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徒孙医生
前奏
2007年1月9日下午5点，我们结束对圣徒后裔王子胜的寻访，从高桥乡下长冲村回折几公里，就脱离还算平整的主路，拐入通往田心乡发块村的“糖石路”。所谓糖石路，就是泥巴与硬糖一般的碎石块掺和铺成的单行道，面包车一上去，就如伤寒病发作，嘀嘀哒哒哆嗦。我们也随之哆嗦，并且没完没了。孙医生在后座，在旧衣物的包抄之中，没过一会儿就得起身一次，将造反的旧物口袋镇压下去。而司机小张身子前倾，双臂已夹住方向盘，但情不自禁的嘎嘎磕齿声仍不绝于耳。出于诗人天性，我企图将颠簸化作游戏，不料屁股刚随嘀哒的节奏起落两回，脑顶盖就撞出一包。
尿频也一发不可收，车子平均几十分钟要停一次。在一座接一座枯燥乏味且浮尘飞扬的秃山间如此折腾，骨头散架不提，连肉皮也拉扯得不行了。可孙医生说，他一年要进来好几回！为什么？
太阳缓缓坠落，巨大的光轮像一盆盆血，哇哧泼向交错的峰峦。从前窗望出去，视野内全是紫红的潦泡。对面山坳闪出一辆来车，我车就在这面山坳刹住等候，滔滔尘头席卷腾空，太阳之血刹那被冲淡了。
黑夜接踵而至。寒风顿起。远方有扑闪的小灯。孙医生探头指出，注意了，下头是连续3个急弯，很容易撞车，一定要慢点。我估计马上就到了。不料孙医生接着指出，前方山窝子有家小店，山羊肉不错，我们吃罢晚饭再走。
深一脚浅一脚穿过泥地，踏上石阶。有点《水浒传》里的黑店味道，随灯影迎出一彝族壮汉，高声问吃几斤？孙医生答先来两斤，多配几种蔬菜。
旋即锅子端上桌，我们就着糙辣椒蘸碟，狼吞虎咽。身旁一大堆彝人在烤火。孙医生客气地招呼：一起过来吃啰。惹动一阵哄笑。
身热胆壮，我们梁山好汉一般继续赶路。好多年没见识过这么黑的夜，跟墨汁似的。我感觉车子嗖嗖插入一个场口，房屋在光柱两边，极鬼魅地闪避。小张说：发块要到了。把坡下到底就是发窝。我不明其意。孙医生解释：彝语。发块的意思为山腰；发窝的意思为山脚。不过我们不必去山脚。而要拐进机耕道，左绕右绕很难走。我笑道：鬼门关都翻过了，还怕进阎王殿么？
夜里9点，我们抵达群山肚脐眼里的田心乡发块村，进入孙医生的得意门生孙庆元的院子。又是一堆人在屋里烤火，孙医生一露面，全部扑出门，那个久别重逢的亲热劲儿！42岁的孙庆元为本地教会医生，极有威信，他当即按孙医生的吩咐，带人每家每户分发旧衣物，喜气洋洋，同过节一般。
忙碌停当已夜深，人逐渐散去。我和孙医生烫罢脚，围火坑而坐。无言，竟也无睡意。我习惯性地掏出录音机说：随便聊聊，就当催眠吧。
正文
老威：跟梦游似的，我从来没想到会坐在这儿。
孙医生：主的安排啊。
老威：那眼下这个山村夜话氛围也是主的安排。
孙医生：嘿嘿。
老威：允许我问一句，你是医生，怎么会对土地改革感兴趣？
孙医生：因为我家就是大地主。我祖父和父亲都是中医，在南京城里开有老字号诊所，很有名望。挣了钱，他们就在郊区购置了不少田地，当不动产存在那儿。可共产党一来，世界翻了个滚儿，我家就成剥削阶级，田地和诊所都遭共产。
老威：他们的命保住了？
孙医生：把我家搬到云南或四川的穷山沟，他们有10个脑袋都掉了；可南京周边是富庶之地，地主、富农太多，光我家所在的那条街，至少有一半以上的店家在郊区有田地，相比之下，我家远远不算顶尖。当然，历次政治运动，我家都是重灾区，我从小就习惯了父母被突然之间揪出来，游街批斗。幸好还有家传医术，许多政府官员觉得有利用价值，就让你苟延残喘。
我1974年到云南西双版纳当知青，在整个生产建设兵团，我年龄最小。当时刚读初三，就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才虚报岁数下乡的。说来可笑，1973年到1975年，西双版纳这块还在搞“阶级成分复查”，给许多土改中漏划掉所谓地主、富农重新戴上帽子，大肆批斗。
老威：是么？也太落伍了。
孙医生：这是少数民族地区，对时代的反应要慢好多拍。我们属于景洪公社，紧靠着橄榄坝公社，再出去是边境线，除了傣汉，还有哈尼、拉牯、布朗、瑶、彝、佤、白等民族，对汉族人灌输过来的土改怎么搞呢？据我所知，拉钴和瑶族既没搞土改，也没有地主。
老威：可能大伙都在坡上半裸着刀耕火种吧。
孙医生：但我们刚去的时候，到处都在斗地富分子。有个傣族小伙子，我们去的头天就认识了，知青要吃水果，他就猴子一样爬树，摘了很多。可没想到，这样老实的人是富农儿子，经常无缘无故被批斗。有一次民兵打得他满地滚，我实在忍不住，就跑过去扶他起来，由于我的身体插在中间，民兵没法继续打，只好罢手。多少年一晃而过，我却清晰地记得那种恐怖躲闪的眼神，与圈起来待宰的狗差不多。可他不是狗，年龄也和我们知青不相上下，为什么就不能平等呢？
我对社会、对毛泽东思想产生怀疑就从这身边的一点一滴开始的。什么人民翻身做主，什么伟大、光荣、正确，狗屁。1976年毛泽东呜呼那天，我正在林子里砍香蕉呢，我边砍边吃，肚子都有点撑了。突然，兵团的高音喇叭放起了哀乐，接着就是低沉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嘿嘿，不是万寿无疆吗？怎么说死就死？真是个好消息。
后来我当上赤脚医生。再后来恢复高考，我考上北京医科大学。临上京的那天，那个富农儿子还特地跑来送我，很依依不舍。
大学读5年，毕业分配到苏州医学院附属医院，一直当外科大夫。做了无数急诊，什么肝破裂、肠破裂、脾脏破裂，头颅破裂，开刀缝合，一分一秒抢时间，动作稍慢就大出血，要死人。我的医术就是这么操练出来的。到了1988年，为了“四个现代化”的需要，我被破格提升教务长，任了一届，又提升常务副校长。
老威：年轻有为啊。
孙医生：外科的关键是临床判断，该如何马上如何，来不得半点虚的。可这套在官场行不通。我锐意改革，卖掉专用的桑塔纳轿车，自己买辆自行车骑；我取消逢年过节会餐，禁止大吃大喝，限制财务报账。触犯了许多人的利益，人家恨死我，在背地整黑材料，我还蒙在鼓里。九十年代初，一些西方外教和留学生进入我们学院，通过他们，我读到了《圣经》，很受震动。刚巧官场的挫折也促使我反思。《圣经》的本质就是敬畏，就是爱，而中国人既缺乏敬畏，又缺乏爱，为了一点点蝇头小利，什么都干得出来。靠党的领导？规章制度？废话。
大约是1990年9月，我在留学生宿舍第一次参加了祷告聚会，当时除了留学生和外教，还有几个中国学生。此后我一直参加礼拜，也逐渐养成睡前祈祷的习惯。1992年冬天，我休假去西双版纳，逢圣诞节，在家庭聚会上祷告时，突然意识到某种使命，心灵感动不已，就由德国宣教士大虎主持，正式受洗。
老威：既然如此，你的官还能当吗？
孙医生：我知道那个时刻在临近，我必须作出选择。我参加聚会的事也有人告密，领导多次找我谈话。按理，我在体制内已多年，医术上亦有造诣，如果稍作让步，仍是一派锦绣前程。上帝和魔鬼在我头脑里反复争战。可最后，领导拿出一份《入党申请表》，让我填了它，这就意味着“谣言不攻自破”。
不能填。我说。因为不是谣言，是事实。
什么？领导以为自己听错了。
我信基督。我一字一顿地说。我只能选一样。
领导气得要命：你当共产党的官，拿共产党的工资待遇，却信基督！基督是什么？能吃能喝吗？
我不眨眼地看着他，依然一字一顿地说：我辞职。我得救。
于是我被院方解除了一切职务。
老威：这是哪一年？
孙医生：1993年。我不得不离开医学院。随后不得不离开苏州。西双版纳的景洪医院聘用了我，直到1996年。接着又去深圳两年。再接着出国，从环境相当优美的泰国清迈转道，进入相当糟糕的缅甸佤邦，服务于南佤军区范围内的一家国际丛林医院。
老威：脱离了体制，你的人生马上就动荡不堪。
孙医生：可内心不动荡。我是主动报名去佤邦做人道志愿者，因为那儿充满战乱、瘟疫、贫穷。当红十字会的车子颠簸在土路上，我看见窗外除了漫山遍野的罂粟，就是洋不洋土不土的佤邦军人，身上挎着枪，还挎着炮。附近还不时响起枪炮声。我们抵达的所谓“医院”其实就几间草棚，四周有几棵树。由于酷热，苍蝇相当密。可是技术力量很强，西方各国的医生来过好多批。
老威：你与他们交流没问题？
孙医生：傣话和英语我都会一点。医院虽简陋，气氛却很融洽，应对流行病、疟疾、妇产、吸毒引发的各种病症，以及大批量的大外科都很尽责。连续工作几天是家常便饭，但我在这儿学到不少东西，包括像白求恩大夫那样做野外手术。
不过我反感那个台湾籍院长，他缺乏爱心。比如有一次，医院聘用的一个佤邦护士和军人谈恋爱，头天晚上，男女才钻入一顶蚊帐，第二天女的就被抓起来，那些当地人还闹着要把她推出去毙掉。我听见女孩的哭声，就去找院长，可院长却说这事儿不该他管，还劝我也别管。我气坏了，就直接找抓她的叫“山耿”的军官。山耿解释说：那个军人在家有老婆，是护士勾引他，所以该死。我说：这有啥了不得？还不快把钥匙拿出来。当地人对医生都非常敬重，山耿虽是人民军，也不例外。于是我就亲自打开女孩的脚镣手铐，接她回来了。
老威：真把人命当儿戏啰。
孙医生：是啊，抓人、放人、枪毙人全是一念之差。我的外科助手是个缅甸人，叫玉瓴，相当聪明。他原来也是正规医生，可吸毒成瘾，曾经进过戒毒所，出来后毒不吸了，却嗜酒如命，等于用酒代替了毒。因此院方将他从医生降为护士。有一次值夜班，玉瓴也喝得迷迷糊糊，被台湾院长的朋友，一个台湾牧师逮着，就大声骂他。玉瓴不服，两人就你来我往对骂。我出面阻止，并批评玉瓴：你这样对自己、对医院不负责任，以后怎么办？你的老婆、孩子怎么办？玉瓴一下子清醒了，立马道歉，还发誓改正。可是第二天来了辆警车，当作大家的面将玉瓴抓走，从此再没有回来。
老威：咋回事儿？
孙医生：台湾牧师向军方打了报告啰。这前后两件事搞得我对台湾人很厌烦，也是我最终离开佤邦的动因。我在那儿呆了1年半，本来已融入当地，连总司令的太太都请我们到她家吃饭呢。
我是上个世纪末回国的。可以说一无所有，但信心越发坚定。我先由侄儿介绍，去云南大学医学院代课，钱不多，却比较轻松。
老威：你有了异国行医的“通科”经验，不想借机重返体制？
孙医生：如果是真正的基督徒，肯定在大医院呆不下去。
老威：信仰障碍吗？
孙医生：普通良心。比如你开什么处方？病员坐对面，直勾勾地盯着你，人家已经叫病魔弄成那样了，你在处方里下什么药？因为同类型的药，价格悬殊很大。一般情况，我捡价格最低、疗效最佳的方子开，如此下去，药房、科室乃至院方都有意见。因为破坏了潜规则，就破坏了形形色色供药商与医院的长期平衡，就直接间接损害了集体利益。
老威：医生坏了良心，跟抢劫犯无异。
孙医生：治病就是抢钱啰。许多病对医生来说，就是对症下药，顺水推舟，不费什么力气。你自己也在治病救人中获得快乐啊。可现实呢，治一点普通病，动不动就几百上千，甚至几千上万。你为什么不习惯开几块钱的抗生素，几块钱的传统药？或许它们的进价才几毛钱，成本才几分钱——照此计算，医院已经赚够了。还嫌不够？
老威：所以你就成了害群之马。
孙医生：对。我是基督徒，我必须告诉病员实情，病员也有权了解实情。所以我进任何医院都容易，可总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归”。
老威：你是叫逼成“游方郎中”的？
孙医生：没人逼。的确是神的旨意。
老威：嘿嘿，我洗耳恭听。
孙医生：我在教堂做礼拜时碰到我的一个学生，不料我的命运从此改变。
开始我都没认出他，因为云大学生太多了。后来聊得不错，才知道他是禄劝皎西出来的农村孩子。
老威：皎西？撒营盘还往里走，快到红军窜过金沙江的皎平渡口了。
孙医生：偏远落后的大山沟，但民风纯朴，村村都信基督教。我的学生说：他的家乡有个等死的病人，问我有没有兴趣跑一趟？我随口答好。没想到这孩子第二天就找上门，领着我搭班车，折腾快一天，抵达了皎西。原来是本地教会长老的太太病了。我进屋一检查，乳腺癌。肿块已有鸡蛋大，得马上动手术。我当时生气地对长老说：病怎么能拖？长老说：禄劝和昆明的医院都跑遍了，动手术至少要花8000元，还不敢担保断根。我们回来东借西凑，才有2000元。我说：这手术我做。长老急忙问多少钱？我答免费。那一家人全愣住了，那种奇怪的目光盯得我不自在，就解释说：比这更复杂更厉害的手术我都做过，你们放心吧。
歇了一夜，我就匆匆往回赶。本来是约好病人随后来昆明，借医院的手术室做，可待我打电话去催，对方又说在皎西家里等。晚上，我跪下祈祷，求主赐给我力量，帮助更多的穷人。脑子里竟浮现出一个个美国或英国的老电影镜头，那些战地医院，或根本没医院，就一块野地，那些可爱的大夫正为病人开刀。还说笑话，引开病人的注意力。
内心充满感动。接着我花了不到100元钱，买刀子、针线、手套等等，其它东西原来就有。我背上药箱赶路，嘴角都挂着笑。我记得手术做了没多久，手术室就是长老太太的卧房，手术台就是她的床，那张黑黝黝的、睡了几十年的床。她以为自己快死在那床上了。
老威：你没有帮手吗？
孙医生：有个老大爹，60多岁，是当地的牧师。屋里很暗，开窗也光线不够，就把几个手电捆在一块，让老大爹举起来当手术灯。老大爹的身板硬朗，站一两个小时一点事儿没有。我让他照那儿，他就直端端照那儿，毫不含糊。我把病人的右乳房整块挖掉，而后做了仔细地处理。我没感觉累，只感觉同穷人在一起，就是同上帝在一起，很甜美。真的，心甜美，接出的果实也是甜美的。
老威：你大概是中国第一个在农民家里做癌症手术的医生。你可想过万一出意外咋办？
孙医生：既然决定做，肯定要有充分的、万无一失的准备。我是正规科班出身，以前也没料到会在这种条件下做手术。消息刮风一般传开，皎西周围的村民纷纷上门求医。记得那次我呆了一个多星期，几乎不能脱身。
老威：就在一个地方？
孙医生：还从皎西走到武定县的乍基乡。两地间不通公路，起个大早，我跟着热心的带路者，爬坡下河，锻炼了将近8个小时，鞋底都差点磨穿了，才好歹到达。虽说我一直是运动爱好者，可这算是平生最长最累的步行啊。
老威：我进去过两三趟，坡太陡了，连骡子都打滑。爬某些山梁子，鼻子稍不留意就触地。
孙医生：但步行下来，感觉浑身透气，吃得香，睡得沉。趁着好心情，我在乍基村民家里又做了一个腮腺癌手术，一个囊肿切除手术。感谢主，没有一点问题。
感谢主，我终于明白了自己的道路和使命。
插记
子时将尽。我知道孙医生不习惯熬夜，就提议明日继续。不料孙医生问：这是不是和做手术一样，开了头就不能停下来？我噗嗤一笑，只得承认道：的确，明日的气氛又与今日不同。
我不禁摸了摸自己的右眉，似乎手术刀还在那儿划动。两个月前，孙医生曾经背着一个简单的挎包到云南某地拜访我，谈笑之间，顺便在我的腋下和眉间动了两个小手术，割除两颗黄豆大的肉赘或瘤子。记得当时室内还在放鲍勃·迪伦的早期摇滚，孙医生叫把音量关小。窗外古塔矗立，夕阳正红，鸟儿在啁啾，有几头老牛向苍山草坡款款远去。孙医生叹道：好一个世外桃源啊。接着就挑起音乐话头，让我躺在床上瞎侃，从垮掉一代到黑人灵歌。从“一个人要走多少路，才能成为一个男人”到“马车自天上下来，把我带回我的家乡”。
待我睁开眼睛，手术就结束了。真是从未有过的神奇经历！孙医生边收拾家伙边笑道：我要向你索取一点点报酬。我答好啊。他就试探着问：可不可以把你自己制作的箫碟拷贝一张给我？我又答好啊。
两人对话的余音尚在，可光阴已滑过一大截了。
我再次打开录音机。
只有抓紧往下说啰。孙医生道。
孙医生：昭通的彝良县是云南最穷的地方，那儿的很多山被砍得光秃秃，村庄在秃山腰，泥巴草房很矮，门跟山洞一样，只有埋着腰才能钻进去。而平时吃水靠两口井，一口喂牲畜，一口喂人。若遇天旱，就得跑山脚河里背水。
我曾经到那儿行医，也有过几天不洗脸的记录。有一次，我在村里迎面碰见一个杵棍子的彝人，右裤腿空荡荡的，脸颊一个劲抽搐。出于职业本能，我自然要询问。原来这是车祸的后果。我急忙扶他坐下，掀开裤腿。哎呀，不知是那个缺德鬼做的原始截肢！膝盖以下没了，可大腿骨却刀子一般暴露在那儿，四周的皮肉发黑溃烂，臭味令人恶心。我说：喂，你这样下去不行啰，骨头暴露，骨髓炎会一点点往上走，最后感染血管，你的命就保不住了。
那彝人没话说，就直勾勾地看我，一会儿，眼泪叭嗒叭嗒往下流。我说：没关系，我再给你裁一次肢，齐大腿根全拿掉，就没事儿了。往后有条件，你还可以装个假肢。
村民们都围过来，没人了解我的底细，只知道我是昆明来的。不过大家也算给面子，帮我把病人架进屋，平放在床上。我耐心地做消毒、抗炎、麻醉，然后更耐心地剔除腐肉。太臭了！我就叫把门窗都敞开，让空气对流。
老威：你不怕空气中的细菌感染吗？
孙医生：乡村看起来破破烂烂，其实空气比城市、特别是比医院干净。至少没有各类病菌的交叉感染啰。我把腐肉剔光了，再一根根理出血管，与老大娘纳鞋底相似，要特别细致。待全部血管都缝合完毕，检查没纰漏了，就可以裁肢。
嘿，没啥神秘，与木工活儿差不多，锯、锉、琢、锤、刨都得用上。我还特地买了把小锯子，锯口极锋利，外形却似木工锯。你想，人的大腿骨，特别是成年人的大腿骨，相当硬，没钢铁硬，至少比一般木头硬多了。我比划一下，猛吸口气，就下锯子。呼哧呼哧，才几个回合，手臂就震麻了，脑门的汗珠子牵着线下来。要是在正规医院，不用招呼，护士会主动擦汗，可在这儿，我一再暗示，别人也反应不过来啊。
不过这难不倒我。骨头锯了，又用小锤子敲几下，然后琢，然后将钝口锉平整。待一切都处理妥当，再将正常肉皮拉拢，缝合好。
老威：我听得汗毛直竖。
孙医生：没什么啊。村民也配合，病人也那么放心地把性命交给我，应该感谢才对。
老威：把人当作木工活儿来做，外科大夫本身也算特殊材料造就的。
孙医生：哈哈，作家的想象真丰富啰。那我接着讲。去年在红河州，对，云南著名的红河烟厂就在那儿。我到红河州石屏麻风病院，在那儿给一个麻风病人切除过阑尾。我的当地朋友介绍的，说本来是急性阑尾炎，可医生都不敢治，每次发作起来，送医院，就只打打针，开点药，结果急性拖成慢性了。我说这样一个小手术，算得什么。人家就陪同我去了。抵达隔离区，人们都大吃一惊，叫唤：这个地方你也敢来！我说这儿四处干干净净，床单、被褥洁白，比我从前的看病环境还好，我为什么不敢来？见着病员，是个中年男子，手脚、皮肤开始烂了，脚也变形。可人不错，平和，不抱怨，不自私。我为他动手术，还有一个甘肃来的天主教姑娘协助，很顺当。刚一完，病员自个就起身。我按住他，让稍微歇一会儿。他说不用，感觉挺好的，就下床站起来。试着走两步，没问题，就点头致谢，然后走回去了。我立在门口望他，起码走了两百多米，才进那边的房间。
老威：我晓得你“胆大包天”，可掐指一算，你做游方郎中已第8个年头，没出过问题？
孙医生：不能出问题啰。
老威：为什么？你毕竟是人呀。
孙医生：治病救人，判断必须十分准确。不像写文章，错了还能修改，把人治错可没得修改。否则坏名声一传播，损害我个人事小，损害到我信仰的基督教，罪就大了。
其实，比医术更重要的还是爱心，比如你认识的小孙……
老威：就是上次你介绍我去马鹿塘找的那个瘸腿小伙子？
孙医生：是。
老威：他给我引荐了两个老地主、3个老贫农，贡献很大哦。
孙医生：他原来在广州一家造船厂打工，还结婚生子，不错的。可突然间得了一种脊椎怪病，令双腿瘫痪，连中山大学的名牌教授也无奈。这一来，老婆跑了，同乡们将他千里迢迢送回家，吃喝拉撒都得靠人，惨极了。当时我闻讯从则黑跑到马鹿塘去见他，动不了刀，西医的确没法子。为了这事儿我还专门学习传统针灸。我的老师姓梁，很有名气。记得第1天开课有十几个学生，第2天剩七、八个，第3天四、五个，第5天1个，就是我。大伙议论道：梁老师啊，你教我们这个经那个经，弄得我们要发神经。我没发神经，我属中医世家，经脉一点就通，还其乐无穷呢。后来我觉得有些把握了，就赶去给小孙扎针。不料扎针后的头天晚上，他的腿就持续麻胀！就这样坚持针灸，加上他自己搞了些中草药偏方，配合治疗，慢慢就能站起来了。
老威：这太耗费时间。
孙医生：时间不是问题，我喜欢在农村逛，爬山、涉水、治病，碰见的都是善良的穷人，什么都愿意奉献。像小孙，非常聪明，现在他丢开棍子也能到处走，还愿意跟我学医，常见病也能处理一下。老威：他在乡场上开了家奇怪的店，美容美发加治病加拔牙。
孙医生：嘿，我引荐他跟美国来的牙医学过，他聪明、刻苦，钻研过口腔结构，真的能拔牙。说不定比知青时代的赤脚医生还强些。
老威：你的乡村弟子，我接触过这个小孙，还有则黑大住基村的小孙，都自己开诊所，在当地蛮吃香的。
孙医生：这些年我陆续教了几十个学生，相当于由几十上百个点组成的农村医疗网络。其实，医术精湛固然好，可普及医疗常识显得更迫切，因为乡村里的若干突发病，只要当时处理恰当，得到缓解，就能争取到救治时间。农民苦啊，住山沟山梁，赶一趟街，爬坡下坎，动不动就折腾几个小时。平时没什么，可犯了急病麻烦就大了。几个壮劳力，轮换抬啊背啊，山道几小时，拢公路还得等车，乘车到乡镇一级的医院，医生水平又有限。不少人就这么死的，不少人死得莫名其妙。
老威：抢救不及时，不是绝症也弄成绝症了。
孙医生：唉。
老威：可建立乡村的医疗网络应该是一项国家工程，一个人的力量……
孙医生：共产党烂成这样，我们别指望了。海外有些慈善机构，也关注第三世界，但它们有它们的目的。99年那阵，我与新加坡的“爱心扶贫”有过联系。发窝就是那次来的。当时我和1个美国、1个香港、1个新加坡医生来这儿赶街考察，逛了两圈，碰见这家主人孙庆元。一聊，就马上跟他来。
村里还有个痨病，吃了香港医生给的抗痨西药，很管用。这孙庆元学过医，开了家庭诊所，但欠款很多，面临倒闭。我们给了他坚持的信心。我说：有外援自然好，没外援也别指望，要因地制宜，发展中草药。你看到了，院子里晾的草药非常多，这些年，孙庆元在造福他人的同时，自己也还清了欠款，活得不错。
老威：我在你家遇见过两个美籍医生，1个姓吴1个姓熊，都不错。
孙医生：他们都下乡考察好几次，愿意投入一些资金。特别是吴医生，快80了，人非常善良。要让他们实地了解中国偏远乡村的状况，避开政府官员，去掉中间环节，农民就能直接得到实惠。
老威：你是深谋远虑。
孙医生：我不是商人，不是政治家，我的榜样是德兰修女。她抛开贵族化的修道院，深入到遍地垃圾的印度底层，深入到穷人当中，把爱当作毕生的事业
老威：你随身带着《德兰修女传》。
孙医生：很多时候，你我对深重的苦难无能为力。在皎西那边的真金万，一个极边远的村子，有个村长。他的脖子原来生了个肿块，开过刀，没割干净，反而越变越大，还四处窜。我见着他的时候，肿块已经蔓延至肩头，蔓延至后脑勺，沉甸甸地坠着，把整个人拉扯得站不稳。我稍微检查一下，就知道是淋巴癌晚期转移，根本无法动刀。我只好在床沿坐下，读了一段《圣经》。我说：生命不是无限的，但在上帝那儿，又是无限而公平的。他似乎听懂了我的话，点点头，还露出微笑。接着我握住他的手，静静地呆了1个多小时。门口的光投进来，许多人影子在那儿晃动着。第二天，他就死了。
老威：英国诗人迪兰?托马斯在《哀歌》里写到：清晨、正午、黄昏到来前的每一分钟，死去的人组成了河流。
孙医生：但我更喜欢《汤姆叔叔小屋》中的黑人灵歌“马车从天上下来，把你带回你的家乡”。你唱过的。又有一次，刚拢一个村子，就被领到一个50多岁的大姐屋里。看她已上气不接下气，就询问旁边人，原来她发烧好长一段时间后，突然间大出血。我把了脉，太晚，没得救。当时她的大女儿还在外头瞎跑，只剩读初中的二女儿在。我就吩咐烧点水，我亲自拿盆子、毛巾为她洗脸。又接过木梳为她梳头。作为医生，我明白人在临终时刻，不能过分邋遢，否则就死得没什么尊严，连收殓群众都害怕接近。
举手之劳做完了，我还是老样子，握住她的手坐在那儿。但是她没有上一个死者安详，呼吸急促，好像胸腔随时会爆炸。我心里十分难过，就说：大姐姐呀，我明白这辈子你吃了太多苦。不要怕，不要怕。快结束了，天堂的门已经敞开，你的苦快结束了。她的眼泪淌下来，叭嗒叭嗒落在我手背上。跟着她猛抖两下，嘎的断气了。还好，时间没拖很长。
老威：夜这么深，听你讲到死，虽然有大爱，仍感觉人生没多大意思。
孙医生：千万别这么想。你在记录苦难，你得完成上帝赋予的使命。
老威：我们是2005年12月初认识的，当时你正在丽江古城一个基督徒家里替一个老人做白内障摘除手术。大约过了半个多月，我就跟你下乡，从此切入土地改革专题，这么久还收不了手。记得我的第一个采访对象吧？
孙医生：“麻风病人”张志恩。
老威：对。讲讲他。
孙医生：在他之前，有另外一段掌故。2001年夏天，我去刚才提到的真金万行医，抵达时已下午3点。歇1个小时，感到肚子饿了，就在村民家里弄饭吃。可米和豆子下锅不久，有人来告诉我，另一个村子有人快病死了。我一急，马上开饭，半熟的豆子也咽了半碗。然后随带路的起身。路途耽搁两个半小时，泥浆山道，一不小心就打滑，可想到那头有人要死，也顾不了许多。8点过赶到，太阳落坡了，昏暗的光影里，茅草屋的周围，全村100多人都聚拢了。我浑身湿得水透，可来不及擦汗就跑过去。只见屋檐下，红漆大棺材已摆在那儿，盖子掀开，吓人啰。我进到屋里，见床上床下都是血，而病人还在喀，气都快整断了，还在不停地喀。人们都异口同声称：上昆明照过片子的，是肺癌，活不了。我马上给他打止血针，很平静地问他病史。这人倒比较理性，一五一十地抖落得清楚。于是我根据自己的经验给他做详细诊断，确定为肺结核，虽然极严重，仍有一线希望。
抗结核的特效药没带身边，第二天大早，我和病人的两个女儿出村赶路，中午抵昆明买了药，让她俩先带回去。结果非常管用。第三天我打电话询问，对方回答病人已好转，棺材用不着了。
又过十来天，病人村里来人接我去复诊，完了再返回。就是在石门坎上面的公路边等客车时，抬头发现了所谓“麻风病人”张志恩的家。
远远望见红土山坳间绿树葱郁，枝头掩映中，还有一草房。我感叹道：太美啰！那儿有人隐居吗？就要爬上去探个究竟。不料却被送我的人牢牢拽住：去不得！去不得！有麻风病！我是医生啊，有什么问题？就去了。接着是你我都曾经历过的场面，两个老人坐在房前晒太阳。我边观测边与他们聊天，没一点病征，哪是什么鬼麻风！谣言可把他们害惨了。
故事你也写了。张志恩老人原来不住这儿。大约70年代，他上山砍柴，遇一窝麻蛇，就拿锄头敲。没想到麻蛇死了一条又窜出一条，他怕了，就逃回家。不知道麻蛇怎么和麻风扯上关系，又使他的前妻被村里人怀疑为麻风，弄去活活烧死掉。而他自己也叫弄进麻风病院，关好几年，才莫名其妙放回家。
老威：后来就迁到荒坡上，与世隔绝，枉背一张麻风的皮。
孙医生：是。没人管，房子漏了塌了也没力气修补。于是我联络附近教会的人，我个人出资近2000元，将草房换成瓦房。还给他们买了猪和鸡，好歹像在过日子。
老威：我有一个疑问：你在乡村坚持这么些年，经济上靠什么支撑？诊费怎么收取？
孙医生：开始两年，美国一家有教会背景的机构在支持，我与其中一位姑娘私交很好；后来她的老板变了卦，中止援助，就只能靠主的安排。深入乡村，班车和走路交替，有点路费开销。此外，像知青时代的赤脚医生，一两月、两三月地走村串乡，吃住都在农家，大致不用花钱。特别是过年前后，挨家挨户有请，还吃不过来。
老威：这不是办法。
孙医生：人心是肉长的，农民看病也主动给点钱，10元20元30元不等。病比较麻烦的，也給个一百两百、两百三百。我有进药的渠道，无论如何，成本还是够的。近一两年，国外的一些医生同我有些接触，他们对我做的事很感兴趣，也捐赠部分西药。像你看见过的吴医生和熊医生，还租了房子，在昆明设点。他们不在，我就代管。
老威：我都在里面住过啰。
孙医生：进城来找我看病的农民也住过。最多一晚住6个人。嘿嘿，后半辈子就这样了。海外和城里都不缺医生，主如此安排很合理。
老威：主何时给你安排一个心意相通的女助手呢？
孙医生：你比我更需要女助手。多祷告吧。说不定今晚的梦想，明天就成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