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猜拳的伦理学与脑科学
周伟航
台湾“辅仁大学”哲学系助理教授、“人渣文本”版主
这是本谈大脑的书，而我是个伦理学研究者与专栏作家。那这书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呢？我想，就从下面这样的闲谈开始好了。
在一般民众的眼中，伦理学研究者可以区分为两种形象。
第一类，是文学院中的伦理学家、哲学家。这类伦理学研究者，是传统知识与价值的捍卫者，饱读诗书，有某种坚定的信念，向他们请教道德问题，可以在三秒内得到答案。
这些人的伦理学研究是在书斋中进行，不太参考量化研究的成果，甚至其他研究得到相反的结论时，他们也能完全忽略，自成体系地活下去。换个角度来看，他们好像有种“圣人感”。
第二类伦理学研究者，是探讨人类行为的科学家。这些科学家通过经验观察与科学实验，掌握到了前所未有的人类行为知识，而这些知识可能完全“击败”上面第一类人所坚持的传统伦理智慧，所以第二类研究者会将第一类人的意见定位为“信仰”，并主张自己的新发现能终结过往伦理难题，替人类的生命冲突找到单纯的解答。
这类学者就像其他科学家，口中都是些超难的化学分子或专有名词。相对于第一类学者的圣人感，第二类学者有点“阿宅感”，但其说服力可不见得比较弱。
这两种形象都各有人支持，就看你是比较喜欢“文组”，还是“理组”了。
但真实的伦理学研究者，是这样子的吗？我只能说，有点对，也不太对。现存主要的伦理学家，应该都是介于两者之间的“古怪混合物”。
伦理学界的确存在上述两类人，但就我个人的看法，这两类人都不是主流。大多数的现存的伦理学研究者，都受过严谨的传统伦理学训练，却也抱持相对开放的心态，对其他学科的相关研究成果不会有什么先入为主的敌意，也不断学习新的研究方法。
因为传统伦理学理论本身已经“卡关”了，各大流派形成类似“剪刀、石头、布”的相生相克循环，如果没有新的“破口”，实在很难进一步分出胜败。其中一个可能的破口，就是脑科学的发展。
如前所述，某些（比较不关怀当代人文发展的）民众认为伦理学家都还是上述的“第一类”研究者，还在坚持一些像是宗教，甚至根本就是来自于宗教的预设，并由此推出整个道德系统理论。
因此，当某些科学家发现新的证据，例如人类的行为反应和过去推想的成因有落差，或是大脑运作机制与信仰主张相反时，常有人认为这能推翻伦理学界的许多理论。
不过，他们所指的那些“可能被推翻的理论”，通常已有一两百年的历史，像是康德、休谟、边沁或弥尔这些“近代”伦理学。这些近代理论不用等外人来骂，也早已成为“当代”伦理学家激烈批评的对象。当代伦理学研究者通常不认为这些人的理论具有“完备”“自足”“健全”的性质。
那当代伦理学又有什么见解呢？知名大师又有谁？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J. Sandel）？他的理论是什么？
当代伦理学家已很少提出一套全方位的伦理学理论，因为那样很容易惹麻烦。近年最接近的尝试，是罗尔斯（John Rawls）等提出的各种正义理论，但那也只适用政治领域中的一部分。大系统已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无数破碎、小细的“伦理学基因片段”。
伦理学家多半在处理小问题，想要修补抛锚的大系统，但这也让他们的视野越来越狭窄。因此，当科学家们提出某些新见解，像是：“没有自由意志存在！”（本书最后亦提及相关论述）并认为这会打击到整个伦理学时，许多伦理学研究却只会有这样的冷反应：“喔，然后呢？”
因为真正在“玩”自由意志概念的人没那么多，所以不少伦理学研究者会认为“这是别人家的事”。有些伦理学家甚至本来就反自由意志，他们可能有宗教背景，甚至还拿这种科学研究成果来帮特定宗教或信念背书。
科学伤害不了伦理学，反而能够帮助伦理学，对现存任何伦理观点的“吐槽”，通常都会受到伦理学界的欢迎。相对来说，伦理学研究者也不是单纯只会参考、照抄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有时也会反思其他学科论点是否有一些推论上的漏洞。
或许是因为不太理解人文学科的特性，科学家常意外踏入他们不熟的领域，像是“价值论”。自然科学本是尽力追求“价值中立”（Value Free），但有时会不小心忘了这点，而采取某种价值立场，或是过度推论。
像是在本书第五章中，作者主张大脑的一些运作，已超出了进化可以推论的范围，像是手淫等浪费热量，又无益基因繁衍的喜好，这可能显示大脑在对抗基因掌控，想超脱基因设下的规矩。
为了捍卫自身的主张，作者思考了两种可能反面论证，并且一一破解。但就传统哲学与伦理学的角度看来，作者似乎犯了一个进化心理学常见的谬误，把进化的可能原因朝自己设想的方向去解释。
简单来讲，作者把“利于生存繁衍”这个价值标准限制在“有效率地利用热量”和“有效率地繁衍基因”，却没有考量到，“利于生存繁衍”一语，还可能有更多的价值。
像是手淫（指生理男性的手淫），表面上是浪费热量和精液，似乎不利繁衍，但有手淫经验的人都清楚，手淫有时可以提升“生活质量”，甚至是大幅提升。
就像总有女人问：“为什么男人已经有了性伴侣，却还是要打手枪？”但男性可以举出各种的理由来支持这种行为，像“偶尔换吃面，可以让饭感觉更好吃”“需要定时发射来调整体内的气场”“想要有自己能完全掌控的性爱，让身心彻底舒展”“要修炼到可以有更强的忍射力”等，这些理由都指出手淫不只是爽那一下而已，它可能涉及一种更庞大、高阶的内在目的性。
如果觉得谈手淫有高阶目的性，说服力不太够的话，那像是审美行动，或是进行一些牺牲不多的道德活动，也都不只是一时的“精神胜利”，更会指向某种高阶的目的性，而这种高阶目的性和“对人来说的良善生活”（the good life for man）有关。
而身心各种层面的生活质量提升了，当然会更有利于繁衍。当代社会的复杂性，让“有利繁衍”的条件变得异常复杂，为了满足这些条件，大脑只好发展出一堆行为花样。
所以，作者认为这类行为可能代表大脑在对抗基因，但就伦理学中的内在价值论观点（而且还是满旧的观点，约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出现），这些行为反而是大脑以复杂迂回的方式，来实践基因的指示。
虽然这种主张不见得有生理或基因层面的直接证据，但作者原来对于大脑对抗基因的推论，也没有太多生理或基因层面的证据，所以如果作者对于进化的推论能够成立，那我对于进化的推论也同样成立，甚至更能成立：因为作者导出的是一个“不一致”的系统（大脑对抗基因），而我的主张是“一致”的（大脑以复杂多元的方法支持基因）。
就算我的说法和作者的说法“等值”好了，两方都成立，这就代表“一个手淫”，却有“脑对抗基因”与“脑支持基因”这两种诠释，谁对谁错？还是这种进化心理学的推论模式，本身就是想太多了，过度推论呢？在行为价值判断的部分放进了太多个人的价值偏好？
当然，伦理学研究者基本上还是对脑科学家的研究抱持高度的肯定，因为伦理学研究者慢慢发现，有些伦理问题，似乎只有脑科学才有办法解答。
像不同的伦理学流派，是单纯的后天信念之别，还是脑本身有所不同呢？某些伦理学流派的人是不是“比较笨”？或者说，大脑活跃的区块不同？又或者，他们大脑就是缺乏某些机制（功能），而此类缺陷是来自基因的层次？像康德那种极端的论述，是不是和他的大脑状况有关系？
如果有几个答案为“是”，那伦理学的板块，又会产生有趣的漂移和变动了。
许多人总以为伦理学家的工作，就是找到道德的标准答案，但伦理学家早就发现，唯一可确定的答案，就是每个流派的答案都不够好，而且永远都不可能完美。因此，正如脑科学的发展不会停下来，伦理学的推进也是。就让大家多看、多听，然后一起往前多走几步路。当然，还是可以彼此吐槽求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