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南，再向南

2007年1月8日上午，我和孙医生继续南行，两个多小时以后，即抵达云南省最南端的西双版纳。走在景洪市街头，我心潮难平地四下张望，视野内当然有水桶粗的遮天蔽日的芭蕉树，有傣装妇女，有傣家楼模样的建筑，可跟我的期待还是有相当的距离。十几岁时，读过老作家艾芜的《南行记》，讲述他自己早年的流浪经历：文弱书生，身上没几钱碎银，经常半饥不饱，昏昏噩噩，连一双垫作枕头的旧布鞋也叫更穷的房客偷去。可就这样子潦倒，他还摇摇晃晃地向南，再向南，居然从昆明一直走到西双版纳，还随随便便就出了边境，饱餐异国风情，抵拢缅甸首都仰光。

可以说，这么一本小书，知名度虽然没有美国“垮掉一代”的经典之作《在路上》大，但也等于我们这代的《在路上》了。我八几年的女友某某，与我分手的前夜，还在含泪钻研《南行记》，稍后果真沿着书中指引的方向，向南，再向南。第一次叫边防军给抓住，关了半年的收容所，受够暗娼和毒贩子的折腾；第二次执迷不悟，用倾家荡产的钱砸翻了景洪郊区一傣族野导，越境成功。如今是泰籍华侨，老窝在曼谷，成都也购下房产，儿女都一双了。2001年她曾登门拜访我，相邀进高级馆子，酒酣耳热，她劈头就批判：当年叫你跟我一起走，你死活不，结果呢，栽进了监狱！我狡辩说：各是各的，我坐牢和你越境扯不拢关系。她叹息说：你20几岁就送我《南行记》，可活到这把年纪，还叫共产党绑死在这儿！莫提国外了，恐怕连西双版纳都没去过吧？

接下来的江湖传说是撒娇派诗人京不特，从此地越境去了缅甸仰光，正宗的艾芜南行路线，却在异国街头浪荡之际，被警察抓进监狱，整整泡了1年多。据说曾与缅甸共产党的领导人关同一号子，后来却被充着他国劳工，由政府输出到欧洲。一波三折的命运就这样改观了——如今在安徒生的童话故乡丹麦，依旧刮一光头，很平和很滋润的样子。

再接下来，又要提到我的六四牢友，四次越境未遂的李必丰和已遂的杨伟、吴嗣渝了。李必丰是个老文学青年，80年代就组织过诗社，不幸进了班房，脸蛋已经叫揍成一边大一边小，阴囊也时常蓬勃如馒头了，诗意还没遭受丁点影响。一本《南行记》，更是当作日日必诵之功课，搞得滚瓜烂熟。可如今的下场我已久闻：二进宫合计12年后，皈依基督教，出任包含临终关怀之养老院之负责人——唉，一个曾经生命不息冲锋不止的偷渡犯，越境之心真的死了？仰或认命了？叫边防军打怕了？

杨伟和吴嗣渝的文学情结没那么重，越境前经常去我家串门，与前妻宋玉打得火热。大约我那本缺了封皮的《南行记》就是被杨伟揣跑的，而吴嗣渝要去了我的《中国底层访谈录》国内版及一支箫。他俩自忖身份轻贱，竟与我八几年的前女友如出一辙，苦口婆心地劝我一道弃暗投明。吴嗣渝甚至往返西双版纳两三趟，亲入傣家寨踩门路，可我还是下不了决心。后来他俩在泰国当了好几年“国际叫花子”，杨伟被中国人权的刘青弄到加拿大后，断了音讯；吴嗣渝从2003年至今还呆在曼谷，以下是他个把月前寄来的求援信：

威哥，你好。

前次你给法国玛丽的信是否有回音？记得她只是在一月底给我来过一次信，之后就一直没音信。期间封从德也给她转述过我的境况，但如今都无结果。

最近令人深感不安的是，泰国军政府强令联合国难民署驻泰机构停止运作，几天前该机构已暂时关闭，据里面的翻译说该机构很有可能撤走。如此一来，连这一线希望都断了，我们的处境将更加艰难。期盼威哥再辛苦辛苦，看如何来拯救我等！伫候佳音。

还有已去世的蒲勇，已入狱的许万平、佘万宝，都曾经向我谈到越境，口吻之热烈，更胜于初恋。所以有那么一段时间，“云南西双版纳”这个地名，快将我的耳朵磨起茧子——自1997年“香港回归”，自由港荡然无存，在陆地上的“光明暗道”，似乎就只有《南行记》里的艾芜路线了。

向南，再向南，我默念着。耳尖的孙医生诧异地瞟我一眼，说老威你在做诗吗？我笑着反问：你觉得现在的西双版纳有诗意吗？孙医生摇头：我1974年从南京到这儿上山下乡，那时的景洪就是一座森林城镇，猴子经常在竹楼间窜来窜去，逗引唱歌的傣族姑娘和小孩，那才叫诗意呵。可现在，这儿一天天变大、变脏，变得跟其它地方一样，满街都是灰尘和劣质旅游产品，连一家正宗的传统傣家楼都难找。

的确，我们穿了几条街几里路，都是大同小异的水泥建筑。兴味索然之际，我们钻入出租车，向司机打听傣族村寨。司机回答：傣家寨是我们西双版纳的旅游品牌，已经集中到郊区，开发成比较高档的度假村了。孙医生说：我们就去普通的傣家寨。司机一脸迷惘。我们只好退出，又换了四、五辆车，终于遇上个傣族妇女，愿意拉我们去景洪机场周围碰运气。孙医生高兴极了，称我的下一个访谈对象也在同一方向。“如果能进寨子住下采访，就两全其美。”

相对其它同类城市，景洪市区的车和人还是比较稀少，所以一路顺畅，似乎没拐几个弯就上了机场大路。过了机场的路更加宽广，简直能并行五、六辆车，司机说，沿着这道一直飙下去，20多公里就抵橄榄坝农场，离边防非常近了。

大道两旁有若干通往傣家寨子的土路，女司机打了几个电话，才认准傣汉两种文字的指示牌，拐入某一条，继续了大约3华里，即停车收钱。我们沿着越来越窄的路深入，芭蕉树的浓荫状如深宫，孙医生说，有点当年的味道了。

接着撞上弯弯曲曲的围墙，我们沿墙根绕了两三百米，就从简陋城堡一般的牌坊进寨了。四处都是新旧相间的圆顶傣楼，砖石结构居多，也夹杂些传统的木竹结构，顶上发黑，如久不冒烟的蒸笼盖子。

我们在这个叫“曼景保”的村寨里转悠了一刻钟，到底有运气，寻了家木竹结构的傣楼住进去。底层约一人多高，犹如地宫，支撑着若干老木头柱子；二楼才是整个家庭的活动场所，蒸笼盖子下的主屋，足有半边操场大，囊括了全家的地铺、厨房、饭厅、聚会厅及细软储藏室。我和孙医生被请入右边霉味扑鼻的客房，拉开两个两尺宽的地铺垫子，孙医生落屁股试了试，叹道：时光又倒流了。

在晒台上吃了一顿地道的傣家菜，有炖鸡、薄荷、本地蔬菜，还有好几种油炸树叶。我们眉开眼笑。紧接着，孙医生挎包出门，为我落实采访对象去。而我则遵嘱原地待命。

游笔至此，正是2007年6月某日，网上沸腾着因山西“黑窑童奴”所起的众怒，相关文章铺天盖地。来龙去脉是：今年3月，两个父母为找回失踪的孩子，去山西运城、晋城、临汾等地乡下，他们跑了100多家砖窑厂，甚至当众下跪哭诉，仍然一无所获，却无意间发现了黑窑奴童的内幕。于是他们邀约了6位失踪孩子的家长及1位河南记者，用摄像机偷偷拍下种种惨状。稍后在河南都市频道进行了电视曝光，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有1000多位失踪孩子的家长闻讯前来求救，100多位家长亲往山西。

紧接着，400位被人贩子诱骗或绑架，转卖到山西临汾、永济等地黑砖窑做奴隶的孩子的父亲在网上论坛发出“泣血呼救”，始而惊动了中央。

我细细端详着黑砖窑的网络图片，那些孩子，最小的8岁，最大的也就十六七岁，在打手和狼狗的监视下，出入那些半人高的黑窟窿。长达19个小时的超强苦役，已经将他们的浆汁榨干，一不留神，还以为是一具具被泼了沥青的木乃伊插在那里——如此的狠，如此的恶，比共产党为了对全国人民进行“翻身教育”而塑造的恶霸地主刘文彩更甚。可刘文彩是典型，与其同级别的也就舞台上的“黄世仁”、“南霸天”；黑砖窑却很普及，光是山西就有上千家，每家均由刘文彩望尘莫及的村支书牵头垄断。

由于成本低廉（一个孩子的出手价才几百块人民币），这样的黑砖头极有市场竞争力。山西、河北是邻居，从地图上看，离北京的距离不到两厘米，说不定北京疯涨的房地产与此关系密切，搞不好若干奥运工程也是由黑砖头垫起来的——真应验了马克思的预言：资本的每个毛孔都浸透泪和血。

朋友一平自美国来信问：是不是中国彻底没救了？人心这么黑，人性这么坏，是不是任何制度都救不了？宗教呢？老威你采访地主，跑过不少信基督教的穷山沟，那儿的情况如何？要好些吗？

我无力回答。本来我想说，黑砖窑令我记起20多年前目睹过的“黑煤窑”。那是80年代初，我当卡车司机的时候，经常随车队从雅安翻泥巴山，去荥经、汉源一线的小煤窑拉煤。半匹山被掏得如蜂窝，每口窑的出口比狗洞大不了多少，那些大人和小孩，成天四肢着地，爬进爬出，脑壳中央绑着个手电筒，外加孙猴子紧箍咒一般的头圈，屁股后的煤筐车绳子就连在头圈上。计数的监工照样有，出一车煤，领一张纸条，月底凭纸条结算工资——相比之下，历经几朝天子的黑砖窑的伟大进步是：1，添了狼狗；2，添了打手；3，入夜锁死工棚；4，克扣或不给工钱；5，奴隶的年龄更小；6，劳动的时间更长；7，打死人不偿命。

置身如此国度，一个人的神经若还正常的话，都会想到逃跑。连贪官污吏都想逃跑，他们枕着钞票睡觉，却在担心某一天遭遇更厉害的强盗。“危邦不居，乱邦不入”，孔夫子在两千多年前就说了。要什么宗教呢？拯救谁呢？还是向南，再向南，冒着边防军的炮火，一溜烟冲出边境，冲出东南亚，漂洋过海后，再傻傻地叉腰回头，隔岸观火，裂开大嘴巴忧国忧民吧。

可眼下，我神走了，皮囊却还在原地。网上有一首叫《窑奴》的诗，作者王新旻，其中写道：

那些貌似愤怒的人他们并没有愤怒他们只是知道该怎样继续表演我知道整个中国是一座黑窑我知道这里的人们都难以幸免

于是我钻进地下变成蚯蚓一口口吞食着这有毒的土壤临近黄昏了，孙医生才回到傣家楼，汗水淋林，看样子累得不行，可还冲我强笑。原来他追寻几年前的记忆，一下午跑完附近3个傣族村寨，却吃了无可救药的闭门羹。两个傣族老地主都在去年死了，他说，后人又太小，不知道土改的事。我当然沮丧，本想说，是不是这一趟白跑了？但话拢嘴边又打住。孙医生转身去洗澡，我只得叹息两三声，顺手拿本书，落坐嘎嘎响的毛竹露台，望着浸透夕阳之血的无尽的芭蕉林发呆。

就这样干等到夜色笼罩，繁星四起。我们潦草吃了点东西，孙医生的精神头似乎有所恢复。他下意识地抚摸低矮的屋檐，突然说：还有一个线索，在飞机场背后的曼喃村。

好啊，我低落的情绪一下点燃了，可又习惯性地不放心：你确定能找到人？

那就看上帝怎么安排了，孙医生说。那神色如一个有耐心的渔夫，不紧不慢地抛下诱饵：这家地主的故事很惨，父子二人偷渡境外，结果父亲被当场击毙，儿子被抓回来判刑劳改。

天边划过一颗流星，我不禁打了个寒战。上帝会安排的，我如此默祷，倘若他还叫上帝的话，就应该让他们留下见证。

这是我所在的西双版纳的夜晚，也是1949年以来，无数中国偷渡者曾经魂牵梦绕的夜晚。从这儿向南，再向南，可以走陆路，穿越原始丛林，追至茶马古道的尽头；也可以走水路，顺澜沧江直下，即漂往划开缅甸、老挝、泰国边界的湄公河。人和飞禽走兽一样，生而自由，可边防军的子弹却专门射人，不射飞禽走兽。几天前，接到一位坐过21年大牢的老反革命的海外来信，居然邀请我去美国喝酒。他说自己两三年没喝酒，两三月没说中文，每天上班下班，忙忙碌碌。他说你来吧，带着你的箫，带着你的喉咙，我们像在中国那样，像中国古代人那样，往死里喝一次，就一次。我回信说去不了，没护照。他顿时生气了，说你这种在牢里自杀过两次的家伙，命已经算白捡，难道你就不会跑到西双版纳，重金收买一个傣族向导，向南，再向南吗？大不了横着躺下去！已经有成千上万的偷渡者横着躺下去了，想想他们在阴间做你的人肉床垫，很软和不是？

可是孙医生，一个朴素的基督徒领我来到这儿，不是让我向南，再向南的。他在这一片乡村巡回行医多年，经常走在界河这边——伸腿就能到那边，可我为什么要到那边呢？

他轻轻地捶着腰眼，他已经很累很累，但依然立在星空下，谈起他永远的偶像——德兰修女在印度的“平凡神迹”。只有上帝有力量评判世间一切，他说，我们没力量，也没资格评判，那就只有尽其所能去付出。不要追问付出了又将如何如何，仅仅是活着，并且付出，就足够了。

我问：对专制社会也不评判吗？

他答：不用评判，因为上帝已经替我们作出了评判。你早就明白上帝的评判，所以你不像其他作家，成天关起门胡编乱造。你一直采访受难的人，没人写的你写，做得好。不管受没受洗，上帝对你这个孩子还是照顾的，满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