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集卷四十二

上王刑部书

轼今日得于州吏，伏审执事移使湖北。窃以江陵之地，实楚之故国，巴蜀、瓯越、三吴之出入者，皆取道于是，为一都会。其山川之胜，盖历代所尝用武焉。其间吴、蜀、魏氏尤悉力争之。宋有天下，王师平高继冲，至于降孟昶，下周保权，又皆出此。其人才之秀，风物之美，有屈、宋、伍、祢之赋咏存焉。建节旄而使者，专有是土，其见倚之重，为吏之乐，岂细也哉！然执事处之，则未足贺。诚以执事之材力地望，宜进任于时，不宜任此。或者以谓蛮反，南方用兵，湖北邻也，宜择人抚之，故以属执事。使诚有是议，当出于庙堂，非愚所得知，所不敢臆定。所敢伏思者，人患材不足施，或不得施，岂以位之彼此大小为择哉？于执事之心，当亦若是，肆吾力充吾职而已，岂以位之彼此大小动吾意哉？固执事之所务也。不宣。轼再拜。卷四八

上梅直讲书

某官执事：轼每读《诗》至《鸱鸮》，读《书》至《君奭》，常窃悲周公之不遇。及观史，见孔子厄于陈、蔡之间，而弦歌之声不绝，颜渊、仲由之徒相与问答。夫子曰：“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颜渊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夫子油然而笑曰：“回，使尔多财，吾为尔宰。”夫天下虽不能容，而其徒自足以相乐如此。乃今知周公之富贵，有不如夫子之贫贱。夫以召公之贤，以管、蔡之亲而不知其心，则周公谁与乐其富贵？而夫子之所与共贫贱者，皆天下之贤才，则亦足与乐乎此矣。

轼七八岁时，始知读书，闻今天下有欧阳公者，其为人如古孟轲、韩愈之徒。而又有梅公者从之游，而与之上下其议论。其后益壮，始能读其文词，想见其为人，意其飘然脱去世俗之乐，而自乐其乐也。方学为对偶声律之文，求斗升之禄，自度无以进见于诸公之间。来京师逾年，未尝窥其门。今年春，天下之士群至于礼部，执事与欧阳公实亲试之。诚不自意，获在第二。既而闻之人，执事爱其文，以为有孟轲之风，而欧阳公亦以其能不为世俗之文也而取焉。是以在此。非左右为之先容，非亲旧为之请属，而向之十余年间，闻其名而不得见者，一朝为知己。

退而思之，人不可以苟富贵，亦不可以徒贫贱。有大贤焉而为其徒，则亦足恃矣。苟其侥一时之幸，从车骑数十人，使闾巷小民聚观而赞叹之，亦何以易此乐也。《传》曰：“不怨天，不尤人。”盖优哉游哉，可以卒岁。执事名满天下，而位不过五品。其容色温然而不怒，其文章宽厚敦朴而无怨言，此必有所乐乎斯道也。轼愿与闻焉。卷四八

上刘侍读书

轼闻天下之所少者，非才也。才满于天下，而事不立。天下之所少者，非才也，气也。何谓气？曰：是不可名者也。若有鬼神焉而阴相之。今夫事之利害，计之得失，天下之能者举知之而不能办，能办其小而不能办其大，则气有所不足也。夫气之所加，则己大而物小，于是乎受其至大而不为之惊，纳其至繁而不为之乱，任其至难而不为之忧，享其至乐而不为之荡。是气也，受之于天，得之于不可知之间，杰然有以盖天下之人，而出万物之上，非有君长之位、杀夺施与之权，而天下环向而归之，此必有所得者矣。多才而败者，世之所谓不幸者也。若无能焉而每以成者，世之所谓天幸者也。夫幸与不幸，君子之论，不施于成败之间，而施于穷达之际。故凡所以成者，其气也；其所以败者，其才也。气不能守其才，则焉往而不败？世之所以多败者，皆知求其才，而不知论其气也。若夫明公，其亦有所得矣。轼非敢以虚辞而曲说，诚有所见焉耳。

夫天下有分，得其分则安，非其分而以一毫取于人，则群起而争之。天下有无穷之利，自一命以上，至于公相，其利可爱，其涂甚夷，设为科条，而待天下之择取。然天下之人，翘足跂首而群望之，逡巡而不敢进者，何也？其分有所止也。天下有无功而迁一级者，则众指之矣。迁者不容于下，迁之者不容于上，而况其甚者乎！明公起于徒步之中，执五寸之翰，书方尺之简，而列于士大夫之上，横翔捷出，冠压百吏，而为之表。犹以为未也，而加之师友之职，付之全秦之地，地方千里，则古之方伯连帅所不能有也；东障崤渑，北跨河渭，南倚巴蜀，西控戎夏，则古之秦昭王、商君、白起之徒，所以殣身残民百战而有之者也。奋臂而取两制，不十余年，而天下不以为速。非有汗马之劳，米盐之能，以擅富贵之美，而天下不以为无功。抗颜高议，自以无前，而天下不以为无让。此其气固有以大服于天下矣。天下无大事也，天下而有大事，非其气之过人者，则谁实办之？

轼远方之鄙人，游于京师，闻明公之风，幸其未至于公相，而犹可以诵其才气之盛美，而庶几于知言。惜其将遂西去而不得从也，故请间于门下，以愿望见其风采。不宣。轼再拜。卷四八

上知府王龙图书

执事自轩车之来，曾未期月，蜀之士大夫，举欣欣然相庆，以为近之所无有。下至闾巷小民，虽不足以识知君子之用心，亦能欢欣踊跃，转相告语，喧哗纷纭，洋溢布出而不可掩，虽户给之粟帛而人赐之爵，其喜乐不如是之甚也。

伏惟明公何术以致此哉？轼也安足以议！虽然，请得以僭言之。盖明公之于蜀人，所以深结其心而纳之。安居无事以养生送死者，有所甚易，而亦有所至难。夫海滨之人，轻游于江河。何则？其所见者大也。昔先魏公宰天下十有八年，闻其言语而被其教诲者，皆足以为贤人，而况于公乎？度其视区区之一方，不啻户庭之小。且公为定州，内以养民殖财，而外震威武，以待不臣之胡。为之三年，而四方称之。况于实非有难办之事，是以公至之日，不劳而自成也。此其所以为易者一也。自近岁以来，蜀人不知有勤恤之加，擢筋割骨以奉其上，而不免于刑罚。有田者不敢望以为饱，有财者不敢望以为富，惴惴焉恐死之无所。然皆闻见所熟，以为当然，不知天下复有仁人君子也。自公始至，释其重荷，而出之于陷阱之中。方其困急时，箪瓢之馈，愈于千金，是故莫不欢欣鼓舞之至。此其所以为易者二也。

虽然，亦有所至难。何者？国家蓄兵以卫民，而赋民以养兵，此二者不可以有所厚薄也。然而薄于养兵者，其患近而易除；厚于赋民者，其忧远而难救。故夫庚子之小变，起于兵离；而甲午之大乱，出于民怨。由此观之，固有本末也。而为政者，徒知畏其易除之近患，而不知畏其难救之远忧，而有志于民者，则或因以生事，非当世大贤，孰能使之两存而皆济？此其所以为难者一也。蜀人之为怯，自昔而然矣。民有抑郁至此，而不能以告者。且天下未尝无贪暴之吏，惟幸其上之明而可以诉，是以犹有所恃。今民怯而不敢诉，其诉者又不见省，幸而获省者，指目以为凶民，阴中其祸。嗟夫！明天子在上，方伯连帅之职，执民之权，而不能为之地哉！夫惟天下之贤者，则民望之深而责之备。若夫庸人，谁复求之！自顷数公，其来也莫不有誉，其去也莫不有毁。夫岂其民望之深责之备，而所以塞之者未至耶？今之饥者待公而食，寒者待公而衣，凡民之失其所者，待公而安，倾耳耸听，愿闻盛德日新而不替。此其所以为难者二也。

伏惟明公以高世之才，何施而不可？惟无忽其所以为易，而深思其所难者而稍加意焉，将天下被其泽，而何蜀之足云。轼负罪居丧，不当辄至贵人之门，妄有所称述，诚不胜惓惓之心，敢以告诸左右。旧所为文十五篇，政事之余，凭几一笑，亦或有可观耳。卷四八

应制举上两制书

轼闻古者有贵贱之际，有圣贤之分。二者相胜而不可以相参，其势然也。治其贵贱之际，则不知圣贤之为高；行其圣贤之分，则不知贵贱之为差。昔者子思、孟轲之徒，不见诸侯而耕于野，比闾小吏一呼于其门，则摄衣而从之。至于齐、鲁千乘之君，操币执贽，因门人以愿交于下风，则闭门而不纳。此非苟以为异而已，将以明乎圣贤之分，而不参于贵贱之际。故其摄衣而从之也，君子不以为畏；而其闭门而拒之也，君子不以为傲。何则？其分定也。士之贤不肖，固有之矣。子思、孟轲，不可以人人而求之，然而贵贱之际，圣贤之分，二者要以不可不知也。世衰道丧，不能深明于斯二者而错行之，施之不得其处，故其道两亡。

今夫轼，朝生于草茅尘土之中，而夕与于州县之小吏，其官爵势力不足较于世，亦明矣。而诸公之贵，至与人主揖让周旋而无间，大车驷马至于门者，逡巡而不敢入。轼也，非有公事而辄至于庭，求以宾客之礼见于下执事，固已获罪于贵贱之际矣。虽然，当世之君子，不以其愚陋，而使与于制举之末；朝廷之上，不以其疏贱，而使奏其猖狂之论。轼亦自忘其不肖，而以为是两汉之主所孜孜而求之，亲降色辞而问之政者也。其才虽不足以庶几于圣贤之间，而学其道，治其言，则所守者其分也。是故踽踽然而来，仰不知明公之尊，而俯不知其身之贱。不由绍介，不待辞让，而直言当世之故，无所委曲者，以为贵贱之际，非所以施于此也。

轼闻治事不若治人，治人不若治法，治法不若治时。时者，国之所以存亡，天下之所最重也。周之衰也，时人莫不苟偷而不立，周虽欲其立，而不可得也，故周亡。秦之衰也，时人莫不贪利而不仁，秦虽欲其仁，而不可得也，故秦亡。西汉之衰也，时人莫不柔懦而谨畏，故君臣相蒙，而至于危。东汉之衰也，时人莫不矫激而奋厉，故贤不肖不相容，以至于乱。夫时者，岂其所自为邪？王公大人实为之。轼将论其时之病，而以为其权在诸公。诸公之所好，天下莫不好；诸公之所恶，天下莫不恶。故轼敢以今之所患二者告于下执事。其一曰用法太密而不求情，其二曰好名太高而不适实。此二者，时之大患也。

何谓用法太密而不求情？昔者天下未平而法不立，则人行其私意，仁者遂其仁，勇者致其勇，君子小人莫不以其意从事，而不困于绳墨之间，故易以有功，而亦易以乱。及其治也，天下莫不趋于法，不敢用其私意，而惟法之知。故虽贤者所为，要以如法而止，不敢于法律之外，有所措意。夫人胜法，则法为虚器。法胜人，则人为备位。人与法并行而不相胜，则天下安。今自一命以上至于宰相，皆以奉法循令为称其职，拱手而任法，曰：吾岂得自由哉！法既大行，故人为备位。其成也，其败也，其治也，其乱也，天下皆曰：非我也，法也。法之弊岂不亦甚矣哉！昔者汉高之时，留侯为太子少傅，位于叔孙之后，而周昌亦自御史大夫为诸侯相，天下有缓急，则功臣左迁而不怨。此亦知其君臣之欢，不以法而相持也。今天下所以任法者，何也？任法生于自疑，自疑生于多私。惟天下之无私，则能于法律之外，有以效其智。何则？其自信明也。夫唐永泰之间，奸臣执政，政以贿成，德宗发愤而用常衮，衮一切用法，四方奏请，莫有获者。然天下否塞，贤愚不分，君子不以为能也。崔祐甫为相，不至期年而除吏八百，多其亲旧。或者以为讥，祐甫曰：“不然。非亲与旧，则安得而知之？顾其所用如何尔。”君子以为善用法。今天下泛泛焉莫有深思远虑者，皆任法之过也。

何谓好名太高而不适实？昔者圣人之为天下，使人各效其能以相济也。不一则不专，不专则不能。自尧舜之时，而伯夷、后夔、稷、契之伦，皆不过名一艺办一职以尽其能，至于子孙世守其业而不迁。夔不敢自与于知礼，而契不敢自任于播种。至于三代之际，亦各输其才而安其习，以不相犯躐。凡书传所载者，自非圣人，皆止于名一艺办一职，故其艺未尝不精，而其职未尝不举，后世之所希望而不可及者，由此故也。下而至于汉，其君子各务其所长，以相左右，故史之所记，武、宣之际，自公孙、魏、邴以下，皆不过以一能称于当世。夫人各有才，才各有小大。大者安其大，而无忽于小；小者乐其小，而无慕于大。是以各适其用，而不丧其所长。及至后世，上失其道，而天下之士，皆有侈心，耻以一艺自名，而欲尽天下之能事。是故丧其所长，而至于无用。今之士大夫，其实病此也。仕者莫不谈王道，述礼乐，皆欲复三代，追尧舜，终于不可行，而世务因以不举。学者莫不论天人，推性命，终于不可究，而世教因以不明。自许太高，而措意太广。太高则无用，太广则无功。是故贤人君子布于天下，而事不立。听其言，则侈大而可乐；责其效，则汗漫而无当。此皆好名之过。

深惟古之圣贤，建功立业，兴利捍患，至于百工小民之事，皆有可观，不若今世之因循卤莽。其故出于此二者欤？

伏惟明公才略之宏伟，度量之宽厚，学术之广博，声名之炜烨，冠于一时，而振于百世。百世之所望而正者，意有所向，则天下奔走而趋之。则其愍时忧世之心，或有取于斯言也。轼将有深于此者，而未敢言焉。不宣。轼再拜。卷四八

上韩魏公论场务书

轼再拜献书昭文相公执事：轼得从宦于西，尝以为当今制置西事，其大者未便，非痛整齐之，其势不足以久安，未可以随欹而拄、随坏而补也。然而其事宏阔浩汗，非可以仓卒轻言者。今之所论，特欲救一时之急，解朝夕之患耳。

往者宝元以前，秦人之富强可知也。中户不可以亩计，而计以顷；上户不可以顷计，而计以赋。耕于野者，不愿为公侯；藏于民家者，多于府库也。然而一经元昊之变，冰消火燎，十不存三四。今之所谓富民者，向之仆隶也；今之所谓蓄聚者，向之残弃也。然而不知昊贼之遗种，其将永世而臣伏邪？其亦有时而不臣也？以向之民力坚完百倍而不能支，以今之伤残之余而能办者，轼所不识也。夫平安无事之时，不务多方优裕其民，使其气力浑厚，足以胜任县官权时一切之政，而欲一旦纳之于患难，轼恐外忧未去，而内忧乘之也。凤翔、京兆，此两郡者，陕西之囊橐也。今使有变，则缘边被兵之郡，知战守而已。战而无食则北，守而无财则散。使战不北，守不散，其权固在此两郡也。

轼官于凤翔，见民之所最畏者，莫若衙前之役。自其家之瓮盎釜甑以上计之，长役及十千，乡户及二十千，皆占役一分。所谓一分者，名为糜钱，十千可办，而其实皆十五六千，至二十千，而多者至不可胜计也。科役之法，虽始于上户，然至于不足，则递取其次，最下至于家赀及二百千者，于法皆可科。自近岁以来，凡所科者，鲜有能大过二百千者也。夫为王民，自瓮盎釜甑以上计之而不能满二百千，则何以为民！今也，及二百千则不免焉，民之穷困亦可知矣。然而县官之事，岁以二千四百分为计，所谓优轻而可以偿其劳者，不能六百分，而捕获强恶者愿入焉，摘发赃弊者愿入焉，是二千四百分者，衙前之所独任，而六百分者，未能纯被于衙前也。民之穷困，又可知矣。

今之最便，惟重难日损，优轻日增，则民尚可以生，此轼之所为区区议以官榷与民也。其详固已具于府之所录以闻者。从轼之说，而尽以予民。失钱之以贯计者，轼尝粗较之，岁不过二万。失之于酒课，而偿之于税缗，是二万者，未得为全失也。就使为全失二万，均多补少，要以共足，此一转运使之所办也。如使民日益困穷而无告，异日无以待仓卒意外之患，则虽复岁得千万，无益于败，此贤将帅之所畏也。

轼以为陛下新御宇内，方求所以为千万年之计者，必不肯以一转运使之所能办，而易贤将帅之所畏。况于相公，才略冠世，不牵于俗人之论。乃者变易茶法，至今以为不便者，十人而九，相公尚不顾，行之益坚。今此事至小，一言可决。去岁赦书使官自买木，关中之民，始知有生意。向非相公果断而力行，必且下三司。三司固不许，幸而许，必且下本路。本路下诸郡，或以为可，或以为不可，然后监司类聚其说而参酌之。比复于朝廷，固已期岁矣。其行不行，又未可知也。如此，而民何望乎？

方今山陵事起，日费千金，轼乃于此时议以官榷与民，其为迂阔取笑可知矣。然窃以为古人之所以大过人者，惟能于扰攘急迫之中，行宽大闲暇久长之政，此天下所以不测而大服也。朝廷自数十年以来，取之无术，用之无度，是以民日困，官日贫。一旦有大故，则政出一切，不复有所择。此从来不革之过，今日之所宜深惩而永虑也。山陵之功，不过岁终。一切之政，当讫事而罢。明年之春，则陛下逾年即位改元之岁，必将首行王道以风天下。及今使郡吏议之，减定其数，当复以闻，则言之今其时矣。伏惟相公留意。千万幸甚。卷四八

上韩丞相论灾伤手实书

史馆相公执事：轼到郡二十余日矣。民物椎鲁，过客稀少，真愚拙所宜久处也。然灾伤之余，民既病矣。自入境，见民以蒿蔓裹蝗虫而瘗之道左，累累相望者二百余里，捕杀之数，闻于官者几三万斛。然吏皆言蝗不为灾，甚者或言为民除草。使蝗果为民除草，民将祝而来之，岂忍杀乎？轼近在钱塘，见飞蝗自西北来，声乱浙江之涛，上翳日月，下掩草木，遇其所落，弥望萧然。此京东余波及淮浙者耳，而京东独言蝗不为灾，将以谁欺乎？郡已上章详论之矣。愿公少信其言，特与量蠲秋税，或与倚阁青苗钱。疏远小臣，腰领不足以荐钺，岂敢以非灾之蝗上罔朝廷乎？若必不信，方且重复检按，则饥羸之民，索之于沟壑间矣。且民非独病旱蝗也。方田均税之患，行道之人举知之。税之不均也久矣，然而民安其旧，无所归怨。今乃用一切之法，成于期月之间，夺甲与乙，其不均又甚于昔者，而民之怨始有所归矣。

今又行手实之法，虽其条目委曲不一，然大抵恃告讦耳。昔之为天下者，恶告讦之乱俗也，故有不干己之法，非盗及强奸不得捕告。其后稍稍失前人之意，渐开告讦之门。而今之法，揭赏以求人过者十常八九。夫告讦之人，未有非凶奸无良者。异时州县所共疾恶，多方去之，然后良民乃得而安。今乃以厚赏招而用之，岂吾君敦化、相公行道之本意欤？

凡为此者，欲以均出役钱耳。免役之法，其经久利病，轼所不敢言也。朝廷必欲推而行之，尚可择其简易为害不深者。轼以为定簿便当，即用五等古法，惟第四等、五等分上、中、下。昔之定簿者为役，役未至，虽有不当，民不争也，役至而后诉耳。故簿不可用。今之定簿者为钱，民知当户出钱也，则不容有大缪矣。其名次细别，或未尽其详，然至于等第，盖已略得其实。轼以为如是足矣。但当先定役钱所须几何，预为至少之数，以赋其下五等。下五等，谓第四等上、中、下，第五等上、中也。此五等旧役至轻，须令出钱至少乃可。第五等下，更不当出分文。其余委自令佐，度三等以上民力之所任者而分与之。夫三等以上钱物之数，虽其亲戚，不能周知。至于物力之厚薄，则令佐之稍有才者可以意度也。借如某县第一等凡若干户，度其力共可以出钱若干，则悉召之庭，以其数予之，不户别也。令民自相差择，以次分占，尽数而已。第二等则逐乡分之，凡某乡之第二等若干户，度其力可以共出钱若干，召而分之，如第一等。第三等亦如之。彼其族居相望，贫富相悉，利害相形，不容独有侥幸者也。相推相诘，不一二日自定矣。若析户则均分役钱，典卖则著所割役钱于契，要使其子孙与买者各以其名附旧户供官，至三年造簿，则不复用，举从其新。如此，而朝廷又何求乎？所谓浮财者，决不能知其数。凡告者，亦意之而已。意之而中，其赏不赀。不中，杖六十至八十，极矣。小人何畏而不为乎？近者军器监须牛皮，亦用告赏。农民丧牛甚于丧子，老弱妇女之家，报官稍缓，则挞而责之钱数十千，以与浮浪之人。其归为牛皮而已，何至是乎！

轼在钱塘，每执笔断犯盐者，未尝不流涕也。自到京东，见官不卖盐，狱中无盐囚，道上无迁乡配流之民，私窃喜幸。近者复得漕檄，令相度所谓王伯瑜者欲变京东、河北盐法置市易盐务利害，不觉慨然太息也。密州之盐，岁收税钱二千八百余万，为盐一百九十余万秤，此特一郡之数耳。所谓市易盐务者，度能尽买此乎？苟不能尽，民肯舍而不煎，煎而不私卖乎？顷者两浙之民，以盐得罪者，岁万七千人，终不能禁。京东之民，悍于两浙远甚，恐非独万七千人而已。纵使官能尽买，又须尽卖而后可，苟不能尽，其存者与粪土何异？其害又未可以一二言也。愿公救之于未行。若已行，其孰能已之？

轼不敢论事久矣。今者守郡，民之利病，其势有以见及。又闻自京师来者，举言公深有拯救斯民、为社稷长计远虑之意，故不自揆，复发其狂言。可则行之，否则置之。愿无闻于人，使孤危衰废之踪，重得罪于世也。干冒威重，不胜战栗。卷四八

上文侍中论强盗赏钱书

轼再拜：轼备员偏州，民事甚简。但风俗武悍，特好强劫，加以比岁荐饥，椎剽之奸，殆无虚日。自轼至此，明立购赏，随获随给，人用竞劝，盗亦敛迹。

准法，获强盗一人，至死者给五十千，流以下半之。近有旨，灾伤之岁，皆降一等。既降一等，则当复减半，自流以下，得十二千五百而已。凡获一贼，告与捕者，率常不下四五人，不胜则为盗所害。幸而胜，则凡为盗者举仇之。其难如此，而使四五人者分十二千五百以捐其躯命，可乎？朝廷所以深恶强盗者，为其志不善，张而不已，可以驯致胜、广之资也。由此言之，五十千岂足道哉！夫灾伤之岁，尤宜急于盗贼。今岁之民，上户皆阙食，冬春之交，恐必有流亡之忧。若又纵盗而不捕，则郡县之忧，非不肖所能任也。欲具以闻上，而人微言轻，恐不见省。向见报明公所言，无不立从。东武之民，虽非所部，明公以天下为度，必不间也。故敢以告。比来士大夫好轻议旧法，皆未习事之人，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

常窃怪司农寺所行文书措置郡县事，多出于本寺官吏一时之意，遂与制敕并行。近者令诸郡守根究衙前重难应缘此毁弃官文书者，皆科违制，且不用赦降原免。考其前后，初不被旨。谨按律文，毁弃官文书重害者，徒一年。今科违制，即是增损旧律令也。不用赦降原免，即是冲改新制书也。岂有增损旧律令，冲改新制书，而天子不知，三公不与，有司得专之者！今监司郡县，皆恬然受而行之莫敢辨，此轼之所深不识也。

昔袁绍不肯迎天子，以谓若迎天子以自近，则每事表闻，从之则权轻，不从则拒命，非计之善也。夫不请而行，袁绍之所难也。而况守职奉上者乎？今圣人在上，朝廷清明，虽万无此虞；司农所行，意其出于偶然，或已尝被旨而失于开坐，皆不可知。但不请而行，其渐不可开耳。轼愚蠢无状，孤危之迹，日以岌岌。夙蒙明公奖与过分，窃怀忧国之心，聊复一发于左右。犹幸明公密之，无重其罪戾也。卷四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