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的法国人审判案
1858年4月4日于巴黎
维克多·雨果给侄子起了个绰号叫小拿破仑，于是承认其伯父为大拿破仑了。他的著名小册子[335]的标题就意味着一种对照，并且是对那种迷信拿破仑的现象表示一定程度的肯定，因为奥当斯·博阿尔奈的儿子就是依靠这种心理巧妙地建立了自己幸福的血腥大厦。但是，对目前这一代人更有益处的是要清楚了解，小拿破仑实际上反映了大拿破仑的劣迹。这一事实的最明显的例证，就是不久以前英法之间发生的“令人可悲的误解”，以及英国政府在这种“误解”的压力之下对侨民和印刷商进行的刑事审判。简短的历史回顾将证明，在这一出卑鄙的传奇剧中，小拿破仑只是不折不扣地重演了早先大拿破仑所构思和扮演过的卑劣角色。
仅在缔结亚眠和约（1802年3月25日）和大不列颠重新宣战（1803年5月18日）之间的这一短短时期内，拿破仑就恣意地干涉了大不列颠的内政。他没有白费时间。早在和谈还在进行的时候，“通报”就向所有敢于对“波拿巴的温和的和诚恳的意图”表示怀疑的伦敦报纸大肆攻击，并且露骨地暗示说，“这样的怀疑很快就会得到惩罚”。但是执政不仅限于充任英国报刊语气和意见的检查官。“通报”攻击格伦维耳勋爵和温德姆先生在讨论和约问题时采取的立场。首席检察官派西沃曾在下院要议会议员埃利奥特先生对表示怀疑波拿巴的意图一事负责。卡斯尔里勋爵和小皮特本人都成了鼓吹克制的人，他们过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谆谆告诫地说，当谈论到法国的执政时必须谨慎一些。缔结和约以后大约六个星期，在1802年6月3日，达来朗通知英国驻巴黎公使梅里先生说，波拿巴出于对英国的尊敬，决定派真正的大使安得列奥西将军接替法国驻伦敦公使奥托先生，但是第一执政真诚地希望，在这位高级人物抵达伦敦以前，能够“消除横亘在两国和两国政府之间达到充分和解的道路上的障碍”。不客气地说，他要求从英国领土上驱逐
“所有法国亲王及其追随者，连同法国主教和在政治主张及行动方面必然会引起法国政府很大怀疑的其他法国人……如果上述这些人在同法国紧相毗邻的国家里继续得到庇护和厚待，那末仅仅这一点，也会被看做是鼓励这里的不满分子，即使这些人没有犯下任何在这个国家里煽起新的骚乱的罪行；但是法国政府掌握的材料证明，他们滥用英国对他们的庇护以及利用同法国靠得近的有利条件，确实进行了这类犯罪活动，因为前不久截获的一些印刷品，如所周知，是他们为了建立政府的反对派而运到法国来散发的”。
当时英国有一种外侨管理法，然而这种外侨管理法是专门为保护不列颠政府而制订的。当时的外交大臣霍克斯柏里勋爵答复达来朗的请求时说：
“国王陛下当然希望侨居在他领土内的一切外侨，不仅使自己的行为符合英国的法律，而且对同陛下保持和睦关系的任何国家的政府不采取任何敌对行动。然而陛下认为，只要外侨遵守这个原则，如果拒绝保护他们，那是同自己的尊严、荣誉和好客习惯不相容的。只有侨居在陛下领土内的人本身有不轨行为，陛下方不予保护。达来朗先生在谈话中所提到的那些人，大部分完全是过着安分守己的生活。”
梅里先生把霍克斯柏里勋爵的急电转交给达来朗时再三保证“可以告慰第一执政，让他放心和满意”。但是达来朗坚持要自己的一磅肉 ［注：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第一幕第三场。——编者注］，硬说第一执政的要求，并未超出英国政府本身在觊觎者 ［注：詹姆斯二世。——编者注］侨居法国时曾向路易十四提出的要求，硬说他根本看不出采取上述措施有任何屈辱的地方，并说他必须再次声明，“接受这种措施会使第一执政感到非常愉快和十分满意”，执政会把这件事看做是“陛下要在两国之间建立真诚了解的最令人信服的明证”。1802年7月25日，奥托先生从他的波特曼广场官邸写信给霍克斯柏里勋爵，信中恰恰是坚决要求在一切涉及波拿巴及其政府的问题上取消英国的出版自由。
他写道：“不久以前，我转给哈蒙德先生一份贝尔蒂埃出版的对法国政府和整个法国极尽诬蔑之能事的刊物。同时我表示，我多半会接到要求惩罚这种滥用出版物的行为的命令。这样的命令果然送来了。我不能向你阁下讳言，聚集在伦敦密谋反对法国政府的一小撮侨民一再进行的侮辱行为，极恶劣地影响了两国之间的真诚了解……我应当提请陛下政府不仅注意贝尔蒂埃，而且要注意《Courrier Français de Londres》的编辑（雷尼埃）、科贝特和其他类似的作家……没有一定的旨在对付这类罪行的法律，是不能作为违背国际法的借口的。根据国际法的原则，缔结和约就必须停止一切敌对行动。毫无疑问，一切有损于政府荣誉和声望并导致那些把利益委诸政府的人民掀起暴乱的行为，都是最足以削弱和约的好处和引起国家的愤慨的。”
霍克斯柏里勋爵在7月28日给奥托先生的信中没有坚决、严正地回答波拿巴对出版问题进行干涉时第一次提出的这些指责，反而对存在出版自由的问题低三下四地表示歉意。他在信中写道：
“陛下政府看到贝尔蒂埃的文章后，不能不深表愤慨，不能不极欲使发表这篇文章的人受到应有的惩罚。”
然后，他诉说“不便”对诽谤进行起诉，“碍难”对诽谤者进行审判，他在结尾中说，他已经把案件转给皇家首席检察官，“以便由首席检察官裁决这是不是诽谤”。
正当不列颠政府准备用这种办法对出版自由发起十字军讨伐以使自己的强大的新盟国息怒的时候，8月9日的“通报”突然发表了一篇带威胁性的文章。这篇文章不仅指责英国容纳法国的强盗和凶手，让他们在泽稷岛避难和派遣他们到法国海岸进行掠夺性的袭击，甚至还把英国国王本人描绘成杀人行为的鼓舞者和怂恿者。
“‘泰晤士报’，这家所谓受政府直接领导的机关报连篇累牍地谩骂法国。该报的四版中间每天有两版篇幅散布肆无忌惮的诽谤。这家毫不荣誉的报纸把一切可能想像出来的下贱、卑鄙、丑恶的东西都硬加在法国政府身上。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是谁为此付了钱呢？这将导致什么结果呢？一些卑贱的侨民，一些没有祖国、没有人格、罪行累累、不可饶恕的极端卑鄙下流的残余分子所出版的法文期刊，比‘泰晤士报’有过之无不及。”“在伦敦聚集着以阿拉斯的凶残的主教为首的11个主教，他们是反对自己的国家和教会的叛逆分子。他们发表诽谤法国主教和僧侣的言论。”“泽稷岛上麕集着在缔结和约之后因杀人、抢劫和纵火而被法庭判处死刑的匪徒。若尔日［注：卡杜达尔。——编者注］在伦敦公然佩戴他的红色勋章带，这是他以定时炸弹炸毁了巴黎的部分地区和炸死了30个妇女和儿童或和平居民而得到的奖赏。这样的特殊庇护使人确信，如果他的图谋得逞，他将会荣膺袜带勋章［注：“袜带勋章”（Order of the Garter），是英国爵士的最高级勋章。——译者注］。”“两者必居其一：要末是英国政府准许和容忍这类政治的和刑事的罪行，在这种情况下，就不能说这种行为符合英国的宽宏、文明和荣誉；要末是英国政府无能防止这类罪行，在这种情况下，它就不配称为政府，特别是它没有办法去制止谋杀和诽谤行为以及维持社会秩序。”
当这份充满威胁性词句的“通报”在深夜送到伦敦时，群情十分激愤，以致政府机关报“诚实的不列颠人报”[336]不得不声明：“这篇文章登在‘通报’上，不可能是法国政府知道或者同意的。”劳伦斯博士在下院就法国对陛下的诽谤一事向阿丁顿先生（即后来的西德默思勋爵）质问。大臣答复说，“很抱歉，他不能向博学的先生介绍对这个问题所做的令人满意的解释”。答复的含意是，当不列颠政府把讥讽波拿巴及其夫人的案件按法律处理时，贝尔蒂埃先生由于挖苦这两位人物而被皇家法院[337]当做刑事犯传讯；可是当法国官方报纸诽谤英国并把英国国王称做杀人事件的鼓舞者时，全部问题就用“解释”来调解，甚至秘密得都不能告诉给议会。英国内阁这种明显的优柔寡断，鼓励了奥托在1802年8月17日交给霍克斯柏里勋爵一份极其蛮横的照会，照会中公然要求：采取有效措施禁止英国报刊登载一切不妥当的煽动性的通告，把某些人赶出泽稷岛，驱逐法国主教，遣送若尔日及其追随者到加拿大，放逐法国亲王到华沙。至于外侨管理法，奥托先生坚持说，政府必须具有“合法的、强有力的权力，不必诉诸法庭而能约束外侨”；同时又说：
“为了表示在这个问题上完全互惠，法国政府认为，它要求把那些一贯阴谋在两国之间制造纠纷的人驱逐出去，就是再一次证明自己的和平意图。”
在最近同波拿巴第三发生的争论中，霍克斯柏里勋爵8月28日以急电的形式给英国驻巴黎公使的答复，被伦敦报刊引为具有国家活动家尊严的典范。但是必须承认，尽管这个答复充满了合乎美德的愤慨言词，然而还是允诺以损害法国侨民来消释第一执政的疑虑。
1803年初，拿破仑曾着手整顿英国议会的程序和限制议会议员的言论自由。他在自己的“通报”上直接影射前任大臣温德姆先生、格伦维耳勋爵和敏托勋爵说：
“禁止前任大臣在辞职后七年之内担任英国议会议员的法律，是一条爱国的明智的法律。另外一条对侮辱友好人民及其政府的任何议员剥夺两年发言权的法律，也是明智的法律。舌头犯了罪，舌头就应当受惩罚。”
正在这时抵达伦敦的安得列奥西将军在致霍克斯柏里勋爵的照会中表示不满说，英国报刊上那些撰写短评和诋毁文章的卑鄙的作者“在他们的无礼的短评中一贯引用某些著名议会议员言论中的个别词句”。他在照会中就这些言论说，“任何明事达理的英国人都会为这种闻所未闻的秽语感到耻辱”。他代表第一执政希望
“采取措施禁止将来以任何方式（无论是在官方的辩论中或者是在英国发表的辩论性文章中）涉及法国所发生的事件，正像法国的官方辩论和辩论性文章不应当涉及英国所发生的事件一样”。
当波拿巴以这种虚伪而又傲慢的语调同英国政府秘密通信时，“通报”竟肆无忌惮地对英国人民横加侮辱，并且发表了塞巴斯提昂尼上校的官方报告，报告中对驻埃及的英军进行了极端侮辱性的责难。1803年2月5日，法国驻泽稷岛commissaire de relation commerciale〔商务委员〕尽管没有任何官方权力，却蛮横地埋怨一些印刷商从伦敦报纸上转载了一段侮辱波拿巴的章节，并且威胁说，如果不取缔这类阴谋，波拿巴一定会对泽稷岛进行报复。这种威胁产生了预期的效果。皇家法庭便传讯其中两名印刷商，并且决定以后严禁他们再印刷任何有辱法国的东西，即使这些东西是摘自伦敦报纸的。1803年2月20日，即贝尔蒂埃受审的前一天，英国驻巴黎大使惠特沃斯勋爵被那位伟人亲自召见。波拿巴自己在桌子的一端坐下以后，就让被邀请到他办公室来的惠特沃斯坐在另一端。波拿巴列举了一些似乎是他从英国方面受到的挑衅。
“他谈到了英国报刊对他的侮辱，但是他说，他对此并不像对伦敦出版的法文报纸上发表的东西那样注意。他认为后者包藏着更大得多的祸心，因为法文报纸的目的是要鼓动他的国家反对他本人和他的政府。他抱怨不该对若尔日及其同伙加以庇护。他承认，他对英国的愤慨一天比一天强烈起来，因为从英国来的一切，除了对他的敌意和憎恨以外，就什么也没有了……为了证明自己维护和平的愿望，他说他看不出同英国打仗对自己有任何好处。登陆是他防止遭受侮辱的唯一手段，他决定亲自领导远征军来试一试这种手段。他承认，百分之九十九对他是不利的，但是如果这次谈判的结果将是战争的话，他还是决定试一试这种手段。他补充说，军队的士气很高，准备前仆后继地远征……为了保持和平，必须遵守亚眠和约。如果不彻底制止报刊上的侮辱言论，至少也应当加以限制，而且仅限于对英国报纸，同时必须禁止对他的极凶恶的敌人进行如此公开的庇护。”
2月21日，贝尔蒂埃在埃伦伯勒勋爵和特别指定的陪审官面前受审，他的罪名是发表诽谤波拿巴的文章和“唆使法国人民谋刺自己的元首”。埃伦伯勒勋爵在结束他对陪审官的讲话时卑贱地说：
“先生们，我深信你们的裁决将会增进我国利益同法国利益所维系着的关系。这种裁决将在世界各地证实并加强早就举世传诵的一种信念：英国司法是公正无私的。”
陪审官即席立即宣判了贝尔蒂埃先生有罪。然而，由于后来两国之间断绝了关系，贝尔蒂埃先生没有被传去接受判决书，诉讼就此终止了。诚实而英勇的“通报”在迫使英国政府对出版事业开始了这种压制，使它不得不宣判贝尔蒂埃有罪以后，就在1803年3月2日发表了如下的评论：
“一个名叫贝尔蒂埃的人被伦敦法庭判了罪，因为他印发了一些恶毒地诽谤第一执政的东西。令人不解的只是，为什么英国政府极力围绕这件事掀起这样的éclat〔喧嚷〕。鉴于英国报纸硬说，审判是应法国政府的要求进行的，甚至当陪审官在审判会上宣布判决时，似乎还有法国大使在场，我们受权声明，从来没有过这类事情。第一执政在没有看到贝尔蒂埃审判案的公告以前，根本不知道有贝尔蒂埃的诽谤这件事……但是必须承认，这次审判案在其他方面虽然没有什么好处，却使主持审判的法官有机会以自己的明智和公正来表明，他们在这个许多方面受人尊敬的、这么开明的国家里确实当之无愧地行使了司法权。”
当“通报”在同一篇文章中坚决强调一切“文明的欧洲国家”都有责任共同消灭报刊野人的时候，法国驻汉堡公使雷纳尔先生曾召集汉堡参议会讨论第一执政要求在“汉堡记者”[338]上发表竭力侮辱英国政府的文章的问题。参议会希望至少应当容许删改最带侮辱性的地方，但是雷纳尔先生声称，他接到的一项坚决的命令是要全文刊载。后来这篇文章就原封不动地发表了。法国公使要求阿尔托纳各报也登载这篇文章，但是丹麦的长官宣称，在没有接到本国政府的确切命令时他们决不容许这样做。由于受到这样的拒绝，法国驻哥本哈根的公使阿格索先生就从汉堡的同事那里收到了这篇文章，请他争取容许在丹麦报纸上发表这篇文章。当惠特沃斯勋爵为了这种诽谤去拜会达来朗先生的时候，达来朗先生声称：
“当第一执政得知这样一篇文章是奉命发表的时候，他感到的震惊不小于英国大臣，并且立即要求雷纳尔先生进行解释”云云。
大拿破仑就是这样的人物。
卡·马克思写于1858年4月4日
载于1858年4月27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309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335]关于雨果的小册子，见注29。——第456页。
[336]“诚实的不列颠人报”（《The True Briton》）是1792年在伦敦创办的英国日报；它在十九世纪初同政界有密切联系。——第460页。
[337]皇家法院是英国的高等法院之一，1873年改革后成为高等法院的分院。皇家法院审理刑事的和民事的案件，它有权重新审理下级法院的判决。——第460页。
[338]“汉堡记者”（《Hamburger Korrespondent》）是德国报纸“汉堡公正记者和学术日报”（《Staats und Gelehrte Zeitung des Hamburgischen unparteiischen Korrespondenten》）的简称。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该报每天出版，倾向于反动的君主专制。——第463页。
卡·马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