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农酒鬼余金元（上）
采访前奏
2006年8月5日早晨9点多，经过约3个小时的爬山涉水，我们又从撒戈铲村原途返回马鹿塘。冷太阳下的街面空寂依旧，双肩瑟缩的我敲开联络人孙如策的“美发厅”，里头睡的却不是他。可我们上斜对面的汤面馆刚落座，他竟出人意料地浮现了。
四张嘴围住圆桌，有声有色地吞掉四斗碗汤面，然后呼着滚滚热流出门，紧跟一身迷彩服的孙如策，一瘸一瘸奔向下一个工作对象。小孙虽然两眼辣红，也许心潮澎湃了一夜，却再也未提自己的私事。我猜是孙医生与他通了电话。
从昨日寻访民兵主任的坡口上行十来米，就插入一片直上直下的房檐，抬头仰望，恍若顺岩壁搭建的老积木玩具，于风中吱吱摇曳。小孙在蛇形石梯口与一喂猪的农妇打招呼，后者对我们微笑点头，斜指着苍天道：“老爹在上头等着呢。”
岩壁间，一个院落似一个玩具平台，我们曲曲折折拐上第三平台，那醉眼朦胧的大鼻子老头刚好自堂屋出来，冲我们嘻开了一览无余的瘪嘴：“欢迎啰。欢迎啰。”
由于地势高，从四周万山老林煽起来的风荡平了马鹿塘，自脚底往脑壳钻。我们赶紧跟老头躲入门槛，蹲坐在一窝余烬的火塘边。眼睛适应了两分钟，才混沌初开，我到底认清了最里面熏得黑红的“天地君亲师位”，两侧还有“观音菩萨，秉令尊神，福禄财神，进宝郎君，地脉龙神，五谷之神”的字样。
老头扁着脑袋，嘟着鸭嘴吹火，角落里顿时尘埃弥漫。我不禁迷眼躲闪，连道“不客气”。好不容易有了火星子，老头得意地抬头，对我喷了口酒气说：“快烤火，一会儿又没了。”
因为疲倦，老张靠住蜕皮的老墙闭目养神。小孙用本地话为我作开场白，老头却打断道：“晓得啰，你昨天就介绍过啰。”而后转向我：“同志你喝酒不？”
我笑道：“酒不喝，倒是想喝口水。”
老头不以为然：“大清早，没有准备水。况且农村没有烧开水的习惯。”
我依旧笑道：“那就不麻烦了。”
老头将茶缸当酒盅举起，直抵我的下巴：“酒比水解渴，喝嘛。”
我只得啜一口，接着翻出录音机和照相机。带子扎扎开转时，我又啜了一口，果然不渴了。烈酒及烈酒浸泡的往事，竟如此激荡着那颗83岁的心脏，嘭嘭嘭，我已感觉到一种即将喷血的剧跳，但无力，也不想平息。
两三个小时，我们喝光了两大茶缸，约1斤半高度白酒，彼此犹如恋人，勾肩搭背，如胶似漆。可职业本能还让我一再按相机，拍下若干特写，包括嵌在那张老脸上的童稚目光。记得告别时，老头扶着门框，唱了一首土改时期的革命歌赠给忘年知己；我则鼓掌赞叹，如风中杨柳，晃晃然，飘飘然，拾阶而去。
可事后酒醒，我不禁出一头冷汗，这真是平生最凶险的一次拜访啊。
老威：老人家好酒量！
余金元：没酒量，只是喜欢喝啰。
老威：这酒如何？
余金元：马鹿塘本地的酒，比外头的纯。你尝尝就就明白。如果你不会喝，就使舌头舔一添嘛，先感觉到烧，有些冲鼻子，接着就是苦和麻，再接着，才是回甘。如女人的手，从嘴皮、舌头的两边，顺喉管一路按摩下去，直落到胃里头，还在继续拔火罐，一热一紧，很舒服。过了量也不会出多大的问题，死猪一般睡啰。第二天，脑壳照旧在肩膀上，不晕不沉。
老威：真是几十年的经验之谈。
余金元：贵州的茅台，你们四川的好多名酒，我在旧社会就喝过了，还是不如云南的土酒。马鹿塘的地势高，没酒不行，没大烟也不行。过去，这一带的人，无论穷富，都吹大烟。共产党、新中国来了，破除迷信，破除陋习，提倡新风尚。不准吹大烟，不准祭祖宗，不准供菩萨。就只剩下酒……
老威：你吹过大烟吗？
余金元：大烟是越穷越吹，越吹越穷。所以我只喝酒，再贵也要弄来尝。你莫小看这茶缸子里的东西，8元钱1斤啰，一般从村上的作坊打酒，最多一两元1斤，我是要亲自守在现场，眼睛不眨地盯着出酒，头尾不要，只拿把壶接中间的。他说8元就8元，值得。
老威：这辈子，你对酒的感情胜过人吧？
余金元：不好说啰。酒不害人，人会害人。如果我滴酒不沾，挣钱干啥？就学孙如策他老祖，去买田买地，发家致富？那到了土地改革，就划大地主，连脑壳都保不住。
老威：你们家过去有多少田地？
余金元：没有田地。所以划成贫农了。
老威：那以前靠什么生活？
余金元：跑生意，就是低价收购本地的奶猪，再运到昆明高价卖出去。
老威：老人家算长途贩运、发展经济的先驱了。
余金元：我是做一笔生意就停下来，喝完了再做。父母骂我多少次，没出息！，可到了土改，划阶级，称大秤，我家自然是贫农。
老威：共产党是什么时候进来的？
余金元：四几年就在这一带打游击了。1950年马鹿塘解放，好多游击队就变成了工作组，跟部队来剿匪、征公粮。我还记得住在大村的工作组里有个河南人，叫张志；还有个年轻女娃娃，姓周。他们四、五个人，在这儿开展了1年多的工作。
国民党的官进来是坐轿子，住乡公所；共产党是骑马，这让穷人觉得亲切些。他们一下马，就往最脏最烂的地方钻，不管三七二十一，替人干活，替人出头。访贫问苦搞串联，一心要把没房子没地的、没人管没人理的、穷得要饭的、混一天算一天的，总之，把天下最遭孽的撮合到一块，组织起农民协会；再从最遭孽的人里面，挑选最最遭孽的，进贫雇农主席团。这就是工作组要依靠的核心力量啰。
老威：你算不算核心力量呢？
余金元：安排我做过卫生组长。我的记性好，嗓门大，所以也叫我带大家唱歌。
老威：你会唱土改时期的歌曲吗？
余金元：整个马鹿塘，就数我会的歌最多。每场政治运动，都要学几十首，现在我记得的起码有几百首。
老威：你就唱首土改歌吧。
余金元：《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是土改工作组教的。我再唱一首：
中国封建了几千年，
朝朝代代，皇帝坐江山。
现在呀，老百姓一定把身翻。
农民弟兄们快起来，
清匪反霸，减租退押，
该我们人民坐江山，
幸福生活万万年。
毛主席呀坐江山，
人民的幸福万万年！万万年！
老威：这是哪年的歌？
余金元：1951年，减租退押的歌。
老威：还有呢？
余金元：1950年刚解放，工作组在村头教我们唱的是：
阴湿的地方需要太阳，
苦难的中国需要共产党；
太阳照耀着万物生长，
共产党领导民族才能得解放。
还有歌颂毛主席的，调子也跟如今的不大一样：
南京到北京，
哪一个不闻名？
人民领袖呀，
就是毛泽东……
老威：嘿嘿嘿，笑死人了。
余金元：当年全村的人都集合起来唱，几里外都听得见。那个工作组的女娃子还站在磨盘上指挥，一遍又一遍，要叫剥削阶级听得发抖。还有迎接解放的歌：
排排走，排排走，
欢迎朝阳升起来，
山花遍地开。
排排走，排排走，
欢迎月亮升起来，
银光照大海。
欢迎海风吹过来，
风吹浪花开。
老威：还挺抒情的。
余金元：迎了解放，就要闹翻身，脚跟脚地来：
金凤子，开红花，
一开开到穷人家。
穷人家呀齐翻身，
大家喜洋洋……
老威：翻了身就搞土改，也是脚跟脚地上吧？
余金元：是啰，走一坡唱一歌：
土改的锣鼓到了每个村呃，
贫农和雇农一家人……
老威：有斗地主的歌吗？
余金元：好多年不唱，就忘了。我想想看……哦，还记得一首：
坡上的豌豆刚成熟，
狼心的蒋狗吃了它；
地里的包谷才长大，
背时的保长又来啰……
呀嗬嗨。
老威：“蒋狗”是谁？
余金元：蒋介石及走狗。
老威：嘿嘿嘿，让我喝口酒。
余金元：你笑我？老了嘛，牙齿缺了，嘴皮又不关风，所以就跑调了。土改时我才20多岁，喉咙亮得很，工作组经常表扬嘛。你还在笑？嘿嘿，牙齿没有你多，可命长，见的事就多啰。抗日战争，云南是大后方，全国各地来昆明的流亡学生可密了。我跟他们学会了《松花江上》，回到马鹿塘也哼哼。洋盘啰，泥腿杆，哪个会这种歌？晓不晓得“九一八，九一八”是啥子意思？
到了1952年，划阶级，分土地，我们家16口人，分得不少……
老威：到底多少？
余金元：记不得了。过去我是贩猪的，不习惯种庄稼。共产党硬要分土地，就只好种了。还买牛买羊自己养。
老威：由生意人变农民了。
余金元：原来也是农民，祖宗多少代都是农民，要不，咋个不住城里面？扯远了。总之，贫雇农都得了共产党的好处，《地契》，还有《租地合约》，从地主家搜出来，开完大会就统统烧掉。地主、富农的土地全部连成片，重新丈量，再按你们家、他们家多少人口，平均划多少亩，肥瘦搭配。政府发给《土地证》，地多少，房屋几间，宅基地出来多宽，都明明确确写在上面，盖政府方方的大红印。
我家白白地分地，先还不敢要，觉得不踏实。后来工作组和贫雇农主席团来做工作，一定要要！我一高兴，就想唱《松花江上》，可又感到它与工作组教的革命歌不一样。就找到女娃子小周说，我在抗战时学了一首歌，不敢唱，害怕它反动。小周说，你先悄悄唱给我听听，不好今后就别提了。于是我麻着胆子唱：“我的家，在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想不到，小周一听就跟上来了，并且说，这是我们共产党的歌，为东三省沦陷作的歌，为啥不唱？
老威：白得了地，唱点人家喜欢的歌，也划算嘛。
余金元：嘿嘿，大形势啰。
老威：除了哼哼唱唱，你还晓得啥？
余金元：我晓得红军从马鹿塘过，那个时候的地主叫土豪，红军抓土豪，叫“绑肥猪”。家属如果不在期限内多端几铜盆银元出来，就要张贴告示，召集乡民，当众杀猪啰。这村上，我们的老人，有跟着红军跑的；有带路去皎平渡口会师，吃不得苦，又开小差回来的。后来打抗战，红军成了八路军，脑壳上戴青天白日帽徽，服从老蒋；再后来，又换回五角星，叫打倒老蒋的解放军了。云南解放那会儿，昆明驻扎的是卢汉的国军，与解放军在郊外对阵，双方都朝天打枪。跟着搞到一堆，卢汉的兵就统统换五角星了。
老威：再后来呢？
余金元：国军宣布起义，云南全境和平解放。游击队变工作组，下乡来搞征收。50年清匪反霸，51年减租退押，52年土改，53年复查——成份划过火了，不符合实际的，就降下来；因掌握政策过于保守而漏划掉的地主、富农，该升就升上去……
老威：马鹿塘这边土改复查过几次？
余金元：就53年一次。政策有变化，工作组又下来了。以前都是用贫雇农主席团，那些最最遭孽的。几个要饭的公报私仇，乱划了成份，乱杀了人，我们这些主席团外边的，都说不起话。这次好了，不要主席团，工作组找上门，与我一头睡觉，拿书本本念给我听，问我们肚子头有没有气？尽管发。
我们村有富农升地主，也有一两户贫农升成地主；降下来的有三、四户。村头老袁家的三公公愿赌服输，解放的前几年，把房子、牲口、田地全部抵押给了孙乡长，剩个光屁股，土改复查就由贫农升为破落地主。后来政府发《土地证》，他跪在田坝里笑：“呵呵呵，这个地主才值得哦，分了两间房，还赶条牛给我。”
老威：凭刚才激情澎湃的歌声，老人家你是名符其实的土改积极分子。
余金元：我虽然没参加贫雇农主席团，可唱歌、跳舞、开大会，还有办墙报，为刷标语的提浆糊桶，样样有份。
老威：墙报的内容是什么？
余金元：农民多数不识字，工作组就画些表格在墙上，每个人的名字都有，大家来评议。比如某某人是大户，或者在乡公所，或者作威作福，或者有奴仆、丫环，或者有通匪嫌疑，总之是坏蛋，上头一念名字，下面就抢着在他的名字旁边，一颗接一颗，画一堆耗子屎。如果你是谁都不得罪的老好人，或者上顿吃了无下顿的遭孽人，就画大白米；赌钱、做小生意、吹烟，有其它恶习，可没剥削人，还向共产党靠拢的，就画小红米……
还画了好多种粮食啰，我都不太记得了。男女老幼，每人都上，给自己，也给别人画。这是动员阶段开的会，又热闹又好耍。
老威：你给自己画的什么？
余金元：当然是大白米啰。
老威：你做过奶猪贩子嘛。
余金元：我心里有数。政府让农民自己给自己打分，就一定不要手软。当时大家全盯着，你会觉得脸皮火辣辣，可过后就特别踏实。
老威：你这80几年的酒真没白喝。
余金元：你又笑我？
老威：我天生爱笑。好好，罚一口酒。
余金元：我大你几十岁，你要加紧喝，才能赶上我的进度。
老威：还没赶上你，我就醉死逑了。
余金元：我天天鸡叫三遍就起床，一个人坐在这火塘边喝，也没见醉死。你摸摸我的手杆，没有抖嘛？你再摸摸我的腮帮子，如果我瞎鸡巴款，你就扇它两巴掌。好多比我清醒的、聪明的、不沾一口酒的，都跑到我前面去死了。我劝他们慢点，莫整人害人，莫操心过度，莫削尖脑壳往官帽子里钻，都等不得，非要早早死给我看。
老威：老人家扯远了，也罚酒一口。
余金元：开会，白天黑夜都开。我那时没满30，在家里对婆娘说，把国民党手头全部的会加起来，也没共产党1年的会多。
老威：划阶级的会是咋个开的？
余金元：几百上千人参加，工作组简单动员几句，就坐上面，稳起不吭声了。只由村里的主席团说话。在国民党手头做乡长、民团队长、保长；还有替他们跑腿的、吹喇叭的、在村里乡里耀武扬威的；还有神通广大的、富得流油的，统统是恶霸地主。矮一等的，虽然达不到以上级别，可在减租和退押中，拖拖拉拉，消极对抗，甚至隐藏财产，想方设法逃交罚款，在群众中造成恶劣影响的，划为不悔改地主。又矮一等的，按田地、奴仆、长短工、收租子等称大秤的标准，评为普通地主。再就是现在衰败了，可查家庭历史，或曾经称得起大秤，或与旧政权有牵扯，就评为破落地主。再矮一等的就是富农，分恶霸富农、普通富农与劳动富农。接着是中农，富农达不到，做中农又冒出去，就是富裕中农，跟着是一般中农。
再底下，就是贫农了。再再底下，就是雇农，除了人一根，啥子都没得，在旧社会最最遭孽，最最叫人看不起的。
老威：相当于现在的打工仔。
余金元：打工仔算个逑。那个时候，雇农被共产党请来坐上把位，是最最吃香的。主席团里头，如果有两三个雇农要你死，肯定就不得活，因为工作组只听他们的。
老威：为什么？
余金元：亲不亲，阶级分啰。毛主席说过，他们革命最彻底。
老威：应该是“绑肥猪”最彻底。这也算从红军时期一路继承下来的盗匪传统。只不过人家打下江山，成了正果，绑肥猪的自己倒吃成了超级大肥猪。如今，有人再要学习前辈绑猪，恐怕已没哪么大的力气了。
余金元：搞逑不懂啰。来，喝酒喝酒。
贫农酒鬼余金元（下）
插记
谈话才开展了不到两个小时，酒已经喝了1斤多。我的脑袋不由自主耷下来，老头却越战越勇，二目神光四射。我先后起立几次，到屋外借冷风与冷水醒酒，还好，体内动静不大，起作用的大概是此前的那碗汤面。
为了召唤或者戏弄我，老头又把“背时的保长回来啰”唱了一遍，还跺脚转圈旋到门旁。男人的自尊受到挑战，我就从他手中夺过茶缸，灌酒一口。待两人复位，我撑起眼皮，也竭力让自己射出神光，以产生逼视的现场效果，使访谈及有关酒量的口水战能够进行到底。
其实我天生没酒量，稍微一沾，注定从脑顶盖红透至脚底板。上个世纪80年代做诗人，只咂几口葡萄酒就胡话满篇，与历朝历代及同时代之嗜酒如命的众多诗人相比较，可谓狗熊气短。不料发生六四，更不料我写诗写进了监狱。出来后，物是人非，我诗兴没有了，却时常喝两口闷酒，无所谓好坏吧，也发不出“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的高级感慨。搞《底层访谈》那会儿，我在成都殡仪馆隔壁的烂茶馆里，偶与遗体整容师老张结识，为了套近乎，进而套出他秘而不宣的身世，我竟舍命陪他喝了七、八回酒，每回都翻倒在硬板凳下，人事不醒。拿老张的话说：“除了一口气，跟尸体也差不多。”
我从未觉得酒好喝，感谢抱过无数死尸又来抱我的老张，栽培起了这点酒量，自此厮混江湖，倒无大碍。在云贵高原，我最喜欢的是50度以上的青稞酒，纯如水，却烈如火，喝它犹如猛士跨门槛，一道又一道，往深处走去。先还跨得顺，渐渐的，就会感到跌跌撞撞，体力不支了。在这个时候吹几口箫，再吟啸一阵，就觉得眼前的世界那么远，那么远，似乎在无数道门槛之外。门槛外面的人（其实就是你身边的人）缥缈得只有米粒大，你往上升或往下沉，想在哪儿就能够在哪儿。先秦？魏晋？唐朝？都行。至少你可以用那种语气与人说话，而不会被人怪罪。晋朝的阮籍为了躲避做官，竟赶在司马昭的使者到来之前狂饮，死尸一般趴在案桌上，三天三夜不起。你看，酒是多好的保护伞，它至少让老阮在暴政之下，即张扬了个性，又得了善终。哪像圣人稽康，脑袋都快掉了，还那么清醒地弹琴，将一腔热血寄托于丝弦，寄托于时过境迁的春秋刺客聂政，真是可怜可叹的精神自摸啊。
由此我联想，在警察登门之际，我等反动文人能否也学习先辈，狂饮一番，醉他个三天三夜？万一警察也晓得阮籍的老掌故，有雅兴重演呢？太可笑了，该不该扇自己的嘴巴？因为在实际生活里被警察堵住，只会有两种清醒的结果：越窗而逃或束手就擒。酒是没用的，哪怕烂醉如泥，也将被弄上警车，丢进局子去受审。
该如何就如何，就像眼前这个老酒鬼说的：“该你死就不得活。”
哪怕不胜酒力，我的录音机还是开着。可灵魂深处的空虚、恐惧是录不下来的。现在好多了，老头儿，我再喝一口，你满意了？
老威：继续讲嘛。
余金元：讲啥子？
老威：土改，划地主。
余金元：马鹿塘的大地主，孙家多啰，6个老祖（曾祖父以上的通称---老威注）都是地主。他们这个家族根基深，清朝开明老祖的时候，就从曲靖的小衡山往这边迁了。不仅开垦万山老林，还办铜厂、办纸厂，出了许多做生意的好手。后代也很密，主脉在马鹿塘，禄劝和则黑的大住基村也有，其它地方串没串种，我就晓不得了。到了二三十年代，还出了个孙万昌，号称“孙百万”，据说在昆明和禄劝都办有铜厂和纸厂，摊子极大，受到过国民政府的表彰。
老威：算个受国家扶持的农民企业家，类似如今靠“希望牌饲料”发家的刘永好吧。
余金元：可到了解放那会儿，孙家已经衰败成空架架了，只是名声还算大，于是统统划为恶霸地主。加上其他姓，马鹿塘一共有十几户地主。除了人以外，对地主的所有财产实行没收，对富农则实行征收。
老威：什么叫征收？
余金元：房子留着，外面的财产，包括田地、租石、别人的欠帐，全部要征收。牲畜要征收，梁上的腊肉、过年猪也征收。此外，每户富农，一律罚款300元。当时的骡马价才50元1匹，所以搞得富农也喊爹叫妈啰。
老威：交不起咋办？
余金元：交不起就抓，就关，就翻来覆去开斗争会。饿你，打你，让你跪瓦碴，跪烂泥坑，吊你个几天几夜。还有烟屁股、辣椒水、大杠子，不把屎尿给你整出来！再不交，就要喊“开牌”。
老威：麻将牌还是长牌？
余金元：拿炮火敲你的茶壶。
老威：啥子鬼茶壶这么值钱嘛。
余金元：茶壶就是脑壳，一炮火崩掉脑壳，当然一了百了，不值钱了。可富农的日子肯定比地主好过，至少还有房子，罚款数额也明确。对地主的罚款是一路往上涨的，你给得起300，就再添100；400给了，还要增加到500，甚至600，就是不封顶。上面的政策，理解得通俗点，就是又挤又捏，直到榨干剥削阶级的最后一滴油。工作组的同志说，如果将地球上所有地主、资本家的骨油统统榨干，那共产主义就实现了。
老威：有没有交不起罚款被崩掉“茶壶”的？
余金元：孙姓三老祖家的大公公。啥子都没收了，大半年，罚款挤了550元出来，还差50，任你咋个整，把脚杆手杆弄断，也交不起。有天早晨，太阳刚刚露脸，民兵就将他架到坡上，当面挖了一口井，然后端枪指定他说：“最后问一句，交不交？”大公公吓得哆嗦，手脚绑住了，还一个劲儿磕头，脑门子都栽烂了。人家又扳起他的肩膀说：“等你一句话啰。”大公公磕不下头，眼泪如垮堤一般淌下来，他干嚎了一声：“找不着交啰！！”
人家可没手软，说：“找不着？开牌！”一炮火冲后脑勺去，轰隆！人就趴起了。
老威：50元一条人命？
余金元：村里人都说，大公公家大业大，到头来还抵不着一匹骡马钱。
老威：还杀了哪些地主？
余金元：光交罚款这一场，就镇压了三、四个。孙姓六老祖家的大公公，一辈子节约，不但穿补疤衣裳，连拉在路上的屎都不肯浪费，要包回来肥地。所以没有人晓得他到底积攒了好多钱。经过减租退押，赔罚不封顶，弄他跪了十几天瓦碴，膝盖烂成两个窟窿，鸡巴已经尿血了，还口口咬定“没钱”。于是全家老小都被圈拢来，陪他跪。没一会儿，女人们就遭不住，又哭又喊：“老背时的！老挨刀的哟！为了几个钱，全家人的命都搭上啰！”这一闹，老吝啬鬼就垮了，两个拳头又捶胸又捶地：“扶我起来！扶我起来！带你们去挖！带你们去挖！”周围的民兵一听，高兴得拍掌，立马架起他跑了1里多路，才在一个荒园子边边刨出6个大白锭，每锭银子足足有10两。
四老祖家的孙光诚是个烟鬼，他把鸦片膏埋在盐巴坛子底下。枪抵着他，把一坛坛盐巴搬开，挖几锄，烟坛子就露出来。开了封，乌亮亮、黄澄澄，一坨又一坨，全是上等货。
老威：割肉哦。
余金元：存了几十年的鸦片膏，跟金条子的价钱差不多啰。
老威：交干净保命嘛。
余金元：没有一个地主心甘情愿交钱。不斗争，银子不会自己长腿跑出来。开头，尽管大形势和政策都明摆着，地主们还你比我，我比他，甚至学“狡兔三窟”，将浮财藏好几处。拿工作组的话说，敌人总要做最后的垂死挣扎。可结果呢，人吃了亏，有的还落下终身残疾，可罚款不能不交齐，否则“茶壶”难保。
不过，“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共产党说话算数，多数地主还是释放了。养完伤，熬到重新落户、重新分地，无论好歹，还是有一份啰。只要没判刑劳改，都给出路。地主中也有老好人，干活比贫雇农更卖力，大家都看在眼里。1958年，合作社过渡到人民公社，地主、富农也一概入社，成为和大家一道评工分的社员。
你问杀了多少地主？我得扳指头算一算。清匪反霸到减租退押，光孙姓家族，大老祖家就死了大公公、二公公、三公公。还有二老祖家的二大爹和孙乡长孙大恩。三老祖家的大公公，四老祖家的孙光诚，孙百万家的孙维汉。六老祖家的大公公。其它家族，死了赵家强、方少先、朱洪葛、陈仕统、陈仕章、高本伦、李荣胜。还有哪些啰？记不起来了。
总之，在伪政权手头做过事的，与解放军对着干的，有血债的，拉贫雇农主席团下水的，窝藏财产抗拒土地改革的，贩过烟摸过枪的，大家觉得不太顺眼的，一个都没有逃脱。我亲眼看见，就镇压了好几十。马鹿塘、撒营盘、则黑、皎西、皎平，公审大会转着圈儿开，每次都是几千上万人。
老威：马鹿塘乡毙人在哪儿？
余金元：张家坟场。就在我的房子背后。那是张家的祖坟场，清朝、民国一直到解放，坟包密密匝匝。土改时候，在里面镇压了五、六次恶霸地主。
老威：每次崩多少“茶壶”？
余金元：5颗以上。镇压方少先是在1950年。当时从他家里搬来两张八仙桌，叠在一起，足有3米高。这姓方的30多岁，长得牛高马大，旧社会当过地方民团的团长，连土匪见着都怕。几个解放军把他弄上桌子，虽然五花大绑，可叫他跪，他就是不跪。下面的人吼了几回，他还是要站起来，说要盯着太阳走。死到临头，就由了他。黑压压一大堆人在下面，仰起脑壳，却只能望见他的下巴。有人问他：“方少先，你打过共产党游击队没有？”他回答：“我晓不得。”又问：“你做过什么？”他回答：“我做过团长。”大声武气的，没有一点虚火。
下面安静得很。一般农民哪见过这阵仗，埋起眼睛不敢看。只听得姓方的又吼一声：“有没有酒？”下面应一声：“有。”
“赏一口嘛。”
“给他酒。”
腿快的人舀来一满碗酒，当兵的一手挎枪，一手从一片人头中接过去，说：“方少先，脑壳埋下来。”
姓方的蹲了下来，伸脖子来就酒碗。
当兵的手短，够不着。就说：“坐下来，慢慢喝完再走。”
姓方的就坐在两张桌子上，当兵的还是够不着。于是和另一个当兵的商量，两个人叠起来，终于将酒喂上去。
姓方的叫了声：“够意思。”就呲出牙齿，轻轻衔住碗边儿，猛一仰血糊糊的脸，哗的泼进嘴巴。
跟着一声破碗响。再跟着一阵排枪。姓方的脑壳烂完了，连胸脯也全是蜂窝眼。他坐不稳，就从两张八仙桌上倒栽下地，半截颈桩插在一个坑里。两秒钟，他弯了一下腿，又啪地蹬直，翻了两转，才不动了。把大家骇得天昏地暗，人群一会儿散开一会儿拢来，婆娘娃娃都惊乍乍地叫。
老威：我都听得受不了。来来，喝口酒。
余金元：酒鬼啰，要死得干脆些。
老威：有死得不干脆的？
余金元：烟鬼孙光诚就怕死。镇压他时，民兵拖着到了井边，喊“跪起”，他却瘫起了。眼睛里全是一片白，拽来扯去都弄不正，就要将就着打了。可枪筒子指着脑壳轰一炮，他却一偏，转身就抱住毙他的那个张天佑。吓得人家哇哇地鬼叫，甩了枪，爬起就跑。但是又跑不动，因为被孙光诚圈住了腰杆。一堆人扑上来，打、踢、枪托子捣，牙齿都整飞出来了，孙光诚也没放手。这个倒霉的张天佑哦，裤子扯脱人才扯脱。原先还以为毙人是好差使，是党和人民的信任，最能体现对剥削阶级的恨，结果被骇得光溜溜地满山跑，全村人都去追。
老威：孙光诚呢？
余金元：换人换枪啰。黑着一张脸上前，大吼：“死都死了，你还要哪样？！”轰隆一炮，人倒地了，咕咕地冒血，却还在叫唤：“呃，咋个打的嘛？！”于是再轰一炮。孙光诚的身板猛一下绷得直直的，接着翻半个滚儿，咽气。
老威：他妈的，我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余金元：遇到困难喝口酒，阎王不得勾你走。
老威：喝一口就喝一口。
余金元：转个眼，这些人就死了几十年，记不得提不得！遭孽哦。
老威：你觉得他们该死吗？
余金元：该死也死了，不该死也死了。管逑他，喝。
老威：你还晓得哪些？
余金元：这地方属于撒营盘区，彝汉杂居。彝族那边有龙家、禄家土司。土改时候也毙掉了不少。龙家娶鲁坝的一个姑娘做土司婆，花60两银子打了顶凤冠，因为太沉了，只在大婚仪式上戴过一回。解放军清匪反霸，一家家围剿大户，解除武装，没收财产，鸡犬不留。轮到龙家，当家的镇压了，土司婆也逃不脱。毙她的那天大早，我们赶到撒营盘，正碰上解放军拿枪逼她穿上拖地的彝族带裙，戴起10来斤的凤冠。
老威：演戏吗？
余金元：凤冠上的银链子叮叮当当的，还真像戏台子中的皇帝娘娘。大家里三层外三层地观看，连树上房上都挂满了人。可当她穿戴齐了，解放军却递过去一把笤帚，命令她当众扫地。土司婆以前都有丫环服侍，哪干过活儿？只见她像个木头人，一扭一扭，带裙与笤帚都在扫地。没一会儿，凤冠就压得她受不了，汗珠子淌成了两条槽。她向解放军打躬作揖：“报告大军，请允许拿掉凤冠。”解放军回答：“不允许。土司官爱这个漂亮，你就顶着它劳动嘛。”
土司婆没办法，继续扫地1个多钟头，一直到早饭时间过，人快晕了，才剥掉那身遭罪的行头，换了平常的穿着。和方少先一样，她也是在两张叠起的八仙桌上被毙掉的，像个女鬼从戏台子栽下来，骇人啰。
老威：唉，人生如戏，老人家喝酒。
余金元：这马鹿塘太穷了，太穷了就恶。现在好些，可同外面相比，还是差劲。年轻人，男的女的，都往外跑，不跑不行啰，跟我年轻时一样。刚解放那阵子，穷是穷，可热情高涨，跟着共产党工作组，组织起来斗地主、富农，分地分财产，有奔头。有一阵子，天天有会开，没衣裳穿没饭吃也天天有会开。枪毙恶霸地主，大家欢喜得跟过年似的，天不见亮就起床，守在火塘边，也不生火，就那么干冷干熬。为啥子，为开公审大会啊。为早早撵到那儿啊。看富人被押上刑场，都拉家带口涌过去。轰隆、轰隆，连着几炮十几跑，那边人还在抽气，这边多少双眼睛已鼓鼓地盯着，又是为啥子？为冲过去、扑过去、蹦过去抢衣裳啊。都想着第一个到死人跟前，将他们的衣裳、裤子、袜子、鞋都剥下来！还有帽子和头帕，叫子弹射烂了也要，浸透了血，甚至粘着皮肉也要，怕啥子，洗一洗、缝一缝、补一补还可以穿。这是白捡的，是村里乡里的大户穿过的，总比自家的破衣烂衫强。
老威：每次毙人，大家都要去剥衣裳吗？
余金元：非要把阶级敌人剥得精光。有的人贪心，一家子跑两三趟，往家里抱衣裳。惹得腿慢的穷棒棒火冒三丈，就在死人旁边打起来，搞得又是泥又是血，很丢人。如果死人的皮能穿，估计也扒下来了。因为有的人，明明眼前已经一丝不挂，还在翻来翻去琢磨。连屁眼也用树枝搅几遍。遭孽啰。
老威：哪个遭孽嘛？
余金元：都遭孽。穷得要饭也遭孽，富到后来被镇压也遭孽。想想嘛，大家有吃有穿，何苦去折腾死人？村里有两三个光棍，冷慌了，抢来衣裳，洗都不洗就往身上笼，结果没裹几天就烂成油渣子，棉花里子起坨坨。狗日的，也不怕叫血腥气冲着。
还有孙营长的侄儿子孙维汉，旧社会算比较威风，可在土改中崩了“茶壶”，光溜溜的，没得人收尸，就被一脚踢进沟里了。哎呀，那个时候，万山老林的野物都吃肥了。
眼一闭啥都晓不得啰。光也罢不光也罢，都填了大坑。衣裳随他抱，行头随他抱，骡马随他牵。婆娘娃娃呢，想送没人要。嘿嘿，身外之物。小同志，喝酒。
老威：喝。
余金元：我们中国有100个省吧？
老威：没那么多。
余金元：那就13个省。
老威：好像少了点。老人家你醉了。
余金元：该吃晌午饭了。我们吃了款，脑壳要好用些。
老威：要赶路。就不打搅了。
余金元：不急啰。
老威：酒在肚子里还没消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