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波拿巴的谋杀
[285]
Quos deus vult perdere prius dementat〔上帝欲毁其人，必先夺其理智〕，看来，这是欧洲对法国篡夺者的极为普遍的看法。只不过几个星期以前，所有各个国家的、操着各种不同语言的无数趋炎附势的人们，曾异口同声地把这个篡夺者捧成人间的一位天神。现在，骤然间，当真正的危险刚刚临近，又认为这位半人半神的人物发疯了。但是，在那些不为初步印象所惑的人看来，最明显不过的是，这位布伦英雄[286]今天一如既往，无非是一个赌徒。如果说他现在摊出最后一张牌，孤注一掷，那末不是这个人变了，而是赌运变了。以前也曾有过谋杀波拿巴的事件，可是从未对帝国的经济状况产生任何显著后果。为什么1月14日爆炸的雷汞，不但炸死了许多人，而且结束了一种局面呢？勒佩勒蒂埃街上的手榴弹正同在巴腊克普尔分发的油脂子弹一样 ［注：见本卷第252页。——编者注］，它们并没有使帝国发生变化，而只是撕破了那块掩盖着已经发生的变化的帷幕。
波拿巴得以飞黄腾达的秘密，一方面固然在于互相敌对的党派彼此弄得精疲力尽，另一方面也在于他的coup d’état〔政变〕恰好碰上了商业界进入繁荣期。因此，商业危机就必然破坏了帝国的物质基础；至于说精神基础，除所有各阶级和所有各党派暂时精神不振而外，帝国从未有过任何精神基础。工人阶级一遭到失业，立刻又对现政府采取了敌对态度。工商业资产阶级中一大部分人因危机而陷入的处境，恰好是曾经迫使路易－拿破仑加速其coup d’état的那种处境；大家知道，他是由于害怕被关进克里希的债务监狱才停止犹豫的。同样的原因曾促使巴黎资产阶级在1848年慌忙跑向街垒，而在目前则会使他们把任何政局动荡当成上天的恩赐。现在已经完全证实，在恐慌心理达到高潮的时候，法兰西银行按照政府的命令更换了所有到期的期票——顺便提一下，这是该银行再度被迫在1月31日提供的一个方便之门；但是这种暂缓清算债务的办法并没有恢复商业的活跃，而只是使恐慌成为慢性的罢了。巴黎资产阶级中另外一些占很大比重而且很有影响的人——petits rentiers〔小食利者〕，或者说有小额固定收入的人——由于交易所证券价格的巨大波动而遭到了彻底破产；这种波动是皇朝及其投机冒险的扈从们一手造成的，并且使他们大发其财。法国上层阶级的一部分人，至少是自命代表所谓法兰西文明的那一部分人，除了把帝国当做必需的权宜手段以外，从来没有承认帝国，从来没有隐讳他们对那位“伯父的侄子”的仇视，而且近来只要一找到借口，就对那妄想把他们认为只不过是权宜手段的帝国变为永存体制的企图表示愤怒。这就是由于勒佩勒蒂埃街谋杀事件而表露出来的普遍情绪。另一方面，这种情绪的表露使冒牌的波拿巴有一种山雨欲来的预感，使他不得不摊出最后一张牌。“通报”就皇帝和皇后走出歌剧院遇到群众欢呼以及“公众的热情场面”写了大量报道。这个街头热情场面的价值如何，可由下述一段插曲看出。这段插曲是这件事的主要参与者之一传出来的，并且有一家极有威望的英国报纸担保它真实可靠：
“14日夜晚，皇宫侍从室一位当晚不值勤的高级人员正穿过林荫道，忽然听到爆炸声，看到人们向歌剧院跑去。他也向那里跑，目睹了全部情景。当时他立即被人认出，有一个同所发生事件有密切关系的人对他说：‘噢，先生，看上帝的份上，去找一个土伊勒里宫里的人，派他去再找些马车来吧。要是找不到人，就请你亲自去一趟。’他听了以后，立刻就去寻找宫廷的侍从人员，这可不是容易的事，因为大大小小的侍从人员，从执事到仆役，除一两名忠勇可嘉者外，全都飞快地溜之大吉了。但是过了一刻钟的功夫，他终于抓到了一个信差，并且立刻要他到皇宫去办这件事。过了大约二十五分钟至半小时，他回到了勒佩勒蒂埃街，因为人太拥挤，费了很大力气才挤回到剧院的列柱廊上。四周仍然躺着受伤的人们，显然到处都是一团混乱。这位先生在不远的地方无意中看见了警察局长比埃特里先生，就喊住他，要他别走开，等着自己。这位先生一过去就立刻大声说：‘我求求你，赶快使这条街道断绝交通吧。一会又要有马车来了，这样是不能把马车赶到门前的。再说，请看这里乱成什么样子了。我求求你，清理一下街道吧。’比埃特里先生诧异地望了他一眼。‘清理街道！’——他应声回答说，‘街道已经清理过了。花了五分钟的功夫就把街道清理好了。’对方听后瞪起眼睛问他：‘那末，这一大群人是怎么回事？这密密层层的、挤得水泄不通的一大群人是怎么回事？’比埃特里先生回答说，‘那全是我的人，现在勒佩勒蒂埃街这一段上没有一个外人；你所看到的全都是我的手下。’”
如果这就是“通报”所吹嘘的街头热情场面的秘密，那末，报上关于“谋杀事件发生后人们自动在林荫道上张灯结彩”的报道，当然骗不了曾经目睹这种张灯结彩场面的巴黎人，因为张灯结彩的仅限于那些替皇帝和皇后办事的商店。就连这些人也是逢人便说，在那个“鬼机关”爆炸之后半小时，警探曾登门造访，提醒他们，应该立刻张灯结彩，表明他们如何为皇帝幸免于难而感到欢欣不已。
更能证明皇帝处于完全孤立地位的，是那些慰问辞和对他表示忠诚的公众献辞的底细。在这些东西上面签名的人，没有一个不这样或那样隶属于那个吸吮法国人民脂膏的无孔不入的寄生虫——政府，没有一个不像木偶一样受内务大臣的摆弄。“通报”必须逐日把这些由皇帝本人献给皇帝的单调无味的慰问辞当做表示人民对coup d’état无限热爱的许多证明记录下来。的确，曾企图从巴黎居民方面弄到一篇慰问辞；为了这个目的，警探们曾拿着一篇慰问辞到处奔走；但是，由于发现签名的人数不会很多，这个计划也就作罢了。连巴黎的小店主都敢于拒绝在这篇慰问辞上签名，说这事不宜由警界发起。巴黎的报刊，只要是靠公众而不是靠公费支持的，就采取与人民群众完全相同的态度。它们或者像不幸的“旁观者”那样，吞吞吐吐地谈论继承下来的权利，或者像“卢瓦尔河上的灯塔”[287]那样，引述半官方报纸来作为自己报道群众热情场面的依据，或者像“辩论日报”那样，把自己的慰问祝贺文字严格限于官样礼节范围之内，或者仅限于转载“通报”上的文章。总之，已经很明显，如果说法国还没有准备拿起武器来反对帝国，那它无疑已经决心一有机会就要把帝国抛掉了。
伦敦“泰晤士报”驻维也纳记者写道：“据最近巴黎来人谈，这个城市里的普遍看法是，现今的王朝已摇摇欲坠。”
[288]
在此以前，波拿巴一直是法国唯一相信coup d’état已取得最终胜利的人，这时他自己也忽然觉察出他的幻想毫无根据了。虽然所有的社会团体和报刊都在赌咒发誓地说，勒佩勒蒂埃街的罪行是意大利人一手干下的，其结果只是更加突出法国对路易－拿破仑的爱戴，路易－拿破仑自己却急忙跑到Corps Législatif〔立法团〕去，在那里公开宣称，这次密谋是全国性的，因此法国需要新的“镇压性法律”加以压制。已经提出的那些以loi des suspects [289]为首的法律，只不过是当初发动coup d’état时所采取的措施的再版。不过那时是把它们当做临时办法，而现在把它们宣布为构成法了。这样，路易－拿破仑就自己宣布了：帝国只有依靠那些它所由诞生的卑劣手段才能永世长存；它对于采取比较体面的常态政府形式的一切奢望都必须抛弃；全国人民敢怒而不敢言地默认背信弃义的篡夺者的协会[290]进行统治的时代，已经肯定一去不复返了。
在实行coup d’état之前不久，路易－拿破仑还设法从所有的省份，主要是农业区，弄到了对国民议会进行攻击、对总统表示无限信任的声明。现在这个来源既已枯竭，就只有求诸军队了。军队方面的声明简直就是赤裸裸地宣布在法国实行御用军人[291]的统治；在其中一篇声明中，朱阿夫兵“几乎悔恨没有得到机会出色地表示他们对皇帝的忠心”。把法国分为五大帕沙军事辖区，由五位元帅分别担任各区长官，以佩利西埃为主帅予以统辖[292]，这不过是由那个前提得出的必然结论。另一方面，设立了一个枢密院，它在由某一位蒙蒂霍摄政时将同时作为国务委员会进行工作，它的成员都是富尔德、莫尔尼、培尔西尼、巴罗什等这一类可笑人物，这就向法国表明了，这些新上台的政治家给它准备了一种什么样的政治制度。这个枢密院的设立，以及路易－拿破仑在“通报”上的一封信中向目瞪口呆的世人宣布的家族妥协（由于这一宗族妥协，前威斯特伐里亚国王日罗姆被指定在皇帝缺席时担任国务委员会主席），——这一切，正如人们所正确指出的，“看来就像是朝圣者准备动身去作一次危险的旅行”[293]。斯特拉斯堡英雄[294]到底打算进行什么新的冒险呢？有人说他想靠出兵非洲得到慰借；有人说他想进攻英国。前一种设想使人回忆起他以前有过到塞瓦斯托波尔走一遭的打算[295]；可是现在也和过去一样，很可能他的智虑终将证明是他的勇敢的最大要素 ［注：参看莎士比亚“亨利四世”前篇第五幕第四场。——编者注］。至于说对英国采取任何敌对行动，那只会使波拿巴看到自己在欧洲是多么孤立，正像勒佩勒蒂埃街的谋杀事件表明了他在法国的孤立一样。军人的声明中所包含的对英国的威胁，已经最终断送了早已in articulo mortis〔奄奄一息〕的英法联盟。帕麦斯顿的外侨管理法案[296]只会促使约翰牛本来已经被伤害的自豪感变得极端愤激。不论波拿巴可能采取什么步骤——他总要想法子来恢复他的威望的——都只会加速他的毁灭。他已经临近他那奇特的、罪恶的、致命的事业的尽头。
卡·马克思写于1858年2月5日
作为社论载于1858年2月22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254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285]本文标题是根据马克思1858年的笔记本加的。——第417页。
[286]指路易·波拿巴在1840年8月6日企图实行政变。他利用波拿巴主义情绪在法国相当活跃的情况，同一小撮密谋分子在布伦登陆，以图在当地驻军中发动兵变。这一企图终于全部失败。波拿巴被判处无期徒刑，但于1846年逃往英国。——第417页。
[287]“旁观者”（《Le Spectateur》）是法国“国民议会报”（见注64）1857年9月至1858年1月在巴黎出版的报纸。
“卢瓦尔河上的灯塔”（《Le Phare de la Loire》）是法国的一家日报，从1815年起在南特出版。——第420页。
[288]“纽约每日论坛报”在马克思文章中的这段话的后面附加了这样一段：“又如现在在巴黎的一位美国知名人士在一封由‘阿非利加号’轮船寄来的信中写道：‘法国人自己的心里都有一种可怕的预感。前些日子，我曾和一个朋友谈话，她是一个非常严肃认真、头脑清楚的女人；她sotto voce〔低声〕告诉我，她接触到的人没有一个不在心惊胆战地担心着即将发生的事情，担心着不堪设想的复仇之日的到来。她告诉我，mont-de-piété〔当铺〕的收入大大减少，事实越来越明显：人民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当卖了。在她和她的朋友们看来，这肯定是最终灾难临近的征兆。’”——第420页。
[289]指一项称为嫌疑犯处治法（loi des suspects）的社会治安法律。该法律于1858年2月19日由立法团通过。它使政府和皇帝有无限的权力把一切有敌视第二帝国体制嫌疑的分子，流放到法国和阿尔及利亚的任何地方，甚至驱逐出法国领土。——第420页。
[290]指所谓的十二月十日会（见注30）。——第421页。
[291]在古罗马，皇帝私人警卫部队的军人称为御用军人，享有特权地位。马克思把拿破仑第三所依靠的那些法国军阀叫做御用军人（见本卷第428—431页）。——第421页。
[292]把法兰西帝国全境划为五个军区的命令是1858年1月27日颁布的。这些军区的行政中心是：巴黎、南锡、里昂、土鲁斯和图尔。被任命为各军区长官的是：马尼扬、巴拉盖·狄利埃、博斯凯、卡斯特朗和康罗贝尔等五名元帅。马克思称这些军区为帕沙辖区，是借用了早在1850年共和派报纸给军区取的别名；这个别名的用意是强调当时任各军区长官的反动将领的无限权力无异于土耳其帕沙的独裁大权。1858年任命佩利西埃为主帅统辖所有军区一事，只是拟议，并未付诸实行。——第421页。
[293]马克思在这里援引的是曾经流行一时的约翰·班扬的小说“天路历程”。——第421页。
[294]指路易·波拿巴曾于1836年10月30日企图实行政变。为此，他曾在斯特拉斯堡市警备团中组织了密谋活动。结果密谋全部失败。波拿巴被逮捕并流放到美国。——第421、444页。
[295]1855年3月，路易·拿破仑曾打算前往克里木加强军事行动，加速攻占塞瓦斯托波尔，以平息军队和本国所发生的不满情绪。但此行并未实现。——第422页。
[296]外侨管理法案（又名取缔阴谋活动法案）是帕麦斯顿在法国政府的压力下于1858年2月8日向下院提出的（帕麦斯顿表示自己打算提出此项法案是在2月5日）。按照这一法案，凡居住在联合王国境内者，不论英国人或外国侨民，如组织或参与旨在刺杀英国人或其他国家任何人的密谋活动，应交由英国法庭审判并予严惩。在广大群众抗议的压力下，下院否决了这一法案，帕麦斯顿亦被迫辞职。——第422页。
卡·马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