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改民兵何秀元（上）
前奏
刚打出这篇文字的标题，电话响了，是吴闯，称本地公安局国保大队要前来拜访。我立即关闭电脑，正襟危坐于屋檐下，恭候20多分钟，无果。心神波动，遂找出《易经》，占了一卦，为“大过”，上下两个阴爻，中间四个阳爻，犹如两端脆弱的房梁。
既然栖身摇摇欲坠的房梁下，当然要格外小心；可如果整个国家犹如一座危房，小心也就没什么用。那么值此乱世，只能坚守正道，做自己眼下该做的，将成败得失交给老天去安排，这就叫“以大过之才，行大过之事”。
这么一琢磨，也就释然。因为土地改革这个系列已做了将近两年，风餐露宿，行踪飘忽，鞋底磨穿了几双，却没出过大的纰漏——恐怕上苍也眷顾于我，觉得应该为这一桩桩“覆巢之下无完卵”的苦难留下最后的记录。
第三天，也就是2007年9月28日下午，下过雨，又出过太阳，正在不阴不阳之间，警察登门了。先是两男一女，极为客气地上阶沿寒暄，然后自我介绍，是本地国保部门，想请我去他们单位谈谈心。我笑道：是传讯吗？那么请诸位出示证件，还有写明正式理由的正式的《传唤证》。警察们立即声称不不，只因为你是著名作家，我们领导请你去做客。顺便嘛，谈些公事。我说：既然你们都找到这儿了，那就在这儿谈，院子里也没别的人，很方便。
彼此都微笑着，僵持了十来分钟。警察们就开始打电话。接着第二波高级警察登门，领头的是本地国保支队的杨政委及两个大队长。院里一下子进了7个不速之客，顿时闹热异常。
跟全国各地的政治警察一样，他们与我聊了一会儿家常，才由满头冒汗的大块头的杨政委切入正题。开场白是“共建和谐古城”，我这样在国际上都知名的作家，本地人民更是欢迎，所以我来了那么久，他们从没有打搅过。我连忙致谢，并称自己愿意继续埋名隐姓。可杨政委话锋一转，说他们作为保守本地安全的职能部门，最不愿意看到有人破坏和谐，给古城抹黑。我沉默了，听他继续说，我在网上发表了一系列“为地主维权”的文章，社会影响很不好，他们登门拜访的目的，就是与我交流看法，能否停止写这类不和谐的东西？我点点头，却有些懵懂地问：什么时候我为地主维过权啦？况且土地改革已经过去57年，写写这段历史与今日的和谐有关系吗？杨政委答不上来，接着我又拿出一本2005年国内出版的《土地改革运动史》给他看，申明连共产党中央在当时，都存在“暴力土改与和平土改两种倾向”，我作为一个有起码社会责任感的作家，为什么不能抢救和记录在暴风骤雨中的个人经历，为国为党填补这项历史空白？
杨政委与我争辩了几句，由于隔行如隔山，只得悻悻然地撤退。不过我敏感到，他们此行之目的，不仅仅是为舞文弄墨的事，他们很好奇，我居然住在这么一个院子里，居然与这么一个院子的主人是朋友。虽然他们竭力掩饰，甚至一再询问院主名字及背景。
刚刚看过德国电影《窃听风暴》，我搞了20多年文学，何曾料到自己最终会落到比《窃听风暴》更复杂的环境中？在强权之下，没有隐私可言；我已经和女友金琴分手许久，甚至谈不上有什么私生活了。我记起干我这行的榜样，前苏联的索尔仁尼琴曾说过，对自己最有力量的保护，就是公开所有的真相。
说吧，记忆；说吧，垂死的地主和贫农。也许再过四、五年或五、六年，经历过土地改革的那代人就缓缓失踪，一切都将从风平浪静过渡到死寂。
现在回到2007年4月11日下午的元谋县城。天气阴着。我们依旧由苴公领路，步行20多分钟，来到富强街中段。一个中年人拉开大铁门，将客人迎入僻静的院落，并站在院坝中央仰头叫了两声“爹”。随即上二楼。本文主角何秀元正扶着门框，颤巍巍地恭候呢。我们紧赶两步，与老人家依次握手，还不约而同地赞扬他身板硬朗。
主客双方都哈哈笑着，气氛很融洽，戴着一顶褪色军帽的老人家越发慈祥，深锁在皱纹内的小眼如星光闪烁。经过苴公的撮合，话题自然而然就展开了。
客厅相当大，交谈回旋着进入了录音机。窗外是一座比较高的楼，三二只麻雀划着弧线，从此端到彼端。而楼下是狭窄的马路，市声隐隐，我突然想，这就是所谓的太平盛世？
正文
老威：我是苴公的朋友，是搞土地改革这个专题的。
何秀元：好远的的事情啰。几十年都没人过问啰。
老威：所以我特地登门拜访，一见老人家的样子，身体不错，脑袋也还灵光，就放心了。
何秀元：吃饭还可以，走路不太稳当了。同志你坐。
老威：你老先坐。
何秀元：不晓得从何说起呢？
老威：无所谓，只要你记得起的，就随便说。比如，你是哪年生的？
何秀元：1927，今年整80.老威：一直在元谋城里住吗？
何秀元：旧社会在城东边的一个村，叫官能，如今叫官能镇了。我家啥都没得，毛主席咋个说的呢？脑壳顶的是别人，脚下踩的是别人……
老威：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
何秀元：对啰。我父母起早贪黑，打草鞋、割马草卖，还给大户人家做长短工，腰都累弯了，才将儿女5个拉扯大。接着呢，我们又跟在父母屁股后面帮工，经常是几个人同时帮几家。收花生了，运到油坊榨油；收甘蔗了，运到糖坊榨糖；大户人家盖院子，又去嘿唑嘿唑夯土墙。还挑水卖过，一挑水两分钱。
老威：按书上的说法，你们家算苦大仇深的劳动人民。
何秀元：老实说，我们家虽然下力，可没跟哪个结仇啰。
老威：受压迫、受剥削嘛。
何秀元：都是解放后，阶级觉悟提高了，才有这样的认识水平。
老威：地主打骂过你们吗？拖欠过工钱吗？
何秀元：没有，都是活路一干完，脚跟脚结账。有时天天结，有时几天结。大户人家顾及名声，不会在乎几个小钱，否则起了争执，下次就没人给你干。
老威：不干行吗？
何秀元：有啥不行？临解放我才20多岁，手脚麻利，还忙不赢。这家太小气，转头就去帮那家啰。
老威：听口气，你帮工还帮得抢手哦。
何秀元：也辛苦，几天不帮就没得吃。那时候经常用包谷抵工，算下来，1人帮工1年，大概挣1升多包谷。
老威：你们家都这样？
何秀元：不完全，三几年时，我大哥被国民党抓过壮丁……
老威：哪儿的国民党？
何秀元：滇军。打过几年仗，他就在外头混了。我爷爷考过科举的，落了榜，就在家乡教私学。
老威：当地士绅的私学吗？
何秀元：不是1家人，而是好多家凑钱，请我爷爷教。私学地点嘛，先将一个废庙修修补补，过渡一阵，后来就设在大户人家的院子里。还供着孔夫子的牌位呢。农闲时，娃娃们在屋里叽里哇啦读，大人们还在外面边抽水烟边看。娃娃多了，书教得复杂了，我爷爷忙得没工夫弄饭，二哥就被叫去打杂，日子久了，居然就会了些文化。
老威：后来呢？
何秀元：后来就解放，爷爷教的封建主义那一套自然就停了。我们家有了一丁点底子，搬到元马镇街上住。工作组也来了，从苴林乡派下一个镇长，姓王，对穷人很信任。组织民兵队伍，我当时20多岁，就被吸收进去。
老威：你对工作组的印象如何？
何秀元：多数是南下干部，当地情况不太了解，所以要依靠穷人，组织了农民协会以后，就依靠农民协会。鼓励大胆工作，即使有偏差，也很少横加指责，而是找你单独谈心，一遍遍将政策交待清楚。总之，他们很少公开说啥子，第二天要开重要的群众大会了，头天晚上，工作组就要召集农会的头头，特别是贫雇农主席团的，一个也不准缺席。一条一款布置妥当，包括定调子、开头、收尾、唱什么歌喊什么口号、主要斗争对象由哪几个人带入会场、陪斗的站哪个位置、哪个范围的秩序该重点维持、如何应对骚动甚至突然间的失控，等等。
老威：很细致哦。
何秀元：我们家和工作组个个都熟，访贫问苦，还在我们家住，不怕虱子、蚊虫，不怕铺盖破烂。外出工作，回来吃饭提前通知，我们吃啥他们吃啥，往锅里多添两瓢水就行了，不让单独准备。每顿饭都要交钱交临时粮票，你不好意思收下，他们会非常严肃地说：这是共产党的纪律，任何人都得遵守。
老威：不简单。
何秀元：睡觉前也聊天，吃饭也聊天，随时揣个小本子，动不动就拿出来记。生产咋样，哪年哪年的收成咋样，够不够吃，盐巴咋个解决，哪家哪家姓啥子，当家的叫啥子，几口人，靠佃田地种呢还是靠帮人，佃谁家的田地帮谁家的人，工钱咋个分，拖欠了咋个办……哎呀，问题多得不得了。后来才明白，人家水平高，任何时候都在干革命工作。
老威：作为贫农民兵，你们主要干什么？
何秀元：组织起来，巡逻、查夜、监视地主、开会维持秩序。最先的贫雇农主席团主席是周志勇，跟我父母一样，也是帮人的，苦大仇深，但人太老实，说话没水平，服不了众，很快就下台。接着大家选王正平当主席，才算固定下来。
老威：王正平有文化？
何秀元：没文化，帮人的，但能说会道，执行上面的政策来得快。当时的元谋城很小，就半坡上一点点，城墙以外差不多是荒坝坝。可社会情况比较复杂，上面通知土改，划阶级，具体执行起来就不太好弄。后来整明白了，这个元马镇的成分真是五花八门，有大地主、小地主、一般地主、地主兼工商业、工商业兼地主……
老威：有啥区别？
何秀元：大家评议，看你家的主要收入，是靠出租土地呢，还是靠工商业？大头占前面，小头兼后面。其他还有破落地主，比如你家在解放前3年还有20多亩地，后来不争气，吃光喝完，把家产败了，却刚巧遇着变天。难道你也要浑水摸鱼，跟着一大伙穷人闹翻身？这可不行，就划破落地主。
老威：比唱戏还热闹啊。
何秀元：还有小摊贩、小土地出租、游民、富农、雇农、贫农、中农、下中农，复杂得很。
老威：由谁定呢？
何秀元：镇里开大会，传达土改精神，亮明3把尺子，土地财产、长短工、是否收租子；村里群众就接着一家一家评议，先将地主刨出来，然后才是工商业、富农、游民，挨着往下划。嘿嘿，一群乌合之众，屁都不懂。开头你照顾他，提议给他划雇农，他不干，直惊叫唤：我是没房子老婆，但从来也没帮过工嘛。接着又划贫农，他还是不干，说整死不种地。于是大家觉得难办，就问他：你不帮工，靠啥子吃饭？他说：我有本事啰，城里乡下到处晃荡就能吃饭。于是大家说：是这样哦，我们想不起该给你划啥子，你就自己给自己划吧。他抠了半天脑壳才说：游民咋个样？游民比贫农要高明些。
老威：游民相当于现在的社会闲杂吧？
何秀元：对啰。贫农是依靠对象，游民是改造对象，几乎就是偷鸡摸狗的坏人。这个蠢驴，不做依靠对象，偏偏要挤进坏人堆里！后来政府要净化城乡风气，收容游民，集中起来改造，他才慌了：莫关我！我原来是贫农！可是后悔药没得吃啰。
老威：类似情况多吗？
何秀元：多的。到了评审阶段，大半都推倒重来，最后工作组主持开会，一条一款反复交待，大家才慢慢搞清楚。
老威：政策严格吗？
何秀元：弹性还是比较大的。比如大地主和一般地主的区别？多少土地多少帮工才算恶霸一级？上面没明确的说法，或者暂时不拿出明确的说法，就交给群众来评。你在社会上处人处事过得去，民愤不大，大家多少能抬抬手，让你过关。否则就麻烦。我们这儿最大的地主是吴耀先，整庄子有好几个，外乡还有土地……
老威：什么叫整庄子？
何秀元：就是整个村的土地全是他的，村中几十户佃农全在他的门下，每村都有一个他委派的伙头，专门负责收租子。其他还有雷树膏，国民党县党部的主任；还有朱淮，元谋县县长，过去威风得很的人物，统统定为恶霸。
老威：他们有土地吗？
何秀元：他们有权有势，要啥子不容易？只要看中了哪块地，说一声，就是他的了。跟现在当官的差不多嘛。
老威：他们的下场如何？
何秀元：都杀了。
老威：有多少个？
何秀元：太久远了，记不得了。
老威：拣记得的说一说。
何秀元：吴耀先是从昆明抓回来的，还没等到枪毙，就关死在元谋县监狱里。
老威：其他呢？
何秀元：杀了好多批，但执行的都是解放军和公安局，我们是外围民兵，主要维持秩序、看守、巡查，防止意外发生。
老威：请讲讲开公审大会的情况。
何秀元：清匪反霸的时候，有一次就枪毙了13个。头天就通知，监狱里加了几道岗，我们民兵通宵都挎枪在街上逛，只要遇到可疑的家伙，二话不说就关起来，没得问题，也要等大会开完再放。第二天上午，临到宣判结束，警卫连就开过来，将五花大绑的罪犯架拢事先挖好的坑坑前，齐刷刷跪一排，子弹在鞋帮子喳喳磨亮，上膛，步枪筒抵准后脑壳，只听得哨子呼地一吹，嘭嘭嘭一起搂火。硝烟味好浓啊，周围群众又是鼓掌又是喊，简直都兴奋得发狂了。
老威：清一色杀恶霸？
何秀元：有个叫张诰，恶霸的帮凶，主子遭抓了，气不过，就放火烧甘蔗地；还有杨永怀，划成大地主，他估计农民协会要去抄家，就在院子门楣顶栓了一颗手榴弹，哪个一推门就炸。幸好大家是翻墙进去抓的他。
老威：还记得审判长是谁？
何秀元：张兴德，一个南下干部。
老威：工作组的？
何秀元：法院的。还有公安局局长，叫朱恒堂。
老威：当时法院系统还没建立起来吧？
何秀元：哦，那就是临时法庭，工作组、贫雇农主席团都有。
老威：如此毙人的大会，相隔多久开一次？
何秀元：说不准。两三个月、三四个月、十天半月都不一定。县城集中枪毙比较热闹，几千万把人，甚至几万人的时候都有。乡上开会规模自然小些，枪毙两三个，就不用提人到县里，由贫雇农主席团根据群众的呼声，商量商量哪个哪个，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再报给工作组，划了勾，最后让点长批准。
老威：点长拥有生杀大权？
何秀元：点长相当于后来的区长。
老威：工作团团长？
何秀元：小一点。
老威：管一个乡的工作队队长？
何秀元：有的又大一点，管两三个乡。
老威：点长亲临毙人现场吗？
何秀元：不一定。下面只要将名字报去，他批准就可以了。
老威：有没有先斩后奏的情况？
何秀元：开始有，后来被制止了。
老威：点长都由南下干部担任吗？
何秀元：多数是本地提拔起来的干部担任。
老威：有没有点长公报私仇呢？
何秀元：晓不得。我当时才20多岁，小小民兵，上面的事情晓不得。
土改民兵何秀元（下）
插记
文字整理至此，正是2007年9月29日中午，这家院子的主人远游归来。我从桌边起身相迎，寒暄之间，自然提起昨天国保警察登门拜访。主人微笑着说没事，主要是中共17大正在筹备，内忧外患加剧。我说这与本人有何关系？我连17大什么时候召开都不晓得。主人说：你可以不晓得，但是公安部要让下面落实你具体在何处。
我骇了一跳。心想有这么严重吗？可表面却不动声色。待坐回桌子边，我扳着指头算，从大理搬进这家有特殊背景的院子已有大半个月，风平浪静，甚至躲过了两三波户口盘查。皆因为房主是解放军中将之子，为人率性，有《水浒传》里江湖庄主之风，这大约是遗传——乃父当年进军川西平原，就不顾党组织的数次告诫，甚至不顾开除党籍的警告，非要娶当时与刘文彩齐名的崇庆县恶霸地主某某某之女为妻。
真是世事难料，经多次酒酣耳热，我这个反革命居然与革命者成为朋友。甚至一起读书，一起讨论佛道儒之学，我们都非常喜欢达赖喇嘛，认同“你的敌人就是你最好的老师”。他说，等到一定的时候，说不准他会将自己父母的土改故事讲给我听听。
那就等着吧，可眼下还是继续弄完手里的活路再说。
正文
老威：讲讲你最熟悉的地主。
何秀元：我们家住南门，村里有两家地主，肖晓明、梅洪乾。印象中不是讨嫌的那种。认罪交浮财都积极。土改后上面规定了地富分子的“三要八不准”，每次开会，肖晓明、肖晓成两弟兄都背得滚瓜烂熟……
老威：啥子“三要八不准”？
何秀元：出门要请假，进门要销假，来客要报告；不准乱说乱动，不准搞破坏活动，不准搞迷信活动……
老威：还有呢？
何秀元：记不得啰。总之，地富分子年年、月月、天天要牢记。不牢记就要出差错，出差错就要挨打。来了客，出身贫雇农的，就批准住一晚黑，还得对客人进行阶级教育；出身不好的，马上撵起走。
老威：那阶级划清以后，减租退押又如何？
何秀元：政府主持公道，将解放前的老租约废除，换成新租约。比如从前佃农租地期限1年或者几年不等，如今就换成两三个月，老租约里写明的该交的租子统统砍掉，拖欠的也一概不算。退押嘛，就是在减租的基础上，命令地主把最初租地的押头退给佃农，并且根据物价的逐年涨幅，逐年增加。
老威：押头就是押金吧？那我交不起咋办？比如我把地租给你已经好几年，甚至10来年，最初的押金每亩地1块大洋，而现在你将1块大洋翻几倍，甚至十几倍，要我还你，我咋个还？
何秀元：家里的东西，翻箱倒柜，掘地三尺，坛坛罐罐，能卖就卖，能抵押就抵押。总之，你在解放前越富，佃农越多，就越倒霉；越穷，越叫人看不起，就越扬眉吐气。这才是翻身嘛，昨天你踩我，今天我反过来踩你，你不服，有共产党做主，就斗争你，要你的老命。
老威：卖了，抵押了，掘地三尺了，我还是还不起，咋办？
何秀元：必要时候，该斗该关，该伤筋动骨，革命群众不会客气的。班果村的地主张建杨，就被弄来坐软轿……
老威：啥子叫坐软轿？
何秀元：让你坐一个独凳，把你的双脚捆拢，独凳两边放桌子，再把你的双手拉平，捆牢在桌面上；然后往你怀里揣石头，一块一块，揣个几十斤；最后将独凳抽走，你的屁股就悬空了。
老威：啥子感觉？
何秀元：我没坐过，晓不得啥子感觉。只是那种叫法，将周围的人耳朵快震聋了，不怕你笑话，连看家狗都受不了，汪汪两声，就从院子中央箭一样射出门去。
老威：还有啥子花样？
何秀元：吴耀先有个狗腿子，叫李强贵，被弄来背石头。
老威：做苦工？
何秀元：让他站在太阳坝，背一箩筐，一块一块朝里面加石头，撑不住重量了，一屁股摔地上，又从头开始。如此折腾几小时，不见效，又将他的手指头用浸过油的麻线密密地绕，然后点火烧，整得他满地跳脚，不求饶也不行。
老威：隐瞒的浮财都交待了？
何秀元：他是狗腿子，没啥浮财，主要逼他说出吴耀先的财宝去处。因为本地最大的地主，财产到底有多少？哪个搞得清楚啰？
老威：所以只能根据想象，拼命地挤。
何秀元：但是没挤出来，手指头烧掉几根，也没效果。
老威：那狗腿子的确不晓得狗脑子想的什么。
何秀元：但是的确有恶霸地主转移财产，逃避土改的现象。比如有个叫昌培林的中农，解放前同伪县长朱淮家关系不明不白，土改刚开始，朱家就悄悄将好些财产送昌家隐藏。当然没有不透风的墙，农民协会得到线报，就找昌培林谈话，要他自觉交待，与剥削阶级划清界限，否则就死路一条。昌培林吓坏了，立马将朱家的浮财彻彻底底暴露，还低头认罪，痛哭流涕。后来大家研究了，他为恶霸当“防空洞”的事实清楚，但是向人民举手投降的事实也清楚，就从轻将他的中农成分升为小土地出租。
老威：他出没出租小土地呢？
何秀元：有剥削行为嘛。替剥削阶级隐瞒财物，就是变相的剥削。当然，浮财都由贫雇农、下中农分掉，中农以上粘不了边。
老威：你们家也分了？
何秀元：朱家属于大沟村那边，我们分不着，到底有个啥子也不晓得。我们家在土改中也分了土地、房子。班果村的一个地主，名字忘了，以前在乡下，后来搬到城里买了院子。土改了，包括我们的3家贫雇农就搬进去住。那时还没发正式的土地和房产证，打张条子，写上位于哪里哪里的土地，哪里哪里的房子，从某年某月某日，属于某某某，签个字划个押，就作数。公布了《土地法》以后，才把原来打的条子翻出来，换正规的《土地证》。
老威：减租退押的时间有多长？
何秀元：不到1年，地富的油水就算挤干了。
老威：之后的赔罚呢？
何秀元：其实赔也赔不出多少，罚也罚不出多少。也有城镇的游民，趁着土改，跑到农村去，住地主的院子，还不讲理，与贫雇农争了起来。
老威：游民属于哪个阶级？
何秀元：游民不务正业，讨口叫化、偷鸡摸狗、鼓吃霸赊，啥子都干得出来。按财产划分呢，本来是劳动人民，可也归入政府的改造对象。地、富、反、坏、游，五类分子。斗地主时，也弄来陪斗，说是受教育。嘿嘿，那个贫雇农成分不要，偏要当游民的人，每次挨斗都喊冤枉，声明自家3代帮人。大家都忍不住笑，还扯着他的耳朵说：自己争取来的，怪得了哪个？他就在地下又打滚又敲脚：鬼晓得哦，鬼晓得哦。不过呢，差一点的房子、土地还是要分给游民的，不能让他们在社会上吃混食啰。
老威：元谋县境有多少游民？
何秀元：几十百把个？记不得了。
老威：达不到枪毙级别，送劳改的地主多不多？
何秀元：不清楚了，总有好几十吧。最高有判无期的。元谋附近有个黎明农场，关地主、反革命，后来也关右派。说老实话，南下干部拢地方，脾气也见涨，经常独断专行，不把本地干部放眼里，所以容易摔跟头。有个南下的，老家有原配夫人，到元谋后又染了个年轻的。后来他回去探亲，可能是商量离婚啰，不料原配夫人不久就莫名其妙死了。这可不得了，他洗刷不清，被抓起来，以谋杀罪判死缓。事隔多年平反，人们还私下说，这是他乱搞的报应。
老威：你当了几年民兵？
何秀元：五、六年，从开始土改，到小社成立。接着我被选为社长。
老威：小社？初级合作社？
何秀元：对啰，叫南城社。
老威：老人家挺进步的。
何秀元：自己水平差，全靠党的培养。1954年我光荣入党，1958年元谋老城合并成立人民公社以后，元马镇划为大管理区，我又被调到管理区当领导。
老威：管理区？管城镇居民吗？
何秀元：居民归镇长管，我是元马大队大队长，管农民。
老威：城乡一体，两套班子？那地主归哪边管？
何秀元：土改一过，都放回自己家里，住哪边就归哪边管。该干活干活，该学习学习。有专门的民兵监督他们，定期汇报思想，定期开会，不准乱说乱动。
老威：在土改中，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何秀元：嘿嘿，国民党县党部委员、恶霸雷树高遭镇压，他的婆娘被群众弄来干农活。哎呀，快40岁了还细皮嫩肉的，啥都不会做，可见平时有多懒！田不敢下，秧不会栽，大家气坏了，就在田坎边批斗她。弯了半天的腰，还是不见效，于是就叫她跪在田坎上，盯着大家栽秧。我们栽好久，她就跪好久，我们歇气，还是不准起来，磕头也没用。
老威：后来呢？
何秀元：她求大家让她干活啰。栽秧慢，跟不上，就加班加点。月亮出来明晃晃的，就剩她一个婆娘在田里梦游，有点诗情画意不是？
老威：不觉得。
何秀元：嘿嘿。
老威：土改收尾是咋样的？
何秀元：土地、房子、财产正式落到每户门下，就还有土改复查。一个查成分，划得实在高了，没有实事求是，就要纠正，给人家降下来；划得低了，还要升上去。还有一个是查隐瞒的财产，不像运动高潮，充分发动群众，狂风暴雨似的检举、揭发、斗争、枪毙，而是一点一滴、一项一款、不动声色地将某个地主、某个富农被清算过的东西再滤一遍。一个人拿着单子念，群众围着边听边琢磨，边回忆。看有没有漏网的。
老威：这个阶段动不动粗呢？
何秀元：避免不了啰。捆绳子、坐软轿，看你熬不熬得过。
老威：实在没得呢？
何秀元：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复查也有针对性，有重点。比如戴玉林，解放前的大烟贩，土改还没搞到头上，他就主动交财产，烟土、金条子都拿出来，争取了态度，政府就没要他的命。可能他自己也暗中得意，以为避过了风头啰，
哪料到共产党的运动一波接一波。他被揪出来炒回锅肉，先一把鼻涕一把泪，死活不吐，于是民兵将他拖到野外搞假枪毙，屎尿骇出满裤裆，当场就招供了。我们在他的院墙地基下挖出来很多金条子。
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戴玉林被关押几天，大家发表意见，觉得太恶劣，民愤太大。只能将他枪毙掉。
老威：哪本地有没有交不出财产被毙掉的？
何秀元：先都是喊爹叫娘，恨不得把心啊肝啊交给群众，后来挤啊挤啊，遭不住，交待一点点，再遭不住，再交一点点。但是与大伙估摸的总差一大截。最后呢，挤出来的财物实在与大伙公认的数目合不上，就只有报请上面批准枪毙。
老威：你参加过镇压地主吗？
何秀元：我没毙过人，只跟着毙人的去维持秩序，也抬过几次尸体。老城外河坝，坑先挖好，让人跪在坑边，再听哨子，轰隆一炮火。开始打脑壳，血浆子乱飞，很不雅观，特别是娃娃们看了不好，所以后来就一律打背心。围观群众太多，每次毙人，围观群众都多，比逢年过节闹热。
老威：你估计，整个土改期间枪毙了多少恶霸、地主？
何秀元：元谋是个小县，当时只有五、六万人口，所以毙掉的不多。
老威：多少？
何秀元：记不得。哎呀，解放初期的地主，跟现在的家庭比不得啰。按目前的财产标准，元谋城里大半人口都是地主。当时周围的十几个村子，有的穷得那个凄惨样，评不出个地主，可土改形势在那儿明摆着，评不出也要评，地主没有，富农也弄一两家，过关嘛。其实呢，有的地主就比一般农民多几间房、半个院子。农忙吃干，农闲吃稀，包谷杂粮塞一肚皮，细粮留到逢年过节才整几顿。大家生活水准都差不多。有的地主，节约得吓死你，连娃娃不小心把屎拉在院墙外，都心疼，破口大骂哟，追着把屎铲回自己肥堆哟。不怕你笑话，那阵元谋连电灯都没得，地主家有只手电筒，都值得显摆，相当于现在的大型家用电器。
还告诉你，元谋人第一次见着汽车是四几年，当师长的朱淮从昆明开过来一辆吉普车，开天辟地哦，不得了哦。还没拢城门洞，还没停下来，方圆几十里就轰动了，都想去看一看，摸一摸。现在呢，汽车遍街跑，还有拖拉机，连农民都不稀罕机械化，更莫提地主。时代前进了，社会进步了，只可惜我们这种人，黄土已淹齐下巴，享受不了几天人人做地主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