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氏易传

苏氏易传叙录

《苏氏易传》是三苏父子合力完成的一部易学专著，凝聚了三苏的智慧和心血。苏洵二十七岁始发愤读书，继而因科举失利，“益闭户读书，绝笔不为文辞者五六年，乃大究六经、百家之说”(1)，对六经进行了深入研究，写成《六经论》，《易论》就是其中的一篇。《易论》比较全面地论述了《周易》的性质、作用等问题，初步奠定了苏洵的《周易》观。

在从事“文辞”创作过程中，苏洵发现先儒解经的弊端，逐渐由文入道，立志撰写《易传》来系统表达自己的易学思想。欧阳修《苏君墓志铭》说他：“晚而好《易》，曰：‘《易》之道深矣，汩而不明者，诸儒以附会之说乱之也。去之，则圣人之旨见矣。’”他自己则说：嘉祐五年（1060），“始复读《易》，作《易传》百余篇”(2)，并以“十年读《易》费膏火”(3)的努力，对《周易》进行更深层次的系统研究，写下了数量多达“百余篇”凡“十卷”的《易传》(4)，为构建苏氏易学体系做出了开拓性努力，也为《苏氏易传》的完成奠定了坚实基础。苏洵认为自己的工作乃是“拨雾见日”，重现易道，自信“此书若成，则自有《易》以来未始有也”(5)。只惜《易传》未成身先死。在弥留之际，苏洵将《易传》的续写留给了苏轼、苏辙兄弟。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载：苏洵“作《易传》未完，疾革，命公（苏轼）述其志，公泣受命，卒以成书。”(6)而苏籀《栾城遗言》又谓：“先曾祖（苏洵）晚岁读《易》，……作《易传》未完，疾革，命二公述其志。东坡受命，卒以成书。初，二公少年皆读《易》，为之解说。各仕它邦，既而东坡独得文王、伏羲超然之旨，公乃送所解于坡，今《蒙卦》犹是公解。”可见苏轼、苏辙两兄弟都不负父望，共同为《易传》的完成做出了努力。

苏轼、苏辙兄弟在父亲的教诲下，早年就对《周易》进行了研究。嘉祐二年（1057）苏轼二十岁、苏辙十九岁，兄弟俩同举进士，苏轼作有《御试重巽申命论》，对《周易》作了局部但却是精辟的论述。六年（1061），苏轼、苏辙兄弟同应制科，苏辙在《进论》中有《易论》一篇(7)，明刻《三苏文粹·苏轼文粹》中也载有此篇文章，大概此文是兄弟俩共同写成的。上引《栾城遗言》表明轼、辙兄弟当年读《易》时已各“为之解说”；苏洵卒后，苏轼“泣受命”，在父亲遗作基础上，修订完成了《苏氏易传》；而苏辙也将自己的研《易》心得奉献出来，故今传《苏氏易传》的《蒙卦》犹是苏辙所解。因此，《四库全书总目》说“此书实苏氏父子兄弟合力为之”是有依据的。书名应以《苏氏易传》更为准确，而称《东坡易传》，题“苏轼撰”，是因苏轼总其成的缘故。

苏轼、苏辙兄弟进行系统的经学研究，大致在两个时期：一是元丰年间，二是绍圣年间。后人所辑印的《两苏经解》，其主要著作的撰定，也与这两个时期相始终，《苏氏易传》当然也不例外。元丰二年（1079）的乌台诗案，苏轼被贬黄州，作团练副使；苏辙被贬筠州，监盐酒税。仕途的失意，反倒促成了他们学术生涯的正式开始。苏辙以其独有的深沉走在了前面。苏轼在黄州《与滕达道（二一）》说：“某闲废无所用心，专治经书。一二年间，欲了却《论语》《书》《易》，舍弟已了却《春秋》《诗》。虽拙学，然自谓颇正古今之误，粗有益于世，瞑目无憾也。”(8)这里所提诸书，即是后来完成的《易传》《书传》《春秋集解》《诗集传》《论语说》五部经解。不过，苏轼《黄州上文潞公书》说：“到黄州，无所用心，辄复覃思于《易》《论语》，端居深念，若有所得，遂因先子之学，作《易传》九卷。又自以意作《论语说》五卷。”(9)又《与王定国（一一）》说：“某自谪居以来，可了得《易传》九卷，《论语说》五卷。今又下手作《书传》。迂拙之学，聊以遣日，且以为子孙藏耳。子由亦了却《诗传》，又成《春秋集传》。闲知之，为一笑耳。”(10)这说明，在此期间，苏轼、苏辙兄弟已完成《易传》《春秋集解》《诗集传》《论语说》的写作。并已着手撰写《书传》，但未完成。

绍圣元年（1094），苏轼以诋斥先朝罪，贬岭南，惠州安置。四年（1097），又被责授为琼州别驾，移昌化军安置。苏辙则贬筠州，再迁雷州。直到元符三年（1100）为止，二苏兄弟都在贬所过着极其艰苦的流放生活。这时苏辙作有《老子解》，而苏轼则奋力撰写《书传》，并对已成的《易传》《论语说》作了修订和补充。《文集》卷五二《答李端叔（三）》：“所喜者，海南了得《易》《书》《论语传》数十卷，似有益于骨朽后人耳目也。”据《双溪集》卷一一《跋摹连昌宫辞》记载，当时，苏轼在“海外”以真草写成《易传》，颇能代表苏轼晚年书法风格，这都表明《苏氏易传》的最后定稿是在海南时期。

苏辙不仅是《苏氏易传》的作者之一，而且是《苏氏易传》的早期评论者。苏轼仙逝后，苏辙撰《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积极肯定了《苏氏易传》的学术价值，认为《易传》的“成书”足以使“千载之微言焕然可知”！后来他又撰《易说》三篇，比较系统地表达了自己的易学观点。在《易说》三篇中，苏辙大胆地批评了老兄的不妥之说。这两位被宋元人说成是“出处进退无不相同”的患难兄弟，实际上性格、政治主张、文艺思想、诗文风格都不尽相同，学术观点也有分歧。这一现象曾引起南宋学者陈善的注意，他说：“东坡兄弟，文章议论，大率多同。惟子由文字，晚年屡加刊定，故时与子瞻有相反处，盖以矫王氏尚同之弊耳。至子瞻《易传》，论天地之数五十有五，而太衍之数五十者，土无成数、无定位、无专气者，故不特见。而子由遂曰‘此野人之说也’，则似矫枉太过。”(11)但他对苏轼的批评也仅此而已，这正是他们“和而不同”的正常表现，无伤大雅。美籍学者包弼德先生认为在宋代首先对《苏氏易传》进行评论的人是苏辙，也是基于这一事实而发的。

苏轼去世之前，将《易传》托于钱济明保存。由于政局日非，党禁益严，苏轼死后，苏学遭到朝廷禁止。苏辙在晚年便命其子辈，将自己和亡兄的学术著作以抄录的方式予以保存。不过，朝廷无法禁绝人们对苏学的爱好。就在北宋晚期，《苏氏易传》便有刊本出现了。南宋陆游作《跋苏氏易传》称：“此本，先君宣和中入蜀时所得也。方禁苏氏学，故谓之毘陵先生云。”(12)宣和乃宋徽宗年号（1119—1125），是《苏氏易传》已于此前刊行于世，而刊行地和刊刻者正是苏轼日夜眷念的故乡四川和四川的父老乡亲。当时的四川为全国著名的刻书中心，所刻之书号称“蜀本”，质量上乘。这个蜀本《苏氏易传》巧妙地避开时讳，以苏轼仙逝之地毘陵为称，改题《毘陵易传》以行世。袁本《郡斋读书志》卷一著录“《毘陵易传》十一卷”，正是《苏氏易传》刊刻的这一历史隐情的真实记录。晁氏自北来川，其藏书多为四川转运副使井度所赠，他的《读书志》多为私人藏书的记录，自序作于绍兴二十一年（1151）元日，时在宣和蜀本刊刻之后，那么《读书志》所著录的《毘陵易传》与陆游父亲所收藏者或出自同一版本。南宋末年的冯椅说：“《读书志》云《毘陵易传》，当是蜀本。”(13)此说是有依据的。

南宋初尤袤（1127—1194）作《遂初堂书目》，其中亦有《苏文忠易传》。这一著录名称的变化，表明《苏氏易传》在南宋有了新的雕印。随着苏轼名誉的恢复，他的《易传》得到更多人的重视，这是十分自然的。冯椅介绍《苏氏易传》时，先称引《中兴书目》，后又指出晁氏所记“当是蜀本”，则除晁氏的“蜀本”外，别有《中兴书目》所著录的“非蜀本”可知。《苏氏易传》在宋代曾受到学人的特别关注，杨时给予过批评，朱震也在《周易丛说》里有所评论。更有甚者，理学大师朱熹专门兴起批苏浪潮。他不但著《杂学辨》，首列《苏氏易传》，而且在《文集》《语类》中也多次涉及。此后，黄震、洪迈、王应麟等人都曾论及。宋代直接引用《苏氏易传》的人也不少，如李衡《周易义海撮要》、冯椅《厚斋易学》、丁易东《周易象义》等，都大量采用《苏氏易传》的说法。

《苏氏易传》在元代同样颇流行，胡一桂《周易启蒙翼传·中篇》对它作了记载。此外，元初马端临《文献通考》有载，俞琰《周易集说》《读易举要》也谈及。而李简《学易记》、董真卿《周易会通》等书对之则多有引录、评点。

到了明代，《苏氏易传》并未因理学的昌明而太受冷落。其突出表现是明修《周易大全》并未舍弃《苏氏易传》不用。永乐年间修撰《永乐大典》时，更将《苏氏易传》全文载入。今天，我们仍能从残存的《永乐大典》中找到数段《苏氏易传》原文。据钮石溪所撰《会稽钮氏世学楼珍藏图书目》记载，洪武年间也曾刊刻过八卷本《苏氏易解》，不过，将著者误为苏辙。因为科举考试的缘故，《苏氏易传》确实在明代未能引起广泛重视。时人焦竑为《两苏经解》作序，说《苏氏易传》因“世方守一家言，目为文人之经而绌之，而传者稀矣”，即是证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陈所蕴为《苏氏易传》作序，称此书“旧藏中秘，未授厥剞，岂非旷然缺典乎？因与同舍郎黄君继周辈商略是正，爰命梓人布策，俾读《易》者有所参考，不为暖暖姝姝学一先生之言”。此后，明代还出现了多种《苏氏易传》刻本。有吴之鲸万历二十四年刻本、万历二十五年焦竑序毕氏刻《两苏经解》本、万历三十九年焦竑序顾氏刻《两苏经解》本、毛晋汲古阁刻《津逮秘书》本、闵齐伋刻朱墨套印本、崇祯九年顾宾刻《大易疏解》本等等。此外，现在还存有《苏氏易传》的明抄本数种。

在明代，各种书目一般都对《苏氏易传》有著录。引用并评论《苏氏易传》的更不在少数。如邓梦文《八卦余生》、沈一贯《易学》、潘士藻《读易述》、逯中立《周易札记》、李贽《九正易因》、方孔炤《周易时论合编》等。僧人释智旭作《周易禅解》也将《苏氏易传》部分地引入。

在清代，《苏氏易传》也引起不少人的注意。王夫之肯定其论有合于“治理”。顾炎武作《日知录》，在其卷一也言及苏轼《易》。李光地等奉敕撰《周易折中》，其中对《苏氏易传》的引用比《周易大全》还多。查慎行作《周易玩辞集解》不但引录《苏氏易传》，而且多有论断。著名易学家陈梦雷在作《周易浅述》时，更是参考了《苏氏易传》，对其中不少见解表示了赞同。皮锡瑞作《经学通论》，其中言《易》时也引及《苏氏易传》。如此之类，不一而足。清代刊刻、抄录《苏氏易传》的并不是少数。主要有《四库全书》本（包括《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本）、《青照堂丛书》本、张海鹏《学津讨原》本等。其他藏书家也多有藏本。

清代以后，《苏氏易传》不大受关注，通行本只有《丛书集成》（初编）本。

这次对《苏氏易传》的整理，主要基于陈所蕴冰玉堂刻本（简称陈本）、焦竑序毕氏刻《两苏经解》本（简称经解本）、闵齐伋刻朱墨套印本（简称闵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简称库本）、张海鹏《学津讨原》本（简称学津本）以及《青照堂丛书》本（简称青本）。此外，也参考过吴之鲸刻、冯贲重校本、毛晋汲古阁《津逮秘书》本（简称津逮本），以及《丛书集成》（初编）本、《永乐大典》残卷等。

张海鹏所刻《学津讨原》本是在精校的基础上付梓的，从其卷后所附跋文即可见一斑。《丛书集成》（初编）即据此本重排，故本次整理也以此本作底本，参校陈本、经解本、闵本、库本、青本。

今存各本《苏氏易传》中，陈本是最早的本子，共四册八卷，每页八行，行十七字，白口，左右双边，版心有“冰玉堂”三字。此本以《系辞传下》《说卦》《序卦》《杂卦》为第八卷，并删去《说卦》之名，与九卷本以《说卦》《序卦》《杂卦》为第九卷不同。前有陈所蕴万历甲午序。其刊刻工整，现存数本。陈本虽然讹误严重，然不失其校勘价值，故此次以之为校本。

吴之鲸刻、冯贲重校本名为《苏长公易解》，时间为万历二十四年，是现存仅次于陈刻《苏氏易传》本。共八卷，四册，九行，行十九字，左右双边。此本为朱墨套印本，朱印是对本书的评语，未署名，一般均在版匡之上。墨印为原文。本人所见为北京师范大学藏本，惜其略有残损，目录书称其有序文而此本却无。此次未以之作校本使用。

关于《两苏经解》本，今存毕刻、顾刻两种本子。张海鹏以《两苏经解》本为底本校《津逮秘书》本。其跋文所言津逮本的错误，在现存的焦序毕刻本中同样存在。因此，周中孚在《郑堂读书记·补逸》卷一所言张海鹏以毕刻《两苏经解》本“校正毛氏之脱误”并不正确。张氏所据之本应当是焦竑序顾氏刻本。顾刻本笔者未能一见，实为遗憾。而顾刻本的焦序也与毕刻本不一样，耿文光在《万卷精华楼藏书记》中尚引有焦序的部分文字，有“是时周、程之说未行，而得意忘言，奭然四解……非训诂家所能及也”之语。毕氏刻《两苏经解》本共九卷，五册，一函，其名为《东坡先生易传》。十行，行二十一字，白口，左右双边。前有焦竑所作的《两苏经解序》。张海鹏指陈的《津逮秘书》本的不足之处，此本同样存在。以其刊刻时间早，又较为有名，此次作为校本使用。

《四库全书总目》称：“明焦竑初得旧本刻之，乌程闵齐伋以朱墨板重刻，颇为工致，而无所校正。”则闵本本自《两苏经解》本，但闵本实与毕氏刻本不同，故当据顾刻《两苏经解》本重刊。闵本书名单称《易解》，乃朱墨套印本，朱印为批语，引用有自汉至明杨慎等人的论《易》之语，但不针对《苏氏易传》，一般在版匡之上。墨印为《易传》原文。共八册八卷，分卷与陈本同，保留有《说卦传》名。八行，行十八字，白口，四周单边。前有《苏文忠公本传》（节自《宋史·苏轼传》）及朱印《易考》，书后附有王辅嗣《易总论》一卷。其中虽有错讹，但可补陈本、经解本之脱误，亦可聊补未见顾刻《两苏经解》本之憾。

《津逮秘书》本，《四库全书总目·东坡易传提要》指其讹舛尤甚，张海鹏也称其讹、脱、倒等现象严重，经本人反复核对，确非虚语，缺乏校勘价值。

《四库全书》本《东坡易传》校勘精细，不失为今天较好的一种本子，其讹误亦较少。

《青照堂丛书》本经过重校后勘刻，其上附有李元春（时斋）的评语，虽晚于《四库》本，但在一些有脱文处未依《四库》本补上，当另有所本，兹仍据以校勘。

由于版本众多，且多数本子笔者只能就地借阅，限于时日和学力，校点中不当之处肯定还不少，敬请识者指正。

(1)　《欧阳修全集》卷三五《故霸州文安县主簿苏君墓志铭》（下称《苏君墓志铭》），李逸安点校本，中华书局2001年。

(2)　《嘉祐集》卷一三《上韩丞相书》，曾枣庄等笺注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3)　宋残本《类编增广老苏先生大全集·送蜀僧去尘》。

(4)　《乐全集》卷三九《文安先生墓表》，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　《上韩丞相书》。

(6)　《苏辙集·栾城后集》卷二二，陈宏天、高秀芳点校本，中华书局1990年。

(7)　《苏辙集·应诏集》卷四。

(8)　《苏轼文集》卷五一，孔凡礼点校本，中华书局1986年。下称《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