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集
文集叙录
苏文版本与苏诗一样,也有诗文合刻本和苏文单刻本两个系统。诗文合刻本在本书《诗集叙录》中已作详细介绍,兹不重复。这里仅就苏文单刻本略作说明。
最早的苏文单刻本为南宋郎晔的《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六十卷,选注东坡文四百九十八篇。晔字晦之,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师事张九成,以儒学知名。淳熙十四年(1187)以特奏得官,为绍兴嵊县簿,未赴任。此书前两卷为赋,卷三为南省讲三传,卷四至卷一四为论,卷一五至卷二三为进策、策、策问,卷二四为上神宗万言书,卷二五、二六为表,卷二七、二八为启,卷二九至卷三六为奏议,卷三七至卷三九为内外制,卷四〇至卷四七为书状、书,卷四八至卷五四为记,卷五五为碑,卷五六为叙,卷五七为迩英进读、杂说,卷五八为拟作,卷五九为铭、赞,卷六〇为杂著。国家图书馆、台北“国家图书馆”皆藏有宋刊本,但都不全,国图存三十二卷,台藏本存五十五卷。最全最易得者为四部丛刊本,此本乃上海涵芬楼借吴兴张氏、南海潘氏所藏宋刊本影印。前有宋孝宗《御制文集序》《苏文忠公赠太师制》《东坡先生言行》和《目录》。《四部丛刊书录》云:“《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六十卷十册,乌程张氏、南海潘氏合藏宋刊本,宋郎晔注。……原书六十卷,今唯乌程张氏藏上半部,南海潘氏藏下半部,皆宋椠本,两本凑合,尚缺五卷,六十卷末亦缺数叶,然亦仅有之秘本矣。……缺卷以成化本补其白文。”《爱日精庐藏书志》卷三〇评此书云:“是书钩稽事实,考核岁月,元元本本,具有条理,可与施元之、王十朋诗注相颉颃。”此书当时虽曾进呈乙览,但并未颁行,故流传不广,宋、元、明历代书录未见著录,清修《四库全书总目》亦未提及。清初《季沧苇书目》始载其名,季氏藏有宋刊残本,连全书卷数亦不可知。直至日本岛田翰购得宋刊全本,并著录于《古文旧书考》卷二,世人始知全书为六十卷。一九一九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此书宋刻本,一九二〇年上海罗振常蟫隐庐仿宋活字本刊印南宋郎晔注、罗振常辑佚的《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六十卷,考异四卷,考异补遗一卷,误字记一卷,又辑《经进嘉祐文集事略》一卷、《经进栾城文集事略》一卷。一九二二年《四部丛刊初编》曾收入《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六十卷,始广泛流传。一九五七年七月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出版南宋郎晔注、庞石帚校订的《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六十卷,一九六〇年台湾世界书局、一九七九年香港中华书局也曾刊印此书。
《三苏先生文粹》七十卷,不详编者,含老泉文十一卷,东坡文三十二卷(卷一二至卷四三),颍滨文二十七卷。南宋坊间刻本,为备场屋考试而编刻,故颇为流行。台北“国家图书馆”藏有宋绍兴饶州董氏集古堂刊本,残存三卷。其他书目还载有多种宋刊本,如宋绍兴初蜀大字本、宋刊巾箱本、宋淳熙三年巾箱本。明代亦曾多次翻刻,有明刘氏安正书堂刊本、明嘉靖四十三年归仁斋刊本、明嘉靖十二年眉州刊本等。
《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和《三苏先生文粹》都只是苏文选本,明茅维刊《苏文忠公全集》七十五卷,则是宋、元以来第一次把苏文单独全部辑集刊行,而且收文较全。其《宋苏文忠公全集叙》云:“昔长公被逮于元丰间,文之秘者,朋游多弃去,家人恐怖而焚之者,殆无算。逮高宗嗜其文,汇集而陈诸左右,逸者不复收矣。迄今遍搜楚、越,并非善本,既嗟所缺,复憾其讹。丐诸秣陵焦太史所藏阁本《外集》。太史公该博而有专嗜,出示手板,甚核。参之《志林》《仇池笔记》等书,增益者十之二三,私加刊次,再历寒燠而付之梓。即未能复南宋禁中之旧,而今之散见于世者,庶无挂漏。为集总七十五卷,各以类从,是称《苏文忠公全集》云。……万历丙午元日,吴兴茅维撰。”此书在明、清两代曾多次刊印,但茅维本脱误较多,印制不精,这是明刊本的通病。
中华书局继一九八二年出版了孔凡礼先生校点、刘尚荣先生任责编的《苏轼诗集》之后,又于一九八六年出版了孔凡礼先生校点、刘尚荣先生任责编的《苏轼文集》。中华书局出版的《苏轼文集》即以明末茅维刊本《苏文忠公全集》七十五卷为底本。敢选此书为底本是需要勇气的,因为影响很大的《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四《东坡全集》提要谓“有七十五卷者,号《东坡先生全集》,载文不载诗,漏略尤甚”即指此本。但孔凡礼先生的《点校说明》认为“底本有其明显的长处”,一是“取材丰富”,他举例说:“以尺牍而论,底本采用的是上面提到的经过整理的本子,约收尺牍一千三百首。此本以人为纬,有多首尺牍者,则大体按写作时间排列。”二是“底本的分类,从大的方面说,是得体的”。总之孔先生认为:“底本瑕瑜相较,瑜远胜瑕。去瑕取瑜,我们应该对底本的编者的搜辑之功,作充分的肯定。《四库提要》卷一五四宁取蔡士英刊本,而批评此本‘漏略’,是很片面的。”
新版《苏轼文集》与新版《苏轼诗集》一样,在校勘上花了很大功夫。刘尚荣《新版〈苏轼文集〉书后》云:“本书的校勘比《苏轼诗集》又有所发展。诗集主要用不同版本对校。文集情况复杂,除采用九种主要校本通校外,还使用了金石碑帖、宋人别集、年谱、笔记等多方面资料以解决个别篇目的疑难问题。文集中的制、奏议、尺牍、题跋、杂记各类,又寻觅了各自的参考校本如《宋大诏令集》《历代名臣奏议》《苏长公二妙集》《东坡志林》等等。总之,点校者将传统的本校、对校、他校、理校诸法综合利用,融汇贯通,从而订正了底本的某些误脱衍倒,录存下大量有参考价值的异文资料,并对部分篇章的写作时间乃至重出疑伪问题做出了简要交代。……由于进行了全面认真的校订,《苏轼文集》从文题到字句各方面都优于通行本,可以说已向苏文‘定本’的目标迈出了至关重要的一大步。当然,该书的校勘并非尽如人意。其校勘体例稍嫌繁琐,某些校记写得不够精练,表达方式也不尽统一。对底本的个别改动以及不影响文义的文言虚词的出校,总令人感到点校者对所谓墨迹刻石资料有所偏爱和偏信。”
新版《苏轼诗集》辑得佚诗二十九首,新版《苏轼文集》竟辑得佚文四百余篇,编成《苏轼佚文汇编》附于全书之后。其《弁言》云:“苏轼之文,见于《苏轼文集》者,凡三千八百余篇,然犹未尽也。……余于校点《苏轼文集》同时,潜心搜辑苏轼佚文。五六年来,自有关总集、别集、笔记、诗话、金石碑帖及题跋、史部、类书乃至苏轼多种版本著作中,得文近四百篇(包括残篇)。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王学泰同志复示余所不及,复得若干篇,二者都为四百余篇。乃命之曰《苏轼佚文汇编》,厘为七卷,可为研究一代文宗之助。”其所收佚文,某些或有过滥之嫌,如《简例》云:“《侯鲭录》《典洧旧闻》篇首云‘东坡云’‘东坡言’‘东坡曰’者,或见于文集,或不见。其不见者即视以佚文,辑入本编。”其实,“东坡云”“东坡言”“东坡曰”情况颇为复杂,都视为佚文,恐怕未必妥当。但编者还是比较谨慎的,也作了一些限制:“篇首虽有‘东坡云’而其中夹有与引述者问答之语者不收,篇中夹有引述者叙事之语者不收。”对一些传为苏东坡之书而未必可靠者,如《渔樵闲话录》《续杂纂》,编者亦只把它作为附录:“未敢遽定,以其传世已久,又未敢遽弃,今亦入于附录。”刘尚荣《新版〈苏轼文集〉书后》对《苏轼佚文汇编》评价甚高:“由于《汇编》的宗旨是‘期于全而后已’,所以历史上凡传为苏轼作品者,包括零章断句在内,已大体搜罗齐全,庶可省去研究者翻检之劳。这里确实搜集了不少珍品,值得重视。如建中靖国元年六月的《乞致仕状》,诸家年谱均曾言及,正集却未收入。今从《东坡外集》觅得此文,弥足珍贵。又如《与钱穆父书》,正集只存二十八篇,今于《圣宋名贤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中发现另外的二十九篇,总数长出一倍有余,这对考查苏、钱交游及东坡思想必将大有裨益。尤其是《西楼帖》保存的几十篇文章,内容比较可靠,更富参考价值。可以预料,《苏轼佚文汇编》对有关专家学者将有更强烈的吸引力,更使人感兴趣。……笔者认为,当个人的校订考辨不足以做出最后案断时,先将它们收入文集,是行之有效的简便措施。而其去伪存真,只能留待各路学者共同承担了。”
《全宋文》中的《苏轼文》亦以茅维刊本《苏文忠公全集》七十五卷本为底本,本书所收苏文,原文文字、编排顺序大体都以《全宋文》为准。唯底本重复收录的篇目,则去其重复;确系他人作品而底本误收者,亦予删除,不做删文存目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