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己家里坐牢
在我的土地改革系列文字中，一直缺少“工作组”这一环，所以，当沙河老师无意间提起洪钟的名字，并称此人当过自己家乡某个地方的土改工作队付队长时，我不禁一阵暗喜。记得在上世纪80年代，我刚刚进《星星诗刊》做见习编辑，就偶尔在布后街2号（原为大军阀熊克武的老宅，后挂牌为四川省文联）连环套一般的院落里，看见一个戴着厚镜片的瘦老头，碰谁都点头微笑。“我们办公室的洪伯伯，”当时在四川省民间文学研究会做临时工的妹妹小飞悄悄对我说，“才高八斗的老革命哦。”
那会儿我正处于青春叛逆期，敢和沙河老师当众争论，就更不把坐冷板凳的老古董们放在眼里，所以时过境迁，对洪钟的印象早就含混了。回家一问小飞，才晓得他是文联系统大名鼎鼎的左派，“《星星诗刊》是毛主席点了名的右派窝子，所以白航、曾婆婆、沙河老师他们从来不跟他交往，碰面都不打招呼。”小飞说，“嘉嘉和他隔着桌子办公，也很少说话。”
“他还记得你么？”我问，心头却打着算盘。
“他的记忆力惊人，当然记得我。”小飞说，“并且也记得廖亦武这个名字。”
“是么？”我有点莫名惊诧。
“文化界都晓得你那个《大屠杀》案子，洪钟天天看报看文件，漏不脱的。”
“我的案子没上报纸嘛。”。
“还有84年清除精神污染，你发表在《星星诗刊》的一组诗算个重点，上了省委宣传部的内部通报，当时的下发文件就是洪钟让我打字并复印的，还再三叮嘱不可外泄。你忘了嗦？我一个十几岁的小丫头，在那种东西里突然发现自己哥哥的名字，都吓哭了。我可是冒着丢工作的危险替你偷了一份。”
“过了20几年，谁还清楚。”我怀着一丝侥幸。
“洪钟就是吃这碗饭的，”小飞说。“不信你去文联打听。”
由于历史原因，我在四川省文联有不少熟人，因此很快就将洪钟的底牌摸了个大概。他的共产主义理想植根于青年时代，并且在旧社会即涉足左翼文坛，为“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的理事，发表过不少鼓吹革命的狂热诗文。全国刚刚解放，他即以老地下党的资格和文人的身份参加了土地改革，先后在流沙河故里金堂县辖内之土桥沟乡、成都郊县华阳之大面铺乡担任工作队付队长。并数次充当镇压“恶霸地主”之临时法庭的审判长。由于工作出色，还被树为典型，多次凸现在中央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的上下集宣传大片——《伟大的土地改革》中。洪钟虽然在后来的历次政治运动里也受到过冲击，但左倾的初衷不改，乃至在四川文化界树敌不少。他也暗里明里受到若干排挤，最后被安插在清水衙门四川省民间文学研究会坐冷板凳，离休了，还因为过于坚持组织原则而搞不好邻里关系。
一位老师对我说：“别看他高度近视，敌我界限可清楚了。”
一位朋友干脆说：“他不会接受你的采访，老廖。你一没有盖了公章的《介绍信》，二没在正式的新闻文化单位，三嘛，反革命采访老革命，弄不妥叫识破了，会惹大麻烦。”
“可不可以拐个弯儿，找找熟人？”
“那就试一把？”朋友坏笑着说，“你干妈曾婆婆的千金嘉嘉过去是他的下属，幸许可以引见一回。不过屁放在前头，洪钟可从来不接受私人采访。”
“即使不接受，”我咬牙发狠，“这过程我都得写出来。”
2006年8月26日午后，烈日如一匹疯狗，在高处冲着人类狂吠，我从公共汽车一下地面，就觉得耳门汪汪汪直响。在已扩建多次的《四川日报》社街对面，昔日的小街小巷早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众多百年庭院的旧址上，高楼大厦拔地而起，如重重叠叠的废气集装箱，搞得人整日神思恍惚，辨不清来龙去脉。我就这样在旧貌换新颜的布后街2号周围梦游了两三个来回，才挥汗如雨地找准省作协宿舍。问嘉嘉在否？门卫答：在誓死保卫她的妈。
我一时不解这种幽默，就继续在街面寻另一栋作协宿舍楼。转眼五六年没来了，不料那楼的前后左右都叫更为气派的暴发户楼群包抄，如一匹癞狗，只将窄窄的肛门朝外留着。我钻入肛门洞，沿晦暗不明的肠道拐上2楼，敲门，应声探头的正是嘉嘉。
我被让进这个已相识20多年的大家庭，如今里面又包含了嘉嘉和玲玲两姐妹的两个三口小家庭，所以有点人满为患。“哦哟，大热天，全家人在这儿团圆嗦！”我开了句玩笑。
嘉嘉递过一把摺扇，苦笑说：“没得办法，只有在这儿团圆。”
我正要问为啥，我干妈曾婆婆那久违的尖嗓子突然响了起来：“小廖！幺娃子！到老娘这儿来！”
我立马凑拢过去，外表嬉皮笑脸，内里却有些酸楚。自1982年进《星星诗刊》，我就与老人家最为投缘，一老一少整日形影不离，混吃混喝。甚至在电影院也大呼小叫，屡屡激起公愤。我与流沙河辩论诗歌，也只有她像个老儿童，始终点着虾米腰站我一边：“我觉得小廖还是有一定道理哦。”
我坐牢之前的青春文学岁月，相当部分与《星星诗刊》和曾婆婆的家有关。老两口都是品质纯正的右派，历次运动中均属挨整对象，却从来不识时务。当年我在她家出入时，沙河老师几乎日日散步过来找游伯伯，两人要么喝茶聊天，要么相对无言，或者各自捧一本书在看。我曾悄悄问曾婆婆：“咋个看书都要在一堆？”婆婆露了个鬼脸，回答：“这叫氛围，懂不懂？”
后来发生六四，世道和人心一夜间就变了。我经历了家破人亡，再也没有了诗意；而《星星诗刊》的右派老人们也逐渐退场，白航、陈犀、流沙河、游伯伯，还有这个曾婆婆，都定格在因过期而褪色的电影胶片里。再后来，陈犀死了，游伯伯死了，有一天我偶尔在一份小报上读到主编白航的一首小诗，其中有这样的句子：“养鸟，养猫，还养狗，就是不想与一种叫人的东西在一起。”
游伯伯去世没几天，我捧着大把梅花去看病中的曾婆婆，她还望着墙上的遗像笑，她说：“昨晚上你游伯伯托个梦给我，说总算找到一个干净的地方，要我去看。”
好像没过多久，她就练上了法轮功，虾米腰弓得更厉害，可精神头却重新足起来。那时法轮功还没成邪教，成都市街头巷尾，到处有老头老婆婆在打堆。有一次我登门，她也拿出一本《转法轮》叫“必须读”；还叫明天凌晨5点多钟，到新南门大桥和她碰头——我没去是因为睡眠习惯。这辈子，除了小时候及坐牢期间，我几乎没在上午11点前起过床。
“我练功快10年了，没吃一颗药，没得病，连咳嗽气喘都没得。”曾婆婆笑着说，算是开场白。“幺儿你呢？身体如何？你妈妈身体如何？”
“小廖的身体你都看到了嘛。”嘉嘉抢过话头，直截了当冲我说：“我妈走火入魔了，小廖，千万不能给她电话！你妈的电话也不要给！任何人的联系方式都不要给！如果你给了，她就会一天到晚地打，还会有人找上门去宣传。法轮功的是非对错暂且不论，在这样一种政治环境下，这将给对方带来无边无际的麻烦。她自己已经够麻烦了，差1岁就80的人，风都吹得倒，警察还隔三差五地登门。她倒是硬得起，你要抓就抓，老娘在监狱里也要练。可我们做子女的咋个办？”
“各有各的活法嘛，”我说，“何必要扯在一起？”
“对头，按道理是父母有父母的活法，子女有子女的活法，况且我们也成家立业了。可政府不这样看嘛。警察找她无效，就要来找我们嘛。有点点风吹草动，就把我弄进派出所，态度还恶劣，一口一个你妈如何如何了，如果如何如何了，政府就要把你们如何如何。”
“中国也算进入法制轨道了，平白无故，他们能把人如何如何？”我说。
“是不能随便如何如何，可搞得你不舒服，搞得你没法正常生活。”嘉嘉叹了口气。“你看，这个家里片刻不能缺人，我和玲玲一不在，法轮功就阴一个阳一个溜进来。有一次，我出去办点事，回来打开门，突然惊呆了。沙发上、床上、地上全坐满了人，而我妈在中间打着盘腿，正入定呢。我气惨了，让所有人马上出去，我妈还那样盯住我，还在微微的笑。法轮功的文化层次普遍低，街坊上的、郊县农村的老头儿老婆婆，箩筐大的字认不得几个，相比较，我妈是高级编辑，文化和阅历都不浅，所以自然成了重要骨干。警察压不服，我们也说不服她。为了少跟官方打交道，也为了警察不住进家里来，我们只能轮流值班，看住她。”
嘉嘉是80年代诗人出身，情感丰富。我注意到，那双困在皱纹里的大眼睛布满了血丝。而在她说话时，充耳不闻的曾婆婆靠在沙发上，安详的目光满含怜悯。
“不管咋样，”我委婉地说，“她总算有信仰，活得也算充实。人老了嘛，都会出问题，不是这方面，就是那方面。”
“是啊，如果爸爸还活着，她也不至于去信法轮功。”在一旁做家务的玲玲突然插话。“管她的，警察找就找嘛，我没有嘉嘉那么着急。”
“我劝了她好多次，”嘉嘉递给我一瓣西瓜，又继续说，“一个人阴悄悄在家练就行了，作协院子里都晓得，也没得哪个去告密。可她不理，非要串联，好像过去的政治亏还没吃够。太自私了！你不考虑自己，也要考虑儿女、孙儿孙女的处境嘛。”
“除了练功，她干了啥子出格的事？”我问。
“她一听楼道有脚步声，就开门给人塞传单。都是熟面孔，人家转过脑壳又来找我，嘉嘉，把你妈管好，不要到处惹事了。搞得我连忙道歉，唉。”
现在我明白这家人的尴尬处境了，原来曾婆婆在自己家里坐牢，而无辜的下一代也被拖入漩涡里，一时半会儿，谁都解不了套。我将嘴巴凑拢婆婆的耳门，喊着和她闲聊，我使劲浑身解数，想让时光倒流。那20多年前的诗歌时期，虽然短暂，却有一种不知险恶为何物的傻乎乎的浪漫。
周围没一点笑声，而婆婆却笑得很响，还是那不管不顾的老儿童劲儿。她问我是不是又把媳妇耍脱了，还骂我没良心。我连忙解释有良心，是媳妇把我一脚蹬了。婆婆又问：没乱来嘛？我说：哪个王八蛋乱来了！婆婆说：你的诗好文章好，顶个屁用，做人重要的是品行端正。我说：是是，老毛讲过了，一个人做点坏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坏事，不做一件好事。婆婆笑得揩眼泪说：狗日大魔头毛泽东，就没做过一件好事；还有江泽民，也没做过好事。嘉嘉说：那你就做件好事，让大家省省心。婆婆耳背，却边笑边对我夸嘉嘉和玲玲孝顺，并且还趾高气扬地将两条光腿杆举起来，放在茶几上弹一弹的。
接着，婆婆又问了我妈、我妹、我哥的情况，叮嘱要互相爱护；还问到我的中学同学，诗人杨然的情况。每当此时，嘉嘉就冲我狂使眼色，其他人的表情也非常紧张。我会意，只好敷衍作答，或顾左右而言他。
本来该给老人家留个电话的，但没有机会，只好放弃了。我犹如一个小心翼翼的探监者，尽挑些无关痛痒的话头，东拉西扯。这家人对我很有耐心，无论之间发生了什么，她们遗传的善良心性不会变。
我到底记得该干啥，我提起了洪钟。嘉嘉摇头说：我不能给你作这个引见。我问为啥子。嘉嘉说：老头左倾，以前我们虽在同一个单位，却连话都很少说。我说：想想办法嘛，比如通过他的儿女？嘉嘉说：儿女们也跟他谈不拢。我沉吟说：你是怕担责任吧。嘉嘉承认：都是熟人，我不可能帮你隐瞒身份。我被噎住了，半晌才说：难道采访个洪钟比进皇宫还不易？嘉嘉说：对于官方媒体，比如报纸、电台、电视台来说，采访100个洪钟也不是问题。你在底层呆久了，不了解类似的老革命，他们特别看重你的来路正不正。
我的脑袋里突然闪了一下，有办法了！却忍住没说。为了不拂逆她的善意，我点头说：过气的老顽固，又没啥子娱乐性，来路正的媒体也不会去找他。嘉嘉说：对对，这年头也没人看革命套话。我说：曾婆婆倒是从来没得套话，可惜你不答应我采访她。嘉嘉说：好了好了，大热天的，莫提这一壶。我们几年不见面，你突然撞进来，又不是专门来看我妈的。唉，时代的步伐加快，连我们小廖都讲究效率了。还有事吧？现在就与我妈告个别？
我羞得满脸通红，却乘势站了起来。曾婆婆一直弹着光脚趾头，嘴里还哼着什么歌，见我起身，以为要上厕所，就连忙缩腿，指引方位。玲玲凑拢来大声说：小廖要走了！曾婆婆愕然了一两秒钟，理解地点了点头，旋即抓住我的胳膊说：好嘛，老娘送你。嘉嘉急忙阻拦：小廖独来独往惯了，不需要人送。我也说：莫送了，老人家自己保重吧。曾婆婆这才松开我，笑着说：她们怕我下楼梯摔跤子，其实我自己心里有数。
门终于在身后关闭了，转瞬之间，世界归于死寂。我缓缓下楼梯，在拐角处，又驻脚回头了分把钟。这样，就这样，门里边的一切从此与我无关了。
楼道尽头是热浪席卷的大街，车辆交错穿流，疯狗般的烈日依然冲着人类狂吠。我挥了一把浊汗，耳畔蓦然响起据说是革命导师列宁在狱中唱过的俄罗斯民歌——
太阳上山又下山
俄罗斯永远受熬煎
狱卒不分昼与夜
晃动在铁栅的后与前
高兴监视你就监视
反正人逃不过狼犬
我虽然天生热爱光明
却挣不破这无边的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