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改受害者孙如勋

采访前奏

我对老酒鬼余金元的最后印象，是他横着烟竿，鼻子尖直抵相机镜头，似乎要钻进去琢磨个透彻。我本能地一仰身板，还他一口酒气，并拍下那满脸的迷惑。

这高海拔的山窝，四周的峰峦显得矮。我与所有的醉汉一样抱紧双肩，感觉太阳是块冰，不间断地冲人类喷射凉气。我不甘示弱地仰起头，可一出气，眼镜就蒙雾了。

老张将面包车从几十米外挪过来，拽我上副座，然后急匆匆地出马鹿塘，奔向下一站。

由于是旋来旋去的下坡，老张的手脚忙得跟打拳似的，我则乘着酒兴，随他腾云驾雾。这是盛夏八月，山道旁居然走着穿棉袄、扛锄头的乡民，我贴着车窗，挤扁着鼻头嘀咕“奇怪”，老张却答非所问道：“他们去坡上找药呢。”

“什么药？”

“人参、天麻，还有虫草啥的，拿到禄劝去卖给中药材贩子。”

酒劲如波涛一般涌动。身体骤然燥热起来。我心不在焉地哦哦，就开窗去喝口冷风。虽然连打了两个喷嚏，却明显感到太阳有了热度。车又驶出10多里路，我们像蛇一样，逐渐蜕皮。筋骨也随着衣裳的减少而舒展了。

一辆挖掘机横在路中，正以它的巨臂猛啃鼓胀的地面，老张骂了句粗话，紧咬着一串大型载重货车的屁股刹车。我已清醒如常，就下去打听情况。原来是豆腐渣工程，这段公路整修才几个月，又出现与上次同样的塌陷。一个卡车司机说：“我刚好尿胀了，就靠边停车，不料竟眼睁睁地盯着路中央凸一个包起来，而且一眨眼就由篮球变成簸箕，再一眨眼，嘿，一个簸箕就变成两个特大奶子，还卜卜冒气。我的尿筋都叫吓缩了，万一像平常那样碾过去，肯定连人带车垮进沟里……”

于是大家异口同声，将修公路的，以及卖水泥、碎石和沥青的爹妈与祖宗都日了数遍。有个络腮胡子说：“这有啥稀奇？连长江的防洪坝都是豆腐渣工程，98年发大水，拿了好多解放军去堵漏洞。朱镕基都哭啰。”

另一个小伙子也凑热闹：“我们中国人连导弹都敢造假，外面是钢的，内瓤子是木头削的。最近中央领导去河南视察，才曝的光……”

老张在一旁捂着嘴笑，我却目不转睛地盯着轰轰吼叫的机器，但见铁臂左旋右旋，将抓起来的豆渣浮土扔到坡下。如此恭候了大半个小时，方得到“小车通行”的恩准。

过了这一关，车开得更猛了，转瞬就直逼山脚。在昨天经过的岔路口拐了个180度的急弯，又驶向我在去年底来过的通往则黑的老路。在随惯性摇摆之际，我瞟见写着“大松树”的箭头路碑，蓦然感觉亲切。因为此即嫁到大山另一面的地主婆婆董存英的娘家，也不晓得这一片有多少人在土改中死于非命？

下行了一小段，又是爬坡。记得大半年前，才修成这种两边砌条石的“水渠路”，可如今看上去，又显得饱历沧桑，一有会车或超车，就尘头大起。老张在门窗紧闭的车内，脖子前挺，眯缝着眼，仿佛在硝烟弥漫的年代驾驶战车。

渐至山腰，视野豁然开阔。但见对面的群峰之间，也有一条路跟我们平行，车辆犹如三五只瓢虫，在大片裸露的肉红色中间闪烁移动。急弯的标志很多，在拐过一山嘴后，老张的情绪却陡然高涨，居然哼了半截子山歌。我诧异地转眼，老张信手往窗外一指：“我的家乡。”

“在哪儿？”

“那边。”

那边有圆盖子一般的蓝天和阳光，峰峦在几抹云彩的掩蔽下，像一些缥缈的拳头；还有深不见底的沟壑，仿佛造物主用无形的巨斧自极高处劈下，震裂而成千回百转的地槽。

老张见我一脸茫然，又说：“眼前这扇门板一样直上直下的山峰背后，是升发乡，车过不去，走路得两个多小时。我的家在北增谷，从升发再往里走1个小时就到了。”

“那你欢喜个啥？”我沉下脸，头皮一阵发麻。我的下一个采访对象是撒营盘教区的张蒙恩牧师，老家刚好在升发乡。

“这里的山山水水养人啰。”老张还在发感慨。“可惜我现在很少有时间回北增谷，家搬出来了，爹妈不愿出来，他们是地道的地主思维，生下来就没想过挪窝。”

“怎样才能快一点到升发乡？”我打断他的话头。

“再跑10来公里，就是德嘎村，那儿正在建一座基督教堂。我们把车停在村头我婶子家。就绕山路进去。”老张神色轻松，“赶紧一点，天黑之前能到。”

“路好走吗？”我终于露了怯。

“跟昨天的差不多。彝族人的地方都是老山沟，这坡与那坡差不多。”老张还在盘算，“你就住在张牧师家采访，我呢，抽空赶夜路回北增谷看一趟爹妈，明天大早又回来。”

腿肚子不由自主哆嗦，“听天由命吧，”我嘀咕道。

“你算城里人中的这个。”老张翘着大拇指安慰道。“张牧师还给我施过洗呢。你一个作家，这么大老远去找他，肯定会受到热情接待。”

可一记起昨天连滚带爬的狼狈，就觉得没底气。

下午2点多，我们在一个V字山坳停车。天阴了几分钟，荡妇一样的风就从地槽里呼啦啦地张狂上来。老张死按着衣裳下摆，立着头发去教堂建筑工地打探张牧师的具体行踪，我则在车里整理背包，兼耸肩捶腿，作上路准备。不料没一会儿，老张就笑嘻嘻地回来了：“算你运气好，张牧师正从升发村过来，今晚住德嘎。”

我这个懒虫顿时可耻地大笑。

下面的计划就比较轻松了。我们先沿上次的老路进军则黑，在比邻的住基村采访后，再折回来。“今晚住则黑，找家干净旅馆，把精神养足。”我也打起了如意算盘，“如果能抽空，还能再访张应荣长老和地主婆婆张美芝，追问出张家的长工是否健在。”

车往前，我又在某一高度眺望了更高的轿子雪山。它离太阳很近，彼此的呼吸已在互相触摸。我想起若干年前的诗句：“地说，我要接近天，于是山峦耸起。/人说，我要生活，于是洪水退去。/河流优美地延伸。”

浪漫的情绪刹那间被鼓动起来，可创作上述原始诗句的朦胧派江河却早已迁徙美国。听说是个西方古典音乐迷，采购了许多交响曲光碟在纽约的某一间屋子里放。

我这个曾经的诗人在怀旧当中，感觉下坡路也“优美地流着”，打个盹就在山脚了。外面蓦然人烟滚滚，“又是一个赶街天。”老张道，就抵着几架骡马车减速。车窗前晃动着花花绿绿的彝族妇女，老张悠闲地点燃纸烟，扶着方向盘与她们调笑。偶尔鸣一声喇叭，也显得不太正经。“你的熟人真多啊。”我讽刺道。老张点点头，又摇摇头：“都是村里的乡亲，或者一个教会的。”

突然，有一只手自斜刺里扯住老张的耳朵，要求搭车。门一开，男女老少就汹涌澎湃地进来，把空间塞满了。初步估计，这辆7人座的小面包，至少填了16个活物。我天生好奇，就回首两次。不料未及细看，那一张张重叠的脸就笑开了花。也不晓得有啥好笑的，我问老张，我是不是花脸？老张说，你不是花脸，你是长眉毛和尚。

满车的彝族话泛滥开去，犹如喳喳鸟叫。我恍如置身异国他乡。就这样拖拖沓沓，与骡马车同步抵达场口，老张众多乡亲的手与我拍肩告别。在皮笑肉不笑中，我看上了一个彝族女子的刺绣围腰，就花50元给她解下来，准备送给刘晓波的老婆。省得她挖苦我在穷山沟里钻，却连一根兽毛也没带出来。

慢腾腾穿过这百米短街。想起孙医生讲过，新加坡的一个国际慈善机构曾经到一个类似的乡场送医送药。他们花钱雇人搭戏台，在台上码了价值几万人民币的西药，在西药的上面扯了鲜艳醒目的大横幅。几位衣冠楚楚、细皮嫩肉的绅士犹如救世主，给川流不息的褴褛乡民发药。“不管有病没病，有效没效都发，”孙医生说，“然后将这些一拥而上抢药的感人场面拍成片子，写成长篇报道，拿到海外去赚人眼泪。他们才不管中国的病根到底在哪儿。听说独裁者李光耀还表彰这些医盲为新加坡争了光呢。”

愤世嫉俗之余，我拍下一面土墙上的政策标语，作为以上“行为艺术”的国内佐证：

坚定不移的贯彻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利国利民利己！

午后3点左右，我再次到达山区小镇则黑。老张把车停在我倍感亲切的教堂脚下，就忙着去打探大住基村的孙家。我却在太阳里狂伸懒腰，并东张西望，希望能碰上一熟悉面孔。从向阳的“三春饲料经营处”门前，一个20来岁的母亲转头招呼我。她依旧灿烂如女孩，可已习惯摇晃背上1岁多的娃娃了。我顺便问教堂的人在哪儿？她答在乡下，就只笑不吭声了。

没有功夫吃午饭。老张摸准了情况，就立即折回车头。我们又一阵风似的甩开一排排门脸，在野地里继续前行。顺平路跑了几公里，就左拐，翻越一座矮山。桃花源般的田园风光浮现了。

在庄稼地之间的机耕道上走走停停，沿途向村民打听大住基2队的孙选超。孙医生在纸条上写到他的时候，我还以为是个上了年纪的人。没料到，当车颠入苞谷林深处的一个院落，并嘎的刹住时，应声而出的却是一个20出头的小伙子。

“你就是孙选超？”我使劲擦亮眼睛。

孙选超含笑点头。他的眼睛不用擦也清澈明亮。

“我是孙医生介绍来的。专门了解土地改革。”

“土地改革？”孙选超的眼睛蒙上一层雾。

“就是斗地主。你们家不是地主么？”老张补充道。

“哦。”孙选超恍然醒悟，“那要我爹才晓得。”

“你爹多大？”

“50好几了。”

“不行，土改的时候你爹还没断奶呢。”

“但是他听我公公讲过啰。”

“你公公呢？”

“早死了。”

“你公公的同辈人呢？”

“差不多死光了。即使活着也差不多糊涂了。”

“你的意思是，我这一趟白跑了？”

“孙医生的朋友，不会让你白跑。”孙选超立即站起来，“走吧。”

“去哪儿？”

“找年岁大的人。”

久经沙场的“老面包”又在苞谷林里穿梭开了。在弹簧垫一般的起落中，我从前座转身与孙选超交谈。了解到他接受过孙医生的“火线培训”，已成为这一带小有名气的赤脚医生。“可与我们孙家以前的影响比起来，差远了。”他感叹道。

我这属狗的鼻子耸了耸，似乎嗅出点什么，就从兜里偷偷掏出录音机：“我听孙医生讲，这边的孙姓是从马鹿塘上面迁下来的？”

“对。我们的老家是马鹿塘，在方圆千里也算赫赫有名的家族。自最上面的老祖起，我们这一脉迁到大住基村已有七、八十年。”

“你是多少代？”

“大概十几代。”

“你公公哪年死的？”

“1950年。”

“就是土改前期了。”

“对。他是被镇压的。你往左看，一直看上去，那面坡坎正中有座坟，我公公就埋在里头。我爹说过，老辈子中，除了孙百万老祖，就数公公有本事，可共产党一来，鼓动穷人闹土改，孙姓统统划为地主。公公是与则黑的几个地主一道被枪毙的，不在的时候才42岁。”

车很快就深入绝境。我们下地，沿弯弯曲曲的土坎上行几分钟，就进了孙选超的伯伯家。满目狼藉的农家大院内，一农妇丢下晾晒中的烟叶，抬腰招呼我们。孙选超代替主人，将我们安排在堂屋门前坐下，以树上的鲜果招待。不一会儿，真正的主人进院门，放下锄头。一个很害羞的中年人。稍后，我费了相当的口舌，让他明白我的来意。而他始终垂头，搓揉着裤腿边的泥斑，一脸温开水似的苦笑。

录音机记载着彼此机械的问答。整理的大概结果如下：

我和孙选超的爹是亲弟兄，我1949年生，他1948年生，土改的时候太小了，所以不很清楚。我才6个月大，爹爹就被解放军镇压了，如今，不仅他的相貌记不得，连他的大名也险些忘掉，因为妈妈从来不提。几十年来，挨关挨斗挨打是家常便饭，她自身都难保。所以没熬到地主揭帽，她就走了。

一生下来就是贱民，我们受了几十年欺负。没有爹，怕贫下中农的娃娃提起我们的爹。相貌与名字都记不得，却受他的株连，不准上中学。反革命地主子女的日子不是人过的哟。运动一来，家族里面任何人挨斗挨打，都押我们去陪。1958年，全民大炼钢铁，我们的大爹、大妈双双叫抓到炼钢炉前跪起，膝盖下是碎矿石，血已经止不住了，民兵还拿一根大柴棒抵住压腿。嗷地一声人就死过去，又端水泼。哎呀，上一辈的事，说不得说不得啰。总之，躲过了枪毙，也没被打死打残的，就送去劳改了。我大爹孙如龙，从来威风不倒，可在58年被整得要死不活，再判刑劳改。直到改革开放回家，已变成木木的焉老头子了。

唉，孙家也没从政也没从军，就是在经商方面出过人才。比如我们的公公孙万昌，在30年代就办铜厂，发了大财，人称“金铜官”，又称“孙百万”，受过国民政府的表彰。还买下了大住基坝子一半的的田地。虽然到孙选超的公公手里，有些破败了，可凭他的能力，肯定能翻梢的。不料折腾没几下，就栽在共产党手里，永远翻不了本。

作为后世，孙姓的来龙去脉，我们也是最近几年才摸出一点点。威老师你看，这是海外的孙家子孙回云南寻根的集体合影，浩浩荡荡几十人，开了会，修了家谱，还要捐钱为孙百万立碑。据说国父孙中山也跟我们家族有血缘关系啰。

在访谈当中，热情的孙选超两次出去，打探他幺公公的下落。“这是大住基唯一健在的孙家老辈子。年岁小，辈分大。”他喘吁吁地解释。

时间不早了，第三次，孙家两代人就领着我们，急匆匆地出门，3分钟就穿过土坎，抵达一更加破烂的院子。依旧铁锁把门。失望之余，我们全都站直身子，透过苞谷林向开阔的坝子眺望。

我是近视眼，望了也白望。可大小两孙都眼尖，手搭凉棚才几秒，就锁定了目标。

连跑带跳，下了几级梯形菜地，又嗖嗖连钻四、五片苞谷林，终于闯入一块阳光灿烂的菜园子。我寻觅已久的访谈对象如满目的莲花白，缓缓从黄土埂里长出来，定型为一个扣着蓝衣蓝帽的白发庄稼汉。

老中小三孙以当地话交流了几分钟，就齐刷刷地转向我。老孙习惯性地拍拍泥尘，背着手，从菜地来到苞谷林边蹲下。我捏住录音机开始提问。已近5点，牛铃的叮当自远处隐约传来，其中还夹杂着模糊的人声。斜阳热辣辣地射击着我们的脸。

而老孙裹着花头巾的老伴，仍然牵着长蛇一般的水管，埋着头，几十年如一日地伺候着庄稼。

孙如勋：同志你，来找我干啥子？

老威：找你款款土地改革。

孙如勋：过去就算了，不敢款啰。

老威：我跑了一两千里路，特地从四川过来了解你们孙家的情况。过去一提到地主，中国的绝大多数群众马上就会想起诗人贺敬之创作的歌剧《白毛女》，里头的黄世仁就是恶霸地主，年关领着狗腿子逼债，逼死了贫农杨白劳，还强奸喜儿，把黑发女变成荒山野岭上的白发鬼，真是无恶不作。其他家喻户晓的恶霸地主有南霸天、刘文彩……

孙如勋：我晓得，电影都演过好多遍。

老威：你觉得如何？

孙如勋：我们是地主家庭，一辈子受气，不敢放屁啰。

老威：土改已过去几十年，你可以说一说实话，这也是对你们孙家的祖先及后世负责。

孙如勋：从来没对外人款过。也晓不得咋个说。

老威：想到哪儿款到哪儿。现在连刘文彩的后人都不服气，张罗着翻案，你就别太多顾虑了。

孙如勋：你从马鹿塘过来，应该晓得孙姓是个大家族。我们的公公孙百万，在世很风光，又办铜厂又办纸厂，在云南境内都出了名。他赚钱买下大住基坝子一半的田地。

老威：你们的公公为什么不往昆明方向发展，反而要在这里面投资买地呢？

孙如勋：当时的大住基田地便宜嘛。气候相对马鹿塘，较温和宜人，水土也适合耕种。你看一眼这周围的绿色就明白了。

老威：有点世外桃源的感觉。

孙如勋：孙百万是个商人，也许他想在这么一个远离政治动荡的桃花源，给子孙留下百代基业。可他那样的大能人能有几个啰。以后的孙家后代，都是自己种自己吃的庄稼汉，从没走出去见过啥大世面。所以在他过世一二十年，也就是解放前两年，孙家已经衰败了。

老威：怎么败的？

孙如勋：要么是抽鸦片烟，要么是赌。我小，不很清楚。

老威：饿死的骆驼比马大吧。

孙如勋：差远了。则黑这一带，数杨区长家势力大，场面上拉得开。风水轮流转啰，昨天是孙家，今天就该杨家了。当时在大住基坝子内，孙姓有5户，长长短短，5个指头都不一般齐。

老威：什么意思？

孙如勋：有穷的有富的。富的数孙选超的公公家，虽然田地折腾得只剩十几亩，可脑子灵活，能做买卖，为人处世真有点孙百万的味道。可惜生不逢时，连命都丢了。我家算中等，四、五口人种七、八亩地，粮食勉强够吃。

老威：你爹能干吗？

孙如勋：晓不得。他1942年就去世了。我1937年生，我弟弟1940年生，当时都小，没留下啥记忆。我们靠妈妈省吃俭用、辛辛苦苦拉扯大，三、四岁就田间地头干活，跟最普通的农民家庭没有区别。

老威：你妈妈不容易啊。

孙如勋：20出头守寡，土改时才31岁，50多就不在了。唉，她哪有苦不苦的概念？只要有一口气，能活下去就满足了。

老威：这也算地主吗？

孙如勋：算。比我家更差，一年在两三亩地里忙到头，粮食都不够吃的都划成了地主。只要是孙百万的后人，统统是地主。谁叫我们的祖宗家产万贯，有那么大的名气。

老威：这没啥道理嘛。世事难料，皇帝的后裔也可能沿街要饭。总不能把血统高贵的乞丐划为剥削阶级吧？

孙如勋：土改“称大秤”，一般来说有政策，有条条框框。啥也没有是雇农，种粮不够吃的是贫农，够吃的就升为中农。定地主有3条杠子，土地财产、奴仆、租石，够两条就划富农。可方圆多少里，哪个晓不得孙百万？他的后人哪怕种田累断了腰，饿断了气，也必须定地主。否则群众不依。于是孙选超的公公是恶霸地主，他大爹是不悔改地主，我家是地主，比我们差的孙家定为破落地主。在大住基坝子，只有我们孙姓5户全部地主。

老威：过场也没走就直接划阶级？

孙如勋：工作组下村来，发动贫雇农，开诉苦会、斗争会。只要喊不服，就打，就用刑。遭不住啰。比如我家，土地财产和租石都不够秤，就说有奴仆。啥子奴仆？就是爹爹在的时候，雇的两个外姓人。爹爹走了，他们没家没室，没地方可去，就留在我家了。十几年，他们和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不分彼此，早就是一家人了。土改一划成份，农民协会带着工作组上门来搞启发，硬把一家人拆散为两个阶级。三番五次让他们诉苦，诉不出来，还批评他们觉悟低。

孙选超的公公，按3条杠子也不够秤。可他心高脾气大，在旧社会得罪过村里混着吃百家饭的。解放了，过去拿他没奈何的一个人成了雇农，就到工作组那儿去检举，诬赖他加入过则黑杨区长组织的“西南反共革命军”。

老威：地方武装？

孙如勋：我那时才十三、四岁，糊里糊涂的。只晓得是民团换了个招牌，好像有百把人，都叫解放军给剿灭了。孙选超的公公粘上这个，自然成了反革命恶霸地主，比杀人、放火、强奸妇女还不得了。

老威：他承认了吗？

孙如勋：他叫抓去，关着整了几个月，啥子刑都用遍了。提出来枪毙的时候，只剩一副骨头架子，人站不起来，就被五花大绑吊在一根柱头上。在则黑的河边草坝开的群众大会，来了好几千人。十多个恶霸地主，被斗了整整一天，然后拉到坡上枪毙了。

老威：你当时也在场？

孙如勋：一大早，就叫民兵押去了。

老威：你还是个娃娃嘛。

孙如勋：孙姓5户人，除了几岁的留下，其他都必须到场。比我和弟弟更小的还有啰，男女老少，十几二十个，在草坝上跪了两三排。记得那天是半阴半晴的，从早晨拖到下午两点多毙人，我们都跪起的。周围喊了好几轮口号：“打倒反革命恶霸地主！”“血债要用血来还！”“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地主完蛋之时！”

老威：孙选超的公公欠了血债？

孙如勋：没有。同他一块被镇压的地主沾没沾血，就晓不得了。毙他那瞬间我不敢看，连响了几枪，等我抬起头，周围全是热腾腾的血点点，脑壳打烂成一包糟了。

老威：当着亲属的面枪杀犯人吗？

孙如勋：是。跪了大半天，腿都快断了。不料刚站起来，又被弄去陪杀场。孙姓5户拉家带口，围着还在卜卜冒泡的尸体跪成两圈。心里在哭，却不敢出声，不敢流泪。这是我们家族又钢气又聪明的人呀，才42岁，竟落得这个下场！

老威：你们当时恨共产党吗？

孙如勋：借100个胆子也不敢。毛主席不在了这么多年，我们这种身份的人，都不敢公开议论他老人家的错啰。我们孙家只是诅咒那个公报私仇的人，你成了雇农，翻身了，咋个变疯狗乱咬人呢。这个人果然遭了报应，活到70多岁，都儿孙满堂了，还从县城里的四楼莫名其妙地摔下去，不得好死。

老威：如此的童年记忆，太可怕了。

孙如勋：人一死就解脱，没记忆了。剩下来的却活罪难逃。我妈妈是四类分子，到死那一天止，挨了几百次斗争。我和弟弟是地主崽子，也见不得人。可又不能一天到晚躲在家中。土地改革结束那年，也是这样一个丰收在望的季节，苞谷林长得密匝匝的。可我们这些猪狗不如的地主子女，干完活刚要歇口气，就被贫雇农和他们的娃娃撵得连滚带爬。大住基是块平坝，只要有人像你们刚才那样，站在高坎朝下仔细望，任何地方的动静都逃不过。何况一个村的群众要逮你？

老威：你犯了什么事？

孙如勋：猫天生要逮老鼠，并不因为老鼠犯了事。这个路口也有人，那条地坎也有人，你在苞谷林里穿来穿去，嗖嗖嗖，气都跑脱了，可一露面抬头，人家就叉着腰，或者横着棍子、红缨枪在那儿候着。你转身再逃，另一头也一样。直到你浑身抽筋，累瘫了，就举手投降。

老威：农民还玩这种游戏？

孙如勋：不是游戏，是严肃认真的阶级斗争。无论田间地头，还是村里村外，甚至在家门口，只要你被他们追上或堵住，就要立马跪下去喊：“新中国的主人！”

老威：什么？！

孙如勋：喊“新中国的主人，饶我狗命”啰。

老威：真他妈的翻身了！与希特勒的党卫军对待犹太人的手段一样。

孙如勋：连续不断地喊“主人”，直到人家打你一顿，满意了，放你走。大住基的地主子女都受过这种待遇。有一次，我被鞋底扇了几十个耳巴子，连脸带脖子肿了好多天，喝水都困难。

老威：后来呢？

孙如勋：时间久了，人就麻痹了。

老威：谁麻痹了？

孙如勋：自己麻痹了。整我们的人却回回都有新花样。到了1958年，他大爹孙如龙对孙家的处境气不过，私下抱怨了几句，又被揭发出来。在大炼钢铁的采矿现场，全生产队召开他的斗争会。队长命令他跪下向“三面红旗”请罪，他犟嘴。人家就说：“敌人威风不倒，就要把他打倒。”于是两口子都叫弄来跪滚烫的碎矿石，还拿大柴棒抵住压腿。他大妈惨叫一声昏过去，泼了几桶水都没醒转；他大爹却鼓着牛眼睛，嘴皮咬得血淌，也忍住不求饶。可到最后，还是松口喷出一条血龙，脑壳嘭的栽下地……

孙如龙被树成“反攻倒算”的典型，判刑劳改，直到1979年邓小平为地富分子揭帽以后，才放回来。

老威：孙如龙还在村里吗？

孙如勋：早走了。大住基这边，70岁以上的孙姓老辈子就剩我啰。这个地主，当得太窝囊，几十年提心吊胆地过。连穿一件伸展衣服，也要被人家揪住批斗。理由是：“贫下中农都没得灯芯绒衣服，你一个狗日的地主又从哪儿剥削来的？”我辩解说：“是劳动所得，不是剥削来的。”他们就打我，要脱我的新衣服，把我气得眼泪都出来了。我也是辛辛苦苦积攒了几年，才凑够钱买了一件灯芯绒呀！我也有小学文化，读得通报纸，上面明明说地主阶级已经被瓦解了。既然“瓦解了”，凭啥还死盯着我不放？

老威：他们想穿你的衣服？

孙如勋：没有。就是不让地主在任何方面超过贫下中农，包括吃饭、穿衣、住房、上学，甚至笑。不信你就在人多的场合，比如开会，比如评工分，比如集体劳动的时候，笑一场试试看。只要你的嘴张得和别人一样大，声音发得和别人一样响，所有的脑壳都将转过来冲着你。下一步就是咬牙切齿；就是命令你站起来，腰杆弓90度；就是念《毛主席语录》：“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

老威：小时候我跟父亲下放农村，也经常见到类似的场景。

孙如勋：是啰是啰。

老威：这时你妈妈还在吗？

孙如勋：文革开始她还在，后来就走了。

老威：没熬到地主揭帽？

孙如勋：早得很。我妹妹嫁在伐木克村，从大住基坝子翻山过去，七、八里路。1969年夏天，妈妈想念女儿，就向生产队请探亲假。当时正文革，阶级斗争抓得紧，一般群众外出，都要大队一级开《证明》，否则住不了旅馆。而四类分子请假，比一般群众又要麻烦多了，生产队干部先开会研究，再报大队革命委员会审批。好不容易才准假一天。

你想想，从这儿到伐木克，打来回至少有16里路，妈妈她就是跑，也要耗半天多。人家的意思很明确，你一个小脚地主婆探亲，必须当天打来回！

老威：也就是说，不准在自己女儿家过夜。

孙如勋：对。我妈妈捏着假条，哭了一整夜。第二天依然早早就出门了。记得那时各生产队已经连线安装了广播，好及时收听《最高指示》。头遍《东方红》响的时候是6点钟。妈妈走了好久，《东方红》才响，可太阳落山还没回来。天黑尽播《新闻》，接倒又是《大海航行靠舵手》。停止广播是10点半，之前5分钟，生产队长在村头喇叭里喊：“孙如勋！ⅹⅹⅹ回家没有？记住明天早晨汇报。”

当天妈妈没回，第二天也没回。直到第三天下午，妈妈才肿着两只眼泡回家。她说妹妹病了，生离死别一样好劝歹劝，非要拖住多留两天。我晓得惹下了大祸，可不敢给妈妈讲。生产队长已通过喇叭吼了两三次“后果自负”。

天一黑，妈妈换了一件干净衣服，去找生产队长赔罪。没一会儿，广播就通知开全体社员大会，18岁以上的成人必须参加。我扒拉两口饭，就赶到保管室外的晒谷坝，一盏汽灯挂在屋檐下，刺亮刺亮的。妈妈已叫麻绳捆起了。

那天的斗争会开到深夜12点多钟。我立在一边，埋起脑壳。反正都是那些上纲上线的政治套话，一个个口水横飞，指指戳戳。还一轮一轮地喊口号：“打倒ⅹⅹⅹ！踏上一只脚！”“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人民群众开心之日，就是地主婆ⅹⅹⅹ难受之时！”

老威：你的现场感觉怎样？

孙如勋：这只耳朵进，那只耳朵出。因为同见刀见血的土改相比，这只能算毛毛雨。我万万没料到，妈妈却糊涂了。她熬过那么多斗争会，都想得通，这次就不通。

老威：土改时她还年轻，这时她已老了，经不住折腾，也盼不见希望。所以就出了毛病。

孙如勋：她没毛病。她清清醒醒地上吊自杀了。

老威：是么？！

孙如勋：当天夜里，家里人全睡了。她还在洗脸，然后又擦了身子，洗了脚。模模糊糊中，我透过蚊帐，分明看见她躺下了。我还听她叹了一口气，就劝：“妈，过都过去了，就莫想那么多。”她还答应了一声：“儿啰，以后你可得好好过。”

我觉得蹊跷，可太累，一闭眼就死过去。第二天起床，妈妈已悬在房梁上，眼珠子鼓着。那年她才50多岁。

老威：事先没一点预兆吗？

孙如勋；我睡得跟石头似的。以往我老是睡不踏实，做逃跑、挨打、躲躲闪闪、又一次次叫逮着的梦。我老是在梦中惊醒，出一身冷汗。老婆也受我拖累，一惊一炸，还闹着跟我分床。可妈妈要死，我却如一头猪，一动不动就到天亮。看来，活受罪，真不如死了好。嘿嘿嘿，死了好。干净。

老威：嗯，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