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改受害者胡成章（上）
前奏
2007年1月5日深夜，阴雨绵绵，我从北京赶回昆明。松弛一天，与冤案线人孙医生碰面。他刚为一个农村病人动完大手术，面露倦容，可依旧答应按原定计划南下西双版纳。
我内疚不已，本要请一顿饭，弥补少许，可席终之际，人家却瞅空子付了款。罢罢，这个谦卑到家的基督徒，有时弄得人浑身不自在。就是怕你不自在，他笑道，我的餐前祷告才免了。
接着敲定，双方于次日早晨8点半在某处汇合。可当我准时抵达，孙医生却不见踪影；半个钟头又过去了，还是不见踪影！我好生纳闷，因为孙医生的守信近乎刻板，难道……
坐过牢的人，遇事都习惯往最坏处琢磨，于是连拨几次电话，不通。正六神无主呢，孙医生却突然在对面街沿浮现！我大叫一声冲过去，却忽略了环绕他的五、六个泥腿子。稍后了解到，他7点钟就与相约登门看病的农民们打交道直至当下。
我好奇地询问诊费及药费几何？孙医生哑然失笑，指指办公桌下持续动弹的肥料口袋，定睛一认，竟装着两只土鸡。他们非要留下，最后都冲我发火了，孙医生解释道。可我没时间弄来吃，只有送人。
时光倒流啊，我感慨道，好像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民们就时兴给村里的赤脚医生送鸡送蛋，折抵医药费。
是啊，孙医生一本正经道，那就将这份源远流长的朴素情感，转赠威老师你吧。
我吓了一跳，旋即哈哈大笑：可惜时间不够，要不就煮熟当路上的干粮。2007年1月7日上午9点40分，我们登上昆明至西双版纳首府景洪的大巴，估计途中要耗去10个小时以上，所以我一落座就作好打瞌睡的准备。而孙医生始终瞪着双眼。开头我还以为他在西双版纳当过知识青年，如今有故地重游的兴奋，却不知这是人家根深蒂固的毛病。
高速路缠绕在崇山峻岭之间，汽车飞驰，可感觉上的时间却枯燥而缓慢。我打了好几场瞌睡，惊醒时，孙医生总是及时应答：还早。不禁想起我的六四牢友李必丰和杨伟，还有吴嗣渝，都沿这条路线没命逃亡过。杨和吴成功了，却因是无名小卒，先后在泰国曼谷滞留好几年，躲躲闪闪，跟叫花子或蟊贼的处境差不多。杨曾投奔美国驻泰使馆，要求避难，被扫地出门；吴曾投奔联合国驻泰政治难民署，几度申请被挡回，差点叫警方递解回国。幸而两个家伙均得到民运权威刘青、徐文立等人的反复证明，方勉强落脚——而他们的先驱李必丰，越境4次均未遂，有一次，已深入缅甸边境数里之遥，却被缅共的游击队捉住送回，几乎叫边防军活活打死。
捷克前总统哈维尔多年前就高声疾呼“无权势者的权利”，可直至如今，事实证明“无权势者只有被宰割的权利”。正如我在《证词》里所写：死了的，白死；活着的，白活。我们与毛时代、邓时代，甚至蒋时代的政治犯没有质的差别；与特务、农民皇帝、《扫荡报》记者没有质的差别。我们是土壤，是为流芳百世的大树提供养分和背景的土壤，我们被践踏、玷污，泪往根上流，历史老人却听不见永恒黑暗下的哭泣。颠簸了7个多小时，我们在一个叫普文的小镇下车。虽是冬季，高速路两边仍郁郁葱葱，微风暖洋洋的，霎时就洗尽旅途的疲惫。出了收费站，一望无际的香蕉林扑面而来，我们跟在几个傣族妇女的身后，似乎在异国风情里陶醉了几里路，方抵拢普文有些喧闹的镇口——原来有人办喜事，破破烂烂的饭馆里外，至少聚了上百群众。我是改不了凑热闹的顽童天性，可刚嘻开痞子嘴，就被孙医生拽上一辆机动三轮。时间不早了，他说。
同中国若干偏远小镇一样，这种屁股嘣嘣冒黑烟的三轮就相当于都市出租车了。我和孙医生在车棚内相对而坐，弓腰抵头如两个密谋者。街景单调乏味，清一色的两层筒子楼，旧不旧，新不新，洋不洋，土不土，而且垃圾成灾。给人的感觉如十几年没洗脸的老娼妇，还敢大模大样地当门接客。幸而街道转瞬即逝，我们又在大片浸透太阳之血的耕地之间狂奔约一刻钟，才在一岔道口嘎然而止。
继续沿左边的土路深入，就是普文农场4中队的地盘。原来，普文镇的过去就是一个容纳几万犯人的超级劳改农场，分6个大队；直到上世纪90年代，党和政府的工作重心转移后，才逐渐在劳改就业人员及家属的基础上，发展或蜕化成一个普通乡镇。
耕地间的几道铁丝网早已锈蚀，与之勾连、配套的兵营、岗楼早已废弃，因此我们得以长驱直入。最里的平房老化得更快，墙面起泡起壳，瓦顶在阳光的反射下，如大片嚣张的牛皮癣。可占据整面墙的标语显然是新近刷上的——控制人口增长，促进社会进步。羚羊般跳跃着，穿越排列整齐的平房群及臭水沟，我们直趋寻访对象——胡成章、肖秀云老两口的家，正巧在“治安保卫委员会”的招牌旁边。这是和“与时俱进”的大环境严重脱节的居所，隔着水泥晒坝，一边是历史遗留的老寝室，一边是自己搭建的比老寝室还破的厨房。孙医生随意招呼了一声，一家人的脑袋就全部从几道门内探出来。
在交代采访正文之前，有必要将孙医生于途中断断续续的相关叙述拼凑呈现，以便大伙搞清楚来龙去脉。
孙医生的讲述：
98年以前我就来过，当时胡成章大爹还很健康，很健谈，成天乐哈哈的，一点不像在劳改队呆了几十年。我们一见如故，劳动之余还一起打篮球。大爹的口琴也吹得不错，把我带回在版纳做知青的年代，大爹不是知青，不晓得他跟谁学的。
自土改始，大爹全家就倒霉透顶，至于如何倒霉透顶？他没有细谈，我也不便追问。我们的话题多半是普洱茶，周围的人都说，大爹懂得完整的制茶工艺，经过他的手调配出的普洱茶，味道就是与众不同。也许有人会说，普洱茶嘛，就是年头放得越久越好，没得什么工艺不工艺，其实不然。我喝过大爹家的普洱茶，那种绵绵长长的口感难以形容，与之比较，市面上卖的那些包装精致、价格昂贵的东西简直就不叫茶。
大爹祖籍镇越县易武老街，那儿从古至今，都是普洱茶的主要产地，不大的城镇，几乎家家都制茶，而大爹家更是招牌传了几就代的老字号。大爹从小耳濡目染，加之头脑灵活，眼看能将家学家传发扬光大，不料解放了。接着世事沉浮，家族蒙冤，这一家三代不得已从祖籍易武迁徙到流放地普文扎根，转瞬数十年不思茶味矣。
大约前年吧，我向美国来的吴医生推荐大爹的茶，人家很感兴趣，想投资扶持，改善一下他们的贫困处境。可大爹却不行了，我和吴医生千里迢迢赶来，与之脸对脸，他也没认出我是谁。据他53岁的大儿子胡俊忠讲，莫提普洱茶，更莫提口琴、篮球，他连自己的名字都要想好半天呢。
正文
老威：这是孙医生，你不认得了？
胡成章：哦，哦，好像面熟嘛。
孙医生：大爹啊，我已经来过好几次。
胡成章：是么？我想想。
老威：老人家怎么成这样的？
胡俊忠：1998年的一天，我爹正在修理机器，突然之间高血压发作，倒地上了。我们急忙赶过去，抬着送医院。我爹口鼻耳都出血，很稠很稠的血，随手就能抓起来，稍后小便也失禁，红彤彤地淌，浑身还不由自主地抽搐。
医院全力抢救，我们两人一班昼夜监护，我爹深度昏迷8天，才好歹有了动静，逃脱鬼门关！12天头上，我爹就如幼儿一样，咿咿呀呀，似乎在吃力地学着说话；13天早晨，他能自己下床了，可目光闪烁，变得很生疏，居然问我——他的儿子是谁？母亲进门，也愣愣地叫不出名字。原来他的中枢神经受损，造成绝大部分记忆力丧失。
老威：能恢复吗？
胡俊忠：又过去8年多了，身体倒是逐步好转，能吃能睡。
老威：我看举手抬脚还是显得僵硬，走路也颤巍巍的。
胡俊忠：只有靠打针吃药控制。记忆力嘛，也恢复了一点点，比如孙医生来了，他还是觉得面熟；今天这一两个小时内，做了啥子事，见了啥子人，他暂时晓得。至于明天晓不晓得，就不敢担保了……胡成章：你们是客人，我咋个不晓得？有时候，忘了，又没忘。
老威：啥意思？
胡成章：比如我原籍易武，13岁就到过泰国；我们家解放前，制过茶，赶过马帮；我的爹很厉害，参加过地下党，打游击，镇反时却遭枪毙了，冤枉哦。我们家好象是商人？我是咋个判刑劳改的？记不得了，混乱了，脑子里如一锅稀饭在翻滚，那颗米是那颗米呢？这颗米是不是那颗米呢？我还会吹口琴，在劳改犯中算多才多艺，可现在忘了；我制的普洱茶可以吹牛啰，几辈子的家传啰，也记不得了。
老威：我采访过禄劝县马鹿塘山沟里一个老地主，80多岁了，跟你一样失忆，不，一回忆就头疼。
胡成章：我不头疼。那颗米是那颗米呢？这颗米是不是那颗米呢，搞不清。嘿，这个医生姓啥子？我又记不得了。
老威：孙医生。哦，老人家，你生于哪一年？
胡成章：有印象，可是想不起了。
肖秀云：他1933年生，我1931年生，我12岁就跟他订婚，16岁就嫁了。
胡俊忠：这位老师远道而来，不容易，就不要东一句西一句地浪费时间了。家里的血泪账明摆着，父亲失忆，还有我啰。
老威：可你临近解放才出生。
胡俊忠：十几岁开始，父母就不厌其烦地灌输“革命家史”，即使不愿意听，逐渐也烂熟于心了。如今看来，冥冥之中有一种预兆吧？
老威：弄不清。上苍的安排谁也弄不清。
胡俊忠：我们家还保留了一本家谱，从上面看，我们家源于安徽省徽州，不晓得是由于战乱还是戍边，迁移云南。先落脚建水，后转石屏县宝秀镇，直至曾祖父上一代，才扎根易武老城，靠茶叶和马帮生意发达起来，积累了相当的财富。
清朝中后期至民国，我们家在茶马古道都算有点名气，可到了祖父胡顺光手里，已家道中落。哦，不止中落，简直就衰败了。曾祖父死得较早，所以祖父小时候没钱念书，几岁就学制茶，并且替马帮赶马。当时的茶马古道，上至昆明，下至境外老挝的乌德、朗塔、打七岭，缅甸的鸣善、景洞、仰光，还有泰国的曼谷。由于祖父长年累月出入边境，加之头脑灵活，因此20来岁就会几个国家的十几种方言，地理环境、风土人情就更不在话下。有一年，仗着自己是“活地图”的祖父，拿出多年的积蓄，邀约石屏的表弟一道“自立门户”，不料拢橄榄坝时，马群染上血吸虫，全部害病死掉。有啥办法？茶叶不会自己长腿，只能眼睁睁地赔光老本，各自回家。
老威：你祖父算资格的劳动人民嘛。
胡俊忠：大约在抗战前夕，易武的几个小商人合资拼凑一个股份制马帮，他们拉上我一贫如洗的祖父，答应他用劳力换取一份干股。这样，驮茶叶出境，驮洋货入境，拼死拼活两三年，祖父他又起死回生，有了属于自己的七、八匹马。跟着大马帮走，不求多赚，只求稳赚。再后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占领东南亚，茶马古道叫封死掉，马帮赶不成了，祖父就转行做其它生意，波折不大。
转眼到1948年，四处都闹共产党。当时在易武最有影响的人物叫王少和，他们家跟我们家一样，也是自石屏宝秀迁到易武，后家道中落。王少和与我祖父年龄相当，经历也相似：打小没念书，去制茶、跑马帮、贩烟土，懂多种方言，做越境生意。不过人家更会走上层路线，还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被推举为“镇越县抗日民众自卫大队”大队长，稍后又当区长和土司代办，最后出任县参议会参议长兼国大代表。
老威：你祖父望尘莫及啊。
胡俊忠：易武多少年才出一个王少和哟！该人家心高气傲，连云南省主席委派的县长也不放在眼里。拿现在的话说，就叫“地方对抗中央”。所有政务及诉讼，都得经过姓王的，才行得通。县长气疯了，出动保安团，以“包庇种烟，武断乡里，任意浮摊滥派，擅理行政司法”等罪名抓捕王少和，镣铐加身，打入死牢。却不料王少和神通广大，居然在狱中与社会各界频繁往来，聚集武装，策划了一场推翻县政权的暴动，将县长和法官都砍了头。
火玩大了，王少和的暴动武装不得不改换门庭，与中共地下党取得联系，接受整编。成立了党领导的反蒋的“人民自卫军”，与国民党打游击，代价惨重，连自己的家眷三代6口也遭杀害了。一直到1949年9月，王少和任总队长、李衣人任副队长的“江越支队”才被正式并入“边纵”9支队；10月易武解放，王少和终成正果，任镇越县首届人民政府副县长。
老威：这跟你祖父有何直接关系呢？
胡俊忠：我祖父就是王少和手下的经济委员啊。1951年镇压反革命时，王少和刚率团去昆明参加云南省首届民族代表大会不久，正风光呢，不料转眼就被抓了。严刑拷打跟着上，要逼他交代“历史反革命”和“组织土匪武装”问题。
老威：我曾听说整个边纵，也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都被定性为“土匪武装”，直到1984年才平反。
胡俊忠：等不到了，王少和进普洱监狱才3个多月，就莫名其妙地“病死”，终年50岁。他的部下，还有地方上与他有牵连的，好几百，全被当作土匪镇压掉。人变鬼，当然不需要平反。你看，我祖父的《平反通知》在这儿，简单几句话，就值一条人命啰。
老威：请说说你祖父的具体遭遇。
胡俊忠：1948年的劫狱暴动成功后，王少和亲自找到我祖父，拉他入了伙。当时的“江越支队”有400多人，军需是个大问题，我祖父当经济委员，说白了，就是负责筹枪、筹粮、筹款。
老威：你祖父的能耐不小嘛。
胡俊忠：他有《华侨证》，还掌握了一个马帮，经常出入法国人控制的老挝和英国人控制的缅甸，贩卖烟土、枪支，轻而易举就能逃过检查。
老威：跟现在的跨国毒枭差不多。
胡俊忠：不一样啰，如今为了干经济，过去为了干革命，个人不会私吞一分钱。我祖父出生入死，也算立下汗马功劳。直到1949年9月，经过半年改造的江越支队并入“边纵镇江整训总队”，四、五百人缩编为120人，四分之三被遣散回家，我祖父也随大流从江城回到易武。
接着云南全境解放，上面派来由南下干部组成的工作队，组织学习，大家都还摸不着头脑。有略知共产党政策的亲戚，曾偷偷劝我祖父一起弃家逃命，可当时拉家带口，哪能说走就走。况且老人家有些底气，心想：撇开革命功劳不提，我在本地也算声望较高的开明士绅嘛，大不了再贡献点财产出来。
嘿，这一念之差，脑袋就飞了。1951年镇反运动，我祖父，以及“江越支队”所有在岗和遣散的人员，都琅铛入狱。
老威：为什么？
胡俊忠：刚成立的镇越县公安局经过“调查”，并报上级核准，认定以王少和、李衣人为首的江越支队是土匪恶霸武装，正积极筹备推翻共产党的反革命暴动。
老威：可有证据？
胡俊忠：镇压反革命是有任务和指标的，无处下手？哪先秘密逮捕两个江越支队的成员再说。跟着突击审讯，大刑伺候。两人熬不住，就狗咬狗，引起更多的狗被咬被抓，案子就越滚越大了。啥子“总司令、大队长、中队长”，啥子“接头时间、地点、暗号”，啥子“纲领和组织系统”，啥子“枪支弹药从哪儿取”，等等，编得活灵活现，其实屁事没有。
老威：几十年后又来平反昭雪啰。
胡俊忠：几百号人，枪毙的枪毙，劳改的劳改。我祖父是“暴动骨干”，解放前两年就埋在老挝境内的枪支被挖出来，拍了照。他老人家是在万人公审大会后遭毙掉的，此前戴了大半年的重镣，被整得恍恍惚惚，就剩几根骨头了。接下来，我们家的财产、房屋也被没收。
老威：“土匪武装”全军覆没？
胡俊忠：凡是有点家底、有点积蓄、有点声望的，都难逃法网，人财两空，亲属还要受几十年的株连；只有穷得就剩一杆枪的，才作为“受蒙蔽群众”教育释放。还是要讲究“阶级原则”啰。
老威：唉，王少和一干人以劫狱暴动起家，最终却死于反革命暴动罪，算一种因果轮回吧。真叫冤枉的是你祖父，47寿终，人还没活明白。
土改受害者胡成章（下）
插记
天擦黑了，最后的晚云如一只断手，拖着斑斑血迹，终于隐没在倾废的岗楼上空。水一般的凉风漫上台阶，我们随即退至室内。孙医生将好几瓶国外的药放在桌上，又低声唤胡俊忠过去，一一叮嘱。而我这厢，肖秀云大妈刚刚提起忆旧的兴致。由于音调低缓，状如喃喃自语，我只好欺上前，将录音机凑拢她的嘴角。而哲学家一般的大爹凝视着门外的夜色，不知在想什么，难道一个失忆的脑袋深处，还有另一个我们不了解的世界吗？
灯光昏暗，六、七平米的狭窄空间堆着六、七个人，连身子都转不开。可此刻的氛围却显得鬼魅，似乎还有些我们摸不着头脑的东西在往里面涌。远远有幽幽之音传来，又像歌声，又像脚夫的吆喝声，刹那将我带回童年的乡间，老地主爷爷，不太老的爸爸，与我脸贴脸，如两三堵凑在一块的墙——然而他们是那么远，比我感觉到的幽幽之音更远。
有记忆的大妈继续说着，没记忆的大爹想说，却说不出，他们在一起共了几十年患难，为什么呢？
正文
肖秀云：自16岁嫁到胡家，就没过啥好日子。公公是赶马经商的，没种过地，也没地可种，住的是土坯茅草房，家具也比较简陋。稍后有点积蓄，才在易武老街开了个铺面。边疆地区啰，大多数与我们家类似，不特别穷，也不特别富。
老威：我查过西双版纳的整块地图，发现镇越县，也就是如今的勐腊县，与老挝的边界线长达600多公里，而且杂居着傣、汉、彝、哈尼、瑶等多种民族，尽管习俗习惯南辕北辙，可共同点是生存不依赖田地，而依赖越境边贸。真不晓得汉族人发明的土地改革在这儿怎么搞？
肖秀云：上面派的工作组一直都在啰，可是划阶级成分已经1956年的事。
老威：这么晚？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呢？
肖秀云：1951年镇反，随后清匪反霸，减租退押没咋个搞，好像政策还是学习过。少有人种地嘛，连村长、保长都住茅草房嘛。我们家是小商人，相当于中农。
老威：易武是县政府所在地，地主、富农多不多？
肖秀云：旧政权手头当过官的，有势力的，地方上说得起话的，做得起慈善事业的，枪毙剩下了，不管有没有土地，都摊派个地主给你当。你还敢不要啰？易武老街的汉族大姓，王、黄、刘，就划了十几家地主。对少数民族的土司、头人，先还客气，在政府里安插个职位，可某一天毛主席的指示下达，该翻脸就翻脸，打下去，照划剥削阶级。哎哟，跟我们家也没啥区别嘛！土改之前，他们的房子、牲畜、财产被没收，我们的财产、牲畜、房子也被抢得光光，每次开斗争会也挤在一块。好像反革命家属中，划贫农的也有，你说这个王少和死鬼，牵扯了多少人？
老威：你见过王少和吗？
肖秀云：一条街上的人，与我们家来往多。1948年暴动，杀国民党县官，街坊邻居都去了嘛。脚跟脚，共产党政工队就来了，与王少和他们打得火热，大张旗鼓，同国军干了好多仗。江城县的李衣人又带齐人马，上门搞联合，成立跨县的“江越支队”。
老威：也就是后来的土匪恶霸武装。
肖秀云：公安局搞的大冤案啰！小小易武，一镇三乡，六、七个村，就杀了100多，连政工队（解放后编入工作队）的人都杀了好些。有的集中杀，有的分散到各村去杀，有的开会公审，有的就黑灯瞎火，一脚踢出去崩掉。血浆子将溪沟都染透了，鱼也喂肥了，白愣愣朝沟坎上跳，可谁也不敢去捡。我记得公公被杀是三八妇女节以后，清清楚楚的，头天就在几条街反反复复敲锣通知，当当当。胆小的藏在窗后偷看，胆大的就窜上去拦住问：杀几个？更夫横起砸一锤，当！然后爆着青筋吼：6个！问的人猛拍两巴掌，也爆着青筋跟吼一声：6个啊？又是6个！
我们家大小都没睡着，熬啊熬啊，月亮起来了，星星更亮了；月亮没得了，星星没得了。起一阵风，接着就没风，蟋蟀和青蛙倒是吼得狂。公公他们天不见亮就被五花大绑，听说饭也没吃水也没喝，就押到学校坝子里去。嘿，那口老远就能望见的大铁钟，还是公公他捐款铸造的呢。
老威：这批杀的都是江越支队的游击战士？
肖秀云：有江越支队的，有商人，也有小学校长、老师。都做了冤鬼，30多年后又平反昭雪，没一个有罪！特别是公公，下到阴曹地府，会让国民党的冤鬼笑掉大牙：哼哼，良民不做，帮共党杀我们，结果报应眨眼就到。
老威：当时你在枪杀现场吗？
肖秀云：屋里躲着啰，大儿子刚生不久，正坐月子。小脚婆婆还在，胡成章又被抓了，家中就没个撑得起的。哎哟，那口号声啰，那排枪的嘭嘭声啰，吓得我们抱成一团，抖个不止，哭个不止。后来听人讲，是开完会，架到老街外的溪沟边杀的，齐刷刷地倒，全部射成筛子了。哎哟，都是易武街有名望的人物，可不可惜！
尸体是请亲戚帮着埋的，坟包包两三年就平了。究竟在哪儿？以前晓得，现在就不清楚了。易武街周围变化也大，盖的房子也多，估计那么多尸骨都垫了基脚。
胡成章：爹的尸体我没见着啰，我被关起啰。
老威：为啥关你？
胡成章：受连累。
老威：为啥受连累？
胡成章：记不得。
肖秀云：他被关了1年多才放，家里就剩婆婆、我、侄儿侄女。大儿子1岁出头就死了，出麻疹没过关，所以你看到的这个大儿子是1953年出生的“假老大”。那时候，民兵三天两头来扫荡，屋里啥子都没得，锅碗被砸掉，东西就用树叶裹起，烧熟了吃；床叫抬走了，只好铺几把草，睡地下。多余的布片片都拿走，房顶捅出十几个大洞，漏雨，把我和婆婆都整成了医不好的风湿。哎哟，所以到了1956年土改，我们家已经成原始人，比贫农还贫农，还分了一点点地呢。
老威：也就走个形式啰，因为全国统一的土改已结束几年了。此前这儿搞的“杀人分赃”算是“不叫土改的土改”吧。
肖秀云：瑶族和哈尼族住山坡山脚，刀耕火种，根本就不用土改；傣族住勐仑、勐腊、勐捧三乡，从古至今都受头人、土司管辖，种不种地没多大关系；还有彝族、汉族，很多人就不会种地，有就吃，没有就想办法弄来吃，哪存在啥子阶级剥削！划完成分，我还找过工作队，我说我们家既然不是地主富农，那么财产就该受政策保护，就该把几年前拿走的4匹骡子4匹马退赔了，损失的东西就算了，哪怕归还两匹骡马也可以。可是人家撵我，还骂我反攻倒算。
胡成章：我又第二次坐牢啰。
老威：还是受株连？
胡成章：放卫星。
老威：放卫星？
胡成章：放卫星放错了。
肖秀云：1958年的事，人家在大跃进，放卫星，《人民日报》上都刊登了，亩产粮食好多好多万斤，仓库都堆不下。大形势摆在那儿，毛主席在吹，全国人民跟倒吹，到处敲锣打鼓，天天在过节，天天在超英赶美。嘿嘿，你就听嘛，表态附和几句也不打紧嘛，实在不愿意，就装哑巴聋子嘛。偏偏这一位，开口就说吹牛！
老威：在会上说的？
肖秀云：反革命家属，不敢在会上发言……
胡成章：几个人私下议论，还哈哈笑，我就插了两句嘴，说山药亩产40万斤是吹牛，反正吹牛不花本钱。谁知这话传到公安局耳朵里，没几天就遭抓了。
老威：嘿，老人家的思路清晰着呢。
胡成章：检举材料都搜集了一摞。接下来判刑，送到普文。
老威：罪名？
胡成章：破坏大跃进的反，反，反革命，判6年，他们打，打我。记得嘛，还拿绳子绑，说，说不成了……
肖秀云：我记得是8月初4，大女儿才1个月零4天，他就进去了。先转到思茅，最后送到这儿劳改。我喊天都来不及，又搞公共食堂，民兵背起枪，闯进屋将猪也赶走，粮食也掏空，然后宣布：私人不准开伙，谁开伙谁犯法。我的身体都要虚脱了，还得领着儿女，去食堂排队打饭。半饥不饱地拖了3个月，食堂就开不下去了，牛皮吹嘛，吹到头来，毛主席不饿肚子，当大官的不饿肚子，就是群众饿肚子。59年到62年，3年多，人就只有一个想法：找吃。每人每个月，供应4斤大米，额外的要凭粮食局的条条。不敢想哦，反胃，难受，那年头啥子不能进嘴？树皮、树叶、蚂蚁、蚯蚓，带刺的藤藤，只要不是毒药，不是大粪。接受不了，身体自然起反应，大不了呕出来。饿死掉好多人啰，连走路都要小心，免得沟沟底快脱气的人突然翻上来，伸手扯你裤脚。唉，如果没得娘家的父母兄弟接济，我们家恐怕绝户啰。我爹当时在加工厂，经常弄些带壳的糙米，得舂了才能吃。我天天凌晨5点起床，邦、邦、邦，舂到7点，才下锅熬粥。吊命啰，呜呜，吊命啰。
老威：大妈莫伤心。
胡成章：劳改队也饿死人，我跟牛一样，把铺草都吃完了。
肖秀云：劳改队死人更多，二三十岁的精壮汉子，饿得倒下去，说咽气就咽气。厉害的时候，每天有四、五个人抬出去，埋都埋不赢。几个月，1000人的中队，就少300多。胡成章为啥没死？一是因为在外面养猪，稍微自由些；二是他接了个犁田的美差，他使劲犁得深深的，有时就会翻出鳝鱼、泥鳅及其它活东西，他马上捉住吃掉。后来又偷偷带火柴，设法烧熟吃。
胡成章：1964年，我，我满刑，不准走，留，留在普文农场。
肖秀云：饥荒过了，劳改犯死得太多，大片土地荒起，于是他就留场就业了。1968年，我们也迁过来了。
老威：易武到普文多远？
肖秀云：以前赶马要走七、八天，现在坐车要大半天吧。
老威：为什么要背井离乡呢？
肖秀云：他回不来，我们在老家又缺劳动力，饥荒熬过了，仍然吃不饱。娃娃们还小，婆婆还在，我一个体弱多病的妇道人家，只算半个劳动力。那时农村是大锅饭，工分大家评，没有全劳动力，工分就低；工分低，粮食就分得少。而且每年还要从基本口粮里，扣除三分之一作为生产队的公济粮。1000斤就要扣300斤。
老威：除开大锅饭就无法可想了？
肖秀云：文革当中，天天闹着割资本主义尾巴，连鸡鸭都不敢多养。猪肥了要上交供销社，按国家牌价统购统销，每斤肉返还几毛钱吧。私下杀猪是犯法的，易武下面村里，有家人娶媳妇，半夜偷杀肥猪，办酒席招待亲朋好友，结果还没散席，一窝人正醉醺醺地猜拳呢，公安局就提着手铐子抓人来了。
老威：中国有《杀猪法》吗？我怎么不晓得？
肖秀云：有杀猪政策，可以当作法律的，不过比较轻，违法杀猪一头，判刑一两年。
老威：70年代末之前，全国所有副食品都凭票供应，每人每月才半斤肉4两油，搞得大伙饥态百出，却不明白城镇居民的肉食是这么来之不易。
胡俊忠：那时我十几岁，正长身体，顿顿喝稀，屙泡尿肚子就空了，扛不住啊。加上书也读不成，小学教室不够，贫下中农子女得优先，我们这种家庭背景嘛，踢回家。
老威：日子没法过了。
胡俊忠：所以要迁过来，普文荒地多，劳改犯填不满，正缺人手，所以敞开接纳就业人员家属。关键的是，这儿除了警察，大家的身份都差不多，用不着互相歧视。
老威：跟你们家类似的外来户有多少？
胡俊忠：如今占农场的一大半了。母亲和祖母先到，我满16岁才招进来当工人。父亲正式的工人待遇是80年代，大约在公安部长赵苍璧讲话之后拿到的。
老威：可你们家是冤案啊。
胡俊忠：我父亲1982年平反，来了个通知，说1958年是错判，破坏大跃进的现行反革命罪名不成立，应予推翻。我祖父1985年平反，过程非常曲折。
老威：牵扯好几百人，当然曲折了。
胡俊忠：1951年镇反冤案是易武的公安局局长经办的，而上级审批者是当时的江城、镇越两县的中心县委书记，姓余，石屏宝秀人。没料到，这位余书记后来也成右派，入冤狱，劳改了20年。1979年刚平反恢复工作，他的一位老表就脚跟脚找上门，也闹平反——原来也是我祖父案子里的苦命人，死罪逃脱，活罪受了几十年。可能是同病相怜，或者是天良发现，余书记当即写了一份证明材料，还联络当时的公安局预审科长，国务院统战部办公室主任等老干部共同签署，要求平冤。
老威：后来呢？
胡俊忠：王少和的生平正式写入中共勐腊县党史，最先也有我祖父的名字，后来又没看见了。易武老街许多家都接到了平反昭雪通知。
老威：有赔偿吗？
胡俊忠：我祖父700元，我父亲200元。
老威：两个冤案加一条人命，才900元人民币？
胡俊忠：80年代的900元，相当于现在的好几千了。
老威：你父亲受你祖父株连，还坐牢1年多呢？
胡俊忠：没算。
老威：为啥没算？
胡俊忠：因为没定罪名，就平不了反。
老威：这叫什么话？
胡俊忠：哎呀，以前没定罪名就坐牢的太多了！我家三妹夫是个四川人，1959年曾在勐养县做工，由于外出手续不全，被民兵扭送公安局，关起来集训，随后又被劳动教养两年——没任何罪名，平啥子反？找哪个平反？唉，老百姓，历朝历代都是砧板上的猪肉，横切竖切都可以啰。
胡成章：横切竖切？可以嘛。无所谓嘛。
肖秀云：啥子都记不得，吃了睡，睡了吃，你当然无所谓啰。
补记
告别两位老人已是深夜10点多钟，胡俊忠拎起一把大电筒，将我们送出“沦陷的监区”。翻耕过的土地在光柱两旁延伸，弯曲的铁丝网外，窜跳出好几条野狗，眼睛贼亮，令人回想戒备森严的昨日。果然胡俊忠说，这是进出中队的主路，以前都是几架探照灯来回扫到天亮，除了岗哨，还有牵狼狗的巡逻哨——说不定这些野狗都是狼狗和土狗乱搞，窜的种呢。
我叹息道：人生而自由，你们家却甘愿背井离乡，迁徙此地！注重精神生活的孙医生却抬头望天道：别伤感了，我相信上帝会眷顾这些受苦的人。胡俊忠说：上帝在哪儿呢？我怎么看不见？我也说：我只看见稀稀落落的星星，跟狗眼睛差不多，天空都布满铁丝网啊。人在这个世界真是插翅难飞。孙医生沉吟道：上帝比我们看见的事物还要高，可只要你相信，他就在你心中，你就会得到一种支撑自己活下去的自由的力量。
我们又默然走了一段夜路。胡俊忠方从一堆杂乱平房里唤来一辆屁股嘣嘣响的三轮，并抢先付罢车钱。彼此依依惜别，珍重珍重。十几分钟后返回普文镇，住进一家不用登记《身份证》的旅馆。
出于外科大夫本能，孙医生谢绝了我上街觅食的邀请，立即洗澡。我在路灯暗淡得比鬼火不如的几条街兜了一圈，发现歌厅和发廊依旧敞着门，里面的小姐千姿百态，像植物标本，浸泡在红药水一样的灯光中。而在每个街口，都拥挤着青烟缭绕的烧烤摊。我目光发绿，在摊前流连了三二来回，却不敢贸然点菜——因为周围的饮食男女均为清一色的妓女嫖客，我一个光头和尚，上哪儿落座就餐才不惹人笑话？或者不招蜂惹蝶？
只好在一通宵营业的小卖部购得几包小食品，带回旅馆填肚子。孙医生已入梦了——他长期养成早睡早起的习惯，却陪我长途奔波，还忍饥耐渴，乱了生物钟。
展开被子细细搜索，查得污渍数点，阴毛两根。没办法，明知此处曾是嫖宿窝点，也只有和衣躺倒。倦意睡之袭来，不料朦胧之间，睫毛上竟浮现梁宗岱翻译的里尔克的诗：
谁此刻在世界上某处哭，
无端端在世界上哭，
在哭着我。
谁此刻在世界上某处笑，
无端端在世界上笑，
在笑着我。
谁此刻在世界上某处走，
无端端在世界上走，
向我走来。
谁此刻在世界上某处死，
无端端在世界上死，
眼望着我。
这村里
这村里站着最后一座房子，
荒凉得象世界的最后一家。
……
那些离开它的，飘流得远远，
说不定许多就在路上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