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的CRéDIT　MOBILIER

Crédit　Mobilier[28]，正如我们在几个月以前分析其1856年的冠冕堂皇的报告书 ［注：见本卷第218—227页。——编者注］时所预见到的那样，又在走下坡路了。这一次下跌引起了欧洲金融界的严重恐慌。几天之间，这家康采恩的股票从950法郎跌到850法郎左右，而且后面这个数字，看来还远远不是极限。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说，他对Crédit　Mobilier的股票涨跌的兴趣，并不下于一个地质学家对原生水涨落的兴趣。这个公司股票行情的涨落，应该划分为几个时期。它第一次发行股票是在1852年，这一次组织得很巧妙。股票分成三组，而第一组的持有者有权按照票面价值获得第二组和第三组股票。结果，在证券市场紧张的时期，由于股票的发行额有限，而人们又对这家公司的证券抱有很快就会大大超过票面价值的奢望，所以第一组股票的幸运持有者便从中得到了全部好处。股票市价马上就从第一次发行时的每股250法郎上涨到1775法郎。在1852年、1853年和1854年，股票行情涨落的政治意义只是次要的，因为这种涨落所反映的，与其说是对完全形成了的康采恩的考验，还不如说是刚成立的企业所必经的不同阶段。1855年，Crédit　Mobilier达到了它的极盛时期，它的股票在短时期内就飞涨到1900法郎，这是它同尘世营业相隔的最远距离。此后更进一步观察时，就会发现，Crédit　Mobilier的股票价格的涨落，如果以四个月为平均间隔时期，是在逐渐下降的，这种下降服从于一个固定不变的规律，尽管偶尔有些偏差。这个规律就是，价格从这些时期中的每个时期所达到的最高点下降到平均的最低点，而这个最低点又成了下一个时期的最高的起点。例如，1400法郎、1300法郎、1100法郎这些数字，依次成为一个时期的平均最低点和另一个时期的平均最高点。在今年整个夏天，股票已经不能保持在一个较长时间内上涨到1000法郎，而现在的危机，如果不导致更坏的后果，将使股票的平均最高价格，大约降到800法郎，然后从这一点下降，经过一些时间，降到更低的平均水平。当然，这个过程不可能ad　infinitum〔无止境地〕继续下去，而且，Crédit　Mobilier的股票降到其票面价额500法郎，这同Crédit　Mobilier的性质本身是不相容的。Crédit　Mobilier的资本额同它的业务规模之间的那种使它得到巨额利润的相差十分悬殊的状况，以及由此而来的它的股票市价异乎寻常地高于其原价，——这对Crédit　Mobilier来说，不是它繁荣的条件，而是它本身存在的条件。我们没有必要来详谈这一点，因为我们在研究Crédit　Mobilier的利润从1855年的40％减少到1856年的23％的时候，已经充分说明了 ［注：见本卷第218页。——编者注］。

目前Crédit　Mobilier股票的跌价，是和那些会被误认为是原因而其实只是结果的种种情况有关。在Crédit　Mobilier最“受人敬重的”董事当中，有一位奥·图尔内桑先生被宣布为破产人，原因是法院认为他应当负责偿还本年5月偷偷逃出法国的他的侄子沙尔·图尔内桑先生所欠1500万法郎的债务。个别董事的破产决不能说明Crédit　Mobilier业务的现状，这一点，凡是记起普拉斯先生的破产当时丝毫也没有明显地动摇波拿巴政体的这个支柱的人，都应该是清楚的。但是，社会舆论易于受个别人物突然垮台的影响，却不大去细心观察整个机关的逐渐衰落。群众只有在危险相当大了并且已经感触得到的时候，才会慌张起来。例如，罗的股票和银行券，只要摄政王 ［注：奥尔良的菲力浦。——编者注］和他的顾问们还满足于银行券所应当代表的硬币的贬值，它们就继续在法国得到无限的信任。公众不了解，当造币厂把一个银马克 ［注：马克是银币的重量单位，等于8盎斯（约240克）。——编者注］铸造成数目比过去多一倍的利维尔的时候，代表一定数目的银利弗尔的银行券，就贬值了一半。但是，根据枢密院的命令，这些银行券的正式票面价值降低了，100利弗尔的银行券应当兑换50利弗尔的银行券，公众这才一下子搞清楚了这个过程，于是肥皂泡就破了。同样，Crédit　Mobilier的利润差不多下跌了50％，也是丝毫没有引起甚至英国金融论文作者的注意，而现在关于奥·图尔内桑先生的破产，整个欧洲的报刊都在大叫大嚷。的确，这一事件使情况愈来愈糟。当今年5月，沙尔·图尔内桑先生无力偿还债务的时候，伊萨克·贝列拉先生表现了比他平时更大的高尚的愤懑，在伦敦报刊上郑重否认奥·图尔内桑先生和Crédit　Mobilier同卑鄙的破产人有任何联系。但是，现在法国法院公布的决定，却彻底驳倒了这位能言善辩的先生的声明。

不仅如此，看来Crédit　Mobilier本身也是惊慌不安的。它的一个董事厄内斯特·安得列先生认为必须公开摆脱自己对将来的任何责任，并且要通过法律手续同这个机关断绝一切关系。别的人（包括奥坦格银号）也像俗话所说的那样，在呜金收兵了。当舵手本人都在急忙上救生艇的时候，乘客有一切根据认为船免不了要沉了。最后，两位图尔内桑先生同圣彼得堡施提格里茨银号和庞大的俄国铁路计划之间的密切联系，也会给欧洲金融界提供丰富的思考资料。

如果以为Crédit　Mobilier的董事们肯去“建立法国的信贷制度”，“促进国家的生产力”和支持全世界的有价证券买卖，以为他们去做这一切都是不要代价的，那就大错而特错了。除去收入（每年平均约为他们的股票所代表的资本额的25％）以外，他们每一个人在这个机关存在的头五年当中，还定期地从总利润中分到5％的红利——每人大约275000法郎，等于55000美元。另外，那些享有Crédit　Mobilier的特惠的铁路公司和其他从事公共工程的企业，总是在某种程度上和董事们私人的事业有联系。例如，贝列拉兄弟曾经同法国南部铁路的新股票有很大的利害关系，这对谁也不是秘密。现在，我们翻阅公布的报告书时看出，公司总共认购的这些铁路的股票，为数不下62300万法郎。但是，不仅所有这15名董事都是按照自己私人的利益来办理公司的业务，他们还能够根据他们掌握的关于公司准备进行的大规模coups　de　bourse〔证券投机〕的材料，来进行自己私人的投机买卖，最后，他们还能够按他们正式经手的巨款的比例来扩大自己本身的信贷。所以，这些董事们发财之快才简直惊人。所以，欧洲的公众见到这些董事们碰到金融方面的倒霉事情，就十分惊慌。所以，董事们的私人财产和公司的公共信贷才有密切的联系。其实，其中有些人的财产，由它们的占有者保障得非常地好，其寿命无疑会比公司本身还要长。

卡·马克思写于1857年9月8日

作为社论载于1857年9月26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128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28]Crédit　Mobilier（动产信用公司，全称Société　générale　du　Crédit　Mobilier）是法国的一家大股份银行，由贝列拉兄弟创办并为1852年11月18日的法令所批准。Crédit　Mobilier的主要目的是充当信贷的中介和滥设企业（参加工业企业和其他企业的创立）。该银行广泛地参加了法国、奥地利、匈牙利、瑞士、西班牙和俄国的铁路建设。它的收入的主要来源是用它所开办的股份公司的有价证券在交易所进行投机。Crédit　Mobilier用发行本公司的股票得来的资金收买各种公司的股票，Crédit　Mobilier的股票只是以它持有的其他企业的有价证券作担保，而各种公司的股票则是以它们本身的财产价值作担保的。因此，同一项实际财产产生了两倍的虚拟资本：一种形式是该企业的股票，一种形式是拨款给该企业并收买其股票的Crédit　Mobilier的股票。该银行同拿破仑第三的政府有密切的关系，并受它的保护。1867年，该银行破产，1871年停业。Crédit　Mobilier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作为新型金融企业出现，是由反动时代的特征所引起的，在这个时代里，交易所买空卖空、投机倒把活动异常猖獗。中欧的其他许多国家也仿照法国的Crédit　Mobilier建立了类似的机关。——第24、218、257、313、379、464、521、541、689、699、729页。

卡·马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