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夜读旧报

结束了对土改受害者张美芝家的拜访，已是2005年12月31日凌晨。我和孙医生步行回教堂的中途，风嘎然而止，月亮拖着一根长长的丝带从云里闪了出来。我不禁刹步，请孙医生先行。面朝浩浩旷野，茫茫群峰，我解裤下蹲拉起了野屎。快活之间，吹了一段口哨，不料惊动村庄里此起彼伏的狗吠，还有些昏黄的狗眼在四周飘飘落落，与天上的狗眼混杂。我想，那稍远处横贯着小河的旷野过去就是召开土改大会的操场吧？如今时过境迁，枯骨之上已长满了庄稼。

没带手纸，我就像个真正的农夫，拔了些衰草擦屁股。草根很肥，浸透了血似的——也许张美芝家的死者已融化为植物生生不息的胎记了，法国诗人瓦雷里早就在长诗《海滨墓园》里吟叹过：“大理石下面夜色深沉，却有朦胧的人群接近树根。”

我慢悠悠地继续走，还与一头水牛擦肩而过。终于接近街面了，桔黄色的路灯令肮脏的小镇显得浪漫。我埋头上斜坡，又在十字架的笼罩下进了半掩的窄门，拐了一个弯，就准备入室休息。

两张床并排，一张床横着。孙医生已入梦，鼾声隐约。由于经常出门，他把随身带的床单、被套都用上了。我打开供基督教徒歇脚的被子，在令人不适的异味中躺下。由于养成了睡前看书的不良习惯，我又爬起来东找西翻，想不到在一个尘封已久的旮旯里，搜出一卷边角焦黄的报纸。我蹲在床尾细细查看，多数是文革时期的文字垃圾，不堪一读。唯有41年前的大半张旧报，竟与地主的命运密切相关，现公布于后，可作为这次系列追访的官方佐证。

《人民日报》1964年12月14日版，作者：景文灿

这是“人情”，还是毒药？

（编者按）山西文水县马村十一队贫下中农社员阶级警惕性高，他们从地主分子送几个粽子给队长的“小事”中，识破地主的阴谋，帮助队长划清阶级界限。

山西文水县孝义公社马村大队十一生产队的贫农张松富向我讲了他们队里一件事，很开脑筋。这件事情是这样的：

今年端午节前一天的傍晚，平素很不老实的地主分子王淑珍，鬼鬼祟祟地溜进队长孟耀吉的家里，从围裙里拿出几个粽子，对孟的妻子景秀如说：“您嫂子，我知道您家没有做下粽子，特意给孩儿们送来几个。”从这以后，接连几天，王淑珍不是提出要白给景秀如看孩子，就是要把磨面的家具借给队长家使用。

在王淑珍给孟耀吉家粽子的第二天上午，一伙在地里锄玉米的贫农下中农就纷纷议论起这件事来。有人说：“听说王淑珍昨晚上偷偷给耀吉家送粽子。咱们可不能眼看着地主把队长拉下沟底不管啊！”也有人说，怕管了到头来要吃亏。他的话刚落音，便引起好多人的反对：“咱们给队长提意见，是为了大家好，也为他自己好。不该不吭气。”经过一番讨论，大家决定好好帮助队长孟耀吉认识这个问题。

在贫农下中农的提议下，在送粽子事件发生后十来天，十一生产队召开了社员大会。在会上，贫农下中农一方面揭露了地主分子王淑珍的阴谋活动；另一方面，又热诚地批评和帮助了队长孟耀吉。贫农张松富说：“可不能小看这几个粽子，你想想，为什么地主分子不给别人送粽子专给你家送？为什么从来不送偏在你当队长以后送？为什么他们过去一毛不拔，现在愿白给你家看孩子？”贫农张秀峰说：“我们一眼就看透了王淑珍的鬼胎，可是你还在鼓里蒙着，原因就是大家脑子里有了阶级，你脑子里还没有阶级。当干部的脑子里一定得有阶级；有了这东西，不管敌人耍什么鬼把戏，都不会轻易上他们的贼船。”贫农刘占奎说：“现在不法的地主分子换了新办法跟我们软斗，当干部的可要时时刻刻操他们的心啊！”

孟耀吉在贫农下中农的帮助下，恍然大悟，当众检讨了自己的思想。他说：“要不是阶级兄弟早点拉我一把，非要犯错误不可。今后一定要划清阶级界限，照着党的阶级路线办事。”从这以后，孟耀吉大有进步，遇事主动找贫农下中农商量。他说：“只要多和贫农下中农商量，常请贫农下中农指点，就走不错路；万一走错了，也能早点改正过来。”

马村大队第十一生产队的贫农下中农主动地监督和帮助干部，把错误纠正在刚刚露头的时候。这是值得表扬的。

这篇报道的时代背景是1964年，所谓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正开展得如火如荼。因此旁边还配有草垛下斗地主的图片。不过贫农下中农都戴着工作帽，显得衣冠楚楚，而地主却一身补丁棉袄，像是大家共同的长工。我想，土地改革已过去十几年头，再顽固不化的敌人也气息奄奄了，更别提一个没有多少文化的农村地主婆。可假想的阶级斗争仍然没有弱化，送几个粽子也成了“阴谋”，还上了官方最高级别的宣传喉舌《人民日报》——这就意味着地主的铁案永世不得翻了。

共产党就是做土匪起家的，我采访过自称“职业革命家”的何家栋先生，据他回忆，30年代初期，红25军曾把他家征用为临时监狱，将做小买卖的，农忙时雇工的，总之，家境稍富一点的都当作“土豪劣绅”关起来，倒吊，灌辣椒水，坐老虎凳，整天搞得鬼哭狼嚎，其目的是“榨些油水”。这跟山匪绑票是一种性质，因为红军当时没有自己发行钞票的能力，所以“打土豪，分田地”成了扩充军费的主要手段之一——直到夺取政权以后，煽动仇富的惯性就蔓延为大规模的国家迫害，并且一直持续了30年。理论家胡平在《谁来写中国地富调查？》一文中披露，在土改期间死于非命的地富分子至少有200多万，而被划为地富成分的总人数超过2000万。

我虽然是个城市长大的孩子，可也受过株连，因为爷爷是地主，所以我在文革中跟父亲下放到某地农村，就近上一所小学时，就被老师强迫在“家庭出身”一栏填上“地主”，还因此被剥夺参加红小兵的权利。当我解释说，我爸爸是人民教师，我也该出身于“教师家庭”……额头上竟被戳了一食指：“地主的儿子当了教师，就不是地主了？你就不是地主的孙子了？”

至今我还记得一个孩子强忍泪水，张口结舌的情景。但又能怎样？我的爷爷和爸爸都死了，包括这个不幸上了《人民日报》，成了阶级斗争活靶子的地主婆，恐怕也没等到揭帽，就已作古了——我这个剥削阶级的孝子贤孙今夜碰巧读到了有关她的旧报，徒劳地辛酸着，而她的后人呢，又在何方？是否保存了这张旧报，以及一段荒唐的历史？

教堂外的鸡叫了，旁边的孙医生喃喃嘀咕了一句梦话。我记起还要起个大早，翻山越岭去另一个彝族山寨寻访，就叠起旧报，熄灯宽衣。刚躺下，腰间一阵猛烈的刺痒。估计是跳蚤，狠挠了几把，也懒得顾它了。倦意袭来，人就如瘫痪一般，感觉中只打了一个盹，身体就剧烈摇摆起来，原来是孙医生在催起床了。

我瞪着一双眼，却仍在做梦。“洗个冷水脸就清醒了，”孙医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