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集卷三十四

上圆丘合祭六议札子

元祐八年三月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左朝奉郎、守礼部尚书苏轼札子奏：臣伏见九月二十二日诏书节文，俟郊礼毕，集官详议祠皇地祇事，及郊祀之岁庙飨典礼闻奏者。臣恭睹陛下近者至日亲祀郊庙，神祇飨答，实蒙休应。然则圆丘合祭，允当天地之心，不宜复有改更。

臣窃惟议者欲变祖宗之旧，圆丘祀天而不祀地，不过以谓冬至祀天于南郊，阳时阳位也，夏至祀地于北郊，阴时阴位也。以类求神，则阳时阳位，不可以求阴也。是大不然。冬至南郊，既祀上帝，则天地百神莫不从也。古者秋分夕月于西郊，亦可谓阴位矣，至于从祀上帝，则以冬至而祀月于南郊，议者不以为疑，今皇地祇亦从上帝而合祭于圆丘，独以为不可，则过矣。《书》曰：“肆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舜之受禅也，自上帝六宗山川群神，莫不毕告，而独不告地祇，岂有此理哉？武王克商，庚戌，柴望。柴，祭上帝也；望，祭山川也。一日之间，自上帝而及山川，必无南北郊之别也。而独略地祇，岂有此理哉？臣以知古者祀上帝则并祀地祇矣。何以明之？《诗》之序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此乃合祭天地，经之明文，而说者乃以比之丰年秋冬报也，曰：“秋冬各报，而皆歌《丰年》，则天地各祀，而皆歌《昊天有成命》也。”是大不然。《丰年》之诗曰：“丰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廪，万亿及秭，为酒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礼，降福孔皆。”歌于秋可也，歌于冬亦可也。《昊天有成命》之诗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于缉熙，单厥心，肆其靖之。”终篇言天而不及地。颂，所以告神明也，未有歌其所不祭，祭其所不歌也。今祭地于北郊，歌天而不歌地，岂有此理也？臣以此知周之世，祀上帝则地祇在焉。歌天而不歌地，所以尊上帝。故其序曰：“郊祀天地也。”《春秋》书：“不郊，犹三望。”《左氏传》曰：“望，郊之细也。”说者曰：“三望，太山、河、海。”或曰：“淮、海、岱也。”又或曰：“分野之星及山川也。鲁，诸侯也，故郊之细，及其分野山川而已。”周有天下，则郊之细，独不及五岳四渎乎？岳、渎犹得从祀，而地祇独不得合祭乎？秦燔诗书，经籍散亡，学者各以意推类而已。王、郑、贾、服之流，未必皆得其真。臣以《诗》《书》《春秋》考之，则天地合祭久矣。

议者乃谓合祭天地，始于王莽，以为不足法。臣窃谓礼当论其是非，不当以人废。光武皇帝，亲诛莽者也，尚采用元始合祭故事。谨按《后汉书·祭祀志》：“建武二年，初制郊兆于洛阳。为圆坛八陛，中又为重坛，天地位其上，皆南乡，西上。”此则汉世合祭天地之明验也。又按《水经注》：“伊水东北至洛阳县圆丘东，大魏郊天之所。准汉故事为圆坛八陛，中又为重坛，天地位其上。”此则魏世合祭天地之明验也。唐睿宗将有事于南郊，贾曾议曰：“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夏后氏禘黄帝而郊鲧。郊之与庙，皆有禘，禘于庙，则祖宗合食于太祖；禘于郊，则地祇群望皆合祭于圆丘。以始祖配享。盖有事祭，非常祀也。《三辅故事》：祭于圆丘，上帝后土位皆南面。”则汉尝合祭矣。时褚无量、郭山恽等皆以曾言为然。明皇天宝元年二月敕曰：“凡所祠享，必在躬亲，朕不亲祭，礼将有阙。其皇地祇宜于南郊合祭。”是月二十日，合祭天地于南郊。自后有事于圆丘，皆合祭。此则唐世合祭天地之明验也。

今议者欲冬至祀天，夏至祀地，盖以为用周礼也。臣请言周礼与今礼之别。古者一岁祀天者三，明堂飨帝者一，四时迎气者五，祭地者二，飨宗庙者四，凡此十五者，皆天子亲祭也。而又朝日夕月四望山川社稷五祀及群小祀之类，亦皆亲祭。此周祀也。太祖皇帝受天眷命，肇造宋室，建隆初郊，先飨宗庙，并祀天地。自真宗以来，三岁一郊，必先有事景灵，遍飨太庙，乃祀天地。此国朝之礼也。夫周之礼，亲祭如彼其多，而岁行之不以为难；今之礼，亲祭如此其少，而三岁一行，不以为易。其故何也？古者天子出入，仪物不繁，兵卫甚简，用财有节，而宗庙在大门之内，朝诸侯，出爵赏，必于太庙，不止时祭而已。天子所治，不过王畿千里，唯以斋祭礼乐为政事，能守此，则天下服矣，是故岁岁行之，率以为常。至于后世，海内为一，四方万里，皆听命于上，机务之繁，亿万倍于古，日力有不能给。自秦汉以来，天子仪物，日以滋多，有加无损，以至于今，非复如古之简易也。今所行皆非周礼。三年一郊，非周礼也。先郊二日而告原庙，一日而祭太庙，非周礼也。郊而肆赦，非周礼也。优赏诸军，非周礼也。自后妃以下至文武官，皆得荫补亲属，非周礼也。自宰相宗室以下至百官，皆有赐赉，非周礼也。此皆不改，而独于地祇，则曰周礼不当祭于圆丘，此何义也？

议者必曰：“今之寒暑，与古无异，而宣王薄狁，六月出师，则夏至之日，何为不可祭乎？”臣将应之曰：“舜一岁而巡四岳，五月方暑，而南至衡山，十一月方寒，而北至常山，亦今之寒暑也。后世人主能行之乎？周所以十二岁一巡者，唯不能如舜也。夫周已不能行舜之礼，而谓今可以行周之礼乎？天之寒暑虽同，而礼之繁简则异。是以有虞氏之礼，夏商有所不能行，夏商之礼，周有所不能用，时不同故也。宣王以六月出师，驱逐狁，盖非得已，且吉父为将，王不亲行也。今欲定一代之礼，为三岁常行之法，岂可以六月出师为比乎？”

议者必又曰：“夏至不能行礼，则遣官摄祭祀，亦有故事。”此非臣之所知也。《周礼·大宗伯》：“若王不与，则摄位。”郑氏注曰：“王有故，则代行其祭事。”贾公彦疏曰：“有故，谓王有疾及哀惨皆是也。”然则摄事非安吉之礼也。后世人主，不能岁岁亲祭，故命有司行事，其所从来久矣。若亲郊之岁，遣官摄事，是无故而用有故之礼也。

议者必又曰：“省去繁文末节，则一岁可以再郊。”臣将应之曰：“古者以亲郊为常礼，故无繁文。今世以亲郊为大礼，则繁文有不能省也。若帷城幔屋，盛夏则有风雨之虞，陛下自宫入庙出郊，冠通天，乘大辂，日中而舍，百官卫兵，暴露于道，铠甲具装，人马喘汗，皆非夏至所能堪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不可偏也。事天则备，事地则简，是于父母有隆杀也，岂得以为繁文末节而一切欲省去乎？国家养兵，异于前世，自唐之时，未有军赏，犹不能岁岁亲祠。天子出郊，兵卫不可简省，大辂一动，必有赏给。今三年一郊，倾竭帑藏，犹恐不足，郊赉之外，岂可复加？若一年再赏，国力将何以给；分而与之，人情岂不失望！”

议者必又曰：“三年一祀天，又三年一祭地。”此又非臣之所知也。三年一郊，已为疏阔，若独祭地而不祭天，是因事地而愈疏于事天。自古未有六年一祀天者。如此则典礼愈坏，欲复古而背古益远，神祇必不顾飨，非所以为礼也。

议者必又曰：“当郊之岁，以十月神州之祭，易夏至方泽之祀，则可以免方暑举事之患。”此又非臣之所知也。夫所以议此者，为欲举从周礼也。今以十月易夏至，以神州代方泽，不知此周礼之经耶，抑变礼之权耶？若变礼从权而可，则合祭圆丘，何独不可？十月亲祭地，十一月亲祭天，先地后天，古无是礼。而一岁再郊，军国劳费之患，尚未免也。

议者必又曰：“当郊之岁，以夏至祀地祇于方泽，上不亲郊而通爟火，天子于禁中望祀。”此又非臣之所知也。《书》之望秩，《周礼》之四望，《春秋》之三望，皆谓山川在境内而不在四郊者，故远望而祭也。今所在之处，俯则见地，而云望祭，是为京师不见地乎？

此六议者，合祭可否之决也。夫汉之郊礼，尤与古戾，唐亦不能如古。本朝祖宗钦崇祭祀，儒臣礼官，讲求损益，非不知圆丘方泽皆亲祭之为是也。盖以时不可行，是故参酌古今，上合典礼，下合时宜，较其所得，已多于汉、唐矣。天地宗庙之祭，皆当岁遍。今不能岁遍，是故遍于三年当郊之岁。又不能于一岁之中，再举大礼，是故遍于三日。此皆因时制宜，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今并祀不失亲祭，而北郊则必不能亲往，二者孰为重乎？若一年再郊，而遣官摄事，是长不亲事地也。三年间郊，当行郊地之岁，而暑雨不可亲行，遣官摄事，则是天地皆不亲祭也。夫分祀天地，决非今世之所能行。议者不过欲于当郊之岁祀天地宗庙，分而为三耳。分而为三，有三不可。夏至之日，不可以动大众、举大礼，一也。军赏不可复加，二也。自有国以来，天地宗庙，唯飨此祭，累圣相承，唯用此礼，此乃神祇所歆，祖宗所安，不可轻动。动之则有吉凶祸福，不可不虑，三也。凡此三者，臣熟计之，无一可行之理。伏请从旧为便。

昔西汉之衰，元帝纳贡禹之言，毁宗庙；成帝用丞相衡之议，改郊位。皆有殃咎，著于史策，往鉴甚明，可为寒心。伏望陛下详览臣此章，则知合祭天地，乃是古今正礼，本非权宜。不独初郊之岁所当施行，实为无穷不刊之典。愿陛下谨守太祖建隆、神宗熙宁之礼，无更改易郊祀庙飨，以敉宁上下神祇。仍乞下臣此章，付有司集议，如有异论，即须画一，解破臣所陈六议，使皆屈伏，上合周礼，下不为当今军国之患。不可固执，更不论当今可与不可施行。所贵严祀大典，早以时定。取进止。

〔贴黄〕唐制，将有事于南郊，则先朝献太清宫，朝享太庙。亦如今礼先二日告原庙，先一日享太庙。然议者或亦以为非三代之礼。臣谨按：武王克商，丁未，祀周庙，庚戌，柴望，相去三日。则先庙后郊，亦三代之礼也。卷三五

请诘难圆丘六议札子

元祐八年三月二十二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左朝奉郎、守礼部尚书苏轼札子奏：臣近奏论圆丘合祭天地，非独适时之宜，亦自然上合三代六经，为万世不刊之典。然臣不敢必以为是，故发六议以开异同之端。欲望圣旨行下，令议者与臣反覆诘难，尽此六议之是非，而取其通者，则其论可得而定也。今奉圣旨，但云令集议官集议闻奏。窃虑议者各伸其意，不相诘难，则是非可否，终莫之决。虽圣明必有所择，而人各自为一议，但欲遂其前说，岂圣朝考礼之本意哉？臣今欲乞集议之日，若所见不同，即须画一难臣六议，明著可否之状，不得但持一说，不相诘难。臣非敢自是而求胜也，盖欲从长而取通也。若议不通，敢不废前说以从众论？取进止。卷三五

乞改居丧婚娶条状

元祐八年三月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左朝奉郎、守礼部尚书苏轼状奏：臣伏见元祐五年秋颁条贯，诸民庶之家，祖父母、父母老疾，谓于法应赎者。无人供侍，子孙居丧者，听尊长自陈，验实婚娶。右臣伏以人子居父母丧，不得嫁娶，人伦之正，王道之本也。孟子论礼、色之轻重，不以所重徇所轻。丧三年，为二十五月，使嫁娶有二十五月之迟，此色之轻者也。释丧而婚会，邻于禽犊，此礼之重者也。先王之政，亦有适时从宜者矣，然不立居丧嫁娶之法者，所害大也。近世始立女居父母丧及夫丧而贫乏不能自存，并听百日外嫁娶之法。既已害礼伤教矣，然犹或可以从权而冒行者，以女弱不能自立，恐有流落不虞之患也。今又使男子为之，此何义也哉！男年至于可娶，虽无兼侍，亦足以养父母矣。今使之释丧而婚会，是直使民以色废礼耳，岂不过甚矣哉。《春秋》礼经，记礼之变，必曰自某人始。使秉直笔者书曰，男子居父母丧得娶妻，自元祐始，岂不为当世之病乎？臣谨按此法，本因邛州官吏妄有起请，当时法官有失考论，便为立法。臣备位秩宗，前日又因迩英进读，论及此事，不敢不奏。伏望圣慈特降指挥，削去上条，稍正礼俗。谨录奏闻，伏候敕旨。卷三五

奏马澈不当屏出学状

元祐八年四月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左朝奉郎、守礼部尚书苏轼状奏：准太学条，三学生凡有进献文字及书启贽有位，并先经长贰看详可否，违者出学。右本部看详，诸色人苟有所见公私利害，皆得进状，许直于所属官司投下，即无更令官吏看详可否方得投进之文，所以达聪明、防壅蔽，古今不易之道也。本因国子监生员独缘本监起请，遂立上条，曲生防禁。至于投献书启文字，求知公卿，此正举人常事。今乃使本监长贰先行看详，违者皆屏出学。若论列朝政得失，使其言当理，固人主所欲闻也；若不当理，亦人主所当容也。今乃先令有司看详去取，甚非子产不毁乡校、魏相去副封之意也。去年九月内，太学内舍生马澈进状，论《礼部韵略》有疏略未尽事件，蒙朝廷送下本部。谨按澈所论，文指雅驯，考验经史，皆有援据。此乃内舍生员之优者。教养之官，所当爱惜，而其所论，亦当下有司详议增损施行。本部寻下本监勘当，准回申，已于十二月内检举上条，其马澈已屏出学，以此显见上条无益有害。欲乞朝廷详酌，特与删除不行，仍乞依旧令马澈充内舍生。其所进状，乞行下有司看详，如有可采，乞赐施行。谨录奏闻，伏候敕旨。卷三六

乞校正陆贽奏议上进札子

元祐八年五月七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左朝奉郎、守礼部尚书苏轼，同吕希哲、吴安诗、丰稷、赵彦若、范祖禹、顾临札子奏：臣等猥以空疏，备员讲读，圣明天纵，学问日新，臣等才有限而道无穷，心欲言而口不逮，以此自愧，莫知所为。窃谓人臣之纳忠，譬如医者之用药，药虽进于医手，方多传于古人，若已经效于世间，不必皆从于己出。伏见唐宰相陆贽，才本王佐，学为帝师。论深切于事情，言不离于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则过；辩如贾谊，而术不疏。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三代已还，一人而已。但其不幸，仕不遇时。德宗以苛刻为能，而贽谏之以忠厚；德宗以猜疑为术，而贽劝之以推诚。德宗好用兵，而贽以消兵为先；德宗好聚财，而贽以散财为急。至于用人听言之法，治边驭将之方，罪己以收人心，改过以应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患，惜名器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数，可谓进苦口之药石，针害身之膏肓。使德宗尽用其言，则贞观可得而复。臣等每退自西阁，即私相告言，以陛下圣明，必喜贽议论，但使圣贤之相契，即如臣主之同时。昔冯唐论颇、牧之贤，则汉文为之太息；魏相条晁、董之对，则孝宣以致中兴。若陛下能自得师，莫若近取诸贽。夫六经三史、诸子百家，非无可观，皆足为治。但圣言幽远，末学支离，譬如山海之崇深，难以一二而推择。如贽之论，开卷了然。聚古今之精英，实治乱之龟鉴。臣等欲取其奏议，稍加校正，缮写进呈。愿陛下置之坐隅，如见贽面；反覆熟读，如与贽言。必能发圣性之高明，成治功于岁月。臣等不胜区区之意。取进止。卷三六

辨黄庆基弹劾札子

元祐八年五月十九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左朝奉郎、守礼部尚书苏轼札子奏：臣自少年从仕以来，以刚褊疾恶，尽言孤立，为累朝人主所知，然亦以此见疾于群小，其来久矣。自熙宁、元丰间，为李定、舒亶辈所谗；及元祐以来，朱光庭、赵挺之、贾易之流，皆以诽谤之罪诬臣。前后相传，专用此术，朝廷上下，所共明知。然小人非此无以深入臣罪，故其计须至出此。今者又闻台官黄庆基复祖述李定、朱光庭、贾易等旧说，亦以此诬臣，并言臣有妄用颍州官钱、失入尹真死罪，及强买姓曹人田等。虽知朝廷已察其奸，罢黜其人矣，然其间有关臣子之大节者，于义不可不辨。谨具画一如左。

一、臣先任中书舍人日，适值朝廷窜逐大奸数人，所行告词，皆是元降词头所述罪状，非臣私意所敢增损。内吕惠卿自前执政责授散官安置，诛罚至重。当时蒙朝旨节录台谏所言惠卿罪恶降下，既是词头所有，则臣安敢减落？然臣子之意，以为事涉先朝，不无所忌，故特于告词内分别解说，令天下晓然，知是惠卿之奸，而非先朝盛德之累。至于窜逐之意，则已见于先朝。其略曰：“先皇帝求贤若不及，从善如转圜。始以帝尧之心，姑试伯鲧；终然孔子之圣，不信宰予。发其宿奸，谪之辅郡；尚疑改过，稍畀重权。复陈罔上之言，继有砀山之贬。反覆教戒，恶心不悛；躁轻矫诬，德音犹在。”臣之愚意，以谓古今如鲧为尧之大臣，而不害尧之仁；宰予为孔子高弟，而不害孔子之圣。又况再加贬黜，深恶其人，皆先朝本意，则臣区区之忠，盖自谓无负矣。今庆基乃反指以为诽谤指斥，不亦矫诬之甚乎？其余所言李之纯、苏颂、刘谊、唐义问等告词，皆是庆基文致附会，以成臣罪。只如其间有“劳来安集”四字，便云是厉王之乱。若一一似此罗织人言，则天下之人，更不敢开口动笔矣。孔子作《孝经》曰：“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此幽王之诗也，不知孔子诽谤指斥何人乎？此风萌于朱光庭，盛于赵挺之，而极于贾易，今庆基复宗师之。臣恐阴中之害，渐不可长，非独为臣而言也。

一、庆基所言臣行陆师闵告词云：“侵渔百端，怨四作。”亦谓之谤讪指斥。此词元不是臣行，中书案底，必自有主名，可以覆验。显是当时掌诰之臣，凡有窜逐之人，皆似此罪状，其事非独臣也。所谓“侵渔”“怨”者，意亦指言师闵而已，何名为谤讪指斥乎？庆基以他人之词，移为臣罪，其欺罔类皆如此。

一、庆基所言臣妄用颍州官钱，此事见蒙尚书省勘会次。然所用皆是法外支赏，令人告捕强恶贼人，及逐急将还前知州任内公使库所少贫下行人钱物。情理如此，皆可覆验。

一、庆基所言臣强买常州宜兴县姓曹人田地，八年州县方与断还。此事元系臣任团练副使日，罪废之中，托亲识投状依条买得姓曹人一契田地。后来姓曹人却来臣处昏赖争夺。臣即时牒本路转运司，令依公尽理根勘。仍便具状申尚书省。后来转运司差官勘得姓曹人招服非理昏赖，依法决讫，其田依旧合是臣为主，牒臣照会。臣愍见小民无知，意在得财，臣既备位侍从，不欲与之计较曲直，故于招服断遣之后，却许姓曹人将元价收赎，仍亦申尚书省及牒本路施行。今庆基乃言是本县断还本人，显是诬罔。今来公案见在户部，可以取索案验。

一、庆基所言臣在颍州失入尹真死罪，此事已经刑部定夺，不是失入，却是提刑蒋之翰妄有按举。公案具在刑部，可以覆验。

右臣窃料庆基所以诬臣者非一，臣既不能尽知。又今来朝廷已知其奸妄，而罢黜其人。臣不当一一辩论，但人臣之义，以名节为重，须至上烦天听。取进止。卷三六

谢宣谕札子

元祐八年五月二十四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左朝奉郎、守礼部尚书苏轼札子奏：臣伏准今月二十二日弟门下侍郎辙奉宣圣旨，缘近来众人正相捃拾，令臣且须省事者。天慈深厚，如训子孙。委曲保全，如爱肢体。感恩之涕，不觉自零。伏念臣才短数奇，性疏少虑，半生犯患，垂老困谗，非二圣之深知，虽百死而何赎？伏见东汉孔融，才疏意广，负气不屈，是以遭路粹之冤。西晋嵇康，才多识寡，好善暗人，是以遇锺会之祸。当时为之扼腕，千古为之流涕。臣本无二子之长，而兼有昔人之短。若非陛下至公而行之以恕，至仁而照之以明，察消长之往来，辨利害于疑似，则臣已下从二子游久矣，岂复有今日哉？谨当奉以周旋，不敢失坠；便须刻骨，岂独书绅？庶全蝼蚁之躯，以报丘山之德。臣无任感天荷圣激切屏营之至。谨奏。卷三六

奏乞增广贡举出题札子

元祐八年五月二十六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左朝奉郎、守礼部尚书苏轼札子奏：臣伏见《元祐贡举敕》：“诸诗赋论题，于子史书出。唯不得于老庄子出。如于经书出，而不犯见试举人所治之经者亦听。如谓引试治《诗》《书》举人，即听于《易》《春秋》经传出诗赋论题；引试治《易》《春秋》举人，即听于《周礼》《礼记》出诗赋论题之类。”臣窃谓自来诗赋论题杂出于《九经》《孝经》《论语》，注中文字浩博，有可选择，久而不穷。今详上条，止得于子史书出，所取者狭，虽听于经书出，又须不犯见试举人所治之经。如是在京试院，分经引试，可以就别经出题。至如外州、军，只作一场引试，即须回避，只如子史中出，恐非经久之法。臣今相度，欲乞诗赋论题，许于《九经》《孝经》《论语》子史并《九经》《论语》注中杂出，更不避见试举人所治之经，但须于所给印纸题目下备录上下全文，并注疏不得漏落。则本经与非本经举人所记均一，更无可避。兼足以称朝廷待士之意，本只以工拙为去取，不以不全之文掩其所不知以为进退，于忠厚之风，不为无补。取进止。卷三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