅霸占权力的县，无论什么人去做知事，几乎都是贪官污吏。在农民已经起来的县，无论什么人去，都是廉洁政府。我走过的几县，知事遇事要先问农民协会。在农民势力极盛的县，农民协会说话是“飞灵的”。农民协会要早晨捉土豪劣绅，知事不敢挨到中午，要中午捉，不敢挨到下午。农民的权力在乡间初涨起来的时候，县知事和土豪劣绅是勾结一起共同对付农民的。在农民的权力涨至和地主权力平行的时候，县知事取了向地主农民两边敷衍的态度，农民协会的话，有一些被他接受，有一些被他拒绝。上头所说农会说话飞灵，是在地主权力被农民权力完全打下去了的时候。现在像湘乡、湘潭、醴陵、衡山等县的县政治状况是：

（一）凡事取决于县长和革命民众团体的联合会议。这种会议，由县长召集，在县署开。有些县名之曰“公法团联席会议”，有些县名之曰“县务会议”。出席的人，县长以外，为县农民协会、县总工会、县商民协会、县女界联合会、县教职员联合会、县学生联合会以及国民党县党部⒄的代表们。在这样的会议里，各民众团体的意见影响县长，县长总是唯命是听。所以，在湖南采用民主的委员制县政治组织，应当是没有问题的了。现在的县政府，形式和实质，都已经是颇民主的了，达到这种形势，是最近两三个月的事，即农民从四乡起来打倒了土豪劣绅权力以后的事。知事看见旧靠山已倒，要做宫除非另找靠山，这才开始巴结民众团体，变成了上述的局面。

（二）承审员没有案子。湖南的司法制度，还是知事兼理司法，承审员助知事审案。知事及其僚佐要发财，全靠经手钱粮捐派，办兵差和在民刑诉讼上颠倒敲诈这几件事，尤以后一件为经常可靠的财源。几个月来，土豪劣绅倒了，没有了讼棍。农民的大小事，又一概在各级农会里处理。所以，县公署的承审员，简直没有事做。湘乡的示审员告诉我：“没有农民协会以前，县公署平均每日可收六十件民刑诉讼禀帖；有农会后，平均每日只有四五件了。

”于是知事及其僚佐们的荷包，只好空着。

（三）警备队、警察、差役，一概敛迹，不敢下乡敲诈。从前乡里人怕城里人，现在城里人怕乡里人。尤其是县政府农养的警察、警备队、差役这班恶狗，他们怕下乡，下乡也不敢再敲诈。他们看见农民的梭镖就发抖。

第七件推翻祠堂族长的族权和城隍土地

菩萨的神权以至丈夫的男权

中国的男子，普通要受三种有系统的权力的支配，即：（一）由一国、一省、一县以至一乡的国家系统（政权）；（二）由宗祠、支祠以至家长的家族系统（族权）；（三）由阎罗天子、城隍庙王以至土地菩萨的阴间系统以及由玉皇上帝以至各种神怪的神仙系统——总称之为鬼神系统（神权）。至于女子，除受上述三种权力的支配以外，还受男子的支配（夫权）。这四种权力——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农民在乡下怎样推翻地主的政权，已如前头所述。地主政权，是一切权力的基干。地主政权既被打翻，族权、神权、夫权便一概跟着动摇起来。农会势盛地方，族长及祠款经管人不敢再压迫族下子孙，不敢再侵蚀祠款。坏的族长、经管，已被当作土豪劣绅打掉了。从前祠堂里“打屁股”、“沉潭”、“活埋”等残酷的肉刑和死刑，再也不敢拿出来了。

女子和穷人不能进祠堂吃酒的老例，也被打破。衡山白果地方的女子们，结队拥入祠堂，一屁股坐下便吃酒，族尊老爷们只好听她们的便。又有一处地方，因禁止贫农进祠堂吃酒，一批贫农拥进去，大喝大喝，土豪劣绅长褂先生吓得都跑了。神权的动摇，也是跟着农民运动的发展而普遍。许多地方，农民协会占了神的庙宇做会所。一切地方的农民协会，都主张提取庙产办农民学校，做农会经费，名之曰“迷信公款”。醴陵禁迷信、打菩萨之风颇盛行。北乡各区农民禁止家神老爷（傩神）游香。渌口伏波岭庙内有许多菩萨，因为办国民党区党部房屋不够，把大小菩萨堆于一角，农民无异言。自此以后，人家死了人，敬神、做道场、送大王灯的，就很少了。这事，因为是农会委员长孙小山倡首，当地的道士们颇恨孙小山。北三区龙凤庵农民和小学教员，砍了木菩萨煮肉吃。南区东富寺三十几个菩萨都给学生和农民共同烧掉了，只有两个小菩萨名“包公老爷”者，被一个老年农民抢去了，他说：“莫造孽！”在农民势力占了统治地位的地方，信神的只有老年农民和妇女，青年和壮年农民都不信了。农民协会是青年和壮年农民当权，所以对于推翻神权，破除迷信，是各处都在进行中的。夫权这种东西，自来在贫农中就比较地弱一点，因为经济上贫农妇女不能不较富有阶级的女子多参加劳动，所以她们取得对于家事的发言权以至决定权的是比较多些。至近年，农村经济益发破产，男子控制女子的基本条件，业已破坏了。最近农民运动一起，许多地方，妇女跟着组织了乡村女界联合会，妇女抬头的机会已到，夫权便一天一天地动摇起来。总而言之，所有一切封建的宗法的思想和制度，都随着农民权力的升涨而动摇。但是现在时期，农民的精力集中于破坏地主的政治权力这一点。要是地主的政治权力破坏完了的地方，农民对家族神道男女关系这三点便开始进攻了。但是这种进攻，现在到底还在“开始”，要完全推翻这三项，还要待农民的经济斗争全部胜利之后。因此，目前我们对农民应该领导他们极力做政治斗争，期于彻底推翻地主权力。并随即开始经济斗争，期于根本解决贫农的土地及其他经济问题。至于家族主义、迷信观念和不正确的男女关系之破坏，乃是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胜利以后自然而然的结果。若用过大的力量生硬地勉强地从事这些东西的破坏，那就必被土豪劣绅借为口实，提出“农民协会不孝祖宗”、“农民协会欺神灭道”、“农民协会主张共妻”等反革命宣

传口号，来破坏农民运动。湖南的湘乡、湖北的阳新，最近都发生地主利用了农民反对打菩萨的事，就是明证。菩萨是农民立起来的，到了一定时期农民会用他们自已的双手丢开这些菩萨，无须旁人过早地代苞丢菩萨。共产党对于这些东西的宣传政策应当是：“引而不发，跃如也。

”⒅菩萨要农民自己去丢，烈女祠、节孝坊要农民自己去摧毁，别人代苞是不对的。

我在乡里也曾向农民宣传破除迷信。我的话是：

“信八字望走好运，信风水望坟山贯气。今年几个月光县，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一齐倒台了。难道这几个月以前土豪劣绅贪官污吏还大家走好运，大家坟山都贯气，这几个月忽然大家走坏运，坟山也一齐不贯气了吗？土豪劣绅形容你们农会的话是：‘巧得很否，如今是委员世界呀，你看，屙尿都碰了委员。’的确不错，城里、乡里、工会、农会、国民党、共产党无一不有执行委员，确实是委员世界。但这也是八字坟山出的吗？巧得很！乡下穷光蛋八字忽然都好了！坟山也忽然都贯气了！神明吗？那是很可敬的。但是不要农民会，只要关圣帝君、观音大士，能够打倒土豪劣绅吗？那些帝君、大士们也可怜，敬了几百年，一个土豪劣绅不曾替你们打倒！现在你们想减租，我请问你们有什么法子，信神呀，还是信农民会？”

我这些话，说得农民都笑起来。

第八件普及政治宣传

开一万个法政学校，能不能在这样短时间内普及政治教育于穷乡僻壤的男女老少，像现在农会所做的政治教育一样呢？我想不能吧。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这几个政治口号，真是不翼而飞，飞到无数乡村的青年壮年老头子小孩子妇女们的面前，一直钻进他们的脑子里去，又从他们的脑子里流到了他们的嘴上。比如有一群小孩子在那里玩吧，如果你看见一个小孩子对着另一个小孩子鼓眼蹬脚扬手动气时，你就立刻可以听到一种尖锐的声音，那便是：“打倒帝国主义！”

湘潭一带的小孩子看牛时打起架来，一个做唐生智，一个做叶开鑫〔19〕，一会儿一个打败了，一个跟着追，那追的就是唐生智，被追的就是叶开鑫。

“打倒列强……”这个歌，街上的小孩子固然几乎人人晓得唱了，就是乡下的小孩子也有很多晓得唱了的。

孙中山先生的那篇遗嘱，乡下农民也有些晓得念了。他们从那篇遗嘱里取出了“自由”、“平等”、“三民主义”、“不平等条约”这些名词，颇生硬地应用在他们的生活上。

一个绅士模样的人在路上碰了一个农民，那绅士摆格不肯让路，那农民便愤然说：“土豪劣绅！晓得三民主义吗？”长沙近郊菜园农民进城卖菜，老被警察欺负。现在，农民可找到武器了，这武器就是三民主义。当警察打骂卖菜农民时，农民便立即抬出三民主义以相抵制，警察没有话说。湘潭一个区的农民协会，为了一件事和一个乡农民协会不和，那乡农民协会的委员长便宣言：“反对区农民协会的不平等条约！”

政治宣传的普及乡村，全是共产党和农民协会的功绩。很简单的一些标语、图画

和讲演，使得农民如同每个都进过一下子政治学校一样，收效非常之广而速。据农村工作同志的报告，政治宣传在反英示威、十月革命纪念和北伐胜利总庆祝这三次大的群众集会时做得很普遍。在这些集会里，有农会的地方普遍地举行了政治宣传，引动了整个农村，效力很大。今后值得注意的，就是要利用各种机会，把上述那些简单的口号，内容渐渐充实，意义渐渐明了阮来。

第九件农民诸禁

共产党领导农会在乡下树立了威权，农民便把他们所不喜欢的事禁止或暇制起来。最禁得严的便是牌、赌、鸦片这三件。

牌：农会势盛地方，麻雀、骨牌、纸叶子，一概禁绝。

湘乡十四都地方一个区农会，曾烧了一担麻雀牌。

跑到乡间去，什么牌都没有打，犯禁的即刻处罚，一点客气也没有。

赌：从前的“赌痞”，现在自己在那里禁赌了，农会势盛地方，和牌一样弊绝风清。

鸦片：禁得非常之严。农会下命令激烟枪，不敢稍违抗不缴。醴陵一个劣绅不缴烟枪，被捉去游乡。

农民这个“缴枪运动”，其声势不弱于北伐军对吴佩孚、孙传芳〔20〕军队的缴枪。好些革命军军官家里的年尊老太爷，烟瘾极重，靠一杆“枪”救命的，都被“万岁”（劣绅讥诮农民之称）们缴了去。

“万岁”们不仅禁种禁吃，还要禁运。由贵州经宝庆、湘乡、攸县、醴陵到江西去的鸦片，被拦截焚烧不少。这一来，和政府的财政发生了冲突。结果，还是省农会为了顾全北伐军饷，命令下级农会“暂缓禁运”。但农民在那里愤愤不乐。

三者以外，农民禁止或限制的东西还有很多，略举之则有：

花鼓。一种小戏，许多地方禁止演唱。

轿子。许多县有打轿子的事，湘乡特甚。农民最恨那些坐轿子的，总想打，但农会禁止他们。办农会的人对农民说：“你们打轿子，反倒替阔人省了钱，轿工要失业，岂非害了自己？”农民们想清了，出了新法子，就是大涨轿工价，以此惩富人。

煮酒熬糖。普遍禁止用谷米煮酒熬糖，糟行糖行叫苦不迭。衡山福田铺地方，不禁止煮酒，但限定酒价于一极小数目，酒店无钱赚，只好不煮了。

猪。限制每家喂猪的数目，因为猪吃去谷米。

鸡鸭。湘乡禁喂鸡鸭，但妇女们反对。衡山洋塘地方限制每家只准喂三个，福田

铺地方只准喂五个。好些地方完全禁止喂鸭，因为鸭比鸡更无用，它不仅吃掉谷，而且搓死禾。

酒席。丰盛酒席普遍地被禁止。湘潭韶山地方议决客来吃三牲，即只吃鸡鱼猪。

笋子、海带、南粉都禁止吃。衡山则议决吃八碗，不准多一碗。醴陵东三区只准吃五碗，北二区只准吃三荤三素，西三区禁止请春客。湘乡禁止“蛋糕席，——一种并不丰盛的席面。湘乡二都有一家讨媳妇，用了蛋糕席，农民以他不服从禁令，一群人涌进去，搅得稀烂。湘乡的嘉谟镇实行不吃好饮食，用果品祭祖。

牛。这是农民的宝贝。

“杀牛的来生变牛”，简直成了宗教，故牛是杀不得的。农民没有权力时，只能用宗教观念反对杀牛，没有实力去禁止。农会起来后，权力管到牛身上去了，禁止城里杀牛。湘潭城内从前有六家牛肉店，现在倒了五家，剩下一家是杀病牛和废牛的。衡山全县禁绝了杀牛。一个农民他有一头牛跌脱了脚，问过农会，才敢杀。株洲商会冒失地杀了一头牛，农民上街问罪，罚钱而外，放爆竹赔礼。

游民生活。如打春、赞土地、打莲花落，醴陵议决禁止。各县有禁止的，有自然消灭没人干这些事的。有一种“强告化”又叫“流民”者，平素非常之凶，现在亦只得屈服于农会之下。湘潭韶山地方有个雨神庙，素聚流民，谁也不伯，农会起来，悄悄地走了。同地湖堤乡农会，捉了三个流民挑土烧窑。拜年陋俗，议决禁止。

此外各地的小禁令还很多，如醴陵禁傩神游香，禁买南货斋果迭情，禁中元烧衣包，禁新春贴瑞签。湘乡的谷水地方水烟也禁了。二都禁放鞭炮和三眼统，放鞭炮的罚洋一元二角，放铳的罚洋二元四角。七都和二十都禁做道场。十八都禁送奠仪。诸如此类，不胜枚举，统名之曰农民诸禁。

这些禁令中，包含两个重要意义：第一是对于社会恶习之反抗，如禁牌赌鸦片等。

这些东西是跟了地主阶级恶劣政治环境来的，地主权力既倒，这些东西也跟着扫光。第二是对于城市商人剥削之自卫，如禁吃酒席，禁买南货斋果送情等等。因为工业品特贵，农产品特贱，农民极为贫困，受商人剥削厉害，不得不提倡节俭，借以自卫。至于前述之农民阻谷出境，是因为贫农自己粮食不够吃，还要向市上买，所以不许粮价高涨。这都是农民贫困和城乡矛盾的缘故，并非农民拒绝工业品和城乡贸易，实行所谓东方文化主义〔21〕。农民为了经济自卫，必须组织合作社，实行共同买货和消费。还须政府予以援助，使农民协会能组织信用（放款）合作社。如此，农民自然不必以阻谷为限制食粮价格的方法，也不会以拒绝某些工业品入乡为经济自卫的方法了。

第十件清匪

从禹汤文武起吧，一直到清朝皇帝，民国总统，我想没有哪一个朝代的统治者有现在农民协会这样肃清盗匪的威力。什么盗匪，在农会势盛地方，连影子都不见了。巧得很，许多地方，连偷小菜的小偷都没有了。有些地方，还有小偷。至于土匪，则我所走过的各县全然绝了迹，哪怕从前是出土匪很多的地方。原因：一是农会会员漫山遍野，梭镖短棍一呼百应，土匪无处藏踪。二是农民运动起后，谷子价廉，去春每担六元的，去冬只二元，民食问题不如从前那样严重。三是会党〔22〕加入了农会在农会里公开地合法地逞英雄，吐怨气，“山、堂、香、水”〔23〕的秘密组织，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杀猪宰羊，重捐重罚，对压迫他们的土豪劣绅阶级出气也出够了。四是各军大招兵，“不逞之徒”去了许多。因此，农运一起，匪患告绝。对于这一点，绅富方面也同情于农会。他们的议论是：“农民协会吗？讲良心话，也有一点点好处。

”

对于禁牌、赌、鸦片和清匪，农民协会是博得一般人的同情的。

第十一件废苛捐

全国未统一，帝国主义军阀势力未推翻，农民对政府税捐的繁重负担，质言之，即革命军的军费负担，还是没有法子解除的。但是土豪劣绅把持乡政时加于农民的苛捐如亩捐等，却因农民运动的兴起、土豪劣绅的倒塌而取消，至少也减轻了。这也要算是农民协会的功绩之一。

第十二件文化运动

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可是地主的文化是由农民造成的，因为造成地主文化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从农民身上掠取的血汗。中国有百分之九十未受文化教育的人民，这个里面，最大多数是农民。农村里地主势力一倒，农民的文化运动便开始了。试看农民一向痛恶学校，如今却在努力办夜学。

“洋学堂”，农民是一向看不惯的。我从前做学生时，回乡看见农民反对“洋学堂”，也和一般“洋学生”、“洋教习”一鼻孔出气，站在洋学堂的利益上面，总觉得农民未免有些不对。民国十四年在乡下住了半年，这时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有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才明白我是错了，农民的道理是对的。乡村小学校的教材，完全说些城里的东西，不合农村的需要。小学教师对待农民的态度又非常之不好，不但不是农民的帮助者，反而变成了农民所讨厌的人。故农民宁欢迎私塾（他们叫“汉学”），不欢迎学校（他们叫“洋学”），宁欢迎私塾老师，不欢迎小学教员。如今他们却大办其夜学，名之曰农民学校。有些已经举办，有些正在筹备，平均每乡有一所。他们非常热心开办这种学校，认为这样的学校才是他们自己的。夜学经费，提取迷信公款、祠堂公款及其他闲公闲产。这些公款，县教育局要提了办国民学校即是那不合农民需要的“洋学堂”，农民要提了办农民学校，争议结果，各得若干，有些地方是农民全得了。农民运动发展的结果，农民的文化程度迅速地提高了。不久的时间内，全省当有几万所学校在乡村中涌出来，不若知识阶级和所谓“教育家”者流，空唤“普及教育”，唤来唤去还是一句废话。

第十三件合作社运动

合作社，特别是消费、贩卖、信用三种合作社，确是农民所需要的。他们买进货物要受商人的剥削，卖出农产要受商人的勒抑，钱米信贷要受重利盘剥者的剥削，他们很迫切地要解决这三个问题。去冬长江打仗，商旅路断，湖南盐贵，农民为盐的需要组织合作社的很多。地主“卡借”，农民因借钱而企图组织“借贷所”的，亦所在多有。大问题，就是详细的正规的组织法没有。各地农民自动组织的，往往不合合作社的原则，因此做农民工作的同志，总是殷勤地问“章程”。假如有适当的指导，合作社运动可以随农会的发展而发展到各地。

第十四件修道路，修塘坝

这也是农会的一件功绩。没有农会以前，乡村的道路非常之坏。无线不能修路，有钱的人不肯拿出来，只好让它坏。略有修理，也当作慈善事业，从那些“肯积阴功”的人家化募几个，修出些又狭又薄的路。农会起来了，把命令发出去，三尺、五尺、七尺、一丈，按照路径所宜，分等定出宽狭，勒令沿路地主，各修一段。号令一出，谁敢不依？不久时间，许多好走的路都出来了。这却并非慈善事业，乃是出于强迫，但是这一点子强迫实在强迫得还可以。塘坝也是一样。无情的地主总是要从佃农身上取得东西，却不肯花几个大钱修理塘坝，让塘干旱，饿死佃农，他们却只知收租。有了农会，可以不客气地发命令强迫地主修塘坝了。地主不修时，农会却很和气地对地主说道：“好！你们不修，你们出谷吧，斗谷一工！”地主为斗谷一工划不来，赶快自己修。因此，许多不好的塘坝变成了好塘坝。

总上十四件事，都是农民在农会领导之下做出来的。就其基本的精神说来，就其革命意义说来，请读者们想一想，哪一件不好？说这些事不好的，我想，只有土豪劣绅们吧！很奇怪，南昌方面〔24〕传来消息，说蒋介石、张静江〔2s〕诸位先生的意见，颇不以湖南农民的举动为然。湖南的右派领袖刘岳峙〔28〕辈，与蒋、张诸公一个意见，都说：“这简直是赤化了！”我想，这一点子赤化若没有时，还成个什么国民革命！嘴里天天说“唤起民众”，民众起来了又害怕得要死，这和叶公好龙〔27〕有什么两样！

注释

（1〕湖南是当时全国农民运动的中心。〔2〕赵恒惕（一八八０——九七一），湖南衡山人。一九二０年以后，他是统治湖南的军阀。一九二六年三月，在湖南人民掀起反赵高潮的形势下，被迫辞去湖南省长的职务。同年七月至九月，他的旧部被北伐军击溃。〔3〕辛亥革命是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同盟会所领导的推翻清朝专制王朝的革命。一九一一年（辛亥年）十月十日，革命党人发动新军在湖北武昌举行起义，接着各省响应，外国帝国主义所支持的清朝反动统治迅速瓦解。一九一二年一月在南京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从此结束，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但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力量很弱，并具有妥协性，没有能力发动广大人民的力量比较彻底地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辛亥革命的成果迅即被北洋军阀袁世凯篡夺，中国仍然没有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态。〔4〕“矫枉过正’是一句成语，原意是纠正错误而超过了应有的限度。但旧时有人常用这句话去拘束人们的活动，要人们只在修正旧成规的范围内活动，而不许完全破坏旧成规。在修正旧成规的范围内活动，叫做合乎“正”，如果完全破坏旧成规，就叫做“过正”。这也正是改良派和革命队伍内机会主义者的理论。毛泽东在这里驳斥了这类改良派的理论。这里说“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打”，就是说，要终结旧的封建秩序，必须用群众的革命方法，而不是用修正的——改良的方法。〔5〕一九二六年九月北伐军进军江西的时候，排斥共产党人的蒋介石嫡系部队打了败仗。许多报刊刊登消息说蒋介石受了伤。当时蒋介石的反革命面目还没有充分暴露出来，农民群众还认为他是革命的；地主富农则反对他，听到北伐军打败仗和蒋介石受伤的消息后很高兴。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他的反革命面目才完全暴露出来。从这时起，地主富农就对他改取拥护态度了。〔8〕
广东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最早的革命根据地。〔7〕吴佩孚（一八七四——九三九），山东蓬莱人，北洋直系军阀首领之一。一九二０年七月，他打败皖系军阀段棋瑞，开始左右北洋军阀的中央政权，为英美帝国主义的代理人。一九二四年十月，他在军阀混战中失败。一年后再起，到一九二六年北伐战争前，他据有直隶（今河北）南部和湖北、湖南、河南等省。北伐军从广东出发，首先打倒的敌人就是吴佩孚。〔8〕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提出的民族、民权、民生三个问题的原则和纲领。随着时代的不同，三民主义的内容有新旧的区别。旧三民主义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纲领。一九二四年一月，孙中山接受共产党人的建议，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对三民主义重新作了解释，旧三民主义从此发展为新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包含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纲领，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合作的政治基础。参见本书第二卷《新民主主义论》第十节。〔9〕不应当容许富农加入农会。一九二七年时期，农民群众还不知道这一点。〔10〕见本卷《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注〔10〕。〔11〕指当时的国民党县党部。〔12〕袁祖铭，贵州军阀，在一九二六年六月至一九二七年一月期间曾经盘据湘西一带。〔13〕亩捐是当时县、区、乡豪绅政权除抽收原有田斌之外，另行按田亩摊派的一种苛捐。这种捐税连租种地主土地的贫苦农民都要直接负担。〔14〕督军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管辖一省的军事首脑。督军大都总揽全省的军事政治大权，对外勾结帝国主义，对内实行池方性的封建军事割据，是一省范围内的独裁者。〔15〕都总、团总是都、团政权机关的头领。〔16〕“挨户团”是当时湖南农村武装的一种，它分常备队和非常备队两部分。“挨户”是形容几乎每一户人家都要参加的意思。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许多地方的“挨户团’被地主所夺取，变成了反革命的武装组织。〔17〕当时在武汉国民党中央领导下的各地国民党县党部，很多是属于执行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组织，是共产党人、左派国民党员和其他革命分子的革命联盟。〔18〕这句话引自《孟子·尽心上》，大意是说善于教人射箭的人，引满了弓，却不射出去，只摆着跃跃欲动的姿势。毛泽东在这里是借来比喻共产党人应当善于教育和启发农民，使农民自觉地去破除迷信和其他不良的风俗习惯，而不是不顾农民的觉悟程度，靠发号施令代替农民去破除。

〔19〕唐生智是当时站在革命方面参加北伐的一个将军。叶开鑫是当时站在北洋军阀方面反对革命的一个将军。〔20〕孙传芳（一八八五——九三五），山东泰安人，北洋直系军阀。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以后，曾经统治浙江、福建、江苏、安徽、江西五省。他镇压过上海工人的起义。一九二六年九月至十一月间，他的军队主力在江西的南昌、九江一带，被北伐军击溃。〔21〕东方文化主义，是排斥近代科学文明，标榜和宣扬东方落后的农业生产和封建文化的一种反动思想。〔22〕会党指哥老会等旧中国民间秘密团体。参见本卷《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注〔17〕。〔23〕山、堂、香、水，是旧中国民间秘密团体的一些宗派的称号。〔24〕一九二六年十一月至一九二七年三月，蒋介石把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设在南昌。蒋介石在南昌集合了国民党右派和一部分北洋军阀的政客，勾结帝国主义，策划反革命的阴谋，形成了与当时的革命中心武汉对抗的局面。〔25〕张静江（一八七七——九五０），浙江湖州人。当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代理主席，是国民党右派头子之一，为蒋介石设谋画策的人。〔26〕刘岳峙，湖南国民党右派组织“左社”的头子。一九二七年二月，他被当时还执行革命政策的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清洗出党，成为人所共知的反动分子。〔27〕叶公好龙，见汉朝刘向所作《新序·杂事》：“叶公子高好龙，钩以写龙，凿以写龙，屋室雕文以写龙。于是天龙闻而下之，窥头于牖，施尾于堂。叶公见之，弃而还走，失其魂魄，五色无主。是叶公非好龙也，好夫似龙而非龙者也。”毛泽东在这

里用以比喻蒋介石辈口谈革命，实际上畏惧革命，反对革命。*毛泽东此文是为了答复当时党内党外对于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而写的。为了这个目的，毛泽东到湖南做了三十二天的考察工作，并写了这一篇报告。当时党内以陈独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者，不愿意接受毛泽东的意见，而坚持自己的错误见解。他们的错误，主要是被国民党的反动潮流所吓倒，不敢支持已经起来和正在起来的伟大的农民革命斗争。为了迁就国民党，他们宁愿抛弃农民这个最主要的同盟军，使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一九二七年春夏国民党之所以敢于叛变，发动“清党运动”和反人民的战争，主要就是乘了共产党的这个弱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

（一九五○年六月二十八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一九五○年六月三十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发布命令公布施行）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

第二章土地的没收和征收

第二条没收地主的土地、耕畜、农具、多余的粮食及其在农村中多余的房屋。但地主的其他财产不予没收。

第三条征收祠堂、庙宇、寺院、教堂、学校和团体在农村中的土地及其他公地。

但对依靠上述土地收入以为维持费用的学校、孤儿院、养老院、医院等事业，应由当地人民政府另筹解决经费的妥善办法。

清真寺所有的土地，在当地回民同意下，得酌予保留。

第四条

保护工商业，不得侵犯。

地主兼营的工商业及其直接用于经营工商业的土地和财产，不得没收。不得因没收封建的土地财产而侵犯工商业。

工商业家在农村中的土地和原由农民居住的房屋，应予征收。但其在农村中的其他财产和合法经营，应加保护，不得侵犯。

第五条

革命军人、烈士家属、工人、职员、自由职业者、小贩以及因从事其他职业或因

缺乏劳动力而出租小量土地者，均不得以地主论。其每人平均所有土地数量不超过当地每人平均土地数百分之二百者（例如当地每人平均土地为二亩，本户每人平均土地不超过四亩者），均保留不动。超过此标准者，得征收其超过部分的土地。如该项土地确系以其本人劳动所得购买者，或系鳏、寡，孤、独、残废人等依靠该项土地为主者，其每人平均所有土地数量虽超过百分之二百，亦得酌情予以照顾。

第六条

保护富农所有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及其他财产，不得侵犯。

富农所有之出租的小量土地，亦予保留不动；但在某些特殊地区，经省以上人民政府的批准，得征收其出租土地的一部或全部。

半地主式的富农出租大量土地，超过其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数量者，应征收其出租的土地。富农租入的土地应与其出租的土地相抵计算。

第七条

保护中农（包括富裕中农在内）的土地及其他财产，不得侵犯。

第八条

本法规定所有应加没收和征收的土地，在当地解放以后，如以出卖、出典、赠送或其他方式转移分散者，一律无效。此项土地，应计入分配土地的数目之内。但农民如因买地典地而蒙受较大损失时，应设法给以适当补偿。

第九条

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及其他农村社会阶级成分的合法定义，另定之。

第三章土地的分配

第十条

所有没收和征收得来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除本法规定收归国家所有者外，均由乡农民协会接收，统一地、公平合理地分配给无地少地及缺乏其他生产资斜的贫苦农民所有，对地主亦分给同样的一份，使地主也能依靠自己的劳动维持生活，并在劳动中改造自己。

第十一条

分配土地，以乡或等于乡的行政村为单位，在原耕基础上，按土地数量、质量及其位置远近，用抽补调整方法按人口统一分配之。但区或县农民协会得在各乡或等于乡的各行政村之间，作某些必要的调剂。在地广人稀的地区，为便于耕种，亦得以乡
以下的较小单位分配土地。乡与乡之间的交错土地，原属何乡农民耕种者，即划归该乡分配。

第十二条

在原耕基础上分配土地时，原耕农民自有的土地不得抽出分配。原耕农民租入的土地抽出分配时，应给原耕农民以适当的照顾。应使原耕农民分得的土地（自有土地者连同其自有土地在内），适当地稍多于当地无地少地农民在分得土地后所有的土地，以使原耕农民保持相当于当地每人平均土地数的土地为原则。

原耕农民租入土地之有田面权者，在抽动时，应给原耕者保留相当于当地田面权价格之土地。

第十三条

在分配土地时，对于无地少地人口中若干特殊问题的处理，如下：

一、只有一口人或两口人而有劳动力的贫苦农民，在本乡土地条件允许时，得分给多于一口人或两口人的土地。

二、农村中的手工业工人、小贩、自由职业者及其家属，应酌情分给部分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但其职业收入足以经常维持其家庭生活者，得不分给。

三、家居农村的烈士家属（烈士本人得计算在家庭人口之内）、人民解放军的指挥员、战斗员、荣誉军人、复员军人、人民政府和人民团体的工作人员及其家属（包括随军家属在内），均应分给与农民同样的一份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但人民政府和人民团体的工作人员，得视其薪资所得及其他收入的多少与其对于家庭生活所能维持的程度，而酌情少分或不分。

四、本人在外从事其他职业而家属居住农村者，其家属应酌情分给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其职业收入足以经常维持其家属生活者，得不分给。

五、农村中的僧、尼、道士、教士及阿訇，有劳动力，愿意从事农业生产而无其他职业维持生活者，应分给与农民同样的一份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

六、经城市人民政府或工会证明其失业的工人及其家属，回乡后要求分地而又能从事农业生产者，在当地土地情况允许的条件下，应分给与农民同样的一份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

七、还乡的逃亡地主及曾经在敌方工作现已还乡的人员及其家属，有劳动力，愿意从事农业生产以维持生活者，应分给与农民同样的一份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

八、家居乡村业经人民政府确定的汉奸、卖国贼、战争罪犯、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及坚决破坏土地改革的犯罪分子，不得分给土地。其家属未参加犯罪行为，无其
他职业维持生活，有劳动力并愿意从事农业生产者，应分给与农民同样的一份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

第十四条

分配土地时，得以乡为单位，根据本乡的土地情况，酌量留出小量土地，以备本乡情况不明的外出户和逃亡户回乡耕种，或作本乡土地调剂之用。此项土地，暂由乡人民政府管理，租给农民耕种。但所留土地最多不得超过全乡土地的百分之一。

第十五条

分配土地时，县以上人民政府得根据当地土地情况，酌量划出一部分土地收归国有，作为一县或数县范围内的农事试验场或国营示范农场之用。此项土地，在未举办农场以前，可租给农民耕种。

第四章特殊土地问题的处理

第十六条

没收和征收的山林、鱼塘、茶山、、桐山、桑田、竹林、果园、芦苇地、荒地及其他可分土地，应按适当比例，折合普通土地统一分配之。为利于生产，应尽先分给原来从事此项生产的农民。分得此项土地者，可少分或不分普通耕地。其分配不利于经营者，得由当地人民政府根据原有习惯，予以民主管理，并合理经营之。

第十七条

没收和征收之堰、塘等水利，可分配者应随田分配。其不宜于分配者，得由当地人民政府根据原有习惯予以民主管理。

第十八条

大森林、大水利工程、大荒地、大荒山、大盐田和矿山及湖、沼、河、港等，均归国家所有，由人民政府管理经营之。其原由私人投资经营者，仍由原经营者按照人民政府颁布之法令继续经营之。

第十九条

使用机器耕种或有其他进步设备的农田、苗圃、农事试验场及有技术性的大竹园、大果园、大茶山、大桐山、大桑田、大牧场等，由原经营者继续经营，不得分散。但土地所有权原属于地主者，经省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得收归国有。

第二十条

没收和征收土地时，坟墓及坟场上的树木，一律不动。

第二十一条

名胜古迹，历史文物，应妥为保护。祠堂、庙宇、寺院、教堂及其他公共建筑和地主的房屋，均不得破坏。地主在农村中多余的房屋不合农民使用者，得由当地人民政府管理，充作公用。

第二十二条

解放后开垦的荒地，在分配土地时不得没收，仍归原垦者耕种，不计入应分土地数目之内。

第二十三条

为维持农村中的修桥、补路、茶亭、义渡等公益事业所必需的小量土地，得按原有习惯予以保留，不加分配。

第二十四条

华侨所有的土地和房屋，应本照顾侨胞利益的原则，由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军政委员会）或省人民政府依照本法的一般原则，另定适当办法处理之。

第二十五条

沙田、湖田之属于地主所有或为公共团体所有者，均收归国家所有，由省以上人民政府另定适当办法处理之。

第二十六条

铁路、公路、河道两旁的护路、护堤土地及飞机场、海港、要塞等占用的土地，不得分配。已划定线路并指定日期开辟的铁路、公路、河道及飞机场等应保留土地者，须经省以上人民政府批准。

第二十七条

国家所有的土地，由私人经营者，经营人不得以之出租、出卖或荒废。原经营人如不需用该项土地时，必须交还国家。

第五章土地改革的执行机关和执行方法

第二十八条

为加强人民政府对土地改革工作的领导，在土地改革期间，县以上各级人民政府，经人民代表会议推选或上级人民政府委派适当数量的人员，组织土地改革委员会，负
贵指导和处理有关土地改革的各项事宜。

第二十九条

乡村农民大会，农民代表会及其选出的农民协会委员会，区、县、省各级农民代表大会及其选出的农民协会委员会，为改革土地制度的合法执行机关。

第三十条

土地改革完成后，由人民政府发给土地所有证，并承认一切土地所有者自由经营、买卖及出租其土地的权利。土地制度改革以前的土地契约，一律作废。

第三十一条

划定阶级成分时，应依据中央人民政府颁布的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按自报公议方法，由乡村农民大会，农民代表会，在乡村人民政府领导下民主评定之。其本人未参加农民协会者，亦应邀集到会参加评定，并允许其申辩。评定后，由乡村人民政府报请区人民政府批准。本人或其他人如有不同意见，得于批准后十五日内向县人民法庭提出申诉，经县人民法庭判决执行。

第三十二条

为保证土地改革的实行，在土地改革期间，各县应组织人民法庭，用巡回审判方法，对于罪大恶极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痛恨并要求惩办的恶霸分子及一切违抗或破坏土地改革法令的罪犯，依法予以审判及处分。严禁乱捕、乱打、乱杀及各种肉刑和变相肉刑。

人民法庭的组织条例，另定之。

第三十三条

在土地改革完成以前，为保证土地改革的秩序及保护人民的财富，严禁一切非法的宰杀耕畜、斫伐树木，并严禁荒废土地，破坏农具、水利、建筑物、农作物或其他物品，违者应受人民法庭的审判及处分。

第三十四条

为保障土地改革一切措施符合于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及意志，各级人民政府应负责切实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农民及其代表有在各种会议上自由批评及弹勘各方各级的一切工作人员的权利。侵犯上述人民权利者，应受法律制裁。

第六章附则

第三十五条

本法适用于一般农村，不适用于大城市的郊区。大城市郊区的土地改革办法，另定之。

本条所称的大城市，由各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军政委员会）按城市情况决定之。

第三十六条

本法不适用于少数民族地区。但在汉人占多数地区零散居住的少数民族住户，在当地土地改革时，应依本法与汉人同等待遇。

第三十七条

本法不适用于土地改革业已基本上完成的地区。

第三十八条

凡在本法公布后开始施行土地改革的地区，除本法第三十五、第三十六及第三十七条所规定之地区外，均须按照本法施行。各地何时施行土地改革，由各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军政委员会）及省人民政府以命令规定并公布之。

第三十九条

本法公布后，各省人民政府应依本法所定原则及当地具体情况制定当地土地改革实施办法，提请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军政委员会）批准施行，并呈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备案。

第四十条

本法经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后公布施行。

“左”倾风暴下的黑峪口

鲁顺民

一、乡关

我是兴县人，我们那个村叫黑峪口，是黄河岸边的一个古渡口，古镇子。我们村里在兴县乃至整个晋西北地区是一个远近闻名的地方，一是因为黑峪口是一个商镇，是一个渡口。码头上天天有渡口船往来晋陕之间，天天有长船从上游下游运来货物，南来北往的商客络绎不绝，镇子上沿河有两条街，店铺林立，光是大的药铺还开下三家，下来饭店、商铺有一二百家。镇上隔一天一集，繁华得很。再一个重要原因是，黑峪口有很浓厚的读书风气，家家子弟都念书，人说黑峪口街上拾粪的都是个高小毕
业，这一点也不夸张。村里很早就有了高小学校，叫做兴县二高，校长为牛友兰先生。一高在县城里。这两所高小学校是开明绅士刘少白和牛友兰出资兴办起来的。二高经常保持有二百多学生，学生大部分是本县子弟，还有相当一部分来自陕西神木和府谷，都住校学习。

不仅男孩子读书，女孩子也不例外。刘少白在办二高之前，曾经办过一个女校，学校共有38名女学生。因此读书风气很浓，家家户户都把培养子弟读书当作头等大事。我读二高的时候，村里有办法一些的人家，就把子弟送到西安、太原去深造，当时太原的第一师范有5名，国民师范有3名，其他就读于进山中学、成成中学等学校，合起来有20多个。

二高里有不少贫寒子弟，这些贫寒子弟都由校长牛友兰先生代为交纳学费，日常开支也由他一手包下来。受过他资助的学生很多。

学生毕业之后，考师范、学生意就是出路，好一点考个官做，那就有出息了。从二高毕业之后，学生们大都到外地工作、谋生，在外面的人真不少。1958年，村里想办些实业，向在外的本地干部寻求帮助，共有160多名在外干部，集了1万多元，那时候的1万块钱哪！黑峪口在外工作的人中，共有4名省部级干部，县处级干部那就更多了。这都是浓厚的读书风气濡染的结果。

我父亲毕业于太原第一师范学校。上师范管吃管住不收学费，是寒门小户人家子弟的首选。父亲毕业后，先后在岢岚县和兴县魏家滩教书。在黑峪口，像我父亲这样在外面教书谋生的也不在少数。但是，1943年他就去世了。那一年我13岁，正好高小毕业。我是长子，兄妹四人，父亲这一去世，到外面念师范的这点希望就彻底破灭了，只好回家帮助寡母撑起这个穷家。

家里既没有地，我也不会种地，但不要紧。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黑峪口有商业传统，人也相当杂，在这里居住的有湖南人、内蒙人、山东人，还有北京人，本省晋中的商户在这里定居的也不少。除了商户，大部分耍手艺做小买卖度日谋生，有木匠、铁匠、铜匠、炉匠及码头上的水手和搬运工。镇上1400多口人，有一半以上的人不会种地，黑峪口的人不种地、不会种地并不奇怪。怎么办？在家里和母亲一起纺线织布，然后到集市上卖掉。现在想起来不可思议，就靠纺线织布，居然把一家人的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不作难，不受制。

我们村里的人情相当好。其实我们家是外来户，我爷爷手上从山上一个小村子迁到黑峪口。黑峪口是码头地方，不排外，不欺生，在黑峪口从来没感觉到我们是外来小户，而且大家都很团结，谁家有个难处，大家都力所能及给予帮衬。所以，父亲去世之后，我们家的生活也没有感觉到有多难。

村里杂姓多，大姓是任、刘两家。任家世代出过十来个秀才，前清的时候还出过一个举人，任家老大任捧瑞是当地名医，也是开明士绅，1942年随牛友兰、刘少白率领的“晋绥士绅参观团”到过延安。刘家就不必说，也是诗礼传家的大户，任刘两家还是姻亲，刘家老大刘少白和任家老大是连襟。

刘少白是前清的贡生，山西大学毕业。老汉在旧时代官场上干了好些年，后来在天津由王若飞和安子文介绍入党，入党时间很早。他和牛友兰先生为兴县办过许许多多好事，办起一高二高，后来还筹办起一所高中学校，这在黄河两岸是破天荒的事情。1940年，两个老汉拿出一多半家产办起兴县农民银行，给共产党解决经费。刘少白思想很开明，他的三个女儿从小就不缠足，而且都送出去念书，大女儿刘亚雄，二女儿刘竞雄，侄女刘佩雄都是很有名的，都担任过国家高级干部。子侄辈共9人，有7人被送到北京、太原、延安读书，都参加了革命。

刘少白常年在外边工作，担任晋绥边区临时参议会副参议长，经常不在村里。我

那时候小，很少见到他，一个清清瘦瘦的老汉，很和气。倒是我跟他的侄女是同学，所以对他家还是比较了解的。

这两户人家都是很开明，思想非常进步。刘少白不必说，就是任家的任捧瑞，也是相当开明进步的。他少年失怙，父亲早丧，他就劝母亲趁年轻改嫁，他对母亲说：你这么年轻为什么不改嫁？这在一百年前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他儿子得了不治之症，别人劝他说请请神官巫婆看一看，他顿时大怒，说他就是死也不能请这些人。当然他儿子后来还是死了。

这种开明的风气影响下，我们村里的风气很正，村里都崇尚简朴节俭，不事铺张，就是红白事筵也很简单。我在繁峙当县委书记的时候看到人们把大量的精力和财力花在这些事上很不理解，也很吃惊。我们村不，即使是任刘两家大户办喜事，人家请个三五桌人就办事了。而且村里一千多号人，脑袋里的迷信思想也很淡薄，举个例子，别的地方最忌讳把死在村外的人抬回村里，我们那地方就没有这个禁忌，人在外头死了，抬回来放在哪里谁也不会说什么，仪式也相当简单。

黑峪口得天时地利人和，在晋西北算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可惜，在1940年之后就开始衰落了，先是日本人一把火把镇子烧了大半，后是黄河水泛滥，把黄河滩底2000多亩水地全吃掉了。尽管如此，到晋绥根据地在兴县落脚的时候，黑峪口还一直保持着相对繁荣的景象。

二、刘象坤之死

1947年4、5月间，土改工作团进驻黑峪口，我那一年17岁，是村上的民兵。工作团团长是段云，当时任晋绥分局研究室主任，后来长期担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副团长胡健，后来听说跟“四人帮”跑了，担任过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团员有《晋绥日报》的孙振业、李宏生，还有一个女的叫冯佩珍，总共7、8个人。

工作团进村之后，就开始宣传土改政策，发动群众，这样弄了几个月。到阴历七月，土改运动一下子就达到了高潮，让人始料不及。阴历七月十四，开批斗大会，主要是斗争刘少白的弟弟刘象坤。

那一天，行政村8个自然村的群众几千人都来开会，会还没有开了一半，刘象坤就被众人你一拳我一脚，你一捧子我一石头给活活打死了。贫农团都是些年轻后生，力气大，下手狠，打人的声音听得清清楚楚，我当时在场，人多，等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人早就躺在地上没气了。这个事情，《晋绥日报》以《黄河畔上黑峪口，千余农民扬眉吐气，大地主恶霸刘象坤被清算》为题作了报道。

刘象坤被打死那一年也就是六十出头，哪能经得住打？其实，这个老汉也没有什么积怨，乡评也不错，是一个医生，村上的人一有病就找人家老汉看病，不知道怎么就被当成恶霸斗争了不说，还被那么多人围上去打，打得风雨不漏。事后看，加在老汉身上恶霸的名声实在是贫农团的那些人胡咬嚼，他算个什么恶霸？他也不过就是有几百亩山地和一些枣树，财产也不多，外头名声大，其实富裕不到哪里去。

但刘象坤有一个毛病，有大烟瘾。刘家弟兄三个，老三早夭，刘少白很疼爱刘象坤这个弟弟，刘象坤经常到蔡家崖他哥哥那里，刘少白也经常接济他一些东西和钱财。斗争大会上，贫农团揭发说，有一次，刘象坤到边区政府找刘少白，趁刘少白不在，拉开抽屉把边区临时参议会的大红印章给偷回家里了。这个事听起来很可笑，是不是真的就闹不清了，反正是怎么把他说成一个恶霸就怎么来。

刘象坤被打死之后，突然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当时段云在台上讲话，讲话中间他说，刘象坤的儿子刘武雄，也在“三查”中被清洗出了干部队伍，将被交回村里由群众斗争。他的话音刚落，刘武雄就回来了。

刘武雄1932年就入了党，参加革命，在土改中的纯洁干部队伍的“三查”中没有过关，被开除了公职，开除了党籍。打死他爹那天，他正灰溜溜地从蔡家崖回来了。

刘武雄回来就碰上了批斗大会，连家都没有回，就直奔会场而来。他接住段云的话茬，在台上也讲了一番话。他讲话的时候，刘象坤已经在台下死掉了。他讲的原话忘了，大意是他受他恶霸老子的连累，现在决心要和刘象坤划清界限。话也不多，他讲完话就跳下台，从民兵手里接过一把刺刀，冲他老子尸体胸口上捅了两刀。

运动把人弄成这个样子!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证明自己和老子划清了界限。

斗争大会结束之后，刘象坤的尸体被人用绳子拖着，扔进黄河里。

刘武雄被清洗回来之后，他一个大户人家子弟，什么也干不了，一家老少五口人，生活没有着落，邻居说你快到街上卖饭吧。后来我在街上看见他还真的卖了两天饭。这个人后来的结果也不大好，一年之后“纠偏”恢复了他的公职，但党籍一直没有恢复，到1980年左右才平反昭雪。那时候他已经七十多岁了。

斗争大会上，贫农团向工作团提出，清算了刘老二，他的后台是刘老大，要求工作团把刘少白也揪回来，要进行说理清算。

三、向刘少白说理斗争

阴历七月十四定下向刘少白说理斗争，不几天刘少白就从蔡家崖给揪回来了。老汉让他的马弁押着，不骑马不坐轿，生生走了五十多里路。

刘少白被揪回来之后，就被关了起来。

关他的地方是一孔窑洞，里面已经关了二十多个人，都是定为地主富农的那些人，男女老少二十多个人就关在这一孔窑里。我当时是民兵，站岗，看守着这些人。

我跟刘少白的儿子刘义成是高小同学，老人也认得我，刚关进来的时候，他的表情也很平静，没有什么异常表现。他侄女刘佩雄和女婿被允许进来看望他，给他送饭吃，递个汤，买个饼子，还送来被褥，老汉在那么拥挤的窑洞里只能靠着墙斜倚在那里休息。

有一天他跟我说，这么长时间看不到报纸，让我找段云说一说，能不能给他送些报纸来。

我找到段云，把老人的要求给段云说了，但段云不答应。我说我已经给老人应承了，回去怎么给他说？段云让我告诉刘少白，现在不适合看报，以后再说。

回去给老人如实相告，老人脸上的表情很不好，也没有说什么。关到十几天头上，老人明显表现得有些紧张，脸色一天比一天不好看。

跟他关在一起的地主富农们，天天让贫农团提出来审问，让交出浮财来。贫农团的人在另一眼窑里烧红烙铁，让他们交白银交大烟，交不出来就烫，用鞭子抽，用棒子打，关押人的院子里天天鬼哭狼嚎，惨叫之声不绝于耳。这时候我看到刘少白有些紧张，每每听到这些惨叫声，脸色都变了。

我安慰他说，不要怕，你跟他们不一样。

也确实不一样，好像分局在和刘少白说理斗争的问题上有过指示，只准说理斗争，不准打斗。不几天后，大会终于召开了。那个会要比上次打死刘象坤的会规模要大得多，方圆左近几个区的群众都来参加了，大约有一万人左右，因此称为万人大会。

在这个会上，刘少白没有受多少制，相对于其他被斗争对象，他的遭遇简直就不

算什么。但是，刘少白这样一位有声有望的开明绅士，边区临参会的副议长，老汉一辈子清清白白，刚刚直直，哪里能受得了这样的侮辱？在会上，他还是受到了冲击。第一个跳上台斗争他的是贫农团团长任奴儿。

这个任奴儿，从他父亲手上就给刘家做家人，负责刘家大院里的日常货物采买和打扫卫生等一些杂务，他的家也就住在刘家大院里。刘家大院是刘少白的爷爷手上修下的，人称“十六眼窑院”，院里每一进院门上都镌刻着刘少白自己编写的匾额，“平等、自由、博爱”这一类进步语句。任奴儿一家就吃住在刘少白家里，这谁都知道。不仅如此，刘家还给任奴儿娶过媳妇，在土改之前，他的媳妇不知道得什么病去世了，还留下一个闺女，这个人子承父业，一直在刘家干活。这人没什么毛病，就是懒，所以也没有恶名。大家说起来，那是个懒人。如此而已。就这么个人，第一个跳上台来和刘少白说理。

他说刘少白曾经打过他两个耳光。

刘少白说：我今年六十六岁，活这么大也没有打过谁？我怎么会打你？

任奴儿上去就揪住刘少白给了两个耳光，说：你还敢狡辩！第二个是刘少白的那个马弁，也就是边区政府派给刘少白的警卫员。这个警卫员人高马大，个子挺高，他控诉刘少白曾经打过他两马鞭子。

刘少白对这个事情也予以否认。但哪里容他说话？还没待说清楚，那个警卫员手里的鞭子就朝老汉抽过去了，那两鞭子打的，下手很重，老汉当下有点站不住，身子一个劲往下蹴。

第三个是街上一个剃头匠，姓什么我忘了，大家都称他二子，年纪也不大。他说刘少白有一次在他铺子里剃头，不给他剃头钱，诬赖说把自己的眉毛给剃了。刘少白说哪里有这回事嘛。二子不由分说，揪住刘少白就冲刘少白脸上唾了两口唾沫。

刘少白一辈子也没有受过这样大的气，当下气得浑身发抖。

这个大会开了整整一上午，在这中间，工作团可能怕把事情闹得不可控制，就出来制止。以后刘少白再也没受制。回到关押的窑洞，老汉气坏了，嘴抖得说不出话，眼泪哗哗地往外流。此后，刘少白的情绪很不好。其间，他的儿子刘义成中途回来看过老人一回，当时那种形势，我也没敢见他。

那次会上，农会提出来要撤掉刘少白边区临参会副议长的职。农会就有这样的权力，可以撤工作人员的职，甚至可以开除党员的党籍。

到年底，形势好转了些，打人的事情渐渐得到了制止，刘少白的事情惊动了在陕北的毛主席，把李井泉叫到陕西批评了一顿，刘少白总算是没事了。可是事情没那么简单，不是一风吹说刘少白没问题。工作团出面让刘少白交上十石小米，算是对群众致歉，也让农会的那些人能下得来台。刘少白说，我没有，我哪来的十石小米？

他确实也没有那么多的小米，1940年之后，他基本上是靠工资过活的，那时候的工资实际上也就是小米。他没有十石小米，是真实的。刘少白说他没有。工作团这时候好像是充当一个调停人，在刘少白与农会之间说合，最后刘少白答应给十石小米给农会。这个结局显然让农会很满意，当初斗争你是对的，现在释放你也是对的。

后来，二女儿竞雄提了些旧衣服和纸烟回到村里，把衣服都发放给村上的娃娃们，纸烟则分散给贫下中农们抽了。这样，两方面的面子都得以保全，刘少白恢复公职，恢复了职务。

老汉在土改中受了气。实在不应该。

四、“村盖子”刘玉明

土改运动和整风运动同时进行，村里的干部们都成了审查对象。那时候贫农团有一个口号叫做挖“村盖子”，说干部们都是村上的恶霸，不仅仅村上如此，分局机关和县机关也如此。1952年我到县委办工作的时候，发现县里科局以上的干部们土改时候没有挨过打的很少。

村支书叫刘玉明，36岁，是一个很好的人，待人和气，特别有能力。在红军东渡来到兴县的时候（1938年）就参加了革命，是一个老党员。1940年日本人占领黑峪口，他带领群众往山里转移，这么多年来工作一直很不错。刚开始的时候，谁也想不到他会被当作审查对象。土改工作团来村后，他还对我们说，等土改结束，农民分了地，咱们村再组织一个织布工厂，将来咱黑峪口就不一样了。谁也想不到，他还是被抓了起来。

贫农团斗争他的时候，也是开了一上午会。在会上，贫农团的人无所不用其极，对刘玉明施以酷刑，打耳光，锥子扎，棒子打，打得死去活来。他被打晕过去之后，有个后生端起一块碹窑用的石头冲他的脑袋就砸了下去，哪里想到脑袋骨真是硬，这一砸，刘玉明居然突然蹦了起来，蹦起来就给那些人跪下了，他央求说：群众对我有怨恨我没意见，咋处理我也没意见，我今年36岁，家里还有一个老母亲快70岁了，给我留条命行吗？

留条命？还想活？一个积极分子拿起棒子冲他的头部就是一下子，刘玉明应声倒地。摸了摸，没气了。众人见他被打死后，也像刘象坤那样在尸首脚脖子那里拴一根绳子拖到黄河岸边，扔了下去。那一年河水淘进来，河岸很高，刘玉明被扔下去之后没有直接扔进黄河里，而是被摔在了河滩上，摔下去，大家看见刘玉明又活过来，挣扎着往起站。几个人下到黄河滩，端起刺刀在刘玉明的胸脯上扎了两刺刀，刘玉明就这样被捅死了。

死了还不算，有一个叫任花油的汉子，家里有病人，他听人说吃上人的心脏能治好病，立马跑下河滩用刺刀将刘玉明的胸膛挑开，把心脏掏了出来，用布包好，回去居然在炉子边焙干就那么吃了。吃了人心，病也没治好。哪能治好？刘玉明被剖心之后，才被扔进黄河里。

后来，刘玉明的娘在街上一碰见任花油就追上去，咧开脯子说：你不是要吃心嘛？

我这里还有一颗，来，吃来，来，吃来。吓得任花油远远见了那老太太就躲。

刘玉明去世之后，他的老婆也被分配了。那女人是一个很精干的女人，人样儿也长得好，乡评很不错。分她的时候，她说死说活不干，天天哭哇，一直把一双眼睛给哭瞎了。贫农团硬性分配，哪里能由了她？她被分给一个老红军。这个人当了多年村支书。

这个老红军是一个好人，名叫任全义。他是陕西佳县人，小的时候被卖到黑峪口，买他的那家对他也不好，所以少年时候就参加红军走了。打仗的时候挂了彩，复员回黑峪口，复员的时候，他是红军里的一个连长。

任全义对刘玉明的老婆好得没说，一切由她。那女人分过来之后一直就那么哭，哭了两三年，见任全义对她挺好，对刘玉明的儿子也挺好，那真比自己生的还亲。这个哭瞎眼睛的女人在五六年之后总算安下心来。三十好几将近四十岁的女人，此后也没有给任全义生下一男半女，任全义把刘玉明的孩子当自己的孩子看待。

刘玉明的儿子从小没了爹，任全义也惯他，那后生吊儿郎当不学好，高小一毕业就流浪到了太原。1956年我在山西人民出版社工作，有一天门房通知我说有一个老乡找我，我出门一看是个他。我问他在太原干什么，他说就是流浪，赌博，甚也做。
我说你快回去吧，家里的瞎眼老娘想你呢，总在外头流浪也不是个事。完了我给了他几个钱。

回到黑峪口之后，任全义给他娶了老婆，生下三个女儿，后来这个人得病死了，老婆改嫁走时带走一个女儿，两个孙女就全由任全义养活着。因为他是老红军，给两个孙女都安排了工作。刘玉明的老婆分给他时就哭瞎了眼，一个老汉就那么一直侍候着她，前几年才去世。现在任全义还活着，有90多岁了。

老汉是我的入党介绍人。我本来是1949年就可以入的，他说咱们拣个好日子吧，结果就推到1950年，我一直把入党的时间当作参加工作时间，档案上也这么填，结果到最后弄了个退休，其实我1948年就在村里当教员了，许多学生现在都按离休待遇，可我还不是，所以，我不是老干部。

刘玉明是个好人，任全义也是个好人。好人就遭这么些罪，我这点事情不算什么。

五、果实

土改到后期，“左”倾达到高潮，黑峪口在这次“左”倾错误中打死七八个人。

其中有些根本就没有道理。比方说有一个老汉叫任惠科，老光棍一条。有一眼窑洞，沿山畔掏出来，外面挂了砖面。这个老汉平常说话有些刚强，跟邻居的关系处得不大好。土改的时候就把他当作了斗争对象给打死了。贫农团往死打惠科老汉的时候振振有辞，说：你个死老汉住那么好的窑洞做甚呀？

惠科老汉死后，窑洞分给了贫农团长任奴儿。

还有一个老太太，腿有些瘸，大家平常叫她作“拐婆”。拐婆早年守寡，有一个儿子，后来这个儿子也犯病死了，生活没有着落，她手里存有些钱，坐吃山空也不是个办法，别人就劝她说你手里有些钱，不如放高利贷，不然你以后怎么活？拐婆就放点高利贷来维持日常用度。放高利贷自然就是剥削，剥削当然就首当其冲定成斗争对象。斗争的时候，拐婆就被打死了。

这些还不算什么，“左”的表现最严重的莫过于把那些斗争对象的老婆闺女给当斗争果实硬性分给贫雇农。斗死的不必说，就是没有斗死的也分。

刘象坤的老婆已经五十多岁了，刘象坤死后把她分给一个贫雇农。这个贫雇农还有些看不上她，过了两年多就蹬蛋了。

王作相被打死之后，闺女被分配给一个贫农，这个贫农还不错，两人凑凑乎乎过下来，这户人家现在的日子过得不错，生下儿子在县中学当校长。

贫农团长任奴儿也分了一个老太太，老太太四十多岁，还有一个闺女，叫金兰，也分给一个年轻后生。老太太的男人在土改时候跑到内蒙，人还活着就把人家的老婆给当果实分掉。土改过后，那人从内蒙回来，也没有敢回村，就住在黄河对岸陕西神木的村子里，通过人接递消息。终于有一天，那老婆神不知鬼不觉被送上渡船，一靠陕西岸头就让男人接应上跑了，跑到内蒙。后来，她闺女也和女婿一起跑到了内蒙，现在这户人家过得也不错。

新分的老婆跑了，别人跟任奴儿说，老婆跑了你也不找一找？任奴儿说，咱连自己的吃喝都刨闹不过来，不找了，由她吧。

前面说过，任奴儿这个人就是有点懒，但不讨人厌。他能懒到什么程度？邻居们见他没吃没喝过得恓惶，不时送他点吃的喝的，在地里碰见，给他摘两颗葫芦，他呢，只拿一个，拿一个不说，还拣小的拿，说是嫌大的沉哩。枣树地碰见他，说奴儿，你摘些枣回去吃吧，他探手摘够一把装在口袋里就懒得再摘了。这人就懒到这种程度。大家看他活得恓惶，说你当过贫农团长，你不会找找政府？任奴儿说：咱现在这样哪
还好意思找人家？

土改之后三年多，他就在那孔新分的窑里饿死了。

不仅仅地富和斗争对象的女人被分配掉，就是富裕中农也不例外。富裕中农冯万礼的闺女就分给了贫雇农。后来这闺女死活不依，最终离了婚。

这前前后后村里分了三四个老太太，七八个大闺女。

最典型的要数任公纯的闺女。

任公纯也是二高毕业生，家里穷，受到牛友兰先生的接济，后来考入太原第一师范。师范毕业之后，没有教书，直接考了个县长。那时候的县长是通过考试录取任命的。他在内蒙当了几年县长，在内蒙做县长比在山西做县长工资高，月俸是300大洋。300大洋是一个不小的数目，那时候一斗小米才一毛多钱。任公纯从此日子就翻过身来。后来一连生了三个闺女，家里拖累大，退职返回黑峪口做生意。后来又得一子，他说不行，还得到外边做官去，就又考，结果考取了榆次县的县长。也是不走运，到任之后不长时间，有一天生病，大夫给打针，结果一针就给打死了。

他的三个女儿都有出息，都是读过书的。大女儿嫁了一个黄埔军校毕业生，1949年之后先到台湾，现在定居美国。二女儿嫁给了一个红军老干部，名叫刘宪军，刘宪军1948年的时候就是兴县专区的专员，做过中央人民政府机关事务局的局长，回到山西后担任过省委办公厅副主任，统战部副部长。

三女儿名叫任有莲，十七岁，和我是同学，同岁。土改的时候母女俩让关了起来，要硬性分配给贫雇农，母女俩死活不从，让绳子抽，棒子打，烙铁烫，然后逼着三闺女一个一个挑到底愿意分配给谁。问一个不行，问一个不行，最后还问到我，她说行。

我当时才十七岁，说现在小，不想过早成家。

最后由农会给他挑了一个军人，不由分说就分配了下去。这个人也是我的同学，人很本分老实，念书笨一点。任有莲就是不同意，但不同意也没办法，那时我这同学的部队驻扎在临县，成亲那天由父母亲召回来在了一夜，算是结了婚。任有莲结婚的那天哭哭啼啼总是个不愿意。后来，那个同学随军开赴东北，任有莲跑到她二姐家里再也没回婆家，开始了长达8年的离婚之旅。谁想，提出离婚后，人家是军人，军婚是受政府保护的，根本离不了，那位同学也年轻气盛，也别住了一股子劲，就是不同意离，这样好几年就过去了。那时我已经参加工作，我们毕竟是同学，就问任有莲，那同学也是个好人，你有什么不满意的非要走这条路？

任有莲说：一个大活人说分就分掉了，我对他没意见，就是咽不下这口气。

非离不行。

我就劝她说：你们俩都是通情理的人，一个在东北，一个在山西，你们是不是见个面好好把这一层说开，人家也是个开通人，只要说开了不会不同意的。

结果她还真的去了一趟东北，两个人一说，人家那男人也非常理解她“咽不下这口气”，就同意离婚了。他们是1955年离的婚，从分配到离婚，整整用了8年时间。后来，任有莲经同学介绍，和西安的一个军官结了婚，在什么研究所工作。现在定居河北省邯郸市。前些年我还去看望过她，说起这事来还哭了一鼻子。我说都是过去的事情了，就别提它了。她还是那句话：咽不下这口气呀。

那位同学也成家立业，在东北过得挺好。

附一：

黄河畔上黑峪口千余农民扬眉吐气大地主恶霸刘象坤被清算（略）（《晋绥日报》1947年9月2日头版）附二：清算大地主刘象坤的群运是怎样发动起来的（黑峪口市镇群运经验）宏森

工作团六月间来到黑峪口，中间经过两个月的抢种工作，八月初才开始了土地改革。一开始，在发动群众的工作方式、工作路线和一些同志对某些具体问题的看法，均走了弯路，存在着问题。

不了解市镇群众的特点

当时工作团同志，费了很大劲，作每户调查，考察成份，从三代算起，主要方式是本人谈，每户写成材料，相当长时间用在“了解情况”，土地改革工作未正面进行，只一般的提了提。而情况的了解反而越来越复杂，说是真正正派的劳动农民没几个，认为占一大半的小摊贩（此处摊贩，多无抵垫，当日刨闹当日吃）、水手、脚行、吹鼓手（该村有三家鼓坊）和一些皮木铁匠等手艺工人，他们中有的也捎种一点土地，这些人不好发动。一些同志特别对其中某些比较油腔滑调，人面前要强些，或是到处倒贩跑打的人怀疑。结果造成群众心理上的疑团：咱有剥削啊，“一个钱买的，不肯一个钱卖”，这怎么办呢？工作圈子狭小得只在几个比较纯正的贫苦农民身上打圈圈，他们自然感到没有力量。要他们诉地主的苦时，他们向黄河诉苦，说河路不通，水推走了地，靠“河桶子”吃饭吃不成；诉苦今春调剂土地不公道；诉一些坏干部欺人；这些，确也是些苦，但真正的苦是以大地主恶霸刘象坤为首的地主阶级，对全村人民残酷的压迫剥削，则没人诉或者诉得很少。

在“太复杂”、“正派农民不多”的概念下，就自上而下的组织了那少数群众，对后湾（该村分三个地段：前街、后湾、后崖，各有六七十户不等）的贫雇农小组，起先由四个人组成，再由他们吸收扩大，但是，在讨论中很难通得过，一个月左右，仅仅增加了三个人。这个贫雇农小组实在是脱离群众的。

受地主阶级剥削压迫的都是基本群众

工作团重新检查和研究了情况：黑峪口是市镇地方，黄河渡口，有它的许多特点，不同于一般的农村，但不是那么“太复杂”，“基本群众少”，“不好发动”。遂确定暂时不提贫雇农小组，放手发动群众，从无地缺地户着手，团结多数进行斗争，同时在斗争中形成骨干，然后在适当的时机，再进行组织。

从最底层算起，水手、脚夫、吹鼓手、铁匠、小摊贩等，受地主阶级剥削压迫的都是基本群众。他们有土地要求，有斗争恶霸地主的要求；其中一些作风上有毛病，油腔滑调些，或好为强的人，是长期的教育改造问题。这时，向群众宣传了劳动创造世界的道理，解释了什么是剥削的问题，使一些没有直接剥削关系的群众，了解了自己是受着地主的剥削，打破他们的疑虑。大会小会个别教育，宣传土改政策，工作开始跳出了小圈子，群众情绪振奋起来。

接着，以地段发动无地缺地的贫苦群众，选出土地改革代表，条件是由大家提出

大家通过的。

一共选出廿四个代表（内女的六个），除两个是旧日的干部外，其余多是从来没有在村政上出过面的人。他们为全村群众拥护。以他们为首，领导大家挖穷根吐苦水，向地主斗争。

集中火力斗争大地主恶霸刘象坤

经过吐苦水挖穷根的教育后，群众最大最普遍仇恨着的是大地主恶霸刘象坤，这以前群众中曾有很大的顾虑，刘象坤是临参会副议长刘少白（刘象庚）的兄弟，依仗哥哥的势力，在旧政权时作威作福，横行乡里，到新政权手上，仍是这样，几年来群众几次打算斗争他，但都没有闹成，每次都中途失败了。所以人们□□说：“快不要鬼拾翻了，凭咱黑峪口这些人能搬倒人家？”“那还不是蚂蚁搬大树，费死劲也不行。

”有的竟说：“官官相为，马头相连，谁还不让人家几分？”经再三的说明解释，群众才扭转来相信工作团这一次是真正来为大家办事，是一定听群众的意见的。

接着经土地改革代表会和群众决定，首先斗争刘象坤，群众纷纷控诉受其压迫剥削的事实，数十年的冤仇开始洗雪。贫苦群众是诉苦中最积极的分子。参加斗争的群众达百分之九十以上。最后发展到全行政村的联合斗争大会，还有赵家川口高墕头村等村群众起来参加，将刘逆斗倒，一个向地主阶级普遍斗争的运动开始了（在斗刘的会场上，因为事情的牵连，其他一些地主又被群众扣起）。

斗争过程中，涌现了大批积极分子，群众觉悟提高，他们相信自己的力量，表现积极主动。

一条重要经验诉苦教育

从土地改革开始到斗倒刘逆这一时期工作，重要的经验之一，即是充分发动诉苦，通过每个人的苦事，激发阶级仇恨和阶级觉悟。这一点，在本行政村的几个自然村说，有的是做的较差的，群众急于扣起地主，因而未经过充分的诉苦教育。黑峪口是注意了诉苦教育，但开始只着重一般的内容，如世界是谁创造的，地主的土地财产哪里来的等等。没有放手引导每个人诉说自己的事情。因而好几天中诉来诉去就是那几句话，群众认识还不深，情绪不是激愤的。后来发展到接触了具体人的具体苦事：陷害人命，霸占财产，杀人放火，吃租放债，打人骂人……每个人诉说自己亲身经历的苦事，群众情绪大大提高，这样大家不仅认识了某个地主的罪恶，而且逐渐提高到认识了整个地主阶级的罪恶

《土地改革法》的夭折

何之光

1950年7月，湖南邵阳地区土地改革开始试点，当时我在该地区负责青年团工作，地委派我参加邵阳县委，在县委统一领导下搞土改。从一个乡的试点到全县基本完成，除“复查”外，我参加了土改全过程。

经过近五个月（其中约一个月搞征粮）夜以继日的工作，到同年12月，完成了包
括三个试点乡在内的四个区的土改，并已按计划向其余13个区的60个重点乡铺开了。

此时，党中央突然下达“反对和平土改”的指示，文件我未看到，主要精神是说前段工作没有大胆放手发动群众把地主阶级斗倒斗垮，并说这是毛主席亲自提出来的。立刻引起干部们的巨大震惊。于是层层作检讨，把四个区的土改说得一无是处，被认为是“煮了夹生饭”，“走了弯路”，“必须从头来”。由于高层强调说，这是“指导思想上方针路线的错误，由领导承担责任”，干部们的思想情绪才转过弯来。

胡乔木在序言中大加赞扬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284页，关于土改有这样一句话：“党反对不发动群众，用行政命令方法把土地‘恩赐’给农民的‘和平土改。

”这一句话掩盖了一段血淋淋的历史。

前段土改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以下简称《土改法》）和刘少奇《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以下简称《刘少奇报告》）及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以下简称《政务院决定》）三个主要文件以及各级领导的具体部署实施的。

当时，全国除台湾西藏外都已解放，各级新政权均已建立，党的威信空前高涨，受到广大人民热烈拥护，全国呈现出一片朝气蓬勃、情志高昂的大好局面。农村中经过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和征粮等一系列斗争，“杀、关、管”了一大批恶霸地主、土匪头子、反革命分子等。农民协会和民兵组织尽管成分不纯，也已普遍建立，11月开始的大规模镇反也具有极大的震慑力，应该说，地主阶级已遭受沉重打击，狼狈不堪了。

前段土改就是在这个形势下完成的。其基本做法如下：

土改工作队进村后即展开政治攻势，首先在全村群众大会上说明来意，宣传土改，稳定民心。然后分别召集农会会员、民兵、妇女、青年和暂不冠名的贫雇农、中农及富农、地主先后开会，有针对性地宣讲土改政策、约法几章。有的村还将《土改法》写成了大字报张贴。与此同时，工作队员个个深入农户，访贫问苦，与贫雇农同吃同住同劳动（这是纪律）。经过扎根、诉苦、串连、诉苦会等，将贫苦农民发动起来，选出觉悟较高、办事公道、历史清白的积极分子，改造原农会，然后在农会和工作队领导下，有计划地对有劣迹有民愤或隐瞒土地、转移粮食等的不法地主，展开面对面的诉苦说理斗争，一直斗到他认罪服法。确有必要时，由人民法庭开庭审判判决。斗争会上会下都禁止打人。在斗争间隙，继续深入发动，争取尽可能多的中农和妇女人农会。对一般守法地主，只要交出应交的地契房契等，承认过去剥削农民的罪错，便不开他们的斗争会，以利于分化瓦解地主阶级和土改工作的进展。

由于贯彻执行了团结中农、中立富农的政策，地主分子陷入农民的汪洋大海，极其孤立和惶恐。在这种有声有势、合理合法的斗争形势下，即使是顽固地主也不能不看到，只有下决心把自己改造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才是唯一出路。

所以，四个区的土改几乎没有遇到什么顽固抵抗和破坏，没有发生大乱子，进展顺利，做到了《刘少奇报告》所要求的“有领导，有计划、有秩序”。广大农民特别
是分得土地和生产生活资料的贫苦农民是满意的。

这样的土地改革，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依法土改”。并不是不发动群众，而是发动群众按《土改法》的规范进行理性明智的土改。“土地回老家，合理又合法”是当时的主要口号，从而也可看到，土地是回农民老家，而不是哪一个“恩赐”的。（可是后来却大肆宣传“饮水思源”，说成是党和毛主席的恩赐，农民要感恩戴德云云，个人崇拜便在农村迅速泛滥起来。）

这样的土地改革，对于当时党和国家面临的主要任务——迅速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与国民经济——是有利的，也是符合久经战乱的中国人民的意志和愿望的。可以说，这是党领导土地革命多年以来的一个历史性进步。

当然，四个区各乡各村的工作参差不齐，或多或少存在缺点和错误。但总体来看，成绩是主要的，是不应该否定的。

下面是“反对和平土改”指示贯彻执行的情况：

首先，地委和县委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决定对全县工作重新作了如下部署：增加一个“反地主阶级当权派”或又叫“反霸”阶段。而且“乡有乡的当权派，村有村的当权派”，要发动群众“有仇报仇，有冤报冤”，给予无情打击。这叫“从政治上消灭地主阶级”。由于真正意义上的恶霸在以前一系列斗争中基本消灭，这是矮子中间挑长子，无疑是扩大了打击面。增加一项清算和分配地主果实的工作。不论浮财底财都要清算出来，作为“胜利果实”分配给农民。这叫“从经济上消灭地主阶级”。这样一来，打击面更大，无论大、中、小地主，开明地主，守法地主，都“一锅煮”了。发动群众派人将逃亡在外的地主都抓回来。各村农会都组织一个斗争委员会或叫贫雇农主席团，以加强和领导斗争。因人际关系而斗不起来的村，可调动外村外乡的积极分子去帮助。这些人几乎都是打手。为了加强干部力量，将原定60个重点乡减少为46个。为完成新增任务，将原计划定于1952年4月前结束土改（以便及时转人生产），延期至年底结束。这一延长耽误了一年的生产。同时，为了防止地主破坏，县委下令13个区尚未开始土改的面上乡，限在几天之内把地主统统抓起来。对于前四个区的问题，待土改复查时解决。

这表明，《土改法》和《刘少奇报告》已从上至下被抛弃，“左”倾机会主义思潮又在沉渣泛起。

“反对和平土改”贯彻到村后，各村农会很快就把地主关押。干部、土改队员和农民中的极端分子很活跃。尤其是那些游民无产者包括流氓、地痞、兵痞等，出过远门，比一般农民见识广，善于出歪点子，有的早就想在土改中捞一把，如今机会来了，他们成了斗争急先锋，穷凶极恶，特别是追浮财挖底财，更不择手段。

斗争会上打人成风，有的甚至被当场打死。为了多搞钱财，尽可能抬高阶级成分，不是地主也要划地主。强迫地主供出埋藏金银财宝地点，否则非刑拷打，昼夜逼供，什么称半边猪、吊磨盘、踩杠子、割耳朵等都用上了。普遍抄家之外，还有的掘地三尺，有的扫地出门。打死人和被逼投水、上吊的，时有所闻。有的老公死了，老婆随
后自杀，留下孤儿只好交给其亲戚或愿意收养者。1951年9月全省第三次党代会，邵阳县委书记钟石在地区代表团讨论时讲到：有一个村用铁钉钉死两个地主，还钉死了一个农民；有的叫地主女人当场脱了裤子斗争，不脱就打，打了还要脱；还有的强迫地主自己挖土坑，然后把他活埋了。隆回县委书记方明说：隆回问题也很多很严重，把中农划富农，富农划地主；关押吊打，非法斗争，不少富裕中农和富农都挨斗；还出现了所谓“贫农恶霸”，“中农恶霸”。其他县情况基本相似，不把人当人，死人不计其数。由此可见当时的混乱、残暴和野蛮，简直与流寇相差无几。“和平土改”变成了暴力土改。

农会派人去抓逃亡地主，一时农民纷纷到各城市集镇去抓人，几乎造成城市工作一个乱源。当时有些地主还有起义人员住在城市或兼营工商业，从此以后，集镇的店铺全部关门倒闭，农村经济一片萧条。当时只要能搞到钱财，哪管什么破坏工商业和统战政策。

在一片红色恐怖气氛笼罩下，一般农民特别是中农和妇女很是害怕，不敢参加斗争，有的连开会都不敢来了。

有的地主收藏有古瓷器皿字画古籍等，其中不乏上品，都被抄出糟蹋，或当引火材料和卷喇叭筒烟纸烧掉，毁了多少文物，无法计算。

乱抓乱打乱杀之风还影响到当时的镇反，并出了大乱子：邵阳县七区由于非刑拷打，“逼、供、信”，发生了抓捕中、小学教师百多人，打死多人，震惊全省的大错案。

上述这些暴行，哪有一点像20世纪后半叶一个文明国家执政党所领导的作为?它们所造成的混乱、恐怖、草菅人命的无政府状态，对于新生的共和国及其执政党和政府来说，无异于一场人为的灾难!而这场灾难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暴行也证明，人们在被煽动起来的冷酷残忍的“阶级斗争”中，可以异化为禽兽，人性、人道、良知、道德荡然无存。文革中发生在湖南道县、北京大兴县等地对地富反坏右逐家逐户地疯狂大屠杀，也是实例。

当年被抛弃的《土改法》，现在可能无人记得，无人知晓了。为了使人们了解其基本精神，特抄举主要几条如下：

《土改法》第二条没收地主的土地、耕畜、农具、多余的粮食及其在农村中多余的房屋。但地主的其他财产不予没收。

这里的“其他财产”，就是指浮财和底财。

《刘少奇报告》说：“根据过去的经验，如果没收和分配地主这些财产，就要引起地主对这些财产的隐藏分散和农民对于这些财产的追索。这就容易引起混乱现象，并引起很大的社会财富的浪费和破坏。这样就不如把这些财产保留给地主，一方面，地主可以用这些财产维持生活，同时也可把这些财产投入生产，这对于社会也是有好处的。

”（见《刘少奇选集》下卷73页）

当年我曾听到汇报说，确实有个别地主拿着《土改法》来找干部争辩讲理，说这

是毛主席正式公布施行的国家法律呀!但立即遭到拒绝，并被扣上“以《土改法》顽抗土改”的罪名。令人啼笑皆非，心情沉重!但谁也不敢依法纠正。

《土改法》第三十一条划定阶级成分时。应依据中央人民政府颁布的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按自报公议方法，由乡村农民代表大会、农民代表会，在乡村人民政府领导下民主评定之。其本人未参加农民协会者，亦应邀集到会参加评定，并允许其申辩。评定后，由乡人民政府报请区人民政府批准。本人或其他人如有不同意见，得于批准后十五日内向县人民法庭提出申诉，经县人民法庭判决执行。

“本人未参加农民协会者”就是指地主、富农及其他人。他们都是共和国的国民嘛，划定阶级成分这样一件关系个人和家庭命运的大事，当事人理应亲自参加，并经一定的法律程序决定。但是，即使在四个区土改中，也只有贫雇农和中农是采取“自报公议，民主评定，三榜定案”方法，地主富农参加评定和申辩、申诉的权利都被剥夺了。这是毫无道理的。如果人家讲的有理有据，不是可以避免错划成分吗?

《土改法》第三十三条为保证土地改革的实行，在土地改革期间，各县应组织人民法庭。用巡回审判的方法，对于罪大恶极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痛恨并要求惩办的恶霸分子及一切违抗或破坏土地改革法令的罪犯，依法予以审判及处分。严禁乱捕、乱打、乱杀及各种肉刑和变相肉刑。

这里规定，即使是恶霸分子和罪犯都要由县人民法庭依法审判和处分。《刘少奇报告》说：“对于一般地主只是废除他们这一个社会阶级，而不是要消灭他们的肉体。

地主在经过长时期的劳动改造之后，是可以成为新人的。

”（见《刘少奇选集》下卷34页）这在前段土改中基本上做到了，并且公开宣传了地主改变成分的条件。

但是，毛泽东于1951年2月18日起草的党内通报关于土改的第七点说：“劝告农民以不采非刑拷打为有利。

”（见《毛选》五卷35页）一个“严禁”，一个“劝告”，两者相距多远!而且此时正是乱捕乱打乱杀的高潮，能“劝告”得了吗?又有谁敢于去“劝告”而不怕落个“包庇地主”或“立场不稳”的罪名?

关于地主成分的改变，同样具有法律效力的《政务院决定》丙部分11条规定：凡地主成分，在土地改革完成后，完全服从政府法令，努力从事劳动生产，或作其他经营，没有任何反动行为，连续五年以上者，经乡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县人民政府批准后，得按照其所从事之劳动或经营的性质，改变其地主成分为劳动者成分或其他成分。>>不合于上述条件，则不得改变。

这里规范了地主的改造，使其有人生的奔头，对国家发展经济和稳定社会，对其家属与子孙后代，都是有好处的；《刘少奇报告》第三部分专讲“保存富农经济”，但后来都不予实行，反而把富农与地主同样看待，把“地富反坏”、“四类分子”固定为永久敌人，永不改变成分。1957年反右后加上右派，成为“地富反坏右”“黑五类”，右派摘了帽子还是“摘帽右派”，作为不断强调的阶级斗争的活靶子，永世不得翻身。

他们的亲属和后代也低人一等，备受歧视。而后又整出“右倾分子”、“三反分子”、“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派”等，层出不穷，都被打人另册，实行专政。他们的人格

和尊严都被剥夺，便都不是人了!是什么呢?“牛鬼蛇神”!而且特别讲究“出身”，他们的亲属和后代升学就业等处处都受限制，以致血统遗传，祸延子孙。

《土改法》第三十四条为保障土地改革一切措施符合于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及意志，各级人民政府应负责切实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农民及其代表有在各种会议上自由批评及弹劾各方各级的一切工作人员的权利。侵犯上述人民权利者，应受法律制裁。

《土改法》是由党政“二把手”刘少奇主持起草，经党的七届三中全会讨论，后经执行全国人大职权的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审查讨论和修改，然后交中央人民政府第八次会议通过，再由毛泽东于1950年6月30日下令颁布施行。这是经过许多人深思熟虑后制定的，是严肃的、郑重其事的。

但是，“反对和平土改”部署了相反的一套，下面做检讨都来不及，谁敢自由批评及弹劾呢?农民及其代表能批评谁?弹劾谁?应受法律制裁的又是谁?

一部庄严的具有进步意义，符合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国家法律，连同其民主法治思想和将阶级斗争纳入法治轨道的尝试，在摇篮里就被扼杀了。这是领导人凌驾于法律之上随意毁法的严重事件，也是获取“无法无天”权力的一个突破。“和尚打伞”的角色在1950年就登上舞台了。

当年参加土改的大体上是三类人，有一定文化的年轻新干部包括地下党员；农民积极分子包括农村贫苦知识分子；区委委员以上的南下干部。他们接受了暴力土改的阶级斗争“教育”与“锻炼”，其中参加过1946—1947年北方土改的南下干部更是第二次了。尽管接受程度不同，但宁“左”勿右等错误思想和作风的影响是巨大而深刻的。那些出身、成分好，“根子正”，文化低却适合干部政策的人，刻意受到提拔，逐步成为基层、中层乃至高级领导干部，暴力土改为极左路线训练了一支庞大的“左”倾干部队伍。在后来的“合作化”、“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反右倾”等运动中，他们总是有办法包括使用暴力和暴力威胁来完成或超额完成任务，极左路线畅行无阻。

土改的基本目的是实现“耕者有其田”，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暴力土改的结果适得其反，抑制和破坏了农村生产力。耽误了生产季节，死了那么多人（其中不乏有用的人才），糟蹋了那么多东西，是其一。其二，由于它的野蛮残暴，在普通农民心中埋下深深的恐惧，土改后他们嘴里不说，心里嘀咕：“富了没有好下场!”有些报刊当时曾开展农民积极分子“消极退坡”思想的讨论，湖南的李四喜思想和北方的“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便是当时讨论的典型。

暴力斗争表面上轰轰烈烈，实际上不得人心。

1953年全国土改刚完成，同年冬开始，便相继实行粮棉油猪等农副产品由政府统购统销。城乡二元化管理体制从此发端，不几年就固定为中国社会独特的城乡二元化结构，至今仍在阻碍着国家的发展。到1956年，农民手里的土地所有权被他们极不情愿的“合作化”彻底化掉了。接着而来的是“大跃进”和“公社化”，无一不是破坏农村生产力的倒退性灾难，而且愈到后来破坏愈大，灾难愈重。

回首往事，可以清晰地看到，1950年反对和平土改，自毁国家法律，是在反民主法治、反人道、反科学的极左道路上，跨出了严重的一步。这是把新中国历史车轮推向倒退的第一步!

地主之殇——土改与毁家纪事

野夫

一

无论出于何种原因——耻辱、羞愧、畏惧或者种种不堪，我都难以理解，父亲何以如此持久地回避提及他的父母兄姊。即使在他暮年的平淡岁月里，也始终保持着拒绝回忆的习惯而不像大多数老人那样爱唠叨过去的痕迹。他像一个纯粹凭直觉而熟稔行路的盲人，总能巧妙地避开坑洼一样躲闪着那段凹陷的岁月。以致于让人误会他几乎像陨石一样来到这个星球，他的身后是一片巨大的虚空；他来时的路飘渺无迹，只是仅供凝思而永远难以洞彻的沉沉星云。

这似乎意味着我的血液之河只上溯到父辈就枯涸了，我像一条没有源头的细流般在大地上慢慢洇干。但这是不合逻辑的，不管祖父母的存在怎样如同传说一样难以亲近，我相信父亲和我都永远根据在那个庞大家族的废墟上。它在若干年的隐秘梦影里，在浩淼难问的冥冥之中，默默地提供了我们两代人在苦难泥土上存活的力量。

我真正得以窥见父亲的家史是在他不治而逝之后。那是1994年的冬天，我在警察的陪同下赶回恩施奔丧。父亲在一面血红的党旗下似乎安详了，带着他隐忍一生的巨大秘密等待着最后的火焰----他几乎已决意要将一切胸中块垒都化为灰烬----他唯一的遗嘱是把骨灰撒向清江，让流水带他回到老家。

老家？老家？我们从未去过的地方，我们还有老家么？但从老家赶来了许多衣衫蓝缕的亲戚，他们叫我叔叔舅舅爷爷舅公，与我同辈的则都是老人了----这突然冒出的大批远亲几乎让我瞠目结舌。我一直以为父亲是没有亲戚也没有故乡的，他官居正七品却从未还乡也从不提起，这使我们姐弟皆讳莫如深。这些从深山远来的陌生族戚与我同哭，他们在真切的哀痛泣诉中开始向我揭露出我们家族那惨绝尘世的往事……

二

巴东这一地名也许是鄂西最古老的标注。《水经注》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由此看来，那就是中国最悠久的伤心之地。我的故乡就在那里，在三峡的背后，在大巴山的腹地----那是一个至今还偏远穷荒的地方。

顾名思义，那是巴人的土地，是一个在遥远年代就已失去国名的僻野。在清代，它归属容美土司管辖，在所谓共和国，它准确的地名叫湖北省巴东县杨柳池区驷井公社石板小队，现在则划归金果坪乡----也就是中共第一烈士段德昌被另外一个书记杀害的地方。

我祖父的家就在石板村相去八里左右的半山上，即使今天，两里之内仍无人烟。翻过老屋背后的山崖，就可以看见清江在500米下的绝壁间涣涣流淌如永不干涸的泪腺。那个村子没有水田，遍山遍野都只能种植玉米和土豆，那是山胞们唯一的主粮。可以想象，50年前，那里该怎样的蛮荒。那时，村民去县城和州府都要走三天路。他们不知有汉，更无论魏晋。唯一的活法就是望天收----老天不为难就多打三五斗，缴皇粮，然后自给自足，安身养命。他们不知道主义，不相信党派，甚至也不关心改土归流。他们已经遗忘了来自何处，不了解巴楚之别，只知道他们所处的国家永远是乱世，他们只想勤扒苦做，做一个太平世界的良民。

三中国自秦统一以来，即可谓泱泱大国；虽然早已实行郡县制来管理，但实际上中央政府编长莫及，多数领域仍属化外之地。即使朝廷能够委派一个县令的地方，规矩也是一个人独自去上岗，秘书[师爷]还得自己出钱雇请。至于少数民族地区[蛮夷之地]，则从当地的世家望族中择封一个土司，由其世袭自治。

今天一个县的公务员大抵上万，军警宪特齐备，尚且往往滋事告急；在100年前，一个县官加几个胥吏，又是如何来实施政务而确报平安的呢？----朝廷对于民间社会的控制，实际依赖的是士绅阶层和家族长老的自觉维持。传统的礼法家训和乡规民约在代代乡绅的传承下，形成中国人的底线伦理和生活秩序。无论政统和血统在遥远的帝都如何改变，深山老林中的人民依旧坚守着自己的道统。他们默默耕耘，派丁纳粮，安贫乐道，息讼少争。不到民不聊生之时，一般是不会揭竿而起的。

士绅阶层是如何诞生的呢？它既非朝廷分封指派，又非家族世袭嫡传，也算不上基层民主直选，它是完全自然生成而又为当地社会所默认的一个人群。一般而言，它由正直诚信、发家致富、知书识礼的人所组成。这一群体没有国家俸禄和职称，只是凭借个人素质而形成的潜在势力，掌握着乡村的“话份”[话语权]。他们不妨一领青衫躬耕草野，但往往却一言九鼎，安抚平息着乡村的裂纹和创伤。不管政治是如何周期性动荡，皇朝是如何兴衰更替，是他们在小心翼翼地呵护着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在很多意义上说，都是他们在代行政府职责，在充当太平盛世的守护神。

但士绅阶层又并不专属于某姓某族，它是在不断更新变替的。在欧洲，贵族社会实行的是长子继承制，他们代代积累的财富集中管理，因此较能保持身份。而中国民间的传统则是“树大分杈，人大分家”，这种分家析产制很容易导致一脉各支兴衰不一。于是富不过三代，没有永远的士族簪缨之家。社会始终鼓励那些个人奋斗的人，你可以出生寒门，起于垄亩，只要不匪不盗，白手兴家或者读书应试，你就可以跻身士绅阶层，成为闾里乡亲尊敬的人。参看林耀华先生的社会学名著《金翼》，即可明白此理。

历朝历代的入登大宝者，多很在意对士绅阶层的培育和保护；即使满人入关，也不敢完全消除江南的缙绅门第。因为统治者知道，这个广袤的国家和众多的草民，不能仅凭枪杆子去管理；在他们鞭长莫及的艽野，需要无数德高望重的人去维护礼法。对他们的迫害，就是对华夏文明生生不息的道统的丢弃。而一个丧失道统的民族，就会像一个没有灵魂的行尸，甚或堕落而为众多的杀人机器。

四中国古代的流民迁徙是历史永久的悬案----在今天看来都很蛮荒的地方，几百年前我们的祖先又是如何发现并开拓的，这实在不可思议。石板村位于巴东、鹤峰和建始三县交界的高山峡谷之上，海拔1000米左右，从地名也可想见其土壤之贫瘠。在那里的山顶可以俯视清江，但百丈绝壁使得他们长期缺水----我在今年秋天的首次还乡时，发现我堂兄依旧靠屋后石坑中积攒的雨水在生活。

我一直相信我们是巴人始祖五姓之一郑国公的苗裔，史称“板盾蛮”的那部分爱唱竹枝词杨柳枝的人，有可能是我们的先祖。白云苍狗数百年，我已无法穿越那些尘封的岁月了。所以曾高祖一辈究竟是如何要避居于此穷山恶水人迹罕至之地，我已无从想象。

祖父郑公讳振略，大约诞于光绪初年，派称幺房。至少在民国之初，祖父这一支还很贫寒，而他的堂侄----其长兄之子郑永阶，则已崛起而为野三关杨柳池一带十三乡的联保之长了。永阶堂伯大约在当时当地是曾经风光得意的----有自己的土围子和民团武装，至今在石板村的山上还有其碉堡的残迹，而关于贺龙攻打郑家寨的故事，仍依旧在民间流传。事实上，永阶伯一支正是在被贺部打破砍杀之后从此式微的。

祖父卜居于村外8里的山上，单家独户像一个隐士。他育有四子两女，家父乃其幼子。他似乎比其他农民多一点主意，知道刀耕火种的难以养家活口，便选择了贩盐来贴补家用。山村相去巴东县城大约三百多里，一路的高崖深谷没有半丈坦途。一般而言往返六天，完全要靠背驮。传说中如果不碰见红军和剪绋的，他可以三天走过来回。可想而知，对一个山民来说，要想增加点家业，需要付出多少艰难和血汗----即使今天，大抵仍然如此。

没有勤劳和节俭，祖父肯定是难以致富的。他终于在中年之后薄有田宅----用岁岁年年的奔波慢慢买下了60余亩山地，修了一栋木屋，占地也就200平米左右。像他这样半农半商的人，在乡下就算是跑码头见过点世面的，自然比别人多一些谋生之道。地里只产玉米，吃不完的就拿来烤酒----他在家里开起了作坊----祖父的包谷醇酿开始装点着山民的偷生之乐。

五1940年代大约是祖父从贫民到富农再到小地主的身份转移完成之时。他像大多数家道中兴的布衣绅士一样，省吃俭用，事必躬亲，小心翼翼地珍惜着他那乱世荒年中的一点可怜的幸福。在这一时段，大伯二伯大姑小姑相继成家，三伯未婚早夭----那在乡下即是寻常小灾，不足为悲。为了解决少爷[家父]的读书问题，他第一次在村里创办了义学，延聘了新式教育的老师；并在1946年将我18岁的父亲送到县城就读简师，他希望他的幼子能够完成学业以彻底改变世代农耕的命运。

一个乡绅的诞生并非仅凭财富的积累，他需要对乡村建设有所捐奉，比如修桥补路，悯老恤幼；他还要参与乡村社会的公共生活。只有这样，他才开始体面而尊荣，才会让周边人群信服。祖父的一切善行和成就，将他推上了族长的位置----这一纯粹民间的虚衔，在宗法时代是稳定社会的磐石，因而也拥有一种形而上的象征性权力。他不仅可以在族内排忧解纷，连外姓人家兴讼起争，也往往来找他做中平息。人有善恶，事有是非，理有正偏，何况闾里之争无非家务，许多清官难断的锱铢相较，由他划断奖罚，必也有恩有怨。由此埋下他日的祸根，这几乎也是天下仗义直言者都要付出的代价。

自古以来，政府都鼓励乡村自治；只要完丁纳粮，其他服务性事务则多让渡给基层社会去自立自理。在政府财力权力皆难企及的领域，基本由乡村贤长在掌控和维持。实在解决不了疑难重症，才交由政府裁决。这样官民之间减少了摩擦，社会各阶层也多了张力，正是古人无为而治的理想状态。

由于祖父的声望，大伯被民国县府推上了保长之席----约等于今天的村委会主任----这几乎是几年之后这个国家最普遍的断头台。保甲制度是典型的中国特色，其推行初衷在于家家联保，互为人质，用以平寇和防止通贼。在维护乡村治安和代行国家职责方面，他们确曾发挥作用。在石板村那样人烟稀少的偏远山寨，一个保长究竟有何功过，我在今天已实在难以评说了。估计太过无趣无益，大伯才会想要把这鸟位传给他
毕业回来的小弟。万幸的是我父亲可能读书长了见识，他坚决不干并要求祖父继续供他到州府恩施去深造。祖父也许在隐隐的传闻中开始预感到乱世浩劫的临近，他再次资助他最钟爱的幺儿踏上了异乡求学之路----正是这一步，让我父亲逃向生天----这，难道就是命运。

六在那个现在还不通客车的山寨，郑氏祖宅如辉煌的落日，停留在1948年前的温暖里。在那一年，20岁的父亲在祖母的叮咛中，步步回头地永别了他的故乡----对山外世界充满幻想的他，其时肯定没有想到这就是不归之路，他已再无机会尽人子之孝。

那个早上，阳光渗透着初春的芳香。整个家族除开祖父之外，都簇拥着这个唯一能去州府的学生离开家门。在寨口的古老皂角树下，露水滴嗒自叶间滑落。父亲一步跨过了乡界，他的灵感也使他就此跨越了宿命。

祖父有意回避了为儿子送别的伤感场面，他独自登上后山；那里的一片松竹掩映中，默踞着郑氏祖茔。这些从土地上隆起的坟墓，错落有致如一个私家花园。一些石竹、玉簪和旅人蕉静默地开放，三叶藤和打碗花的枝蔓像无数羸弱的手牵连着这些飘散的灵魂，似乎在山风中具有了一种环抱而立的力量。大小各异的碑石神情庄严如同一张面孔，发灰泛白，苔痕班驳，书法的刻迹漫漶一如沁水的经卷。一个家族的历史，全部的苦难和荣耀，都尽在这些泥土下埋没着，阅览着岁岁芳草的无情惨绿。

祖父似乎在丈量他祖祖辈辈一寸一分积攒下的这点土地，迷朦朝雾中，他像一个失算的弈者面对一盘亘古未解的残局。烟岚弥漫在他六十多岁的老眼里，他看见了大群死亡的浮雕像一部露天的族谱，记载着他日渐淡忘的艰险岁月。一些墓阶上还存放着积年的清供----粗糙的包谷、敞气的酒以及风干的苹果。他此刻怎么也不会相信他竟会死无葬身之地，他的儿女已无能为他烛酒拜祭。

七在那之前，大伯和二伯都已各有四个子女，大姑和小姑都相继嫁到了邻县的官店。每个家庭都仍然是农耕为生，过着基本自足的日子。祖父只雇了一个长工，是族房的一个孤儿，带有收养性质，那孩子也只十几岁。土地则分给了三个儿子，我父亲的那份，就由祖父母代耕着----一个地主的全部家当就是这些了，但这，在当年的石板村，就算是唯一的首富。

祖母在她的幺儿外出的当年，终于油尽灯枯。她的早逝使她备享尊荣，那场丧礼办得风光体面，成为那些山中后人至今还能铭心的最后一抹残红之忆。古人说：寿则多辱。祖母幸好没有熬到1951年，否则她将如何面对那在劫难逃的灭门之祸。

父亲考上了恩施五峰山上的清江中学。次年，据说因为打群架而被开除。就在他晃荡在江边卵石滩上无所适从时，林彪的四野开进了州城。那时的***所到之处，马上成立革命干部大学，用延安和东北那套成熟的洗脑方法，赶紧为地方培养管理干部。走投无路的父亲需要一份口粮，马上成为了首批学员。很快就学会了斗地主分浮财和杀人玩枪的技术，于是便分往利川开始伟大的“清匪反霸”运动。那时的老家肯定不通邮路，他对革命也肯定还抱有许多幼稚的想法，他也许还侥幸地认为他的家庭刚刚脱贫，应该不在镇压之列。于是他充满激情的投身到伟大的洪流中去，在剿匪的战斗中双枪横行，杀人越货屡建功劳。很快入党，很快成为最年轻的区委书记。关于父亲，我将另文专述。

49年和50年，父亲与祖父是否有过联系，是否彼此知道对方的消息，这是父亲一生的秘密，我现在已经永远无从得知了。父亲用沉默维护着他的尊严，也一定用隐忍埋藏着他的耻辱。我相信我这一代人的父辈，多是少言寡语之人。他们用一生的压抑来努力遗忘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以至暮年往往精神崩溃。

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是中国人最早对土地所有权的认识。在没有王的时代，土地是公共的，你所在的氏族或部落开拓到哪里，你就拥有那一方大地。而王的产生，从来就非民选，谁将暴力发挥到极致，谁就是王，谁就拥有天下的土地。

在封建社会，君主虽然认为天下即朕，但在实际的非疆域概念的耕地制度上，是承认私田的。也就是说，除开朝廷征占的公田，部队开发的屯田，分封赏赐的职分田，其它自耕田、永业田和庄园均属私有。你只要向政府按亩纳税即可，民间的私相买卖和授受皆不干预，政府只作登记收税。明朝鼓励人民开荒造田，给地15亩，免征三年，有余力者不限顷亩。洪武二十七年诏曰：额外恳荒，永不起科。这意味着你自己筚路蓝缕开拓出来的田地，政府连税赋都放弃。所以在明朝，官田仅占百分之十一，清朝则只有百分之四点五。

民国时代的1930年，政府搞了大规模的土地和人口普查，推出了中国第一部《土地法》。本法规定----国家依法征收之地属全体国民所有；政府占用私地须收买；矿藏道路江河湖泊风景古迹不得私有；人民依法取得所有权的土地仍属私有。

个体的人依托于一个国家而生存，需要政府提供安全、秩序、法律等基本保障，因而必须向国家纳税，这种缴皇粮的观念对中国人来说早已无须多说。无论是一条鞭法还是摊丁入亩法，都有优劣长短。而人的天分寿夭能力强弱自然也各有不同。土地在各家之手，投放同样的种子却并不能保证获得同样的收成。天灾人祸皆能逐渐拉大人与人之间的贫富距离，于是，有的要典地，有的要卖田，自然便有人收购。一切皆由市场经济在操纵，往宿命上说，人生的祸福还自有许多看不见的因缘。就这样，同一片大地上便有了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和雇农。

九土地问题是一个农耕民族致命的焦点.历代的皇权更替也多与此相关----均贫富,耕者有其田,这是多少人造反的口号,但从来没看见哪个起义的领袖真正与民同苦.皇朝换了血统,法统却依然袭旧,受苦的还是底层百姓.这个党闹红军时代,本质上还是流寇----打到哪吃到哪,只有地主家有吃的,所以抢地主无可厚非.到了陕北,有了自己的占领区,才有了相关的政策----既要搞统一战线抗日,就不能完全抗拒政府而私下斗地主;又要吸引穷人支持,就不能不给老百姓甜头.于是,当时出台的方法是强迫地主减租减息,再由农民向党纳粮.军队自己也去开荒经商包含种大烟来换取费用.那时,毛是承认所谓开明绅士的,也和大地主交朋友.抗战一胜利,共军迅速坐大,两党要抢天下,在野的一方缺粮饷,光靠减租减息是不敷日用的,于是紧急推出土地改革政策及一整套实施办法.具体来说就是每到一处,先划分阶级成分,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孤立富农,消灭地主.把地富的土地房产牲畜农具和粮食全部瓜分了,还给农民新的土地证.这样一来的巨大好处是,党有了粮饷,兵源.老百姓怕政府军来又夺走所谓的胜利果实,便只好和党绑在一起跟当时的政府作对.这一招实在是高,所谓的中央军要维护社会秩序,自然不能也如此乱来,于是所到之处只有挨打了.按说地主的田产分就分呗,大变革时代,个人承担一定的损失也无话可说.大家都是国民,总应给条活路,不应拿了别人的东西,还要羞辱并夺人性命.当时老苏区很多干部也都这么想,在抗战时,许多地主都和八路军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甚至许多共党高干都是地主子女.但不这么做,贫雇农就有顾虑,毕竟拿人钱财内心不安.毛发现这个问题后,作了严重批评,并允许基层过火,说以后再纠偏都行.于是大规模的土改开始了,家庭出身地主的干部靠边,无业游民发动起来,人性中的恶全部调动出来,各种人间惨剧纷纷登场.[后文在举例]以上内容读者可参看毛选第四卷及近年党史研究,可知笔者
不诬.十改朝换代是中国士民皆爱关注的话题，因为绝大多数情况下，它意味着战争和屠杀，是看客的谈资和民间话本的底料。在历史的宏大叙事中，杀人就像是一串逗乐的插科打诨；用迅翁的话说，屠伯的残忍很容易化为大家轻松的一笑。老百姓津津乐道的是歼敌八百万或手起钢刀下的喀嚓一声，有谁肯去分享那些具体枭首者的疼痛。

远古的禅让是中国书生的政治神话，后世基本不敢去想。宋太祖那样先穿黄袍再客气地劝退前朝老板的故事，史书上也难得多讲。枪杆子里出政权----这真是爱读《资治通鉴》的人悟透了的硬道理。但历代的鼎革，天下底定后仍要诛杀前朝的普通吏员者，实不多见。满人入主北京后，还知道征召起用晚明的遗老，对那些拒不奉诏的不合作主义者，也基本容其自生自灭而不赶尽杀绝。一个国家的血腥气太重，终非好事----这当是所谓人主皆知的事。

辛亥革命的成功，起先靠的还是驱除鞑虏的民族主义口号；但民国真正取代清室时，采用的却是善待优抚之法，而非如苏俄十月革命后对沙皇一家妇孺俱屠。这才叫共和精神，没有这种宽容，就不可能走向真正的共和。美国的南北战争，北方打的也是解放黑奴统一国家的大旗。两军相对，血流漂杵，一旦南军言败，不仅不诛降将，不罪附逆，连资助叛军的奴隶主也不予追究责罚。这种民族精神和气度，才能奠定真正的民主制度。

十一恩施的易帜大抵是1949年底的事。那时国军溃退留下的多是空城，共军一路向南沿途丢几个干部就可以轻松解决乡村的“解放”问题。1950年的鄂西百姓，基本生活在一种无政府主义状态。虽然敏感的人察觉到山雨欲来，但普通平民依旧盼望着乱世的结束。多数人总不免认为，反正从前的政府并非善物，也许新政会带来好运罢。

祖父在此新旧交替的一年里，或者有过一丝忐忑；当保长的大伯则肯定惴惴不安，他已不知向谁可以辞职，只好自己息影在家躬耕田亩。他们本身并无罪恶感，因为向未为恶。甚至还幻想自家还有子弟正在服务新政，应该不会贾祸吧。

1951年恩施各县终于开始全面土改，临时组织的许多工作组分派四方。像石板村这样的穷乡僻野只派去了一个人，这位姓宋的干部来自北方的老苏区，熟稔一整套斗地主的诀窍。那时全村不过几十户，贫富强弱几乎可以一眼观尽。首先找出最穷的几个光棍汉，成立农民代表会。晓之以理，许之以利，这样方可使这些人不怕得罪乡亲。然后组织村民开会，评选各家成分。这地儿实在太穷了，几乎都是自耕农，连雇农都没有，只好把我祖父收养的那个族房孤儿划为雇农----这样我祖父就自然是地主了。大伯这会儿就是伪保长了----算国民党残渣余孽。

祖父也算是见过一点世面的人，他已经活过了一个花甲又几。虽然身历数朝，看惯朝花夕逝和人世的荣辱寿夭，但他多少还是相信无论怎样虎去狼来，一般不会伤及他这样一个与世无争的老农。至于身外之物嘛，拿去就拿去----楚人失斧，楚人得之----反正同村的也多是本家同族的子孙。他哪里知道最高指令是消灭地主----这就不仅是财产和阶级了，当然还包含生命。因为这么大一批被夺走财产的士绅的存在，就可能是新政的隐患。

十二从历史来看，土家的先民原是渔猎为主的民族；长期被平原来的楚军攻击，才留下“过赶年”的奇怪民俗。因为生活在蛮荒之地，与兽同处，家家户户都备有几件火器。这种习俗被许多人误解为这儿的人尚武斗狠，其实不过是在危险世界中的自卫。

土改工作组对民间的火铳还是心存畏惧的，这种古老的散弹枪虽难致命，但毁容是足
够的。对少数民族的脾气尚不摸底，因此先缴枪是必须的措施。祖父家肯定是首选对象，仅有的火枪和弓弩都一律抄去，但宋干部依旧没有安全感。他已经听说过贺龙攻打郑永阶的故事，他坚信永阶伯的枪支还私藏了许多在我祖父家。他先抓走祖父收养的那个孤儿逼供，一个十几岁的乡下孩子，很快屈招说见过家里有几十支快枪。于是，祖父被绑到了农会所在的一家吊打。对于这完全虚构的武器，祖父实在无从交代，那只有承受私刑的不断升级。

这是1951年的4月，初春的高山还笼罩在阴冷里，用诗人的话说----严寒封锁着中国。几十户人家的石板村，连续几天倾听着一个六十多岁老人的惨叫，打破了与世隔绝的古老山村的宁静。但凡了解一点中国酷刑历史的人都可以去想象，其中蕴涵着怎样的生不如死。

刑堂就设在郑姓的一个族裔家里，这一天夜里，打累了的干部民兵歇去了，将祖父捆绑在床上。他已经几天没有吃喝了，他在深夜无力地哀求那个族裔给他一点稀食。那位族裔悄悄的起来给他炒了一碗包谷面，端来一瓢冷水，然后松绑让他进食，并说等天快亮时再来帮他重新捆上。祖父知道他已经等不到天亮了----那样的白天就是他的漫漫长夜。他只需要一点粮食来给他自杀的力量，他最后的饱餐在黑暗中退席。然后用捆绑他的麻绳抛上屋梁，挽一个结像打条领带，将自己苍老的头颅套了进去。等到他的踢蹬声惊来房东时，他已经从他的故乡含冤远去了。

自杀这一古老的维护尊严的死法，在“新中国”向来被视为一种更大的罪过，唤作畏罪和抵抗。他的尸体被拖到他捐建的义学的场坝里示众，而且还脱走了他身上的每一件衣服。这种羞辱死亡和尸体的作法，是在恐吓每一个族亲和乡人。祖父的暴尸仪式维持了几天，宋干部自己也觉得无聊时，决定命令永阶伯的儿媳，将我祖父扔到村边的天坑中去。

十三天坑，是南方石灰岩形成的一种特殊地貌。它是大地上突然陷落的一个深坑，仿佛被陨石砸出的一口莫测高深的井。在祖父被弃置于此时，对我大伯和二伯的迫害又接着开始。灾难就像那高原上的漏斗一样，似乎永难填满。

大伯的罪名很容易构成----伪保长。二伯则基本就是个普通平民，他的罪恶仅仅是从他的父亲手上，分得有二十亩山地。而这些地，还有不少是他们自己开荒开出来的生地。新政权的基本国策是要消灭有产阶级，谕旨是允许过火行为，而当时的权力已经下放到执行者之手，也就是说，一个工作组长就可以决定人的生死。那时，还没有国法，当然也不存在法庭。于是，两个伯父同时被抓。他们还年轻，他们没听说过这种世道，因此还想讲理，对理的最有效回答当然只能是暴力。他们被押解到巴东县城，然后，大伯神秘的死亡，被扔进了长江，尸骨无存。二伯被判刑送往著名的沙洋农场，29年后终于释放回家时，他已经老得记不清他究竟是什么罪名了。

故事还没有结束。大伯母和二伯母在突然遭受这一连茬打击后，她们失去了继续生活的勇气。在没有了男人的农家里，她们深知接踵而来的将是怎样的侮辱和加害。那时她们各有四个儿女，最大的也才15岁，绝望已经使得她们无力面对这一群弱雏。妯娌俩就在两个伯父押走的那个深夜，选择了最悲怆的死，她们用同一根绳索，在同一个房梁上，投缳自尽----也许她们还想用这样的惨烈，来让那些迫害者发现天良，以求放过她们的孩子。

二伯的大女儿那时15岁，带着七个弟妹。一夜之间，家里失去了所有的长辈，我已无法想象她们是如何度过那段艰难岁月的。当我今年回去找到她问询时，她只是哭泣，无边无际的哭啊，老泪纵横、、、、、、对我家所谓武器的追查仍然没有结束。他们又把我这稍微年长的堂姐抓去，让她带着民兵去建始县官店我们的小姑妈家继续查抄。

今年80多岁的小姑妈是如今唯一活着的我们的长辈了。我这次也回家找到了她，她告诉我，幸好那时她嫁的是一个农民。当她见到衣衫褴褛的侄女被几个持枪的男人带到她家时，她才从孩子的哭述中知道娘家的惨祸。她愤怒地斥责那些人，并找来她们村的工作组证明她家没有藏枪，她说谁揭发我家有枪，那就是他把那些枪私藏了。她没有能力救这些侄儿侄女，她也家徒四壁了，只好让孩子背了一袋包谷回去。

在以后的苦难岁月中，我的这八位堂兄堂姐，饿死了两个，存活了六个。其中四个堂姐只好早早嫁人，像童养媳一样赖以活命。两个堂兄由于家庭成分不好，在历次的运动中继续承担无尽的惩罚和歧视。没有人敢嫁给他们，小姑妈只好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我大堂兄，由于老表开亲，他们没有生育。二堂兄在他中年以后，娶了一个节育后的寡妇，无后。

十四伟大的土改运动终于在腥风血雨中结束了，据史学家考证，大约有三百多万所谓的地主为此丧命。他们中多数人只是像我祖父一样勤扒苦做的世代农民，当新政需要动员全社会来夺取权利时，必须要借他们的头颅来祭旗。毛何尝不知他那地主父亲的甘苦，他岂会真的相信那些可怜的民间财富来自剥削。一切只是缘于政争之谋，所以他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

贫雇农尤其是无业游民在拿到土地证和别人家的浮财时，他们几乎相信他们从此真的翻身做了主人。人世的赌局被一双新神的手重新洗牌，不劳而获的快乐对谁都似乎是意外之喜，他们一起载歌载舞地走进了新社会。但是，乾坤甫定，不再担心农民的骑墙摇摆时，从互助组到合作社再到人民公社的一整套锦囊妙计打包上市了。在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狂飙进军中，三千多万农民被活活饿死在路上。迄今为止，我们还在为三农问题疾呼，还在为争取农民的基本国民待遇而哀求乞告。

土改的后遗症还远远不止这些。从这时开始的划分阶级成分并由此提升的阶级斗争学说，是20世纪下半页最可笑也最悲哀的虚构。在一个号召平等自由的社会里，人却被分成三六九等，最高当局故意蛊惑的仇恨和阵线，迫使所有的人与邻为壑，互相撕咬。传统的仁义礼信等美德荡然无存，底线伦理从此不再。大家一起崇尚假恶丑，以穷为美，整个社会充满了打家劫舍的气氛。

维护了几千年礼法秩序的士绅阶层被彻底妖魔化，各种生编硬造的脏水笼罩在他们头上。即使侥幸逃脱一死的，也和他们的子女一起，要在几十年的光阴中承受各种歧视。这种对民间社会的彻底摧毁，最终使我们今天要承担恶果。许多人失去了敬畏，各种恶行正在瘟疫般蔓延，一个古老民族真正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内伤。

十五在横祸突降之时,我年轻气盛的父亲在哪里呢?他有无可能挽救他的家族?或者能否采取一些努力?这是我在若干年里的疑问.毕竟中国文化传统是讲究孝悌和恩仇的,亲情是能够决定人的选择趋向的----他怎么可以面对灭门惨祸而若无其事呢?同一时间,利川县文斗沙溪长顺三乡的土改终于激起民变----史称"文沙长暴动".主要发起人名叫费文学,他是沙溪的一个小地主之子.当时他在武汉上大学,他听说他的父亲也被无辜镇压后,从省城赶回了同样偏僻的老家.这个高智商的青年竟然选择了复仇之路.他联络另外两乡的地主家族及许多农民,突然举事,将文斗区土改工作组的十几个人一起处死,只有一个躲进红苕窖侥幸逃脱.以暴易暴当然只会换来更大的暴力.我的父亲就是这时被任命为文斗区委书记的,他带领的正规军奉命前来执行剿匪,实际则是一场更大的屠杀.按我父亲一位至今健在的战友的说法----只有缺丁的,没有缺户的----也就是说几乎每家的青壮年都受到刑讯,三木之下,何供不有;于是无端牵连出无数所谓的通匪者被一一处死.

费文学则带着亲信逃进了原始森林,我父亲的小分队与之进行了漫长的周旋.两个地主的儿子在深山中展开了生死相博,彼此都曾数次险遭敌手.{这是另一篇故事}最后我父亲经县委批准采取招降,一番曲折后,费文学带着他的部伍终于缴械.按协议规定----既往不咎,以开明乡绅对待.我父亲似乎坚信党的政策,与之时相过从,化敌为友宛若兄弟.几个月后,县里一道密令----秘密押解费氏进城.父亲无颜面对,他知道他只能失信于人,因为组织是不需要这些的.费文学很快就被秘密处决了,他那些忠义相随的兄弟也接着在以后的肃反等运动中在劫难逃.一个人的反抗就这样平息了,血流进土地,化为污泥,连故事也将在岁月的罡风中荒芜.身经这些残酷,就算父亲当时知道了五百里外的家乡正在发生的悲剧,他又敢如何作为呢?什么叫组织,在组织中是没有个体生命的呻吟的.从人性的立场出发,我们不能要求个体生命对强权的勇敢.但真正理解父亲的怯懦和明哲保身的选择,是在我今年看到了朋友推荐的另一篇文章之后.下文再述.十六网上有篇文章是谈牛荫冠这个人的，大家可以搜索查看。牛是山西兴县人，清华大学的中共地下党员，姚依林的学长。他在12。9后被党派回山西担任牺盟会常委，并任中共晋西北行政公署副主任。他的父亲叫牛友兰，是当地著名工商地主，开明绅士。毛选中把他和李鼎铭、刘少白并列。他不仅支持他的许多后人参加中共，自己还捐助给八路军一个团的装备。他创办了兴县农业银行和军工厂为中共提供后援，他的家就是八路军司令部的曾经所在。

他们父子在当地还做过太多善事，那里一直是所谓的解放区。但到了1947年，毛蒋争天下，毛意识到必须发动农民才能陷蒋于不利，于是在中共所占之处开始土改。那里由李井泉[文革时四川省委书记]分管，李多次找牛荫冠谈话，要他与其父划清界限。然后斗牛大会开始，父亲跪在台下，儿子在台上。以乡村二流子为主所组建的农会，当场用铁丝穿进其父的鼻子，并命令他来牵牛游街。他没有办法，只好去牵。其父愤怒地摇摆，鼻骨被拉断。农民不忍，群起围攻工作组，并为其父解开脚镣。一个为中共和当地贡献多多的乡绅，中共边区的参议会议员，回家后开始绝食，三天后气绝身亡。

牛荫冠即使如此隐忍，依旧被免职送进党校学习。整个解放区的百姓都在传说这个悲惨的故事，不明真相的人都认为此人太忤逆不道。他以后虽然官至副省长和正部级，虽然领导沈阳飞机厂为中共生产了第一代战机，仍然为许多同事所不齿和提防。因为人们很难相信一个可以参与迫害父亲的人，他不得不终身背负着这个沉重的十字架。他像我的父亲一样，永远不谈他的父亲。没有人能理解他内心的惨痛，更无法想象他别无选择的选择。直到姚依林在身后出版的《百夕谈》里，我们才知道事情的真相。在《山西历史记事本末》中，我们还知道了其年在兴县八区的土改中，一共打死1050人，自杀863人，被驱逐冻饿而死的63人。这些今天佚名的死者，有许多并不是地主，而是同情地主的农民。

在读过这些文字后，我真正原谅了我的父亲。一个民族的人伦天良，是如何在高压下破坏殆尽的，我们现在终于可以理解为什么在日后的历次运动中，有那么多的家人内部的揭发和互相残害。要恢复这些基本的人性底线，我们还有漫长的路要走啊。

十七从社会学的角度说，人生之初，即无公平可言。只有在初民时代，大家有可能都是零点起步的。其后则每个人都因家世之不同，而分别站在不同之起点。所以社会达尔文主义默许一个准则----优胜劣汰，适者生存。但这是残酷的，因这种起点各异所造成的不公，必然引起两极分化，穷者恒穷，富者永远占有更多的社会资源。如果没有一
个好政府来宏观调控的话，这种社会发展到极致，就比然诞生革命。革命就是以最血腥的方式重新洗牌，将多数人推回同一个起点，再开始新的竞赛。

中国是农民起义的滋生地，纵观几千年历史，我们似乎永远处在这样一条地震带上。所有的起义者最初都几乎打着均贫富分田地的旗子以号召战士，一旦夺取江山，享受胜宴的则永远只是少数。革命领袖实质上夺取的只是皇冠龙袍，并没有推出新的先进制度来真正取代前朝的弊病。革命是暴动，这是伟大领袖最高明的定义。暴动必然是非理性的，必将对整个社会带来剧烈的破坏，而中华文明也必将在这种怪圈中周而复始停滞不前。

但没有革命，整个社会就意味着在永远默许甚至纵容不公和暴政。虽然早在孟子时代就提出了民重君轻的口号，但三千年之后，我们却依然没有抵达真正的“民国”。于是，孙悟空宣称的“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就永远包含的只是“打江山”的概念，而非和平议选。洪秀全打了半壁江山，且推出了《天朝田亩制度》，仿佛要给人民平等的机会；但你真正了解天国的真相之后，你就知道对一个国家来说，那才是真正的洪水猛兽。

孙中山以民族革命为号召，以武昌起义为筹码，终于实现南北议和，清帝退位。这场革命的本质不是农民暴动土地革命，因此进入民国后，民间社会沿袭的仍是清朝的土地制度。孙先生并非不知道在满人洗牌三百年后，民间又已形成怎样的贫富悬殊。他虽然也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口号，但在西方文明浸淫过的他，毕竟知道即使以政府的名义出面抢夺也不是公正的措施。在蒋的时代，政府曾经试图用赎买的方式来均衡土地，终因财力不济而无法实施。

很显然，到了四十年代，土地确实是一个问题。当底层多数人因缺地少地而陷入贫困时，它就是一个十分危险的问题。是革命家野心家皆可利用的大问题。

十八共产主义原本不过是一种经济学说，充其量也只能算某种乌托邦政治的愚妄蓝图；经由列宁而演化成为一种国家革命的极权政体，再由所谓的“第三国际”向其他穷国传播，衍生出20世纪严重影响人类历史的一场悲剧运动，以致亿万生命要为之填沟转壑，这真是马恩二老所始料未及的。其实，恩格斯在论述到土地问题时，他所主张的仍是由政府赎买再来分配给穷人。这正是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魅惑所在，也是它起初曾经吸引许多悲悯的知识分子的原因。

如果廓清历史的妖雾和神话，我们今天来看中共的一大代表，他们多数皆是正派的读书人，是一群有正义感和追求的愤青。这也是当后来这种学术结社异化为暴力帮会时，他们多数人选择了退出的原因。当时的国民党也是在野党，为了北伐，孙先生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于是两党合作，共党则乘机在基层迅速繁衍。当国民党定尊武汉时，南方几省的农村在共党的带领下，开始了大规模的农动，地主士绅阶层惨遭洗劫；那时，毛正是政府农工部的负责人。重温《湖南农动考察报告》，即可从其中暗含的暴烈主张里，找到后来土改的起点和母本。

这场暴风骤雨的无政府主义运动，在当时就引起了全社会的震荡和非议。毕竟打家劫舍和私刑杀人，并不符合三民主义的理想。社会要改良，贫富要均衡，这是政府必须通过组织手段来逐步实施的；任由暴民肆意劫掠并不能真正抵达正义和公平，而且这种赤潮还会带来大面积的社会动乱，即使今天的所谓人民民主专政，也不会允许这种行为。于是，当蒋介石打到上海，决定剿共平乱。无数盲目而又充满理想主义的青年，又被送上祭坛。一夜之间，两党翻脸，史称“马日事变”。随之毛周发动武装起义，从占山为王到偏安割据，从党争到政争再到天下之争，国家进入漫长的黑暗血腥期。我们现在称呼这一段历史，唤作第一次土地革命战争。土地啊土地，必将埋葬生命似
乎才能长出花朵和粮食。

沙皇时代的俄罗斯，实行的是村社制度，土地定期重分，只有富农没有地主，个体农民仅占百分之五。所谓的布尔什维克是城市党，向来对农民是有些歧视甚至敌意的。十月革命后，为了征粮，苏维埃政府必须花大量力气和农民打仗。斯大林为了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从1921年开始强制推行农村集体化，结果不得不派出正规军下乡和武装农民开战。在无端杀戮了太多生命后，到1937年才勉强完成。其后果是农民吃掉了大半牲畜，整个农业退步到食不果腹的境地。所以当共党在1946年提出土改时，一向肆意妄为的斯大林也不得不提醒毛千万要谨慎。

但毛必须要借助土改才能争到天下，他当初在湖南的经验已经足以让他决定，只有全面颠覆社会秩序才可能战胜政府军。蒋军败到台湾之后，终于明白此理----不解决农村问题，就永远坐在火山口上。于是，国民党在50年代，同样在台湾也开始土改----但他们采取的却是恩格斯的赎买政策----由政府出资给地主，让地主到城市去发展工商业，把土地留给农民。至于两方的结果，我已无须多说。

十九地主富农的劫运，并未因为土改的完成而结束。甚至可以说，那只是漫长迫害的开始。在以后的历次运动中，地富分子及其子女，都永远要被绑上耻辱柱，忍受无尽的摧残。而到了文革时，这种歧视和迫害则达到匪夷所思的顶峰。

我常常觉得，我的童年在四岁就已结束。那个夏日午后，我突然看见小镇街上，涌来大批背刀抗枪的男女，我的父亲则戴着一顶纸糊高帽，满面风尘地走在队伍前头。我觉得父亲的扮相实在太过滑稽有趣，飞奔回家报告喜讯，却发现外婆和母亲正在拭泪，我立马意识到家里似乎出了大事。1968年，大姐牵我去乡小入学报名，一路叮嘱我如何回答老师的提问，其中关键的一句是“家庭成分----地主”。那时，我已经约略知道，这不是一个光荣的称号。在以后的八年里，每学期的报名，我和其他地富成分的孩子，都会选择没有同学的时候去----因为我们害怕被人知晓而耻笑。

我们这代还是孩子时，大都见惯了生活中的许多恐怖。我一同学的母亲，因是地主婆而被反剪双手吊打；冬天的河水寒彻骨肉，几个街坊老人被驱赶下河捞枪，因为他们曾经是地主。我今天知道，这个国家那时还有许多比此更甚的邪恶。在湖南道县北京大兴，曾经短暂流行把地富全家老幼皆处死的悲剧。这种人间的仇恨，是如何被培养到丧尽天良程度的呢？

四十年代，为了发动农民，御用文人虚构了黄世仁；五十年代又虚构了南霸天周扒皮。文革时，为了在现实中找到接近真实的恶霸，四川又推出了刘文彩----水牢，收租院的故事确实感染了许多人。各地也发掘出无数类似的“罪大恶极”的地主，于是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现在，我的朋友终于经过调查，写出了《刘文彩真相》----原来一切皆是虚构和夸张。这本书的出版大约捅到了痛处，很快就被禁止发行。我生长的边城利川，也有个著名的地主叫李盖武。他在两省交界的深山里，留下了一座几近辉煌的庄园----大水井，现在有趣的成了国保文物单位。而他却在土改时，被架在火上活活烤死。李氏宗祠曾经是怎样的山中望族啊，现在当地却几无遗孑。我曾在农民的家中，片段地读到过李氏家训----多么道德善良的训条啊----这些世代传承维持了乡村秩序几千年的文化传统，我们终于彻底地弄丢了，再也难得找回。

二十在我成长的岁月里，我的父亲从来不给我们讲述他的一切历史。他作为一个老党员，一个基层干部，因为出身的缘故，始终如履薄冰地拼命工作，仿佛还要为他的父亲向这个社会偿还债务。他不敢与老家联系，至死也不还乡，小心翼翼地回护着他心中的伤口。

1978年，二伯释放来到我家，我第一次看见一个酷似我父亲的老人竟有些惊异。三十年后，他们兄弟相见，一点也无劫后重逢的惊喜---他们的心已装得太多太深太沉，大悲和大喜竟然是一般的无言。两个老人的谈话依然回避着我们，我至今也无法知晓那卧室里的密谈曾经有过怎样的酸辛，我父亲的老泪是否第一次浸湿他的衣襟。

二伯独自回到了他的故乡，他幸存的儿女还在那深山的贫困线下挣扎。他已失去了土地，也没有了蜗居，他只好寄身于一个岩洞，放羊维持着他的风烛残年。然后早于家父一年悄然萎化。

父亲临去之前，曾说要等我出去后带我回老家。父亲走后，为他送终的我的一个堂外侄告诉我----我父亲希望我日后有出息时，一定要回老家，要去把祖父抛尸的那个天坑给填上，要我去为祖父修坟立碑。我终于从父亲的遗嘱里，窥见了他一生的悲苦内心。他对他父亲的歉疚，他所在的组织是不会允许他去表达的，他只能遗恨终身。

2005年9月，我第一次回到了老家，并找到了那个黑暗的深坑。我们姐弟终于完成父亲的遗愿，将那天坑盖上，并于其上勒石志墓。

铭曰：施南郑氏乃巴人五姓始祖苗裔。吾高祖何朝避隐是乡殊不可考。显祖振略公勤苦起家。薄有田宅。兴义学而衡民讼。亦乡绅贤长也。己丑鼎革阖家蒙祸。振公义不负辱。

于辛卯四月投缳。伯仲父一瘐一流。妯娌皆自悬。吾父游学得免。族邻即藏尸于天穴。斯后合族乱离。经年苦寒。所幸天道不泯。祖德犹荫。宗祧复茂。族戚更兴。遂于兹移山勒石。以纪祖恩并偿父愿。祷云：巴山拱卫。夷水环滋。贵气代继。永葆孝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