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集卷一百六

问供养三德为善

昭十二年

对：《易》者，圣人所以尽人情之变，而非所以求神于卜筮也。自孔子没，学者惑乎异端之说，而左丘明之论尤为可怪，使夫伏羲、文王、孔子之所尽心焉者，流而入于卜筮之事，甚可悯也。若夫季友、竖牛之事，若亲见而指言之，固君子之所不取矣。虽然，南蒯之说，颇为近正。其卦遇《坤》之《比》，而其繇曰“黄裳元吉”。“黄者，中之色也；裳者，下之饰也；元者，善之长也”。夫以中庸之道，守之以谦抑之心，而行之以体仁之德；以为文王之兆，无以过此矣。虽然，君子视其人，观其德，而吉凶生焉。故南蒯之筮也，遇《坤》之《比》，而不祥莫大焉。且夫负贩之夫，朝而作，暮而息，其望不过一金之储。使之无故而得千金，则狂惑而丧志。夫以南蒯而得文王之兆，安得不狂惑而丧志哉！故曰：“供养三德为善。”又曰：“参成可筮。”而南蒯无以当之，所以使后世知夫卜筮之不可恃也。穆姜筮于东宫，遇《艮》之《八》。史曰：“是谓《艮》之《随》。”其繇曰“元亨利贞”。而穆姜亦知其无以当之。故左氏之论《易》，唯南蒯、穆姜之事为近正。而其余者，君子之所不取也。杜预之论得之矣，以为《洪范》稽疑之说，通龟筮以同卿士之数。学者观夫左氏之书，而正之以杜氏之说，庶乎其可也。谨对。卷六

问小雅周之衰

襄二十九年

对：《诗》之中，唯周最备，而周之兴废，于《诗》为详。盖其道始于闺门父子之间，而施及乎君臣之际，以被冒乎天下者，存乎二《南》。后稷、公刘、文、武创业之艰难，而幽、厉失道之渐，存乎二《雅》。成王纂承文、武之烈，而礼乐文章之备，存乎《颂》。其愈衰愈削而至夷于诸侯者，存乎《王·黍离》。盖周道之盛衰，可以备见于此矣。《小雅》者，言王政之小，而兼陈乎其盛衰之际者也。夫幽、厉虽失道，文、武之业未坠，而宣王又从而中兴之，故虽怨刺并兴，而未列于《国风》者，以为犹有王政存焉。故曰：《小雅》者，兼乎周之盛衰者也。昔之言者，皆得其偏，而未备也。季札观周乐，歌《小雅》，曰：“思而不贰，怨而不言，其周之衰乎？”《文中子》曰：“《小雅》乌乎衰？其周之盛乎！”札之所谓衰者，盖其当时亲见周道之衰，而不睹乎文、武、成、康之盛也。文中子之所谓盛者，言文、武之余烈，历数百年而未忘，虽其子孙之微，而天下犹或宗周也。故曰：二子者，皆得其偏而未备也。太史公曰：“《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当周之衰，虽君子不能无怨，要在不至于乱而已。《文中子》以为周之全盛，不已过乎！故通乎二子之说，而《小雅》之道备矣。谨对。卷六

问君子能补过

昭七年

对：甚哉！圣人待天下之通且恕也。朝而为盗跖，暮而为伯夷，圣人不弃也。孟僖子之过也，其悔亦晚矣，虽然，圣人不弃也，曰：犹愈乎卒而不知悔者也。孟僖子之过，可悲也已。仲尼之少也贱，天下莫知其为圣人。鲁人曰：“此吾东家丘也。”又曰：“此邹人之子也。”楚之子西，齐之晏婴，皆当时之所谓贤人君子也，其言曰：“孔丘之道，迂阔而不可用。”况夫三桓之间，而孰知夫有僖子之贤哉！僖子之病也，告其子曰：“孔丘，圣人之后也。其先正考甫，三命益恭。而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厉公。华父督之乱无罪而绝于宋，其后必有圣人。今孔丘博学而好礼，殆其是欤？尔必往师之，以学礼。”呜呼！孔子用于鲁三月，而齐人畏其霸。以僖子之贤，而知夫子之为圣人也，使之未亡而授之以政，则鲁作东周矣。故曰孟僖子之过，可悲也已。虽然，夫子之道充乎天下者，自僖子始。敬叔学乎仲尼，请于鲁君而与之车，使适周而观礼焉，而圣人之业，然后大备。僖子之功，虽不能用之于未亡之前，而犹能救之于已没之后。左丘明惧后世不知夫僖子之功也，故丁宁而称之，以为补过之君子。昔仲虺言汤之德曰：“改过不吝。”夫以圣人而不称其无过之为能，而称其改过之为善，然则补过者，圣人之徒欤？孟僖子者，圣人之徒也。谨对。卷六

问侵伐土地分民何以明正

僖四年

对：《三传》侵伐之例，非正也。《左氏》“有钟鼓曰伐，无曰侵”，《公羊》“觕曰侵，精曰伐”，《穀梁》“苞人民驱牛马曰侵，斩树木坏宫室曰伐”。愚以谓：有隙曰侵，有辞曰伐。齐桓公侵蔡，隙也。蔡溃，遂伐楚，辞也。司马九伐之法，负固不服则侵之，贼贤害民则伐之。然则负固不服者近乎隙，贼贤害民者近乎辞。周之衰也，诸侯相吞，而先王之疆理城郭盖坏矣，故侵伐之间，夫子尤谨而书之。盖古者有分土而无分民，诸侯之侵地者，犹不容于《春秋》，而况苞人民驱牛马哉！桓公侵蔡，不书所侵之地者，侵之无辞也。楚子入陈，乡取一人，谓之夏州。《春秋》略而不书，以谓驱民之非正也。呜呼！春秋之际，非独诸侯之相侵也。晋侯取天子之田，而阳樊之人不服。愚又知《春秋》之不忍书乎此也。谨对。卷六

问鲁犹三望

僖三十一年　宣三年　成七年

对：先儒论书“犹”之义，可以已也。愚以为不然。《春秋》之所以书“犹”者二，曰如此而犹如此者，甚之之辞也。“公子遂如齐，至黄乃复。辛巳，有事于太庙，仲遂卒于垂。壬午，犹绎，万入去籥”是也。曰不如此而犹如此者，幸之之辞也。“闰月不告月，犹朝于庙”“不郊，犹三望”是也。夫子伤周道之衰，礼乐文章之坏，而莫或救之也。故区区焉掇拾其遗亡，以为其全不可得而见矣，得见一二斯可矣，故“闰月不告月，犹朝于庙”者，悯其不告月而幸其犹朝于庙也。“不郊，犹三望”者，伤其不郊而幸其犹三望也。夫郊祀者，先王之大典，而夫子不得亲见之于周也，故因鲁之所行郊祀之礼而备言之耳。《春秋》之书“三望”者，皆为不郊而书也。或“卜郊，不从，乃免牲，犹三望”，或“郊牛之口伤，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犹三望”，或“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不郊，犹三望”。《穀梁传》曰：“乃者，亡乎人之辞也。犹者，可以已之辞也。”且夫鲁虽不郊而犹有三望者存焉，此夫子之所以存周之遗典也。若曰“可以已”，则是周之遗典绝矣。或曰：鲁郊，僭也。而夫子何存焉？曰：鲁郊，僭也。而夫子不讥。夫子之所讥者，当其罪也。赐鲁以天子之礼乐者，成王也。受天子之礼乐者，伯禽也。《春秋》而讥鲁郊也，上则讥成王，次则讥伯禽。成王、伯禽不见于经，而夫子何讥焉？故曰“犹三望”者，所以存周之遗典也。范宁以“三望”为海、岱、淮，《公羊》以为太山、河、海，而杜预之说最备，曰：“分野之星，及国中山川，皆因郊而望祭之。”此说宜可用。谨对。卷六

问鲁作丘甲

成元年

对：先王之为天下也，不求民以其所不为，不强民以其所不能，故其民优游而乐易。周之盛时，其所以赋取于民者，莫不有法，故民不告劳，而上不阙用。及其衰也，诸侯恣行，其所以赋取于民者，唯其所欲，而刑罚随之，故其民至于穷而无告。夫民之为农，而责之以工也，是犹居山者而责之以舟楫也。鲁成公作丘甲，而《春秋》讥焉。《穀梁传》曰：“古者农工各有职。甲，非人人之所能为也。丘作甲，非正也。”而杜预以为古者四丘为甸，甸出长毂一乘，戎马四匹，牛十二头，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而鲁使丘出之也。夫四丘而后为甸，鲁虽重敛，安至于四倍而取之哉！哀公用田赋，曰：二，吾犹不足。而夫子讥其残民之甚。未有四倍而取者也。且夫变古易常者，《春秋》之所讥也。故书“作三军”“舍中军”“初税亩”“作丘甲”“用田赋”者，皆所以讥政令之所由变也。而《穀梁》、杜氏之说如此之相戾，安得不辨其失而归之正哉！故愚曰《穀梁》之说是。谨对。卷六

问雩月何以为正

经之书雩者二十一，传之发例者有三，其略见于僖十一年、成七年，其详则见于定元年。

对：雩者，先王所以存夫爱民之心而已也。天之应乎人君者，以其德，不以其言也。人君修其德，使之无愧乎其中，而又何祷也！虽然，当岁之旱也，圣王不忍安坐而视民之无告，故为之雩。雩者，先王之所以存夫爱人之心而已也。为传者不达乎此，而为是非纷纷之论，亦可笑矣。《穀梁传》曰：“月雩，正也。秋大雩，非正也。冬大雩，非正也。月雩之为正，何也？其时穷，人力尽，是月不雨，则无及矣。雩之必待其时穷，人力尽，何也？雩者，为旱请也。古人之重请，以为非让也。”呜呼！为民之父母，安视其急，而曰毛泽未尽，人力未竭，以行其区区之让哉。愚以为凡书“雩”者，记旱也。一月之旱，故雩书月。一时之旱，故雩书时。书雩之例，时、月而不日。唯昭公之末年，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而昭公之雩，非旱雩也。《公羊》以为又雩者，聚众以逐季氏。然则旱雩之例，亦可见矣。《传例》曰：“凡灾异，历日者月、历月者时、历时者加日。”又：“雩，记旱也。旱，记灾也。”故愚以此为例。谨对。卷六

问大夫无遂事

庄十九年　又僖三十年

对：《春秋》之书“遂”一也，而有善恶存焉，君子观其当时之实而已矣。利害出于一时，而制之于千里之外，当此之时而不遂，君子以为固。上之不足以利国，下之不足以利民，可以复命而后请，当此之时而遂，君子以为专。专者，固所贬也，而固者，亦所讥也。故曰：《春秋》之书“遂”一也，而有善恶存焉，君子观其当时之实而已矣。公子结媵陈人之妇于鄄，遂及齐侯、宋公盟。《公羊传》曰：“媵不书，此何以书？以其有遂事书。大夫无遂事，此其言遂何？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国家、利社稷，则专之可也。”公子遂如周，遂如晋。《公羊》亦曰：“大夫无遂事。此其言遂何？公不得为政也。”其书“遂”一也，而善恶如此之相远，岂可以不察其实哉。《春秋》者，后世所以学为臣之法也。谓“遂”之不讥，则愚恐后之为臣者，流而为专；谓“遂”之皆讥，则愚恐后之为臣者，执而为固。故曰：观乎当时之实而已矣。西汉之法，有矫诏之罪，而当时之名臣，皆引此以为据。若汲黯开仓以赈饥民，陈汤发兵以诛郅支，若此者，专之可也。不然，获罪于《春秋》矣。谨对。卷六

问定何以无正月

定元年

对：始终授受之际，《春秋》之所甚谨也。无事而书首时，事在二月而书“王二月”，事在三月而书“王三月”者，例也。至于公之始年，虽有二月、三月之书，而又特书“正月”。隐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庄元年：“春，王正月。二月，夫人孙于齐。”所以揭天子之正朔，而正诸侯之始也。《公羊传》曰：“缘民臣之心，不可一日无君。缘始终之义，一年不二君。不可旷年无君。”故诸侯皆逾年即位而书“正月”。定公元年书曰：“王三月，晋人执宋仲幾于京师。”先儒疑焉，而未得其当也。尝试论之：《春秋》十有二公，其得终始之正而备即位之礼者四，文公、成公、襄公、哀公也。摄而立，不得备即位之礼者一，隐公也。先君不以其道终，而己不得备即位之礼者六，桓公、庄公、闵公、僖公、宣公、昭公也。先君不以其道终而又在外者二，庄公、定公也。在外逾年而后至者一，定公也。且夫先君虽在外不以其道终，然未尝有逾年而后至者，则是二百四十二年未尝一日无君，而定公之元年，鲁之统绝者自正月至于六月，而后续也。正月者，正其君也。昭公未至，定公未立，季氏当国，而天子之正朔将谁正耶？此定之所以无正月也。《公羊传》曰：“正月者，正即位也。定无正月者，即位后也。定、哀多微辞。”而何休以为昭公出奔，国当绝，定公不得继体奉正，故讳为微词。呜呼！昭公绝而定公又不得立，是鲁遂无君矣。《穀梁》以为昭无正终，故定无正始。观庄公元年书“正”，则不言而知其妄矣。谨对。卷六

问初税亩

宣十五年

对：古者公田曰“藉”，藉，借也，言其借民力以治此也。《诗》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言民之必先公田也。《传》曰：“私田稼不善，则非吏，公田稼不善，则非民。”言上之必恤私田也。民先其公，而上恤其私，故民不劳而上足用也。宣公无恩信于民，民不肯尽力于公田，故按行择其善亩而税之。《公羊传》曰：“税亩者何？履亩而税也。”夫民不尽力于公田者，上之过也。宣公不责己悔过，择其善亩而税之，宜其民之谤而灾异之作也。税亩之明年冬，蝝生。《公羊传》曰：“蝝生不书，此何以书？幸之也，犹曰受之云尔。上变古易常，应是而有天灾，其诸则宜于此焉变矣。”何休以为宣公惧灾复古，故其后大有年。愚以为非也。按《春秋》书“作三军”，后又书“舍中军”。书“跻僖公”，后又书“从祀先公”。事之复正，未尝不书。宣公而果复古也，《春秋》当有不税亩之书。故何休之说，愚不信也。谨对。卷六

《易》解

十八变而成

四营为一变，三变而一爻，六爻为十八变也。三变之余而四数之，得九为老阳，得六为老阴，得七为少阳，得八为少阴。故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取老而言也。凡九六为老，七八为少，其说未之闻也。或曰：阳极于九，其次则七也。极者为老，其次为少，则阴当老于十而少于八也。曰：阴不可加于阳，故十不用，十不用，犹当老于八而少于六也。则又曰：阳顺而上，其成数极于九，阴逆而下，其成数极于六。自下而上，阴阳均也，稚于子、午，而壮于己、亥，始于《复》《姤》，而终于《乾》《坤》者，阴犹阳也，曷尝有进阳而退阴与逆顺之别乎？且夫自然而然者，天地且不能知，而圣人岂得与于其间而制其予夺哉！惟唐一行之学则不然。以为《易》固言之矣，曰十有八变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则十有八变之间有八卦焉，人莫之思也。变之初，有多少。其一变也，不五则九；其二与三也，不四则八。八与九为多，五与四为少。多少者，奇耦之象也。三变皆少，则乾之象也。乾所以为老阳，而四数其余得九，故以九名之。三变皆多，则坤之象也，坤所以为老阴，而四数其余得六，故以六名之。三变而少者一，则震、坎、艮之象也，震、坎、艮所以为少阳，而四数其余得七，故以七名之。三变而多者一，则巽、离、兑之象也，巽、离、兑所以为少阴，而四数其余得八，故以八名之。故七八九六者，因余数以名阴阳，而阴阳之所以为老少者，不在是而在乎三变之间，八卦之象也。此唐一行之学也。卷六

汉高祖赦季布唐屈突通不降高祖

轼以谓汉高祖、唐高祖皆创业之贤君，季布、屈突通皆一时之烈丈夫。惟烈丈夫，故能以身殉主，有死无二。惟贤君，故能推至公之心，不以私怨杀士。此可以为万世臣主之法。卷七

汉宣帝诘责杜延年治郡不进

轼以谓古者贤君用人，无内外轻重之异，故虽杜延年名卿，不免出为边吏。治效不进，则诘责之，既进，则褒赏之。所以历试人才、考核事功盖如此。孝宣之治，优于孝文者以此也。马周谏唐太宗，亦以为言。治天下者，不可不知也。卷七

叔孙通不能致二生

轼以谓叔孙通制礼，虽不能如三代，然亦因时施宜，有补于世者。鲁二生非之，其言未必皆当，通以谓不知时变，亦宜矣。然谨按扬子《法言》：昔齐鲁有大臣，史失其名。或曰，如何其大也？曰，叔孙通欲制君臣之仪，聘先生于齐鲁，所不能致者二人。由此观之，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则止，然后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若与时上下，随人俯仰，虽或适用于一时，何足谓之大臣为社稷之卫哉！卷七

狄山论匈奴和亲

轼谨按，汉制，博士秩皆六百石耳，然朝廷有大事，必与丞相、御史、九卿、列侯同议可否，盖亲儒臣，尊经术，不以小臣而废其言。故狄山得与张汤争议上前。此人臣之所甚难，而人主之所欲闻也。温颜以来之，虚怀以受之，犹恐不敢言，又况如武帝作色凭怒，致之于死乎？故汤之用事，至使盗贼半天下，而汉室几乱，盖起于狄山之不容也。卷七

文宗访郑公后得魏謩

轼观唐文宗览贞观事而思魏郑公之后，亦有意于善治矣。虽然，唐室凌迟，未易兴起，非高才伟人，无足以图之。而信训、注之狂谋，几陨宗社。良可叹已！至于奖魏謩之极谏，愿处于无过之地，亦贤君之用心也。卷七

张九龄不肯用张守珪牛仙客

轼窃谓士大夫砥砺名节，正色立朝，不务雷同以固禄位，非独人臣之私义，乃天下国家所恃以安者也。若名节一衰，忠信不闻，乱亡随之，捷如影响。西汉之末，敢言者惟王章、朱云二人，章死而云废，则公卿持禄保妻子，如张禹、孔光之流耳。故王莽以斗筲穿窬之才，恣取神器如反掌。唐开元之末，大臣守正不回，惟张九龄一人。九龄既已忤旨罢相，明皇不复闻其过，以致禄山之乱。治乱之机，可不慎哉！卷七

颜真卿守平原以抗安禄山

轼以谓古者任人，无内外轻重之异，故虽汉宣之急贤，萧望之之得君，犹更出治民，然后大用。非独以历试人材，亦所以维持四方，均内外之势也。唐开元、天宝间，重内轻外，当时公卿名臣，非以罪责不出守郡，虽藩镇帅守，自以为不如寺监之僚佐，故郡县多不得人。禄山之乱，河北二十四郡一朝降贼，独有一颜真卿，而明皇初不识也。此重内轻外之弊，不可不为鉴。卷七

汉武帝唐太宗优劣

轼以谓古之贤君，知直臣之难得，忠言之难闻，故生尽其用，殁思其言，想见其人，形于梦寐，亦可谓乐贤好德之主矣。汉武帝雄材大略，不减太宗。汲黯之贤，过虞世南。世南已死，太宗思之。汲黯尚存，武帝厌之。故太宗之治，几至刑措，而武帝之政，盗贼半天下，由此也夫！卷七

书韩维读《三朝宝训》

秘书监侍讲傅尧俞始召赴资善堂，对迩英阁，尧俞致谢。上遣人宣召，曰：“卿以博学，参预讲筵，宜尊所闻，以辅不逮。”尧俞讲毕，曲谢。上复遣人宣谕：“卿讲义渊博，多所发挥，良深嘉叹。”是日，上读《三朝宝训》，至天禧中，有二人犯罪，法当死。真宗皇帝恻然怜之，曰：“此等安知法？杀之则不忍，舍之则无以励众。”乃使人持去，笞而遣之，以斩讫奏。又祀汾阴日，见一羊自掷道左，怪问之。曰：“今日尚食杀其羔。”真宗惨然不乐。自是不杀羊羔。资政殿学士韩维读毕，因奏言：此特真宗皇帝小善尔。然推是心以及天下，则仁不可胜用也。真宗自澶渊之役却狄之后，十九年不言兵，而天下富。其源盖出于此。昔孟子论齐王不忍杀觳觫之牛，以为是心足以王，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及于百姓，岂不能哉，盖不为耳。外人皆云：皇帝陛下仁孝发于天性，每行见昆虫蝼蚁，违而过之，且敕左右勿践履，此亦仁术也。臣愿陛下推此心以及百姓，而天下幸甚。某时为右史，奏曰：臣今月十五日侍迩英阁，窃见资政殿学士韩维因读《三朝宝训》，至真宗皇帝好生恶杀，因论皇帝陛下在宫中不忍践履虫蚁。其言深切，可以推明圣德，益增福寿。臣忝备位右史，谨书其事于册。又录一本上进，意望陛下采览，无忘此心，以广好生之德，臣不任大愿。卷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