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的新预算
[121]
1857年2月20日于伦敦
预算的喜剧遭到了现任财政大臣乔治·路易斯爵士的沉重打击。在罗伯特·皮尔执政时期，向议会作预算报告成了一种必须按照极庄严的国家礼仪来进行并且用一切华丽辞藻来讴歌的宗教仪式。此外还要求这个仪式至少延续五个小时。迪斯累里先生模仿了罗伯特爵士对待国家钱包的这套礼节，而格莱斯顿先生在这方面比他只有过之而无不及。乔治·路易斯爵士也不敢违背这个传统。因此他的演说长达四小时，他慢条斯理地、拖拖拉拉地、翻来复去地说个没完，直到可尊敬的议员开始抓起帽子纷纷向外跑，引起了一阵哄堂大笑，这才突然打断了他的演说。
这位可怜的演员大声说道：“非常抱歉，我得向渐渐减少了的听众继续我的演说；可是我必须对留下来的人说明，打算实行的改变究竟会产生什么作用。”
当乔治·路易斯爵士还是“爱丁堡评论”[122]的才子的时候，他就已经以论证累赘难懂闻名，而不是以说理充分透彻或者语言生动活泼闻名了。他个人的缺点自然在很大程度上是他在议会受到挫败的原因。但是还有一些不是他所能控制的情况，甚至最老练的议会演说家也会因而弄得狼狈不堪的。像威廉·克莱爵士在赫尔向他的选民无意中泄露的那样，起初帕麦斯顿勋爵本来决定要在和平时期还保持战时税，可是，由于迪斯累里先生在下院所说的并且得到格莱斯顿先生支持的关于所得税的提案有被提出的危险，他不得不立刻一反初衷，完全改变他的财政策略。因此，可怜的乔治·路易斯爵士得在最短促的期限内改变他的全部计算、一切数字和整个方案，而他那篇为捍卫军事预算而准备的演说，现在必须用来捍卫假冒的和平预算了——这种quid pro quo〔代替〕，如果不是讲得像催眠曲那样，可能是很有趣的。然而还不止于此。罗伯特·皮尔爵士的历次预算，在他1841年至1846年执政时期，由于当时自由贸易派[123]与保护关税派 ［注：手稿中在“保护关税派”的后面，插入了以下这几个字：“工业资本家与土地所有者”。——编者注］、利润与地租、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激烈斗争，曾引起人们极大的兴趣。迪斯累里先生的预算曾被看做是怪诞可笑的东西，因为它的内容令人摸不清究竟是要恢复保护关税主义还是要彻底摈弃它；格莱斯顿先生的预算则曾被人们过分渲染，说它是用财政手段使胜利的自由贸易至少稳定七年的办法。这些预算所反映的社会矛盾，使这些预算得到人们积极的对待，但是乔治·路易斯爵士的预算，从一开始就只能作为内阁反对者的共同攻击对象而引起人们的反感。
乔治·路易斯爵士的预算，就其收入部分的最初方案而言，用很少的几句话就能说明。它里面已没有战时规定的9辨士附加所得税，因而所得税就从每一英镑收入征收1先令4辨士减少到征收7辨士；这个税率一直要实行到1860年。另一方面：对酒精饮料仍然要征收全部战时税，对糖和茶仍然要征收部分战时税。仅此而已。
本财政年度的所得税，包括附加的9辨士战时税在内，提供1600万英镑以上的收入，这笔收入来自社会各阶级，其分摊情况大致如下：
第一类——不动产……………………8000000英镑第二类——农场主……………………1000000英镑
第三类——公债………………………2000000英镑
第四类——商界和自由职业界………4000000英镑
第五类——薪饷………………………1000000英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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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计…………………………16000000英镑
从这个表可以看出，所得税的负担完全落在社会上层阶级和中层阶级的身上；的确，这部分税收的三分之二以上是来自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的收入。但是，英国的小资产阶级，由于有其他的战时税、昂贵的物价和高涨的贴现率，受所得税的折磨也是很厉害的，因此迫不及待地要把它摆脱掉。然而，要不是贵族和大资产阶级想抓住这个机会给自己的狭隘的私心戴上博爱的假面具并摆脱他们无法转嫁给人民大众的捐税负担，因而带头鼓动，那末小资产阶级的呼声未必能在报刊上反映出来，当然更谈不上在议会中反映出来了。法国在république honnête et modérée〔诚实而温和的共和国〕时期曾把所得税斥为走私的社会主义而防止了采取这种税收的措施，而如今英国企图在同情人民疾苦的借口下来废除这同一种税收。这套把戏玩得真是非常娴熟。在刚确立和平[124]之后，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不是先攻击所得税本身，而是只攻击它的战时附加部分，以及它的不平等的分摊办法。上层阶级也假装和大家一样感到不满，但是其目的只是歪曲这种不满的真正意义，把要求降低对小额收益的课税变成要求免去对大量收益的课税。小资产阶级在斗争激烈时，由于急于求得早日减轻负担，没有发觉这种偷天换日的做法，同时也没有顾到可以保证自己得到强大同盟者支持的条件。至于工人阶级，他们既没有自己的机关刊物，也没有代表参加选举机构，他们的要求更谈不上了。 大家知道，罗伯特·皮尔爵士的自由贸易的措施是以所得税作为基础的。不难理解，直接课税是自由贸易在财政上的表现。如果说自由贸易还有一些意义，那末它就是意味着取消关税、消费税、以及直接妨碍生产和交换的一切捐税。
如果捐税不能通过关税和消费税来征收，那末只好直接按照财产和收入来征收了。但是在税收数量不变的情况下，一种捐税减少，必然会引起另一种捐税相应地增加。这种减少和增加必定成反比例。因此，如果英国公众想取消大部分直接税，那末就得准备让商品和工业原料纳更高的税，总之，就得准备放弃自由贸易制度。在欧洲大陆上正是这样来解释目前的运动的。比利时的一家报纸写道：
“在根特举行的一次讨论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政策的会议上，有一位发言人举出英国又在反对征收所得税的情况，作为英国舆论在转向保护关税主义的证明。”
同样，利物浦的财政改革派在他们最近一次呼吁书中，就表示担心大不列颠会重新回到限制的原则上去。
他们说：“很难相信会出现这种全国性的盲目现象，但是任何一个稍微有点头脑的人，不能不看到，目前这种宣传所针对的正是这个目的，而不是任何其他的目的。”
因为自由贸易，从而直接课税，在大不列颠是工业资本家所使用的对付土地贵族的进攻武器，所以工业资本家和土地贵族对所得税的共同征讨，就在经济方面证明了成立联合内阁[125]在政治方面所证明了的东西，也就是说，证明了英国资产阶级软弱无力，他们为了避免向无产阶级让步而力图与寡头政治的执政者妥协。
乔治·路易斯爵士在向反对所得税同盟的要求投降时，立刻把事情的另一方面也暴露出来了。丝毫没有取消证券税，丝毫没有放弃火灾保险单的印花税，丝毫没有降低酒税，相反地，却提高了茶和糖的进口税。按照格莱斯顿先生的 ［注：手稿中在“格莱斯顿先生的”后面写着“1855年的”。——编者注］财政方案，茶税应该 ［注：手稿中有“在1857年”等字。——编者注］先从每磅1先令6辨士降低到1先令3辨士，再降低到1先令；糖税应该先从每公担1英镑降低到15先令，然后 ［注：手稿中有“在1858年”等字。——编者注］再降低到13先令4辨士。这只是指精制糖而言。白砂糖税应该从17先令6辨士逐渐降低到13先令2辨士和11先令8辨士；黄砂糖税应该从15先令降低到11先令8辨士和10先令6辨士；褐砂糖税应该从13先令9辨士降低到10先令7辨士和9先令6辨士；糖浆税应该从5先令4辨士降低到3先令9辨士。战争阻碍了这个方案的实现；但是按照1855年通过的法律，这个方案应该在1857年和1858年逐渐实现。在1855年4月19日把茶税从每磅1先令6辨士提高到1先令9辨士的乔治·路易斯爵士，建议把这种税在四年内降低到1先令，即在1857—1858年降低到1先令7辨士，在1858—1859年降低1先令5辨士，在1859—1860年降低到1先令3辨士，最后降低到1先令。对于糖税，他也建议采取这种办法。我们知道，对糖的需求超过了供应，世界市场上糖的存货减少了，例如目前在伦敦只有43700吨，而两年以前还有73400吨。自然，糖价也就提高。至于茶，帕麦斯顿对中国的进军使供应受到人为的限制，因而也造成了价格的提高。任何一位经济学家都会告诉你，在商品不足和价格上涨时期，要想使关税的任何降低不仅有利于进口商，而且也有利于广大的消费者，就必须使这种降低进行得很迅速，而且数量极其可观。但是乔治·路易斯爵士却反而断定说，在价格上涨的情况下，关税降低得越少，就越有利于消费者。这种说法只能与他的所谓邮政收费是直接税以及所谓混乱是任何课税的特点这种奇谈相提并论。
以提高英国人民的日常消费品茶和糖的关税来弥补所得税的减少，这就是公然减轻对富人的课税，增加对穷人的课税。但是这项理由未必能阻止下院通过这种措施。然而有些茶商，他们之所以缔结了大宗的合同和协定，据他们说，完全是由于信赖乔治·路易斯爵士于1856年4月19日在下院所做的声明（海关总署于1856年11月11日向茶商传达过这项声明），即“1857年4月6日茶税将降低到1先令3辨士”。因此，茶商坚持要让他们能够履行自己的义务，要使预算的道义上的义务得到遵守。同时，格莱斯顿先生也很乐意报复一下帕麦斯顿，因为帕麦斯顿在利用皮尔分子先推翻得比内阁，然后推翻罗素内阁，最后推翻他们自己的长老——年迈的阿伯丁的内阁之后，忘恩负义地把皮尔分子丢开了[126]。此外，格莱斯顿，作为1853年财政方案的起草人，自然要保卫他自己那份模范的预算，使它不受乔治·路易斯爵士的无礼侵犯。因此，他宣称，他打算 ［注：手稿中在“他宣称，他打算”这个地方是这样一段话：“他在2月19日星期四宣称，在星期五，由于下院决定召开经费调查委员会，他打算”。——编者注］提出以下这个提案：
“根据1855年的关税法，本议院不同意对茶税和糖税作任何增加。”
一直到现在，我只谈到预算的一个方面，即它的收入部分。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它的另一个方面，即预计的开支。如果说计划中的收入部分是英国官方社会目前状况的写照，那末，预计的开支更是英国本届政府状况的写照了。帕麦斯顿需要钱，而且需要一大笔钱，不仅是为了牢固地确立他的独裁，而且也为了满足他的轰击广州、对波斯作战、向那不勒斯进军等等的贪欲。所以他才提出这种比1815年媾和以来的最高支出还超过大约800万英镑的和平时期的预算。他要求65474000英镑，而过去迪斯累里先生只要有55613379英镑，格莱斯顿先生只要有56683000英镑就心满意足了。当然，约翰牛应该预见到，关于在东方取得军事荣誉的幻想，将来一定会体现为税务检查官手中的沉甸甸的账单。
但是，由于战争关系而额外加征的年度税额不能超过360万英镑，即：200万英镑来自1857年5月到期的国库债券；120万英镑来自2600万英镑新长期国债和800万英镑短期国债的利息；最后，大约40万英镑来自新债的还本基金。这样，加征的战时税实际上还够不上帕麦斯顿勋爵所要求的额外支出的一半。但是他的军事预算完全可以说明这些额外支出的增长。陆军和海军的全部预算从1830年到1840年平均甚至还不到1300万英镑，但是在路易斯的预算中竟达到20699000英镑。如果我们把这个数字与战前最后五年的各个军事预算对比一下，那末我们就可以看到，1849年的预算是15823537英镑，1850年的是15320944英镑，1851年的是15555171英镑，1852年的是15771893英镑，1853—1854年的是17802000英镑，并且1853—1854年的预算在批准时已经考虑到即将爆发战争。
乔治·路易斯爵士遵照辉格党人的所谓树液生来就是喂养蠕虫的这种正统理论，举出1856年关于进出口的材料中所反映的国民财富的增长作为增加政府支出的理由。即使结论是正确的，前提毕竟还是错误的。关于这一点，只须看一看现在在伦敦流浪街头和向习艺所[127]求援的成千上万一贫如洗的工人；只须看一看关于官方收入的报告中所提出的这件尽人皆知的事实：1856年英国的茶、糖和咖啡的消费量减少了许多，只有酒精饮料的消费量略有增加。最后，只须看一看去年的贸易报告，正像现任财政部秘书长威尔逊先生本人所承认的，这份报告清楚地证明了1856年英国贸易的利润与贸易的增长成反比例。看来，反对派领袖自然而然的策略应当是集中主要火力攻击这些过度的支出。但是，迪斯累里先生如果这样直接起来反对这种贵族式的挥霍，很可能受到自己那些同僚的暗算 ［注：手稿中，这句话是这样写的：“但是如果迪斯累里先生认真地反对那些贵族食税人，很可能受到他自己那帮人的背后攻击。”——编者注］。因此他只好采取极其微妙的手腕 ［注：手稿中用的不是“极其微妙的手腕”，而是“最可怜的诡计”。——编者注］——在论证他的反对帕麦斯顿预算的提案时，不说这个预算为1857年和1858年规定了过度的支出，而是说这个预算没有保证国家在1858—1859年和1859—1860年得到必要数量的收入。
不论怎样，下院关于预算的辩论将是极其有趣的，这不仅是因为这场辩论要决定本届政府的命运，因为这场辩论是迪斯累里—格莱斯顿—罗素联盟反对帕麦斯顿的一出好戏，而且还因为财政反对派的矛盾——他们坚持取消所得税，禁止增加糖税和茶税，但又不敢公然反对过分庞大的支出——就其本身而言，无疑将是我们实践中崭新的东西。
卡·马克思写于1857年2月20日
载于1857年3月9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956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并根据手稿校对过
[121]在马克思的1857年的笔记本中，这篇文章的标题是“路易斯的预算”。这篇文章的草稿有两部分，马克思把其中一部分标作“乔·路易斯爵士的预算”，另一部分标作“直接税和间接税”。——第140页。
[122]“爱丁堡评论”（《The Edinburgh Review》）是英国自由派的政治刊物，发行于1802年至1929年，在五十年代每三个月出版一次，该刊物有自由主义倾向。——第140页。
[123]自由贸易派主张自由贸易和国家不干涉国内的经济生活。自由贸易派的宣传中心是曼彻斯特，在那里形成了所谓曼彻斯特学派，即反映工业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思想中的一派。领导自由贸易派运动的是1838年组织反谷物法同盟的两个纺织厂主科布顿和布莱特。在四十至五十年代，自由贸易派组成了一个单独的政治集团，以后加入了英国自由党。——第141页。
[124]指克里木战争结束以后于1856年3月签订和约。——第142页。
[125]联合内阁即阿伯丁内阁（1852—1855），参加该内阁的有辉格党人、皮尔派和急进派的代表，因此有人讽刺它，把它叫做“群贤内阁”。——第143页。
[126]皮尔派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联合在罗·皮尔周围的一些温和的托利党人，他们支持皮尔在保持大土地占有者和大金融家的政治统治的前提下在经济方面向工商业资产阶级让步的政策。1846年，皮尔为了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废除了谷物法，结果引起了托利党保护关税派的强烈不满并导致托利党的分裂和皮尔派的孤立。1850年皮尔死后，皮尔派便成为一个没有明确纲领的政治集团。皮尔派参加了阿伯丁的联合内阁（1852—1855）。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皮尔派加入了自由党。
1852年2月，皮尔派支持帕麦斯顿修改政府的民军法案，从而促使罗素勋爵政府的垮台。同年12月，他们反对得比的预算，迫使得比政府辞职。1855年2月，当激进派罗巴克恢复成立塞瓦斯托波尔陆军生活状况调查委员会，迫使阿伯丁倒阁以后，皮尔派便襄助帕麦斯顿上台执政，并表示同意加入他的内阁。但是不久以后，皮尔派的领袖们——格莱斯顿、悉尼·赫伯特和詹姆斯·格莱安（他们已经是内阁的阁员），对于帕麦斯顿未能阻挠罗巴克的委员会的成立感到不满，便提出辞呈，这时帕麦斯顿就立即撤换了他们，并任用了辉格党的代表。——第145页。
[127]习艺所是英国于十八世纪开办的；根据1834年通过的新的“济贫法”，习艺所就变成了济贫的唯一形式；习艺所具有苦役监狱式的特点，人民给它起了一个绰号叫做“穷人的巴士底狱”。——第147页。
卡·马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