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尔韦尔－利顿夫人的囚禁
1858年7月23日于伦敦
轰动一时的布尔韦尔家庭纠纷，在伦敦“泰晤士报”看来，已经通过友善的家庭协议而得到“圆满”解决，但实际上还远没有平息下来。的确，尽管这场纠纷严重地涉及党派利益，首都各家报纸，除极少数外，都用尽一切办法通同一气保持缄默，以图暗中了结这一事件。要知道，爱德华·布尔韦尔爵士是那控制着伦敦新闻界的文化圈子的头目之一，这个圈子的控制甚至比党派关系还要专横，当事情闹到公开斗争的地步时，文化界的先生们一般总是屈服于它的怒火之下。“晨邮报”第一个披露了布尔韦尔夫人的友人有意要求法庭审理的消息；伦敦“泰晤士报”仅仅转载了“晨邮报”的这条简讯；就连在文化界没有地位因而完全不必为此担心的“晨报”，也只敢转载“索美塞特报”[377]上的三言两语的报道。甚至帕麦斯顿，尽管有势力，一时也不能从他的文化界走卒那里挤出什么东西来；当布尔韦尔的儿子写的那封敷衍塞责的检讨书发表出来以后，所有这些冠冕堂皇的人身自由捍卫者都表示满意之至，不愿意再莽撞地干涉这一“沉痛事件”。托利党的报纸自然早就把自己满腔高贵的怒火发泄到克兰里卡德勋爵身上，而多少受到曼彻斯特学派精神熏陶的激进派报纸，则唯恐给当今政府惹麻烦。可是，除了正派的或自命正派的首都报纸以外，还有不正派的报纸。这种报纸完全听命于自己的政治后台老板，这些人根本无所谓文化界地位问题的约束，随时准备着利用自己特有的言论自由来发财，并竭力抓紧一切机会在公众眼前显示自己是勇敢精神的唯一体现者。另一方面，广大人民群众的道德本能一经激发，也就没有必要再耍花招了。只要激起了公众的义愤，那时就连伦敦“泰晤士报”也会撕下矜持的面具，并且（当然是抱着沉痛心情），把“社会舆论”的判决甚至加到爱德华·布尔韦尔－利顿爵士这样的文化把头身上，借此打击得比政府。
目前事态的演变正是这样。正如我们一开始就暗示过的[378]，帕麦斯顿勋爵是这场戏的幕后导演；用法国人的话来说，现在这已经是《un secret qui court les rues》〔“众所周知的秘密”〕了。
伦敦一家周刊写道：“On dit〔据传〕，在整个事件中，为布尔韦尔－利顿夫人出力最多的是帕麦斯顿夫人。我们都记得，当墨尔本勋爵因那位诺尔顿绅士的夫人而处于尴尬境地的时候，托利党人是多么急切地出来替诺尔顿先生说话啊。一报还一报，这是公道的。但是细想起来，我们觉得这样的事很令人痛心：在我们这个时代，内阁大臣竟利用自己的权势干出暴力行为，而一位内阁大臣的夫人竟唆使另一位内阁大臣的夫人去反对政府。”
事情的真相常常只有通过迂回曲折的政治倾轧方式才能在英国报端的一个角落里透露出来。对于一件真正的凶恶行为所持的似乎出自内心的义愤，归根到底不过是别有用心的装腔作势；呼吁社会主持公道不过是为了发泄私愤。至于那些大无畏的舞文弄墨的骑士，则不论布尔韦尔夫人是永远呆在伦敦的疯人收容所里，还是被人家比在圣彼得堡或维也纳更加巧妙、更加神不知鬼不觉地收拾掉，实际上他们都是毫不在乎的；要不是她运气好，被帕麦斯顿一眼看中，认为可以借她来作为分裂托利政府的工具，文化界因袭守旧的礼仪是会使她没有任何可能进行申述的。
约略研究一下布尔韦尔的儿子给伦敦报界的信，很有助于说明事情的真相。罗伯特·布尔韦尔－利顿先生首先声明，对他的“老实话”应该“深信不疑”，因为他“作为布尔韦尔－利顿夫人的儿子，比任何人都更有权利出来保护她，自然，对全部情况也比任何其他人了解得更真切”。但是这个孝子不仅不关心他的母亲，不仅不同她通信，甚至将近十七年没有见过她的面，而在他父亲被重新选入议会的哈特福的选民会上才同她相会。当布尔韦尔夫人离开选民会，到哈特福市长那里去向他借用市政厅大厦做讲演会场时，罗伯特·布尔韦尔－利顿先生派了一位医生到市长公馆去检查他母亲的精神状态。后来，他母亲在伦敦克拉哲斯街黑耳·汤普逊先生家里遭到绑架，她的堂姊妹莱夫斯女士跑到街上，看到利顿先生等在外面，就央求他管一管这件事，不要让别人把他母亲送到布伦特弗德去，这时利顿先生竟无动于衷地说，这与他不相干。起初他是他父亲所策划的阴谋的主要参与者之一，现在他又改变了立场，出来做他母亲的当然保护人了。利顿先生为自己辩护所寻找的第二点依据是，他母亲“根本没有被送进疯人收容所”，而只不过是被送进了医生罗伯特·加丁纳·希尔先生的“私立病院”。其实这不过是诡辩。由于希尔先生管理的魏克病院按照法律并不属于“收容所”之列，而属于“首都官准私立疯人病院”之列，因此，说布尔韦尔夫人不是被关进“疯人收容所”，而是被关进了疯人病院，这从表面上看是完全正确的。
靠“精神错乱症”吃饭，自担风险的希尔医生也出来辩解，他说：布尔韦尔夫人完全没有受到禁闭，相反地，她可以使用马车，而且在她被迫留住期间，几乎每天晚上都乘车到里士满、阿克顿、汉威耳或艾兹卢艾尔特去散心。希尔先生忘记告诉公众，他实行的这种“对疯人的改良待遇”完全符合精神病委员会的明文规定。装模作样的亲热、耐着性子的笑脸、哄小孩般的劝导、曲意逢迎的废话、机巧投递的眼色、一群训练有素的护理人员的故作镇静，——这一切，都像灌水法、紧束衣、粗暴的监视人和黑暗的病房一样，能有效地把任何一个头脑正常的女人逼疯。不论怎么说，医生希尔先生和利顿先生的声明简单归结起来就是，他们的的确确是把布尔韦尔夫人当成疯子，只不过对她使用的是新办法，而不是旧规矩。
利顿先生在他的信中说：“我经常同我母亲保持接触……而我是遵照我父亲的吩咐办事的，他总是把他的一切打算完全告诉我……他要我照舍夫茨别利勋爵的主意去做，只要这能给利顿夫人带来好处和安慰。”
谁都知道，舍夫茨别利勋爵是总部设在埃克塞特会堂[379]的那班人马的总头目。用他的神圣香味来驱散肮脏勾当的臭气——这是配得上小说家的天才想像的coup de théatre〔戏剧手法〕。舍夫茨别利勋爵已经不止一次地在这方面被派过用场，例如中国问题和剑桥馆密谋。但是利顿先生对公众只交代了真相的一半，不然的话，他就得坦白说出，就在他母亲被绑架以后，帕麦斯顿夫人的一封命令式的来信推翻了爱德华爵士的计划，并要他“照舍夫茨别利勋爵的主意去做”。这位舍夫茨别利勋爵偏偏又是帕麦斯顿的姻兄弟，同时也是精神病委员会的主席。为了让公众感到神秘，利顿先生又接着说：
“我的父亲自从不得已而同意使用那些为许多人曲解的办法时起，就极力征询最有经验和最权威的医生的意见，以求对我母亲的自由的约束绝不超出绝对必要的期限。他对我的嘱咐就是这样的。”
从这一整段硬编出来的笨拙的遁辞中可以看出，爱德华·布尔韦尔爵士之所以需要权威医生提供意见，似乎不是为了把他的夫人作为疯子隔离起来，倒像是为了把她作为mentis compos〔精神正常的人〕来恢复她的自由。事实上，同意绑架布尔韦尔夫人的那些医生，绝不是什么“最有经验和最权威的医生”。爱德华爵士雇来的人里面，有那么一位罗斯先生，他是伦敦的一个药商，显然是由于获准经售药品而一跃为精神病名医；还有一位黑耳·汤普逊先生，他曾同韦斯明斯特病院有点往来，但同科学却一点关系也没有。只是由于外来的温和的压力，爱德华爵士着了慌，感到必须让步时，他才去找医学界真正著名的人物。他的儿子发表了他们的证明书，可是他们证明了什么呢？布尔韦尔夫人的法律顾问们早就请教过的那位“心理学医学杂志”[380]编辑福布斯·温斯劳医生宣称，“检查了布尔韦尔－利顿夫人的心理状态以后”，他认为“完全可以不再限制她的自由”。需要向公众证明的不是可以恢复布尔韦尔夫人的自由，相反地，是剥夺她的自由是否合法。利顿先生就是不敢接触这个问题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微妙的一面。如果一个巡警被控非法扣押了自由的英国人，而他竟说，他已经恢复了被押者的自由，因此自己没有做错事，他把这作为理由来替自己辩解，岂不令人好笑？但是布尔韦尔夫人真的恢复自由了吗？
利顿先生接着说，“我的母亲现在住在我这里，她的行动不受限制。她自己愿意同我、还有她自己选择的一位女伴和亲戚做一次短期旅行。”
利顿先生的信上注明的是“公园街1号”，即他父亲在市内的住址。这不就是说他们已经把布尔韦尔夫人从布伦特弗德的拘禁处转移到伦敦一个新的拘禁处，完全把她送到凶狠敌人的掌心中去了吗？有谁保证她的“行动不受限制”呢？至少，她在交给她的和解书上签字时不是自由的，而是在经受着希尔医生的改良治疗法的折磨。这个事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爱德华爵士讲话的时候，布尔韦尔夫人总是沉默的。虽然人们都知道她长于文字，可是公众没有见到过一篇她所写的声明。她写了一份关于自己所受到的待遇的报告，却被人巧妙地从接到这份报告的人那里弄走了。
不论他们夫妇之间目前取得了什么样的协议，英国公众感兴趣的是这样一个问题：能以重金收买两个贪财医师的无耻阔人有没有权利在疯人待遇法的掩盖下发出lettres de cachet〔拘捕令〕？还有一个问题：能不能听任一个内阁大臣用简单的家庭和解来了结一件昭然若揭的罪行？不久以前揭露了一件事：今年精神病委员会在约克郡调查一个收容所时，发现有一个精神完全正常的人被秘密地关在地窖里已经有好几年了。沃尔波尔先生在答复菲茨罗伊先生在下院就这件事提出的问题时说，他没有发现“任何有关这件事的记录”；这样他只是否认记录的存在，但没有否认事实。事情不会就此了结，这从泰特先生的声明里就可以看出。泰特先生的声明表示：“议会下届会期一开始，他就要提议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来调查如何使用疯人待遇法的问题。”
卡·马克思写于1858年7月23日
载于1858年8月4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398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377]“索美塞特报”（《Somerset Gazette》）是英国周刊“索美塞特郡报”（《Somerset County Gazette》）的简称，1836年创办于汤顿。——第562页。
[378]马克思指的显然是他在1858年7月16日写的第一篇有关布尔韦尔－利顿夫人的文章，但该文没有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第563页。
[379]埃克塞特会堂（Exeter Hall）是伦敦斯特伦街上的一座建筑物。1831年至1907年英国国教会福普派的中心组织就设在这里。——第565页。
[380]“心理学医学和精神病学杂志”（《The Journal of Psychological Medicine and Mental Pathology》）是由福布斯·温斯劳医师自1848年至1883年在伦敦出版的杂志，其间曾中断过一个时期。——第566页。
卡·马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