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改受害者董存英一家
直到从70岁的的放羊娃身上再也榨不出油水，我才贪婪地吞下两口唾沫，中止了录音。我将老头送出门，太阳更红了，犹如一颗橘子，被挤得更烂，山影笼罩下的马鹿塘街面，有一半浸透了太阳的汁水。司机老张在车里打瞌睡，此时探出头发零乱的脑袋问：“下一步？”
我也问：“下一步？”跟在身后的孙如策抬起腕表应道：“快6点了，可下一步还远。不如在马鹿塘先歇，明天一早走。”我脑子里打了个转，就追问到底有多远？小孙吞吞吐吐道：“车下不去，走路要花一个多钟头，我的腿……”
我正拍着他的肩膀表示安慰，司机老张却插话道：“现在离天黑还有两个多钟头，抓紧点，我们还能赶到。”
小孙反问道：“你能找到么？”
老张满不在乎道：“这方圆几百里，没有我找不到的地方。你就放心地给你家亲戚打个电话，让他们腾出床铺，准备晚饭，我和威老师要在那儿过夜了。”
小孙还在犹豫，一个10来岁的孩子却从斜刺里蹦了出来：“我愿带路！”
我和老张立马欢迎，于是两大一小在寒风习习中上车。小孙扒住车窗，挺遗憾地与我握手，连说“还没有办招待，还没有好好聊”。我晓得他的心思，就拍着他的手背许愿：“我会把你的悲情故事告诉更多的人。”
车开动时，小孙还跛着腿往前跑了几步，我不忍心，就冲他大叫“明天见”。其实明天见了又咋样呢？在如此危机四伏的社会环境中，我这种自身难保的异类文人除了耍耍嘴皮子，能起到什么作用！
沿着盘山公路，车开得风驰电闪。这是盛夏，可在路两旁，不时飘过裹棉大衣的农民。斜阳在云里忽隐忽现，穿行得极快，令我蓦然回到早年在川藏高原驾驶卡车的时光：几十里不见人烟，除了车轮与地面的摩擦声，啥也没有。地球空寂得要命，雪坡平缓向上，似乎打一个盹，车就开进天幕了。有时风一起，太阳就变得脸色煞白，断线风筝一般哗哗晃动，眨眼就坠下雪峰。接着，星星或银鱼浮现在深蓝里，令人的心脏也为之窜动。
当年我20几岁，曾感叹“宇宙是个巨大的鱼缸”，可余音未散，我就40几岁了。而司机老张30几岁，已有两个孩子。眼下，跑了20来分钟的“好路”终结了，他一打方向盘，车就拐上了一条机耕土路。一边岩壁一边深沟，可车鼻子前的空间还越来越窄。我的身体和脑袋不由自主地晃悠开来，有那么两分钟，我死盯着老张，因为三条命都捏在他的手板心里。小孙的弟弟，那个自告奋勇带路的孩子，本来横躺在后座睡大觉，此时也被颠醒，把住车门东张西望。老张笑骂道：“小狗日的，眼睛放亮点。”
一直是下坡，老张的刹车踩得嘎嘎响，有两次，车轮忽地定死在悬崖上，老张伸长脖子，边看边退，而后继续往下放车。我抹了一把冷汗道：“早知这么险，今晚就歇在马鹿塘了。”
老张吐了口气：“险的还在后头啰。但愿上帝保佑夜里别下雨，要不明天车就上不来了。”
小孩在耳朵后插话道：“上不来就多玩几天啰，反正学校放暑假。”
我有点冒火了，可转念一想，风云变幻，谁能左右呢？只好闭眼3分钟，向我姐姐的在天之灵祷告，愿归途顺利。
高度降了几百米，机耕泥路换成了碎石路，车在眨眼间变为淘气的小鬼，蹦着高下行。拐过一个直角山嘴，我在震耳欲聋的机器声中望见一个红彤彤的十字架，精神不由一振。尽管时间非常紧迫，我还是在车过教堂顶时，让老张停住，下去拍照。真是天随人意，一抹阳光刚好从乌云缝隙中透出来，我手指微颤，以陡峭如天门的绝壁为背景，拍下了那交叉着的永远的火炬；还拉拢镜头，拍下距离教堂十几米远的一位安详的驼背老太太。她戴着紫红圆帽，将手作遮阳帽沿，正转眼凝视我。
后来这两张照片成为我这个摄影盲的“经典之作”，被一些朋友吹捧，认为那背景令人忆起劳动党统治时期的阿尔巴尼亚，那个几乎被当代社会遗忘了的“山鹰之国”。可惜还没听说上帝的荣光笼罩过它。
老张还以为我是基督徒，就说这教堂里的人他熟悉，可以进去参观的。甚至住下也行。我却断然说：“上车吧。”
面包车又跳了一刻钟的舞，把个老张搞得咬牙切齿，犹如在驾驶坦克。小孩觉得好玩，故意上下颠屁股，我急忙制止。突然，车不跳了，老张换了个挡，却更加小心翼翼，眼珠子死瞪着右前轮。原来路在眨眼间收拢了三分之一，只够骡马车通行。老张没有退路，就照着绵软的旧辙印，一尺一尺向前挪动。为了配合驾驶，我将脑袋伸出窗外，千仞绝壁自车门齐刷刷地切下去，令人一阵眩晕。我急忙摘下眼镜，狠掐鼻梁。幸好我在现实里没有恐高症，可在梦中，我却一再经历目前的场景，车轮滚动在悬崖上，滚动在塌陷的路面上，我连人带车坠下云端，沉入河床，可还落不到实处；河床也是漏洞，车都嘣嘣摔散架了，还从漏洞里往下掉。我拼命大叫，脑袋挂在一边，看着身子在几十米的低处翻筋斗……
当年我在川藏线开卡车，我们车队里就有一个翻车冠军，5年中翻了13次，每次都从解放牌的车头奇迹般地露出血肉模糊的脑壳来。不知为什么，20多年后，我又在采访途中望见他躺在脚底，躺在夕光笼罩的山谷中。
还有我的保护神姐姐，也于1988年逝于车祸。
但是，现实、记忆、梦魇的界限还是在20分钟后清晰了，车安全抵达了位于山腰的列朵涅村，贴着岩壁，停靠在一户农家的院墙外。不及喘气，老张就跃上陡峭的台阶敲门。指着车与门内妇女交涉了两分钟后，才甩了甩有些麻木的膀子说：“妥当了。”
我们急行军一般穿越这岩石上的村庄。经过一牛马充盈的破落院子，我举起相机拍照。步履稍慢，老张就转过身，不由分说地从我肩上抓过背包，赶在前头。向导小孩此时方显出山地人本色，羚羊般跳跃的同时，还不忘与狭道旁的其他孩子打招呼。我们屁股后照旧跟了一长溜黑黝黝的人和狗，直到将我们送出村尾才刹步。
有一股山泉哗哗淌过村子，在拦腰部位，人们建了一公共水池。一个老人蹲在水池边刮洗洋芋，我拍了照，习惯性地要与他交谈几句。不料刚听清“我今年80啰”，老张和小孩竟齐声冲我吆喝。骇得我也模仿羚羊连蹦几个高。
出了村尾，箭一般射过一片梯级包谷地，夕阳就已稳稳嵌在对面山头了。裸露的山体，犹如几个互相撕扯的疯子，在苍穹的病院里痉挛起伏。我们在疯子连绵的肩头上暴走，鞋底嗤嗤摩擦着尖利的石块，溅起一阵阵粉尘和火星星。又过20多分钟，山体的颜色由黄褐转为铁青，山道也越来越龇牙咧嘴。我挥了若干把汗，又跌了两跤，险些就栽下深渊；可前面那一大一小两混蛋，竟头也不回，反而还连走带跳。我蓦然记起老张说过，他那彝族老家，陡得洋芋也没法种，如果遇上天降暴雨，山头的土就哗哗往山脚倒。
“难怪狗日的越奔越欢，”我想，“刮风的速度，衬衣不脱，连汗也不抹。”
就这样吭哧吭哧了近一小时，我们进入一个长长的斜坡。沿坡一排树林，细细的枝干相互缠绕，密得像铁丝网，而网的里面，是粉白的碎石床。我刚拍了一张照片，那两个又窜出数丈之远，逼得我不得不大叫。他们才如梦方醒，自顶端回首，二目已中蛊一般恍惚。
我们在山腰缓行了几分钟，老张有点抱歉地与我搭话，将刚才出发的地点指给我看。脚下是探不到底的天井，原来我们围着井口，绕了大半个圆。暮霭自底部渐渐升腾，随风在两边拉起一座莫须有的虹桥，令人觉得转眼就可以飘回蚂蚁般蠕动着的彼岸村庄。
下坡的道太陡，犹如一条顺着井壁弯曲滑行的蟒蛇。我跟在两个“羚羊人”的后面，连滚带爬，出尽了洋相。最惊险的一次，我忽地溜出五、六米远，骑在了一棵树桩上。终于，在海拔又降了千把米之际，我们也降入又一个汉彝杂居的村落。接着的村间小道要平缓些，我举相机拍下一面肉红色的土坡，还有背着小山似的柴草归来的村民，他被压得满面愁容，却努力对我挤出纯良的微笑。
天色已混沌了，但能见度不算最差。我抓紧时间，又将一个准备进门的老富农摄入了相框。他已81岁，还目光如炬。他说，几乎全村子都晓得我们要来。
“真的？”我感到惊讶。
“山沟沟，外面来个人就算个大事啰。”
几乎随着最后一线天光的飞逝，我们钻入位于一面缓坡的撒戈铲村之陈家。院墙内，猪狗鸡已归圈，可一见生人，就汪汪嗯嗯咯咯地表示立场和态度。我们上了台阶，一个十分整洁的蓝衣婆婆连胳膊逮住我的手，然后才转过头，听老张和小孩介绍情况。
蓝衣婆婆叫董存英，今年85岁，裹着很精致的三寸金莲；跟在她旁边的反应迟钝的爷爷叫陈义尧，今年84岁。老两口正是我此行的主要采访对象。
我们被请进堂屋，饭菜已经摆上矮桌，有腊肉、鲜肉以及两三样菜蔬，这在山区已十分丰盛了。共进晚餐的有老两口的大儿子陈国良，1945年生；二儿子陈国聪，1947年生；三女儿陈国芬，1950年生。还有五、六口，属媳妇及孙子辈，因与土改相去甚远，暂不记载。
访谈开始时，已是夜里9点过，按中国乡村的作息规律，这一家老小早该上床休息了。但却一个不少地聚在我的周围。我注意到陈义尧爷爷始终蹲在门边，不吃不喝，只抱着头呻吟。婆婆说，这个查不出的病根，自他劳改回来就落下了。
老威：我是四川过来的作家，想了解一些土地改革的情况。
陈义尧：我晓得，可是说不成了。
老威：讲一点算一点嘛。
陈义尧：真的说不成了。
老威：几句也行。
陈义尧：我一说，脑壳就疼得厉害……哎呀！说不成！
老威：老人家得的什么病？
陈义尧：说不成……
（难堪的沉默。蚊虫像微型轰炸机群，嗡嗡袭进门来。老人以双拳挤脑袋，痉挛的脸颊淌下两行热泪）
董存英：他是说不成了。他今年84，脑壳就疼了二十几年。他心头是清楚的，说不成着急啰。
老威：清楚的？不能说？
董存英：一件事情，他颠来倒去想好多遍，同睡一张床，我不睁眼睛，也晓得他的嘴皮子在咕哝咕哝地动，可就是说不成！脑壳一炸，啥也没有了。
老威：我不太明白。
董存英：他28岁判刑劳改，56岁才释放回家，虽然岁数大了些，可头脑、心眼都还好使。有一回，他上山砍刺笆，鬼推磨一般，刀口翻转，差点砸了自己的脑门。回来就不对头了，眼眶内白多黑少，一有响动就举胳膊，甚至吹风也举胳膊，好像上面有看不见的人，很凶的人，要敲他。晓不得是疼还是吓，他动不动就鬼叫、鬼叫。可怜啰。
老威：跟劳改有关系吗？
董存英：他劳改期间倒是规规矩矩，没犯病。
老威：他是哪年判的刑？
董存英：减租退押那年，他被判了无期徒刑。
老威：什么罪？
董存英：晓不得。
老威：地主？
董存英：我们家田地很多，一解放就成了地主。他三天两头叫押去开斗争会，每次都鼻青脸肿，走着去，爬着回来。他说，农民协会堆了几大箩筐的罪，他都晓不得该认那一条。
老威：总有具体的名目吧？
董存英：他在旧社会当村长的时候，曾领着一伙男男女女去乡上开会。其中有个年轻人作风不正，沿途调笑妇女，他实在看不过，就骂了几句，言语比较重。后来这人想不通，竟吊脖子死了。这事过去就调查了，明明白白结了案，可土改时却被翻出来。人家硬说是他害的。
老威：这叫旧帐新算。
董存英：晓不得。那年头，只要有两三个贫农说你有罪，工作组立马拍板。
老威：就这一条？
董存英：我们的老家不在这下面，是在马鹿塘上面的草海子。旧社会，他家里比较富裕，送他到禄劝县读了中学，然后，他自愿到马鹿塘附近的普福村教了两年书。因为有文化，他跟着又回草海子，被选为村长。
老威：按土改的标准，这也是一条。
董存英：四几年，共产党的游击队藏在万山老林里，经常溜出来偷袭乡公所。国民党派部队剿匪，强征当地农民“协办”，他也被弄去。枪不敢放，替“剿匪部队”煮了几个月饭。
老威：按阶级斗争的标准，爷爷他没掉脑袋算幸运了。
董存英：他读过古书，经常背着人念叨：上下几千年，每次改朝换代，都有人头要落地啰。所以我们一心想的就是逆来顺受。
（大儿子陈国良插话：我那时六、七岁，已经能记事。房子、田地、牲畜、财产，该交的都交了，大爹、爹爹两弟兄合计，共产党泰山压顶，既然保不住家业，还不如争取个主动态度，少受些罪。可减租退押还没结束呢，罚款又开始了。金银铜铁，锅碗瓢盆，只要值点钱的，都他妈的拿去啰。稍微像样点的衣裳都脱下，甚至带金边的包包、绣花鞋也没剩。
可结果呢，大爹和我爹都关起来，吊、打、跪刺笆、跪瓦碴子、顶石板、顶火塘里烧红的铁三角。还用枪筒子剁嘴，搞得大爹和我爹一会儿冒烟一会儿出水，牙齿一颗一颗掉光了。铁打的人也遭不住哦。可家里已叫挤干净了，一跤跌进门槛，连挡脚的砖头也没多余的。
唉，聪明点的富户，都晓得先偷偷挖地窖，藏些东西。因为共产党的运动，都是一环扣一环，步步升级的。清匪、反霸、逼交公粮、减租退押加罚款……你挤一点我交一点，最后搞急了，要拿命去了，再把肠肠肚肚全翻出来。这样，没伤筋动骨，人家也好一个战役接一个战役，向工作组汇报成绩。我爹把古书倒背如流，却没想到老框框套不了新政策。你要争取主动，一下子全交，但下一回就没得交）
陈义尧：比李自成进北京还狠！
老威：老人家清醒了？可以讲了？
陈义尧：民国的时候，我家的银子用铜盆装。几辈人的辛苦……
老威：是嘛。
陈义尧：说不成了，说不成了。
老威：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陈义尧（猛敲天灵盖）：这里头，好多虫虫在爬在咬！我要说，说不成。
老威：你喝水吗？
陈义尧（啜泣）：我、我……
老威：你能写吗？我给你笔。
陈义尧：哎哟。
董存英：老头子，你咋个啰？我晓得你心头明白，你就坐在一边听嘛，不同意就摆手嘛。实在恼火就先睡啰。
老威：爷爷你莫难过，爷爷你四世同堂了，重孙子都这么有出息，还有啥子看不开？莫激动啊。
董存英：他现在好多了。同志你晓不得当年那个惨！男人身上榨不出油水，就拿女人开刀！娃儿他公公、奶奶也抓了……
（陈国良插话：民兵将奶奶五花大绑，吊在走廊的门柱上一天一夜，膀子都扯脱了。他们一直拷打，只要还有一口气，就朝死里弄。奶奶下身是光的，有些整法我说不出口哦。记得民兵回家吃饭的时候，我才敢从床底钻出来，搬一个小马扎垫在奶奶的脚下，让她稍微歇口气。我舀了碗水，要递给她喝，可人太矮，够不着。我哇的哭了，奶奶这才从昏迷中醒过来，叫声“良娃子，奶奶活不了”。她那个样子比鬼还吓人，头发被拽掉了大半，天灵盖像个坑坑洼洼的核桃，脖子细得撑不起脑壳，抬一下，马上就耷下去，于是她鼓了几分钟的劲，再抬一下。我说：“奶奶，你不要死，我找妈妈来给你松绳子。”奶奶呻唤着说：“你妈给我松绳子，她也不得活，这是铁板钉钉的政策啰。还是叫你妈从她后家想想办法。”
老威：什么办法？
陈国良：妈妈和大妈的娘家都是大地主。我太小，晓不得大人们咋个设的法，在3天内端了一铜盆银子来，民兵才把奶奶放下地。家里人给她穿裤子，但是两腿已肿得套不进去。由于膀子从后面扎在一块好几天，一松绳，就瘫了，直到死，也是个残废）
老威：老人家，你娘家的情况怎样？
董存英：我后家在大松树村，19岁做了陈家的媳妇，带了许多陪嫁，来到草海子。我不愿回头，免得伤心。在土改中，舅老公、舅老太都死掉，只剩一个侄儿子，养了一个侄孙子。他妈的，说不成了，都“改”光了。
他和大哥一直关着没放，余下这一窝人接到工作组和贫雇农协会的通知，滚出草海子！七、八辈人变牛变马，才有了这点根基，那个料得准，共产党一来，就要连根拔。他这个呆子，又把古书读翻山了，株连九族，戴枷戍边，这是朝廷重犯才有的下场啊。马鹿塘离朝廷几万里远，出了这万山老林，我们连只小虾虾也算不上。
老威：真是覆巢之下无完卵。
董存英：本来堂屋中央，还供有“天地君亲师”，列祖列宗的牌位，过去是允许带走的，而新社会，都当成封建迷信，先就叫穷棒子砸了。临走的那天半夜，娃娃们都睡着了，我放下还在吃奶的三女儿，与他们的公公、奶奶、大妈、还有小大妈一块，跪在草窝棚里，悄悄对着那世代相传的陈家大院作了揖。我们都哗哗地掉泪，可捂住嘴巴，不敢出一点声——如果民兵发觉了，要罪加一等啰。
第二天大早，出动了30几个民兵，还有十几条枪，先将我们押到乡公所登记。除了穿在身上的，任何东西都不准带，否则以“对抗土地改革”论处。被撵出草海子，我们歪歪倒倒，走了一天一夜，只能以随身揣的12个荞麦粑粑充饥。
老威：草海子海拔高，这撒戈铲已快到山谷底了，气候还是要好些吧。
董存英：我们在高处住习惯了。那儿有去撒营盘和禄劝的大路，民国的时候，就与外界通商。相比之下，这边是个坛子，叫四面山封住了，出一趟门很不方便。
老威：我们从马鹿塘绕下来，大概花了两个半小时。
董存英：你们是坐车一半走路一半啰。从撒戈铲去赶街，最近的场口是马鹿塘，爬坡下河，腿快的年轻人也要走小半天。所以，要去就得满天星出门。如我这种小脚老太婆，几十年上去不了几回。
老威：万一病了咋办？
董存英：村里的卫生员发几颗药。严重了用骡马驮，颠簸不得就抬滑竿啰。
老威：太危险了。
董存英：习惯了就不危险。不过时间久，从山路上马路，再等过路汽车到撒营盘或禄劝，七弄八弄，说不定半路就报销了。所以，还是草海子好，哪怕是几十年前，也比撒戈铲的现在好。
我们刚下来，这儿穷得叮当响，连地主、富农都住土坯房子。我们没住的，民兵把我们丢在露天坝就不管了，还说，看月亮吧，这儿的月亮比草海子的好看。我们只得忍着饿，在避风的岩边边搭了一个草棚子，从坡上兜了些乱草铺地下。一家人就垫着草挤一窝，没被子，就脱了衣裳当被子；没吃的，就在荒坡间四处寻，兔子似的掏洞，能入口的根块、树皮、野菜全找回来煮。
熬到土改过后，他劳改去，大哥却意外地回来了，一家人又有了顶梁柱。他领着我们，几天修了一座小土坯房子，就算正式安居了。共产党的天下，天地翻了个滚，该轮到我们为贫雇农做牛马了，砍柴、喂猪、背粪、耕田，啥子都抢着干，才勉强糊口。接着，我们家也分了边边角角的一点薄田，凑和着种吧，人总得活下去啰。
（陈国良插话：后来又是合作社、人民公社、大跃进、公共食堂，还有三年自然灾害、四清和文革，我家是四类分子，公社、大队、生产队，每一级开批斗会也少不了。我家三子妹，因为受阶级成分限制，都没有念啥子书。老威同志你看，这是我二弟陈国聪，小我两岁，性格最像爹爹。认不了几个字，还喜欢翻报纸。如果环境正常，弄不好是个秀才。可在1958年，他才11岁，替集体放牛。天突然降暴雨，他急忙把牛往回牵。坡上太滑了，风又大，那牛有点老，眼睛昏花，一脚踩虚，就向岩子下栽。我二弟挽着牛鼻绳，抱住牛腿拼命顶。一个娃娃哪能顶住老牛啊，一个狗吃屎，牛就从他脑壳上压过去，翻了几个滚，落下岩子死了。
本来二弟也受了重伤，直到现在，他的脑壳都一下雨就痛。跟爹爹一个毛病，说不得话，记不得事。但地主子女摔死了集体的牛！这不反了天啰？这不是借牛进行阶级报复啰？生产队马上开全体社员大会，批斗我们全家。最后还决定，要二弟为牛披麻戴孝。
虽然是个娃娃，虽然二弟为了救牛，脑壳落下病根。可还是披麻衣，拖几丈长的孝帕跪在死牛旁边大半天，每隔半小时要磕三个响头）
老威：真够荒唐。
董存英：大山沟的农民，一辈子脸朝黄土背朝天，也没个乐趣。毛主席、共产党来了，把阶级斗争当成乐趣。俗话说，蛇咬人有药医，人咬人就没药医啰。哪怕我儿子是个懵懂娃娃，大伙让他给牛当孝子，也觉得好耍。
我是个小脚老太婆，他们在土改时，硬逼着我在田埂上来来回回跑，一大伙人跟前跟后参观。跑不动，就用赶牛的竹竿抽。我栽进田里，满身泥水地爬起来，他们就拍着巴掌，跳着脚笑。文化大革命，他们又押着斗争了几百次的四类分子，都是些吊着半口气的焉巴老头老太，到毛主席像前请罪，跳忠字舞。嘴巴都不关风了，还要唱“你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我的脚小，一转圈就跌跤，可偏要叫我转圈，他们好找理由打人，好捂着嘴巴笑。我还偏着耳朵听他们发议论：“幸好有了毛主席，弄些地主、富农来斗，要不贫下中农的日子也不好打发。”
老威：你能熬到如今，不容易啊。
董存英：减租退押那年，他去劳改，我以为永远回不来。民兵又把我抓去，打得太凶，我受不得罪啰，就趁他们不注意，跳草海子自杀。可没两分钟，来了十几个人打捞。我喝了一肚皮水，还是叫人家从几米深的海子底，揪住头发提上岸。擀面杖在身上滚来滚去，我痛醒了，盯着上头明晃晃的太阳，怀疑自己是不是已死过了？却听见一个声音说：“狗日地主婆，还敢跳水，抗拒土地改革！”“另外一个声音说：“你就是跑到阎王殿，也要把你弄回来！有种的又去跳。”接着就是打雷似地要打倒我的口号。
我被关押了一个星期，逼着交代自杀动机；我说没动机，就是不想活。他们就打，就说还没到死的时候。如果人民政府要你死，你想活也得死。而自杀是不允许的，你自杀，给整个草海子村的土改形象抹了黑。
我在大会上一次次认罪，死也死不起啰，要连累后代啰。所以只能活着，为共产党、毛主席活着。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活着。嘿，想不到贱命这么长，85岁了。
老威：老人家的政策水平蛮高嘛。
董存英：1979年，地富分子揭帽，他又从监狱回来了。
老威：平反了吗？
董存英：听他说，早两年刑就服满了，又留场。后来中国跟越南打自卫反击战，边境不稳定，就把所有留场人员清理一遍，该放的就放。
老威：没有一个说法吗，爷爷？
陈义尧：哪儿来哪儿去……我我我……
董存英：你就说两句啰。
陈义尧：哎哟，说不成，说不成！
补记
访谈勉强结束，已近午夜12点。装了十几个人的堂屋闷如火药桶。这个历尽劫难的家庭，年龄最大的85，最小的已衔着妈妈的奶头睡着了。
我和老张被安排进孙儿媳妇房间，同床抵脚而眠。随着神经的松驰，便意袭来，于是我起身出门寻臭。不料那个曾为牛尽孝的迟钝的陈家老三竟闻风而动，举着电筒，顺院墙跟引路。山风呼啸，树影摇曳，我的衣裳下摆被刮翻起来。而脚下的石板嘎嘎响，如果不小心踏空，就会降落四、五米，躺在另一农户的房顶。
拐一直角，又上了10多梯土坎，陈三哥把我直送到屋后的茅坑前。一掀草帘就如厕了，可他还要手握电筒，电线杆一般立在外头充当警卫。这实在让人难堪，我强笑着，一再谦让，可对方更加有礼，臊得我不禁怒吼一声，夺过电筒，对方才醒悟似地撤退。
粪坑之上，横着碗口粗的木棒二根，我探入左脚，被惊扰的蝇群爆炸一般升腾开来。我赶紧缩回，变成憋急的兔子，不问深浅地往上直窜了几丈。方下蹲撒野。
畅快了没几秒，从对面山谷嘘嘘来了一阵旋头风，如一把无形的铲子，将我整个端了起来。无奈，我挪了个窝，要继续畅快，可外露的肉馒头却触电般哆嗦，我蹦了个高，转身拿电筒当机枪扫射过去——一条蛇！天哪，矛头形状的脑壳已直竖起半尺高！我差点就坐在蛇窝里！
我后迈两大步，一转身来个勇士跳崖，刚巧在茅坑外跌了个狗吃屎。动静巨大，惹得一柱强光自下方刺来，由于裤子已在膝盖，我的私处暴露无遗。
无奈，只能从头收拾旧山河，让站岗多时的陈三哥接应回屋。掀帐上床，倒头贴着鼾声轰隆的老张侧卧一小会儿，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朦胧起来。其间，因奇痒，梦游似的直坐三回，狂抓头颈、肩背、肚脐周边、大腿两侧，致使伤痕累累。
而后便无梦。
鸡叫数遍，接着是狗叫，牛叫，及猪叫。天蒙蒙亮，老张先起床，出外洗了把冷水脸，折回叫我“威老师”。
风起如昨，我觉得不必擦脸了，就抓起背包，登上新的旅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