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丁
[15]
萨瓦王朝的历史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它靠在教皇党人和保皇党人之间、在意大利各共和国和德意志帝国之间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而发迹兴起并扩大版图；第二个时期，它靠在法国和奥国之间的战争[16]中时而投到这一边，时而投到那一边而发展兴隆；最后一个时期，它竭力利用世界范围内的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正如同它曾经利用各族人民与王朝之间的对立一样。在这所有三个时期中，模棱两可的态度是这个王朝的政策围绕着旋转的一个始终不变的轴心，自然，这种政策所得到的成果规模不会大，并且其性质也是极其可疑的。我们看到，在第一个时期末，与欧洲建立巨大的君主国的同时，萨瓦王朝建立了一个小小的君主国。在第二个时期末，维也纳会议赏给了它一个热那亚共和国，而奥地利并吞了威尼斯和伦巴第，神圣同盟箝制了所有一切不管叫什么名字的第二流国家。最后，在第三个时期当中，皮蒙特得到许可出席了巴黎会议，起草了反对奥地利和那不勒斯的备忘录[17]，向教皇提出了英明的忠告，受到了奥尔洛夫的嘉许，它的颁布宪法的愿望得到了coup d’état〔政变〕的鼓励，而它的独霸意大利的美梦获得了那位曾经在1848—1849年如此成功地出卖过皮蒙特的帕麦斯顿[18]的支持。
对于撒丁的代表说来，以为立宪制度——而他们这时可以亲眼看到这种制度在大不列颠受尽煎熬，并且1848—1849年的革命已经暴露出它在欧洲大陆陷于破产的状况，证明了它既不能对付国王的刺刀，也不能对付人民的街头堡垒，——以为这种立宪制度现在不仅要庆祝它在皮蒙特舞台上的restitutio in integrum〔完全恢复〕，而且甚至还要成为一支所向无敌的力量，这是极其荒唐的想法。这种想法只有小国家里的伟大人物才能产生。任何一位公平的观察家都会确信不疑：如果法国是一个大君主国，那末皮蒙特就必须安于做一个小君主国；如果法国是皇帝专制，那末皮蒙特的存在就至少要仰承这种专制的鼻息；如果法国成为一个真正的共和国，那末皮蒙特的君主国就要消失并融化在意大利的共和国之中。撒丁君主国所赖以存在的条件本身就使它不能实现自己的抱负。它只有在欧洲停止革命、而法国到处是反革命横行的时代，才能扮演意大利的解放者的角色。在这种条件下，它可以设想自己作为唯一具有进步倾向、拥有本民族王朝和本民族军队的意大利国家，而把意大利的领导角色担当起来。但是这些条件又使它受到帝制法国和帝制奥国的压力。如果这两个毗邻的帝国之间发生激烈的摩擦，撒丁就必然会成为其中一方的附庸和双方的战场。而如果它们之间建立了entente cordiale〔诚意协商〕的关系，它就必须满足于苟延残喘，即满足于暂时延缓自己的毁灭。依靠意大利的革命政党，对它说来简直就是自杀，因为1848—1849年的事件已经打消了关于这个政党的革命使命的任何幻想。这样，萨瓦王朝的希望是与欧洲的status quo〔现状〕休戚相关的，但是欧洲的status quo却使皮蒙特不能在亚平宁半岛上扩大疆界，使它只能对意大利扮演比利时式的微贱角色。
因此，皮蒙特的代表企图在巴黎会议上重新下1847年的那局棋，只能显得相当可怜。他们在外交棋盘上所走的每一着，都是将他们自己的军。他们在激烈抗议奥地利对意大利中部的占领时，不得不只是很谨慎地涉及法国对罗马的占领[19]；他们在抱怨罗马教皇的神权政体时，不得不低头忍受教会长子 ［注：拿破仑第三。——编者注］的虚伪态度。他们不得不要求那位在1848年对爱尔兰那么亲切宽厚的克拉伦登给那不勒斯国王 ［注：斐迪南二世。——编者注］讲授人道课，不得不要求凯恩、拉姆别萨和贝耳岛的狱卒[20]开放米兰、那不勒斯和罗马的监狱。他们在宣称自己为意大利的自由战士的同时，奴颜婢膝地屈服于瓦列夫斯基对比利时出版自由的猛烈攻击，而且，还说这是由于自己深信，
“如果一个国家的报纸宣传极端的观点并且攻击邻国政府，那末这两个国家很难保持彼此之间的友好关系”。
奥地利根据皮蒙特的代表对波拿巴教义的这种愚蠢的信仰，便立即坚决要求他们制止皮蒙特报纸所进行的反奥斗争和惩办这些报纸。
皮蒙特的代表一面假装他们在以各国人民的国际政策与各个国家 ［注：在1856年5月3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上，这里印的不是“国家”，而是“王朝”。——编者注］的国际政策相对抗，同时又欣然缔结了一个恢复萨瓦王朝和罗曼诺夫王朝之间数百年友谊联系的条约。他们为了想在旧欧洲的代表面前施展自己的口才，不得不忍受奥地利的冷遇，被它看做不能讨论头等重要问题的第二流国家。当他们怀着极其满意的心情草拟备忘录的时候，奥地利得到许可，不顾维也纳条约的规定，在撒丁从波河直到亚平宁山脉的整个边界上布置军队，占领帕尔马，在皮阿琴察建筑防御工事，并且在亚得利亚海沿岸，从费拉拉和博洛尼亚直到昂科纳，拉开它的军队。4月15日，即向巴黎会议提出这些控诉过了七天以后，法国和英国同奥地利签订了一项特别条约，它清楚地证明了备忘录使奥地利蒙受了多大的损失[21]。
这就是那个在自己的父亲在诺瓦拉战役中一败涂地并禅位之后[22]当着义愤填膺的军队去同查理－阿尔伯特的死敌拉德茨基握手言欢的维克多－艾曼努尔的尊贵代表们在巴黎会议上所采取的立场。如果皮蒙特不是故意视而不见，它现在就应该看到，正如它以前受到战争的愚弄一样，现在它受到了和约的愚弄。波拿巴准备利用它在意大利把水搅浑，并从浑水里钓上一顶王冠[23]。俄国准备拍拍小小撒丁的肩膀，用意是要在南方惊扰奥地利，从而在北方削弱它。帕麦斯顿为了达到只有他自己了解的目的，准备重演1847年的喜剧，甚至连唱腔也懒得改换。但是尽管如此，皮蒙特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外国列强手中的玩具。至于英国议会中的演说，布罗费里奥先生已经在撒丁的下院（他是下院的议员）中说过，“这些演说从来不是德尔斐的神谕，而是特罗芬尼的神谕”。他的错误只是把回声当成了神谕[24]。
皮蒙特演的这幕插曲，就其本身而言，并没有任何意义；它只表明，萨瓦王朝在执行祖传的随机应变的政策和再次企图使意大利问题成为它进行王朝阴谋的支柱方面，又遭到了失败。但是此外还有更重要的一点，虽然英国和法国的报纸都故意避而不谈，撒丁的代表却在他们的声名狼籍的备忘录中曾特别暗示过。奥地利的敌对态度（它是由撒丁代表在巴黎所采取的态度引起的）“使撒丁不得不继续保持武装，不得不采取对于那已因1848—1849年的事件和它所参加的战争而陷于枯竭的财政说来负担极重的措施”。但是，还不止于此。
撒丁的备忘录[25]说道：“民众的骚动近来似已平息。意大利人看到他们本民族的国君之一与西方大国结成联盟……于是抱着希望，以为他们所受的灾难未得到安抚以前，不会签订和约。这个希望使他们变得平静和驯服；然而一旦他们得悉巴黎会议的消极结果，一旦他们知道奥地利不顾法英两国的善意斡旋和友好调停，甚至反对进行讨论……那末，毫无疑问，暂时平息的怒火将会比过去更猛烈地燃烧起来。意大利人看到再不能对外交寄予任何期望，就会带着南方人所固有的火气重新投身到富有破坏性的革命政党的队伍中去，意大利又会成为阴谋和骚乱的中心，当然可以采取加倍严厉的手段把这些阴谋和骚乱镇压下去，但是只要欧洲稍有骚动，它们又会异常猛烈地发作起来。皮蒙特周围所有各国中革命热情的觉醒——这种革命热情由于它所由产生的原因而能够博得民众的同情——将使撒丁政府遭遇到异常严重的危险。”
这就是问题的实质。在战争期间 ［注：克里木战争。——编者注］，伦巴第的富裕资产阶级可以说曾经屏住呼吸作过无谓的希望，以为在这场战争结束以后，他们能够通过外交活动和萨瓦王朝的庇护获得民族解放或公民自由，而不必涉越红色的革命海洋，不必对农民和无产阶级作出让步；他们根据1848—1849年的经验已经知道，对这种让步的要求已经成为任何民众运动不可分割的部分了。但是这回他们的贪图安乐的希望破灭了。这场战争唯一显著的结果，至少是意大利人的眼睛唯一可以看到的结果，就是奥地利在物质方面和政治方面得到了优势，也就是说，这个可恨的国家由于一个所谓独立的意大利国家的合作而重新得到了巩固。皮蒙特的立宪派又摸到了好牌，但是他们又把它输掉了；他们又确信自己不能扮演他们曾如此大声要求的意大利领导者的角色。他们自己的军队将要求他们作出交待。资产阶级又得求助于人民的支持，并且把民族解放和社会复兴说成一回事情。皮蒙特的恶梦结束了，外交的魔力消散了——革命的意大利的那颗火热的心又开始更有力地跳动起来了。
卡·马克思写于1856年5月16日左右
载于1856年5月17日“人民报”第211号，署名：卡·马·
并载于1856年5月3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717号，没有署名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人民报”，并根据“纽约每日论坛报”校对过
[15]“撒丁”这篇论文是马克思为“人民报”撰写并且同时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的论文之一。
“纽约每日论坛报”（《New-York Daily Tribune》）是一家美国报纸，1841—1924年出版。该报由著名的美国新闻工作者和政治活动家霍拉斯·格里利创办，在五十年代中期以前是美国辉格党左翼的机关报，后来是共和党的机关报。在四十至五十年代，该报站在进步的立场上，反对奴隶占有制。参加该报工作的有许多著名的美国作家和新闻工作者，受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查理·德纳从四十年代末起是该报的编辑之一。马克思于1851年8月开始为该报撰稿，一直到1862年3月，继续了十年以上；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文章，很大一部分是马克思约恩格斯写的。恩格斯的文章先从曼彻斯特寄到伦敦，马克思通常在它们上面注上寄往纽约的日期；因此，文章上面的日期有时与它们的写作日期不符。马克思在有些文章上还注上巴黎或柏林等字样。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写的文章，涉及国际和国内政治、工人运动、欧洲各国的经济发展、殖民地扩张、被压迫国家和附属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等等极其重要的问题。在欧洲的反动时期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利用这个发行很广的美国报纸以具体材料来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病态和这个社会所固有的各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并且说明资产阶级民主的局限性。
“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常常随意处理，有些文章不署作者的名字而作为编辑部的社论刊登出去。从1855年年中起，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所有文章在该报发表时都没有署名。有时编辑部竟然还删改文章的内容。编辑部的这些行为曾一再引起马克思的抗议。从1857年秋天起，由于美国发生经济危机，报纸的财政状况受到影响，编辑部向马克思提出减少写稿的数量。到美国国内战争开始时，马克思完全停止了撰稿；马克思所以和“纽约每日论坛报”断绝关系，很大的一个原因是编辑部内主张同奴隶占有制各州妥协的人势力加强和报纸离开了进步立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本卷所包括的这段时期中所写的文章，遭到“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大肆窜改以致歪曲原意的，本卷没有收入。——第17页。
[16]教皇党人和保皇党人是十二世纪至十五世纪罗马教皇和德国皇帝进行斗争期间在意大利成立的两个政党。教皇党人是教皇的拥护者，是意大利城市中的商业手工业阶层的上层。保皇党人主要是拥护皇帝的封建贵族的代表人物。
法国和奥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之间的战争是争夺西班牙王位继承权的战争（1701—1714）和争夺奥地利王位继承权的战争（1741—1748）。头一次战争的结果，萨瓦公国得到了西西里岛、蒙费拉托以及米兰公国的一部分土地；萨瓦大公于1713年取得了国王的称号。1718年，西西里被西班牙人夺去，但是萨瓦公国于1720年获得了撒丁作为赔偿；同年，在萨瓦、皮蒙特、撒丁的领土上建立了撒丁王国（或称皮蒙特王国），撒丁王朝的代表成了国王。由于争夺奥地利王位继承权的战争，撒丁王国从奥地利那里得到了帕维亚公国的大部分以及奥地利在意大利的部分领地。——第17页。
[17]指皮蒙特的首相兼外交大臣卡富尔伯爵为1856年巴黎会议起草的一份备忘录，其内容是关于在奥法占领各省和那不勒斯王国（双西西里王国）境内的意大利人民的贫困状态。卡富尔未能在会议上宣读这份备忘录，他于4月8日发表严厉谴责奥地利在亚平宁半岛上的统治的演说时，向会议参加者叙述了它的内容。皮蒙特的代表在1856年3月27日和4月16日致会议主席法国外交大臣瓦列夫斯基伯爵的照会中，提出了削弱奥地利在意大利的影响、消除奥地利对意大利领土的占领、停止在那不勒斯王国实行反动和恐怖政策的问题。尽管法、英、俄三国代表赞同皮蒙特的备忘录，但是意大利问题在巴黎会议上并未得到实际解决。——第17页。
[18]在1848—1849年革命时期，英国辉格党政府（当时帕麦斯顿勋爵任外交大臣）口头上支持在意大利（包括皮蒙特）实行温和的自由主义的改革，但是无论在1848年或者1849年，都没有帮助皮蒙特反对奥地利统治北部意大利的斗争。——第17页。
[19]1849年4月，法国资产阶级政府把远征军开往意大利，目的是干涉罗马共和国和恢复教皇的世俗权力。在残酷的搏斗以后，法国军队于1849年7月3日进入罗马，在那里一直驻留到1870年。——第19页。
[20]马克思把路易·波拿巴称为凯恩、拉姆别萨和贝耳岛的狱卒，是指波拿巴在执掌法国政权之后就开始大批逮捕和放逐共和派和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
凯恩是法属圭亚那（南美）的城市，是政治犯服苦役和流放的地方，因苦役制度和折磨人的热带气候而常常造成大批死亡，故有“不流血的断头台”之称。
拉姆别萨（拉姆别兹）是在北非一个古罗马城市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法国的感化移民区，1851—1860年是流放政治犯的地方。
贝耳岛是比斯开湾的一个岛，1849—1857年是监禁政治犯的地方；参加1848年巴黎六月起义的工人也被囚禁在这里。——第19、439页。
[21]关于奥地利蒙受的损失，是马克思的讽刺话。在1856年的巴黎会议上，虽然法英两国代表赞同皮蒙特的备忘录（见注17），但是这两个国家并不想稍微认真地阻止奥地利在意大利和巴尔干所实行的政策。对这点的证明，是奥地利、法国、英国于1856年4月15日在巴黎共同签订了关于保证奥斯曼帝国不受侵犯的协定。——第20页。
[22]在1848—1849年的奥意战争当中，撒丁国王查理－阿尔伯特于1849年3月23日在诺瓦拉（意大利北部）战役中一败涂地。查理－阿尔伯特害怕人民的愤怒，当即在战场上把王位让给儿子维克多－艾曼努尔，并逃出意大利。维克多－艾曼努尔二世于1849年3月26日同奥地利人签订了停战协定，而于8月6日缔结了和约。——第20页。
[23]大概是指路易·波拿巴为他的堂弟拿破仑亲王所筹划的与撒丁国王维克多－艾曼努尔二世的女儿克洛蒂尔达缔结婚姻一事。婚礼于1859年举行。——第20页。
[24]古希腊德尔斐城阿波罗神庙里的德尔斐神谕以预卜希腊各城邦的内外政策而驰名，并对这种政策起很大的影响（卜辞由女巫宣布，但是编写卜辞的是洞悉希腊事态的祭司）。更古老的所谓特罗芬尼神谕未曾享有这种威信。马克思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英国议员们的发言不仅对于确定英国的对外政策不起决定性作用，而且也没有独创性，只不过反映了帕麦斯顿强迫议会接受的政策而已。——第20页。
[25]马克思引证的是皮蒙特的代表1856年4月16日的照会（见注17）。——第21页。
卡·马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