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改受害者张美芝（上）
采访缘起
告别则黑乡基督教会的张长老之际，我习惯性地瞟了一眼壁上的挂钟，已经2005年12月30日傍晚7点40分了。我顺便问起本地曾经最显赫的家族如今怎样？张长老说，杨区长的遗孀还在，我指一条路，你自己去找她了解吧。
天黑尽了，我们由一位当地妇女领路，在土墙组成的村子里摸索前行。地下沟渠蜿蜒，散发着阵阵人畜粪便混合的臭味，好几次，我们都犹如山羊，在沟与沟之间连续跳跃；接着又绕过大小三道生活垃圾屏障，扁着身体穿过两道墙中间的仄道，终于豁然开朗。我弯腰摘除粘在运动鞋底的塑料袋，再抬头，就感到清风扑面了。远处，重重叠叠的乌云下面，黑黝黝的山丘动荡着，好似大群被栅栏圈定的巨兽，随时都可能咆哮着越栅而逃；稍近一些，则是开阔地和肠子一般盘桓其上的小河；冥空里的树影发出若有若无的低啸，如迷失在阴阳界找不到归宿的冤魂的歌谣。领路妇女转头说，那块向阳的坡地过去是操场，解放军初次进则黑，就在那儿训练民兵，教他们打枪、拼刺刀；后来又在那儿开土改大会，枪毙地主。
我刚要问什么，狗就叫了，跟着，全村的狗都此起彼伏地叫成一片。领路妇女推开一扇矮栅栏，用当地土话骂狗和唤人，然后进了短墙围绕的大院。
我还没看清院内的情景，就被好客的主人们迎上石阶，让进堂屋。领路妇女给我们作了简单介绍，正中坐沙发的老奶奶颤巍巍地站起来，她驼着背，年轮密布的脸上透出笑来。我和孙医生急忙扶住——她就是本文的主角，84岁的地主遗孀张美芝。隔着火盆与其相对的，是她的四女儿杨思仙，今年59岁；五儿子杨思义，今年57岁。
气氛融洽之后，我顺势掏出老录音机。这是8点零8分，门外的风突然停了，月白如洗；而在门内的昏黄灯光下，在一家几口不间断的抽泣中，尘封已久的回忆裂开一条缝……
老威：今天下午我拜访基督教会的张长老，路过你家的院子上头，觉得一长溜青瓦之下，那面桔黄色的斑驳旧墙很特别，比周围所有的农家大院都气派。我在墙前照了像，还问过张长老，是否可以见一见这户主人？张长老说，这是当地最大家族的宅子，可目前只剩一个外壳，住不了人，就弄成牛圈了。我追问人呢？张长老说，几十年前就搬出去了……
张美芝：土改那年，我们就叫撵出来，挤在旁边的牛圈里；而贫下中农翻身了，成了我们院里的新主人。
老威：请讲讲当时的情景，为历史留下一个记录。
张美芝：记录？
老威：是啊，目前距离1952年的土地改革已相当久远，50岁上下的人，有所耳闻，但记忆早模糊了；而40岁上下稍微年轻一点的人，恐怕只能从小说、电影、官方教科书里去了解；再往后的人，连了解的兴趣也没有。
张美芝：是啰，陈年老帐了，谁也不耐烦听。年轻人有年轻人的生活。
老威：我是个写书的，不愿意你们这代人如此被淡忘掉。
张美芝：说不清啰，我26岁就撞上土改，今年已经84岁啰。又哮喘，胃又疼了好久。
老威：奶奶你莫着急。
张美芝：着急也没用啰，感谢主，我还活着。我不会埋怨谁，更不敢埋怨共产党、毛主席，因为土地改革是大形势，我们普通人是无法阻挡的。在这地方上，我们家世代为官，为老百姓断案时，虽然尽了力，也不能说就没犯过错。除了全能的上帝，连一贯伟大、光荣、正确的共产党，也不敢打保票说，自己没错误。所以，我们家被划成地主是应该的，贫下中农开大会斗争我们也不过分，过去几十年了，不给地主平反也算了，全能的上帝心里有数。我们家现在还过得去，又有读大学的，又有做官的，胜过好多贫下中农家庭。
老威：奶奶你满足了？
张美芝：我总有一口气咽不下去，我经常做恶梦，醒来时浑身抽筋。我们家作了什么孽，要被杀掉那么多人？我的丈夫杨心林，原来是这儿的区长，我的哥哥张应心，是乡长，在土改大会上一起被枪毙，两具死尸抬回来，连舌头也叫人割掉了，凭啥就这么惨？
老威：我们还是从头说起吧，你们家原来有多少口人？
张美芝：算不清啰。往上说吧，我家外祖生有两个儿子，由于两兄弟非常要好，没有分家，就把彼此的儿女都视为己出。老大育有3个儿子，老二育有两个儿子，照统一排行，这一辈的老大就是杨县长，他可是多少年以来，则黑这偏远地方出的大人物。他早年外出求学，毕业于云南讲武堂，与共产党解放军的总司令朱德是校友。25岁即由云南省主席龙云举荐，去云南德钦县任县长。
老威：藏族地区的彝族县长？
张美芝：是啰。那时的德钦还叫安东，吏治不清，盗匪横行，龙云就特别举荐志向高远的大哥去解决难题。果然大半年后，那地方就清净了——杨县长因此名声大振，还受过政府的嘉奖。大哥是解放前夕病死的，他幸好病死了，否则也难逃劫难。
老威：为什么？
张美芝：大哥做人的宗旨就是“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在讲武堂读书时，曾经因为被洋教官谩骂成“东亚病夫”而拍案而起，并公开与洋教官比武获胜，结果却让龙云绑了。但是，他的民族气节在同学中影响很大。
老威：共产党也打“民族气节”的牌。
张美芝：可大哥他既然信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就不会再改换门庭，去信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我二哥是撒营盘（解放前叫永山区）保安大队长；脾气也和大哥一样。老三就是我的丈夫杨心林，当时是永山区区长；四弟和五弟没啥作为，就是个不愁吃喝的普通人罢了。
另外，我娘家也不算差，哥哥张应心，做过则黑（解放前叫永安）乡乡长。
张美芝的四女儿杨思仙插话：
我看过小说《苦菜花》，我们家真是比苦菜花还苦！土改那年我才5岁，本来是个不懂事的小女娃，但却在一夜之间失去了爸爸和舅舅，呜呜……
老威：怎么失去的？
杨思仙：呜呜，1952年头上，爸爸和舅舅就叫民兵五花大绑带走，和几十个地富分子一起，关在则黑小学内，以后又升级，关进了乡公所。
老威：你们去探过监吗？
杨思仙：当时妈妈也叫抓走了，19岁的大哥因为害怕，就跑进山里躲起来，家里就剩两三个娃娃，连自己都顾不过来，那敢探监？直到开大会那天……
老威：你们也去了？
杨思仙：我们躲在牛圈里，门窗紧闭着，饿了两三天。大白天根本不敢出门，因为一碰上贫下中农的娃娃，不仅讨不到吃，还要遭围攻。只有夜里才从门缝钻出去，像老鼠一般在野地里窜来窜去，见啥捞啥，能进嘴就行。那一整夜，我们都不敢出去，因为民兵轮换着巡逻，一见影子就开枪打。我们抱在一块，滚在烂草里，迷迷糊糊觉得天透亮了，墙外响起许多脚步声，并且一直不停。我们连大气都不敢出，等脚步声过完。估计一两个钟头吧，墙外才清净了，好像那些人都到河边的操场开会了。从门缝朝外瞅，还有民兵端着枪来来回回走动，一个人嘴里还叼了根烟，我听见他们在议论：“今天要敲七八个脑壳。”
有个人不信，说敲不了那么多；另一个人反驳：“只有多，没有少。”两人就开始争起来，面红耳赤。直到民兵排长过来制止，并且说：“过一阵响枪就见分晓，你们两个猪脑壳打个赌啰。”于是两人就打赌，输家割2斤肉来办招待。
老威：杀人还打赌吃肉？真跟过节差不多。
杨思仙：旧社会，除了过年，乡下难得有啥大事，解放了，共产党搞阶级斗争，就月月有大事。特别是土地改革，斗地主，分田分地分财产，就天天有热闹。那天上午，我们在两里之外都听见喊口号，排山倒海似的，一阵接一阵。快散会了，妈妈被放了回来，披头散发，浑身都在流血。我们扑上去叫妈妈妈妈，她才慢慢坐下，魂不守舍地抚摸孩子们的头，问饿不饿。又说要去村里给我们讨吃的。过了大约十几分钟，门口嘈杂起来，我们还来不及紧张，有人就轰轰擂门。妈妈刚挣扎起身，门就一下子倒下来，我们看见刺目的光亮中横着两具血淋淋的尸体，爸爸和舅舅就这样被人抬回家了。
张美芝：我被关起来很多天，受尽了折磨，那天开公审大会，枪毙了七八个人，其中有我的丈夫和哥哥。我一早就与几十个地富分子一道，被民兵五花大绑了，押去批斗，并且陪杀场。在离会场不远的河边，被宣判死刑的阶级敌人后颈窝插了黑牌，五花大绑后，大腿也叫麻绳给缠了，嘴里塞了一团烂布。我在两米外，眼睁睁地看见我的丈夫和哥哥被民兵们按跪下去，拔掉黑牌，用步枪嘴抵着胸口，砰砰两响。我哥个头大，晃了几下还没倒，后面的预备枪手接着上来，抵着那已被打烂的胸口补枪。血砰的又窜起很高，有一支血箭叭的喷向枪手的肩头,吓得他一闪,就顺势一脚,把我哥踹翻。他一边擦血一边骂娘，还迈步上前，踩着在地下挣扎的我哥再补枪。咽气时，我哥就横躺在我丈夫身上，他的手向天空抓了一把，就鞭子一样软了，脑袋也滚到左边，刚好与我丈夫的脑袋碰到一处。血骨碌碌地冒着，在阳光下显得很亮，两个亲人像在说悄悄话。我被两个民兵架着，头发也被揪着，这样就没法低头，可他们是我的亲人呀，再没法低头，我也不忍心看下去，好多次，我闭上眼睛，但人家骂我，把我的眼皮撕开，我的眼珠子都叫弄出血了。泪水湿了又干，干了又湿，满脑袋全是包块，伤口淌出的浓血也是湿了又干，干了又湿。我一直想自己站起来，因为被人家架着太难受，而且形象不好，挺丢脸，我好歹也算个贵妇人呀。在大难之际，也应该保持起码的气节。可是，我无论如何站不了，脚尖一试再试，腿肚子就是抽筋。唉，丢脸也是没办法呀！
最后，我突然看见，两个民兵举起枪，用枪嘴捣我两个亲人的门牙，还拿刺刀使劲撬。我毕竟经历过一些事儿，我晓得他们要干什么，顿时天旋地转。我猛然狠咬自己的舌头，我想喊：“把我的舌头拿去！别再折磨死人了！”可是，脑袋轰隆一声，就啥也不晓得了。
老威：他们是当众割死者的舌头吗？
张美芝：是啰。
老威：群众有什么反应？
张美芝：大概有几千人从会场那边跟过来，乌压压一片，把周围的庄稼地都踩平了。我恍恍惚惚，只听见大家都在呼口号：“打倒地主阶级！”“某某某死有余辜！”“土地改革胜利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万岁！”还有许多小孩向阶级敌人扔石头、泥巴，挤在路两边用树条条抽坏人。我挨了数不清的打，已不晓得痛了。
唉，这是大形势啊，莫说舌头，就是当众将所有地主千刀万剐，群众也只会鼓掌欢呼。
老威：那主持大会的干部呢？
张美芝：我在台下，只听见宣判死刑的声音，没看见人。
老威：我能看看《判决书》吗？
张美芝：没有《判决书》，那次毙了七八个，劳改了十几个，都没发《判决书》。好像那个时代，不兴发《判决书》。
老威：我曾见过50年代的《判决书》，是用手写的，很潦草。
张美芝：我不晓得。
老威：哪一级法院判的，档案里应该能查到。
张美芝：都是本地工作组判的，我也不晓得是哪一级。
老威：是吗？那割掉的舌头能做什么用呢？
张美芝：当药。
老威：内服还是外用？
张美芝：当跌打损伤药外用。后来听说，我两个亲人的舌头被他们割去，交给了当地的民兵连长。因为那时的医疗条件比较差，而这个模范连长在执行抓捕任务时，被狗咬伤了大腿。不晓得是不是报应，那腿伤感染化脓，一两个月都不结疤。人家采了很多草药，捣碎包扎；乡里区里的卫生所、还有民间的郎中都看了治了，就是不见起色。人家急了，就照高人指点，把我亲人的两根舌头阴干，切成片，捻成粉，撒在伤口上。
老威：果真有效吗？
张美芝：按理说应该有特效，可人家用舌粉天天敷，不仅无效，而且还溃烂成了碗口大的一个洞。人家起不来床，呻唤了20几天，被十几个民兵护送着，又是担架又是车，辗转一个多星期，抬到武定县城。结果还是抢救无效。死了以后，丧事办得很隆重，乡里开了追悼大会，区政府派人来念悼词，人家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杨思仙插话：
我和弟弟看见死了的爸爸、舅舅，感到非常害怕，因为那已不是平时所熟悉的长辈了。他们血肉模糊，胸口翻开比汤碗还大的洞，特别是那张脸，犹如一块被砸碎的玻璃，到处都裂着缝。妈妈面无表情，像在梦游一般走过去，抬起破衣袖擦爸爸的脸，又转过头，叫我拿木桶打水。5岁的我和3岁的弟弟用棍子抬了半桶水回来，妈妈一点一点给爸爸和舅舅擦洗，她咳着嗽，一会儿又发呆，还一下一下拉扯他们的嘴皮，好像要让豁开的嘴闭拢，但是已不可能了。因为里面既没舌头也没牙，就一个叫彻底捣碎的圆洞，下巴都快脱下来了。
妈妈给他们洗了大半天，我和弟弟抬了很多次水，饿极了，但不敢出一点声。天慢慢黑了，我们却没有力气把我们的亲人抬进家门。太阳落坡了，风开始大了，鬼哭狼嚎，像些冥空中的爪子，将房上的瓦片翻得夸夸地响。妈妈说，你们进屋吧。她却又在外面站了几分钟，才进来关了门，把我们紧紧搂在怀中。我们挤在烂草堆里，已哭不出，或者已没力气哭了。我在心中叫了无数遍爸爸和舅舅，在我的脑子里，他们永远是慈祥的，总是讲道理，没骂过谁，没动过谁一指头，见着家里的长工也总是笑脸。我不懂啥阶级斗争，也不懂他们为啥非死不可，并且死得这样凄惨。
张美芝：第二天，我悄悄联络娘家的人，用木板板把两个亲人抬上山，草草埋葬了，连个坟包也没敢留。由于慌张，也由于饿得缺力气，坑挖浅了，两个亲人的尸骨当晚就叫野兽刨了，肉全啃光，剩下的白骨拖得东一块西一块。真是造孽啊。我只好收拾残骨，重新埋了一次。
老威：唉，人死如灯灭，惨剧总算结束了吧。
张美芝：远远没有结束，远远没有尽头！在土地改革中，我们家族到底死了多少人？我算算——大哥杨县长家，大女婿被枪毙，大女儿在极度绝望之中，先用麻绳勒死了自己的孩子，然后服毒自尽；二哥杨大队长家，二哥和两个儿子同时遭镇压；老三杨区长，也就是我们家，死了父亲、舅舅、三儿子、外婆、外公……
老威：都是公开镇压的？
张美芝：孩子他外婆是叫民兵活活打死的，他外公被折磨得死去活来，就乘值班民兵松懈，用裤带吊死在监狱里。我的三儿子死于1954年，民兵在坡上发现了他，就开枪了。我四弟当时才20多岁，结婚没几天，由于生性老实，日子也过得平凡。可他也受到家族株连，叫弄去枪毙了，冤啊。
老威：真是人命贱如草啊。
张美芝：应该是人命不如草吧？都长在野外，草和草之间至少平等吧？
土改受害者张美芝（下）
插记：
谈话至此，屋里已抽泣成一团，我不得不暂时关掉录音机，悔罪似的低下头。户外狂风大作，似有无数无形的脚，踹得房梁嘎吱嘎吱地摇晃。我曾寻访过无数冤案，自以为已心如铁石了，不料此刻却心乱如麻——这样追下去的意义何在？大家都是人，都有权利忘掉噩梦，选择轻松一点的活法。
我的耳边再一次响起日本新民谣歌手冈林信康的声音：“你就是你，你不能变成我；即使你在那里苦苦地挣扎，我也只能默默地注视。”
能够“注视”已经不错了，又不能一直停在原地。注视以后呢，就走开？或者象我这样，写下来公开出去，给你我他的生活添一点点徒劳的不快，短暂的郁闷？
再以后呢，地球依旧转动，专制依旧进行，人类如虫蚁般生生灭灭，能否改变一丝一毫？上帝在哪儿，当我空想这些问题时，他觉得好笑吗？
最体面的解答是，这个民族需要历史。可国家、民族、政府等东西除了给每个中国人带来数不清的麻烦和灾难，就是虚妄和疯癫。
打住吧，别费这多余的脑筋了。
老威：我不知该说什么好，但话题还得进行下去。其实我也是地主家庭出身，当我爷爷的田地和院落被瓜分掉，人叫抓起来斗争时，我爸爸正在外县教书，他不敢回去，怕人指责阶级立场不稳。后来我在老家了解到，我爷爷婆婆被划成四类分子，几乎天天挨斗，还挂黑牌游乡。有时候，民兵将砖头竖起来，命令我爷爷站上去，这种体罚最多持续几分钟，人的腿肚子就哆嗦，接着就摔倒。一两个钟头，我爷爷要挨几十次摔，直到爬不起来……
张美芝：这不算啥啰，在我的丈夫和哥哥被杀害之后，他们也把我抓去，连斗40个昼夜，天天五花大绑，只有吃饭和解手才松绳子。由于不准回家，我两岁的小女儿吃不上奶水，就活活饿死了。
老威：你有多少儿女？
张美芝：除了没活成的，当时我家共有五儿两女。我小杨区长19岁，是续弦，所以我嫁过来那阵儿，前房留下的孩子已成人了。大儿子叫杨思源，19岁，旧社会就在读武定县初中，一解放，受家庭株连，上不了学，还被人诬陷，说他有歹心，要杀解放军多人。天哪，老大是文弱书生，连枪都不敢摸，还提杀人？但是大形势下，有口难辨，他也只有逃命，躲在山上做了两年野人，1954年才被捉住，判了20年徒刑；我二儿子叫杨思蒲，不满16岁，在本地上小学，被贫下中农检举，罪名是“书写反动标语”……
老威：什么反动标语？
张美芝：晓不得啰，检举人是文盲，可也是根正苗红的贫下中农，一说工作组就信。就这样，老二被抓起来判了7年刑，服刑期满继续留场，也和老大一样，相当于坐了近30年牢。我的三儿子12岁就死了，很惨。剩下的儿女都在本地，就一言难尽了。
（此时，老人抬脸望了望房梁，两滴浊泪粘在眼角，接着又垂下脑袋，连说“不中用了不中用了”，还以那老树根一般的手指狠戳腰眼）
老威：老人家累了，你们可以接着讲吗？
杨思仙：可以。
老威：你当时才5岁，记得清楚吗？
杨思仙：我虽然小，但记忆已经烙在心灵深处了！只可惜从小被剥夺了学习的权利，文化浅，不能像你们作家一样，把这苦大仇深的家史写出来。
老威：讲出来也一样。
杨思仙：爸爸和舅舅都是当年抓当年毙，乡里杀了十几个地主，都齐齐倒在河滩那边，据说水都变色了，河底的鱼由于喝了太多的血，眼睛也变红了，大白天嗖嗖地往上窜。我大哥如果不跑，下场绝对与爸爸他们一样。那时没正式的法院，也不讲究调查，说你杀解放军，你就莫辩解了，乖乖地把脑袋交出去吧。
我大哥是中学生，在乡里算很大的知识分子，改朝换代的事情，在书上也看过的。杀旧朝廷的人，株连九族，都在意料之中。所以在1952年头上，他就逃了。他跟妈妈说要学伯夷叔齐，上首阳山去，我还不懂是啥意思，因为则黑周围没有叫首阳的山嘛。
我记得他逃的那晚，也跟今晚差不多吧，风把瓦片刨得夸夸响，月亮偶尔露脸，像个吊死鬼。
老威：你一个小女孩，怎么会觉得月亮是吊死鬼？
杨思仙：我最怕看月亮，因为在漆黑一团中，反而要安全些，还能去野地弄些吃的。我大哥睡觉从来不脱衣裳，还把一个裹着几本书的小包袱当枕头，这样，墙外一有风吹草动，他就弹簧一般蹦起来，挽着包袱，顺着屋角的杆子朝房顶爬，那儿有早就掏好的一个洞，平时用泥巴糊成的盖子塞着，不容易看出来。
家里的大人都抓走了，白天抓妈妈的时候，我们几个小的都抱住她的腿，但民兵用枪托子打，用脚踢。小孩子只顾着哭，却没有像大哥二哥，始终站一边，听天由命地看着这一幕，表面上麻木，其实心里已在打主意了。大哥后来说，那个民兵连长盯了他好几眼，那瞬间他的汗毛都竖起来了，我和弟弟却仍不明白，还喊饿，没有了大人，长兄就当父啰。
大哥煮了些红苕分给我们，他自己却没吃；他叫我们睡下，又从门缝看了几回动静。我不久就开始做梦，眼睁睁的看着大哥从门缝跨出一条腿。我想喊，可发不了声；我还要翻起来拉他，也动不了。我在梦里晓得是在做梦，我还说，大哥，你为啥不去爬杆子钻洞呢，人不可能长翅膀飞嘛。大哥摇头说，贫下中农都长着翅膀，乌鸦一样歇在瓦顶，所以我不敢朝上钻。我说，那就变小，藏进灶台里。大哥说，我又不是耗子，钻不进地心啰。我说，你先变小嘛。大哥说，小娃娃懂个屁，我们这种阶级的人，只有脱胎换骨才行啰。
我晓不得这梦做了多久，可大哥却边和我说话，便扁着身子出门了。他本来就瘦，这时更像一张纸，被啥子东西吱啦吱啦拖出去。最后是手，包袱吊在上面，还向我摇了摇，一本厚书露出角角。我本想说，哥啊，逃跑还带书干啥，不如带两包老玉米在路上啃，可那手却消失了。我迷迷糊糊地挣起来，可门却栓着；我正纳闷大哥他是怎么出去的，却听见大哥在我背后吃吃笑，我吓得叫出声来……
老威：几十年前的梦你也记得吗？
杨思仙：非常清楚，因为醒过来大哥就不见了。天大亮时，果然来了20多个民兵，把房子铁桶般地围起来，然后猛一下把门踹开，大吼一声：“举起手来！”我们一窝娃娃只得投降，到门外靠墙站着。民兵连长喝问：“杨思源呢？”我们都没吱声。接着枪托子就下来了，我们像几个足球，被捣得满地滚，屋里又被抄了个底朝天，15岁多的二哥和10岁多的三哥都叫麻绳扎了，揪住头发往墙上撞了很多下。
老威：你们全被带走了？
杨思仙：二哥和三哥弄去拷打，几天后三哥放回来了，二哥却在爸爸被枪毙不久，判了7年刑，送蒙自的草坝农场劳改，稍后又转富源县煤矿。在那儿一呆20几年。
老威：你们去探过监吗？
杨思仙：原以为7年刑满，他好歹也会回家，没想到他与家里人重逢已是30年之后。按当时的劳改政策，反革命分子刑满将被强迫留场。如果不是邓小平上台搞改革开放，我们和大哥二哥就永远见不了面。
老威：你们家15岁以上的人都抓走了，剩下的？
杨思仙：我5岁，弟弟3岁，姐姐不足10岁，妹妹更小，妈妈被抓后，她缺奶，饿死了。三哥说，民兵把他们兄弟俩用麻绳串起来，押着去搜山。全乡的青壮年都出动了，像赶野猪，几百人朝山上拉网，又是鸣枪，又是在洋铁桶里放鞭炮；遇上林子或者山洞，还点茅草、湿柴，哇刺哇刺向里面扇浓烟。当年的山里，啥子野物都有，所以人没逮着，野猪、野兔、野鸡倒猎了不少，据说还放翻了狼和熊。
老威：真是一场集体狩猎。
杨思仙：是啰，大伙在山上折腾了一天一夜，最后扛着各种野物，欢天喜地回来。他们在乡公所外头挖了一眼灶，架上海锅，就剐皮煮肉了。而我的两个哥哥被吊在旁边的树上，如等待着宰割的野物。有人吃饱喝足了，就拿骨头去逗他们，命令他们伸出舌头舔，可又不让舔着。二哥不愿受辱，就紧闭嘴，将脑袋偏向一边，却把人家惹毛了。二哥挨了无数骨头，嘴还叫刺刀撬开，灌了一碗粪便。
张美芝：我被斗了40个昼夜才放回家。在则黑小学里，先是逼着我检举丈夫和哥哥，后又要我交代大儿子的下落，是不是受我的指使上山为匪了？我一个妇道人家，自从嫁过来，无非相夫教子而已，那晓得场面上的事情？大儿子是个读书人，与土匪更联系不上了。我还晓得，如今斗我打我的贫下中农里，做过土匪的不少，当然那是解放前，国民党统治下的匪，天一变，就成了“苦大仇深，逼上梁山”。
那是雨季，我和几十个地富分子一道，跪在一滩污水里。膝下铺着碎砖和炭渣，天上下着倾盆大雨，我都痛麻木了，可身子一歪，民兵就过来把脑袋踩在水中，让你醒脑。风湿的病根就这样留下的，直到80多岁了，腿和腰还直不起来。
还有打，吊，一把接一把揪头发，用皮鞋、布鞋、草鞋的鞋底扇嘴巴，用杠子压腿……人想得出来的刑全搬出来了。从那年开始，我的牙就没剩下几颗。我没想到能活出来，感谢主，我真没想到我的寿命比好多贫下中农还长。
回到家，两个儿子又没了。老三悄悄告诉我，他晓得大哥藏的地方，我都惊出一头冷汗。原来大儿子没跑远，就躲在后山垭口的一眼废窖里。
老威：虽然逃过了这一劫，往后的日子怎么捱呢？
张美芝：在我丈夫和哥哥遭枪毙的会上，他也被缺席判处死刑。乡里村里都张榜抓他，所以他绝对不能回来，更不能在有人烟的地方出现。
老威：只有做野人了。
张美芝：大白天在窖里埋着，下半夜拱出来，去坡地里掏些生东西充饥。大儿子读过书，加上一个人在坡上坎上晃荡久了，听觉也跟野兽差不多。这样，时间一长，土改高潮一过，人们就淡了，好像不再为一个反革命野人多费工夫。
老威：后来呢？
张美芝：后来家里人也上山种地。大儿子的双手经常刨东西，指甲又长又厚，于是他就在家里的荞子地底下，掏了一眼窖，顶上盖石板，石板上盖土，土上再种荞子。外人根本看不出来，也想不到。
老威：如此复杂的埋人工程，得要你们的合作才行吧？
张美芝：一家人只能抱成团，要不一个也活不出来。我被盯得紧，哪就把吃的（有时是粑粑、炒面，有时是煮熟的洋芋、包谷）绑在几个没成年的儿女腿上，带上去。我们还在地窖边上种满竹子和向日葵，竹子里面的节疤是可以打通的，而向日葵的秆内有天然的气眼，这样，既可以透气透光，又可以将葫芦里的水灌进去，给窖底的大儿子喝。
老威：这算地球上最绝妙的地牢了。
张美芝：没人发觉，渐渐也没人过问，张在村里的逮人榜也褪色了。我呢，还是开会，还是挨斗，但罪状就那些，也挖不出啥新鲜货色。秋去春又来，生土种成了熟地，我还以为大儿子会永远与世隔绝地生存下去，又在地边的一棵老树干里慢慢钻了两个气眼，以防意外。
老威：可人不是蚯蚓啊。
张美芝：赖一天算一天，顾不上多想。我大儿子活埋了两年余，已忘了太阳怎么升怎么落。地窖里寒湿重，憋得他浑身长疮，衣裳也烂成刷刷，最后在身上挂不住，就赤条条的了。有一次，我磨蹭到天黑，终于等到脚边慢慢挪开一个洞，我儿子的脑壳像木头桩子一般拱了上来。我一阵心酸，就趴下去，母子俩搂抱着，唉，这哪是我一表人才的读书郎啊，除了裆里缠了一团乱草，真一丝不挂，并且瘦成了一副骨头架架。
老威：这算是阴阳两个世界的接触。
张美芝：作了什么孽，我儿子变成了鬼？那么大个子，却轻得如一段泡桐木，我都能把他给抱起来。这副没有一块好肉的糙皮壳子，汗毛一寸多长，像霉豆腐，又细又白。特别是头发，齐腰深，破麻袋一般，我岔开手指替他梳理，才几分钟，虱子就一把芝麻似地朝下撒。做妈妈的肉疼啊，忍不住，就哭出声，儿子他急忙堵住我的嘴，眼睛一闪一闪地四处张望。幸好快秋天了，荞麦长出半人高，母子俩坐在黑地里，外面瞅不见。
我还没来得及把吃的拿出来，儿子他就急不可待地在我身上捏，把到手的红苕和炒面往嘴里塞，噎住了，就响尾蛇一般丝丝仰脖子。奇怪的是，他吞了那么些干的，喉咙都顶出一串包了，也不喝一滴水。直到肚子填得差不多了，才野物一样四肢着地，嗖嗖跃至十几米外的水沟边，趴下去埋脑壳饮水。
目睹此情此景，我晓不得该说啥，又不敢久留，因为那年月搞阶级斗争，民兵随时可能上门。我凑在儿子耳边说：“思源，妈妈走了。”他点点头，啊啊了两声；我又说：“过几天再来看你。”他还是啊啊了两声，我明白，他一个人呆得太久，已不习惯讲人话了。
老威：这样下去十几年，他也许就忘掉人话了。
张美芝：我站起来走出荞子地，下山回家。我感觉儿子始终在看我，就回头，还举了举手，不料他转身就逃，眨眼就不见了。唉，他还以为我在发出“人来了”的信号！
老威：小时候，我看过反映解放区土改的革命歌剧《白毛女》，剧情是恶霸地主黄世仁逼死贫农杨白劳，强奸杨喜儿，搞得人家走投无路，只能上山当野人。天长日久，仇恨与营养不良使喜儿成了白毛女。
张美芝：那我儿子是啥呢？
老威：算地下版的《白毛女》？也不对。总之，《白毛女》影响了几代中国人，黄世仁成了天下地主最著名的代表，它的作者贺敬之因此晋升为共产党的中宣部副部长——历史就这样永远颠倒下去，谁也想不到地主在土改中被逼成了《白毛男》。
张美芝：《白毛女》我看过，她终于盼来了共产党，翻身得解放了。可我的儿子，我们一家却永世不得翻身！1954年秋天，他已经在山上躲了两年半，头发都齐大腿深了。我的三儿子杨思洪，当时只有12岁，与他的大哥感情特别厚，就经常上山见面。开始，兄弟俩在一起呆一会儿就分手，也没啥事儿；渐渐，就有些难舍难分。我被阶级斗争搞怕了，就阻止他，让他莫去得太勤，暴露了秘密将不可收拾。可这娃娃表面上点头，心里已经拿定了主意。那一段，农村正在搞初级合作化，生产占了上风，对四类分子的管制好像要松懈些，集中学习开会时，体罚也减轻了许多。我心里的弦也没绷得那么紧了，甚至想，杨思源“失踪”了这么久，对村上乡上来说，也许根本不存在了。
杨思洪人小鬼大，最后一次，他居然在山上呆了两个多月！白天与他大哥挤在地窖里，晚上出来活动。我又担心又着急，就叫其他几个娃娃去劝他回家，不听，我就亲自去，把利害关系讲了，口水也说干了，他们却只顾点头，就是不动脚。我一时心软，想到都是没父爱的娃娃，既然他们要患难与共，我也不能太不通情理。
杨思源还说：“妈妈，您就让三弟再陪我几天。我反正已是活死人，过去学的文化对这个社会也莫用，但三弟聪明，教给他，将来或许有用。”
我只能叹气。
杨思源又说：“如果不是三弟上来和我说话，我恐怕已变成舌头打结的哑巴了，更莫提思考问题。”
我说：“你三弟人小，你可不能连累他。”
杨思源一下子哭了：“我宁愿死，也不愿连累家里的任何人！”
我也哭了，接下来的许多天，我都让几个娃娃轮番给他们送吃的。但那几天，我老做恶梦，血淋淋的场景，一会儿是我的丈夫和哥哥，一会儿却是那藏在地窖里的兄弟俩，一个压着另一个，身上布满了枪眼，醒来时冷汗直淌，手脚全抽筋。这是咋回事，果然村里的民兵又来了，他们对着本子，挨个清点人数：“还差一个！”
我敷衍说：“一大早走亲戚，晚黑就回来。”
民兵排长瞪眼道：“狗地主，为啥不报告？”
我说：“正要报告啰。”
民兵排长说：“狡猾的地主婆，敢给老子耍花枪！你娃娃走的是那家亲戚？从实招来，是不是进行反革命活动去了？”
我一时答不上，民兵们就一拥而上，用细麻绳将我五花大绑，严刑拷打。我家缺一个人的敌情被迅速上报乡里，上级指示：无论老幼，一律严加控制，由贫下中农监督劳动，并且要彻底查清地主三儿子杨思洪的下落。
事已至此，我心急如焚又毫无办法。家里人上不了山，那兄弟俩饿急了，肯定在地窖里呆不住。而一露面，哪怕半夜三更露面，也可能成为阶级斗争的猎物。那时我还没信上帝，只在心里默默地念叨，祈求列祖列宗和天上的神保佑我的儿子逃过这一劫。
老威：我晓得那个人民战争如汪洋大海的年代，你的一举一动，也躲不开群众的耳目。
张美芝：除了劳动，吃喝拉撒都有专人看管；晚上睡觉，民兵就用两根长绳子，从老到幼，一手一脚地拴一长串，绳头还固定在门斗上，娃娃翻一个身，门也嘎嘎响。
老威：看管你们的人也不舒服吧？
张美芝：那时的人阶级觉悟很高的。况且烦闷的时候，还可以打骂我们，想方设法用我们取乐，比如一边打锣一边领着我们游乡啦，让我们学狗爬啦，往我们身上淋尿啦。听说民兵们还争着看押我们，仿佛是一桩肥差。
老威：肥差？集体变态。
张美芝：莫办法，谁也顾不了谁。我那两个儿子在地窖里憋了四五天，又渴又饿，都在喝自己的尿了，才忍不住从土里拱上来。民兵刚烧过山，四处焦土，树子和荆棘都赤条条，没个遮没个挡的，偏偏那晚又是大月亮。兄弟俩的脑袋冒出地面，还如一对地老鼠，东张西望了一阵儿，才一前一后向水沟爬去。解了渴，肚子更咕咕叫，于是他们又四肢着地，跳跃到几十米开外的另一块地里，埋伏在地坎下掏红苕。他们掏了两个大红苕，搓了搓泥巴就开啃，然后继续掏。他们在地里耽搁了十几分钟，将一包红苕运入洞里，还把战场打扫干净。
他们又憋了三四天，因为第一次没出事，第二次出土胆子就要大些。哥哥说，兔子不吃窝边草，我们最好跑远些。于是兄弟俩野物一般翻着蹄子，跃过了几块地。那晚月亮实在太大了，白白的光都刺眼睛，他们已习惯不穿衣裳，所以在掏了红苕之后，就滚下一个地坎，脑袋抵脑袋，在那儿吭哧吭哧。他们啃得太香了，没想到夜太静，更没想到前次出洞就留下了痕迹，人家已发现红苕被动过。
轮番埋伏了几夜的民兵已把枪口指定了他们，有人突然大吼一声：“有鬼啰！”兄弟俩一惊，扭头刚要跑，枪就响了。吓得崖石顶的一群歇鸟扑索索地飞起来。
第一下擦着哥哥的耳朵过去，激起一团泥烟；弟弟大叫“完了”，转身扑倒哥哥，第二下就响了，他的肩膀叫射出个大窟窿。跟着是稀里哗啦的乱枪，他的头叫射爆了，脑浆子四溅，盖了他哥哥满脖子满脸。隔了好久，枪声歇下来，民兵们提着冒烟的猎枪围拢去，借手电光埋腰查看，才发现那个失踪已久的12岁的地主娃娃已被射成一张肉饼，裹在他的野人哥哥身上。
他们把一死一活的兄弟俩绑在一块，用麻绳子牵着下山。回村后将死弟弟卸下来，换根铁链子将哥哥吊在牢房里。整个村子轰动了，老老少少都半夜起床，打着火把要去看野人。
因为山上一响枪，脚底的群众全都惊醒了，有些人早就穿了衣裳，钻出房门打望。而我们却浑身哆嗦，魂都飞了。
第二天，乡里又是出告示又是打锣，方圆百里都开了锅。第三天，全乡开大会，反革命野人被押上戏台，在上万群众面前亮相，我们全家也被揪去陪斗。由于两年多不见天日，我大儿子在台上睁不开眼睛，他大约瞎了一个星期左右，才能辨清模糊的人影子。
张美芝的五儿子杨思义插话：
我1949年生，当时才5岁，可也是在大庭广众下第一次看见我大哥这个样子。皮肤和拖地的长发都是灰白灰白的，嘴很尖，牙槽都突出到嘴皮外了。以前在晚上见过面，不觉得像鬼，而现在，他真是个可怜的活鬼了。许多人还向他扔石块吐口水，还扯他的头发，忍心哦，他的命可是我三哥的命换来的。
老威：他不是被缺席判了死刑吗？
杨思义：土改过了，政策宽松些，乡里区里也不能随便毙人了。所以大哥他被判了无期徒刑，送昆明的云南省第一监狱劳改了近30年。家里人，包括我大嫂，都直到80年代才与他重新联系上，晓得他刑满后就在监狱隔壁的机器厂就业。
四女儿杨思仙插话：兄妹分离时我才7岁，可重逢时我已35岁，是3个娃娃的妈妈了。最小的女儿还在吃奶，我就抱着她，坐了一两天长途汽车才拢昆明。打听了几个钟头，快天黑了，才在一个好心人的指点下，找到了已50多岁的大哥——当时他正在洗脚，一听别人说妹妹来了，一下子傻了；接着就跳了起来，洗脚水翻了一地。
老威你看，这张照片就是第二天上午照的，大哥还穿着劳改就业服装，手里抱着他的小侄女，脸上有微笑了，这很难得。
我大嫂一直没有另外嫁人，大哥出狱后，他们又生活了20多年，却没有后代。大哥两三年前害肾衰竭，死得很不甘心；大嫂现在还与我们住，她熬不住夜，已经睡了。
老威：我明天能见她吗？
杨思仙：见到她也问不出啥，这个现代的孟姜女，一辈子就活在泪水里。
张美芝：我这一生经历了太多苦太多痛，逆来顺受，却活了80多岁——连我自己也不敢相信啊。生离死别了十几回，人都麻木了，所以能无知无觉地熬到头。几十次政治运动，几百次批斗，稀奇古怪的刑罚……我一个妇道人家都见识了。又能咋样，感谢主，我还活着。我曾经恨自己为啥不早早地死，因为儿女都受阶级的牵连，只读了小学，就不能再升初中，也没有钱升初中。任何朝代，没有文化就完了，我以为这个辉煌了好几代的家族完了，被共产党毛主席整来整去，恐怕连耗子也不下崽崽了。家谱族谱也烧得干干净净，贫下中农没搜尽的地方，我自己再搜一遍，免得再惹祸。恶梦啊，恶梦啊。
老威：你记恨那些整过你的人吗？
张美芝：大形势摆在那儿，我能恨谁？全能的主在头上，他安慰我们，教导我们要用宽恕去惩罚敌人。我的儿子辈没受到正常的教育，可孙子辈翻身了，出了几个大学生，他们毕业后，有的留在昆明工作，有的自愿回到家乡，又像他们的祖上一样，成为这方圆百里最有文化最有出息人，村里乡里要办啥大事，都缺不了他们。我的一个孙儿还做了官，于是，几十年前把我们朝死里整的那些贫下中农的后代，又上门来巴结了，口口声声叫我这命大的地主婆为“老祖母”。我耳朵背，听不太清，人家就贴上来连叫好几遍。我不好意思，就答应了，还笑呵呵地问：“你的亲祖母呢？”人家回答：“没您老福气高，早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饿死了。”不知咋的，我一阵心酸，就点头说：“晓得晓得，她还小我5岁啰。”
老威：他们的父母给他们讲过土改的事儿吗？
张美芝：估计不会讲，你想一个杀人犯会给自己儿孙提“当年勇”么？党和政府也一直鼓励人民群众要“一切向前看”。
老威：老人家的政策水平还蛮高的。
张美芝：我孙儿每天把单位里的报纸拿回家，我就认认字，受受启发。去年，我那当官的孙儿出钱在我们杨家大院的旧址上，摆了十几桌酒席，筵请在土改当中与我家同命运的地富分子——一大半都死了，就让那些冤魂的儿女们来代替他们吃酒吧。我们还请了一部分贫下中农，都是从土改到镇反到四清到文革等几十次政治运动中，对杨家比较好的，暗中关照也算，整人时没下狠手也算。我特别叫孙儿把杨家过去的长工某某请到上席，坐在我身边。他小我两三岁，是个老实人，在土改中，工作组反复动员，要他起来斗争我们，他死也不吭声。因为划不清阶级路线，他还挨了打。如今，我当着众人替他夹菜，还大声将孙儿唤过来敬酒，我说：“这是我的老兄弟，按辈份你该喊老爹，他家的事就是我家的事。比如现在，他孙女读书缺钱，你每月能不能补贴一点？还有给他家老幺在街上找个铺面，做个小生意好不好？”孙儿当然满口答应，хх连说当不起。
这次具有特殊意义的酒席在当地影响很大，相当多的人都没请，只能远远地观望。50岁以下的人或许不太明白，但老一辈心里肯定有数。我的重孙儿女们还放了鞭炮，那个高兴劲儿啰，相当于杨家自己给自己平反。我将几个大学生孙儿叫到一边说：“是不是太招摇了？”他们都回答：“奶奶您还担心个啥？过去已过去了，杨家彻底翻身作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