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集
文集叙录
苏文版本与苏诗一样，也有诗文合刻本和苏文单刻本两个系统。诗文合刻本在本书《诗集叙录》中已作详细介绍，兹不重复。这里仅就苏文单刻本略作说明。
最早的苏文单刻本为南宋郎晔的《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六十卷，选注东坡文四百九十八篇。晔字晦之，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师事张九成，以儒学知名。淳熙十四年（1187）以特奏得官，为绍兴嵊县簿，未赴任。此书前两卷为赋，卷三为南省讲三传，卷四至卷一四为论，卷一五至卷二三为进策、策、策问，卷二四为上神宗万言书，卷二五、二六为表，卷二七、二八为启，卷二九至卷三六为奏议，卷三七至卷三九为内外制，卷四〇至卷四七为书状、书，卷四八至卷五四为记，卷五五为碑，卷五六为叙，卷五七为迩英进读、杂说，卷五八为拟作，卷五九为铭、赞，卷六〇为杂著。国家图书馆、台北“国家图书馆”皆藏有宋刊本，但都不全，国图存三十二卷，台藏本存五十五卷。最全最易得者为四部丛刊本，此本乃上海涵芬楼借吴兴张氏、南海潘氏所藏宋刊本影印。前有宋孝宗《御制文集序》《苏文忠公赠太师制》《东坡先生言行》和《目录》。《四部丛刊书录》云：“《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六十卷十册，乌程张氏、南海潘氏合藏宋刊本，宋郎晔注。……原书六十卷，今唯乌程张氏藏上半部，南海潘氏藏下半部，皆宋椠本，两本凑合，尚缺五卷，六十卷末亦缺数叶，然亦仅有之秘本矣。……缺卷以成化本补其白文。”《爱日精庐藏书志》卷三〇评此书云：“是书钩稽事实，考核岁月，元元本本，具有条理，可与施元之、王十朋诗注相颉颃。”此书当时虽曾进呈乙览，但并未颁行，故流传不广，宋、元、明历代书录未见著录，清修《四库全书总目》亦未提及。清初《季沧苇书目》始载其名，季氏藏有宋刊残本，连全书卷数亦不可知。直至日本岛田翰购得宋刊全本，并著录于《古文旧书考》卷二，世人始知全书为六十卷。一九一九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此书宋刻本，一九二〇年上海罗振常蟫隐庐仿宋活字本刊印南宋郎晔注、罗振常辑佚的《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六十卷，考异四卷，考异补遗一卷，误字记一卷，又辑《经进嘉祐文集事略》一卷、《经进栾城文集事略》一卷。一九二二年《四部丛刊初编》曾收入《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六十卷，始广泛流传。一九五七年七月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出版南宋郎晔注、庞石帚校订的《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六十卷，一九六〇年台湾世界书局、一九七九年香港中华书局也曾刊印此书。
《三苏先生文粹》七十卷，不详编者，含老泉文十一卷，东坡文三十二卷（卷一二至卷四三），颍滨文二十七卷。南宋坊间刻本，为备场屋考试而编刻，故颇为流行。台北“国家图书馆”藏有宋绍兴饶州董氏集古堂刊本，残存三卷。其他书目还载有多种宋刊本，如宋绍兴初蜀大字本、宋刊巾箱本、宋淳熙三年巾箱本。明代亦曾多次翻刻，有明刘氏安正书堂刊本、明嘉靖四十三年归仁斋刊本、明嘉靖十二年眉州刊本等。
《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和《三苏先生文粹》都只是苏文选本，明茅维刊《苏文忠公全集》七十五卷，则是宋、元以来第一次把苏文单独全部辑集刊行，而且收文较全。其《宋苏文忠公全集叙》云：“昔长公被逮于元丰间，文之秘者，朋游多弃去，家人恐怖而焚之者，殆无算。逮高宗嗜其文，汇集而陈诸左右，逸者不复收矣。迄今遍搜楚、越，并非善本，既嗟所缺，复憾其讹。丐诸秣陵焦太史所藏阁本《外集》。太史公该博而有专嗜，出示手板，甚核。参之《志林》《仇池笔记》等书，增益者十之二三，私加刊次，再历寒燠而付之梓。即未能复南宋禁中之旧，而今之散见于世者，庶无挂漏。为集总七十五卷，各以类从，是称《苏文忠公全集》云。……万历丙午元日，吴兴茅维撰。”此书在明、清两代曾多次刊印，但茅维本脱误较多，印制不精，这是明刊本的通病。
中华书局继一九八二年出版了孔凡礼先生校点、刘尚荣先生任责编的《苏轼诗集》之后，又于一九八六年出版了孔凡礼先生校点、刘尚荣先生任责编的《苏轼文集》。中华书局出版的《苏轼文集》即以明末茅维刊本《苏文忠公全集》七十五卷为底本。敢选此书为底本是需要勇气的，因为影响很大的《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四《东坡全集》提要谓“有七十五卷者，号《东坡先生全集》，载文不载诗，漏略尤甚”即指此本。但孔凡礼先生的《点校说明》认为“底本有其明显的长处”，一是“取材丰富”，他举例说：“以尺牍而论，底本采用的是上面提到的经过整理的本子，约收尺牍一千三百首。此本以人为纬，有多首尺牍者，则大体按写作时间排列。”二是“底本的分类，从大的方面说，是得体的”。总之孔先生认为：“底本瑕瑜相较，瑜远胜瑕。去瑕取瑜，我们应该对底本的编者的搜辑之功，作充分的肯定。《四库提要》卷一五四宁取蔡士英刊本，而批评此本‘漏略’，是很片面的。”
新版《苏轼文集》与新版《苏轼诗集》一样，在校勘上花了很大功夫。刘尚荣《新版〈苏轼文集〉书后》云：“本书的校勘比《苏轼诗集》又有所发展。诗集主要用不同版本对校。文集情况复杂，除采用九种主要校本通校外，还使用了金石碑帖、宋人别集、年谱、笔记等多方面资料以解决个别篇目的疑难问题。文集中的制、奏议、尺牍、题跋、杂记各类，又寻觅了各自的参考校本如《宋大诏令集》《历代名臣奏议》《苏长公二妙集》《东坡志林》等等。总之，点校者将传统的本校、对校、他校、理校诸法综合利用，融汇贯通，从而订正了底本的某些误脱衍倒，录存下大量有参考价值的异文资料，并对部分篇章的写作时间乃至重出疑伪问题做出了简要交代。……由于进行了全面认真的校订，《苏轼文集》从文题到字句各方面都优于通行本，可以说已向苏文‘定本’的目标迈出了至关重要的一大步。当然，该书的校勘并非尽如人意。其校勘体例稍嫌繁琐，某些校记写得不够精练，表达方式也不尽统一。对底本的个别改动以及不影响文义的文言虚词的出校，总令人感到点校者对所谓墨迹刻石资料有所偏爱和偏信。”
新版《苏轼诗集》辑得佚诗二十九首，新版《苏轼文集》竟辑得佚文四百余篇，编成《苏轼佚文汇编》附于全书之后。其《弁言》云：“苏轼之文，见于《苏轼文集》者，凡三千八百余篇，然犹未尽也。……余于校点《苏轼文集》同时，潜心搜辑苏轼佚文。五六年来，自有关总集、别集、笔记、诗话、金石碑帖及题跋、史部、类书乃至苏轼多种版本著作中，得文近四百篇（包括残篇）。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王学泰同志复示余所不及，复得若干篇，二者都为四百余篇。乃命之曰《苏轼佚文汇编》，厘为七卷，可为研究一代文宗之助。”其所收佚文，某些或有过滥之嫌，如《简例》云：“《侯鲭录》《典洧旧闻》篇首云‘东坡云’‘东坡言’‘东坡曰’者，或见于文集，或不见。其不见者即视以佚文，辑入本编。”其实，“东坡云”“东坡言”“东坡曰”情况颇为复杂，都视为佚文，恐怕未必妥当。但编者还是比较谨慎的，也作了一些限制：“篇首虽有‘东坡云’而其中夹有与引述者问答之语者不收，篇中夹有引述者叙事之语者不收。”对一些传为苏东坡之书而未必可靠者，如《渔樵闲话录》《续杂纂》，编者亦只把它作为附录：“未敢遽定，以其传世已久，又未敢遽弃，今亦入于附录。”刘尚荣《新版〈苏轼文集〉书后》对《苏轼佚文汇编》评价甚高：“由于《汇编》的宗旨是‘期于全而后已’，所以历史上凡传为苏轼作品者，包括零章断句在内，已大体搜罗齐全，庶可省去研究者翻检之劳。这里确实搜集了不少珍品，值得重视。如建中靖国元年六月的《乞致仕状》，诸家年谱均曾言及，正集却未收入。今从《东坡外集》觅得此文，弥足珍贵。又如《与钱穆父书》，正集只存二十八篇，今于《圣宋名贤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中发现另外的二十九篇，总数长出一倍有余，这对考查苏、钱交游及东坡思想必将大有裨益。尤其是《西楼帖》保存的几十篇文章，内容比较可靠，更富参考价值。可以预料，《苏轼佚文汇编》对有关专家学者将有更强烈的吸引力，更使人感兴趣。……笔者认为，当个人的校订考辨不足以做出最后案断时，先将它们收入文集，是行之有效的简便措施。而其去伪存真，只能留待各路学者共同承担了。”
《全宋文》中的《苏轼文》亦以茅维刊本《苏文忠公全集》七十五卷本为底本，本书所收苏文，原文文字、编排顺序大体都以《全宋文》为准。唯底本重复收录的篇目，则去其重复；确系他人作品而底本误收者，亦予删除，不做删文存目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