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农李正才
采访缘起：现在是2005年最后一日的上午9点30分，我们一行三人，进入了这个名叫“打车”的彝族村寨。羊肠坡道迂回在陡峭的山势之间，在每一个岔路口，都聚着一些村民、骡子和狗。彝族人无论在哪儿，都习惯蹲在地上，所以远远看去，像歇在坡坎上的黑糊糊的鹰鹫。我们的向导用彝语沿途打招呼，还不时刹步，笑嘻嘻地与衔着烟杆的“鹰鹫”们聊几句。不知不觉，孩子和狗就在我们屁股后牵了一长串，我不禁叹息道：“环境如此恶劣，人居然过得如此悠闲。”向导摇头道：“土地太贫瘠，下种再勤，不一定能收获好庄稼嘛。”“哪咋办？”“吃不饱穿不暖，就偷就抢就杀啰。”
我的头皮一阵发麻，孙医生又解释道：“这儿从古至今，民风都无比强悍，动不动就拔刀子。前两年，还有抢亲的陋习，不仅到别的村子抢，自己村里也互相抢，也不管女人愿不愿意。这两年基督教传得开了，信主的多起来，人心才慢慢变得善良，小偷小摸还是有的，但杀人案件几乎绝迹了。”
向导也附和道：“对啰，没有教会，我可没这个胆子带外乡人来！这一带彝人的眼光特别凶，莫说抢，就是不转眼地死盯着，也够你心里发毛的。”
太阳沿着峭壁继续上升，可蜷伏的金沙江还在脚底，那种波涛的深呼吸不时窜过耳，令人的神经隐隐颤动。我信口一问：“那儿是？”向导也信口答道：“与打车村接壤的，是黄草坪村，它在金沙江和普渡河的交叉处；而过了金沙江，则是四川大凉山的会东县。当年红军长征，被国民党围追堵截，就从这不毛之地过江，窜去四川，皎平渡口现在成为革命遗址，很著名，离这儿不过十几里路。”
“那两省人民来往挺容易。”
“是啰，金沙江两边的场口数不清，土匪也数不清啰。刚解放那阵，毙了好几百，局面才平稳下来。”
由于交谈分神，我又屁股着地了。孙医生拉我起来，安慰说快到了。的确，绕过了一块弯曲的庄稼地，眼前出现了一堵依坡坎而建的赭红石墙。我们从墙根边爬到墙头，自旁门进入院落，一个戴军用棉帽的焉巴老头倚柱而立，用无比愁苦的眼神打量着不速之客。向导为彼此作了介绍，老头就热情地邀我们进屋。
我口头答应着，但双脚却迟疑，目光习惯性地乱溜。此时我站在赭红石墙之上，望着天边的群岩与云雾纠缠，犹如锁在时间深处的变形的古兽，时而露头，时而露爪，时而将尾巴凌空扬起，于是明镜般的天顶被破开一道裂纹……
孙医生与我并肩而立，目光却朝下，死盯着石墙根的猪和鸡，它们都被圈定在脚下两人深的露天囚笼底。浊臭一阵阵升腾，不仅薰退了我们，还提醒此行的目标——他还是一脸愁苦，在门后袖手等待。我连忙道歉，跟着跨入门槛，在一派昏暗里坐了下去。
简单的寒暄之后，我乘老头埋腰地坑，呼呼吹木炭余烬之际，掏出录音机放在膝上。
老威：你是地主吗？
李正才：不，我是贫农。
老威：贫农？
李正才：是啰，1952年土地改革，是根据我们家当时的情况，划的阶级成分。
老威：你们家一直是穷人吗？孙医生经常来这一带，据他了解，你的身世非常悲惨。
李正才：都过去好多年啰。
老威：我是写书的，你不想留个记录下来？
李正才：莫提了。
老威：你信主吧？
李正才：信，如果没信，我只有去死。
老威：为什么？
李正才：你看见了，解放几十年了，我们家还是破破烂烂，没一个女人。父母去得太早，剩我一个孤儿，好不容易托人介绍，当了上门女婿，可老婆又饿死了；把儿子丢给我，一把屎一把尿，好不容易拉扯大；为了娶儿媳妇，我耗光全部的积蓄，原以为可以勤劳致富，打翻身仗了……可三个月前，媳妇又得病死了，活鲜鲜一个人，突然得病，几个钟头就不行了，连得了啥病都晓不得！丢下一个还在吃奶的孙娃儿，一门三根光棍，哪个来疼哪个来怜……日子还长啰，我又得了寒湿，浑身不自在，不信主咋得了……
老威：唉，老人家你别难过了。
李正才：呜呜呜。
老威：人活的就是精神，你现在信主了，有精神支撑了。
李正才：我天天都祷告，为我的儿子，为我的孙子。也为我自己早日解脱，去天国见主。我晓得，我没有，也拿不出啥去荣耀主。我只是在赎罪，我恳求主将所有的罪加在我的身上，包括我爸爸和妈妈，包括我老爹和奶奶。我1937年生，同志你看，这是我的《身份证》，我们家出事的那年，我才11岁……
老威：1949年？
李正才：记不太清了。那年的冬天，也像这样的天气，一会儿阴一会儿阳。爸爸天不见亮就起床，在院坝里抬头望了望，然后对妈妈说，有星星啰，是个晴天。妈妈就说，那就早点出门去赶街嘛。当时在金沙江两边，有一二十个场口，父母心情好，就商量着要去赶河木口。
老威：河木口？
李正才：是金沙江与普渡河交叉的一个场口，属于云南东川，江对面是四川会东。那天爸爸妈妈带上我们三弟兄，高高兴兴上路。开始还点着火把引道，爸爸在前，妈妈背着5个月大的小弟在后，我和比我小1岁的二弟在中间，一个牵着一个的衣角，在羊肠小道上旋来旋去，后来天麻麻亮了，爸爸才熄了火把。
我爸爸个子很高大，比现在的我还高半个脑壳，膀子很粗。据村里人说，在我还没出世的时候，爸爸曾乘着酒兴，与一头大牯牛扳角，大牯牛红了眼，拼命要将他挑起，他就用那两条粗膀子，死死地压。太惊险了，如果压不住，让牛头翻起来，他的胸脯肯定叫牛角戳穿，牛蹄也要跟着上，那人不成肉饼也成肉酱。但是爸爸他压了十几分钟，硬是把大牯牛给压跪了，最后猛一扳，大牯牛就四蹄朝天仰在那儿。这次比赛，我们家赢了一座院子。
老威：你们的家境在那时还算不错吧？
李正才：日子过得去。可爸爸他酒量大，脾气坏，喜欢赌博，所以在金沙江两边的场口来来去去，暗中结了一些冤家。妈妈挺担心的，但爸爸说自己人正影子正，不太在乎。所以出事的那天早上，爸爸嫌娃娃们步子慢，还扛着我和二弟走了几里路，直到望得见场口，才放下地。
老威：看来你爸爸心情很好。
李正才：他沿途都在吼山歌，说山歌能将蛇和野兽吓跑。坡下完了，金沙江水的味道都能嗅到了，平地突然起了一阵怪风，从脚底下往上翻着吹，我和哥哥站不住，急忙抱住爸爸的腰。眨眼间，刚刚露面的日头被裹进云里，雨点噼噼啪啪打下来。这就是大江边的气候，比娃娃脸还变得快。妈妈说，这不是好兆头，当家的你可得当心点啰，国民党共产党打来打去，云南四川的土匪也两边抢。日子不太平，我们最好是早去早回。爸爸说，没事，拢了场口，自然要找老相识，摇几把骰子，碰一下运气。妈妈问爸爸到底带了多少钱？爸爸嘿嘿笑了两声，妈妈就不吭气了。我却感觉到爸爸的腰里鼓出一大包，估计都是银元。
老威：你爸爸是老赌徒了。
李正才：那年他才36岁，一点不老。况且世世代代，只要是彝族男人，就没有不赌的。软赌硬赌，穷也赌富也赌，天晴赌天阴也赌。如果手气不顺，或叫人做了手脚，赌毛了，就你一刀我一刀，在手臂上肚皮上划；甚至你一头我一头撞桌子撞墙。女人家根本不敢发杂音，因为男人一旦输了，面子下不来，就打老婆，打孩子，气再不顺，就把老婆孩子当宝给押了。
老威：你爸爸不至于这么疯吧？
李正才：爸爸他不疯，因为上有老下有小，他在中间是顶梁柱。他脾气虽然坏，却有老爹和奶奶管着，出门之前，都让他将裤档、衣服抖了又抖，把多的钱留下来。
老威：他还算个孝子。
李正才：那次出门却是个例外，他乘老人家还没起床，比平时多带了一两倍的钱。他对妈妈说，局势不太稳当，谁晓得明天会咋样，所以要多赚一些银元在手上。那时，河木口的黑赌场很有名，明的暗的，稍微有点背景的人家都设局。爸爸他拢了河木口，领着我们，马马虎虎赶了一个来回的街，然后将一把零票塞给妈妈，吩咐说，买几斤盐巴，扯几尺布，再给娃娃们买点糖果果。妈妈还想说啥子，爸爸就摆摆手，像根粗泥鳅，在人流中钻不见了。“才9点多钟，慌啥子啰。”妈妈嘀咕着，只好把我和二弟拽到阶沿边，放下背兜，给小弟喂奶。
那时一会儿太阳一会儿雨，场口旁边的金沙江也一会儿明一会儿暗。妈妈买了盐巴，扯了布，又带我们在鸡肠子一样的街上挤了好多个来回。饿了，糖果果填不饱肚子，妈妈又在街边大灶给我们买了两碗热腾腾的烧肥肠，我和二弟吃得满头大汗。
过了正午，赶街的人就少了一大半，从前的话，要到偏下午人才会少。妈妈连连叹气，不太平啊，不太平啊。就带着我们挨家挨户地找爸爸，却越急越不见人影。终于，百多米长的街面空了，店铺也接二连三地关门，稀稀拉拉的人，稀稀拉拉的雨。妈妈抬头瞅了瞅天色说，快4点钟了，你们先到渡口去等着。我问，妈妈你呢？
妈妈不回答，接着又不耐烦地催促，娃娃家莫管大人的事，快去快去！
我和二弟几步一回头，妈妈留在场口，继续打听爸爸的下落。去渡口还有一段路，我们走了20几分钟，还眼巴巴地望着渡船来回了好几趟。太阳依旧时隐时现，金沙江笼罩在一片雾气之中，虽然我们是娃娃，心也提在喉咙里，那滚滚的江水更叫人发愁。船老大吼了几次，两个娃儿，过不过？再不过，就过不去啰。这年头，兵多匪也多，当心遭抢哦。我说，谢谢船老大，我们不去四川那边。
我们盼呀盼呀，父母到底赶来了，可神色很慌张。拢了跟前也没二话，爸爸一手拽起一个娃儿就跑起来。就这样，一家四口沿着普渡河边跑了两三里路，才刹步歇气。妈妈边给小弟喂奶边说，当家的你咋去那种地方啊？爸爸说，我钻了十几个窝子，都赌纸票，唉，纸票天天贬值，弄不好明天解放军打来，就成废纸了。我总得找一个赌银元的去处。妈妈说，那些人太凶神恶煞，我一探脑壳进去，刀子就拢下巴了。爸爸说，一个妇道人家，乱钻个啥？不懂门道不懂规矩。妈妈说，你是顶梁柱，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爸爸说，有个三长两短你又能咋样？妈妈就哭了起来。爸爸说，好啰，嚎啥子丧嘛。不是我不想走，是人家不让走，我赢了钱啰。甲乙丙丁方下的赌注都大，我的骰子一甩，连着两个清一色，外加一个最大点，不到半个钟头，包包就鼓得不行了。接下来，庄家搞联合，要让我吐渣，熬得昏天黑地，俗话说，输家不开口，赢家不准走嘛。我故意吐了些小钱，还打躬作揖，口称得罪，因为终归是要走的。放心啰，我的胆子肥，气力大，狗日的再有背景，还虚火我几分。你都看见了，我说声告辞，哪个敢拦我？
扯着闲话，父母又领我们赶了一截路，天就黑尽了。我们在河边的岩洞里歇了一晚，又冷又饿，却不敢生火。天亮时吃了点干粮，准备继续走。爸爸口渴了，就钻出岩洞，趴到河边饮水。他的整张脸都埋入水里，一家人站在后面等他。爸爸食量大，喝水也多，我还看见他的后脑勺腾腾冒热气。这一刻，我真是终身难忘！因为嗖的一响，一颗子弹从我们头顶射下来，击中了爸爸的背心。血如箭一般喷出，爸爸浑身猛抽了两下，一只手臂抬起来，划了个半圆，又哗的落到水面。
血随着河水淌了好远，我们都惊呆了。好像变魔术，转眼从大树顶，从石头后，甚至从河中的礁石缝里，钻出了10来个包黑头帕的土匪，有的端枪有的举刀，哇哇叫着包抄过来。爸爸又挨了十几枪，腰里的银元包裹被搜去。有个土匪开枪打断了妈妈的腿，当他还要补枪时，脸上有条刀疤的土匪头吼了声“莫浪费弹药”，就上来卡住妈妈的脖子，在她的前胸后背戳了一二十刀。二弟也被戳了一二十刀。鲜血把菜刀地面全染透了。
老威：什么？
李正才：菜刀是一个地名，遍地乱石头，连根草也不长。估计河木口设赌局的本来就是土匪，或者勾结土匪，经常干赌得赢就赌，赌不赢就抢的勾当。他们撂翻我爸爸，剩下的就好解决了。
老威：那你是如何逃脱的？
李正才：我才十一二岁，都骇得尿裤子了，哪敢跑？全家人都躺在地上，血淋淋的。妈妈太惨了，身上那么多洞，还没断气，手还去抓背兜里的小弟。我的小弟啥也不懂哦，哇哇哇，一抽一抽的哭。土匪头过来，嫌我妈妈的手碍事，挥刀一砍，妈妈的手就飞到河里，一浪一浪飘远了。
老威：他们连吃奶的娃娃也不放过？
李正才：他们没杀小弟，只是掀翻背兜，像倒一麻袋洋芋似的，将他倒在妈妈身上。小弟在妈妈周围又爬又哭又抓，一会儿也染成血娃娃了，他啥也晓不得，还在找奶吃啰。听人说，小弟熬到第二天才死的，晓不得是饿还是冷，到死嘴都张着，脸上的泪都冻住了。
土匪嫌背兜底有奶娃儿的稀屎，就放河里漂洗。土匪头还叫我过去，当着我的面，从屁股后抽出一把小刀，在鹅卵石上磨了磨，就一点一点，很仔细地割我爸爸的脑袋。他割了十几分钟，终于自脖子根，整整齐齐地割了下来。这时候，爸爸脑袋里的血已流尽了，看上去白惨惨的。土匪头捞出背兜，将手中提着的脑袋丢进去，然后命令我“背起来走”！
我眼前一片空白，屎尿拉了一裤裆，却啥也晓不得。土匪头吐了口唾沫，将爸爸的无头尸体蹬入水中，顺势踹了我一脚，小杂种，等死么，背起来走！
我打了个寒战，只好背起爸爸的脑袋。土匪们牵出骡子和马，都骑上去，只剩我一个小娃娃在地上走。天还是时阴时阳，爬坡的时候，我的鞋子脱了一只，要埋腰去捡，土匪从马背上一绳子抽过来。莫办法，我就光着脚板，一拐一拐在林子里窜……
老威：你走了多久？
李正才：两天两夜啰。头天晚上歇韭菜地（地名），住的还是岩洞。土匪们栓了马，在洞里生了一堆火，就围着喝酒吃干肉；我却被捆在一边，守着我爸爸的脑袋过夜。
老威：你睡得着吗？
李正才；一个娃娃跟着骑马的土匪，拖了一整天，还有不累的？土匪丢给我一块粑粑，我几口就下肚，然后往背兜里一栽，与爸爸头抵头，睡着了。朦胧中还听见土匪们在笑我没心肝，真是一报还一报。
老威：什么“一报还一报”？
李正才：当时我也不懂啰。后来听说，在一年前赶街时，算命先生就给我家拿过脉，料定有血光之灾。我爸爸问咋个消解？算命先生提醒说，少赌博，少得罪大户啰。不要怕穷，熬到江山改了，你家就转运了。
老威：后来呢？
李正才：后来天蒙蒙亮了，土匪又揪我起来，背着爸爸的脑袋走了一整天。
老威：你这一路上害怕吗？
李正才：我害怕走不动，土匪要打我。但是人再咋个卖力，也撵不赢骡子和马，所以差点就被累死了。当然，我恨土匪，做梦都想报仇，可当时没啥子办法，为了活命，是泡屎也要吃。终于走到撒营盘和则黑交界的一个地方，天晚了，又下起了毛毛细雨，土匪们就在林子里燃起一堆篝火，准备安营扎寨。这回他们没把爸爸的脑袋与我弄一块，而是高挂在一棵大树上。在篝火的映照中，爸爸的脸很白，两颗眼珠子挺出来了。
我虽然是小娃娃，可也感觉到快到尽头了。我的寒毛都竖了起来，因为那一个个土匪面露凶光，搞不清楚他们如何对待我。放回家，还是杀掉？腿发软，跑不动，也不敢跑，所以最后只有打哆嗦的份——饿也忘了，土匪给的粑粑也咽不下。
老威：像圈在笼子里的待宰的动物。
李正才：差不多，像猴子﹑猪﹑狗一类，看见周围的同类被杀掉，连气都不敢出粗了。土匪们还拿我开玩笑，说娃儿啰，你爸爸的脑壳挂在树杈头，看得清哦？想不想给他喂口饭？还说，你咋个不哭啰？都绝户了，还不哭，是不是骇成傻子了？
那两天，我莫说哭，连屁也不敢放啰。直到翻过这个坎，我才哭了很多场。后来，回想一辈子这么苦，我有流不完的泪啰。
老威：可你还是活下来了。
李正才：多亏杨区长和张乡长赶来了。当时，土匪用绳子的一头绑住我，将另一头甩上树叉，然后一拉，我就腾空起来，与爸爸的脑袋一般齐了。土匪们在下面手舞足蹈，还边看边指挥拉绳的家伙，再高些，太高了。你这蠢驴，往右拉，让娃娃往左靠，死活两颗脑壳就挨着啰。
我与爸爸脸贴脸，如贴着一块冰。土匪们仰着脖子爆笑，看这个双头怪物嘛！那片大林子里的乌鸦被惊得噗啦啦地飞。土匪头还掏出匣子枪，哗啦啦地弄扳机，吓得我双腿猛蹬，却落不了实。正晓不得土匪到底要干啥子，那边，区和乡的保安队都出动了，几十个人在林中悄悄围拢，把土匪包抄住。突然，有个声音喊道——山贼们听着！马上放下武器，原地不动！谁动谁死！
眨眼间，天地都不出气了。静了几秒钟，土匪头回了一句，你是啥子人？那个声音又响了——我是永山区（撒营盘）区长杨心林，这位是永安乡（则黑）乡长张应心。你们吃了老虎胆，敢抗拒官府啰？
土匪们立刻魂飞魄散，稀里哗啦地缴械。杨区长从黑影子里现身了，个子很高大，他叫人放我下地，一松绑，我就软在火堆边。杨区长又让人拍醒我，喂我喝的吃的。跟着，派人连夜送我回家。
老威：那时的官府怎样处理土匪的？
李正才：他们当场没收了土匪的武器、骡子、马，还有抢来的金银财宝，接着就绑起来押回则黑了。我那时太小，加上遇这种顶破天的事，都蒙了，所以晓不得土匪们的下落。
回到家中，才晓得老爹和奶奶都卧床不起，没几天，他们全气死了。奶奶落气时，把死在她前面的亲人都挨个喊了一遍，最后说“我也来了”。
如果我懂事，说不定也不想活了，可我只有十一二岁，只能傻子一般往下活。如今我69岁了，爸爸那被割掉的脑袋还经常出现在梦里，我拜祭他，给他烧了数不清的纸钱，也不管用。那脑袋毛毛的，白白的，在我身上滚来滚去，永远也甩不掉。
老威：你感激解救你的杨区长和张乡长吗？
李正才：在旧社会，他们是官府，应该保一方平安；到了新社会，他们成了恶霸大地主，成了罪人，叫人民政府枪毙掉——我是贫农，要与他们划清界限，即使心里同情，表面上也要做出苦大仇深的样子。
老威：我昨天刚拜访了杨区长的遗孀，已84岁的张美芝老人。她说她也永远甩不掉被割掉舌头的丈夫与哥哥。
李正才：她的确吃过太多苦头，与我一样，能活到今天不容易啰。愿主降福予她。
老威：也愿主降福予你。
补记
李正才在交谈中多次哭诉自己解放后的不幸遭遇，比如孤苦伶仃，做上门女婿，饥饿，老婆死后拉扯儿子，几个月前儿媳妇突然夭折，等等。其间，他瘦小的儿子回家了，还抱着更加瘦小的孙子。三根光棍靠一块，李正才最高，他儿子要矮半个头，他孙子的生长期就长了。冥冥中，我仿佛看见李正才的爸爸，膀阔腰圆，比在场的所有人都高——这种倒退着的遗传似乎暗合了拉丁美洲魔幻小说《百年孤独》里的结尾，庞大的布恩地亚家族经过上百年演变，最后只剩下一个耗尽了繁殖能力的长猪尾巴的婴儿。
那是在遥远的亚马逊河边兴衰的家族，而我眼前则是长江上游的金沙江边的一个彝族家庭，但两边的故事可以互相置换——割头、砍手、赌博、绑架、改朝换代、因果报应、祷告——某种注定的灾难的力量涵盖或扭曲了那时那刻或此时此刻。
我问，不是已经解放了吗？经历过1952年的土地改革，你成了贫农，新政权的依靠对象了。李正才立即反驳，啥子解放啰，比没解放还穷还坏。我是贫农，好些在旧社会当过土匪的也是贫农；在江两岸场口赌博，输得倾家荡产的也成了贫农。地主斗久了，没啥子可斗的了，就贫下中农之间互相争互相斗啰。人懒土地也懒，没得吃，一样地偷抢杀。
我们的向导见李正才情绪激动，就接过话题道，这儿不比汉族地方，地主的财产是靠几辈人积攒，有时也存在剥削。彝族地主特别惨，因为他们曾经是金沙江两岸的赌博高手，过去赌博致富，一解放，从前的输家翻了身，就将他们往死里整。比如刚才提到的永安乡（则黑）乡长张应心，就是闻名一时的赌王，听老一辈讲，他曾与四川昭觉境内最大的财主赌骰子，搞了一天一夜，都红眼了。那个财主把自己全部的金银财宝押上，驮了20多匹马；张应心呢，不仅押了全部的财产，而且还押上一条命。他说，这一把输了他就不活了。结果对方眨眼间变成穷光蛋，大冷天单衣单裤，走路回家；张应心却变成则黑首富，乐善好施了多年，可叹不得善终。
闲聊间，不觉日已当午。李正才热情留饭，并称已杀了一只鸡。我们只好又共进了一顿基督教徒的午餐，圣歌和祷告都免不了的，但在用餐时，出于职业习惯，我还是问了不愿下山的土匪在解放后的命运。李正才说，骗啰，政府派人去谈判，保证下山后，啥事没有，该分地就分地，该讨老婆就讨老婆。等到上套了，就突然翻脸，统统枪毙。工作组长教育我们，这叫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
大家都笑了，孙医生道，这叫以土匪的办法对付土匪吧。
饭菜很香，我不好意思，就付了100元人民币，李正才的眼睛再一次湿润。在告别之际，他将我们送出相当远，然后按彝族人的习惯，一个人蹲在正在铺修的土路边，一再向渐行渐远的客人招手。我们爬了10分钟的坡，一回头，他还蹲在那儿；爬了20分钟，再回头，他还在那儿，只一颗黄豆大小。我掏出相机，将他往自己胸前拉，我后悔只与他握了手，没有使劲地抱一抱。
我对我的访谈对象太克制了，长此以往，人是否就会炼成钢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