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内阁
1858年11月9日于柏林
“日月流转，时间的报复难逃。” ［注：莎士比亚“第十二夜”第五幕第一场。——编者注］我在前一篇通讯里已经说过 ［注：见本卷第671—672页。——编者注］，新内阁的副首相奥尔斯瓦特先生曾任革命时期第一届正规内阁的名义首脑。当时对他的任命被看做是反动的征兆；而在十年以后的今天，这件事却被认为是进步的征兆。上一次，他是那位被革命风暴从科伦的账房卷到柏林普鲁士国王宝座跟前的谷物商人康普豪森的继任者。奥尔斯瓦特内阁从1848年6月底存在到同年9月7日。不论他那时可能做些什么或者不做什么，单是他的名字列在内阁的名单上，在1848年6月就有巨大的意义。他的前任，康普豪森是莱茵普鲁士人，奥尔斯瓦特是东普鲁士省人；前者是原无一官半职的商人，后者是国家官吏；前者是资产者，后者是贵族；前者富，后者穷。可见，情况很清楚：在1848年6月底，即在三月事件以后仅仅过了一个月，普鲁士革命的钟摆就从西部摇摆到东部，从与法国为邻摇摆到与俄国为邻，从凡夫俗子一边摇摆到大官僚一边，从资产阶级一边摇摆到贵族一边，从钱袋上摇摆到爵位头衔上。如果除去他的名字所具有的意义不算，不能说奥尔斯瓦特在他的内阁存在的三个月期间做了什么重大的事情。如果你向一个普鲁士人询问前届奥尔斯瓦特内阁的情况，他很可能活像古迪布腊斯[418]一样，把食指戳在额头上，满认真地擦来擦去，最后恍然大悟似地说道：“啊，你说的是汉泽曼内阁吧！”的确，奥尔斯瓦特内阁的灵魂是在这以前参加过康普豪森内阁的财政大臣汉泽曼。所以，为了说明奥尔斯瓦特作为首相的活动，我们必须谈谈汉泽曼。
汉泽曼是亚琛的商人，他在1847年联合议会上对普鲁士王室所说的一句后来广泛闻名的话，扼要地表达了他的政治信条：“左金钱问题上，是没有温情可言的。”（In Geldsachen hört die Gemütlichkeit auf.）如果许可parva componere magnis〔以小比大〕，这句话在当时的情况下无异于西哀士的名言：《Le tiers-état c'est tout》[419]。在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统治时，即除普鲁士各大学的讲师以外没有人敢动笔谈论政治的时候，汉泽曼出版了一本将普鲁士与法国作比较的书[420]，书中充满了对法国的好感，但是写得非常巧妙，语调非常温和，连普鲁士的书报检查机关也不能够禁止这一亵渎的对比。当股份公司在德国还rara avis〔极其稀少〕的时候，汉泽曼就雄心勃勃地想成为德国的哈德逊，而且表明了自己在那种目前盛行于所有文明国家并且甚至已由Crédit Mobilier之类的机构变成一套制度的交易所投机生意方面是个真正的行家。当老派的德国人还认为破产有损于一个人的名声的时候，汉泽曼就想方设法来证明，轮流破产在商业上几乎和轮种在农业上一样有益。这个人在奥尔斯瓦特名义下的施政，所根据的是这样一种错误概念，即以为历时几个星期的革命似乎已经充分动摇了旧的国家基石，王朝、贵族和官僚似乎已经受到足够的凌辱，资产阶级似乎已经永远取得政治优势，所以这时要做的事只是把愈益高涨的革命浪潮平息下去了。
内阁如此成功地完成了这个任务，即打垮那些想打垮现行制度的人，以致它自己存在了三个月就被打垮了；这些自由派的逢迎谄媚之徒，被他们背后的、只把他们当做工具使用的宫廷人物粗暴无比地一脚踢开了。奥尔斯瓦特和汉泽曼结果扮演了上当的骗子的可怜角色。此外，奥尔斯瓦特还陷于必须对普鲁士的对外政策负责这样一种极为不妙的处境，因为他一身兼任首相和外交大臣的职务。如果说内阁的对内政策至少是由被革命成就吓倒的资产阶级的明显利益所决定，那末对外政策完全是由宫廷奸党所操纵，奥尔斯瓦特不过是他们手中的傀儡。1850年6月，他被任命为莱茵普鲁士省省长，但不久即被威斯特华伦先生免职。威斯特华伦先生把自由派逐出普鲁士官僚集团，就像苏格兰贵族把农民从领地上赶出去那样铁面无情。作为下议院（Abgeordnetenhaus）议员，奥尔斯瓦特仅限于进行微弱到只有政治上百依百顺的人才能看得出的反对行动。舆尔斯瓦特是东普鲁士省自由主义的贵族代表人物之一。这种自由主义所包括的内容是：对反拿破仑战争的怀念和当时最开明的爱国者所抱的志向；某些被科尼斯堡这个康德哲学大本营几乎视为独有财产的一般观念；种植谷物的地主和经营谷物出口的滨海城市居民的利益的统一；最后还有各式各样的自由贸易理论，因为普鲁士的这一省份不是工业区，主要靠向英国出售农产品维持生计。
外交大臣施莱尼茨先生以前在1849年就曾经一度担任过外交大臣的职务，他在短短的任期内密切接近了哥达党[421]；这个党一旦得势，就要把德意志劈作两半——北部并入普鲁士，南部并入奥地利。实际上，由这两个大的敌对的君主国分吞整个德意志，正是哥达党毫不隐讳的目的。如果它真能弄出两个德国，那结果就会引起你死我活的冲突，造成一次新的三十年战争，最后，两个敌对的德国互相厮杀的收场将是半个德意志被俄国拿去，另外半个落到法国手里。
陆军大臣博宁先生，我在前一篇通讯 ［注：见本卷第671页。——编者注］中已经提到过。这里我只想再补充一点：他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战争[422]中任统帅的时候，与其说他的拿手好戏是迫害丹麦人，不如说是迫害在德意志旗帜下作战的民主派志愿军。这场战争，如所周知，是现代外交中的血腥闹剧之一。财政大臣帕托夫先生曾经是康普豪森内阁的成员。几年以前，在下议院，他曾被Krautjunker〔顽固守旧的容克地主〕指为革命分子。同时他还受到人身侮辱，结果引起了他与普费尔伯爵的决斗。这次决斗使他一度成为柏林公众的红人。如果帕托夫是在英国，那他会成为利物浦财政改革协会会员的。
关于农业大臣皮克列尔伯爵，只有一点可说：他是“亡人遗信”一书的那位失意作者[423]的侄子。贝特曼－霍尔威克从前做过波恩大学的学监；学监这种职务实际上就是普鲁士政府在国家学府中普遍设置的大宗教裁判官。在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时代，他们迫害政治鼓动家；在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时代，他们迫害异教徒。贝特曼执行的是后一种任务。在革命前，他实际上属于国王手下的宫廷奸党，只是当这个奸党干得“太过分”的时候，他才离开了它。
司法大臣西蒙斯和贸易大臣海特男爵是曼托伊费尔内阁中留下来的仅有的两位阁员。这两个人都是莱茵普鲁士人，但又都出生在莱茵河右岸的新教地区。因为新内阁中需要包括一些莱茵普鲁士人，同时又必须把莱茵的自由派排斥在外，于是这两个人便保住了自己的职位。西蒙斯可以拿来夸口的成绩是，他使普鲁士的法庭堕落到连普鲁士王国最坏的时期都没有达到过的地步。海特男爵是爱北斐特的富商。他在1847年曾这样议论国王：“这个人时常欺骗我们，以致我们无法再信任他了。”（Dieser Mensch hat uns so oft belogen，daß Wir ihm nicht länger trauen können.）1848年12月，他参加了coup d'état内阁。目前他是唯一被怀疑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的普鲁士内阁大臣。到处都盛传他经常把国家机密供给爱北斐特的海特公司利用。
卡·马克思写于1858年11月9日
载于1858年11月27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492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418]古迪布腊斯是英国诗人巴特勒的同名讽刺长诗中的主人公，他的特点是喜好无意义的谈论和争辩，并善于用不切实际的一般性论断“证明”最荒谬的论点。——第677页。
[419]《Le tiers-état c'est tout》）（“第三等级就是一切”）——这里是套用艾·约·西哀士于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夕发表的小册子“什么是第三等级？”（《Qu'est-ce que le tiers-état？》）中的“什么是第三等级？——一切”一语。——第677页。
[420]大卫·汉泽曼“普鲁士与法兰西”（D.Hansemann.《Preußen und Frankreich》）。第一版于1833年出版。——第677页。
[421]哥达党成立于1849年6月。它的成员是反革命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即在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拒绝国民议会给他加冕和国民议会左翼多数派通过关于实行全国摄政的决议之后退出法兰克福议会的右翼自由主义者。这个党由于害怕革命的胜利，力求把整个德国统一在霍亨索伦王朝的普鲁士的领导之下，并把奥地利排斥在外。——第678页。
[422]指普鲁士于1848—1850年对丹麦进行的战争。普鲁士战败，被迫同丹麦缔结和约（1850年）。按照和约的条件，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仍旧完全归丹麦统治。——第679页。
[423]指德国作家皮克列尔－穆斯考。1831年他在斯图加特出版了“亡人遗信”（《Briefe eines Verstorbenen》）一书。——第679页。
卡·马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