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词是中国诗歌中最富音乐性的一种艺术形式。它利用汉字所固有的四声和音韵组成抑扬顿挫的语言，同音乐的节拍和旋律结合起来，以适应和表达作者起伏不定的波涛式的情感流程。虽然词的乐谱久已失传，但我们在吟诵时仍然可以感受到作者喜怒哀乐的情绪，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氛围和意境。因此，清代词论家谢章铤说：“顾余谓言情之作，诗不如词。参差其句读，抑扬其音调，诗所不能达者，宛转而寄之于词。读者如幽香密味，沁入心脾焉。”¹不信，试读李清照词，便有如此感受。

自明代 张綖把词分为婉约、豪放二体之后，人们论词多主此说。如清代 王士禛说：“张南湖论词派有二：一曰婉约，一曰豪放。仆谓婉约以易安为宗，豪放惟幼安称首，皆吾济南人，难乎为继矣！”²此说殊为允当，然就词史实际而言，婉约词不但在数量上而且在艺术质量上，都远胜豪放词。婉约词的宗匠，客观地说，一是秦观，一是李清照，他们各具特色。

鄙人治词有年，对婉约之作，情有独钟，不但选注过婉约词三百首和婉约词萃，而且平日填词，也以婉约为主。对词人的研究，也注重婉约派的代表作家：一是秦观，一是李清照。秦观的研究，又当别论。李清照研究，主要是受了业师龙榆生教授的影响。龙先生写有漱玉词叙论一文，发表在词学季刊第三卷第一号上。一九六一年我在上海戏剧学院研究班从先生学词，读了这篇论文，对李清照幽婉缠绵、浓挚悲酸又复笔势开宕的词作产生由衷的喜爱。后在上海越剧院任编剧，常常把婉约词化进唱词，自觉有些诗情画意。又曾想把李清照搬上舞台，花了很长时间在上海图书馆等处广搜资料，抄满了三大本笔记。由于种种原因，剧作未能如愿完成。正当我怅怅不已之时，恰好市里调我到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从事古典文学研究。不久上海古籍出版社约撰李清照一书，终于庆幸昔日的功夫不致白费。此稿写成，被纳入中国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丛书，胡士明先生为责任编辑，鼎力玉成，衷心感谢。想不到这本小册子一经问世，便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一九八一年初版六万四千册，未几销售一空。一九八三年重印，增加到七万九千册。文汇报还发了书评，台湾 国文天地出版社又于一九九〇年将此书奉献给宝岛的读者。小小一本书，竟也成为联系两岸中国人民感情的一条纽带。也在这一年，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傅全香看了此书，决心把它搬上荧屏。她热情地邀请我参加剧本讨论，前后不下四次。一九九三年，由傅老师主演的以李清照词句“人比黄花瘦”为剧名的电视连续剧终于开拍，在荧屏播放时受到广大观众和专家学者的好评。

现在看来，李清照这本小册子似乎微不足道，但自它问世以来，我对这一课题研究的兴趣与日俱增。平素凡是有关李清照的著作、论文以及各种信息，我都时时关注，手抄笔录，从未间断。在我所接触的有关李清照的著作中，当以王仲闻（学初）的李清照集校注最为杰出，无论在补遗辑佚，还是在校勘注释方面，都花了很深的功夫。因此上海古籍出版社约我再写一本同类著作，不免感到难度很大。但我认为不应囿于前人，应当竭力有所突破。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我决定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是版本。王仲闻已搜集了很多版本，然仍有沧海遗珠。比如汲古阁未刻词本漱玉词和劳权手校汪玢辑并笺漱玉词汇钞，国内久已不见，故王氏不曾引用。我有幸认识日本 东北大学著名词学家村上哲见教授，一九八九年五月在山东 莱州参加李清照学术研讨会时，承蒙他以上述两种版本的复印件见赠，于是我以汲古阁未刻词本为底本，并以汪本及他本相校。此外，我又在上海图书馆发现了清代 沈瑾（公周）钞本漱玉词，其胜处可补他本之不足。在此我要特别感谢村上先生和上海图书馆 陈先行先生，没有他们的帮助，我是找不到这些突破口的。

二是编年。清照作品存世者无多，且生平史料极少，大多不详年份，尤其是词。因此，尽管研究者甚众，有关注本层出不穷，可是迄今为止还没有人为之编年。我想突破前人，就必须从考证每一首作品的时代背景着手。这既要寻求旁证，也要探索内证，然后将二者结合，加以分析判断，再确定作年。在基本上考订大部分作年之后，便可进行编年。在这里我应当感谢山东博物馆研究员于中航先生，他在考察省内古迹的过程中，发现了许多赵明诚的题名石刻，以及李格非所撰廉先生序碑文，然后写成赵明诚题名和乡居青州考、廉先生序石刻考释（兼谈李格非 李清照里居问题）等论文，对李清照的生平、行踪提供了许多佐证与线索。一九九五年十一月，台湾商务印书馆又出版了于先生新编的李清照年谱，较之黄盛璋、王仲闻所编年谱，增益了不少新的资料。这些都有助于李清照作品的编年。

三是尽量补遗辑佚。王仲闻本已辑补了一些前人没有发现的作品，世称完善。此后若要再有所发现，确如大海捞针。然而孔凡礼先生却从明钞本诗渊第二十五册中辑得李清照新荷叶词一首，为全宋词、王本所未载。台湾 彰化师范大学黄文吉教授于明钞本天机余锦卷二中得李清照木兰花令一首，于去年九月寄赠。此外我还从报刊文章中发现李清照琴铭一篇，作者龚一，系上海民族乐团高级琴师，我从友人处得知他的为人，所言或当可信，录以备考。尽管以上所得甚微，但由于李清照的全集早已失传，新发现的作品应该是极其珍贵的。较之前人注本，不能不是一个小小的突破。在此我对以上诸位先生，再次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陈祖美研究员，她是国内研究李清照的著名学者，当她得知我在撰写李清照集笺注时，特意寄给我两张赵明诚手迹的照片。手迹原件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照片由启功先生提供。在此，我谨向启功先生和陈祖美研究员表示诚挚的谢意。

最后，我得感谢上海古籍出版社的负责同志和责任编辑朱怀春同志。我深知中国古典文学丛书是该社规格最高的古籍整理研究丛书。此前拙著淮海集笺注得以忝列其中，如今李清照集笺注又有此荣幸，我从内心深感欣慰。当然，这并不说明拙著已达到这套丛书所要求的水平，为人应力求避免暗于自知，书中当仍存在不少阙失，希望读者和专家们不吝赐教，以求改进。

新世纪首岁初秋于海上 岁寒居，徐培均

【注】

¹眠琴小筑词序，见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本赌棋山庄全集。

²花草蒙拾，词话丛编本，中华书局一九八六年版，第六八五页。

再版后记

李清照集笺注出版以来，备受青睐，未及一年，即已售罄。在古典文学著作出版不太景气的今天，不能不算是一件令人惊喜的好事。现在重印此书，增附补遗一卷，对此，我想谈一些想法。

此书既如此受欢迎，又得到有关专家的好评，为何还要补遗？简而言之，就是“艺无止境”。我国古典文学博大精深，凭个人精力，不是三年五载甚至一辈子所能研究完的。即以李清照而言，她的作品本来很多，但历尽沧桑，不幸散失。经过几代人的不断发掘、整理，好不容易才辑得词五十三阕、诗十六首、文十篇（此以本书初版为准）。是否到此为止呢？曰否。我们应当像愚公移山那样，子子孙孙，挖山不止，不断搜集她的作品，考证她的行实，力求还这位女词人以本来面貌。本着这样的精神，我在此书初版以后，仍埋头于故纸堆中，寻求易安词的“沧海遗珠”。

经过一番求索，我终于辑得易安词六阕。其中五阕，今人辑本或未收入，或作附录，或作存疑、存目，持肯定态度者甚少。如极具权威的全宋词，均作无名氏词，将它列入存目。允称善本的王仲闻李清照集校注广征博引，考证翔实，但除浣溪沙（淡荡春光寒食天）一阕注明“此首别见宋 仲并浮山集卷三，从永乐大典辑出”外（这是一个特例，在大典中为仅见），并未提及大典中还有其他易安词。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上海古籍出版社前身）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所出的李清照集以大典所载五阕易安词作为附录，而不列入正编，可见未敢确定为李清照所作。一九八一年黄墨谷重辑李清照集，增补了一些前人以为可疑的作品，如品令（急雨惊秋晓）、青玉案（征鞍不见邯郸路），然而大典所载五阕易安词，则付之阙如。陈祖美研究员专力研究李清照，在许多问题上提出了大胆的看法，然其中国诗苑英华李清照卷中也未收这五阕词。在这种背景下，我将它们列入补遗，似应作必要的说明。

首先要说明的是所据版本的可靠性与权威性。补遗中春光好以下五阕，是从永乐大典录出的。众所周知，这是皇家所修的大型类书。永乐元年（一四〇三），明成祖 朱棣命翰林学士解缙等纂修此书，在御制序文中要求：“纂集四库之书，及购天下遗籍，上自古初，迄于当世，旁搜博采，汇聚群分，著为奥典。”解缙等饱学之士谨遵圣谕，以极严谨的态度，制定凡例二十一条，规定所辑书籍“一字不易，悉照原著”。因此郭沫若指出：“宋 元以前的佚文秘典，多得藉以保存流传……尤其是照录原著，不加改易，这比清代四库全书在纂修时，任意将古籍纂改删削，更有上下床之别了。”（见中华书局影印永乐大典序）由此可见，永乐大典极具可靠性与权威性，它所保存的“宋 元以前的佚文秘典”基本上是可信的。据元 至正五年（一三四五）修成的宋史 艺文志卷七著录，当时有“易安居士文集七卷宋 李格非女撰，又易安词六卷”。此距开始修永乐大典的一四〇三年，不过五十八年。其间虽经动乱，但为时甚短，易安作品未必丧失殆尽。纂修大典时，也应悉照原书，一字不易。所据“原书”，很可能是易安居士文集或易安词。可惜今存大典，仅为全帙中的极小一部分；若未经帝国主义焚掠，得窥全豹，则依原书所录易安作品，绝不止此数。

在研究李清照的队伍中，对大典中李清照的某些作品，也有坚信不疑的。如偶成一诗，源于大典卷八百九十九“诗”字韵第十八页，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李清照集、黄墨谷重辑李清照集以及王仲闻李清照集校注皆予以收录，王氏还特别注明：“此首乃黄盛璋先生首先发现者，见李清照事迹考（辨）。”（此诗末句大典作“往时”，而王氏误作“昔时”）然而不知何故，他们对大典所著录的易安词却不予采纳。这是难以理解的。我们不禁要问，既然出于大典中的易安诗是真的，为什么同样大典所著录的易安词却不足取呢？这不是自相矛盾吗？依理而言，应当一视同仁，同样可信可录。

经仔细揣摩，他们持怀疑态度的主要根据是宋人黄大舆的梅苑。无论是钦定词谱，还是全宋词，它们都据梅苑把大典所著录的五阕易安词划归无名氏。今查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梅苑卷八，其中玉楼春（红酥肯放琼苞碎）调下署李易安，下一阕同调词（腊前先报东君信），则不著撰人。又卷九，清平乐（年年雪里）调下署李易安，以下第三阕为春光好（看看腊尽春回），第四阕殢人娇（后亭梅花开有感），第六阕为河传（香苞素质），第七阕为七娘子（清香浮动到黄昏），第八阕为忆少年（疏疏整整），皆未著撰人，然却是易安所作。我所经见的古人刻本和钞本，大多第一首题下（调下）署作者姓名，以下多不署；也有调名省作“前调”或“又”的；有的同调词，索性另起刻写，连“前调”等也不刻写。当然不是绝对的，也有少数例外。梅苑中就存在这种情况。此乃一种省略方法，可以减少刻写之烦。对于这种现象，我们应当细加辨析，察其真讹，不能简单地因其省略作者姓名而径作无名氏。

那么永乐大典是否也有这种省略呢？答曰：有。大典中凡一人多首者也省略作者姓名。大典卷二千八百十第十五页载李易安词三阕，皆连排，除第一阕外，余皆不署撰人。兹将原件复印如下：

此三阕中第一阕题作“李易安词梅影”，墨色橘红，这是总标题。案：大典中凡作者姓名及首出之标题皆用橘红色，以下各首作墨色，以示一人所作。以下接书小字“河传”调名，此词歇拍“添酒力”后空一格，以小字书“七娘子”调名而不著撰人，其歇拍“岭头别后微添粉”后空一格，仍以小字书“忆少年”调名，亦不著撰人。此三阕环环相扣，显系李易安一人所作。我们再提供两则旁证。李易安之前第十一页为“李端叔姑溪集临江仙”与“早梅芳”，人名书名均为橘红色。早梅芳亦不著撰人，仅以小字书于临江仙歇拍之后。它虽不著撰人，然确为李端叔（之仪）所作，见之于姑溪集，亦被全宋词收录。为什么全宋词对端叔词与易安词采取两种态度呢？因为前者原著尚存，而后者原著已佚。但我们仍可于两相对照中证明大典所载易安词是可信的。另一旁证是大典卷二千八百八第七页所载“黄庭坚豫章集次韵中玉早梅二首”，其结句之后空一格，以小字书“谢送早梅二首”，不著撰人。由此，我们对后者绝不能视作无名氏诗，因为它既确确实实载于豫章集，又明明白白载于任渊山谷诗集注。从以上两则旁证看，永乐大典在一人名下的几首作品，除第一首外，余皆不具名。这种省略，乃是古代刻本与钞本的通例，我们决不能因个别现象而否定被省略者的著作权。

通过以上辨证，可以确认永乐大典所载的五阕易安词，是真实可信的，绝非无名氏作。前人加给它的迷雾，应该可以扫清了。是为记。癸未仲春，徐培均于海上 徐汇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