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的选举
1857年3月20日于伦敦
编写1848年到1858年这段时期的欧洲历史的未来历史学家，一定会为波拿巴于1851年对法国所采用的手段同帕麦斯顿于1857年对联合王国所采用的手段竟如此相似而惊愕不已。这两个人都假装不求助于议会而求助于国民，不求助于狡猾的政党联合，而求助于老实的舆论。这两个人都提出同样的借口。如果说波拿巴曾经准备使法国免遭社会危机，那末如今帕麦斯顿就正在准备使英国免遭国际危机。和波拿巴一样，帕麦斯顿必须抓住强有力的执行权来对付立法权的空洞谈论和烦渎干涉。波拿巴同时既诉诸保守派[145]，又诉诸革命派，把前者当做贵族的敌人，把后者当做资产阶级篡位夺权的敌人。而帕麦斯顿——难道他没有侮辱一切专制政府吗？那末他会引起任何自由派的不满吗？另一方面，难道他没有出卖一切革命吗？那末他不是应该成为保守派挑中的人物吗？他反对任何改革，保守派难道会不支持他吗？他不让托利党人担任官职，那末自由派的钻营之徒难道会抛弃他吗？波拿巴是一个使外国人害怕和代表法国光荣的名字。帕麦斯顿对于联合王国说来不也正是如此吗？不管怎样，他从1830年实行选举改革[146]以来，即从英国近代史开始以来，除了几次短暂的间隔以外，一直是执掌外交部的。因此，英国的国际地位，不管在外国人看来是多么“可怕”或多么“光荣”，是与帕麦斯顿勋爵个人有关的。波拿巴一拳就把法国所有公认的大人物打倒了，但是帕麦斯顿难道不会把罗素分子、格莱安分子、格莱斯顿分子、罗巴克分子、科布顿分子、迪斯累里分子tutti quanti〔等等〕“碎为齑粉”吗？波拿巴不曾有任何原则、任何准则，但是他曾答应给法国提供它所希望的东西——一个人。帕麦斯顿现在也是这样做。他，也是一个人。甚至他的最凶恶的敌人都不敢说他代表什么原则。
难道Assemblée Législative〔立法议会〕制度不是由正统派和奥尔良派[147]组成并掺杂了少许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的联合的制度吗？这个联合的存在本身就证明了其中所代表的那些政党是分散的，因为旧的党派传统只允许它们结成消极的统一体。这种消极的统一体不能采取行动；它的行动只能是消极的；它只能是一种障碍；波拿巴的权力即由此而来。但是，帕麦斯顿的情况现在不也正是如此吗？难道从1852年起召开的议会不是联合议会，难道它因此不是一开始便体现为联合内阁了吗？Assemblée Nationale〔国民议会〕等到被波拿巴强迫驱散的时候，已经失去了有行为能力的多数。下院在终于被帕麦斯顿宣布解散的时候，情况也是如此。但是他们的相似之处仅此而已。波拿巴在诉诸国民以前就宣布了coup d’état〔政变〕。受宪法约束的帕麦斯顿在试图宣布coup d’état之前，必须先诉诸国民。在这一点上，不能否认，一切优点都在波拿巴方面。巴黎的大屠杀，各省的侦缉队，到处戒严，宣布人们不受法律保护，大规模的放逐，投票箱前后的刺刀和大炮，——所有这一切都使波拿巴派报纸（唯一未被十二月洪水冲走的报纸）的论据具有不祥的雄辩能力，无论这家报纸所固有的毫不新奇的诡辩、令人极端厌恶的逻辑以及辞藻堆砌得令人作呕的阿谀奉承都不能使它的说服力有所减少。相反，帕麦斯顿的娄罗喊得越高，他的地位就越不稳固。尽管他是一位伟大的外交家，可是他忘记吩咐自己的奴才记住人们给那想为瞎子领路的跛子所提出的忠告，——他忘记叮嘱他们记住达来朗所说的《pas de zèle》〔“不要太殷勤”〕。的确，他们把自己的角色扮演得太过火了。就拿首都一份报纸上所刊登的这样一篇颂词作例子吧：
“帕麦斯顿万岁！——这就是我们期望将要在每一个选民会上喊出的口号……对帕麦斯顿勋爵无限忠诚——这就是应该列入每一个候选人的信条中的第一条教义……必须要自由派的候选人承认：帕麦斯顿勋爵担任首相——这是当今的政治必然性。无论如何必须承认他是当代的英雄，不仅是未来的英雄，而且是我们眼前的英雄；不仅是紧要时期不可或缺的人物，而且是我们同时代人中唯一的、生来应付我国显然即将面临的情况的人物……他是现代的偶像，是万民爱戴的人，是一轮冉冉东升的旭日。”
[148]
难怪约翰牛不能忍受这些，并且对颂扬帕麦斯顿的热狂产生了反感。
由于帕麦斯顿本人被宣布为政治原则，所以毫不奇怪，他的对手们也就把对他本人的批判研究当做了自己的政治原则。的确，我们看到，帕麦斯顿仿佛有魔法似的，使议会制英国的所有昔日巨擘都死而复生了。可以证明这种说法的，是约翰·罗素勋爵（辉格党人）在伦敦饭店一次首都选民会议上出现的场面，以及皮尔分子詹姆斯·格莱安爵士在卡赖尔选民面前演出的戏，最后，还有曼彻斯特学派的代表理查·科布顿在曼彻斯特自由贸易大厅的群众大会上的戏剧性表演。帕麦斯顿的做法完全不像海格立斯那样。他不是把巨人举到空中去杀死[149]，而是把侏儒们推回到地面上，赋予新的力量。如果有人在世人眼目中贬低了自己，那末这无疑是约翰·罗素勋爵，一位所有法律早产儿的生父，随波逐流的英雄，维也纳的外交调停人[150]，能使一切都无可挽救地化为乌有的人物。但是现在请看一看他昂首阔步地出现在伦敦选民面前的场面吧。何以会有这种变化呢？这纯粹是帕麦斯顿给他安排的环境造成的。罗素说，我是废除宣誓法和市镇机关法的法律的起草者，是议会改革法案、市政机关改革法案、调整教会什一税问题法案、某些关于非国教徒的自由派法律[151]以及若干有关爱尔兰的法律的起草者。总而言之，我体现了辉格党人政策中一切进步事物的实质。难道你们为了一个代表着并无人民成分的辉格主义（不是作为政党而只是作为一群钻营之徒的辉格主义）的人而把我牺牲掉吗？然后，罗素把自己的缺点用来吹嘘自己。我一向是反对不记名投票的。难道你们以为帕麦斯顿奚落我，我现在就会屈辱自己而放弃信念，就会承担支持急进改革的义务吗？他的听众叫道，不，不要让罗素勋爵现在承担支持不记名投票的义务。这位小人物的伟大之处，就是他在这种情况下承认自己是微小改革的拥护者。为不赞成不记名投票的罗素勋爵三呼万岁，再呼万岁！然后，罗素勋爵使天平完全倾向于他那一方面，他向到会的人问道：他们能否允许一个小小的鸦片商集团按照帕麦斯顿的命令组成竞选团体来把政府所示意的决定强加在首都的自由选民身上，并且按照同一位帕麦斯顿的命令，使他，即十六年以来一直是他们的朋友的约翰·罗素勋爵本人遭到奚落！不！不！听众高声喊道，打倒这个集团！约翰·罗素勋爵万岁！很可能，现在罗素不仅将在伦敦重新当选为议员，而且可能得票最多。
詹姆斯·格莱安爵士的故事则更有趣。如果说约翰·罗素勋爵变得很可笑，那末格莱安就变得很可怜了。他对他的卡赖尔选民说，难道只是因为我生平有一次凭良心办了事、宁可冒着丧失政治地位的危险而不愿屈从于一个人的专权，我就应该被人当做一支点完了的蜡烛一样吹灭，或者应该像一只被赶出赛狗场的狗一样溜走吗？你们不管我干了多少可耻的事情，还是选举我作为你们的代表。难道你们会因为我做了唯一的一件好事而要我退职吗？卡赖尔的选民回答道，当然不会。
与罗素和格莱安不同，曼彻斯特的科布顿先生所要应付的不是自己的选民，而是布莱特和基卜生的选民。他不是以自己的名义而是以整个曼彻斯特学派的名义说话。这就加强了他的地位。在曼彻斯特，拥护帕麦斯顿的口号比在任何其他地方还要更不自然。工业资本家的利益在本质上不同于伦敦和利物浦的鸦片走私商的利益。在曼彻斯特产生的抵制布莱特和基卜生的反对派不是依据当地社会的物质利益，而号召选举帕麦斯顿则和这个社会的全部传统直接抵触。这个号召有两个来源：一方面是高价刊物，它们想为废除报纸印花税和降低广告税[152]报仇；另一方面是有钱有势的工厂主，他们对布莱特的优越的政治地位很眼红，企图扮演bourgeois gentilhommes〔醉心贵族的小市民〕，以为纠集在帕麦斯顿的贵族旗帜下比支持布莱特的稳健纲领还要更时髦，更为bon ton〔优雅〕。曼彻斯特的帕麦斯顿集团的这个特点，使科布顿能够从反谷物法同盟[153]运动以来第一次重新摆出平民领袖的姿态，重新号召劳动阶级聚集到他的旗帜下面来。他很巧妙地利用了这种情况。他选来攻击帕麦斯顿的调子是多么高，可从下面这段引文中看出来：
“因此，所有这一切都与我认为我国人民应该密切关心的重大问题有联系。你们是否希望下院议员维护你们的利益，监督支出（是的，是的！）并且不让你们卷入无益的、花钱的战争呢？（是的！）好极啦，但是你们准备采取的行动是不正确的，如果我从你们报纸上所了解到的东西在选举过程中得到证实的话，因为我听说，你们打算把那些为了密切关怀你们的利益而联合起来、并且根据现有的事实对这次战争问题进行了表决的议员全都抛开，不让他们当选，而准备另选别人（不，不！）——另选别人出来干什么呢？——是为了维护你们的利益吗？不，是让他们到议会里专按照现任大臣的指示驯顺地干一些肮脏下流的勾当。（一片叫好声）的确，我听说，你们准备让帕麦斯顿勋爵来做我国的专制统治者。（不，不！）很好，可是如果议会不制止他，如果他在受到议会抑制的时候解散议会，如果你们不把那些不偏不倚的、有足够能力维护自己的权利和你们的权利的人送进议会，而把纯粹执行帕麦斯顿意志的人送进议会，那末这岂不是使他有了专制权力吗？让我告诉你们吧，这是世界上最粗暴的、代价最高的、同时也是最不负责任的专制，因为你们在这位大臣周围造成了代议制形式的骗人假象；当他有议会作为倚仗的时候，你们就碰不着他；要是你们在选举中不执行自己的职责，不把那些将要警惕地监视现任大臣的人选入下院，我敢说你们的景况就会很糟糕，因为你们将要比普鲁士国王和法国皇帝的臣民受到更不负责的统治。（大声欢呼）”
现在大家知道帕麦斯顿为什么要急忙地进行选举了。他只有用奇袭的手段才能获胜，而时间却是奇袭的敌人。
卡·马克思写于1857年3月20日
载于1857年4月6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980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145]马克思指的是路易·波拿巴在准备和实行1851年政变时期所采用的蛊惑手段（参看卡·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六、七两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191—227页）。——第169页。
[146]指英国议会于1832年6月实行的选举法改革。这次改革是反对土地贵族和金融贵族的政治垄断，并为工业资产阶级的代表进入议会打开通路。争取改革的斗争的主要力量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被自由资产阶级所欺骗，没有获得选举权。——第169页。
[147]正统派是法国于1792年被推翻的、代表世袭大地主利益的波旁王朝长系的拥护者。在1830年，该王朝第二次颠覆以后，正统派就结成了政党。
奥尔良派是金融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的保皇党，拥护在1830年七月革命到1848年革命这段时期执政的波旁王朝的幼系，奥尔良公爵。在第二共和国时期（1848—1851），他们与正统派联合起来，组成所谓秩序党。——第170页。
[148]马克思摘引的是伦敦“晨报”（《The Morning Advertiser》）上的一篇文章。——第171页。
[149]暗指关于安泰的神话。——第171页。
[150]指罗素参加了根据奥地利的倡议于1854年12月在维也纳召开的、有俄国、奥地利、法国、英国、土耳其代表参加的会议。1855年3月，会议变成了国际性的代表会议，它一直开到1855年6月。维也纳代表会议的目的，就是制定一项准备据以开始克里木战争参战国之间的和平谈判的协定。罗素曾打算促使奥地利赋予他那关于限制俄国黑海海军的提议以最后通牒的形式，但未得伦敦内阁的赞同。俄国拒绝了西方各国的这项要求，因此谈判遭到失败。结果罗素只好退职，帕麦斯顿从而实现了他的不可告人的目的——破坏他的对手的威信。——第172页。
[151]宣誓法（Test Act）公布于1673年，它要求一切公职人员承认英国国教会的信条。它于1828年废除。
市镇机关法（Corporation Act）是于1661年通过的，它要求担任各选职（主要指市政机关中的选职）的人承认英国国教会的信条。它于1828年废除。
议会改革法案——见注146。
苏格兰市政法（1833年）和英格兰市政改革法（1835年）给各大城市（除伦敦以外）规定了城市自治的统一系统。市政机关在苏格兰是由年收入不少于十英镑的房主选举的，在英格兰是由全体纳税人选举的。由于这些法律，辉格党的资产阶级在许多大城市中获得了政权。
教会什一税是爱尔兰当地信奉天主教的居民从十六世纪起被迫向英国国教会缴纳的税，它在群众运动的压力下，由1838年的法律予以废除。但是这种“废除”只涉及到它的征收形式：取消实物租以后，教会靠增加爱尔兰农民的租金，继续以特殊的货币租的形式得到收入。
非国教徒是在某种程度上不遵奉国教教会信条的英国各宗教教派的教徒。允许非国教徒在他们自己的教会里举行结婚仪式的非国教徒法案，是由罗素于1834年提交下院的。——第172页。
[152]印花税（stamp duty）和广告税（advertisement duty）是英国于1712年施行的对报刊征收的两种捐税，其目的是增加国家收入并与反对派的刊物进行斗争。印花税和广告税使报刊价格极为昂贵，限制报刊的销路，使它们不能与广大群众见面。这些捐税逐渐增加，以致成为新兴的工业资产阶级的主要障碍，议会在他们的压力下只好在1836年降低印花税，而在1855年予以废除。广告税是在1853年废除的。对于少数高价刊物说来，废除这些捐税是不利的，因为这些捐税的废除引起大量廉价刊物的出现，这就造成了与旧报刊的竞争并且减少了它们的收入。——第173页。
[153]反谷物法同盟是曼彻斯特的厂主科布顿和布莱特于1838年创立的。同盟要求贸易完全自由，废除谷物法（见注143），其目的是为了降低工人工资，削弱土地贵族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同盟在反对地主的斗争中曾经企图利用工人群众，可是就在这个时候，英国的先进工人展开了独立的、有着自己政治见解的工人运动（宪章运动）。工业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在谷物法问题上的斗争，由于1846年关于废除谷物法的法案的通过而告结束。——第173页。
卡·马克思