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坡书传
东坡书传叙录
苏东坡兄弟青年时期即对《尚书》有深入研究，《栾城应诏集·进论五首》，分别对《礼》《易》《书》《诗》《春秋》五经进行了论述。五论又作为苏东坡文收入《三苏文粹》之中，只在顺序上不同，以《易》《书》《诗》《礼》《春秋》排列（今见《苏轼文集》卷二，中华书局版，孔繁礼点校。下引此书只注卷次）。之后随着学力增益，苏东坡又对《尚书》中一些重要议题撰有专论，如“乃言厎可绩”“堲谗说殄行”（俱《舜典》）、“视远惟明，听德惟聪”“始终惟一，时乃日新”（俱《太甲上》）、“王省惟岁”（《洪范》）、“作周恭先，作周孚先”（《洛诰》）、“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多方》）、“庶言同则绎”（《君陈》）、“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倍，亦克用乂”（《周官》）、“道有升降，政由俗革”（《毕命》）等（卷六），分别反映了他的《书》学思想。这些个案研究成为苏东坡后来撰写《东坡书传》的重要支点。
在经学领域，苏东坡撰有三部学术著作：《易传》《书传》《论语说》。苏东坡著此三书，历时数十年，耗费半生心血。大致说来，即经始于黄州，重订于惠州，最后完成于海南。苏东坡初贬黄州，《与滕达道书》（卷五一）说：“某闲废无所用心，专治经书，一二年间，欲了却《论语》《书》《易》。……虽拙学，然自谓颇正古今之误，粗有益于世，瞑目无憾也。”说明他贬官黄州时已下定决心钻研儒家经典，计划撰《论语》《尚书》《周易》三部经解。从其《黄州上文潞公书》（卷四八）和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栾城后集》卷二二）看，苏东坡在黄州只完成了《易传》和《论语说》两部，《书传》却未成书。
后来苏东坡贬官岭南，继而再迁海南，又“草得《书传》十三卷”（卷五六《与郑靖老书》）。他在儋州著书很辛勤，又缺少书籍，为了著书不得不向人借书。随侍左右的儿子苏过有《借书》诗：“海南寡书籍，蠹简仅编缀。《诗》亡不见《雅》，《易》脱空余《系》。借书如假田，主以岁月计。”（舒大刚等《斜川集校注》卷二，巴蜀书社版）正是苏东坡在海南借书做学问的真实写照。苏东坡在《与李端叔（三）》（卷六六）：“所喜者，海南了得《易》《书》《论语》传数十卷。”元符三年《题所作〈书〉〈易传〉〈论语说〉》（卷六六）说：“吾作《易》《书传》《论语说》，亦粗备矣。呜呼，又何以多为？”都表明其三经解的最终完成，是在海南时期。
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苏东坡渡海北归，“自海康适合浦，遭连日大雨，桥梁尽坏，水无津涯。……所撰《书》《易》《论语》皆以自随，而世未有别本。抚之而叹曰：‘天未丧斯文，吾辈必济！’已而果然”（卷七一《记合浦舟行》）。其后辗转北归，至常州竟一病不起。临死前，苏东坡把三经解托付好友钱济明，说：“某前在海外，了得《易》《书》《论语》三书，今尽以付子。愿勿以示人，三十年后，会有知者。”（何薳《春渚纪闻》卷六）直至生命结束，苏东坡都还在为三部经解谋求妥善的出路，但当时却一直没有刻本问世。
苏东坡对自己这三部著作很是珍视，在《答苏伯固书》（卷五七）中说：“抚视《易》《书》《论语》三书，即觉此生不虚过，如来书所谕，其他何足道！”苏伯固“来书所谕”不外文章、功名，苏东坡皆认为“何足道”，唯有三部经解使他觉得“此生不虚过”。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也说：“最后居南海，作《书传》，推明上古之绝学，多先儒所未达。既成三书，抚之叹曰：‘今世要未能信，后有君子，当知我矣。’”
《东坡书传》的卷数，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一著录：“《东坡书传》十三卷。”《宋史·艺文志》同。但是，后来传本多作二十卷。万历《两苏经解》本、明末朱墨套印本都是这样。诸家著录也多作二十卷。据苏东坡《与郑靖老（三）》（卷六六）：“草得《书传》十三卷，甚赖公两借书籍检阅也。”则十三卷乃是原书面貌。《四库全书总目》该书提要说：“是书《宋志》作十三卷，与今本同。《万卷堂书目》作二十卷，疑其传写之误也。”此说实误，不仅今传明清刻本都作二十卷，就是《四库全书》所收录的抄本也是二十卷。馆臣撰《四库》本《东坡书传提要》时，仍称“《书传》二十卷，宋苏轼撰”。至纪晓岚删定《总目》时，乃凭据《宋志》十三卷之说，来否定二十卷本的存在。实是失于检点，不足为据。胡玉缙《四库提要补正》已指出《总目》之误：“陆氏、丁氏《藏书志》并有明刊本二十卷，瞿氏《目录》有焦竑刻《两苏经解》六十二卷，其中《书传》亦二十卷，《秘籍志》同。”张海鹏在《东坡书传》跋中说：“《东坡先生书传》，《宋志》作十三卷，《四库全书》所录亦十三卷，此本作二十卷，与《万卷堂书目》合，不知分自何人，……则此二十卷，似非传写之误。”张氏据当时所通行的二十卷本纠正《总目》的错误，是对的；但又说“《四库全书》所录亦十三卷”，却是错的，原因也是他未曾检翻《四库全书》正文所致。经张海鹏考察，“书之首尾既全”，认为“卷帙之分合，于说经要旨无关耳”（《学津讨原》本《东坡书传》跋尾）。《郑堂读书记·补逸》所见也是二十卷，卷三载：“《东坡书传》二十卷，宋苏轼撰。《四库全书》著录，作十三卷，按《宋志》及晁、陈书目本作十三卷，《学津讨源》所收与此本同，张若云跋称《万卷堂书目》作二十卷，与此本合，不知何时所分。”周中孚说“《四库全书》著录，作十三卷”，其误与张海鹏同。由此可见，《东坡书传》撰成时本为十三卷，后来大概因卷帙过重，才分为二十卷了。
苏氏三部经解著作，在其有生之年“携以自随”和“尽以付”钱济明的都是抄本。宣和中，《东坡易传》在蜀中曾有刻本，《书传》《论语说》是否有刻本传世，已不可详考。今传《东坡书传》于《盘庚中》“兹予有乱政同位”一节下，引《春秋传》郑子产曰：“我先君威公与商人皆出自周。”子产语见《左传》昭公十六年，“威公”作“桓公”。又于《康王之诰》“惟周文、武，诞受羑若”一节下，传曰：“文王出羑里之囚，天命自是始顺。周公记之，谓之羑若。犹管仲、鲍叔愿齐桓公不忘在莒时也。”桓公，《经解》本、《凌》本、《四库》本作“威公”。两处“桓公”皆避讳改“威公”。明、清不避“桓”讳，唯宋人刻书避钦宗赵桓，改“桓”为“威”，这与《古史》宋刻本“桓公”改“威公”是同一道理。苏东坡卒于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赵桓即位于苏东坡卒后二十五年，苏东坡撰《书传》时不可能预避“桓”讳。那么，明、清相承避“桓”讳的版本，就有可能是宋人所刻了。南宋及元儒诸多《书》学著作，都大量称引苏氏《书传》内容，倘若没有刻本传世，是达不到如此普及程度的。
不过，根据明嘉靖年间胡直《书苏子瞻书传后》所述，似乎明初《书传》的刻本已难寻觅了：“昔唐荆川先生（顺之）语予曰：‘曾见苏子瞻《书传》乎？’曰：‘未也。’‘盍求之？’岁之甲子，予行部至眉，求诸乡大夫张中丞，得其写本读之。……乃归其本张公，而寓书其末云。”（《衡庐精舍藏稿》卷十八，明万历刻本）“甲子”即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此前，唐顺之要胡直求苏子瞻《书传》却未得，至甲子年胡“行部至眉州”，才在眉州“乡大夫张中丞”家寻到《书传》的“写本”。此后，万历丁酉（1597年）毕侍郎刻《两苏经解》，焦竑《东坡易传序》，说其时从“荆溪唐中丞得子瞻《易》《书》二解”，汇刻成《两苏经解》。《两苏经解》本是迄今可见《东坡书传》最早的刻本，其时上距胡直“行部至眉”已三十二年。如此看来，《东坡书传》似乎直至万历时始有刻本。焦氏从唐中丞家所得的“子瞻《易》《书》二解”，可能就是胡直从蜀中带回的副本。
今存《东坡书传》的重要版本，一是《两苏经解》本（下称“《经解》本”）。《经解》本的刊刻在时间上和主事者上，明以来目录记载有分歧。耿文光《万卷精华楼藏书记》著录《苏氏易传》有“明本，是本万历庚戌顾氏刊于豫章，焦竑序”（中华书局影印《清人书目题跋丛刊》本）。张海鹏在《学津讨原》本《苏氏易传》跋尾中说：“按此本桐柏顾御史所刻，不知其名，而焦为之序，故亦称‘焦本’云。”此称顾氏所刻，顾氏为桐柏人，刻书处在豫章。周中孚《郑堂读书记·补遗》卷一又说刻者是“毕侍御”：“此本为明万历丁酉（二十五年）毕侍御合刊《两苏经解》本，焦弱侯（竑）序之。”“顾本”“毕本”者隋焦竑序。周中孚断定“称顾御史所刊旧本，疑误‘毕’为‘顾’也”，认为“顾”为“毕”之误。据该本焦氏《两苏经解序》称“丁酉，侍御毕公裒而刻之”，似乎以周说为是。但是山东图书馆编《易学书目》记此本为“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金陵毕氏刻本”（齐鲁书社1993年），知毕氏为金陵人，本与籍贯为桐柏的“顾氏”并非一人。两种《两苏经解》，一刻于万历丁酉（二十五年），一刻于万历庚戌（三十八年），刊刻时间相距十三年，二刻并非同时；又其刻者，一为顾姓，金陵人，一为毕姓，桐柏人，刻者并非一人。可见两本显然二刻，不能混为—谈。《两苏经解》本的《易传》和《书传》都有抽印零本行世。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著录美国“国会”所藏“明万历间刻本”《东坡先生易传》九卷，即为“《两苏经解》零本”；美国“国会”又藏有“明万历间刻本”《东坡先生书传》二十卷，有缪荃孙收藏印记，考《艺风堂藏书续记》，此本也是《两苏经解》本。《善本书室藏书志》卷一有“《东坡先生书传》二十卷，明刊本”，《四库简明目录标注·续录》：“明万历（略）本，皆二十卷。”也许就是《两苏经解》本的单行本。《经解》本作为现存最早的刻本，是后来书坊借以翻刻的重要祖本。该本今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等处。
二是“明朱墨套印本”，题名《东坡书传》二十卷，凌濛初刻（下称“凌本”）。眉端有凌濛初所辑杨用修、袁了凡、施承庵、沈则新、子渊（陈深）诸家评语。《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有著录，称“明凌濛初刻朱墨套印本”。《四库简明目录标注》又著录《东坡书传》“闵刻朱墨本”。该朱墨本是闵刻，抑或是凌刻，具体不详。也许与《东坡易传》的情形相同。彭元瑞《天禄琳琅阁书目后编》卷十二载有“乌程闵齐伋所刻”朱墨本《东坡易传》，王重民《善本书提要》怀疑其“不知为凌刻，抑或为闵刻”。似乎《易》《书》两传的朱墨本都有是出自闵氏，还是凌氏的争论。不过凌氏刻序至今尚存，则其为凌刻无疑。该本所辑诸家评议，多系就经文大旨和蔡沈《书集传》而发，除二三则直接涉及《东坡书传》外，其余皆与东坡学术无关。颇疑诸家评语本是坊间刻蔡沈《书集传》时附上去的，凌氏刻《东坡书传》时又将诸评移置过来，因此常常有文不对题、不知所云的现象。也许是为便于举子研习时参考，也许是偷梁换柱，想用苏氏《书传》来取代蔡氏《集传》，皆未可知。
三是清《四库全书》抄本（下称“《四库》本”），二十卷。《总目》著录为“内府藏本”，据其文字异同、内容残缺等情况判断，当是依据《经解》本进行校录。
四是《学津讨源》本（即本次整理的底本，下称“原本”），该本亦二十卷。张海鹏该书跋语称，是依据凌氏朱墨套印本，“详校付梓”，其内容多寡也与凌本同。
此外，据《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续录》著录，尚有“清顺治刊本”二十卷。据《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录》，《书传》还有名目繁多的明、清写本。凡此之类，兹不备列。
历考诸本，《经解》本诸篇大题皆在小题之下，尚存古式；《四库》本则校录精审。但二本内容都有脱落，尤其是《多士》一篇，脱误之处几不可读。凌本、《学津》本内容较为齐全，但《凌》本诸家批语无关《东坡书传》，是为累赘。张海鹏刊《学津讨原》时将其删去，实有见识。今谨依《学津讨原》本作底本，而以《经解》本、《四库》本、凌本详加校勘，综合众本，以求一正。不当之处，尚希识者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