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第七十 刑法志下
△刑律下 蒙古人及僧道讯断法 赦令
刑律之条格，画一之法也。断例则因事立法，断一事而为一例者也。诏制则不依格例而裁之自上者也。
中统二年，陕西四川行省乞就决边方重刑，帝不许。三年，江汉大都督史权以赵百户挈众逃归，斩之。诏自今部曲犯重罪，鞠问得实，必先奏闻，然后置于法。至元二年，诏随路私商曾入南界者，首实充军五年。田禹坐妖言，敕减死，流之远方。济南王保和坐妖言惑众，敕诛首恶五人，余勿论。是年，诏遣官审理诸路冤滞，正犯死罪明白，各正典刑，其杂犯死罪以下量断遣之。七年，尚书省契勘旧例：“居父母丧及夫丧而嫁娶者徒三年，各离之；知而为婚者各减三等。”今议得定立格限，自至元八年正月一日为始，已前有居父母丧、夫丧内婚娶者，准以婚书为定，后犯者依法断罪，听离。
八年，四川行省也速带儿言：“比因饥馑，盗贼滋多，宜加显戮。”诏群臣议之。安童以为强盗偷窃一皆处死，恐非所宜，罪至死者，仍依旧待命。从之。尚书省臣言：“在先重囚待报，直至秋分已后施行，每半年内多趱下淹住。议得以后重囚，经省部推问，再交监察御史覆审无冤，不待秋分，逐旋施行。”从之。是年，敕有司毋留狱讼，以致越讼，违者官民皆罪之。十一年，有司断死罪十五人。诏加审覆，其十三人因斗殴杀人，免死充军，余令再三审覆以闻。十四年，敕犯盗者皆处死，符宝郎董文忠言：“盗有强窃，赃有多少，似难悉寘重典。”帝韪其言，遽命止之。
十五年，顺德路总管张文焕、太原府达鲁花赤太不花以按察使发其奸赃，遣人诣省自首，反以罪诬按察使。御史台臣奏：“按察使即有罪，亦不应因事反告，宜待文焕等事决方听其讼。”其后同知扬州总管府事董仲威坐赃罪，行省方按其事，仲威反诬行省官以他事，诏免仲威官，没其产十之三。二事同而科断之不一如此。收括阑遗官也先、阔阔带等坐易官马阑遗人畜，敕免其罪，以诸路官兼管收括阑遗，如官吏隐匿，及擅易马匹、私配妇人者，没其家。十六年，诏有官守不勤于职者，勿论汉人、回回皆论死，且没其妻子。是时阿合马用事，奸赃狼籍，故劝帝严刑峻法，以钳士大夫之口焉。敕诸路，所捕盗初犯赃多者死，再犯赃少者从轻罪论。阿合马言：“有盗以旧钞易官库新钞百四十锭者，议者谓罪不应死。盗者之父执役臣家，臣如徇议者之言，宁不自畏。”诏论死。
十九年，和礼和孙言：“去年中山府奸民薛宝住为匿名书来上，妄效东方朔事，欺妄朝廷，希觊官爵。”敕诛之。又言：“自今应诉事者，必须实书其事，赴省、台陈告。敢以匿名书告事，重者处死，轻者流远方。能发其事者，给犯人妻子，仍以钞赏之。”从之。耶律铸言：“前奉诏，杀人者死，仍征烧埋银二十两。后止征二锭，其事太轻。臣等议，依蒙古人例，犯者没一女入仇家。无女者征银四锭。”从之。是年，王著、高和尚杀阿合马，帝震怒，戮著等，并杀枢密副使张易，皆醢之。其后帝悟阿合马之奸，追论其罪，剖棺戮尸，醢其二子，又戮其第三子，剥皮以徇。帝欲重惩奸吏，故用法特严，然剥皮及菹醢之法，唐、宋以来所未有也。
二十年，禁云南没人口为奴及黥其面者。旧制，云南重囚，便宜处决。帝恐滥及无辜，敕今后凡大辟罪，仍须待报。刑部尚书呈：“鞫问罪囚，笞杖枷锁，凡诸狱具，已有圣旨定制。自阿合马擅权以来，专用酷吏为刑部官，谓如刑部侍郎王仪，独号惨刻，自创用绳索法，能以一索缚囚，令其遍身痛苦，若复稍重，四脚断裂，至今刑部称为王侍郎绳索。非理酷虐，莫此为甚。今参详内外官司推勘罪囚狱具，合依定制，不得用王侍郎绳索。各处推官、司狱，以至押狱、禁卒人等，皆当择用循良，庶得政平讼理。”又御史台准中丞崔少中牒：“鞫狱之制，自有定制。比年以来，外路官府，酷法虐人。有不招承者，跪于磁芒碎瓦之上，不胜痛楚，人不能堪，罪之有无，何求不得。其余法外惨刻，又不止此。今后似此鞫问之惨，自内而外，通行禁断。如有违犯官吏，重行治罪，似合体国家恤刑之至意，去酷吏婪虐之余风，天下幸甚。”中书省并照验施行。
二十二年，西川赵和尚自称宋福王后；真定刘驴儿有三乳，自以为异，谋不轨；皆磔之。至元四年，刑部议：“谋反者处死，家人断鹰房子种田。”无磔裂之刑也。至是则奉诏敕所降云。
二十八年，敕江南重囚，依旧制闻奏处决。监察御史言：“沙不丁、纳速剌丁灭里、乌马儿、王巨济、琏真珈、沙的、教化的皆桑哥党羽，受赃肆虐，使江南之民愁怨载路。今或系狱，或释之，此臣所未喻者。”帝曰：“桑哥已诛，纳速剌丁灭里下狱，惟沙不丁朕姑释之耳。”其后纳速剌丁灭里以盗取官民钞十三万锭，忻都以征理逋负迫杀五百二十人，皆伏诛。王巨济无赃，帝以与忻都同恶，并诛之。中书省臣言：“妄人冯子振尝为诗谀桑哥，及桑哥败，即告撰桑哥德政碑者，引喻失当，乞治罪。”帝曰：“诸臣何罪，使以谀桑哥为罪，则在廷诸臣谁不誉之者，朕亦尝誉之矣。”释不问。二十九年，怀孟路河内县民刘跷搭盖小薛大王扫里，本路笑薛同知笞刘跷背一十七下身死，分司佥事赵朝列牒肃政廉访司称：“尝读唐《贞观政要》所载，太宗阅铜人，见人之五脏皆系于背，诏天下勿鞭背，可谓人君知爱民之本，为万世之龟鉴也。今朝廷用刑自有定制，有司不据科条，辄因暴怒，滥用刑辟，将有罪之人褫去衣服，笞背考讯，往往致伤人命，深负朝廷好生之德。若不禁治，事关至重。”中书省议准禁治施行。
元贞元年，湖州司狱郭玘诉浙西廉访司佥事张孝思多取廪饩，孝思下玘于狱，行台令御史杨仁往鞫，而江浙行省平章政事铁木而逮孝思至省讯问，又令其属官与仁同鞫玘事。仁不从，行台以闻。诏省、台遣官鞫问，既引服，皆杖之。二年，御史台臣言：“官吏受赇，初讯辞服，继以审覆，而有司徇情，致令异词者，乞加等论罪。”从之。诏：“诸人告捕盗者，强盗一名赏钞五十贯，窃盗半之，应捕者又半之。皆征诸犯人，无可征者官给之。”大德元年，大都路总管沙的坐赃当罢，帝以故臣子特减其罪，俾还旧职。崔彧言不可，帝曰：“卿与中书省臣戒之。若复然，则置之死罪矣。”是年，温州路平阳州民陈空崖坐禅说法，旗号伪写罗平国治正元年。敕陈空崖及为首诸人并处斩，没其妻子财产。四年，前行省参知政事张颐孙及其弟珪伏诛于龙兴市。初，颐孙为新淦富人胡制机养子，后制机生子而卒，颐孙利其赀，与弟珪谋杀制机子，赂县吏获免。其仆胡忠诉主之冤于官，敕诛颐孙兄弟，还其赀于胡氏。晋州达鲁花赤捏古伯诈称母死奔丧，给假到解州，迎其妻子。敕将捏古伯罢职断罪，仍追离职月日俸还官。
五年，敕军士杀人奸盗者，令军、民官同鞫。中书省臣言：“旧制，京师州县捕盗止从兵马司，有司不与，遂致淹滞。自今轻罪乞令有司决遣，重者从宗正府听断，庶不留狱，且民不冤。”从之。御史台臣言：“军官元帅、百户、千户等，子弟承袭承替，就带原降虎符，比之民官，优宠甚重。请今后军官但犯一切不公不法罪名者，无分轻重，依十三等例，与民官一体科断。”从之。五年，河南民殷丑厮等诈称神灵，扇惑人众。殷丑厮及信从知情不举者皆处斩，没其妻子。六年，诏千户百户等自军中逃归，先事而逃者罪死，败而后逃者杖之，没其妻女。又军官除边远出征外，其余遇祖父母、父母丧，依民官例，立限奔赴。七年，南剑路达鲁花赤忻都因事受赃，又挟仇故杀原告人徐仲言。忻都，阿合马之从子也。以遇赦敕除名，永不叙用，倍征烧埋银。
九年，河间民王天下奴弑父，磁州民田圣童弑母，并磔于市。吏部主事贾廷瑞言：“近年以来，府、州、司、县官失其人，奉法不虔，受成文吏舞弄出入，以资渔猎，愚民冒法，小有词诉，根连株累，动至千百。罪无轻重，即入监禁，百端扰害，不可胜言。若不申明制令，严加戒饬，则吏弊不除。今后除奸盗诈伪，杖罪以上，罪状明白，依例监禁，其余自笞罪以下杂犯罪名，及根连证干之人，不许似前监收，止令随衙待对。若果有逃避，根捉到官，比本犯断决。”刑部议：“贾奉训所言事理，盖为路、府、州县官吏不能奉职，至有差池。若选材得人，自然不至冤滥。以此参详，小民犯法情罪轻重不一，拟合临事详情区处，如有违枉等事，廉访司照例纠之。”中书省从刑部议。
至大二年，福建廉访司言：“古制，一罪先发，已经论决，余罪后发，其轻若等则勿论，重者通计前罪，以充后数。矧今所犯赃罪，分为十二章，各有差等。设若一罪先发，已经断罢，余罪后发，系在被断日月之前，合无酌古准今，其轻若等，则与拟免；比前罪重者，验赃计其所剩杖数决断，准复追赃免断，依例黜降，似为情法相应。”中书省依刑部议，从之。
是年，武昌妇人刘氏诣御史台，诉三宝奴夺其所进亡宋玉玺一、金椅子一、夜明珠二。敕中书省臣及御史中丞冀德方、也可札鲁忽赤别铁木儿、中政使搠只等杂问。刘氏称：“故翟万户妻，三宝奴谪武昌时，与刘氏往来。及三宝奴贵，刘氏以追逃婢至京，谒三宝奴于其家，不答。入其西廊，见榻上有逃婢所窃宝鞍及其手缝锦帕，以问三宝奴，又不答。忿恨而出，即求书状人乔瑜为状，因尹荣往见察院吏李节入诉于台。”狱具，以刘氏为妄。有旨：斩乔瑜，笞李节，杖刘氏及尹荣，归之原籍。
三年，宁王阔阔出谋为不轨，越王秃剌子阿剌纳失里许助之，事觉，阔阔出下狱，赐其妻完者死，窜阿剌纳失里及其祖母、母、妻于伯铁木儿所，以畏兀儿僧铁里等二十四人同谋或知谋不首，并磔于市。
延祐元年，晋宁民侯喜儿兄弟五人，并坐法当死，帝恻然曰：“彼一家不幸而有此事，其择情轻者一人杖之，俾养父母，毋绝其祀。”三年，敕：“大辟罪，临刑敢有刲割者，以重罪论。凡鞫囚，非强盗，毋加酷刑。”五年，御史台臣言：“诸司近侍隔越中书省闻奏者，请如旧制治罪。”从之。六年，帝御嘉禧殿，谓札鲁忽赤买闾曰：“札鲁忽赤人命所系，其详阅狱辞，事无大小，必谋于同僚，疑不能决者与省、台臣集议以闻。”七年，中书省臣奏：“各处合流辽阳狱囚，无分轻重，一概发奴儿干地面。彼中别无种养生业，岁用衣粮，重加劳费。今肇州路有屯田拟流囚，照依所犯，重者发奴儿干地，轻者于肇州从宜安置，屯种自赡，似为便益。”从之。
刑部言：“方今庶务，惟刑为重，平反冤狱，乃居官者职所当为。比因升等减资之路，于是侥幸之徒，不计事理虚实，欲图升进，往往锻炼成狱，反害无辜。所在官司亦不详谳，取具体察公文，咨申省部，定拟平反明白，固亦有之，然冒滥者十常八九。若不定拟平反通例，深为未便。今后内外官员，如能平反重刑三名以上，量升一等。犯流配五名者，拟减一资。名数不及者，从优定夺。其吏员事不干已而能平反者，量进一等迁调。其或冒滥不实，罪及保勘体察官司，庶革侥幸之弊。”中书省议从之。
至治元年，上都留守贺伯颜坐便服迎诏弃市，籍其家。是时铁木迭儿复相，修旧怨，既杖杀杨朵儿只、萧拜住，又陷贺伯颜于死。终元之世奸臣舞文法以害正人，铁木迭儿一人而已。英宗执法严，参议中书省事乞列监坐鬻官，刑部以法当杖，皇太后命笞之。帝曰：“不可。法者天下之公，徇私而轻重之，何以示天下。”卒正其罪。斡鲁思讦其父母；又驸马许纳子速怯讦其父谋叛，其母私从人。帝曰：“人子事亲有隐无犯。今有过不谏，复讦于官，岂人子所忍为。”命斩之。真人蔡遁泰杀人，论死刑。刑部尚书不答失里坐受其金，范德郁坐诡随，俱杖免。三年，禁故杀子女诬平民者。四川行省平章政事赵世延坐其弟不法事，系狱待对，其弟逃匿。诏出之，仍著为令，逃者百日不出则释待对者。八思吉思下狱，帝谓左右曰：“法者祖宗所制，非朕所得私也。八思吉思虽事朕久，今有罪，其论如法。”八月，帝遇弑于南坡。
泰定帝即位，讨贼，也先铁木儿、完者、锁南、秃满等皆伏诛，又遣旭迈杰等诛铁失、失秃儿、赤斤铁木儿于大都，并戮其子孙。监察御史脱脱等言：“铁木迭儿包藏祸心，离间亲藩，使先帝孤立，卒罹大祸。其子锁南亲与逆谋。乞正其父子之罪，以快元元之心。又月鲁、秃秃哈、速敦皆铁失之党，不宜宽宥。”于是锁南、月鲁、秃秃哈、速敦皆伏诛。监察御史许有壬又言：“萧拜住、杨朵儿只、贺伯颜，天下皆知其无罪，铁木迭儿盗弄威权，致之必死。御史观音保、锁咬儿哈的迷失、李谦亨、成珪虽以言事忤旨，实为铁木迭儿父子所媒孽。又复阴庇逆贼铁失，使先帝暴崩，皆铁木迭儿为之张本也。近奉旨免其抄籍，窃谓刑赏大节，尤当得宜，拟合依旧断没。其诸子家产，先因事发获免之后，分张别居，足见预为三窟之计，合一并籍没，仍将家属迁徙远方，以谢天下。”从之。
泰定元年，太尉不花、平章政事即烈坐矫制以寡妇古哈强配撒梯被鞫，诏以世祖旧臣原其罪。二年，息州民赵丑厮、郭菩萨妖言“弥勒佛当有天下”，有司以闻。命宗正府、刑部、枢密院、御史台及河南行省官杂鞫之。郭菩萨伏诛，杖流其党。三年，潮州判官钱珍挑推官梁楫妻刘氏，不从，诬楫下狱杀之。事觉，珍饮药死。诏戮其尸。
天历元年，中书省臣言：“凡有罪者，既籍其家资，又没其妻子，非古者罪人不孥之意。今后请勿没人妻子。”从之。太尉不花率所部剽掠居庸以北，盗入其家杀之，兴和路当盗死罪。刑部议：“不花之不道，众所闻知，幸为盗杀，而本路隐其残剽之罪，独以盗闻，于法不当。”中书省臣以闻，帝从其议。御史台臣言：“也先捏将兵擅杀官吏，俘掠子女货财。”诏刑部鞫之，籍其家，杖一百七，流南宁府。后复为御史所劾，以不忠不敬伏诛。二年，中书省臣言：“近籍没钦察家，其子年十六，请令与母同居，仍请自今以后有罪籍官犯子，他人不得陈乞，亦不得没为官奴。”从之。陕西行台御史孔思迪言：“人伦之中，夫妇为重。比见内外大臣得罪就刑者，其妻子即断付他人，似与国朝旌表之意不符，夫亡终制之令相反。况以失节之妇，配有功之人，又与前贤所谓娶失节者以配是已失节之意不同。今后负国之臣籍没奴婢财产，不必罪其妻子，当典刑者则孥戮之，不必断付他人，请著为令。”从之。
至顺元年，枢密使言：“征戍云南军士逃归，法当死。”诏曰：“如临阵而逃，死宜也。非临陈逃者辄论死，何视人命之易耶！其杖而流之。”御史台臣言：“内外官吏令家人受财，以其干名犯义，罪止杖四十七，解任，贪污者缘此犯法愈多。请依十二章，计赃多少论罪。”从之。御史中丞和尚坐受妇人为赂，遇赦原罪。监察御史言：“和尚所为贪纵，有污台纲，罪虽见原，理宜追夺所受制命，禁锢终身。”从之。
二年，湖广参知政事彻里帖木儿与速速、班丹俱出怨言，鞫问得实。刑部议：“彻里帖木儿、班丹杖一百七，速速处死。”会赦，彻里帖木儿流广东，班丹流广西，速速徙海南。诏籍其家，速速禁锢终身。燕铁木儿言：“安庆万户锁住坐家人事系狱，久未款伏，宜若无罪，乞释之。”制可。宁国路泾县民张道杀人为盗，弟吉从而不加功，系狱七年不决，吉母老无他子，中书省以闻。敕免死，杖而释之。御史台臣言：“储政使哈撒儿不花侍潜邸时，受马七十九匹，盗用官库物。天历初遇贼即逃，擅开城门。度支卿纳哈出矫增制令，又受诸王斡即七宝带一、钞一百六十锭。臣等议其罪，均宜杖一百七，除名。”从之。只里哈答儿坐赃罪当流，以唐其势舅释之。安西王阿难答之子月鲁帖木儿与畏兀僧玉你达八的剌板的、国师必剌忒纳失里沙津爱护持谋不轨，事觉，三人皆处死，仍籍其家。以必剌忒纳失里妻丑丑赐通政副使伯蓝。天历初，御史台臣屡请勿籍罪人妻子，著为令矣，然未几仍不依条格。大抵文宗之世，刑法畸轻畸重，皆出燕铁木儿之意，帝亦不专决也。
后至元三年，诏除人命重事之外，凡盗贼等狱，不须俟五府官审，有司依例决之。六年，诏今后有罪者，勿籍其妻女以配人。
凡蒙古人居官犯法，择蒙古官断之，行杖亦如之。四怯薛及诸王、驸马投下蒙古色目人等犯奸盗诈伪者，从太宗正府谳之。其蒙古人相犯者，婚姻、债负、斗殴、私奸杂犯不系官军捕捉者，从本奥鲁归断，其余干碍人命、强窃、盗贼、印造伪钞之类，即系管民官应捕事理，令有司约会奥鲁官一同问之。军民相干之词讼，管民官约会管军官问之。僧俗相干之词讼，管民官约会行宣政院问之。
至元十二年，刑部议准，蒙古军人自行相犯，若有蒙古奥鲁人员，合与京兆、南京一体施行；如无管领奥鲁头目，止从官司讯断。九年，中书省议准，蒙古人除犯死罪，监房收禁，不得一面拷掠。外据真奸真盗之犯，达鲁花赤与众官人一同讯问得实，去犯人系腰合钵散收；其余杂犯轻罪，依理对证，不得一面捉拿监收。三十年，敕管民官、奥鲁官、运司并投下，相关公事，管民官与各管官司约会，一同鞫问。如行移三次不到，止从管民官依理归结，情重者申刑部断之。大德五年，敕军士杀人奸盗者，令军民官同鞫。
中统二年，凤翔府龙华寺僧超道谋作乱，遇赦，没其财，羁管京兆僧司，同谋苏德全从军自效。大德六年，诏：自今僧官、僧人犯罪，御史台与内外宣政院同鞫，宣政院徇情不公者，听御史台治之。七年，奉使宣抚耶律希尚、刘赓言：“平阳僧察力微犯法非一，有司惮其豪强，不敢诘问。闻臣等至，潜逃京师。”中书省臣言：“宜捕送其所，令省、台、宣政院遣官杂治。”从之。八年，诏：“凡僧奸盗杀人者，听有司耑决。”延祐六年，敕畏兀儿、哈迷里人自行相犯，委付头目讯断；若与百姓相争，委头目与有司官同鞫。七年，敕回回诸色人等结绝不得者，归有司官讯断。
赦令历代所同，独以修佛事而释重囚，则惟蒙古有之。元贞元年，用帝师奏，释大辟三人、杖以下四十七人。大德三年，释罪囚二十人。六年四月乙丑朔，释重囚三十八人，人给钞五锭。庚辰，释重囚疑重者。七年，中书右丞答剌罕言：“僧人修佛事毕，必释重囚，有杀人及妻妾杀夫者，皆指名释之。生者苟免，死者含冤，于福何有。”帝嘉纳之。然十年仍释上都囚三人，不能尽用其言。十一年，武宗即位，帝师奏释大辟囚三十人，杖以下百人。至大二年，以皇太后有疾，释大辟囚百人。皇庆二年，以作佛事释囚徒二十九人。延祐元年，释流以下罪囚。三月，以僧人作佛事，择释狱囚，命中书省审察。六年，以天寿节，释重囚一人。七月，皇姊大长公主祥哥剌吉作佛事，释全宁府重囚二十七人。敕按问全宁有司官阿从不法，仍追囚还狱。命分简奴儿干及流囚罪稍轻者，屯田肇州。是年，以作佛事，释大辟囚七人，流以下六人。英宗即位，拜住以受尊号，请释狱囚，不允。至治二年，西僧灌顶疾，请释罪囚。帝曰：“释囚祈福，岂为师惜。朕思恶人屡赦，反害善人，何福之有。”不允。西僧为奸利，假祈福之说，以释重囚，元之秕政也。独英宗能斥之，然亦遵为故事。三年，敕都功德使阔儿鲁至京师，释大辟囚三十一人、杖五十七以上六十九人。泰定元年，释笞罪以为两宫祈福。三年，以帝师修佛事，释重囚三人。至顺二年，作佛事，释在京囚死罪者二人、杖罪四十七人。三年，以作佛事，释御史台所囚定兴刘县尹及刑部囚二十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