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

几年以前，当在印度施行的可怕的刑罚制度在议会中被揭露的时候，极可尊敬的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之一詹姆斯·霍格爵士曾厚颜无耻地说，这种说法是毫无根据的。可是后来的调查证明，这种说法是有事实根据的，而且这些事实对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们来说应当是十分清楚的。因此，詹姆斯爵士只好对于向东印度公司提出的那些可怕的指控，或者承认是“故作不知”，或者承认是“明知故纵”。看来，英国现任首相帕麦斯顿勋爵和外交大臣克拉伦登伯爵现在也处于同样的窘境。首相在市长不久前举行的宴会上的演说中，企图对施于中国人的残暴行为进行辩护，他说道：

“如果政府在这种情况下赞同采取无理的行动，毫无疑问，政府便走上了应受议会和全国斥责的道路。但是相反地，我们深信这些行动是十分必要的。我们认为，我国备受欺凌。我们认为，我国同胞在地球的遥远地方遭到了种种侮辱、迫害和虐待，对此我们不能置之不理。（鼓掌）我们认为，我国根据条约应享有的权利已遭到破坏，而有责任保护我国在世界上这个地区内的利益的人员，不仅有权利而且有义务尽量利用他们所能采取的手段来对付这些暴力行为。我们认为，如果我们不赞同采取那些在我们看来是正确的行动，不赞同采取那些当我们自己身历其境时也会义不容辞地采取的行动，那末，我们就会辜负我国同胞所寄予的信任。（鼓掌）”

但是，无论英国人民和全世界怎样为这些讲得头头是道的解释所迷惑，勋爵大人自己当然不会相信这些解释的真实性，要是他信以为真，那就表示他故作不知，这同“明知故纵”几乎同样是不可原谅的。自从关于英国人在中国采取军事行动的第一个消息传来以后，英国政府报纸和一部分美国报刊就不断地诬蔑中国人——不分青红皂白地非难中国人违背条约的义务、侮辱英国国旗、羞辱旅居中国的外国人，等等。可是，除了划艇“亚罗号”事件以外，它们举不出一件确凿的罪名，举不出一件事实来证实这一切诬蔑。而且就连这个事件的实情也被议会中的花言巧语歪曲得面目全非，以致使那些认真地想弄清这个问题真相的人大惑不解。

“亚罗号”划艇是一只不很大的中国船，船员都是中国人，但是船为几个英国人所雇用。这只船曾经一时获得悬挂英国国旗航行的执照，可是在现在用作借口的“侮辱事件”发生以前，这张执照已经满期了。据说，这只船曾被用来偷运私盐，而且船员中有几个歹徒——中国的海盗和走私贩子，当局早就因为他们是怙恶不悛的罪犯而想予以逮捕。当这只船不挂任何旗帜下帆停泊在广州时，水师听说这些罪犯藏匿船中，便逮捕了他们；我们的港口警察要是知道附近某一只本国船或外国船上藏有水贼和走私贩子，也一定会这样做的。可是因为这次逮捕妨碍了货主的商务，船长就向英国领事控告。这位领事是个就职不久的年轻人，据说是一个性情暴躁的人。当时他in　propria　persona〔亲自〕跑到船上，同只是履行自己的公职的水师大吵大闹，结果一无所得。于是他急忙返回领事馆，用命令式的口吻向两广总督提出书面要求：放回被捕者并道歉，同时致书香港的约翰·包令爵士和海军上将西马糜各厘，硬说什么他和英国国旗遭到了不可容忍的侮辱，并且相当明显地暗示说，期待已久的向广州举行示威的良机来到了。

叶总督有礼貌地、心平气和地答复了激动的年轻英国领事的蛮横要求。他说明捕人的理由，并对因此而引起的误会表示遗憾；同时他断然否认有任何侮辱英国国旗的意图，他答应放回水手，因为尽管逮捕这些人是合法的，他却不愿意以这样严重的误会作为逮捕他们的代价。但是这一切没有使领事巴夏礼先生感到满意，他要求正式道歉，并以隆重礼节送回被捕者，否则叶总督应对一切后果负责。接着海军上将西马糜各厘率领英国舰队抵达，旋即开始了另一套公函往来：海军上将态度专横，大肆恫吓，中国官吏则心平气和、冷静沉着、彬彬有礼。海军上将西马糜各厘要求在广州城内当面会商。叶总督说，这违反先例，而且乔治·文翰爵士曾答应不再提出这种要求。如果有必要这样做，他愿意按照常例在城外会面，或者采取其他不违反中国习惯与相沿已久的礼节的方式来满足海军上将的愿望。但是这一切都不能使英国在东方的这位好战的代表称心如意。

这场极端不义的战争就是根据上面简单叙述的理由而进行的——现在向英国人民提出的官方报告完全证实了这种叙述。广州城的无辜居民和安居乐业的商人惨遭屠杀，他们的住宅被炮火夷为平地，人权横遭侵犯，这一切都是在“中国人的挑衅行为危及英国人的生命和财产”这种荒唐的借口下发生的！英国政府和英国人民——至少那些愿意弄清这个问题的人们——都知道这些非难是多么虚伪和空洞。有些人企图回避对主要问题的追究，硬要大家相信，似乎在划艇“亚罗号”事件以前发生的一系列侮辱行为本身已足以构成casus　belli〔宣战的理由〕。可是这些不分青红皂白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中国人针对着英国人提出的每一件控诉，至少可以提出九十九件控诉。

可是英国报纸对于旅居中国的外国人在英国庇护下每天所干的破坏条约的可恶行为是多么沉默啊！非法的鸦片贸易年年靠摧残人命和败坏道德来充实英国国库的事情，我们一点也听不到。外国人经常贿赂下级官吏而使中国政府失去在商品进出口方面的合法收入的事情，我们一点也听不到。对那些被卖到秘鲁沿岸去充当连奴隶都不如的牛马以及在古巴被卖为奴的受骗的契约华工横施暴行“以至杀害”的情形，我们一点也听不到。外国人常常无耻地欺凌性情柔弱的中国人的情形以及这些外国人在各通商口岸干出的伤风败俗的事情，我们一点也听不到。我们所以听不到有关这一切以及其他许多的事情，首先是因为在中国以外的大多数人很少关心这个国家的社会和道德状况；其次是因为精明和谨慎的原则是不去涉及那些不能带来钱财的问题。因此，眼光不超出常去购买茶叶的杂货店的英国人，就完全可以把政府和报纸塞给公众的一切胡说吞咽下去。

同时，本来已趋于平息的、在鸦片战争时期燃起的仇英火焰，在中国爆发成了愤怒的烈火，一切关于和平和友好的声明都未必能扑灭这股烈火[154]。

卡·马克思写于1857年3月22日左右

作为社论载于1857年4月10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984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154]“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附加了这样一段话：“为了同中国保持基督教的和贸易的联系，最好是我们避免参与这一冲突，使中国人不致觉得所有西方国家都暗中串通起来侵害他们。”——第178页。

卡·马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