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五八年的欧洲

1858年下半年，欧洲的政治生活显得特别活跃。从1851年12月2日到今年年中，就政治方面来说，欧洲大陆好像裹上了一件尸衣。统治者由于依靠自己的军队在巨大的革命冲突中取得了胜利，就有可能独断专行，随心所欲地颁布和取消法令，遵守或者破坏法令。各地的代议机关都变成了空架子，几乎任何地方的议会反对派都不能存在下去，报刊堵上了嘴。如果不是突然爆发的此起彼伏的骚动：米兰起义、萨累诺登陆[430]、夏龙叛乱 ［注：见本卷第436—440页。——编者注］、谋杀路易－拿破仑 ［注：见本卷第417—422页。——编者注］，如果没有翁热等地的某些政治审判案（在审判中，以往的革命精神短时间地、付出很大代价地表现出来，威胁地宣布它的存在），那末可以认为，1848年的经验使欧洲大陆放弃了涉及政治的任何念头，到处都认为军事专制和君主专制制度是唯一适当的政体。甚至在英国，政治改革气氛也日益低落。英国议会全神贯注于法律、贸易和行政的立法，而后者必然趋向于集中。复活群众政治运动的企图终于完全破灭，争取改革的资产阶级政党，在1857年帕麦斯顿的普选中遭到彻底失败以后就无声无息了，而宪章运动也处于完全破产的境地。

在欧洲各国中，俄国第一个从这种政治昏睡状态中苏醒过来。虽然在克里木战争结束时领土没有多大的损失，就东方来说甚至也无损于威望，但是毕竟伤了俄国的自尊心。第一次迫使它放弃了无论如何决不让出兼并的领土的原则。它的最有组织的部门——军事部门的一切行政制度彻底地破产和崩溃了。尼古拉二十五年来夜以继日地苦心经营的事业被埋葬在塞瓦斯托波尔城堡的废墟中。就国内当前的政治条件来说，除了实行霸权的和极端官僚化的制度外，是不可能实行别的行政制度的。为了给一个比较适当的制度奠定基础，亚历山大二世不得不重新求助于解放农奴的主张。他不得不和两个凶恶的敌人——贵族和官僚制度本身进行斗争，他打算违背这个制度本身的意愿来改革它，而这个制度又应该成为实现他的计划的工具。除了到至今连考虑自己政治地位的权利都被剥夺的俄国农奴、商人这些死气沉沉的群众的消极的传统奴隶性中寻找支持以外，他再也找不到任何别的支持。为了使他们的支持成为现实，他必须制造一种社会舆论，至少应该创办报刊之类的东西。为此放松了检查，容许展开文雅的、善意的、有礼貌的讨论，甚至允许对官员们的行为进行轻微的客气的批评。对于任何一个欧洲国家来说（法国除外），现在俄国容许自由议论的程度是可笑的和微不足道的，但是了解尼古拉俄国的人们却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农奴制的废除不可避免地会带来一些困难，但与此同时，俄国社会上比较有学识的人士觉醒起来参加政治生活又完全是一种吉兆。

普鲁士的政治生活也活跃起来了。国王暂时退位不管国事之后不久就表明：他的精神失常已不可救药，他的兄弟迟早要被任命为掌握全权的摄政王。无人在位的这个间隙时期为展开鼓动奠定了基础；这个借要求确定摄政为名的鼓动，事实上是反对当时不得人心的内阁的。两个月以前，终于确定了摄政，撤换了内阁成员，选出了新的议院，长期以来被压抑的政治运动一下子为自己扫清了道路，几乎一个不留地从立法部门赶走了原有的大部分人员。普鲁士社会生活目前的这种活跃状态最终会导致什么结果，这个问题本报已作了分析 ［注：见本卷第643—647、648—660、671—684、690—694页。——编者注］，这里我们仅仅指出政治活跃已经开始这一事实。

德国其他地方已不能不觉察到这个运动的存在。的确，在那些小邦中它已使人有所感觉：随着这个运动在普鲁士采取更为明确的形式，在这些邦中，内阁的改组、各政党力量对比的变化、政治上的动荡也无疑地加剧了。这个运动不仅在德意志的一群小君主国中、而且在奥地利也日益成为极易感觉得到的了。现在奥地利立宪党不可能使政府做第二次设立代表机关的试验，因此，把这个问题诉诸舆论的唯一手段就是赞扬在普鲁士“恢复了健全的立宪政体”。普鲁士在奥地利和德国南部突然享有这样大的声望，简直是奇怪的事情。然而，不管这个运动采取什么形式，重要的是这个运动甚至在奥地利也已经发生了。

意大利是激起运动的另一策源地。在同俄国缔结和约之后比较平静下来的政治狂热病，由于波拿巴主义阴谋的助长而不可避免地笼罩了这个易于激动的民族。在伦巴第，旧的反对烟草垄断的运动重新又展开了。帕尔马公爵夫人不顾在皮阿琴察有奥地利的驻防军，竟允许里斯托丽扮演一个鼓吹同亚述大进行神圣战争的犹滴，来鼓动反对奥地利人[431]。法国占领军在罗马的处境就变得像教皇政府的处境一样困难。甚至那不勒斯也在准备起义，而且，撒丁的维克多－艾曼努尔也指示他的将军们做好准备，因为可能在春天的时候他们又不得不嗅到火药味了。

甚至在法国也弥漫着这种新的潮流。蒙塔郎贝尔反对波拿巴主义的文章[432]，就是法国资产阶级重新积极起来的明显表现。现在已经知道，不仅蒙塔郎贝尔又写了另外一篇论文，而且路易－拿破仑的前大臣法卢先生也准备发表激烈的文章来反对现存制度。蒙塔郎贝尔的审判案已经成为法国议会著名议员对统治制度的庄严抗议，成为他们仍然力求恢复议会体制的声明。布洛利、奥迪隆·巴罗、维尔曼以及其他许多这类人物都出席了法庭审判，贝利耶代表他们全体发了言，由于律师在法庭辩护时在某种程度上享有不受侵犯的权利，他慷慨激昂地说：

“不，我们任何时候也不会因为任何代价而背弃我们的过去。你们对我国的估计太低了。先生们，你们认为我们国家是易变的和不稳定的。既然如此，你们为什么又确信这个国家并不希望有一天会回到它所喜爱的、并且实行了半世纪的那种体制呢？是的，我们由于进行长期的斗争、受到艰苦的考验、忍受失望的痛苦而过多地消耗了我们的力量，尽管如此，一旦祖国向我们召唤，我们就一定会站在自己的岗位上。我们会像往日那样热情、顽强和无私地把自己献给祖国，而在临死前我们要高呼：‘自由和法兰西！’”

毫无疑问，如果没有法庭外面强大的道义力量的支持，发言者决不敢这样向当前法国的整个政治制度公开地宣战。最后，我们看到，甚至在英国，主张改革的鼓动也重新展开了。而且，归根到底是这样：只要议会还没有通过这样一种改革来大大改变各政党的力量对比，从而破坏尊严的但是软弱无力的不列颠宪法的基础，这个问题就一直会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向议会提出。

但是，在这个几乎在欧洲各国都是相同的、到目前为止始终非常和谐地展开的运动后面，究竟隐藏着什么东西呢？当1848年的火山爆发突然在惊慌失措的欧洲自由资产阶级眼前喷出一个为争取自身政治解放和社会解放的武装工人阶级的巨大怪影的时候，把安全地握有自己的资本看得比直接掌握政权重要得多的资产阶级，宁可牺牲它过去所争取的这个政权和一切自由，以便万无一失地镇压无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承认自己政治上不成熟和没有能力管理国家事务，甘心屈从于军事官僚专制制度。于是，开始了工厂、矿山、铁路和轮船的忙乱建设，开始了有名无实的股份公司、欺骗和证券投机的Crédit　Mobilier[28]的时代，也是欧洲资产阶级竭力用经济上的胜利来弥补自己政治上的失败、以个人的富裕来弥补他们集体的衰弱的时代。但是，随着资产阶级财富的增加，它的社会实力增大了，它的利益也相应地扩大了；资产阶级又开始感到了加在它身上的政治桎梏。目前在欧洲展开的这个运动，正是这种感觉的自然结果和表现。由于十年来工业的发展没有受到任何破坏，每个资产者重新恢复起来的统治工人的信心，加强了资产阶级的这种感觉。1858年的情况在很多方面同1846年相似，1846年欧洲大部分国家在政治上也开始活跃了起来，也出现了许多拥护改革的执政者，而在两年之后，他们束手无策地被自己为之开辟道路的革命洪流冲击到一边。

弗·恩格斯写于1858年11月底

作为社论载于1858年12月23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514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28]Crédit　Mobilier（动产信用公司，全称Société　générale　du　Crédit　Mobilier）是法国的一家大股份银行，由贝列拉兄弟创办并为1852年11月18日的法令所批准。Crédit　Mobilier的主要目的是充当信贷的中介和滥设企业（参加工业企业和其他企业的创立）。该银行广泛地参加了法国、奥地利、匈牙利、瑞士、西班牙和俄国的铁路建设。它的收入的主要来源是用它所开办的股份公司的有价证券在交易所进行投机。Crédit　Mobilier用发行本公司的股票得来的资金收买各种公司的股票，Crédit　Mobilier的股票只是以它持有的其他企业的有价证券作担保，而各种公司的股票则是以它们本身的财产价值作担保的。因此，同一项实际财产产生了两倍的虚拟资本：一种形式是该企业的股票，一种形式是拨款给该企业并收买其股票的Crédit　Mobilier的股票。该银行同拿破仑第三的政府有密切的关系，并受它的保护。1867年，该银行破产，1871年停业。Crédit　Mobilier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作为新型金融企业出现，是由反动时代的特征所引起的，在这个时代里，交易所买空卖空、投机倒把活动异常猖獗。中欧的其他许多国家也仿照法国的Crédit　Mobilier建立了类似的机关。——第24、218、257、313、379、464、521、541、689、699、729页。

[430]米兰起义（1853年2月6日）是意大利革命者马志尼的拥护者发动的，并得到匈牙利革命流亡者的支持。起义者大多数是意大利的爱国工人，以推翻奥地利在意大利的统治为目的。但是，起义是根据密谋策略组织的，并没有考虑到现实状况，很快就遭到了失败。马克思在一系列文章中对这次起义作了评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593—594、599—602、624—626页）。

萨普里（萨累诺省）登陆是意大利革命民主主义者卡·皮萨康率领下准备在意大利南部举行起义的一支不大的队伍在1857年6月底举行的。这支军队没有能够与农民群众建立联系，没得到他们的支持，被那不勒斯军队歼灭了。——第695页。

[431]恩格斯指的是著名意大利悲剧女演员里斯托丽在意大利的演出，她在贾科美蒂编的“犹滴”一剧中扮演圣经上的女英雄犹滴。据圣经上的传说，为了拯救自己的人民，犹滴杀死了和罗孚尼——亚述人的统帅，使犹太人能把敌人逐出国境。剧终时里斯托丽唱了一支圣歌，歌中有这样一句话：“让他们知道，要是外国人威胁祖国，战争是神圣的。”意大利的爱国者以人声沸腾的、显然是反对奥地利占领者的游行示威来响应这支圣歌。当女演员在帕尔马巡回演出的时候，帕尔马公爵夫人说帕尔马没有外国人，准许演唱整个这支圣歌。这个剧引起了观众的狂喜；此后，无论里斯托丽演什么剧，群众都要求她演唱“犹滴”中的这支圣歌，每次演唱都激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第697页。

[432]指蒙塔郎贝尔的论文“英国议会关于印度问题的辩论”（《Un　débat　sur　l’Inde　au　parlement　anglais》），这篇文章曾载于1858年10月25日“记者”（《Le　Correspondant》）杂志，新合订本第9卷。——第698页。

卡·马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