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尔兰的惶恐
1859年12月24日于伦敦
目前的英国内阁是由一个已经瓦解的政党组成的，像这样的政府，要抛弃自己旧日的原则，总是要比断绝自己旧日的联系更为容易。得比勋爵在搬进唐宁街之后，对于过去曾使他的名字在爱尔兰成为街谈巷议资料的错误，无疑已下了决心要加以改正；至于他那以反复无常闻名的爱尔兰首席检察官怀特塞德先生，一定已毫不犹豫地否认了把自己和奥伦治会分会结合在一起的誓言[437]。但是问题在于：得比勋爵的上台同时就是向统治阶级的某一集团发出信号——赶紧扑向前去夺取由于另一集团被迫下台而刚刚腾出的职位。得比组阁的意思就是，全部政府职位应由杂七杂八的这样一伙人去分，这伙人还由一个已失去任何意义的政党名称结合在一起，还照旧打着一面破烂不堪的共同的旗帜，尽管在事实上，他们除了对往事的回忆，派系的倾轧，而主要的是坚决要求分享新职位所提供的尘世福利的决心以外，再没有任何共同之处。这样一来，埃格林顿勋爵，这位渴望在唯利是图的英国复活骑士精神的唐·吉诃德，便应该在都柏林堡就任爱尔兰总督的崇高职位，而以狂热拥护爱尔兰地主制度闻名的纳斯勋爵，则应该成为他的内阁总理。不言而喻，这可尊敬的一对，arcades ambo ［注：一丘之貉（味吉尔“牧歌”）。——编者注］，在离开伦敦时，曾得到他们的上司的坚决劝告，要他们抛弃自己的怪癖，讲究礼貌，不要用任何出人意外的狂妄举动惊扰自己的主人。我们并不怀疑，埃格林顿勋爵越过海峡的道路铺满着善良的愿望，并且他曾以对总督佩带的小饰物的幻想安慰他的孩童般的头脑；而纳斯勋爵在到达都柏林堡时，也是一心只想看到大规模的清扫领地、焚烧农舍和将农舍的可怜住户予以无情驱逐的工作在以应有的速度进行而已。但是，既然党的关系迫使得比勋爵把不合适的人安插到了不合适的位置上，这同一种党的关系立即又使这些人陷入了尴尬的处境，不管他们的个人愿望如何。在这以前，奥伦治会由于自己的令人厌烦的忠诚曾受到官方的谴责；政府本身曾不得不公开承认这个组织是非法的，并且极不客气地向这个组织宣称，世界上谁也不再需要它，它应该完全消逝。但是，托利党内阁一上台，声名狼籍的埃格林顿和纳斯一搬进都柏林堡，这些本来感到垂头丧气的奥伦治会会员又充满希望了。太阳又开始为这些“真正的托利党人”照耀了；他们觉得，他们又将像在卡斯尔里时期那样在国内为所欲为，他们复仇的日子已经大大临近了。他们一步一步地迫使唐宁街的那些昏庸、软弱、因而也是冒失莽撞的代表从一个尴尬的境地进到另一个尴尬的境地，终于在一天早上，世界为总督发表的公告所震撼了；这个公告宣布爱尔兰处于所谓戒严状态，并用100英镑和50英镑的悬赏办法把间谍、告密人、伪证人和挑衅者的职业变成为绿色艾林 ［注：爱尔兰的旧称。——编者注］的最赢利的职业。悬赏破获秘密社团的告示刚一贴出，就有一个名叫奥沙利文的恶棍，基拉尼的一个药房学徒，告发了自己的父亲和基拉尼、肯梅尔、班特里和斯基别林等地的几个青年人，说他们是一个大阴谋的参加者，同活跃于大西洋彼岸的海盗暗中勾结，像布莱特先生那样，不仅想“使英国机关美国化”，而且要把爱尔兰并入模范共和国。于是，克黎郡和科克郡的密探就忙碌起来了，开始夜间捕人，进行秘密调查；对阴谋分子的搜捕从西南扩展到东北；在莫纳根郡演了不少滑稽剧，拜尔法斯特的惊慌不安的居民亲眼看到几十个教员、职员和店员被押着从大街走过，被关进了监狱。由于诉讼程序蒙上了神秘的色彩，事情被弄得更糟了。被捕者没有一个得到保释，夜间搜捕成了司空见惯的现象，全部侦查都严守秘密，据以进行逮捕的证件通常谁也未曾见到过，法官奔忙于自己的法庭和都柏林堡的接待室之间。拜尔法斯特市的被告辩护人雷先生曾经这样谈到拜尔法斯特的情形：“我觉得，最近一周来，英国宪法已经离弃了拜尔法斯特城。”这句话对于整个爱尔兰也完全适用。
但是从这一切叫嚷和这一切神秘色彩下面愈来愈明显地透露出政府的不安来。政府对来自它那些轻信的爱尔兰代理人的压力做了让步，而这些代理人原来又只不过是奥伦治会会员手中的玩物，现在政府不知道如何才能摆脱荒唐的处境而不致同时丧失自己的名誉和地位了。起初政府宣布，从西南到东北密布在整个爱尔兰境内的危险阴谋来自企图使爱尔兰美国化的凤凰俱乐部[438]。后来，阴谋似乎变成了里本运动[439]的复兴；而现在这又是某种完全新的、完全无人知晓的、因而还要更可怕的东西了。政府被迫运用了什么样的诡计，可以从政府机关报都柏林“每日快报”[440]所使用的手法看出来；这家报纸每天都要编造各种关于谋杀、武装抢劫和夜间集会的谣言以飨读者。但使这家报纸感到莫大遗憾的是，被杀死的人竟常常从坟墓中爬出来，并且就在这家报纸上抗议编辑部这样摆布他们。
可能确有凤凰俱乐部这样的组织存在，但无论如何，既然政府认为可以把这只凤凰扼杀在它自己的灰烬里，它的意义是微不足道的。至于里本运动，那末这个运动从来没有依靠过阴谋分子。当在十八世纪末，信奉新教的“黎明伙伴”联合起来反对爱尔兰北部的天主教徒时，与之相对立产生了“护教派”的团体[441]。当1791年，“黎明伙伴”溶合于奥伦治会会员中时，“护教派”便变成了里本派。最后，在我们的时代，由于英国政府已公开同奥伦治会决裂，使里本派失去了存在的基础，里本派的团体已自行解体了。的确，埃格林顿勋爵所采取的非常措施可能使里本运动复活，就同目前都柏林的奥伦治会会员想安置英国军官去领导爱尔兰警察并用自己的拥护者去充实爱尔兰警察的企图也会使里本运动复活一样。目前，在爱尔兰，除了农业地区的社团外，没有任何秘密社团存在。但是，谴责爱尔兰产生出这种社团并不比谴责森林长出蘑菇更合逻辑。爱尔兰的地主们已联合起来残酷无情地反对贫穷的佃户，或如他们所说的，进行经济上的实验——清除国内的多余人口。他们打算像有的女仆消灭害虫那样毫不客气地消灭爱尔兰的小佃农。这些被弄得走投无路的不幸的人们想要进行微弱的反抗，才组成了散布在全国各地的，只能进行个人复仇行动的秘密社团。
但是，如果说政府想要在爱尔兰揭露的阴谋只是奥伦治会会员的纯粹虚构，那末，由于政府所悬的赏金，这个幻想的果实可能取得极为具体的形式。比较起来，募兵人员的先令和杜松子酒所具有的引诱王国平民参加皇家军队的力量，还不如为揭发爱尔兰秘密社团而悬的赏金所具有的建立那些所要加以揭发的社团的力量。每个郡内都立即出现了一批叛徒，他们冒充革命代表在农业地区四处游荡，招募革命党，要他们宣誓，然后告发这些受骗者，把他们送上绞架，并把沾满鲜血的钱放进腰包。为了使读者对这一帮告密人和政府赏金对他们的影响得到一个概念，只要把罗伯特·皮尔爵士在下院发表的一篇演说中的这样一段话摘引在下面就够了：
“当我担任爱尔兰事务大臣的时候，在休尔河畔的卡里克和克郎梅尔间的一个地方发生了一件谋杀案。有位××先生对××先生怀有不共戴天之仇，他用每人两基尼的代价雇了四个人去杀死他。休尔河两岸都有由卡里克通往克郎梅尔的道路；他在每条路上布置了两个人，因此他的受害者是逃脱不掉的。这样，那个不幸的人就遭到了暗杀，这一令人发指的罪行震惊了全国，以致政府悬赏500英镑来捉拿每一个凶手。你们信不信，竟是这个收买四个凶手的恶棍亲自出来告发了他们，后来凶手被处决了，而我在都柏林堡的我的办公室里亲手把2000英镑交给了这个人面野兽。”
卡·马克思写于1858年12月29日
载于1859年1月1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530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437]马克思暗示得比于1830—1833年任爱尔兰事务大臣期间，曾对爱尔兰人民采取高压政策的事。根据1833年得比通过议会实行的暂停行使宪法保障法令（Coercion act），爱尔兰禁止自由集会，宣布戒严，设立军事法庭，并暂停实行人身保护法（Habeas Corpus Act）。
奥伦治会分会——见注428。——第711页。
[438]凤凰俱乐部是爱尔兰的秘密社团，由1848年后被粉碎的爱尔兰革命俱乐部产生的；它的主要成员是小职员、店员和工人。该社团同侨居美国的爱尔兰革命者有关系。1858年，由于芬尼亚社领袖斯蒂芬斯的宣传，俱乐部的大多数成员都加入了秘密的芬尼亚兄弟会。——第713页。
[439]里本运动（来自英文ribbon——带子）是十八世纪末在北爱尔兰产生的爱尔兰农民运动。爱尔兰农民结成秘密组织，并以佩带绿布条作为参加这些组织的标志。里本运动是人民对英国大地主的专横和暴力驱逐佃农的一种反抗形式。里本派袭击地主庄园，谋杀他们最仇恨的大地主和管理人。但是，里本派的活动没有任何共同的行动纲领，纯粹是地方性的，分散的。——第713页。
[440]“每日快报”（《The Daily Express》）是英国政府的日报，从1815年在都柏林发行。——第713页。
[441]“黎明伙伴”（Peep-o’-Day boys）是反动的新教（长老会的）组织成员的名称，十八世纪八十年代在北爱尔兰产生，目的是反对天主教徒。这些组织的成员，得到大地主的公开支持；为自身利益而挑拨和鼓励爱尔兰人宗教摩擦的英国政府也在暗中支持他们。他们通常在黎明时分（“黎明伙伴”由此得名）闯进天主教徒家中，借口搜查武器而进行捣毁。当时根据法律，天主教徒是禁止持有武器的。
“护教派”（《Defenders》）是爱尔兰天主教徒组织成员的名称，产生于十八世纪八十年代，其目的是抵抗“黎明伙伴”。——第714页。
卡·马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